李世民與武則天
唐朝的第二代皇帝唐太宗李世民，毫無疑問是秦始皇、漢武帝以來最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大唐帝國的聲望是和他的名字聯(lián)系在一起的。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一個度，不能講過頭。由于李世民是殺兄逼父取得帝位的，不合乎儒家倫理，因此即位后便致力于篡改國史，為自己辯護，御用文人把太原（晉陽）起兵時的李淵（李世民之父）寫成無所作為的庸碌之輩，李世民則成了唐朝的締造者。其實，李淵決不是庸碌之輩，而是一個有政治遠見和軍事才能的開國君主。
唐朝的締造者李淵出生于北方山西地區(qū)一個有著漢人與胡人混合血統(tǒng)的貴族之家，他是西魏貴族李虎之孫，本人又世襲唐國公，憑借自己的政治優(yōu)勢，利用隋末的動亂形勢，取而代之，建立新的王朝。隋、唐的建立者與西魏有著千絲萬縷的關(guān)系。西魏宇文泰創(chuàng)建府兵，最高長官有八柱國、十二大將軍，隋朝締造者楊堅之父楊忠是十二大將軍之一，唐朝的締造者李淵的祖父李虎是八柱國之一。而且宇文泰、楊忠、李虎透過突厥望族獨孤信維系著一種聯(lián)姻關(guān)系：獨孤信的大女兒嫁給了宇文泰之子（即北周明帝），四女兒嫁給了李虎之子李昞，七女兒嫁給了楊忠之子楊堅（即隋文帝）。李淵透過其母獨孤氏，與北周及隋兩家皇室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所以李淵取代隋，有如楊堅的取代北周，是貴族政治的產(chǎn)物。
李淵世襲唐國公，任太原留守（指揮部設(shè)在晉陽），執(zhí)掌軍政大權(quán)。大業(yè)十三年（617年），他見隋王朝已無可挽救，便率部從太原起兵，南下占據(jù)長安及渭水一帶。這就是反對隋朝的關(guān)鍵之舉——太原起兵（或曰晉陽起兵）。為了掩人耳目，李淵暫時捧出隋煬帝的孫子作為傀儡，遙尊隋煬帝為太上皇，李淵則成為事實上的皇帝。第二年，隋煬帝被反隋武裝力量處死，李淵便正式稱帝，建立唐朝。說李世民是唐朝的締造者，顯然與歷史事實不符。
值得關(guān)注的另一點是，李世民在“玄武門之變”中所扮演的角色。
唐高祖李淵的皇后竇氏生了四個兒子：三子李元霸早死；長子李建成通常留居長安，協(xié)助父皇處理軍國大事；次子秦王李世民領(lǐng)兵出征在外。隨著李世民在征戰(zhàn)中屢建戰(zhàn)功，威望日益提高，與皇位的法定繼承者李建成爭奪皇位的斗爭，日趨明朗化。在這場斗爭中，四子齊王李元吉一直站在李建成一邊。
李建成與李元吉企圖削奪李世民的兵權(quán)，唐高祖李淵同意這一預(yù)謀，但是由于軍事行動未停，暫時不便下手。武德九年（626年），李建成、李元吉加劇了預(yù)謀活動，想以李元吉擔任出征元帥，削奪李世民的兵權(quán)。李世民獲悉后，與他的親密顧問、內(nèi)兄（妻兄）長孫無忌等人商量，采取先發(fā)制人的對策，發(fā)動玄武門之變，殺死李建成、李元吉，逼唐高祖李淵立自己為太子。這一事變充滿血腥，令人觸目驚心：李建成被李世民用弓箭射死，李元吉則死于埋伏；李世民連李建成、李元吉的兒子也不放過，一并殺死。在殺死了他的對手之后，到了葬禮的那天，李世民還假惺惺地在公眾面前，裝出一副哭得很傷心的樣子。兩個月之后，唐高祖被迫放棄皇位，李世民終于成了唐朝的第二代皇帝——唐太宗，改年號為貞觀，唐高祖被尊為太上皇。李世民的上臺充滿如此之多的陰謀和血腥，讓人心寒；然而唐太宗的御用文人千方百計地粉飾歷史，力圖掩蓋歷史的真相，關(guān)于玄武門之變便有了不同的說法。
之所以講這些史實，意圖是辯證地看待那些杰出帝王，少一些形而上學，不要一說好就一切皆好?？吹搅死钍烂竦牧硪幻妫⒉挥绊懳覀儗λ男鄄糯舐缘目隙?。
唐太宗即位后，果斷地采取與民休息、不得罪民眾的明智政策——“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他深知自己雖然貴為天子，卻并不可以為所欲為，道理就在于：
——“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
——“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
尤為難能可貴的是，他能夠虛心聽取臣下的反對意見，也就是所謂善于納諫。他的謀士魏征是一個敢于不看皇帝臉色而講真話的大臣，提反對意見無所顧忌。唐太宗和魏征之間，一個虛懷博納，從諫如流；一個直言極諫，面折廷諍，形成中國歷史上少見的君臣關(guān)系和政治風氣。這大概就是被史家所津津樂道的貞觀之治出現(xiàn)的根本原因吧。
君臣們同心同德締造的貞觀之治，確實大有可觀之處。
一是完善三省六部制度。中央政府設(shè)立政事堂，作為宰相的議事機構(gòu)，一切重大事務(wù)，都由政事堂會議討論，經(jīng)皇帝批準后頒行。三省的首長——中書省的中書令、門下省的侍中、尚書省的左右仆射——都是宰相，此外，凡是參加政事堂會議的其他官員，如參知機務(wù)、參知政事，也是宰相，人數(shù)多至一二十人。內(nèi)藤湖南在《中國近世史》中談到唐朝三省制度時說：“中書省為天子的秘書官，司掌起草詔書敕令、批答臣下的奏章。這些詔書的頒發(fā)或敕令的下行，要取得門下省的同意。門下省有反駁的權(quán)力，若中書省起草的文稿有不當之處，門下省可以批駁，甚至將其封還。因此，中書省和門下省須在政事堂上達成協(xié)議才成。尚書省是接受上述決議的執(zhí)行機關(guān)?！斎?，中書、門下、尚書三省中的要員，皆系貴族出身，而貴族并不完全服從皇帝的命令。因而天子對臣下的奏章批示時，所用的文字，都很友好溫和，決不用命令的口吻?！卞X穆在《國史新論》中縱論漢唐宰相制度的差異時也有類似的議論：“漢代宰相是首長制，唐代宰相是委員制。最高議事機關(guān)稱政事堂，一切政府法令，須用皇帝詔書名義頒布者，事先由政事堂開會議決，送進皇宮畫一敕字，然后由政事堂蓋印中書門下之章發(fā)下。沒有政事堂蓋印，即算不得詔書，在法律上沒有合法地位?！谔拼?，凡遇軍國大事，照例先由中書省中書舍人（中書省屬官）各擬意見（五花判事），再由宰相（中書?。徍瞬枚?，送經(jīng)皇帝畫敕后，再須送門下省，由給事中（門下省屬官）一番復(fù)審；若門下省不同意，還得退回重擬。因此必得中書、門下兩省共同認可，那道敕書才算合法?！实鄄荒塥毑茫紫嗤瑯硬荒塥毑谩！?br />
二是完善科舉制度。貞觀元年，唐太宗通過科舉考試選取才士，常舉科目有秀才、進士、明經(jīng)、明法、明書、明算等六科，明法、明書、明算是關(guān)于法律、書法、算學的專門科目，取士有限，而且難以進入政界；秀才科須博學的人才能應(yīng)考，唐太宗時幾乎瀕于廢除；真正成為常舉科目的是明經(jīng)與進士兩科。明經(jīng)科主要考帖經(jīng)、經(jīng)義及時務(wù)策；進士科主要考時務(wù)策、經(jīng)義，唐高宗時加試雜文（詩賦），唐玄宗時改為考詩賦為主。進士科日益受到重視，大多數(shù)官員出身于進士科，因此當時的官員多擅長詩賦文章。貞觀晚年，唐太宗擴大進士科，提高進士的進身之階，起到了推動作用。唐太宗在金殿端門看到新進士魚貫而出的盛況時，情不自禁地說：“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br />
三是完善法制建設(shè)。唐太宗即位后，多次組織名臣研究立法，采納魏征的建議，確立寬仁、慎刑的宗旨。他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修訂法律，寫成《唐律》（即《貞觀律》）五百條，涉及名例、衛(wèi)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興、賊盜、斗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等法律。唐高宗時，由長孫無忌領(lǐng)銜，對《唐律》條文加以注疏，編成《唐律疏議》十二篇三十卷?！短坡墒枳h》對當時的高句麗、日本、安南等國有重大影響，也是宋、明各朝法典的范本。
唐律體現(xiàn)了唐太宗寬仁、慎刑的宗旨，以死刑條目為例，比前朝法律幾乎刪減了一半，也比號稱簡約的隋朝《開皇律》更為寬簡，把斬刑減為流刑的有92條，把流刑減為徒刑的有71條，還廢除了鞭背等酷刑以及斷趾等肉刑。斷獄律還規(guī)定，徒刑以上罪，斷案后，如果罪犯不服可以提出再審；死罪則必須經(jīng)過“三復(fù)奏”，三日后才可以執(zhí)行。法律的本意是為了制止犯罪，寬仁慎刑是一個很高的境界。據(jù)說，貞觀四年，判處死刑的全國總共才二十九人。法簡刑輕，成為太平盛世的標志。貞觀一代，君臣上下守法成風，正如《貞觀政要》所說：“由是官吏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商旅野次無復(fù)盜賊，囹圄?？?，馬牛布野，外戶不閉?！?br />
晚年的唐太宗為接班人問題所苦惱，為了避免玄武門之變的悲劇重演，他以長子李承乾有“謀反”嫌疑，而廢掉了他的太子身份。四子魏王李泰有文學才華，深得唐太宗喜愛，但是由于他圖謀奪取太子地位，斷斷不能立為皇儲，否則將為后世所仿效。盡管九子晉王李治軟弱無能，唐太宗還是選擇他作為接班人。這就是貞觀二十三年即位的唐高宗。
唐太宗選擇優(yōu)柔寡斷的唐高宗作為皇位繼承人，為武則天這位“鐵娘子”臨朝稱制，提供了有利條件，使她從幕后走向前臺，行使皇帝的權(quán)力。這在當時政壇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初唐四杰之一的駱賓王代徐敬業(yè)寫的《討武氏檄》如此聲討武則天：
——“偽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
——“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后房之嬖”；
——“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
話語十分尖酸刻薄，但也并不全是誣陷不實之詞，武則天的品德操守與私生活確有不少令人非議之處。最受人非議的是“狐媚偏能惑主”——她成為唐太宗、唐高宗父子兩代皇帝的妻子。貞觀十一年，十四歲的武則天成為唐太宗的才人（嬪妃）。唐太宗死，她依照慣例到感業(yè)寺削發(fā)為尼，本應(yīng)與世隔絕度過余生。不料，她早已為唐高宗看中，即位不久，就召入宮中，成為他的昭儀（嬪妃）。一個女人能夠成為父子兩代皇帝的妻子，在中國歷史上恐怕絕無僅有，如果沒有“狐媚偏能惑主”的本領(lǐng)，斷然難以做到。此人不但狐媚，而且詭計多端，在與王皇后、蕭淑妃的爭寵斗爭中，深得唐高宗寵信，盡管老臣長孫無忌、褚遂良極力反對，高宗還是冊封她為皇后。
當上了皇后，高宗鑒于健康原因委托她處理朝政，于是形成了這樣的局面：“天下大權(quán)，悉歸中宮，黜陟殺生，決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圣?！蔽鋭t天對于大權(quán)在握的“二圣”地位并不滿足，他的目標是要當皇帝。高宗想禪位給太子李弘（武則天所生長子），武則天不顧母子之情，用毒酒殺死李弘，改立次子李賢為太子。由于李賢有才干又有文采，在士人中聲望很高，武則天恐怕難于控制，就找個借口把他廢為庶人，改立三子李顯為太子。高宗死，李顯即位（即唐中宗），武則天以皇太后的名義臨朝稱制，第二年就廢掉中宗，另立她所生的四子李旦為唐睿宗。武則天以“革命”、“維新”為旗號，借助佛教宣揚她受命于天，唆使一批人上表“勸進”。690年，武則天正式宣布廢掉唐睿宗，改唐朝為周朝，自稱圣神皇帝，終于使自己成為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女皇。問題不在于女人做皇帝，而在于她為此采用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無怪乎《舊唐書·則天皇后紀》的評語，對她沒有一句好話，什么“觀夫武氏稱制之年，英才接軫，靡不痛心”；“吾君之子，俄至無辜被陷，引頸就誅”；“武后奪嫡之謀也，振喉絕襁褓之兒，葅醢碎椒涂之骨，其不道也甚矣”。
當代的歷史學家卻顯得較為寬容。西方學者如此評價：武則天摧毀了她的主要反對派老貴族，為此她把首都東遷至洛陽，并從東部地區(qū)選用官吏，以制衡與李唐宗室休戚相關(guān)的西北士族的力量。她頒布《大云經(jīng)》，預(yù)言女皇是彌勒佛轉(zhuǎn)世，為她的皇位尋找合法依據(jù)。她雖然殘忍，卻是一位性格堅強能力卓異的統(tǒng)治者。中國學者則充分肯定武則天執(zhí)政時期的積極貢獻，給她以全面的評價。她雖然一度篡奪了唐朝政權(quán)改為周朝，但貞觀之治仍得以延續(xù)，社會經(jīng)濟是向上發(fā)展的。她的最大貢獻在于，順應(yīng)歷史潮流，打擊士族壟斷政治的局面，把政權(quán)向一般庶人開放。
從李世民到武則天，唐朝的政治格局已經(jīng)明朗化，盡管依然是貴族政治，但是東晉南朝的門閥士族的特權(quán)逐漸喪失，社會上重視門第郡望的傾向受到了遏制，在實際政治運作中，更加重視功臣良將，重視功名事業(yè)，顯現(xiàn)出一種新的氣象。
盛唐氣象：海納百川的博大胸懷
唐人既不是魏晉以前漢人的簡單延續(xù)，也不是胡族單向地融入漢族，而是漢胡互化產(chǎn)生的民族共同體。這個民族共同體在唐朝近三百年中，又繼續(xù)不斷地與域外、周邊的胡人，以及來唐的外國人融為一體，不斷汲取新鮮血液，因而更加生機勃勃，充滿活力，以氣吞日月的磅礴聲勢，海納百川的博大胸懷，刻意求新的獨創(chuàng)精神，締造出中華文明史上光彩奪目的一頁。
唐朝前期充滿了文化寬容氣概，跨越國界的貿(mào)易遠遠超過了漢朝的盛況，與周邊或遠方國家的文化交流也躍上了新高度，表現(xiàn)出對外來文明異乎尋常的歡迎與接納。唐文化特別是盛唐文化的繁榮昌盛，仰賴于一種積極的文化政策——立足于我、夷為我用，這是必須以充分的自信心為底蘊的。伊佩霞《劍橋插圖中國史》指出：“與20世紀前中國歷史上任何其他時代相比（除了20世紀），初唐和中唐時的中國人自信心最強，最愿意接受不同的新鮮事物?；蛟S是因為來自異邦的世界性宗教使中國同波斯以東的所有其他亞洲國家建立了聯(lián)系，或許是因為當時很多士族豪門為胡人后裔，或許是因為中國有強大的軍事力量鎮(zhèn)守絲綢之路，保證了商旅暢通無阻……總之，這個時期的中國人非常愿意向世界敞開自己，希望得到其他國家優(yōu)秀的東西?！?br />
在繼承傳統(tǒng)文化的基礎(chǔ)上，大量吸收外來文化，為唐文化提供了融合的廣度與深度，在這方面，以樂舞、服飾的引進與更新最為突出。
唐初的祖孝孫把南樂與北曲融為一體，協(xié)調(diào)“吳楚之音”和“周齊之音”，其成果就是《大唐雅樂》。這是對于傳統(tǒng)音樂的整理與融合。唐太宗平定高昌，引進高昌樂，豐富了唐的“十部樂”。其中燕樂、清商樂是傳統(tǒng)的雅樂、古樂，其余如龜茲樂、天竺樂、西涼樂、高昌樂、安國樂、疏勒樂、康國樂、高麗樂都是從邊疆或域外引進的。例如：開盛唐音樂風氣之先的《秦王破陣樂》就充分體現(xiàn)了這種特色，奏樂時，“擂大鼓，雜以龜茲之樂，聲震百里，動蕩山岳”，這種氣勢，是先前的雅樂所不具備的。
唐玄宗是一個音樂皇帝，元稹、白居易都推崇他“雅好度曲”，是出色的作曲家，一生作曲無數(shù)。他嗜好樂舞大曲、法曲，善于吸收來自西域的胡樂，稱為“胡部新聲”，加速了華夷音樂的滲透與融合，特別是胡音唐化的步伐。唐玄宗完成了佛曲的改造，發(fā)展為舞曲，使胡音一躍而為純粹的唐舞，千古傳頌的《霓裳羽衣曲》便是其代表作。它源于印度佛曲《婆羅門曲》，唐玄宗立足于傳統(tǒng)的清商樂，對原曲進行改編，形成了唐樂舞的杰作——《霓裳羽衣曲》。它描寫仙女奔向人間的瞬間，把天上與人間、神話與現(xiàn)實融為一體，創(chuàng)造了格調(diào)極美的意境。
如果說從《婆羅門曲》到《霓裳羽衣曲》是唐玄宗的創(chuàng)作，那么，從樂曲發(fā)展為舞蹈則要歸功于楊貴妃。據(jù)專家研究，楊貴妃是《霓裳羽衣曲》的編舞者。舞姿極為優(yōu)美，白居易《霓裳羽衣歌》這樣描繪他的觀感：
飄然轉(zhuǎn)旋回雪輕，嫣然縱送游龍驚。
小垂手后柳無力，斜曳裙時云欲生。
煙蛾斂略不勝態(tài)，風袖低昂如有情。
傳說楊貴妃的侍女張云容“善為霓裳舞”，楊貴妃極為欣賞，贈詩一首：
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裊裊秋煙里。
輕云嶺下乍搖風，嫩柳池塘初拂水。
多么富有詩情畫意，絲毫看不到《婆羅門曲》的痕跡了。
當時盛行來自西域的“胡舞”，舞步輕快，旋律活潑，在都城長安風靡一時。出于西域的“胡旋舞”，以快速旋轉(zhuǎn)而著稱。楊貴妃、安祿山都擅跳此舞。安祿山是個大胖子，體重三百多斤，腹垂過膝，跳起胡旋舞來，動作敏捷有如旋風。白居易《胡旋女》寫到由于楊貴妃與安祿山的帶頭，京城人人跳胡旋舞的景象：
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圓轉(zhuǎn)。
中有太真外祿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從敦煌莫高窟壁畫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跳胡旋舞的場景，給人一種親臨現(xiàn)場的感受。敦煌壁畫記錄了大量樂舞場景，相當多的部分是從國外傳入的，如220窟的樂舞是“阿彌陀凈土變”，其中的胡騰舞來自中亞，天女們佩瓔珞、纏飄帶，上身半裸，微扭腰身，舞姿婀娜曼妙。敦煌壁畫所顯示的樂器達四十多種，打擊樂器、吹奏樂器、彈撥樂器、拉弦樂器門類齊全，琵琶、阮咸、箜篌、篳篥、塤、羯鼓、答臘鼓等，大多從西域等地傳入。
西京長安、東都洛陽作為全國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引領(lǐng)時代潮流，當時最突出的潮流就是胡風盛行，胡樂、胡舞以外，首推胡妝。正如元稹詩所說：“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wù)胡樂?！睗h人婦女仿效胡人婦女的服裝與裝扮，成為時髦風尚。
大將高仙芝遠征中亞，帶回當?shù)氐蔫现ξ?，舞女的服式——“香衫窄袖裁”，一下子流行起來。入唐的胡旋舞女身穿窄口褲，腳登“小頭鞋履”，于是窄口褲、小頭鞋履成為流行式樣?！靶☆^鞋履窄衣裳”，在當時號稱“天寶末年時世妝”，風行一時。一般貴族與士民都競相仿效，“好為胡婦及胡帽”。
更進一步就是胡服的唐化，即胡服的中國化。文獻記載，楊貴妃有“鴛鴦并頭錦褲襪”，又名“藕覆”，是最為時髦的打扮，類似今日的連褲襪。一時間，從上到下，新潮服飾大為流行。楊貴妃喜歡“披紫綃”，其姐姐虢國夫人愛穿“羅帔衫”，都是袒肩露頸的寬松服裝，完全擯棄了初唐宮人遮蓋全身的裝束之風，使中原服飾趨向開放。
外來文化從各個方面影響人們的物質(zhì)生活與精神生活。在長安的東市和西市，以及城中開闊地和指定劇場，中外藝人，表演戲劇、滑稽劇和其他娛樂節(jié)目。時髦婦女夸耀她們別出心裁的衣裳和發(fā)式。男人和女人，最喜歡的消遣之一是從波斯傳來的馬球，流傳下來描繪馬球游戲的畫作清楚表明了這一點。從中亞各國以及日本、高麗來的使臣、商賈和香客，促進了人們對中國以外的世界的了解。來自這些遙遠地區(qū)的物品——馬匹、珠寶、樂器和織物——激起了宮廷和京城貴族無窮的興趣。外來文化對中國藝術(shù)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臻于完美的銀制品，就設(shè)計和做工而言，頗有波斯風格。從印度、波斯和中亞傳入的新樂器、新曲調(diào)，使中國音樂發(fā)生了重大變化。
這種對外來文化兼收并蓄、為我所用的胸襟與氣度，是唐朝有別于其他朝代的高明之處。正如魯迅所說：“那時我們的祖先們，對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極堅強的把握，決不輕易動搖他們的自信力；同時對于別系的文化抱有恢廓的胸襟與極精嚴的抉擇，決不輕易地崇拜或輕易地唾棄”；“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驅(qū)使，決不介懷”。
盛唐社會的自由開放、放任自流，藝壇的思想奔涌、百花齊放，培育了一大批藝術(shù)天才，這個時期的詩歌、音樂、舞蹈、書法、繪畫都是空前絕后的，它們交相輝映，勾勒出美妙絕倫的盛唐氣象。
唐朝是古典詩歌的繁榮時代。原因可能很多，最主要的一條就是進士科考試詩賦，這就意味著作詩成為獲取功名的捷徑。唐高宗時，進士科加試的“雜文”，就是詩賦，為擅長寫詩者提供入仕的正途。唐中宗時，明確了詩賦試與策論試、經(jīng)義試的同等地位。及至盛唐，以詩賦取士更見推重，唐玄宗時進士及第而位極卿相者，如蘇颋、張說、張嘉貞、張九齡等，都精于詩賦。唐朝文人幾乎無一不是詩人，其中相當一部分是通過科舉考試進入官場，官僚中詩人多如牛毛，為歷代所罕見。清朝康熙年間，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編輯《全唐詩》，收集詩作四萬八千九百多首，作者達二千三百多人，說它空前絕后，也不算太過分。
書法在這個時代也登上了藝術(shù)的高峰。初唐書壇極力推崇王羲之的瘦硬俊俏筆法，出現(xiàn)了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大家，都從師法王羲之入手。唐太宗激勵人們學習王羲之的書體，簡化筆畫，書寫省力，使“王書”從藝術(shù)鑒賞品，普及于政府文牘部門，進而流布于市井社會。到了盛唐，書法為之一變。顏真卿的書法方正雄健，渾厚莊嚴，一掃初唐的娟媚風氣，創(chuàng)造了與盛唐氣象相適應(yīng)的新書體，不僅終唐之世盛行不衰，而且為以后歷代奉為正統(tǒng)書體。
唐朝的第二代皇帝唐太宗李世民，毫無疑問是秦始皇、漢武帝以來最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大唐帝國的聲望是和他的名字聯(lián)系在一起的。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一個度，不能講過頭。由于李世民是殺兄逼父取得帝位的，不合乎儒家倫理，因此即位后便致力于篡改國史，為自己辯護，御用文人把太原（晉陽）起兵時的李淵（李世民之父）寫成無所作為的庸碌之輩，李世民則成了唐朝的締造者。其實，李淵決不是庸碌之輩，而是一個有政治遠見和軍事才能的開國君主。
唐朝的締造者李淵出生于北方山西地區(qū)一個有著漢人與胡人混合血統(tǒng)的貴族之家，他是西魏貴族李虎之孫，本人又世襲唐國公，憑借自己的政治優(yōu)勢，利用隋末的動亂形勢，取而代之，建立新的王朝。隋、唐的建立者與西魏有著千絲萬縷的關(guān)系。西魏宇文泰創(chuàng)建府兵，最高長官有八柱國、十二大將軍，隋朝締造者楊堅之父楊忠是十二大將軍之一，唐朝的締造者李淵的祖父李虎是八柱國之一。而且宇文泰、楊忠、李虎透過突厥望族獨孤信維系著一種聯(lián)姻關(guān)系：獨孤信的大女兒嫁給了宇文泰之子（即北周明帝），四女兒嫁給了李虎之子李昞，七女兒嫁給了楊忠之子楊堅（即隋文帝）。李淵透過其母獨孤氏，與北周及隋兩家皇室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所以李淵取代隋，有如楊堅的取代北周，是貴族政治的產(chǎn)物。
李淵世襲唐國公，任太原留守（指揮部設(shè)在晉陽），執(zhí)掌軍政大權(quán)。大業(yè)十三年（617年），他見隋王朝已無可挽救，便率部從太原起兵，南下占據(jù)長安及渭水一帶。這就是反對隋朝的關(guān)鍵之舉——太原起兵（或曰晉陽起兵）。為了掩人耳目，李淵暫時捧出隋煬帝的孫子作為傀儡，遙尊隋煬帝為太上皇，李淵則成為事實上的皇帝。第二年，隋煬帝被反隋武裝力量處死，李淵便正式稱帝，建立唐朝。說李世民是唐朝的締造者，顯然與歷史事實不符。
值得關(guān)注的另一點是，李世民在“玄武門之變”中所扮演的角色。
唐高祖李淵的皇后竇氏生了四個兒子：三子李元霸早死；長子李建成通常留居長安，協(xié)助父皇處理軍國大事；次子秦王李世民領(lǐng)兵出征在外。隨著李世民在征戰(zhàn)中屢建戰(zhàn)功，威望日益提高，與皇位的法定繼承者李建成爭奪皇位的斗爭，日趨明朗化。在這場斗爭中，四子齊王李元吉一直站在李建成一邊。
李建成與李元吉企圖削奪李世民的兵權(quán)，唐高祖李淵同意這一預(yù)謀，但是由于軍事行動未停，暫時不便下手。武德九年（626年），李建成、李元吉加劇了預(yù)謀活動，想以李元吉擔任出征元帥，削奪李世民的兵權(quán)。李世民獲悉后，與他的親密顧問、內(nèi)兄（妻兄）長孫無忌等人商量，采取先發(fā)制人的對策，發(fā)動玄武門之變，殺死李建成、李元吉，逼唐高祖李淵立自己為太子。這一事變充滿血腥，令人觸目驚心：李建成被李世民用弓箭射死，李元吉則死于埋伏；李世民連李建成、李元吉的兒子也不放過，一并殺死。在殺死了他的對手之后，到了葬禮的那天，李世民還假惺惺地在公眾面前，裝出一副哭得很傷心的樣子。兩個月之后，唐高祖被迫放棄皇位，李世民終于成了唐朝的第二代皇帝——唐太宗，改年號為貞觀，唐高祖被尊為太上皇。李世民的上臺充滿如此之多的陰謀和血腥，讓人心寒；然而唐太宗的御用文人千方百計地粉飾歷史，力圖掩蓋歷史的真相，關(guān)于玄武門之變便有了不同的說法。
之所以講這些史實，意圖是辯證地看待那些杰出帝王，少一些形而上學，不要一說好就一切皆好?？吹搅死钍烂竦牧硪幻妫⒉挥绊懳覀儗λ男鄄糯舐缘目隙?。
唐太宗即位后，果斷地采取與民休息、不得罪民眾的明智政策——“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他深知自己雖然貴為天子，卻并不可以為所欲為，道理就在于：
——“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
——“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
尤為難能可貴的是，他能夠虛心聽取臣下的反對意見，也就是所謂善于納諫。他的謀士魏征是一個敢于不看皇帝臉色而講真話的大臣，提反對意見無所顧忌。唐太宗和魏征之間，一個虛懷博納，從諫如流；一個直言極諫，面折廷諍，形成中國歷史上少見的君臣關(guān)系和政治風氣。這大概就是被史家所津津樂道的貞觀之治出現(xiàn)的根本原因吧。
君臣們同心同德締造的貞觀之治，確實大有可觀之處。
一是完善三省六部制度。中央政府設(shè)立政事堂，作為宰相的議事機構(gòu)，一切重大事務(wù)，都由政事堂會議討論，經(jīng)皇帝批準后頒行。三省的首長——中書省的中書令、門下省的侍中、尚書省的左右仆射——都是宰相，此外，凡是參加政事堂會議的其他官員，如參知機務(wù)、參知政事，也是宰相，人數(shù)多至一二十人。內(nèi)藤湖南在《中國近世史》中談到唐朝三省制度時說：“中書省為天子的秘書官，司掌起草詔書敕令、批答臣下的奏章。這些詔書的頒發(fā)或敕令的下行，要取得門下省的同意。門下省有反駁的權(quán)力，若中書省起草的文稿有不當之處，門下省可以批駁，甚至將其封還。因此，中書省和門下省須在政事堂上達成協(xié)議才成。尚書省是接受上述決議的執(zhí)行機關(guān)?！斎?，中書、門下、尚書三省中的要員，皆系貴族出身，而貴族并不完全服從皇帝的命令。因而天子對臣下的奏章批示時，所用的文字，都很友好溫和，決不用命令的口吻?！卞X穆在《國史新論》中縱論漢唐宰相制度的差異時也有類似的議論：“漢代宰相是首長制，唐代宰相是委員制。最高議事機關(guān)稱政事堂，一切政府法令，須用皇帝詔書名義頒布者，事先由政事堂開會議決，送進皇宮畫一敕字，然后由政事堂蓋印中書門下之章發(fā)下。沒有政事堂蓋印，即算不得詔書，在法律上沒有合法地位?！谔拼?，凡遇軍國大事，照例先由中書省中書舍人（中書省屬官）各擬意見（五花判事），再由宰相（中書?。徍瞬枚?，送經(jīng)皇帝畫敕后，再須送門下省，由給事中（門下省屬官）一番復(fù)審；若門下省不同意，還得退回重擬。因此必得中書、門下兩省共同認可，那道敕書才算合法?！实鄄荒塥毑茫紫嗤瑯硬荒塥毑谩！?br />
二是完善科舉制度。貞觀元年，唐太宗通過科舉考試選取才士，常舉科目有秀才、進士、明經(jīng)、明法、明書、明算等六科，明法、明書、明算是關(guān)于法律、書法、算學的專門科目，取士有限，而且難以進入政界；秀才科須博學的人才能應(yīng)考，唐太宗時幾乎瀕于廢除；真正成為常舉科目的是明經(jīng)與進士兩科。明經(jīng)科主要考帖經(jīng)、經(jīng)義及時務(wù)策；進士科主要考時務(wù)策、經(jīng)義，唐高宗時加試雜文（詩賦），唐玄宗時改為考詩賦為主。進士科日益受到重視，大多數(shù)官員出身于進士科，因此當時的官員多擅長詩賦文章。貞觀晚年，唐太宗擴大進士科，提高進士的進身之階，起到了推動作用。唐太宗在金殿端門看到新進士魚貫而出的盛況時，情不自禁地說：“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br />
三是完善法制建設(shè)。唐太宗即位后，多次組織名臣研究立法，采納魏征的建議，確立寬仁、慎刑的宗旨。他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修訂法律，寫成《唐律》（即《貞觀律》）五百條，涉及名例、衛(wèi)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興、賊盜、斗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等法律。唐高宗時，由長孫無忌領(lǐng)銜，對《唐律》條文加以注疏，編成《唐律疏議》十二篇三十卷?！短坡墒枳h》對當時的高句麗、日本、安南等國有重大影響，也是宋、明各朝法典的范本。
唐律體現(xiàn)了唐太宗寬仁、慎刑的宗旨，以死刑條目為例，比前朝法律幾乎刪減了一半，也比號稱簡約的隋朝《開皇律》更為寬簡，把斬刑減為流刑的有92條，把流刑減為徒刑的有71條，還廢除了鞭背等酷刑以及斷趾等肉刑。斷獄律還規(guī)定，徒刑以上罪，斷案后，如果罪犯不服可以提出再審；死罪則必須經(jīng)過“三復(fù)奏”，三日后才可以執(zhí)行。法律的本意是為了制止犯罪，寬仁慎刑是一個很高的境界。據(jù)說，貞觀四年，判處死刑的全國總共才二十九人。法簡刑輕，成為太平盛世的標志。貞觀一代，君臣上下守法成風，正如《貞觀政要》所說：“由是官吏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商旅野次無復(fù)盜賊，囹圄?？?，馬牛布野，外戶不閉?！?br />
晚年的唐太宗為接班人問題所苦惱，為了避免玄武門之變的悲劇重演，他以長子李承乾有“謀反”嫌疑，而廢掉了他的太子身份。四子魏王李泰有文學才華，深得唐太宗喜愛，但是由于他圖謀奪取太子地位，斷斷不能立為皇儲，否則將為后世所仿效。盡管九子晉王李治軟弱無能，唐太宗還是選擇他作為接班人。這就是貞觀二十三年即位的唐高宗。
唐太宗選擇優(yōu)柔寡斷的唐高宗作為皇位繼承人，為武則天這位“鐵娘子”臨朝稱制，提供了有利條件，使她從幕后走向前臺，行使皇帝的權(quán)力。這在當時政壇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初唐四杰之一的駱賓王代徐敬業(yè)寫的《討武氏檄》如此聲討武則天：
——“偽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
——“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后房之嬖”；
——“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
話語十分尖酸刻薄，但也并不全是誣陷不實之詞，武則天的品德操守與私生活確有不少令人非議之處。最受人非議的是“狐媚偏能惑主”——她成為唐太宗、唐高宗父子兩代皇帝的妻子。貞觀十一年，十四歲的武則天成為唐太宗的才人（嬪妃）。唐太宗死，她依照慣例到感業(yè)寺削發(fā)為尼，本應(yīng)與世隔絕度過余生。不料，她早已為唐高宗看中，即位不久，就召入宮中，成為他的昭儀（嬪妃）。一個女人能夠成為父子兩代皇帝的妻子，在中國歷史上恐怕絕無僅有，如果沒有“狐媚偏能惑主”的本領(lǐng)，斷然難以做到。此人不但狐媚，而且詭計多端，在與王皇后、蕭淑妃的爭寵斗爭中，深得唐高宗寵信，盡管老臣長孫無忌、褚遂良極力反對，高宗還是冊封她為皇后。
當上了皇后，高宗鑒于健康原因委托她處理朝政，于是形成了這樣的局面：“天下大權(quán)，悉歸中宮，黜陟殺生，決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圣?！蔽鋭t天對于大權(quán)在握的“二圣”地位并不滿足，他的目標是要當皇帝。高宗想禪位給太子李弘（武則天所生長子），武則天不顧母子之情，用毒酒殺死李弘，改立次子李賢為太子。由于李賢有才干又有文采，在士人中聲望很高，武則天恐怕難于控制，就找個借口把他廢為庶人，改立三子李顯為太子。高宗死，李顯即位（即唐中宗），武則天以皇太后的名義臨朝稱制，第二年就廢掉中宗，另立她所生的四子李旦為唐睿宗。武則天以“革命”、“維新”為旗號，借助佛教宣揚她受命于天，唆使一批人上表“勸進”。690年，武則天正式宣布廢掉唐睿宗，改唐朝為周朝，自稱圣神皇帝，終于使自己成為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女皇。問題不在于女人做皇帝，而在于她為此采用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無怪乎《舊唐書·則天皇后紀》的評語，對她沒有一句好話，什么“觀夫武氏稱制之年，英才接軫，靡不痛心”；“吾君之子，俄至無辜被陷，引頸就誅”；“武后奪嫡之謀也，振喉絕襁褓之兒，葅醢碎椒涂之骨，其不道也甚矣”。
當代的歷史學家卻顯得較為寬容。西方學者如此評價：武則天摧毀了她的主要反對派老貴族，為此她把首都東遷至洛陽，并從東部地區(qū)選用官吏，以制衡與李唐宗室休戚相關(guān)的西北士族的力量。她頒布《大云經(jīng)》，預(yù)言女皇是彌勒佛轉(zhuǎn)世，為她的皇位尋找合法依據(jù)。她雖然殘忍，卻是一位性格堅強能力卓異的統(tǒng)治者。中國學者則充分肯定武則天執(zhí)政時期的積極貢獻，給她以全面的評價。她雖然一度篡奪了唐朝政權(quán)改為周朝，但貞觀之治仍得以延續(xù)，社會經(jīng)濟是向上發(fā)展的。她的最大貢獻在于，順應(yīng)歷史潮流，打擊士族壟斷政治的局面，把政權(quán)向一般庶人開放。
從李世民到武則天，唐朝的政治格局已經(jīng)明朗化，盡管依然是貴族政治，但是東晉南朝的門閥士族的特權(quán)逐漸喪失，社會上重視門第郡望的傾向受到了遏制，在實際政治運作中，更加重視功臣良將，重視功名事業(yè)，顯現(xiàn)出一種新的氣象。
盛唐氣象：海納百川的博大胸懷
唐人既不是魏晉以前漢人的簡單延續(xù)，也不是胡族單向地融入漢族，而是漢胡互化產(chǎn)生的民族共同體。這個民族共同體在唐朝近三百年中，又繼續(xù)不斷地與域外、周邊的胡人，以及來唐的外國人融為一體，不斷汲取新鮮血液，因而更加生機勃勃，充滿活力，以氣吞日月的磅礴聲勢，海納百川的博大胸懷，刻意求新的獨創(chuàng)精神，締造出中華文明史上光彩奪目的一頁。
唐朝前期充滿了文化寬容氣概，跨越國界的貿(mào)易遠遠超過了漢朝的盛況，與周邊或遠方國家的文化交流也躍上了新高度，表現(xiàn)出對外來文明異乎尋常的歡迎與接納。唐文化特別是盛唐文化的繁榮昌盛，仰賴于一種積極的文化政策——立足于我、夷為我用，這是必須以充分的自信心為底蘊的。伊佩霞《劍橋插圖中國史》指出：“與20世紀前中國歷史上任何其他時代相比（除了20世紀），初唐和中唐時的中國人自信心最強，最愿意接受不同的新鮮事物?；蛟S是因為來自異邦的世界性宗教使中國同波斯以東的所有其他亞洲國家建立了聯(lián)系，或許是因為當時很多士族豪門為胡人后裔，或許是因為中國有強大的軍事力量鎮(zhèn)守絲綢之路，保證了商旅暢通無阻……總之，這個時期的中國人非常愿意向世界敞開自己，希望得到其他國家優(yōu)秀的東西?！?br />
在繼承傳統(tǒng)文化的基礎(chǔ)上，大量吸收外來文化，為唐文化提供了融合的廣度與深度，在這方面，以樂舞、服飾的引進與更新最為突出。
唐初的祖孝孫把南樂與北曲融為一體，協(xié)調(diào)“吳楚之音”和“周齊之音”，其成果就是《大唐雅樂》。這是對于傳統(tǒng)音樂的整理與融合。唐太宗平定高昌，引進高昌樂，豐富了唐的“十部樂”。其中燕樂、清商樂是傳統(tǒng)的雅樂、古樂，其余如龜茲樂、天竺樂、西涼樂、高昌樂、安國樂、疏勒樂、康國樂、高麗樂都是從邊疆或域外引進的。例如：開盛唐音樂風氣之先的《秦王破陣樂》就充分體現(xiàn)了這種特色，奏樂時，“擂大鼓，雜以龜茲之樂，聲震百里，動蕩山岳”，這種氣勢，是先前的雅樂所不具備的。
唐玄宗是一個音樂皇帝，元稹、白居易都推崇他“雅好度曲”，是出色的作曲家，一生作曲無數(shù)。他嗜好樂舞大曲、法曲，善于吸收來自西域的胡樂，稱為“胡部新聲”，加速了華夷音樂的滲透與融合，特別是胡音唐化的步伐。唐玄宗完成了佛曲的改造，發(fā)展為舞曲，使胡音一躍而為純粹的唐舞，千古傳頌的《霓裳羽衣曲》便是其代表作。它源于印度佛曲《婆羅門曲》，唐玄宗立足于傳統(tǒng)的清商樂，對原曲進行改編，形成了唐樂舞的杰作——《霓裳羽衣曲》。它描寫仙女奔向人間的瞬間，把天上與人間、神話與現(xiàn)實融為一體，創(chuàng)造了格調(diào)極美的意境。
如果說從《婆羅門曲》到《霓裳羽衣曲》是唐玄宗的創(chuàng)作，那么，從樂曲發(fā)展為舞蹈則要歸功于楊貴妃。據(jù)專家研究，楊貴妃是《霓裳羽衣曲》的編舞者。舞姿極為優(yōu)美，白居易《霓裳羽衣歌》這樣描繪他的觀感：
飄然轉(zhuǎn)旋回雪輕，嫣然縱送游龍驚。
小垂手后柳無力，斜曳裙時云欲生。
煙蛾斂略不勝態(tài)，風袖低昂如有情。
傳說楊貴妃的侍女張云容“善為霓裳舞”，楊貴妃極為欣賞，贈詩一首：
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裊裊秋煙里。
輕云嶺下乍搖風，嫩柳池塘初拂水。
多么富有詩情畫意，絲毫看不到《婆羅門曲》的痕跡了。
當時盛行來自西域的“胡舞”，舞步輕快，旋律活潑，在都城長安風靡一時。出于西域的“胡旋舞”，以快速旋轉(zhuǎn)而著稱。楊貴妃、安祿山都擅跳此舞。安祿山是個大胖子，體重三百多斤，腹垂過膝，跳起胡旋舞來，動作敏捷有如旋風。白居易《胡旋女》寫到由于楊貴妃與安祿山的帶頭，京城人人跳胡旋舞的景象：
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圓轉(zhuǎn)。
中有太真外祿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從敦煌莫高窟壁畫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跳胡旋舞的場景，給人一種親臨現(xiàn)場的感受。敦煌壁畫記錄了大量樂舞場景，相當多的部分是從國外傳入的，如220窟的樂舞是“阿彌陀凈土變”，其中的胡騰舞來自中亞，天女們佩瓔珞、纏飄帶，上身半裸，微扭腰身，舞姿婀娜曼妙。敦煌壁畫所顯示的樂器達四十多種，打擊樂器、吹奏樂器、彈撥樂器、拉弦樂器門類齊全，琵琶、阮咸、箜篌、篳篥、塤、羯鼓、答臘鼓等，大多從西域等地傳入。
西京長安、東都洛陽作為全國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引領(lǐng)時代潮流，當時最突出的潮流就是胡風盛行，胡樂、胡舞以外，首推胡妝。正如元稹詩所說：“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wù)胡樂?！睗h人婦女仿效胡人婦女的服裝與裝扮，成為時髦風尚。
大將高仙芝遠征中亞，帶回當?shù)氐蔫现ξ?，舞女的服式——“香衫窄袖裁”，一下子流行起來。入唐的胡旋舞女身穿窄口褲，腳登“小頭鞋履”，于是窄口褲、小頭鞋履成為流行式樣?！靶☆^鞋履窄衣裳”，在當時號稱“天寶末年時世妝”，風行一時。一般貴族與士民都競相仿效，“好為胡婦及胡帽”。
更進一步就是胡服的唐化，即胡服的中國化。文獻記載，楊貴妃有“鴛鴦并頭錦褲襪”，又名“藕覆”，是最為時髦的打扮，類似今日的連褲襪。一時間，從上到下，新潮服飾大為流行。楊貴妃喜歡“披紫綃”，其姐姐虢國夫人愛穿“羅帔衫”，都是袒肩露頸的寬松服裝，完全擯棄了初唐宮人遮蓋全身的裝束之風，使中原服飾趨向開放。
外來文化從各個方面影響人們的物質(zhì)生活與精神生活。在長安的東市和西市，以及城中開闊地和指定劇場，中外藝人，表演戲劇、滑稽劇和其他娛樂節(jié)目。時髦婦女夸耀她們別出心裁的衣裳和發(fā)式。男人和女人，最喜歡的消遣之一是從波斯傳來的馬球，流傳下來描繪馬球游戲的畫作清楚表明了這一點。從中亞各國以及日本、高麗來的使臣、商賈和香客，促進了人們對中國以外的世界的了解。來自這些遙遠地區(qū)的物品——馬匹、珠寶、樂器和織物——激起了宮廷和京城貴族無窮的興趣。外來文化對中國藝術(shù)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臻于完美的銀制品，就設(shè)計和做工而言，頗有波斯風格。從印度、波斯和中亞傳入的新樂器、新曲調(diào)，使中國音樂發(fā)生了重大變化。
這種對外來文化兼收并蓄、為我所用的胸襟與氣度，是唐朝有別于其他朝代的高明之處。正如魯迅所說：“那時我們的祖先們，對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極堅強的把握，決不輕易動搖他們的自信力；同時對于別系的文化抱有恢廓的胸襟與極精嚴的抉擇，決不輕易地崇拜或輕易地唾棄”；“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驅(qū)使，決不介懷”。
盛唐社會的自由開放、放任自流，藝壇的思想奔涌、百花齊放，培育了一大批藝術(shù)天才，這個時期的詩歌、音樂、舞蹈、書法、繪畫都是空前絕后的，它們交相輝映，勾勒出美妙絕倫的盛唐氣象。
唐朝是古典詩歌的繁榮時代。原因可能很多，最主要的一條就是進士科考試詩賦，這就意味著作詩成為獲取功名的捷徑。唐高宗時，進士科加試的“雜文”，就是詩賦，為擅長寫詩者提供入仕的正途。唐中宗時，明確了詩賦試與策論試、經(jīng)義試的同等地位。及至盛唐，以詩賦取士更見推重，唐玄宗時進士及第而位極卿相者，如蘇颋、張說、張嘉貞、張九齡等，都精于詩賦。唐朝文人幾乎無一不是詩人，其中相當一部分是通過科舉考試進入官場，官僚中詩人多如牛毛，為歷代所罕見。清朝康熙年間，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編輯《全唐詩》，收集詩作四萬八千九百多首，作者達二千三百多人，說它空前絕后，也不算太過分。
書法在這個時代也登上了藝術(shù)的高峰。初唐書壇極力推崇王羲之的瘦硬俊俏筆法，出現(xiàn)了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大家，都從師法王羲之入手。唐太宗激勵人們學習王羲之的書體，簡化筆畫，書寫省力，使“王書”從藝術(shù)鑒賞品，普及于政府文牘部門，進而流布于市井社會。到了盛唐，書法為之一變。顏真卿的書法方正雄健，渾厚莊嚴，一掃初唐的娟媚風氣，創(chuàng)造了與盛唐氣象相適應(yīng)的新書體，不僅終唐之世盛行不衰，而且為以后歷代奉為正統(tǒng)書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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