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缺乏材料，世人只知道王莽之治的主要概況，這就是他的政策引起很多爭論和誤解的原因。公元7、9、10、14年，他下令發(fā)行新面值的貨幣。第一次和最后兩次的發(fā)行等于降低了貨幣的成色。公元7年，侯和低級的貴族必須把他們所藏的全部黃金換成低于其全部價值的錢幣。公元9年，官僚機器被改組，并且采用新官銜。公元14年，又對地方組織的名稱作了變動，郡縣的名稱也全部更改。［1］ 私人奴隸的買賣在公元9年被禁止。同年，政府試圖進行土地改革，根據(jù)改革規(guī)定，所有壯丁將分配到標準面積的土地。擁有多于規(guī)定的土地的家庭要把余地分給少地的親戚和鄰居。不準出售土地。
公元10年，政府下令對釀酒、鹽和鐵器的交易以及對鑄幣和山澤地的收入實行國家壟斷。此外，政府在低價時購進，高價時售出，以穩(wěn)定糧、布、絲等必需品的市場。為此，在五個重要城市設(shè)立官倉。公元17年，政府重申了專賣事業(yè)和穩(wěn)定價格的計劃。公元10年以后，對獵人、漁民、養(yǎng)蠶人、工匠、專業(yè)人員和商人的收入開征什一稅。最后在公元16年，政府頒布條令，規(guī)定在歉收年官俸應(yīng)比照收成情況相應(yīng)減少。②
怎樣解釋王莽的這些政策呢？胡適提出了一種贊賞他的意見，稱三莽是社會主義者、空想家和無私的統(tǒng)治者，他的失敗是因為這樣的人過早地在中國出現(xiàn)。［2］ 美國學者德效騫則接受了班固的有派性的批判。他斷言王莽不過是一個聰明的陰謀家，他依次與所有階級為敵，于是迸發(fā)了最后使他喪命的一切力量。［3］ 克萊德·薩金特認為，前漢氣數(shù)已盡，中國需要一個王莽。但是由于魯莽地推行他的思想，他得罪了所有的人，引起了反抗，結(jié)果使他毀滅。［4］ 除了胡適的浪漫主義的和非歷史性的解釋外，學者們一致對王莽持總的否定態(tài)度，認為他自食其果。
這個觀點的缺點是它的目光短淺。王莽的政策是在狹隘和孤立的情況下進行研究的，當時易受歷史編纂學和班固對篡位者的敵對態(tài)度的影響。為了進行更好的剖析，人們必須站得高一些，在前漢和后漢政策的廣泛的背景下看待王莽的施政。只有這樣，才能解決這些措施是否不同尋常的問題。
降低貨幣成色在中國歷史上并非創(chuàng)舉。武帝從公元前119年起就已采取這個措施，甚至采用皮革錢，但并沒有毀了國家。_0248_3［5］ 王莽的貨幣政策是面值越高的貨幣，重量減得越多。這就使政府更容易滿足對金屬的需求，還便于巨額運送。即使新面額的錢會引起不信任，但其影響一定是有限的。占人口大多數(shù)的農(nóng)民很少使用，甚至不使用貨幣。商人和士紳們可以用小額的錢交易，小額錢的幣值和金屬價值幾乎是一致的，他們可以向土地投資以保護其資本。
禁止私藏黃金不過是試圖使王以下的漢朝貴族貧困化的一個行動。漢貴族一旦在公元10年被貶黜，黃金又準許流通。
王莽并非第一個改變官銜或郡縣名稱的皇帝。公元前144年，當七國之亂后政府改組時，前漢已采用新的官名。公元前104年，當修改歷法并認為一個新時代開始時，它再次改變官銜。［6］
禁止買賣私人奴隸對社會的影響甚小。這個禁令無疑可以設(shè)法逃避，所以無論如何也在公元12年被取消了。［7］ 土地改革已被熱烈地提倡了幾個世紀。［8］ 王莽的措施顯然是均田制的前身；均田制后來在公元485年被北魏所采用，唐朝繼續(xù)實行到8世紀，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王莽的土地改革雖然用意良好，但不可行，它在公元12年也被取消。
約在公元前119年，武帝設(shè)國家鹽鐵專賣，隨之在公元前98年，又對釀酒業(yè)實行專賣。［9］ 對酒的專賣于公元前81年被取消，但是對鹽鐵的專賣，除公元前44至前41年這幾年外，一直維持到前漢垮臺為止。后漢恢復了鹽鐵專賣。公元前112年，鑄幣已成為政府的壟斷事業(yè)，它一直維持到前漢結(jié)束。后漢繼續(xù)實行。在前漢和后漢時期，山澤的收入是皇帝獨占的，由漁民、獵人和樵夫繳給皇帝私囊的稅組成。公元前110年法定的平價計劃一直實行到前漢結(jié)束，后漢在公元62年重新實行。除了王莽重新實行的酒類專賣這一例外之外，可以說王莽的專賣事業(yè)與前漢和后漢的完全一樣。公元22年取消一切專賣事業(yè)的事實并不意味著它們已經(jīng)失敗了，而是因為在內(nèi)戰(zhàn)期間無法實行。⑤
公元前119年，武帝已向商人和工匠征稅，稅率分別是他們資本的9.5%和4.75%。雖然王莽可能向稍多的行業(yè)征稅，但稅賦因根據(jù)收入征收，因此比武帝時按資本征收的稅負擔要輕一些。
在歉收時期減官俸的做法在王莽以前就有。這種命令可見于公元前70年的記載（在得人心的漢宣帝時期），后漢也隨之采取類似的做法。王莽不過采用了更系統(tǒng)的措施罷了。［10］
經(jīng)過這一比較，所出現(xiàn)的實際情況是明確無誤的。王莽不是一個標新立異者。除了土地改革和限制奴隸制的短命的嘗試外，他的重大政策是前漢實踐的直接繼續(xù)。這意味著班固對王莽的指責缺乏根據(jù)。這些指責是歪曲一個人的手法，出于政治和哲學的原因，他必須被描述為無能的和道德低下的人。
班固的記載中關(guān)于王莽對待國境內(nèi)外非漢族民族的政策也同樣有偏見，需要正一正視聽。公元12年在今貴州的牂柯郡的土著部落殺死了漢的郡守。兩年后，即公元14年，益州郡（今云南）的土著部落造反。［11］ 班固堅決認為，由于王莽把土著的王貶為侯，他本人引起了這場叛亂，并且他無力應(yīng)付這一危急的局面。實際上，西南的動蕩在中國人征服那個地區(qū)時就已經(jīng)開始了。
武帝為了建設(shè)一條通往緬甸的商路，在公元前111年把貴州地區(qū)并入帝國，公元前109年接著又并入了云南。但中國人還沒有強大得足以摧毀部落組織，被迫承認地方的酋長。土著們在公元前105年、前84至前82年和前27年幾次起來反抗。顯然公元12年的騷亂和公元14年的起事是這類事件的一部分，而不是對王莽喪失理智的政策的反應(yīng)。此外，他成功地處理了公元14年的起事。雖然《漢書》忽視了這個事實，但《后漢書·西南夷》卻記載王莽任命了益州的新郡守，此人逐步平定了這塊領(lǐng)土。［12］
在北方，中國與匈奴大帝國毗鄰，后者是統(tǒng)治今外蒙古和內(nèi)蒙古的部落聯(lián)合體。在公元前51年以前，中國人和匈奴的關(guān)系通常是敵對的，但在那一年雙方締結(jié)了和約。呼韓邪單于——兩個對立的匈奴單于之一——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行動，親自訪問長安，當時中國的君主明智地把他作為平等的人對待。［13］ 他在公元前49年和前33年又進行了訪問，他的繼承者在公元前25年和前1年前來漢廷。王莽被指責破壞了這些友好關(guān)系。
在古史記載中，自公元前51年起的一切事件都被說成是對匈奴的屈服。近代的學者也持這一觀點。班固不能承認中國皇帝和一個異族統(tǒng)治者之間的平等關(guān)系。他不能擺脫他自己一套程式化的詞匯和信仰，即中國的文化優(yōu)越性意味著它在道德方面處于人類至高無上的地位，而天子則高居于頂點。這只能使他把外國統(tǒng)治者的來訪描述為臣民對其君主的朝拜。的確，中國的皇帝沒有回訪，匈奴送來人質(zhì)，而中國人則沒有。［14］ 但是，如果把感情和歷史編寫手法的因素擱置一邊，就可以明顯地看出中國人并未控制住匈奴。出現(xiàn)一段和平和恢復時期應(yīng)該說對匈奴是合適的。他們一度停止了襲擾，并稱他們的行動是“保護中國的邊境”。他們從中國皇帝接受了大量禮物，只要愿意，他們隨時能重啟戰(zhàn)禍。［15］ 就中國人來說，他們了解軍事解決的代價是高昂的，也許是不可能的，權(quán)宜之計才是上策。
公元前33年呼韓邪單于在最后一次訪問漢廷時，得到了漢帝后宮的五名宮女。其中的王昭君深受匈奴統(tǒng)治者的寵愛，生下兩個兒子。［16］ 似乎只有其中的伊屠智牙師活了下來。當呼韓邪在公元前31年死亡時，王昭君得到了中國皇帝的準許，遵循匈奴的習俗，成為下一個單于之妻。在新的婚姻中，她生了兩個女兒，其中之一名云。
王莽在公元2年召回云，把她安置在王太皇太后的隨從中。她北返時成了一個為中國利益戰(zhàn)斗的堅定分子。她的夫丈是著名的匈奴貴族，也主張與中國建立更緊密的關(guān)系?？傊?，在匈奴中已存在一個親漢的集團，其中云、她的夫丈，大概還有她的異父兄長伊屠智牙師是積極分子。可以推斷，匈奴中的保守分子以嚴重的猜疑心注視著主和派的計謀，并且試圖促使與中國決裂，來抵消主和派的影響。在位的單于恰好是一個保守分子。當王莽在公元9年登基時，他面臨的就是這種形勢。［17］
班固聲稱，匈奴之重啟戰(zhàn)禍是因為王莽“貶”了單于?！百H”是一個不必要的無禮行動，雖然此舉無疑得到了儒家的熱烈支持。除了少數(shù)例外，中國人對外國人態(tài)度的名聲是很不好的。公元前1年，哀帝以極為不得體的態(tài)度對待同一個單于；公元41年，后漢的開國皇帝對有影響的莎車王的態(tài)度甚至更為粗暴。［18］ 王莽不過按照傳統(tǒng)方式行事罷了。但他無權(quán)管轄匈奴，不能隨意貶黜他們的單于。這件事不可能是一場戰(zhàn)爭的真正原因；充其量，它為保守分子提供了一個借口。
王莽機智而有效地對付了匈奴的新的好戰(zhàn)行為：他既堅定，又使用了靈活的外交手腕。公元10至11年冬，他下令動員30萬人。這次動員據(jù)推測給邊境地區(qū)帶來了困苦，一直被指責為好大喜功的無效行動。只要更細致地閱讀文獻，就能清楚地看出王莽的行動是迅速和應(yīng)付自如的。［19］ 30萬人不是在一地而是在北部邊境沿線的12個地方征集的。因此，對邊境人口的破壞性影響被保持在最低限度。相比之下，武帝曾在公元前133年在一地征集過30萬人，卻未遭到班固的奚落。王莽的炫耀武力足以強制推行他的外交政策，而軍隊則從未出動。這可以從匈奴不敢貿(mào)然對中國發(fā)起大進攻的事實中得到證明。
在外交戰(zhàn)線方面，王莽試圖支持匈奴中的主和派。自呼韓邪單于死后，單于王位的繼承按照輩分和長幼進行。每一代，前單于之子都是繼位者，順序從兄至弟或堂兄弟。在戰(zhàn)爭重新爆發(fā)時，繼位者是在位單于的異母兄弟和親華派成員咸。他得到了王莽的財政支持，在公元11年稱孝單于，這樣正合原來的打算，加劇了匈奴的不和。雖然咸不得不向他的異母兄長投降，但他強大得足以不受懲罰，并且繼續(xù)為單于王位繼承人。［20］
當匈奴繼續(xù)進行雖然是小規(guī)模的侵襲時，王莽在公元12年下令把在長安當人質(zhì)的匈奴王子處死。［21］ 王莽為此一直受到譴責，雖然他是根據(jù)自己的權(quán)利行事的。人質(zhì)制是在報復的原則基礎(chǔ)上形成的，后漢的開國皇帝在公元32年也毫不遲疑地處決了一個顯貴的人質(zhì)。
咸于公元13年登上單于王位，主和派隨之掌權(quán)。［22］ 他在公元48年死后，局勢又起了變化，因為他的兄弟兼繼承者是一個保守分子。當時，伊屠智牙師是他的一代中唯一在世的單于王位繼承人，新單于把他殺害，這成了保守分子和親華派之間緊張關(guān)系的重要跡象。但是，除了公元19年的侵襲外，沒有重新爆發(fā)戰(zhàn)爭。中國人的邊防要塞完好無損，王莽的軍隊能夠經(jīng)受匈奴的壓力。此外，王莽再次轉(zhuǎn)向外交。云公主帶全家已來長安，據(jù)認為是因為他們擔心遇害，王莽立她丈夫為孝單于。后者不久死去，這對中國來說是不幸的，王莽的統(tǒng)治就這樣在他與匈奴的對峙中結(jié)束。云再也沒有回到北方，她留在中國的朝廷，于公元23年在那里與王莽一起遇難。
王莽以同樣的機敏處理在中亞出現(xiàn)的問題。公元13年，焉耆起事，并殺死了中國的西域都護；狹義地說，西域是一塊包括塔里木盆地和吐魯番綠洲的領(lǐng)土。公元16年，一支中國遠征軍遭到伏擊，但沒有被全殲。它攻打焉耆，屠殺了它的一部分居民，才返回中國。班固聲稱，從此以后便與西域斷絕了往來。［23］ 此說不確。他這里的歷史記載與他書中的其他部分相矛盾，因為他在別處敘述了西域的新都護在塔里木盆地自立的情況。焉耆受到了懲罰，北部的一條絲綢之路上的其他城鎮(zhèn)都沒有脫離中國。西域在王莽死后的內(nèi)戰(zhàn)時期才喪失，班固出于歷史編纂學的原因，卻把這個事上推到“篡位者”的統(tǒng)治時期。［24］
在與羌人和朝鮮人的關(guān)系方面，王莽也是成功的。在西面，他把中國的領(lǐng)土擴大到青海。在東面，他在公元12年輕易地打敗了高句麗。［25］ 盡管班固只是作了暗示，但王莽在對待所有非華夏民族的政策方面，的確表現(xiàn)出他突出的才能。
概括地說，王莽不是班固所述的那個無能、狡猾、偽善和妄自尊大的蠢人。這些都是老一套的和不公正的指責。從積極的一面衡量，王莽是機智而能干的。他無疑受自已經(jīng)歷的影響，不愿把自已帝王的權(quán)力下放給他人，并且嚴密地注視著他的官員的表現(xiàn)。他嚴厲得竟迫使他的三個兒子、一個孫子和一個侄子因犯法而自盡。這與漢代諸帝縱容其親族相比，應(yīng)受到稱贊。他有廣泛的愛好。公元5年他就古典經(jīng)籍、語文學和其他題目召開的會議，其重要性完全可與公元前51年的石渠閣的討論和公元79至80年的白虎觀的討論相比。［26］ 公元16年，王莽命太醫(yī)解剖一個被處決的人，以便研究他的內(nèi)臟和動脈并找出治病的方法。公元19年，王莽召集驍勇善戰(zhàn)的人。其中一人曾造了兩翼，飛行了數(shù)百步才落地。據(jù)推測他是從御用庭園中一座高達百米的塔上起飛的。從消極的一方面衡量，王莽是一個過分地依賴古文學派經(jīng)典的有點迂腐氣的儒生。［27］ 他不喜聽批評意見，并且象當時所有的皇帝那樣，有迷信思想。
難以說清王莽是哪一類人。在提倡古文學派和對待奴隸制和土地改革的態(tài)度方面，他是改造派。在依賴國家專賣事業(yè)穩(wěn)定價格和推行法律方面，他是時新派。王莽不是革命空想家，而是一個在治理中國時其作為很象在他之前的漢代諸帝的務(wù)實主義者。
如果士紳對王莽有任何不滿，這種情緒也不是明顯的。就班固所知，從公元10至20年甚至沒有一起反對他的陰謀。沒有試圖暗殺他的行動，可是甚至連漢武帝也幾乎在公元88前年被人謀殺。［28］ 所有的證據(jù)證明，實際上全體官員都支持王莽，只是在廣泛的農(nóng)民騷亂導致官軍徹底戰(zhàn)敗時，對他的支持才消失。如果王莽對這種騷亂負責，那將是對他統(tǒng)治的一個致命的控訴。但他不負此責。王莽的垮臺是由于幾次黃河改道的重大積累的影響，這是非人力所能防止的災(zāi)難。［29］
?。?］ 《漢書》中記載此事的段落特別含糊。關(guān)于官銜和名稱的改變，見《漢書》卷九九中，第4103頁以下、4136頁以下（德效騫：《〈漢書〉譯注》第3卷，第269和第341頁以下）?？たh采用的名稱收于《漢書》卷二八這些單位各個條目中。
?。?］ 胡適：《1900年前的社會主義皇帝王莽》，載《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會刊》，59（1928），第218—230頁。
?。?］ 德效騫：《〈漢書〉譯注》第3卷，第98頁以下。關(guān)于班固的意見，見《漢書》卷九九下，第4194頁（德效騫：《〈漢書〉譯注》第3卷，第470頁以下）。
［4］ 薩金特：《王莽》。
［5］ 見本書第10章《幣制的改革》中關(guān)于王莽使用白鹿皮錢和改革的情況。
?。?］ 《漢書》卷十九上關(guān)于官員的各個條目提供了變動的詳細情況。
?。?］ 《漢書》卷九九中，第4130頁（德效騫：《〈漢書〉譯注》第3卷，第324—325頁）；韋慕庭：《西漢的奴隸制》（芝加哥，1943），第457頁。
?。?］ 關(guān)于西漢限制土地的情況，見本書第10章《農(nóng)村社會結(jié)構(gòu)》；魯惟一：《漢代中國的危機和沖突》，第267頁。
?。?］ 見本書第10章《國家專營和商業(yè)控制》。
?。?0］ 關(guān)于各種官俸，見畢漢斯：《漢代的官僚制度》（劍橋，1980），第125頁以下。
?。?1］ 《漢書》卷九九中；第4139、4230頁（德效騫：《〈漢書〉譯注》第3卷，第325、348頁）。
?。?2］ 《后漢書》卷八六，第2846頁；見本書第6章《西南》。
?。?3］ 見本書第6章《匈奴》；第2章《外交事務(wù)》。
?。?4］ 關(guān)于中國公主嫁給外國統(tǒng)治者而實際上構(gòu)成人質(zhì)制的和親的觀點，見何四維：《中國在中亞：公元前125至公元23年的早期階段，附魯惟一的導言》（萊頓，1979），第60頁以下。
［15］ 關(guān)于中國人給匈奴禮物的規(guī)模，見余英時：《漢代的貿(mào)易和擴張：中夷經(jīng)濟關(guān)系結(jié)構(gòu)研究》，第46頁以下，及本書第6章《匈奴》。
?。?6］ 《漢書》卷九四下，第3806頁以下。
?。?7］ 關(guān)于王莽與匈奴的關(guān)系，見《漢書》卷九四下，第3820頁以下。
［18］ 關(guān)于公元前1年的事件，見《漢書》卷十一，第344頁（德效騫：《〈漢書〉譯注》第3卷，第37頁）；卷九四下，第3817頁。關(guān)于公元41年的事件，見《后漢書》卷八八，第2923頁以下。
［19］ 《漢書》卷九九中，第4121頁（德效騫：《〈漢書〉譯注》第3卷，第304頁以下）；卷九四下，第3824頁。
?。?0］ 《漢書》卷九九中，第4126頁（德效騫：《〈漢書〉譯注》第3卷，第316頁）。
［21］ 《漢書》卷九九中，第4128頁（德效騫：《〈漢書〉譯注》第3卷，第319頁）。
?。?2］ 《漢書》卷九四下，第3828頁。
?。?3］ 《漢書》卷九九中，第4136、4156頁（德效騫：《〈漢書〉譯注》，第333、336頁）。關(guān)于焉耆，見何四維：《中國在中亞》，第177頁注588。
?。?4］ 關(guān)于公元16至23年任都護的李崇，見《漢書》卷九六下，第3927頁（何四維：《中國在中亞》，第196頁）。
?。?5］ 《漢書》卷九九中，第4130頁（德效騫：《〈漢書〉譯注》第3卷，第325頁以下）。
?。?6］ 關(guān)于這些會議，見本書第2章《思想文化背景》和第14章《學派的發(fā)展和官學》及《后漢時期的官學》。
?。?7］ 關(guān)于這些試驗，見《漢書》卷九九中，第4145頁（德效騫：《〈漢書〉譯注》第3卷，第382頁）。關(guān)于飛行的嘗試，見李約瑟：《中國科技史》第4卷第2部分，第587—588頁。關(guān)于古文學派，見張朝孫（音）：《白虎通：白虎觀中的全面討論》（萊頓，1949、1952）第1卷，第137頁以下；本書第14章《五經(jīng)》。
?。?8］ 《漢書》卷六，第211頁（德效騫：《〈漢書〉譯注》第2卷，第118頁）；魯惟一：《漢代中國的危機和沖突》，第48頁。
?。?9］ 見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1卷，第145頁以下。
公元10年，政府下令對釀酒、鹽和鐵器的交易以及對鑄幣和山澤地的收入實行國家壟斷。此外，政府在低價時購進，高價時售出，以穩(wěn)定糧、布、絲等必需品的市場。為此，在五個重要城市設(shè)立官倉。公元17年，政府重申了專賣事業(yè)和穩(wěn)定價格的計劃。公元10年以后，對獵人、漁民、養(yǎng)蠶人、工匠、專業(yè)人員和商人的收入開征什一稅。最后在公元16年，政府頒布條令，規(guī)定在歉收年官俸應(yīng)比照收成情況相應(yīng)減少。②
怎樣解釋王莽的這些政策呢？胡適提出了一種贊賞他的意見，稱三莽是社會主義者、空想家和無私的統(tǒng)治者，他的失敗是因為這樣的人過早地在中國出現(xiàn)。［2］ 美國學者德效騫則接受了班固的有派性的批判。他斷言王莽不過是一個聰明的陰謀家，他依次與所有階級為敵，于是迸發(fā)了最后使他喪命的一切力量。［3］ 克萊德·薩金特認為，前漢氣數(shù)已盡，中國需要一個王莽。但是由于魯莽地推行他的思想，他得罪了所有的人，引起了反抗，結(jié)果使他毀滅。［4］ 除了胡適的浪漫主義的和非歷史性的解釋外，學者們一致對王莽持總的否定態(tài)度，認為他自食其果。
這個觀點的缺點是它的目光短淺。王莽的政策是在狹隘和孤立的情況下進行研究的，當時易受歷史編纂學和班固對篡位者的敵對態(tài)度的影響。為了進行更好的剖析，人們必須站得高一些，在前漢和后漢政策的廣泛的背景下看待王莽的施政。只有這樣，才能解決這些措施是否不同尋常的問題。
降低貨幣成色在中國歷史上并非創(chuàng)舉。武帝從公元前119年起就已采取這個措施，甚至采用皮革錢，但并沒有毀了國家。_0248_3［5］ 王莽的貨幣政策是面值越高的貨幣，重量減得越多。這就使政府更容易滿足對金屬的需求，還便于巨額運送。即使新面額的錢會引起不信任，但其影響一定是有限的。占人口大多數(shù)的農(nóng)民很少使用，甚至不使用貨幣。商人和士紳們可以用小額的錢交易，小額錢的幣值和金屬價值幾乎是一致的，他們可以向土地投資以保護其資本。
禁止私藏黃金不過是試圖使王以下的漢朝貴族貧困化的一個行動。漢貴族一旦在公元10年被貶黜，黃金又準許流通。
王莽并非第一個改變官銜或郡縣名稱的皇帝。公元前144年，當七國之亂后政府改組時，前漢已采用新的官名。公元前104年，當修改歷法并認為一個新時代開始時，它再次改變官銜。［6］
禁止買賣私人奴隸對社會的影響甚小。這個禁令無疑可以設(shè)法逃避，所以無論如何也在公元12年被取消了。［7］ 土地改革已被熱烈地提倡了幾個世紀。［8］ 王莽的措施顯然是均田制的前身；均田制后來在公元485年被北魏所采用，唐朝繼續(xù)實行到8世紀，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王莽的土地改革雖然用意良好，但不可行，它在公元12年也被取消。
約在公元前119年，武帝設(shè)國家鹽鐵專賣，隨之在公元前98年，又對釀酒業(yè)實行專賣。［9］ 對酒的專賣于公元前81年被取消，但是對鹽鐵的專賣，除公元前44至前41年這幾年外，一直維持到前漢垮臺為止。后漢恢復了鹽鐵專賣。公元前112年，鑄幣已成為政府的壟斷事業(yè)，它一直維持到前漢結(jié)束。后漢繼續(xù)實行。在前漢和后漢時期，山澤的收入是皇帝獨占的，由漁民、獵人和樵夫繳給皇帝私囊的稅組成。公元前110年法定的平價計劃一直實行到前漢結(jié)束，后漢在公元62年重新實行。除了王莽重新實行的酒類專賣這一例外之外，可以說王莽的專賣事業(yè)與前漢和后漢的完全一樣。公元22年取消一切專賣事業(yè)的事實并不意味著它們已經(jīng)失敗了，而是因為在內(nèi)戰(zhàn)期間無法實行。⑤
公元前119年，武帝已向商人和工匠征稅，稅率分別是他們資本的9.5%和4.75%。雖然王莽可能向稍多的行業(yè)征稅，但稅賦因根據(jù)收入征收，因此比武帝時按資本征收的稅負擔要輕一些。
在歉收時期減官俸的做法在王莽以前就有。這種命令可見于公元前70年的記載（在得人心的漢宣帝時期），后漢也隨之采取類似的做法。王莽不過采用了更系統(tǒng)的措施罷了。［10］
經(jīng)過這一比較，所出現(xiàn)的實際情況是明確無誤的。王莽不是一個標新立異者。除了土地改革和限制奴隸制的短命的嘗試外，他的重大政策是前漢實踐的直接繼續(xù)。這意味著班固對王莽的指責缺乏根據(jù)。這些指責是歪曲一個人的手法，出于政治和哲學的原因，他必須被描述為無能的和道德低下的人。
班固的記載中關(guān)于王莽對待國境內(nèi)外非漢族民族的政策也同樣有偏見，需要正一正視聽。公元12年在今貴州的牂柯郡的土著部落殺死了漢的郡守。兩年后，即公元14年，益州郡（今云南）的土著部落造反。［11］ 班固堅決認為，由于王莽把土著的王貶為侯，他本人引起了這場叛亂，并且他無力應(yīng)付這一危急的局面。實際上，西南的動蕩在中國人征服那個地區(qū)時就已經(jīng)開始了。
武帝為了建設(shè)一條通往緬甸的商路，在公元前111年把貴州地區(qū)并入帝國，公元前109年接著又并入了云南。但中國人還沒有強大得足以摧毀部落組織，被迫承認地方的酋長。土著們在公元前105年、前84至前82年和前27年幾次起來反抗。顯然公元12年的騷亂和公元14年的起事是這類事件的一部分，而不是對王莽喪失理智的政策的反應(yīng)。此外，他成功地處理了公元14年的起事。雖然《漢書》忽視了這個事實，但《后漢書·西南夷》卻記載王莽任命了益州的新郡守，此人逐步平定了這塊領(lǐng)土。［12］
在北方，中國與匈奴大帝國毗鄰，后者是統(tǒng)治今外蒙古和內(nèi)蒙古的部落聯(lián)合體。在公元前51年以前，中國人和匈奴的關(guān)系通常是敵對的，但在那一年雙方締結(jié)了和約。呼韓邪單于——兩個對立的匈奴單于之一——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行動，親自訪問長安，當時中國的君主明智地把他作為平等的人對待。［13］ 他在公元前49年和前33年又進行了訪問，他的繼承者在公元前25年和前1年前來漢廷。王莽被指責破壞了這些友好關(guān)系。
在古史記載中，自公元前51年起的一切事件都被說成是對匈奴的屈服。近代的學者也持這一觀點。班固不能承認中國皇帝和一個異族統(tǒng)治者之間的平等關(guān)系。他不能擺脫他自己一套程式化的詞匯和信仰，即中國的文化優(yōu)越性意味著它在道德方面處于人類至高無上的地位，而天子則高居于頂點。這只能使他把外國統(tǒng)治者的來訪描述為臣民對其君主的朝拜。的確，中國的皇帝沒有回訪，匈奴送來人質(zhì)，而中國人則沒有。［14］ 但是，如果把感情和歷史編寫手法的因素擱置一邊，就可以明顯地看出中國人并未控制住匈奴。出現(xiàn)一段和平和恢復時期應(yīng)該說對匈奴是合適的。他們一度停止了襲擾，并稱他們的行動是“保護中國的邊境”。他們從中國皇帝接受了大量禮物，只要愿意，他們隨時能重啟戰(zhàn)禍。［15］ 就中國人來說，他們了解軍事解決的代價是高昂的，也許是不可能的，權(quán)宜之計才是上策。
公元前33年呼韓邪單于在最后一次訪問漢廷時，得到了漢帝后宮的五名宮女。其中的王昭君深受匈奴統(tǒng)治者的寵愛，生下兩個兒子。［16］ 似乎只有其中的伊屠智牙師活了下來。當呼韓邪在公元前31年死亡時，王昭君得到了中國皇帝的準許，遵循匈奴的習俗，成為下一個單于之妻。在新的婚姻中，她生了兩個女兒，其中之一名云。
王莽在公元2年召回云，把她安置在王太皇太后的隨從中。她北返時成了一個為中國利益戰(zhàn)斗的堅定分子。她的夫丈是著名的匈奴貴族，也主張與中國建立更緊密的關(guān)系?？傊?，在匈奴中已存在一個親漢的集團，其中云、她的夫丈，大概還有她的異父兄長伊屠智牙師是積極分子。可以推斷，匈奴中的保守分子以嚴重的猜疑心注視著主和派的計謀，并且試圖促使與中國決裂，來抵消主和派的影響。在位的單于恰好是一個保守分子。當王莽在公元9年登基時，他面臨的就是這種形勢。［17］
班固聲稱，匈奴之重啟戰(zhàn)禍是因為王莽“貶”了單于?！百H”是一個不必要的無禮行動，雖然此舉無疑得到了儒家的熱烈支持。除了少數(shù)例外，中國人對外國人態(tài)度的名聲是很不好的。公元前1年，哀帝以極為不得體的態(tài)度對待同一個單于；公元41年，后漢的開國皇帝對有影響的莎車王的態(tài)度甚至更為粗暴。［18］ 王莽不過按照傳統(tǒng)方式行事罷了。但他無權(quán)管轄匈奴，不能隨意貶黜他們的單于。這件事不可能是一場戰(zhàn)爭的真正原因；充其量，它為保守分子提供了一個借口。
王莽機智而有效地對付了匈奴的新的好戰(zhàn)行為：他既堅定，又使用了靈活的外交手腕。公元10至11年冬，他下令動員30萬人。這次動員據(jù)推測給邊境地區(qū)帶來了困苦，一直被指責為好大喜功的無效行動。只要更細致地閱讀文獻，就能清楚地看出王莽的行動是迅速和應(yīng)付自如的。［19］ 30萬人不是在一地而是在北部邊境沿線的12個地方征集的。因此，對邊境人口的破壞性影響被保持在最低限度。相比之下，武帝曾在公元前133年在一地征集過30萬人，卻未遭到班固的奚落。王莽的炫耀武力足以強制推行他的外交政策，而軍隊則從未出動。這可以從匈奴不敢貿(mào)然對中國發(fā)起大進攻的事實中得到證明。
在外交戰(zhàn)線方面，王莽試圖支持匈奴中的主和派。自呼韓邪單于死后，單于王位的繼承按照輩分和長幼進行。每一代，前單于之子都是繼位者，順序從兄至弟或堂兄弟。在戰(zhàn)爭重新爆發(fā)時，繼位者是在位單于的異母兄弟和親華派成員咸。他得到了王莽的財政支持，在公元11年稱孝單于，這樣正合原來的打算，加劇了匈奴的不和。雖然咸不得不向他的異母兄長投降，但他強大得足以不受懲罰，并且繼續(xù)為單于王位繼承人。［20］
當匈奴繼續(xù)進行雖然是小規(guī)模的侵襲時，王莽在公元12年下令把在長安當人質(zhì)的匈奴王子處死。［21］ 王莽為此一直受到譴責，雖然他是根據(jù)自己的權(quán)利行事的。人質(zhì)制是在報復的原則基礎(chǔ)上形成的，后漢的開國皇帝在公元32年也毫不遲疑地處決了一個顯貴的人質(zhì)。
咸于公元13年登上單于王位，主和派隨之掌權(quán)。［22］ 他在公元48年死后，局勢又起了變化，因為他的兄弟兼繼承者是一個保守分子。當時，伊屠智牙師是他的一代中唯一在世的單于王位繼承人，新單于把他殺害，這成了保守分子和親華派之間緊張關(guān)系的重要跡象。但是，除了公元19年的侵襲外，沒有重新爆發(fā)戰(zhàn)爭。中國人的邊防要塞完好無損，王莽的軍隊能夠經(jīng)受匈奴的壓力。此外，王莽再次轉(zhuǎn)向外交。云公主帶全家已來長安，據(jù)認為是因為他們擔心遇害，王莽立她丈夫為孝單于。后者不久死去，這對中國來說是不幸的，王莽的統(tǒng)治就這樣在他與匈奴的對峙中結(jié)束。云再也沒有回到北方，她留在中國的朝廷，于公元23年在那里與王莽一起遇難。
王莽以同樣的機敏處理在中亞出現(xiàn)的問題。公元13年，焉耆起事，并殺死了中國的西域都護；狹義地說，西域是一塊包括塔里木盆地和吐魯番綠洲的領(lǐng)土。公元16年，一支中國遠征軍遭到伏擊，但沒有被全殲。它攻打焉耆，屠殺了它的一部分居民，才返回中國。班固聲稱，從此以后便與西域斷絕了往來。［23］ 此說不確。他這里的歷史記載與他書中的其他部分相矛盾，因為他在別處敘述了西域的新都護在塔里木盆地自立的情況。焉耆受到了懲罰，北部的一條絲綢之路上的其他城鎮(zhèn)都沒有脫離中國。西域在王莽死后的內(nèi)戰(zhàn)時期才喪失，班固出于歷史編纂學的原因，卻把這個事上推到“篡位者”的統(tǒng)治時期。［24］
在與羌人和朝鮮人的關(guān)系方面，王莽也是成功的。在西面，他把中國的領(lǐng)土擴大到青海。在東面，他在公元12年輕易地打敗了高句麗。［25］ 盡管班固只是作了暗示，但王莽在對待所有非華夏民族的政策方面，的確表現(xiàn)出他突出的才能。
概括地說，王莽不是班固所述的那個無能、狡猾、偽善和妄自尊大的蠢人。這些都是老一套的和不公正的指責。從積極的一面衡量，王莽是機智而能干的。他無疑受自已經(jīng)歷的影響，不愿把自已帝王的權(quán)力下放給他人，并且嚴密地注視著他的官員的表現(xiàn)。他嚴厲得竟迫使他的三個兒子、一個孫子和一個侄子因犯法而自盡。這與漢代諸帝縱容其親族相比，應(yīng)受到稱贊。他有廣泛的愛好。公元5年他就古典經(jīng)籍、語文學和其他題目召開的會議，其重要性完全可與公元前51年的石渠閣的討論和公元79至80年的白虎觀的討論相比。［26］ 公元16年，王莽命太醫(yī)解剖一個被處決的人，以便研究他的內(nèi)臟和動脈并找出治病的方法。公元19年，王莽召集驍勇善戰(zhàn)的人。其中一人曾造了兩翼，飛行了數(shù)百步才落地。據(jù)推測他是從御用庭園中一座高達百米的塔上起飛的。從消極的一方面衡量，王莽是一個過分地依賴古文學派經(jīng)典的有點迂腐氣的儒生。［27］ 他不喜聽批評意見，并且象當時所有的皇帝那樣，有迷信思想。
難以說清王莽是哪一類人。在提倡古文學派和對待奴隸制和土地改革的態(tài)度方面，他是改造派。在依賴國家專賣事業(yè)穩(wěn)定價格和推行法律方面，他是時新派。王莽不是革命空想家，而是一個在治理中國時其作為很象在他之前的漢代諸帝的務(wù)實主義者。
如果士紳對王莽有任何不滿，這種情緒也不是明顯的。就班固所知，從公元10至20年甚至沒有一起反對他的陰謀。沒有試圖暗殺他的行動，可是甚至連漢武帝也幾乎在公元88前年被人謀殺。［28］ 所有的證據(jù)證明，實際上全體官員都支持王莽，只是在廣泛的農(nóng)民騷亂導致官軍徹底戰(zhàn)敗時，對他的支持才消失。如果王莽對這種騷亂負責，那將是對他統(tǒng)治的一個致命的控訴。但他不負此責。王莽的垮臺是由于幾次黃河改道的重大積累的影響，這是非人力所能防止的災(zāi)難。［29］
?。?］ 《漢書》中記載此事的段落特別含糊。關(guān)于官銜和名稱的改變，見《漢書》卷九九中，第4103頁以下、4136頁以下（德效騫：《〈漢書〉譯注》第3卷，第269和第341頁以下）?？たh采用的名稱收于《漢書》卷二八這些單位各個條目中。
?。?］ 胡適：《1900年前的社會主義皇帝王莽》，載《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會刊》，59（1928），第218—230頁。
?。?］ 德效騫：《〈漢書〉譯注》第3卷，第98頁以下。關(guān)于班固的意見，見《漢書》卷九九下，第4194頁（德效騫：《〈漢書〉譯注》第3卷，第470頁以下）。
［4］ 薩金特：《王莽》。
［5］ 見本書第10章《幣制的改革》中關(guān)于王莽使用白鹿皮錢和改革的情況。
?。?］ 《漢書》卷十九上關(guān)于官員的各個條目提供了變動的詳細情況。
?。?］ 《漢書》卷九九中，第4130頁（德效騫：《〈漢書〉譯注》第3卷，第324—325頁）；韋慕庭：《西漢的奴隸制》（芝加哥，1943），第457頁。
?。?］ 關(guān)于西漢限制土地的情況，見本書第10章《農(nóng)村社會結(jié)構(gòu)》；魯惟一：《漢代中國的危機和沖突》，第267頁。
?。?］ 見本書第10章《國家專營和商業(yè)控制》。
?。?0］ 關(guān)于各種官俸，見畢漢斯：《漢代的官僚制度》（劍橋，1980），第125頁以下。
?。?1］ 《漢書》卷九九中；第4139、4230頁（德效騫：《〈漢書〉譯注》第3卷，第325、348頁）。
?。?2］ 《后漢書》卷八六，第2846頁；見本書第6章《西南》。
?。?3］ 見本書第6章《匈奴》；第2章《外交事務(wù)》。
?。?4］ 關(guān)于中國公主嫁給外國統(tǒng)治者而實際上構(gòu)成人質(zhì)制的和親的觀點，見何四維：《中國在中亞：公元前125至公元23年的早期階段，附魯惟一的導言》（萊頓，1979），第60頁以下。
［15］ 關(guān)于中國人給匈奴禮物的規(guī)模，見余英時：《漢代的貿(mào)易和擴張：中夷經(jīng)濟關(guān)系結(jié)構(gòu)研究》，第46頁以下，及本書第6章《匈奴》。
?。?6］ 《漢書》卷九四下，第3806頁以下。
?。?7］ 關(guān)于王莽與匈奴的關(guān)系，見《漢書》卷九四下，第3820頁以下。
［18］ 關(guān)于公元前1年的事件，見《漢書》卷十一，第344頁（德效騫：《〈漢書〉譯注》第3卷，第37頁）；卷九四下，第3817頁。關(guān)于公元41年的事件，見《后漢書》卷八八，第2923頁以下。
［19］ 《漢書》卷九九中，第4121頁（德效騫：《〈漢書〉譯注》第3卷，第304頁以下）；卷九四下，第3824頁。
?。?0］ 《漢書》卷九九中，第4126頁（德效騫：《〈漢書〉譯注》第3卷，第316頁）。
［21］ 《漢書》卷九九中，第4128頁（德效騫：《〈漢書〉譯注》第3卷，第319頁）。
?。?2］ 《漢書》卷九四下，第3828頁。
?。?3］ 《漢書》卷九九中，第4136、4156頁（德效騫：《〈漢書〉譯注》，第333、336頁）。關(guān)于焉耆，見何四維：《中國在中亞》，第177頁注588。
?。?4］ 關(guān)于公元16至23年任都護的李崇，見《漢書》卷九六下，第3927頁（何四維：《中國在中亞》，第196頁）。
?。?5］ 《漢書》卷九九中，第4130頁（德效騫：《〈漢書〉譯注》第3卷，第325頁以下）。
?。?6］ 關(guān)于這些會議，見本書第2章《思想文化背景》和第14章《學派的發(fā)展和官學》及《后漢時期的官學》。
?。?7］ 關(guān)于這些試驗，見《漢書》卷九九中，第4145頁（德效騫：《〈漢書〉譯注》第3卷，第382頁）。關(guān)于飛行的嘗試，見李約瑟：《中國科技史》第4卷第2部分，第587—588頁。關(guān)于古文學派，見張朝孫（音）：《白虎通：白虎觀中的全面討論》（萊頓，1949、1952）第1卷，第137頁以下；本書第14章《五經(jīng)》。
?。?8］ 《漢書》卷六，第211頁（德效騫：《〈漢書〉譯注》第2卷，第118頁）；魯惟一：《漢代中國的危機和沖突》，第48頁。
?。?9］ 見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1卷，第145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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