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人治學，慕效西方，每好分別以求。如治史，從政治史外又必分出經(jīng)濟史、社會史等，條分縷析，可至一二十種以上。然合固可求其分，分亦必貴于能合。中西雙方歷史，本非先有限定，必走同一道路。
如言社會史，中西顯相異，進程亦不同，治史者必強納之于一型。馬克思分西方社會為農(nóng)奴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chǎn)社會諸階層，此據(jù)西方史立論，其是否盡當且勿究，但國人治中國史，何時為農(nóng)奴社會，何時為封建社會，爭辨紛紜，莫衷一是。惟中國社會，顯未走上西方道路，則已明白無疑。而國人遂群認中國至今仍是一封建社會，相當于西方之中古時期，一時若幾成定論。
余嘗謂中國古代有封建政治，與西方中古時期之封建社會有不同。中國封建政治，遠自夏、商迄于周代，已有長時期之演進。其前亦如西方曾有農(nóng)奴社會與否，古史渺茫，可勿究。而在夏、商、周三代封建政治下，固亦可稱其時乃一封建社會，顯分貴族、平民兩階層。但平民決非農(nóng)奴，此就西周一代種種文獻足可證。而在貴族、平民兩階層間，又有一中間階層，此即當時之所謂"士"。《管子》書起于戰(zhàn)國，其書中已明白提出士、農(nóng)、工、商四階層。余故謂中國社會自春秋戰(zhàn)國以下，當稱為"四民社會"。而自戰(zhàn)國以下，又遞有演進，仍可續(xù)加分別，以見與西方社會之進程有不同。
士之一階層，起于何時，暫不詳論。然如管仲、鮑叔牙在齊桓公時，其出身顯非貴族而當系一士。在此以前，亦尚有士。以后更層出不窮，至孔子而士之地位始確立。后人又稱之曰儒?！墩f文》："儒，術士之稱。"可見儒即士。術士猶云藝士。禮、樂、射、御、書、數(shù)為當時之六藝，能通一藝以上，即可上通貴族階層，以供任用，甚至可當國政，為卿相。一部《春秋左氏傳》中，自管仲至孔子，其他尚多其例，茲不列舉。
儒之后有墨，墨亦士，其自稱則曰兼士。儒、墨以下，百家競興，亦皆屬士。因于士階層之興起，而貴族階層漸趨沒落。我故名戰(zhàn)國時期曰"游士社會"。至秦滅六國，封建政治終歇，繼起者為郡縣政治，而社會則仍為一游士社會。就秦而言，擢用東方游士，遠自商鞍、范睢、蔡澤，迄于呂不韋及其賓客，皆游士。李斯為相，亦游士。蒙恬為將，其先世由齊來，亦一游士。博士官七十人皆游士。秦始皇帝之一朝，概多游士。贏姓貴族不見有掌握政權(quán)者。其太子扶蘇，亦在蒙恬軍中。然則縱稱秦代為專制政治，而其決非貴族政治則可知。政治影響社會，社會亦影響政治。其時中國乃為一游士社會，政府亦莫能自外。即論秦之統(tǒng)一天下，其主要動力，亦在六國之游士，而不在秦之貴族。
漢高祖崛起，當時之從龍集團，實亦一士集團。能通一藝即為士，不分文武，蕭何、韓信皆士。張良、陳平更當稱為士。叔孫通、婁敬、陸賈、酈食其之徒，亦何莫非士。即如商山四皓，亦顯屬士。漢高祖不明時變，乃欲恢復古代之封建，非劉氏不得王，非軍功不得侯，尚欲成立一貴族與軍人配合之政府。其意亦何嘗不想劉氏一姓世世為王，以迄于萬世。就此一層言，漢高祖之政治意識，實較秦始皇帝為遜。惟高祖以平民為天子，與皇帝之以貴族傳統(tǒng)為天子者究不同。后人獨稱漢初為平民政府，其實如呂不韋、李斯、蒙恬之倫，皆平民躍起。故秦始皇帝時已非一貴族政府，漢高祖何得再創(chuàng)一貴族政府。其事之終不可久可知。
漢初分封，異姓王倏加誅滅。同姓諸王中游士麇集，尤著者，在南如淮南王安，在北如河間王德，群王歸附，較中央政府為盛。景帝時，吳楚七國之亂已平。武帝時，中央政府之規(guī)模體制，亦不得不變。最主要者，厥為將開國以來貴族軍人之混合政權(quán)，明白轉(zhuǎn)變?yōu)榇讼轮咳苏?quán)。其先非封侯不得相，而武帝拜公孫弘為相，乃特封為平津侯。公孫弘乃東海一牧豕翁，治《公羊春秋》，膺賢良之薦入政府，非貴族，非軍人，以社會上一士的身份而為相。
武帝時又始建太學，太學生出身，高者為郎，低者為吏。郎為王宮侍衛(wèi)，吏乃地方政府之科員。為吏有成績，重得進身為郎。然后由郎再獲分發(fā)出任朝廷內(nèi)外各官職。由于此一制度，自漢宣帝以下，凡為相者，乃無一非由士出身。朝廷內(nèi)外官僚，皆由士充之。故漢代政府，由武帝以下，乃確然成為一士人政府。高祖意欲恢復封建政權(quán)之意想既失敗，而漢武以下，天下歸于一統(tǒng)，游士亦匿跡。故余特稱漢武以下為"郎吏社會"。雖屬創(chuàng)說，明有史證。
其先自儒、墨興起，游士已代貴族階層而為社會領導之中心。自秦始皇與漢武帝，在上之政府皆無法轉(zhuǎn)變此趨勢，乃不得不正式成立士人政府以與社會相因應。故當時之社會既不得稱為一封建社會，當時之政府，亦不得稱為一專制政府，此皆有史實作證，不得空以名詞相比附。
當時太學教育，乃以五經(jīng)博士儒家思想為主。社會農(nóng)村中一士，由太學生轉(zhuǎn)為郎吏，膺任政府官職。退而在野，則敬宗恤族，以養(yǎng)以教，不僅止于其一家之門內(nèi)。此種宗族觀念，遠自封建時代傳遞而來。自儒家言之，固亦不得謂之非。黃金滿籯，不如遺子一經(jīng)。世代傳經(jīng)，即可世代為卿相。于是雖無世襲之貴族，而逐漸形成了世襲之士族。
士族形成，在東漢之晚季。下至三國，中央政府崩潰，郎吏社會亦轉(zhuǎn)成為門第社會。如袁紹一家，其先四世三公，即為一大門第。又如諸葛亮，其先家世二千石，亦一大門第，故兄弟三人，分在魏、蜀、吳三國，皆知名。其他不勝列舉。惟曹操崛起寒微，對門第深抱忌刻心，孔融、楊修、荀彧，凡出門第，皆遭忌見禍，然亦終無奈于社會之大勢。故魏、晉轉(zhuǎn)移，而政府亦漸由門第操縱。此下東晉、南北朝，政府更迭，而門第旺盛，不隨政治而搖動。余故稱此時期為"門第社會"。
門第社會遠始于晚漢，直迄唐之中晚而始衰，綿亙當歷七百年以上。門第特權(quán)，初非由政府規(guī)定，與以前封建不同。又經(jīng)亂世，如三國分裂，東晉偏安，五胡云擾，南朝之遞禪，北朝之分東西，南北政權(quán)又相繼亡滅，隋代亦繼之顛覆。政治局勢極度動蕩，南方門第支撐于長江一帶之新造區(qū)域，北方門第則崎嶇于胡族政權(quán)下，而始終保其存在。及至唐代統(tǒng)一，盛運再臨，而門第仍屹立。此當有其所以然之故。
余曾有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系一長文詳論其事。蓋此一時期之門第，不僅能自保，而中國傳統(tǒng)文化亦賴以維系。兩漢經(jīng)學以外，文學、史學，莫不有繼續(xù)茁長之勢。政治亂于上，而社會定于下。自漢迄唐，歷史民族生命之護養(yǎng)，亦胥當時門第之力?？v謂當時門第，乃一種變相之貴族，然固不得加以輕視。
近人率以莊老清談與當時門第并為一談，此亦不然。門第維系，斷非清談之業(yè)績。清談僅在東晉南朝門第中有此一姿態(tài)。北朝及隋、唐，清談顯不占地位。故欲深究當時門第之共同實質(zhì)與其一貫精神，斷當自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求之，而儒學尤其一要端。要之，門第乃形成于士族，門第中人，亦皆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之所謂士，上接兩漢，下啟隋唐。中國仍為一四民社會，士之一階層，仍為社會一中心。會合政治史學術史而融通一體求之，則當時之所謂士，率多囿于門第，有其一種特殊之形態(tài)與風格，其不同僅在此。
再換言之，當時所謂士，或偏安于南方，或胡漢合作于北方，或努力于再創(chuàng)統(tǒng)一盛運而更加以發(fā)揚光大如隋、唐，其主要人物，多數(shù)皆產(chǎn)生于門第中。當時門第中人，決不當劃出于中國傳統(tǒng)社會領導中心士之一階層之外。此一義，斷當加以深沉之認識。
至于門第內(nèi)容，細言之，有晚漢、三國、西晉，東晉、南朝，五胡、北朝，隋、唐時代之四種分別相，亦當探討其相異所在，更進而求其會通合一。又進而求其與前漢后宋，一貫相承之所在。此當從社會史、政治史、學術史會合求之。知其分，又當知其合。知其變，又當知其常。固不得因此時期有門第存在，而遽目之為猶是一封建社會。
及唐之中晚，北方藩鎮(zhèn)割據(jù)，朝廷以詩賦文學取士，門第傳統(tǒng)終于衰滅。繼之者為進士輕薄。其時之所謂士，既失門第護養(yǎng)，又無朝廷公家特施教育之培植，大體上，已失其所以為士之內(nèi)在精神。而社會亦失其領導中心，政治學術相次潰敗，唐亡而五代繼起。就歷史形勢言，晚唐與五代十國，斷不能與晚漢以至三國之一段時間相提并論。中國歷史自秦以下，亦不斷有衰亂世，但亦不得謂之黑暗世。若必求中國歷史上之黑暗世，則惟晚唐與五代，差可當之。其時，政治亂于上，學術衰于下，士之一領導中心已失其存在，而傳統(tǒng)社會則猶未徹底崩潰。尤其在南方十國中，社會基礎尚未大變，文化命脈尚未全絕，惟在極端搖動中。無以名之，則姑可名之曰"黑暗社會"。
宋代興起，政治粗安，朝廷乃知極端以養(yǎng)士尊士為務。然就中國歷史言，傳統(tǒng)的士階層之正式復興，則已在宋興六七十年后。教育界有胡瑗，政治界有范仲淹，必待此兩人出，乃重見有中國傳統(tǒng)之所謂士。然其時社會已不再有門第，政府以考試取士，而進士皆出自白衣。此一形勢，直至清末，余特為定名"白衣社會"。白衣率從農(nóng)村中崛起，其形勢略同于漢武帝之時。所不同者，政府考試制度已大為開放，民間又有印刷術發(fā)明，書籍流布，較前遠易。故兩漢察舉制度興起以后有門第，而宋代士階層復起，終不能再有門第形成。
其時民間學術傳布，印刷術之外，復有書院講學。印刷術與書院，均已遠起于唐代。而在社會上發(fā)生大影響，引起大作用，其事則始于宋。宋代政府貧弱，遠不能與唐相比，而社會學術之盛，則唐亦不能媲于宋。南宋政府益貧弱，而學術轉(zhuǎn)益興盛。
蒙古入主，政治形勢大變。其時學者，即傳統(tǒng)之所謂士，相率杜門不仕，而隱于民間，以講學為務。書院之盛，上凌宋，下躐明。宋以下一千年來之書院林立，惟元最盛，莫與倫比。故元代之學術，經(jīng)史文學，縱不能繼步兩宋，然較之明代，則未見遠遜。元代初期如黃東發(fā)、王厚齋、胡身之、馬端臨，皆不愧為曠世巨儒。中國歷史上亡國時代，惟元初學術最盛。明代開國，如劉基、宋濂之徒，亦皆培養(yǎng)于元代。論其規(guī)模，亦未遜漢、唐、宋諸代之開國，而抑若猶有過之。明代科舉之制，亦承襲于元。所定《四書大全》、《五經(jīng)大全》，為科舉標準者，亦自元抄襲。故在元代，政治大變于上，社會固未隨之大變于下。學術文化傳統(tǒng)依然如舊。其時己無門第，而白衣之士階層，仍不失其為社會之領導中心。士階層憑何力量而得如此，此當從胡瑗、范仲淹以下，在學術之潛在精神中，求其深源。而濂、洛、關、閩理學之貢獻，亦自可見。
滿清入關，明遺民志節(jié)之高抗，學術之深邃，一時人物蔚起，聲光炳煥，尤過于元初。歷代政權(quán)更迭之際，殆無其匹。政府亡于上，顧亭林謂之是亡國。而社會士群，則仍能存天下于下。中國歷史文化依然保存其大傳統(tǒng)。清廷異族政權(quán)雖控御中國逾兩百四十年之久，然中國社會則依然凝固，精神猶昔，文物遞盛，直接間接，莫非明遺民所賜。清末辛亥以前，國人倡導革命，即以明遺民為號召。尤著者，乃見于當時群相誦讀之《國粹學報》。風聲所播，人心奮昂，影響深厚，遠較宣傳西方美、法革命為尤過。下層社會之影響上層政洽，自本自根之文化傳統(tǒng)，較之外在影響之鼓舞歆動，其為力之宏大，收效之迅速，即此可見。
如上所述，中國自古代封建貴族社會移轉(zhuǎn)而成四民社會，遠溯自孔子儒家，迄于清末。兩千四百年，士之一階層，進于上，則干濟政治。退于下，則主持教育，鼓舞風氣。在上為士大夫，在下為士君子，于人倫修養(yǎng)中產(chǎn)出學術，再由學術領導政治。廣土眾民，永保其綿延廣大統(tǒng)一之景運，而亦永不走上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之道路，始終有一種傳統(tǒng)的文化精神為之主宰。此非深明于中國所特有的四民社會之組織與其運用，則甚難明白其所以然。
近人每謂中國尚停滯在農(nóng)村社會的階段，不知中國城市興起，亦已歷兩千數(shù)百年，其為歷代首都所在地，如長安、洛陽、南京、開封、杭州乃及燕京，與夫其遞盛遞衰，如戰(zhàn)國齊之臨淄、趙之邯鄲及陶，又如宋代特起之四大鎮(zhèn)等且不計。如春秋末之吳，秦代統(tǒng)一后之廣州，漢興以下之廣陵即揚州，以及如四川之成都，此等大城市，皆綿亙兩千年以上。唐人詩，"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黃巢之亂，廣州大食商人被難死者達十萬人。金兀術渡江南下，蘇州一城死者五十萬人。即略讀馬可波羅游記，亦可見其時中國各地城市遍布之盛況。鈔票始行于南宋，至元而大盛。銀號匯兌制度，亦在清初成立于山西。至如商品遠出國外，如漢絲、唐茶、宋瓷，人人所知，不煩詳舉。故中國社會，兩千年來，即為一農(nóng)、工、商并盛之社會。
至于全民兵役制，則確立于漢代。三國以下有屯田兵，唐有府兵，明有衛(wèi)所兵，雖非全農(nóng)皆兵，亦必求其全兵皆農(nóng)。兵農(nóng)合一，永為中國歷史上一傳統(tǒng)制度。對外武力，如漢代對匈奴，唐代對突厥，其征戰(zhàn)輝煌之績，亦彪炳莫盛。憑其富，不產(chǎn)生資本主義。憑其強，不產(chǎn)生帝國主義。歷史上不斷有此機會，而永不邁進此境界，永保此和平安定四民社會之體制。于農(nóng)、工、商、兵諸色人等之上，尚有士之一品，主持社會與政治之領導中心。
以較西方社會，希臘、羅馬有農(nóng)奴，而中國無之。中古時期有封建貴族、武裝堡壘與夫教堂大地主，而中國無之。文藝復興城市興起以后，其海外殖民以至于資本主義大企業(yè)之興起，而中國亦無之。中國社會有士之一階層，掌握政治教育之領導中心者，西方亦無之。果能平心從歷史演進中尊重具體實例，一一加以比較，則中西方之社會相異，顯然可見。
社會體制既不同，建立于其上之政治，自亦不同。如西方古希臘之市民政權(quán)，只建立在每一小城市中，尚不能擴充成為一國家。羅馬帝國之軍人政權(quán)，以及中古以后，現(xiàn)代國家興起，有所謂神權(quán)、君權(quán)、民權(quán)之演進，在中國史上，皆無其例。秦、漢以下，全國大一統(tǒng)之中央政府，非神權(quán)，亦非民權(quán)，但亦不得目之為君權(quán)。
西方現(xiàn)代國家，疆土僅如中國一省區(qū)，尚可憑君權(quán)統(tǒng)治。中國自秦以下，傳統(tǒng)政治，論位則君最高，論職則百官分治，論權(quán)則各有所掌，各自斟酌。如漢代之選舉，唐代以下之考試，皆有職司，其權(quán)不操于君。朝廷用人，則一依選舉考試之所得。故中國自秦以下之傳統(tǒng)政府，僅可稱之曰："士人政府"，或可稱為"官僚政府"，官僚即由士人為之。而決非貴族軍人或商人政府。
又且皇帝與政府亦有別，不能即認皇室為政府。百官分職，皆有規(guī)定，不由君權(quán)，又烏得目此政府為君權(quán)專制之政府。君位在政府中為最高，自君以下，卿相百官皆出于士。在四民社會之上，而有士人政府之建立，使政府社會融成一體。而且選舉考試，錄取名額全國皆定量分配。戶口眾，賦稅重，則選舉考試之錄取名額亦隨而增。故政府官僚，率平均分配及于全國之各地區(qū)。惟在銓敘制度之升降黜陟中，偏遠地區(qū)，文化較低，人才稍次，較難得卿相高位。君位雖世襲，然儲君必與士人受同樣教育。正位為君，亦時擇群臣中學問才德勝者進講授業(yè)，則君亦士也。君臣上下之能沆瀣一氣，其端在此。故中西社會不同，政府亦不同。暫不論其高下得失，而雙方相異，則歷史具在，可以覆按。近人好據(jù)西方歷史來解釋中國，則宜其不相當。
近百年來，中國備受西方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之欺凌壓迫，思欲一變傳統(tǒng)，以效法乎彼。于是社會劇變，歷兩三千年來為社會領導中心之士階層，亦日趨沒落。至于最近，幾失存在。往日之士精神，已渺不復見。而工商企業(yè)之資本家，則尚未成熟，未能確然負起領導社會之責任。于是整個社會乃真如一盤散沙，不得不待政府之排布。而政府又高呼民主，民實無主，何能主政？抑且西方近代資本社會與其民主政府，亦經(jīng)長時期之禪遞推進而有今日。其所成就，何可一蹴即幾。今日中國社會傳統(tǒng)架構(gòu)已被毀。而其基礎，則兩三千年來，深埋厚筑，急切猶難挖掘凈盡。此下之中國社會，將成何態(tài)，非有高見卓識深謀遠慮之士，難窺其仿佛。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洵堪為今日之中國社會詠矣。
抑猶有進者。互觀中西雙方歷史，而論其政府與社會之比重，可謂中國政府乃以社會為基礎，西方政府則僅以社會為憑借。故中國政府自秦以下，實皆由社會士人組成，王室雖在政府體制中占高位，受尊崇，然決不得謂皇室即政府。外戚宦官預政，政府隨即崩潰，但社會傳統(tǒng)則賡續(xù)如舊。所以顧亭林有亡國亡天下之辨。自宋以下，蒙古、滿清兩度以異族入主，而中國社會傳統(tǒng)，則迄未有變。朝代興替，政府更迭，自秦以下屢有之。惟元、清兩代為大變，然仍必以中國社會為基礎。故依宋、明兩代言為亡國，而中國歷史傳統(tǒng)文化精神之建本于社會基層者，則固前后一貫，大本未搖，故可謂仍是中國傳統(tǒng)之天下。
以較西方歷史，希臘未有國，羅馬有國，然其國由政府建立，而非建立于社會。故羅馬帝國非即羅馬人之天下，帝國亡，仍若與羅馬人無關。歐洲現(xiàn)代國家興起，最先亦建立于政府。若果以社會建國，則至少葡、西不必分建兩國，比、荷、瑞典、挪威均然。而奧、匈則不得成一國。而且中古時期以下，全部西歐，同操拉丁語，同信耶穌教，亦盡可成立為一國。歐西社會，乃在同一天下中，而始終成為多國。
故中國歷史實可謂有社會有國家，其言盛衰興亡，盛衰乃指社會言，而興亡則指國家言。但亡后復有興，衰后復有盛。以觀西洋史，則實當可謂有社會無國家，故西洋史各地有盛衰而無興亡。如希臘至今仍是一希臘，羅馬至今仍是一羅馬，而其每一地則衰后不復盛。當前之現(xiàn)代國家，如葡、西、荷、比，以至英、法等，葡、西、荷、比已一衰不復盛，英、法恐亦將皆然。此乃西洋史與中國歷史相異一大要端，誠不可不知。
惟其如此，故近代西歐人，好言自由，力爭民主，而屢起革命。此乃對社會言，非可對國家言。而中國歷史則誠如近儒梁任公言，乃無革命。實可稱西方革命，乃限于社會性，非可謂是國家革命。至如中國古代史，堯、舜禪讓，湯、武革命，中國傳統(tǒng)之所謂革命，實屬國際性，而非社會性。依西方史言，則不啻一國對另一國之征伐，又何可言革命。
今再深一層言之，亦可謂西方文化，實僅停止在社會財貨生活一階段上，并未能進入更高層，如中國人所謂治國、平天下，大群集體人生中之政治道義階段上去。故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僅尚社會一時多數(shù)人意見，而并無超社會以上更高一層之規(guī)矩道義可言。以此較之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之治平大道，其相互間之距離，實甚相遠，未可并論。
再自中國史言之，秦代一統(tǒng)，固可說由秦消滅了六國。深一層言之，乃是當時中國社會新興之士階層代替了古代之封建貴族階層。故秦始皇帝時代之政府，早已具一士人政府之雛形。漢高祖以平民為天子，至漢武帝則士人政府乃確然正式成立。中國之士階層，乃由社會產(chǎn)生，不由政府產(chǎn)生。故中國史上自封建而改為郡縣，實可謂乃中國政治史上一大革命，一大進步。下至三國，魏之曹氏，晉之司馬氏，自此以下，除五胡北朝為外族政權(quán)外，南方諸政府，何嘗不由社會中士階層來建立。即五胡北朝，亦必與中國社會中之士階層合作，而始能成立其政府。甚至下迄元、清兩代，亦莫不然。
近代西方之民主政府，議會政黨政治，亦乃是由社會來組織政府，非可謂其政府乃能超出乎其社會之上。故在西方社會中，僅可謂有知識分子，不得謂如中國之有士階層。故西方社會中之獲得預聞政權(quán)，乃至掌握政權(quán)，皆由其社會中之資產(chǎn)階層發(fā)動。其先議會選舉，皆論資產(chǎn)，由納稅人資格而獲選舉權(quán)與被選舉權(quán)。故近代西方之民主政府，則必然需采取社會中資產(chǎn)階層之意見，于是使其社會迅速成為一資本主義之社會。而其政府亦迅速成為一帝國主義之政府，向外獲取工商原料，推銷工商成品。使其本國資本社會可以不斷向榮，而其相因而起之一切毒素，亦可向外發(fā)泄，使本國社會暫時見其利不見其害。但自帝國主義崩潰，資本主義之毒素，乃轉(zhuǎn)向內(nèi)泄。于是其社會乃開始日趨崩潰，而若有汲汲不可終日之勢。亦可謂乃先有其內(nèi)在資本社會之病痛，而始有帝國主義之崩潰。
任何一社會，經(jīng)歷某一段時期，無不需變。即論中國社會，如余所陳，自封建而游士、郎吏、門第、白衣，亦已歷多階層之變動。惟均不失仍為一士傳統(tǒng)。最近百年來，驟與西方帝國主義資本社會相接觸，富強之勢，咄咄逼人。而又欣羨其民主自由之美名，不加深察，惟求一變故常，亦步亦趨以為快。而不幸西方社會亦已臨于不得不變之邊緣。惟變當有常，萬變不離其宗，當先揭出其大本大源之綱領所在，使一切之變，皆趨向此綱領而勿違，斯其變乃可有常，有其前途。自然科學，物質(zhì)文明，從西方資本社會之養(yǎng)育中突飛猛進，人人盡以改進物質(zhì)人生為目標，為期向。而不知人生趨向，社會結(jié)構(gòu)，則并不盡在物質(zhì)上。物質(zhì)日進，反可使人生日退步，社會日解體。
姑舉婚姻一項言。西方婚姻制度主要奠定在政府法律上，夫婦關系須得法律承認，而法律則操于政府。中國婚姻制度主要奠定在社會風俗上，夫婦關系之奠定，在禮不在法，在人不在政。禮定成俗，禮俗起于道義，乃人生社會事。而不可謂其起于制度，乃政治法律事。故西方則刑法之比重超越乎禮義，中國則禮義之比重更超越乎刑法。但今亦可謂西方刑法僅屬社會性，而中國人之禮義則屬政治性。其實西方婚姻制度之得以維持穩(wěn)定，更要因素則在宗教。宗教則仍屬社會性，非屬政治性。但自科學日興，宗教信仰日衰，而資本社會之日常生活，乃更使婚姻制度易趨解體。
日本為中國文化之一支，其社會形態(tài)亦屬中國型。其男女關系夫婦制度，更屬保守。乃自最近二十年來，社會經(jīng)濟飛躍，整體人生，隨而生變，婚姻亦失正常。家庭基礎動搖，幼童老年，全受影響。此實以物質(zhì)繁榮，人情易趨涼薄。群體渙散，社會組織轉(zhuǎn)以工商團體之事業(yè)經(jīng)營為主，不以人與人相處感情上之交融互洽為本。財富日增，人生情味日減。繼此以往，不加警惕糾挽，實有人倫道喪，天下將亡之憂。
回憶吾國，自辛亥前迄今百年，人人以慕效西化為自救自存之惟一途徑。唱為文化自譴之高論。群認為中國人僅知有私德，不知有公德。"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引此詩句，肆為詬厲。不知門前雪急需掃除，自當由各家各戶自掃，瓦上霜在別家屋上，自可不管。夫婦為人倫之始，男女之防一破，性交泛濫，婚姻仳離，此其妨礙人生大道，何止如門前之雪。若求掃除，則需男女人人，各各知恥自好，此非私德而何？私德既喪，何來公德？今日之工廠，規(guī)模日大，天空有噪音，地下有污水，上自飛禽，下及游魚，胥不受害。資本主義之為禍人類，其先如非洲販黑奴，廣州賣鴉片，演變至今，乃有共產(chǎn)主義崛起。凡屬資產(chǎn)，盡成罪惡。清算斗爭，集中勞改，此豈乃為公德？
吾國自宋以下，八百年來，《大學》成為識字人第一部必讀書。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修身為本。富潤屋，德潤身，修身當重德，不重富。民國初年，小學尚有修身科，教人如何在社會上做人，此身明明為各人私有。則私德即公德。后遂改為公民科，教人如何在政府下做一公民，于是人生重點，轉(zhuǎn)若不在私而在公。試問每一人之生命，究屬私有，抑公有？無私又何來有公？
今日資本主義社會，一切物質(zhì)財產(chǎn)資本，不啻盡求納入社會中，實即亦是一種公化。四十五十層以上之摩天大廈，林立市區(qū)，此皆所謂富潤屋。而蟄居屋中之每一人，更無德以潤身。是只潤屋，不潤身。集此無德不潤之身，其生命之干枯燥烈，惟有束之以法律，限之為公民。人生乃為財富所公有，不為此身所私有。因此有關財富，則必彼此相競。不關財富，則各自恣肆，無所底止。美其名曰"自由"，而法律亦無奈之何。今日自由資本社會，顯已群趨此境。而當前中國社會，則亦順此潮流，奉為榜樣，向之邁進。其最后歸宿，豈不已彰灼在目。
今再返觀中國社會全部演變史而綜合言之。儒、墨興起，古代封建社會一變而成此下之四民社會，若為中國社會演變史中之第一大變，實則其變并不大。儒家如孔子，其心中固尚奉古代封建貴族為圭臬，堯、舜、禹、湯、文、武為圣君，伊尹、周公為賢相，述而不作，未嘗有近代吾國人所提揭推翻打倒任何革命之意味。即墨家墨子，亦抱同樣態(tài)度。稱道詩書，尊崇古人。惟孔子佩服周公，墨子則師法大禹，要之則同重人物。古人今人，同是一人。貴族平民，亦同是一人。為人必遵人道，守人格。在社會為一人，始能在政府為君相，為官僚。茍其君不行君道，則伊尹放太甲，周公攝成王政。太甲悔過，伊尹自桐宮迎回。成王既長，已知為君之道，周公亦歸政。堯、舜有禪讓，湯、武有革命，政府一切制度行為，惟以人道為依歸。
孔、墨所倡，仍屬人道。惟其道在下不在上。在上者得其道，斯政府可以領導社會。道而在下，則社會當起而領導政府。儒、墨之意在此。惟孔子論道主"仁"，墨子論道主"兼愛"尚義，所不同者屬第二義，在方法上。其更高第一義，在原則上，則無不同。故孔、墨同若反貴族，而實非反貴族，所反在其人之無道。此下百家迭起，無不皆然。惟韓非主以上御下，以君制民，其道最狹，乃為后代中國人所弗信。故孔墨雖同對在上者有譏議，而同受當時在上者之尊崇。所謂游士社會，朝秦暮楚，所至有給養(yǎng)，受重視，絕非貴族平民間之階級斗爭，如近人所謂之推翻與打倒。而古代貴族、平民間顯分階級之封建社會，乃亦終于告終，消散于無形。
故封建社會與四民社會之間雖有變，而仍有一不變之大傳統(tǒng)，此乃吾中國文化精神一貫相承之所在。今當統(tǒng)稱之曰"人道社會"，亦即"人心社會"，或稱"人本社會"，即是以人道人心為本之社會。修明此道以領導社會向前者，在先曰"圣君賢相"，在后則曰"士"。作之君，作之師。君在上，師在下。政府社會，自"道"論之，皆屬一體。自秦以下，中國一統(tǒng)，為君為太子，亦必有師，亦必同為一士。而孔子遂為至圣先師，其在社會之地位，尤高出歷代各朝君主之上。必明此，乃可覘中國社會之特征。
希臘有民族，有文化，有社會，但無國家，因亦無政府。各城市有民選議會，處分其各城市之公共事務，如斯而已。羅馬有國家，有政府，乃操縱于軍人集團。向外擴張，而成為一帝國。帝國統(tǒng)治下，可有各色不同之社會。如意大利、希臘、埃及、法蘭西乃及其他地區(qū)，在同一政府統(tǒng)治下，但并非同一社會。帝國崩潰，中古時期之封建社會，乃分由貴族武裝堡壘及教會所統(tǒng)治，其情形與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大不同。中國封建，在社會之上有政府。西方封建，社會之上無政府。社會無一共遵共由之道，政府亦無一共守共由之道。道在教會，權(quán)在政府，與中國大不同。
及現(xiàn)代國家興起，規(guī)模雖小，實承羅馬傳統(tǒng)來。而文藝復興后之城市興起，則承希臘傳統(tǒng)來。故沿意大利半島之地中海及北歐波羅的海諸城市，其成為國家轉(zhuǎn)在后。西、葡海外尋金，風聲所播，荷、比、英、法繼起。羅馬、希臘兩傳統(tǒng)，漸匯為一，于是遂有民主政府議會政治之建立。在內(nèi)為民主，屬希臘型。在外為帝國，屬羅馬型。于是西方現(xiàn)代國家，乃始建基于社會之上，似若走上了中國道路。但其社會乃是一工商社會，進而變成資本主義之社會。與中國人道人心人本社會之本質(zhì)，仍有其大不同處。
中國社會非無工商業(yè)，非無城市，其事遠在戰(zhàn)國時已然。惟與希臘不同。希臘有城市工商業(yè)，有社會文化，而不能有國家。中國先秦則兩者兼有。逮漢、唐一統(tǒng)，其國家與政府，又與羅馬不同。羅馬由軍人政府擴展向外而成為帝國。漢、唐政府乃由全國社會之向心凝結(jié)而成，雖曰大一統(tǒng)，而非向外征服，故不得目之曰帝國。漢起豐沛，唐起太原，立國中心，則并不在此。
故中國四千年來之社會，實一貫相承為一人道人心人本之社會。修明此道以為社會之領導中心者，自孔子以下，其職任全在士。孔子曰："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西方社會則建本于工商業(yè)，如希臘。其國家則建本于軍人武力，如羅馬。故西方傳統(tǒng)重視富強，惡衣惡食乃其所恥。近代之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淵源胥由此。中國傳統(tǒng)，向不重富強。今則一慕富強，而近百年來之中國社會，乃由此而變質(zhì)。士之一階層，已在社會中急劇消失。社會失所領導，領導者乃在國外，不在國內(nèi)。姑無論西方社會亦已臨必變之際，而邯鄲學步，一變故常，外襲他人，事亦不易。即謂有成，亦不啻亡天下以求存國。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其或終有理想之新士出，以領導吾國人，從四千年舊傳統(tǒng)中，獲得一適應當前之新出路，則誠所馨香以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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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言社會史，中西顯相異，進程亦不同，治史者必強納之于一型。馬克思分西方社會為農(nóng)奴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chǎn)社會諸階層，此據(jù)西方史立論，其是否盡當且勿究，但國人治中國史，何時為農(nóng)奴社會，何時為封建社會，爭辨紛紜，莫衷一是。惟中國社會，顯未走上西方道路，則已明白無疑。而國人遂群認中國至今仍是一封建社會，相當于西方之中古時期，一時若幾成定論。
余嘗謂中國古代有封建政治，與西方中古時期之封建社會有不同。中國封建政治，遠自夏、商迄于周代，已有長時期之演進。其前亦如西方曾有農(nóng)奴社會與否，古史渺茫，可勿究。而在夏、商、周三代封建政治下，固亦可稱其時乃一封建社會，顯分貴族、平民兩階層。但平民決非農(nóng)奴，此就西周一代種種文獻足可證。而在貴族、平民兩階層間，又有一中間階層，此即當時之所謂"士"。《管子》書起于戰(zhàn)國，其書中已明白提出士、農(nóng)、工、商四階層。余故謂中國社會自春秋戰(zhàn)國以下，當稱為"四民社會"。而自戰(zhàn)國以下，又遞有演進，仍可續(xù)加分別，以見與西方社會之進程有不同。
士之一階層，起于何時，暫不詳論。然如管仲、鮑叔牙在齊桓公時，其出身顯非貴族而當系一士。在此以前，亦尚有士。以后更層出不窮，至孔子而士之地位始確立。后人又稱之曰儒?！墩f文》："儒，術士之稱。"可見儒即士。術士猶云藝士。禮、樂、射、御、書、數(shù)為當時之六藝，能通一藝以上，即可上通貴族階層，以供任用，甚至可當國政，為卿相。一部《春秋左氏傳》中，自管仲至孔子，其他尚多其例，茲不列舉。
儒之后有墨，墨亦士，其自稱則曰兼士。儒、墨以下，百家競興，亦皆屬士。因于士階層之興起，而貴族階層漸趨沒落。我故名戰(zhàn)國時期曰"游士社會"。至秦滅六國，封建政治終歇，繼起者為郡縣政治，而社會則仍為一游士社會。就秦而言，擢用東方游士，遠自商鞍、范睢、蔡澤，迄于呂不韋及其賓客，皆游士。李斯為相，亦游士。蒙恬為將，其先世由齊來，亦一游士。博士官七十人皆游士。秦始皇帝之一朝，概多游士。贏姓貴族不見有掌握政權(quán)者。其太子扶蘇，亦在蒙恬軍中。然則縱稱秦代為專制政治，而其決非貴族政治則可知。政治影響社會，社會亦影響政治。其時中國乃為一游士社會，政府亦莫能自外。即論秦之統(tǒng)一天下，其主要動力，亦在六國之游士，而不在秦之貴族。
漢高祖崛起，當時之從龍集團，實亦一士集團。能通一藝即為士，不分文武，蕭何、韓信皆士。張良、陳平更當稱為士。叔孫通、婁敬、陸賈、酈食其之徒，亦何莫非士。即如商山四皓，亦顯屬士。漢高祖不明時變，乃欲恢復古代之封建，非劉氏不得王，非軍功不得侯，尚欲成立一貴族與軍人配合之政府。其意亦何嘗不想劉氏一姓世世為王，以迄于萬世。就此一層言，漢高祖之政治意識，實較秦始皇帝為遜。惟高祖以平民為天子，與皇帝之以貴族傳統(tǒng)為天子者究不同。后人獨稱漢初為平民政府，其實如呂不韋、李斯、蒙恬之倫，皆平民躍起。故秦始皇帝時已非一貴族政府，漢高祖何得再創(chuàng)一貴族政府。其事之終不可久可知。
漢初分封，異姓王倏加誅滅。同姓諸王中游士麇集，尤著者，在南如淮南王安，在北如河間王德，群王歸附，較中央政府為盛。景帝時，吳楚七國之亂已平。武帝時，中央政府之規(guī)模體制，亦不得不變。最主要者，厥為將開國以來貴族軍人之混合政權(quán)，明白轉(zhuǎn)變?yōu)榇讼轮咳苏?quán)。其先非封侯不得相，而武帝拜公孫弘為相，乃特封為平津侯。公孫弘乃東海一牧豕翁，治《公羊春秋》，膺賢良之薦入政府，非貴族，非軍人，以社會上一士的身份而為相。
武帝時又始建太學，太學生出身，高者為郎，低者為吏。郎為王宮侍衛(wèi)，吏乃地方政府之科員。為吏有成績，重得進身為郎。然后由郎再獲分發(fā)出任朝廷內(nèi)外各官職。由于此一制度，自漢宣帝以下，凡為相者，乃無一非由士出身。朝廷內(nèi)外官僚，皆由士充之。故漢代政府，由武帝以下，乃確然成為一士人政府。高祖意欲恢復封建政權(quán)之意想既失敗，而漢武以下，天下歸于一統(tǒng)，游士亦匿跡。故余特稱漢武以下為"郎吏社會"。雖屬創(chuàng)說，明有史證。
其先自儒、墨興起，游士已代貴族階層而為社會領導之中心。自秦始皇與漢武帝，在上之政府皆無法轉(zhuǎn)變此趨勢，乃不得不正式成立士人政府以與社會相因應。故當時之社會既不得稱為一封建社會，當時之政府，亦不得稱為一專制政府，此皆有史實作證，不得空以名詞相比附。
當時太學教育，乃以五經(jīng)博士儒家思想為主。社會農(nóng)村中一士，由太學生轉(zhuǎn)為郎吏，膺任政府官職。退而在野，則敬宗恤族，以養(yǎng)以教，不僅止于其一家之門內(nèi)。此種宗族觀念，遠自封建時代傳遞而來。自儒家言之，固亦不得謂之非。黃金滿籯，不如遺子一經(jīng)。世代傳經(jīng)，即可世代為卿相。于是雖無世襲之貴族，而逐漸形成了世襲之士族。
士族形成，在東漢之晚季。下至三國，中央政府崩潰，郎吏社會亦轉(zhuǎn)成為門第社會。如袁紹一家，其先四世三公，即為一大門第。又如諸葛亮，其先家世二千石，亦一大門第，故兄弟三人，分在魏、蜀、吳三國，皆知名。其他不勝列舉。惟曹操崛起寒微，對門第深抱忌刻心，孔融、楊修、荀彧，凡出門第，皆遭忌見禍，然亦終無奈于社會之大勢。故魏、晉轉(zhuǎn)移，而政府亦漸由門第操縱。此下東晉、南北朝，政府更迭，而門第旺盛，不隨政治而搖動。余故稱此時期為"門第社會"。
門第社會遠始于晚漢，直迄唐之中晚而始衰，綿亙當歷七百年以上。門第特權(quán)，初非由政府規(guī)定，與以前封建不同。又經(jīng)亂世，如三國分裂，東晉偏安，五胡云擾，南朝之遞禪，北朝之分東西，南北政權(quán)又相繼亡滅，隋代亦繼之顛覆。政治局勢極度動蕩，南方門第支撐于長江一帶之新造區(qū)域，北方門第則崎嶇于胡族政權(quán)下，而始終保其存在。及至唐代統(tǒng)一，盛運再臨，而門第仍屹立。此當有其所以然之故。
余曾有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系一長文詳論其事。蓋此一時期之門第，不僅能自保，而中國傳統(tǒng)文化亦賴以維系。兩漢經(jīng)學以外，文學、史學，莫不有繼續(xù)茁長之勢。政治亂于上，而社會定于下。自漢迄唐，歷史民族生命之護養(yǎng)，亦胥當時門第之力?？v謂當時門第，乃一種變相之貴族，然固不得加以輕視。
近人率以莊老清談與當時門第并為一談，此亦不然。門第維系，斷非清談之業(yè)績。清談僅在東晉南朝門第中有此一姿態(tài)。北朝及隋、唐，清談顯不占地位。故欲深究當時門第之共同實質(zhì)與其一貫精神，斷當自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求之，而儒學尤其一要端。要之，門第乃形成于士族，門第中人，亦皆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之所謂士，上接兩漢，下啟隋唐。中國仍為一四民社會，士之一階層，仍為社會一中心。會合政治史學術史而融通一體求之，則當時之所謂士，率多囿于門第，有其一種特殊之形態(tài)與風格，其不同僅在此。
再換言之，當時所謂士，或偏安于南方，或胡漢合作于北方，或努力于再創(chuàng)統(tǒng)一盛運而更加以發(fā)揚光大如隋、唐，其主要人物，多數(shù)皆產(chǎn)生于門第中。當時門第中人，決不當劃出于中國傳統(tǒng)社會領導中心士之一階層之外。此一義，斷當加以深沉之認識。
至于門第內(nèi)容，細言之，有晚漢、三國、西晉，東晉、南朝，五胡、北朝，隋、唐時代之四種分別相，亦當探討其相異所在，更進而求其會通合一。又進而求其與前漢后宋，一貫相承之所在。此當從社會史、政治史、學術史會合求之。知其分，又當知其合。知其變，又當知其常。固不得因此時期有門第存在，而遽目之為猶是一封建社會。
及唐之中晚，北方藩鎮(zhèn)割據(jù)，朝廷以詩賦文學取士，門第傳統(tǒng)終于衰滅。繼之者為進士輕薄。其時之所謂士，既失門第護養(yǎng)，又無朝廷公家特施教育之培植，大體上，已失其所以為士之內(nèi)在精神。而社會亦失其領導中心，政治學術相次潰敗，唐亡而五代繼起。就歷史形勢言，晚唐與五代十國，斷不能與晚漢以至三國之一段時間相提并論。中國歷史自秦以下，亦不斷有衰亂世，但亦不得謂之黑暗世。若必求中國歷史上之黑暗世，則惟晚唐與五代，差可當之。其時，政治亂于上，學術衰于下，士之一領導中心已失其存在，而傳統(tǒng)社會則猶未徹底崩潰。尤其在南方十國中，社會基礎尚未大變，文化命脈尚未全絕，惟在極端搖動中。無以名之，則姑可名之曰"黑暗社會"。
宋代興起，政治粗安，朝廷乃知極端以養(yǎng)士尊士為務。然就中國歷史言，傳統(tǒng)的士階層之正式復興，則已在宋興六七十年后。教育界有胡瑗，政治界有范仲淹，必待此兩人出，乃重見有中國傳統(tǒng)之所謂士。然其時社會已不再有門第，政府以考試取士，而進士皆出自白衣。此一形勢，直至清末，余特為定名"白衣社會"。白衣率從農(nóng)村中崛起，其形勢略同于漢武帝之時。所不同者，政府考試制度已大為開放，民間又有印刷術發(fā)明，書籍流布，較前遠易。故兩漢察舉制度興起以后有門第，而宋代士階層復起，終不能再有門第形成。
其時民間學術傳布，印刷術之外，復有書院講學。印刷術與書院，均已遠起于唐代。而在社會上發(fā)生大影響，引起大作用，其事則始于宋。宋代政府貧弱，遠不能與唐相比，而社會學術之盛，則唐亦不能媲于宋。南宋政府益貧弱，而學術轉(zhuǎn)益興盛。
蒙古入主，政治形勢大變。其時學者，即傳統(tǒng)之所謂士，相率杜門不仕，而隱于民間，以講學為務。書院之盛，上凌宋，下躐明。宋以下一千年來之書院林立，惟元最盛，莫與倫比。故元代之學術，經(jīng)史文學，縱不能繼步兩宋，然較之明代，則未見遠遜。元代初期如黃東發(fā)、王厚齋、胡身之、馬端臨，皆不愧為曠世巨儒。中國歷史上亡國時代，惟元初學術最盛。明代開國，如劉基、宋濂之徒，亦皆培養(yǎng)于元代。論其規(guī)模，亦未遜漢、唐、宋諸代之開國，而抑若猶有過之。明代科舉之制，亦承襲于元。所定《四書大全》、《五經(jīng)大全》，為科舉標準者，亦自元抄襲。故在元代，政治大變于上，社會固未隨之大變于下。學術文化傳統(tǒng)依然如舊。其時己無門第，而白衣之士階層，仍不失其為社會之領導中心。士階層憑何力量而得如此，此當從胡瑗、范仲淹以下，在學術之潛在精神中，求其深源。而濂、洛、關、閩理學之貢獻，亦自可見。
滿清入關，明遺民志節(jié)之高抗，學術之深邃，一時人物蔚起，聲光炳煥，尤過于元初。歷代政權(quán)更迭之際，殆無其匹。政府亡于上，顧亭林謂之是亡國。而社會士群，則仍能存天下于下。中國歷史文化依然保存其大傳統(tǒng)。清廷異族政權(quán)雖控御中國逾兩百四十年之久，然中國社會則依然凝固，精神猶昔，文物遞盛，直接間接，莫非明遺民所賜。清末辛亥以前，國人倡導革命，即以明遺民為號召。尤著者，乃見于當時群相誦讀之《國粹學報》。風聲所播，人心奮昂，影響深厚，遠較宣傳西方美、法革命為尤過。下層社會之影響上層政洽，自本自根之文化傳統(tǒng)，較之外在影響之鼓舞歆動，其為力之宏大，收效之迅速，即此可見。
如上所述，中國自古代封建貴族社會移轉(zhuǎn)而成四民社會，遠溯自孔子儒家，迄于清末。兩千四百年，士之一階層，進于上，則干濟政治。退于下，則主持教育，鼓舞風氣。在上為士大夫，在下為士君子，于人倫修養(yǎng)中產(chǎn)出學術，再由學術領導政治。廣土眾民，永保其綿延廣大統(tǒng)一之景運，而亦永不走上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之道路，始終有一種傳統(tǒng)的文化精神為之主宰。此非深明于中國所特有的四民社會之組織與其運用，則甚難明白其所以然。
近人每謂中國尚停滯在農(nóng)村社會的階段，不知中國城市興起，亦已歷兩千數(shù)百年，其為歷代首都所在地，如長安、洛陽、南京、開封、杭州乃及燕京，與夫其遞盛遞衰，如戰(zhàn)國齊之臨淄、趙之邯鄲及陶，又如宋代特起之四大鎮(zhèn)等且不計。如春秋末之吳，秦代統(tǒng)一后之廣州，漢興以下之廣陵即揚州，以及如四川之成都，此等大城市，皆綿亙兩千年以上。唐人詩，"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黃巢之亂，廣州大食商人被難死者達十萬人。金兀術渡江南下，蘇州一城死者五十萬人。即略讀馬可波羅游記，亦可見其時中國各地城市遍布之盛況。鈔票始行于南宋，至元而大盛。銀號匯兌制度，亦在清初成立于山西。至如商品遠出國外，如漢絲、唐茶、宋瓷，人人所知，不煩詳舉。故中國社會，兩千年來，即為一農(nóng)、工、商并盛之社會。
至于全民兵役制，則確立于漢代。三國以下有屯田兵，唐有府兵，明有衛(wèi)所兵，雖非全農(nóng)皆兵，亦必求其全兵皆農(nóng)。兵農(nóng)合一，永為中國歷史上一傳統(tǒng)制度。對外武力，如漢代對匈奴，唐代對突厥，其征戰(zhàn)輝煌之績，亦彪炳莫盛。憑其富，不產(chǎn)生資本主義。憑其強，不產(chǎn)生帝國主義。歷史上不斷有此機會，而永不邁進此境界，永保此和平安定四民社會之體制。于農(nóng)、工、商、兵諸色人等之上，尚有士之一品，主持社會與政治之領導中心。
以較西方社會，希臘、羅馬有農(nóng)奴，而中國無之。中古時期有封建貴族、武裝堡壘與夫教堂大地主，而中國無之。文藝復興城市興起以后，其海外殖民以至于資本主義大企業(yè)之興起，而中國亦無之。中國社會有士之一階層，掌握政治教育之領導中心者，西方亦無之。果能平心從歷史演進中尊重具體實例，一一加以比較，則中西方之社會相異，顯然可見。
社會體制既不同，建立于其上之政治，自亦不同。如西方古希臘之市民政權(quán)，只建立在每一小城市中，尚不能擴充成為一國家。羅馬帝國之軍人政權(quán)，以及中古以后，現(xiàn)代國家興起，有所謂神權(quán)、君權(quán)、民權(quán)之演進，在中國史上，皆無其例。秦、漢以下，全國大一統(tǒng)之中央政府，非神權(quán)，亦非民權(quán)，但亦不得目之為君權(quán)。
西方現(xiàn)代國家，疆土僅如中國一省區(qū)，尚可憑君權(quán)統(tǒng)治。中國自秦以下，傳統(tǒng)政治，論位則君最高，論職則百官分治，論權(quán)則各有所掌，各自斟酌。如漢代之選舉，唐代以下之考試，皆有職司，其權(quán)不操于君。朝廷用人，則一依選舉考試之所得。故中國自秦以下之傳統(tǒng)政府，僅可稱之曰："士人政府"，或可稱為"官僚政府"，官僚即由士人為之。而決非貴族軍人或商人政府。
又且皇帝與政府亦有別，不能即認皇室為政府。百官分職，皆有規(guī)定，不由君權(quán)，又烏得目此政府為君權(quán)專制之政府。君位在政府中為最高，自君以下，卿相百官皆出于士。在四民社會之上，而有士人政府之建立，使政府社會融成一體。而且選舉考試，錄取名額全國皆定量分配。戶口眾，賦稅重，則選舉考試之錄取名額亦隨而增。故政府官僚，率平均分配及于全國之各地區(qū)。惟在銓敘制度之升降黜陟中，偏遠地區(qū)，文化較低，人才稍次，較難得卿相高位。君位雖世襲，然儲君必與士人受同樣教育。正位為君，亦時擇群臣中學問才德勝者進講授業(yè)，則君亦士也。君臣上下之能沆瀣一氣，其端在此。故中西社會不同，政府亦不同。暫不論其高下得失，而雙方相異，則歷史具在，可以覆按。近人好據(jù)西方歷史來解釋中國，則宜其不相當。
近百年來，中國備受西方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之欺凌壓迫，思欲一變傳統(tǒng)，以效法乎彼。于是社會劇變，歷兩三千年來為社會領導中心之士階層，亦日趨沒落。至于最近，幾失存在。往日之士精神，已渺不復見。而工商企業(yè)之資本家，則尚未成熟，未能確然負起領導社會之責任。于是整個社會乃真如一盤散沙，不得不待政府之排布。而政府又高呼民主，民實無主，何能主政？抑且西方近代資本社會與其民主政府，亦經(jīng)長時期之禪遞推進而有今日。其所成就，何可一蹴即幾。今日中國社會傳統(tǒng)架構(gòu)已被毀。而其基礎，則兩三千年來，深埋厚筑，急切猶難挖掘凈盡。此下之中國社會，將成何態(tài)，非有高見卓識深謀遠慮之士，難窺其仿佛。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洵堪為今日之中國社會詠矣。
抑猶有進者。互觀中西雙方歷史，而論其政府與社會之比重，可謂中國政府乃以社會為基礎，西方政府則僅以社會為憑借。故中國政府自秦以下，實皆由社會士人組成，王室雖在政府體制中占高位，受尊崇，然決不得謂皇室即政府。外戚宦官預政，政府隨即崩潰，但社會傳統(tǒng)則賡續(xù)如舊。所以顧亭林有亡國亡天下之辨。自宋以下，蒙古、滿清兩度以異族入主，而中國社會傳統(tǒng)，則迄未有變。朝代興替，政府更迭，自秦以下屢有之。惟元、清兩代為大變，然仍必以中國社會為基礎。故依宋、明兩代言為亡國，而中國歷史傳統(tǒng)文化精神之建本于社會基層者，則固前后一貫，大本未搖，故可謂仍是中國傳統(tǒng)之天下。
以較西方歷史，希臘未有國，羅馬有國，然其國由政府建立，而非建立于社會。故羅馬帝國非即羅馬人之天下，帝國亡，仍若與羅馬人無關。歐洲現(xiàn)代國家興起，最先亦建立于政府。若果以社會建國，則至少葡、西不必分建兩國，比、荷、瑞典、挪威均然。而奧、匈則不得成一國。而且中古時期以下，全部西歐，同操拉丁語，同信耶穌教，亦盡可成立為一國。歐西社會，乃在同一天下中，而始終成為多國。
故中國歷史實可謂有社會有國家，其言盛衰興亡，盛衰乃指社會言，而興亡則指國家言。但亡后復有興，衰后復有盛。以觀西洋史，則實當可謂有社會無國家，故西洋史各地有盛衰而無興亡。如希臘至今仍是一希臘，羅馬至今仍是一羅馬，而其每一地則衰后不復盛。當前之現(xiàn)代國家，如葡、西、荷、比，以至英、法等，葡、西、荷、比已一衰不復盛，英、法恐亦將皆然。此乃西洋史與中國歷史相異一大要端，誠不可不知。
惟其如此，故近代西歐人，好言自由，力爭民主，而屢起革命。此乃對社會言，非可對國家言。而中國歷史則誠如近儒梁任公言，乃無革命。實可稱西方革命，乃限于社會性，非可謂是國家革命。至如中國古代史，堯、舜禪讓，湯、武革命，中國傳統(tǒng)之所謂革命，實屬國際性，而非社會性。依西方史言，則不啻一國對另一國之征伐，又何可言革命。
今再深一層言之，亦可謂西方文化，實僅停止在社會財貨生活一階段上，并未能進入更高層，如中國人所謂治國、平天下，大群集體人生中之政治道義階段上去。故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僅尚社會一時多數(shù)人意見，而并無超社會以上更高一層之規(guī)矩道義可言。以此較之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之治平大道，其相互間之距離，實甚相遠，未可并論。
再自中國史言之，秦代一統(tǒng)，固可說由秦消滅了六國。深一層言之，乃是當時中國社會新興之士階層代替了古代之封建貴族階層。故秦始皇帝時代之政府，早已具一士人政府之雛形。漢高祖以平民為天子，至漢武帝則士人政府乃確然正式成立。中國之士階層，乃由社會產(chǎn)生，不由政府產(chǎn)生。故中國史上自封建而改為郡縣，實可謂乃中國政治史上一大革命，一大進步。下至三國，魏之曹氏，晉之司馬氏，自此以下，除五胡北朝為外族政權(quán)外，南方諸政府，何嘗不由社會中士階層來建立。即五胡北朝，亦必與中國社會中之士階層合作，而始能成立其政府。甚至下迄元、清兩代，亦莫不然。
近代西方之民主政府，議會政黨政治，亦乃是由社會來組織政府，非可謂其政府乃能超出乎其社會之上。故在西方社會中，僅可謂有知識分子，不得謂如中國之有士階層。故西方社會中之獲得預聞政權(quán)，乃至掌握政權(quán)，皆由其社會中之資產(chǎn)階層發(fā)動。其先議會選舉，皆論資產(chǎn)，由納稅人資格而獲選舉權(quán)與被選舉權(quán)。故近代西方之民主政府，則必然需采取社會中資產(chǎn)階層之意見，于是使其社會迅速成為一資本主義之社會。而其政府亦迅速成為一帝國主義之政府，向外獲取工商原料，推銷工商成品。使其本國資本社會可以不斷向榮，而其相因而起之一切毒素，亦可向外發(fā)泄，使本國社會暫時見其利不見其害。但自帝國主義崩潰，資本主義之毒素，乃轉(zhuǎn)向內(nèi)泄。于是其社會乃開始日趨崩潰，而若有汲汲不可終日之勢。亦可謂乃先有其內(nèi)在資本社會之病痛，而始有帝國主義之崩潰。
任何一社會，經(jīng)歷某一段時期，無不需變。即論中國社會，如余所陳，自封建而游士、郎吏、門第、白衣，亦已歷多階層之變動。惟均不失仍為一士傳統(tǒng)。最近百年來，驟與西方帝國主義資本社會相接觸，富強之勢，咄咄逼人。而又欣羨其民主自由之美名，不加深察，惟求一變故常，亦步亦趨以為快。而不幸西方社會亦已臨于不得不變之邊緣。惟變當有常，萬變不離其宗，當先揭出其大本大源之綱領所在，使一切之變，皆趨向此綱領而勿違，斯其變乃可有常，有其前途。自然科學，物質(zhì)文明，從西方資本社會之養(yǎng)育中突飛猛進，人人盡以改進物質(zhì)人生為目標，為期向。而不知人生趨向，社會結(jié)構(gòu)，則并不盡在物質(zhì)上。物質(zhì)日進，反可使人生日退步，社會日解體。
姑舉婚姻一項言。西方婚姻制度主要奠定在政府法律上，夫婦關系須得法律承認，而法律則操于政府。中國婚姻制度主要奠定在社會風俗上，夫婦關系之奠定，在禮不在法，在人不在政。禮定成俗，禮俗起于道義，乃人生社會事。而不可謂其起于制度，乃政治法律事。故西方則刑法之比重超越乎禮義，中國則禮義之比重更超越乎刑法。但今亦可謂西方刑法僅屬社會性，而中國人之禮義則屬政治性。其實西方婚姻制度之得以維持穩(wěn)定，更要因素則在宗教。宗教則仍屬社會性，非屬政治性。但自科學日興，宗教信仰日衰，而資本社會之日常生活，乃更使婚姻制度易趨解體。
日本為中國文化之一支，其社會形態(tài)亦屬中國型。其男女關系夫婦制度，更屬保守。乃自最近二十年來，社會經(jīng)濟飛躍，整體人生，隨而生變，婚姻亦失正常。家庭基礎動搖，幼童老年，全受影響。此實以物質(zhì)繁榮，人情易趨涼薄。群體渙散，社會組織轉(zhuǎn)以工商團體之事業(yè)經(jīng)營為主，不以人與人相處感情上之交融互洽為本。財富日增，人生情味日減。繼此以往，不加警惕糾挽，實有人倫道喪，天下將亡之憂。
回憶吾國，自辛亥前迄今百年，人人以慕效西化為自救自存之惟一途徑。唱為文化自譴之高論。群認為中國人僅知有私德，不知有公德。"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引此詩句，肆為詬厲。不知門前雪急需掃除，自當由各家各戶自掃，瓦上霜在別家屋上，自可不管。夫婦為人倫之始，男女之防一破，性交泛濫，婚姻仳離，此其妨礙人生大道，何止如門前之雪。若求掃除，則需男女人人，各各知恥自好，此非私德而何？私德既喪，何來公德？今日之工廠，規(guī)模日大，天空有噪音，地下有污水，上自飛禽，下及游魚，胥不受害。資本主義之為禍人類，其先如非洲販黑奴，廣州賣鴉片，演變至今，乃有共產(chǎn)主義崛起。凡屬資產(chǎn)，盡成罪惡。清算斗爭，集中勞改，此豈乃為公德？
吾國自宋以下，八百年來，《大學》成為識字人第一部必讀書。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修身為本。富潤屋，德潤身，修身當重德，不重富。民國初年，小學尚有修身科，教人如何在社會上做人，此身明明為各人私有。則私德即公德。后遂改為公民科，教人如何在政府下做一公民，于是人生重點，轉(zhuǎn)若不在私而在公。試問每一人之生命，究屬私有，抑公有？無私又何來有公？
今日資本主義社會，一切物質(zhì)財產(chǎn)資本，不啻盡求納入社會中，實即亦是一種公化。四十五十層以上之摩天大廈，林立市區(qū)，此皆所謂富潤屋。而蟄居屋中之每一人，更無德以潤身。是只潤屋，不潤身。集此無德不潤之身，其生命之干枯燥烈，惟有束之以法律，限之為公民。人生乃為財富所公有，不為此身所私有。因此有關財富，則必彼此相競。不關財富，則各自恣肆，無所底止。美其名曰"自由"，而法律亦無奈之何。今日自由資本社會，顯已群趨此境。而當前中國社會，則亦順此潮流，奉為榜樣，向之邁進。其最后歸宿，豈不已彰灼在目。
今再返觀中國社會全部演變史而綜合言之。儒、墨興起，古代封建社會一變而成此下之四民社會，若為中國社會演變史中之第一大變，實則其變并不大。儒家如孔子，其心中固尚奉古代封建貴族為圭臬，堯、舜、禹、湯、文、武為圣君，伊尹、周公為賢相，述而不作，未嘗有近代吾國人所提揭推翻打倒任何革命之意味。即墨家墨子，亦抱同樣態(tài)度。稱道詩書，尊崇古人。惟孔子佩服周公，墨子則師法大禹，要之則同重人物。古人今人，同是一人。貴族平民，亦同是一人。為人必遵人道，守人格。在社會為一人，始能在政府為君相，為官僚。茍其君不行君道，則伊尹放太甲，周公攝成王政。太甲悔過，伊尹自桐宮迎回。成王既長，已知為君之道，周公亦歸政。堯、舜有禪讓，湯、武有革命，政府一切制度行為，惟以人道為依歸。
孔、墨所倡，仍屬人道。惟其道在下不在上。在上者得其道，斯政府可以領導社會。道而在下，則社會當起而領導政府。儒、墨之意在此。惟孔子論道主"仁"，墨子論道主"兼愛"尚義，所不同者屬第二義，在方法上。其更高第一義，在原則上，則無不同。故孔、墨同若反貴族，而實非反貴族，所反在其人之無道。此下百家迭起，無不皆然。惟韓非主以上御下，以君制民，其道最狹，乃為后代中國人所弗信。故孔墨雖同對在上者有譏議，而同受當時在上者之尊崇。所謂游士社會，朝秦暮楚，所至有給養(yǎng)，受重視，絕非貴族平民間之階級斗爭，如近人所謂之推翻與打倒。而古代貴族、平民間顯分階級之封建社會，乃亦終于告終，消散于無形。
故封建社會與四民社會之間雖有變，而仍有一不變之大傳統(tǒng)，此乃吾中國文化精神一貫相承之所在。今當統(tǒng)稱之曰"人道社會"，亦即"人心社會"，或稱"人本社會"，即是以人道人心為本之社會。修明此道以領導社會向前者，在先曰"圣君賢相"，在后則曰"士"。作之君，作之師。君在上，師在下。政府社會，自"道"論之，皆屬一體。自秦以下，中國一統(tǒng)，為君為太子，亦必有師，亦必同為一士。而孔子遂為至圣先師，其在社會之地位，尤高出歷代各朝君主之上。必明此，乃可覘中國社會之特征。
希臘有民族，有文化，有社會，但無國家，因亦無政府。各城市有民選議會，處分其各城市之公共事務，如斯而已。羅馬有國家，有政府，乃操縱于軍人集團。向外擴張，而成為一帝國。帝國統(tǒng)治下，可有各色不同之社會。如意大利、希臘、埃及、法蘭西乃及其他地區(qū)，在同一政府統(tǒng)治下，但并非同一社會。帝國崩潰，中古時期之封建社會，乃分由貴族武裝堡壘及教會所統(tǒng)治，其情形與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大不同。中國封建，在社會之上有政府。西方封建，社會之上無政府。社會無一共遵共由之道，政府亦無一共守共由之道。道在教會，權(quán)在政府，與中國大不同。
及現(xiàn)代國家興起，規(guī)模雖小，實承羅馬傳統(tǒng)來。而文藝復興后之城市興起，則承希臘傳統(tǒng)來。故沿意大利半島之地中海及北歐波羅的海諸城市，其成為國家轉(zhuǎn)在后。西、葡海外尋金，風聲所播，荷、比、英、法繼起。羅馬、希臘兩傳統(tǒng)，漸匯為一，于是遂有民主政府議會政治之建立。在內(nèi)為民主，屬希臘型。在外為帝國，屬羅馬型。于是西方現(xiàn)代國家，乃始建基于社會之上，似若走上了中國道路。但其社會乃是一工商社會，進而變成資本主義之社會。與中國人道人心人本社會之本質(zhì)，仍有其大不同處。
中國社會非無工商業(yè)，非無城市，其事遠在戰(zhàn)國時已然。惟與希臘不同。希臘有城市工商業(yè)，有社會文化，而不能有國家。中國先秦則兩者兼有。逮漢、唐一統(tǒng)，其國家與政府，又與羅馬不同。羅馬由軍人政府擴展向外而成為帝國。漢、唐政府乃由全國社會之向心凝結(jié)而成，雖曰大一統(tǒng)，而非向外征服，故不得目之曰帝國。漢起豐沛，唐起太原，立國中心，則并不在此。
故中國四千年來之社會，實一貫相承為一人道人心人本之社會。修明此道以為社會之領導中心者，自孔子以下，其職任全在士。孔子曰："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西方社會則建本于工商業(yè)，如希臘。其國家則建本于軍人武力，如羅馬。故西方傳統(tǒng)重視富強，惡衣惡食乃其所恥。近代之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淵源胥由此。中國傳統(tǒng)，向不重富強。今則一慕富強，而近百年來之中國社會，乃由此而變質(zhì)。士之一階層，已在社會中急劇消失。社會失所領導，領導者乃在國外，不在國內(nèi)。姑無論西方社會亦已臨必變之際，而邯鄲學步，一變故常，外襲他人，事亦不易。即謂有成，亦不啻亡天下以求存國。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其或終有理想之新士出，以領導吾國人，從四千年舊傳統(tǒng)中，獲得一適應當前之新出路，則誠所馨香以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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