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新儒學：從“偽學”到官學

　　理學家張載的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去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庇盟鼇碓u價朱熹學說，是最為恰當不過的。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徽州婺源人，生活在南宋孝宗至寧宗時代。紹興十八年（1148年）考取進士，此后擔任過一些地方官，但是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儒學。他向程顥的再傳弟子李侗學習程學，形成了與漢唐經學不同的儒學體系，后人稱為理學、道學或新儒學，完成了儒學的復興，是儒學更新運動在學術上的總結。國際學術界認為，朱熹是孔子、孟子以來中國最偉大的思想家，是新儒學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學說，即所謂“朱子學”，從14世紀開始產生廣泛的影響，15世紀影響朝鮮，16世紀影響日本，17世紀開始引起歐洲的注意，1714年在歐洲翻譯出版了《朱子全書》。西方漢學家認為，朱熹的方法論基本上是經驗主義的唯理論者的方法論，他對儒教世界的影響，可與托馬斯·阿奎那對基督教世界的影響相比擬。

　　朱熹的一生，始終從事著書與講學。他的著述極為豐富，《四書集注》等幾十種著作大多保存了下來；他的書信、題跋、奏疏、雜文合編為《朱子大全》121卷；他的講學語錄，被編為《朱子語類》140卷。他創(chuàng)辦了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培養(yǎng)學生，普及儒學。他的道德學問受到后世的敬仰，思想學說長期流傳，滲透于社會的每個角落。

　　朱熹認定宇宙間有一定不變之“理”，從“理”與“氣”的關系上探討關于天地萬物的哲學意義。他認為“理”先于“氣”，“氣”依“理”而存在。事物的“理”就是該事物最完全的形式與標準；萬物有萬理，萬理的總和就是“太極”。要了解“太極”，必須從格物致知做起，多窮一物之理，就能夠多了解事物之理的全體。在《朱子語類》中記錄了他與學生關于理與氣的討論，雖然抽象，卻不乏興味。下面引用幾段來加以欣賞：

　　——學生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個渾成之物，是天地之理總名否？”朱熹答：“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

　　——學生問：“昨謂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理，如何？”朱熹答：“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此天地……”

　　——學生問：“必有是理，然后有是氣，如何？”朱熹答：“此本無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

　　——學生問：“理在先，氣在后？”朱熹答：“理與氣本無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時，卻如理在先，氣在后相似?！?br />
　　——學生問：“有是理便有是氣，似不可分先后？”朱熹答：“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說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卻有是氣，也須有先后。且如萬一山河大地都陷了，畢竟理卻只在這里?！?br />
　　看來朱熹關于理與氣的學說奧妙無窮，每個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解讀方式，但是切不可簡單化地說，這就是“客觀唯心主義”。新近出版的陳來《朱子哲學研究》說得比較好：理先氣后，是朱子哲學的核心問題。它有一個復雜的演變過程，早年認為理氣無先后，以后認為從邏輯推論，理在氣先。朱子的理氣學說，論證宇宙本體與萬物之性的同一性，論證本原和派生的關系，論證普遍規(guī)律與具體規(guī)律的關系，論證理與事物的關系。

　　朱熹并非迂腐的冬烘先生，他有淵博的學識和精密的分析方法，有相當的自然科學素養(yǎng)。日本學者山田慶兒通過宇宙學、天文學、氣象學方面的考察后發(fā)現，朱子學體系的主要構成具有鮮明的古希臘哲學中的自然學性質。確實如此，他從高山上殘留的螺蚌殼論證此處原先曾經是海洋，由于地質變遷才隆起為陸地。三百年以后，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達·芬奇也提出了與此相同的看法。

　　然而，朱熹對后世影響最大的并非上述深奧的哲理，而是通俗的儒學教化。他把《大學》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加以具體化、通俗化，上自國家的皇帝下至各個家庭的百姓，構建一套周密的社會秩序。他關注社會基層民眾的日常言行、所作所為，希望從基層著手，改變家族與村落，建立一個理想的社會。因此他重視儒學的普及化、通俗化，他編著《四書集注》，用理學思想重新解釋《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使理學透過“四書”而深入人心。他編著《小學集注》，旨在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綱五?！钡牡赖乱?guī)范。他編著《論語訓蒙口義》、《童蒙須知》，對兒童的衣著、語言、行為、讀書、寫字、飲食等方面的習慣，都提出了道德性的行為規(guī)范。例如：

　　——穿衣：要頸緊、腰緊、腳緊；

　　——說話：凡為人子弟必須低聲下氣，語言詳緩；

　　——讀書：要端正身體面對書冊，詳緩看字；

　　——飲食：在長輩面前，必須輕嚼緩咽，不可聞飲食之聲。

　　這些規(guī)矩在今天的年輕一代“新新人類”看來，似乎過于迂腐、過于苛刻，其實不然。按照朱熹的邏輯，如果連日常生活細節(jié)中的良好習慣都難以養(yǎng)成，那么就談不上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更遑論治國平天下了。由此，我們不難理解朱熹為什么要強調“持敬”、“涵養(yǎng)”工夫了。他所說的“持敬”，首先要使自身外貌風度得到整肅，要排除雜念，外貌與內心做到表里如一、整齊嚴肅，可以概括為十二個字：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他有一句名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币馑际钦f，待人接物必須恭恭敬敬、畏畏謹謹、收斂身心，不要放縱自己。如果人人都如此講究“修身”，那么整個社會的精神文明也就距離不遠了。

　　然而，朱熹這樣一位道德學問令人敬仰的大師，生前的遭遇十分坎坷、凄涼。當權派出于政治考慮，把他的學說誣蔑為“偽學”，給予嚴厲的打壓、禁錮，成為南宋文化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咄咄怪事。在中國歷史上，用行政命令手段禁錮一個學派、一種學說，屢見不鮮，它并非學派之爭，而是排斥異己的政治斗爭手段。在南宋這個內外交困的時代，學術就更為敏感了。在此之前的紹興年間，就有依附秦檜的官僚攻擊程學、洛學，原因就是他們反對“和議”（實即投降），誣蔑這些學派為“專門曲學”，極力主張朝廷應該“力加禁絕”。可見禁錮學派并非學派門戶之爭，而是明火執(zhí)仗的政治斗爭。

　　對朱熹的禁錮也是如此。因為他主張“修政事，攘夷狄”，也就是整頓南宋自身的政治局面，以期達到“復中原，滅仇虜”的目的。也因為他抨擊當時朝廷的腐敗政治，得罪了當權派。朱熹疾惡如仇，曾經連上六本奏疏彈劾貪贓枉法的臺州知府唐仲友，唐仲友的姻親、宰相王淮授意吏部尚書鄭丙攻擊朱熹，說什么“近世士大夫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宋孝宗輕信此言，“道學”從此成為一個政治罪狀，貽禍于世。宋寧宗即位后，朱熹提醒皇帝防止左右大臣竊權，引起專擅朝政的韓侂胄嫉恨，先是用“道學”之名打擊，以后又感到“道學”二字不足以構成罪狀，索性把朱熹的道學誣蔑為“偽學”。朝廷大臣忌憚社會輿論，不敢過分譴責朱熹。韓侂胄的親信、監(jiān)察御史沈繼祖就捏造朱熹的“罪狀”——霸占已故友人的家財、引誘兩個尼姑作自己的小妾，把朱熹搞得聲名狼藉。從此以后，政壇上對朱熹的攻擊日甚一日，甚至有人公然上書要求處死朱熹。

　　在政治高壓下，朱熹不得不違心地向皇帝認罪，無奈地承認強加的罪狀：“私故人之財”、“納其尼女”。為了顯示認罪態(tài)度的誠懇，他說出了一句最不該說的話——“深省昨非，細尋今是”，徹底否定自己的過去。他的門生朋友惶惶不可終日，特立獨行者隱居于山間林下；見風使舵者改換門庭，從此不再進入朱熹家門；更有甚者，變易衣冠，狎游市肆，用以顯示自己并非朱熹一黨。結果當局還是羅織了一個五十九人的“偽學逆黨”，朱熹便是這個“偽學逆黨”的首領，令人啼笑皆非！

　　慶元六年（1200年），朱熹在孤獨、凄涼的病榻上與世長辭。朝廷提心吊膽，如臨大敵，嚴加防范，唯恐他的門生在悼念的時候，“妄談時人短長，謬議時政得失”。

　　這場冤案，九年之后終于得到昭雪。朝廷為朱熹恢復名譽，追贈中大夫、寶謨閣學士，他的學說不再是“偽學”，他的門生朋友不再是“逆黨”。寶慶三年（1227年），宋理宗發(fā)布詔書，追贈朱熹為太師、信國公，鑒于他的《四書集注》“有補治道”，提倡學習《四書集注》。此后朱熹學說作為官方學說，成為聲譽隆盛的顯學，流傳數百年而不衰。

　　此一時，彼一時，簡直是天壤之別，正所謂“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變化之劇烈令人難以置信。政治對于學術的干預，莫此為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