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王朝權(quán)力的崩潰

劍橋中國秦漢史 作者:


  使得漢王朝走向末日的那些比較復雜的事件,可以概要地說明如下。最主要的大家族和大官們屠殺了宦官,但丟掉了皇帝。董卓那時操縱著皇位繼承權(quán),但在東部則形成了一個反對他的聯(lián)盟。由于這個壓力,漢帝和董卓被迫西遷,但是,東方的聯(lián)盟成員之間互相殘殺,最后只剩下了七人。與此同時,董卓死了之后,漢帝飄泊無家,直到后來被曹操收留。曹操以后削平群雄,最后只剩下了兩個對手,后來他的兒子取代漢帝,自立為魏帝。他的兩個對手也起而效尤稱帝,從此中國有40年之久成為三國鼎峙之局。

  何氏掌權(quán)

  靈帝時代是一個充滿了挑戰(zhàn)和變化的時期,因此當他在公元189年5月死的時候,他留給他的繼任者的是一個本質(zhì)上不穩(wěn)定的政府。不論由誰來繼位,他都會成為各種權(quán)勢利害沖突的焦點:這些利害關(guān)系包括宦官的方面、皇后的外戚、統(tǒng)兵的州牧、職業(yè)官僚以及靈帝的生母。在這同時,人民中間對王朝的合法性疑慮叢生,因為這在宗教叛亂里面,特別是在黃巾叛亂之中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誰應該繼承靈帝?這里有兩個候選人:一個是他的長子劉辯,13歲;一個是他的幼子劉協(xié),8歲。前者為后黨要立的對象,后者是靈帝之母的寵孫,而且上軍校尉蹇碩有靈帝的付托之重。靈帝死后歷時一整天這個問題懸而未決,但在5月15日終由劉辯即皇帝位。他的母親被尊為皇太后,并且攝政。新的太傅是世家大族袁家的一位袁隗(死于公元190年),他與何太后之異母兄大將軍何進一起共同掌握了尚書臺。劉協(xié)被與蹇碩隔離開來,也封了王。蹇碩對形勢很不安,但他仍然是西園軍隊的上軍校尉,他試圖把宦官們聯(lián)合起來反對何進。此事泄了密;蹇碩被捕,并于5月27日被處死。他的軍隊統(tǒng)由何進歸并指揮。[1]

  何氏家族這時控制了局勢,于是馬上采取行動對付靈帝的母親。不到六個星期的時間,這位婦人先是喪失了她在宮內(nèi)的居住

  權(quán):然后是她的侄子,即票騎將軍,在何進的壓力下自殺了;最后是她丟了她自己的性命,即她在7月7日忽然以憂憤卒。[2]

  雖然清除了政治對手,基本問題仍未解決:宦官們的下場究竟怎樣呢?在夏季這出戲拉開的時候,主要的參加者為四個人:一為袁紹(死于公元202年),即西園八校尉中的一個校尉,袁氏家族的一員和宦官的敵人;二為何進,他不同情宦官,但他得考慮皇太后——他的異母妹——的愿望,因此猶疑不定,延誤了時日;三為太后本人,她不愿犧牲宦官,因為那樣就會使她和皇帝兩人成為何進和袁紹的實際上的俘虜;最后就是宦官自己,他們沒有什么本錢,只有依靠他們本人的才智和太后的支持。隱隱可見地還有徘徊不進的董卓,他正帶著他的部隊安營扎寨于京城西北80英里之處。

  公元168年的事件對于每個人來說都是最重要的事件;那時竇武也面臨著同樣的局勢,也同樣地搖擺不定,也因此丟了性命。袁紹決定不讓事態(tài)重演,他總是催促何進下手,要他記住竇武的教訓,告訴他不要失去時機。何進就來向太后進言,而他總是得到老一套的答復,即對于宦官應使之各安其位。何家的其他成員,特別是何進之弟何苗及其母親都接受了宦官的賄賂而幫他們說話;這便加強了太后不向何進讓步的決心。[3]

  向京城外面求援和屠殺宦官

  直到此時為止,情況就好像是竇武危機的重演,但正是這個時候,袁紹搬進了一個新因素,打破了平衡。他認為必須排除宦官,而唯一的障礙就是皇太后。要皇太后改變主意,就需要有軍隊。得到何進的同意,袁紹召喚了幾支私人軍隊的指揮官向京城進發(fā)。何進自己卻有一個更好的想法:召調(diào)駐守在京師東北80英里的前將軍董卓開進洛陽。[4] 然后他派了他的一支人馬前往京畿鄉(xiāng)村,下令燒殺搶掠。城內(nèi)已能望見火光,但是太后仍拒不罷斥宦官。何進的兄弟甚至勸他應該與宦官講和;因為難道何家的顯赫地位不是得力于宦者才使他們的異母妹最初當上了皇后,而現(xiàn)在又當上了皇太后嗎?

  何進又是舉棋不定了。他派人去阻止董卓前進的軍隊,但董卓勉強地接受了命令。另一方面,他批準了袁紹在京城內(nèi)假節(jié),專命立斷;而袁紹則力促董卓及其他私人軍將輪番上奏以反對宦官。這種心理戰(zhàn)取得了暫時的成功?;侍笠泊_曾一度罷斥過宦官,但是,他們利用何家其他成員的影響又使太后收回了成命。這就是公元189年9月22日凌晨的局勢。

  那天的早朝來了一位不速之客,這使宦官們緊張不安:即本來稱病在家的何進忽然上朝求見。太后與何進之間的談話被宦官所埋伏的眼線偷聽了去,當他們得悉這和21年前竇武上奏的內(nèi)容一樣,即何進要求處死一切宦官時,他們也和當年的宦官同樣感到震驚。

  這一回也和21年前一樣,宦官又是依靠他們的臨機應變之才、全體協(xié)作之力和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決定了事變的結(jié)局。太后堅決拒絕了何進的請求,而當何進離開皇宮的時候宦官們又叫他轉(zhuǎn)來,說太后還有話要跟他談。與此同時,他們在太后居室的接待室里聚集了自己的人員和器械。當何進坐在地上等待其異母妹召見的時候,那位主要宦官張讓,即幫助靈帝出點子斂錢的那個宦官,[5] 馬上為自己和全體宦官最后開脫罪責。他說,第一,帝國搞得亂七八糟并不是他們的過錯;第二,在靈帝要于公元181年廢太后時是宦官挽救了她;總此以上原因,何氏應該感恩戴德才是。這是何進最后聽到的一句話,因為他正在此時被砍下了頭。接著,宦官們就撰旨罷黜袁紹。尚書們拒不奉詔,開始要求會見大將軍。他們拋出了何進的頭顱作答,顯然是意在要他們屈服。

  現(xiàn)在大將軍已死,但還有一個問題。與21年前大不相同的是,京師已無忠于宦官的將軍和部隊了。這或許是公元168年和189年之間最大的不同,因此它對宦官來說是致命的。當何進的死訊傳到袁家時,袁紹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殺掉那個被宦官任命來取代他的人。然后他率軍開向北宮。正在此時,袁紹的從弟袁術(shù)(死于公元199年)已統(tǒng)兵向南宮,他便和守衛(wèi)宮門的宦官發(fā)生了戰(zhàn)斗。這一仗直打得夕陽西下,但袁術(shù)縱火燒宮門,企圖用煙把宦官薰出來。[6]

  這一把火的效力比預期者大。不僅宦官們經(jīng)由兩宮之間的甬道逃往北宮,他們甚至帶了他們僅有的保護傘:即他們帶了太后、新皇帝及皇帝之異母弟劉協(xié)??墒牵笤诨鞈?zhàn)中逃走了。太后并不知道她幾乎只是她家族中唯一的幸存者;她的異母兄、并且據(jù)說是受雇于宦官的車騎將軍剛在北宮的前面被殺,這是袁紹所默許的。這樣,何氏家族就從歷史舞臺上消失了。被靈帝稱為“母親”的趙忠作為太后之異母兄也在同一日被害。[7]

  戰(zhàn)斗場面現(xiàn)在移到了北宮,宦官在這里劫持了皇帝兄弟二人。9月25日,袁紹攻入宮中大院內(nèi),他叫他的士兵見宦官就斬盡殺絕,據(jù)說其數(shù)逾2000人。但是,他們要得之而甘心的目標——即宦官張讓——卻逃逸不見:張讓挾帶新皇帝兩兄弟逃出了城,直奔黃河而去。另一隊人馬對張讓窮追不舍。他們相遇于黃河岸邊,最后張讓縱身跳入黃河淹死了?;鹿儆纱擞肋h消失在政治舞臺上了。[8]

  董卓其人

  由于宦官被消滅和皇帝又滯留在鄉(xiāng)間,誰將填補權(quán)力真空就成了突出的問題。何氏家族不能填補,因為它的所有男性成員都已死絕。事實證明,袁氏家族也不行。此事落到了董卓頭上:他曾從遠處看到京城大火,并且催趕兵馬前來參加搶掠。他于9月25日到達京師,這時他獲悉皇帝可能在城北某處的山中避難。他帶著(甚至是脅迫)國家的高級官員去追尋皇帝。但是,當董卓最后找到皇帝的時候,這種邂逅相遇有些冷淡。年輕的皇帝害怕董卓的軍隊,因此當董卓想讓皇帝向他說明所發(fā)生的事情的時候,皇帝竟不能了然地回答他的問題。

  董卓于是轉(zhuǎn)而問皇帝的異母弟劉協(xié),他才聽到了事情的完整的經(jīng)過??磥恚麄冃值芏耸峭讲降仃J蕩了一個通宵,最后才找到了老百姓家里的一個敞篷車安身;他們就是在這輛敞篷車上才遇上了董卓的。[9] 這個故事后來被說書人著意地渲染了一番,因此在他們關(guān)于漢帝國末年的故事中它意味著皇權(quán)的衰落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從此以后,歷史過程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朝廷為了獲得至少是象征性的控制權(quán)——不管是道義的或軍事的、或者最好是兼而有之的控制權(quán)——進行了艱苦的奮斗??墒蔷驮谶@個過程中,軍事力量和道義權(quán)威已分屬于不同的個人。在漢朝末代皇帝于公元220年最后遜位給曹丕(公元186—226年)的時候就可以看到在這一方面的努力,即想把兩種力量的源泉合在一個人身上;但這種努力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

  但是,我們得回過頭來再談談公元189年9月25日的事。當董卓帶著皇帝兄弟兩人回到洛陽的時候,他面對著一個困難的局面。他在朝廷里沒有一把正式的交椅;比起袁氏家族來他不算一個什么人物,而且他的軍隊也不特別多得給人以深刻的印象。針對著這些弱點,他采取軟硬兼施的手段,同時表面上則維護一切外表的合法性。袁紹被他吹胡子瞪眼睛地于9月26日嚇跑了;對于一些大學者,包括蔡邕在內(nèi),他也脅迫他們參加了政府。[10] 從嚴格的法律上看,他做了大司空;他然后援引祖宗成例廢掉了給他壞印象的年輕皇帝,而另立了劉協(xié)來取代他。

  這最后的一個計劃遇到了或許比他預計的更多的反對,但是他下定了決心,并掃除了一切反對言論。9月28日,他強迫太后廢黜了皇帝,立劉協(xié)來代替。此后,他把太后逼出了宮外,又在兩天以后弄死了她。 [11]

  不容易理解為什么董卓要做這一切事??赡芩窍肽7聺h代一位最出名的政治家霍光(死于公元前68年):后者是一位在董卓之前的263年中唯一一位成功地廢了一個皇帝并立了另一個新皇帝的人。[12] 也可能他是想立一位完全由他制造出來的皇帝。他也可能有其他許多意氣用事的理由,但有一點是很確定的:董卓曾經(jīng)“向皇帝覬覦非分”,而且從此以后他知道,朝廷不是一種資產(chǎn),而是一種負債。

  東方的聯(lián)盟

  我們現(xiàn)在需要把視線從董卓的朝廷移向京城以東的地區(qū)。在那個東部地區(qū)正在形成反對董卓的反對派,那是由逃出京城的某些重要流亡分子煽動起來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袁紹,他是在董卓進入京師后馬上從那里逃出來的;還有袁術(shù)(死于公元199年),即袁紹之從弟,他是公元189年晚些時候逃出來的;以及曹操(公元155—220年),他是西園八校尉之一,也是在189年快到年底時逃出京師的。附和他們這三個人的還有一些有財產(chǎn)的將官和士兵,有王朝的現(xiàn)任和卸職官吏:他們在一個統(tǒng)一的目標下結(jié)成了一個松散的聯(lián)盟。篡奪者董卓應該被擊敗,因為他玩弄了廢立的手段,因此能夠輕易地被人們指為為臣不忠。

  至于董卓被打敗以后要發(fā)生什么事情,就不甚了然了;或許有一個模糊的計劃是想讓年輕的前遜帝復辟。廢帝是董卓的一個負擔,因為他容易成為忠君意識的注目的焦點,于是董卓就在次年3月3日處死了這位遜帝。兩個月以后他又對袁氏家族實行報復。仍留在京師的太傅袁隗在5月10日連同袁家一切其他成員統(tǒng)統(tǒng)被董卓處死;這就造成了不共戴天之勢。[13]

  與此同時,東方聯(lián)盟的壓力已經(jīng)升級,而皇帝之回到洛陽也開始影響著董卓舉行反擊的機會。如果他離開京城而他去,另一方就會擄去皇帝,宣布董卓為反叛朝廷的叛亂分子;如果他留在洛陽,他的敵人就會比較有行動上的自由;如果他挈帶朝廷一起行軍,那又會太感累贅笨重。后來找到一個折衷的辦法,即把皇帝弄出交戰(zhàn)雙方以外,送他到帝國西部比較平靜的地方去,因為董卓在那里可能有最大的州的支持。

  對這一非常舉措必然有反對意見,但被粉碎無遺。公元190年4月4日,這位幼帝和他的朝廷被送往西部——舊都長安:這時它還是一個重要的城市,雖然它已有約150年未作為京師了。中國人稱此舉為“車駕西幸”,它事實上是一次大移民,因為成千成萬的人民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追隨皇帝西去:他們要搶掠食物,而且被董卓的士兵騷擾得不得安寧。他們形成了悲慘的人群,沒有再回到洛陽的希望,因為洛陽已被董卓燒成平地。[14]

  這里得再說一說我們的材料問題。對隨之而來的混亂時期,我們知道的事情有很多很多。史料并不規(guī)避地敘述那些已來到前臺的許多有關(guān)人士的內(nèi)心活動和最隱秘的談話。另一方面,材料也敘述了在皇帝西遷的時候,皇家圖書館和檔案館所藏的帛書怎樣被截斷后做成包裹或華蓋,以及大多數(shù)書籍或國家檔案從這種野蠻行為中被搶救出來而又在混亂中被丟失的情景。[15]

  朝廷一旦到了長安,沒有能力收集和貯藏檔案,而且即令它后來有了這種能力,當皇帝在5年半之后又艱難地遷回洛陽的時候,這些文件也沒法隨身帶回。重要的是應該記住,這個動亂時期流傳下來的材料都是出于有偏見之手。當材料是來自有關(guān)系的人士時,它自然就吹噓他的優(yōu)良的品質(zhì)和完美的謀劃;當它來自敵人方面時,它就反復描述對方的殘暴、愚蠢和卑劣無恥。因為這時穿插著一系列眼花繚亂的計謀、戰(zhàn)略、勝利和失敗,為了避免轉(zhuǎn)述的錯誤,也因為我們已是事后的諸葛亮,所以我們只想在這里給其后所發(fā)生的事提供一個輪廓就夠了。[16]

  漢朝廷的消蝕

  皇帝之離開洛陽,給了董卓一個暫時喘息的機會,同時也緩解了聯(lián)盟反對他的決心。在幾次突然襲擊之后,有人提議和平。在聯(lián)盟內(nèi)部有人議論要擁立一個自己的皇帝,結(jié)果使盟員之間鬧得吵翻了天??墒?,聯(lián)盟的攻擊最終迫使董卓向西撤退,他在公元191年5月到長安與皇帝會合。一年以后他被殺死,而皇帝在以后的四年中被人們搶來搶去,轉(zhuǎn)了無數(shù)次手。[17]

  在這些年里,總的說來皇帝對中國事務的影響只限于這樣一件事實:他作為皇帝尊號的無可爭辯的合法擁有者,其存在就成功地防止了任何一個武人來自己稱尊為帝。除此之外,他就沒有其他任何影響了。他表面上維持住了一個朝廷的樣子,也有高級官員分班就列,他在公元195年5月結(jié)了婚。在這一年8月他逃出了長安,經(jīng)歷了一年的艱險歷程之后才在公元196年8月到達他以前的京城洛陽。[18]

  在他的帝國境內(nèi),局勢是一片混亂。如果一位旅行家這時來中國旅游的話,他會遇到許許多多軍閥、叛亂領(lǐng)袖和獨立的地方官員,其中有些人是在靈帝時(公元168—189年)就已在職的,有些人則直到最近之前還一直是無名之輩。局勢不會安定達幾個月以上,今日的將軍可能明日就橫尸刀下。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帝國八分天下的形勢已清晰可見了。

  東北方面有袁紹;他的南面是曹操;曹操的西南方向和京師的正南方向是袁術(shù)(死于公元199年);袁術(shù)的正南方是劉表(公元144—208年),他是董卓任命的;劉表的東面,即占據(jù)了中國東南地方的是才華橫溢的青年軍人孫策(公元175—200年)。[19] 這五個人占領(lǐng)了帝國的東半部,有的人地盤大一些,有的人地盤小一些。

  在帝國的西半部,它的南面是劉璋(約死于公元223年),他的父親在公元188年被靈帝任命為州牧。劉璋領(lǐng)土的北面,即梁州,則由一些叛亂分子割據(jù)著,這些人是在公元184年由反對靈帝起家的。夾于這些叛亂頭子和劉璋之間的是一塊奇異的名為漢中的飛地,它由宗教領(lǐng)袖張魯所統(tǒng)治。

  在這一塊飛地里,每一名信教者都要給他的宗教上級交五斗糧食或五斗米,然后他就在懺悔罪孽之余得到安全保障和治病。雖然這后一種辦法使人想起黃巾軍的影響,但在黃巾軍和五斗米教之間尚未發(fā)現(xiàn)有什么聯(lián)系。五斗米教運動是在漢中地區(qū)獨立地發(fā)展起來的,它的根源可以遠溯到順帝時期(公元125—144年),如果我們準備相信我們的材料毫無夸張的說法的話。[20] 在公元196年以前的年代里,五斗米教運動的控制權(quán)從一個世代為教長的家族通過爭奪到了張魯(最盛時期公元190—215年)手中:張魯看來曾給這個運動增添了一些宗教教義和活動,他還建立起了一套確實有效的僧侶統(tǒng)治以治理他的土地。在政治方面,重要的是要認識在張魯和他的南方鄰居劉璋之間正在醞釀著不和。在中國的東半部,袁紹、曹操和袁術(shù)也互相變成了仇敵。

  在曹操掌握之中的朝廷(公元196—200年)

  皇帝困在洛陽,這情形很像五、六百年前周王室末年的景象復見于此日。像末代周天子那樣,漢帝可以想像得到的是身在京師,毫無實權(quán),只是行禮如儀而已,而各方軍閥混戰(zhàn),正在一決雌雄。可是,漢帝站在這個宇宙-宗教體系的頂點上,而這個體系卻比周朝的那個體系復雜得多。盡管有人有某些猶豫,但對皇權(quán)仍有所懷疑,漢王朝的壽命成了符讖興風作浪的對象。用中文來說,人們會問,當“失鹿”的時候到來,誰先逮住鹿誰就能夠當上皇帝。[21] 或者人們可以這樣發(fā)問,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不是到了皇位應該易手的時候,即從一個顯要的、但是氣數(shù)已盡的君主世系和平地出于自己的意志把尊號傳給它最當之無愧的某一臣屬手中。再不然就像某些人所想到過的,漢王朝正在經(jīng)歷它周期性的衰落,而可由此恢復得更加光華燦爛,從而繼續(xù)它對世界的永恒統(tǒng)治。

  由于皇位是這種權(quán)力理論的焦點,真正的皇帝的出現(xiàn)不會對他身邊的軍閥——即袁紹、曹操和袁術(shù)——不產(chǎn)生影響。這三個人都對漢王朝表示忠誠,并且是在靈帝手中做到了現(xiàn)職的官。很顯然,袁紹是第一個得知皇帝將向他的方向巡幸。他反復思考著在他的營房內(nèi)接待車駕的可能性,但最后決定予以拒絕,或許接待會使他不利的情況被人們向他說得夸大其詞了。曹操是第一個人聽到消息的,但他認為接駕利大于弊。

  當皇帝和皇后于公元186年8月到達洛陽時,曹操軟硬兼施地給朝廷許愿,說要修復他自己的基地許縣,因此他們一行人于公元前196年10月16日到達了許縣。行程繞過了袁術(shù),當他得知曹操不會釋放在俘的皇帝時,他在公元197年想建立自己的王朝??墒?,這事造成了很壞的印象。他自己的人民開始離棄他,他在公元199年臨死之前身無分文,便想把皇帝稱號賣給袁紹,但什么也沒有得到。通過他自己宣布建立王朝,他便覬覦了皇位,結(jié)果使他貪多而嚼不爛。[22]

  袁術(shù)之死就把帝國的東北部遺留給袁紹和曹操了。后者正在這時制定了穩(wěn)定財政的政策,因此建立了一種制度,使士兵領(lǐng)取地塊來耕種,作為交換,他們定期向曹操交納作為賦稅的谷物,因此,他既有皇帝在道義上的支持,又有正常的糧食供應,他的影響不斷增加,直到公元200年在袁曹雙方領(lǐng)土交界處的官渡決戰(zhàn)時為止。[23]

  帝國東部的另外兩個軍閥劉表和孫策,則卷入了曹操和袁紹的縱橫捭闔的陣營之中。劉表故意避免了卷入聯(lián)盟太深,而他的首府襄陽則變成了十足的文化與和平的中心。孫策穩(wěn)固地加強了他對東南半壁的控制,但是,他在曹操和袁紹大決戰(zhàn)的前夕死了。他僅有25歲。他的兄弟孫權(quán)(公元182—252年)做了他的接班人。_0377_0[24]

  在帝國的西半部,宗教領(lǐng)袖張魯與其南鄰劉璋之間的爭吵已經(jīng)公開化,那個宗教國家的邊界向南深入到了劉璋境內(nèi)。中國西北角的叛軍們或多或少地沒有引起歷史學家的注意,只是在曹操于公元200年在官渡打敗了袁紹之后的幾年注意到他們時,他們才在史料中重新出現(xiàn)。

  曹操的鞏固(公元200—208年)

  曹操打贏了官渡之戰(zhàn),他迫使袁紹逃竄。袁紹此后未再獲得主動權(quán);他在公元202年死后,他的兩個兒子為繼承權(quán)爭吵;公元206年,曹操接管了袁氏大家族末代子孫們所一度控制的整個地盤。公元207年,曹操甚至冒險向更北的地盤挺進,打敗了烏桓的騎兵,致使整個東北地區(qū)都屬于他的治下了。[25]

  在他的南方邊界上,局勢沒有明顯的變化。他的南方鄰居,即東南的孫權(quán)和西南的劉表對皇帝表示著謹慎的忠誠,因而這也是對曹操有所忠誠的表示。這個表面上的平靜因劉表于公元208年身染重病又無可靠的繼承者而受到威脅,所以究竟是曹操還是孫權(quán)要接管他的土地,就是未定之數(shù)。甚至還有第三種可能性。自從靈帝死后國內(nèi)開始發(fā)生動亂以來,一位大走其運的勇猛戰(zhàn)士劉備(公元161—223年)已經(jīng)登上了舞臺,他時而支持這個軍閥,時而支持那個軍閥。[26] 公元208年,他已處于這樣一種地位,即也有人擔心他也可能成功地接管即將咽氣的劉表的地位。

  當曹操決定采取主動并且確實迫使劉表的兒子向他獻出土地的時候,另外兩個武人現(xiàn)在有理由害怕,他們之中的一人會受曹氏之害。他們兩人結(jié)成了暫時的聯(lián)盟;當曹操水師南下的時候,他的船只被大火燒了,他的軍隊在赤壁被打敗。[27] 赤壁之戰(zhàn)標志

  著曹操南下冒險行動的結(jié)束,因此也是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終結(jié)。從此以后,在華南的孫權(quán)、劉備和迤西的其他軍閥們就在南方土地上自行其是了。

  曹操的晚年(公元208—220年)

  曹操的晚年都是致力于在西北方向擴張自已的勢力,并加強他對皇帝的地位。當他想拿過劉表的土地的時候,他在赤壁之戰(zhàn)中丟失了部分領(lǐng)土??墒?,他贏得了劉表的隨從人員的效忠,有些托庇于劉表的和平首府的學者和詩人這時都奔集在曹操門下,給他的統(tǒng)治生色不少。

  與此同時,曹操對帝國官僚制度的上層結(jié)構(gòu)進行了根本性的改變。直到公元208年為止,皇帝仍然繼續(xù)百般設法維持著名義上的官僚制度,它的最上層包括三公和九卿。不用說,在這種情況下官職不再像靈帝時期那樣進行買賣了。皇帝有時必然可以樂于找無論什么人來當他的這些官??墒堑搅?08年,曹操廢除了三公的職位,而代之以另外兩個最高官職:丞相和御史大夫。曹操自己做了丞相。[28]

  直到公元208年,漢王朝與曹操的隨從人員之間的關(guān)系已經(jīng)很正常了。曹操還沒有索取過分的封號。在196年,他曾被任為司空,行車騎將軍事,但是他似乎在199年放棄了后一個職位。在204年他又另加了一個州牧銜,但這只是對他已有權(quán)力正式予以追認的手續(xù)而已。[29] 漢帝自然也有他的一幫隨從人員,無足怪異的是,他們包括一些漢室孤忠和保守觀點的人士。

  在這些集團中間流行著的關(guān)于漢王朝不過正在經(jīng)歷著暫時的衰落的理論可能找到了最熱烈的支持者。在公元200年,荀悅(公元148—209年)寫成了一部漢代的史書,它的中心意思是說,在經(jīng)過這些黑暗的年代以后,漢室將要中興。[30] 在這同一年,不知皇帝是否知道其事,朝廷曾計劃殺死曹操,其起因可能是誤傳了他的計劃。這項密謀被挫敗,曹操依然故我,毫發(fā)未損。可是公元203年,他安置了眼線來監(jiān)視朝臣。

  公元208年以后,曹操開始執(zhí)行一項計劃,即最大限度地利用他對這個俘虜朝廷的影響。公元212年,他得到了“入朝不趨”這種通常對待老年大臣的殊榮。213年,他稱魏公,并把三個女兒呈獻給皇帝。214年他又得到了額外的榮譽,廢黜了皇帝在195年娶的皇后,并殺死了與此同時所生兩名皇子。215年他的女兒當上了皇后;次年他稱為魏王,因此他打破了漢帝國的不成文的根本大法,即不許任何非劉氏家族人員為王的制度。217年又給他加添了一些榮譽,對中國歷史學家來說,他們普遍含蓄地指出,只是因為他于220年3月15日的去世,才阻止了他采取自己稱帝這最后的一個步驟。[31]

  這最后一個主張是依據(jù)對曹操的居心叵測的猜測提出的,但不可盡信。曹操一定懂得,任何“對于漢帝的非分覬覦”將會削弱而不是加強他在帝國其他地方的地位。當曹操在公元214年殺死兩名王子時,劉備遠在西蜀發(fā)喪,警告他不得再攻擊皇室。公元219年,這個問題曾自由地同曹操進行了討論。

  在這一討論中出現(xiàn)了兩種論據(jù):其一為宇宙論方面的,其一為實際的。在宇宙論方面,它干脆聲言,所有跡象都表明天命已從漢室移到了曹操身上。從實際方面出發(fā)者則反駁說,漢朝的天命固然已經(jīng)微弱得很,但是在整個中國被征服以前,明白無誤的新天命是不可能有的。曹操基本上是個主張實際的人,所以同意后一種觀點。[32]

  在我們繼續(xù)討論這個問題以前,我們要敘述一下帝國其余部分的主要事件。曹操已經(jīng)向西方拓展了他的領(lǐng)土。公元211年,京師長安周圍的地區(qū)被他拿了下來;在214年他又俘獲了早在靈帝末年即已自稱為王并在極西部支撐了下來的人;宗教領(lǐng)袖張魯于公元215年投降了,這就為曹操向帝國的西南部進軍打開了通路。但是正在此時,西南的情況也發(fā)生了變化。劉備軟硬兼施地從原來的益州牧劉璋手中奪取了控制權(quán)。由于劉備位于西南,孫權(quán)在東南,曹操在北方,這就形成了帝國的鼎足三分之勢。三分局勢延續(xù)了50余年。[33]

  曹操晚年遇到幾件不順心的事。公元218年有一個忠于漢室而反對他的密謀在醞釀之中,但沒有成功。公元219年,劉備從曹軍手里奪取了原先屬于那位宗教領(lǐng)袖的土地,因此打破了曹操通過自立為王而自封為唯一合法者的美夢。[34] 就在那一年,孫權(quán)把勢力進一步向北擴展,從而更多地動搖了均勢。曹操的死可謂死非其時。

  漢獻帝的被廢黜(公元220年11—12月)

  在或真實或假想的家庭爭吵之中,曹操的太子曹丕(公元186—226年)繼承了父親的王位和官職。他做了新的魏王、新的丞相和他的領(lǐng)地上新的州牧。有人認為,一個孝子守孝的時間應該比曹丕所守的更長一些,但這位新王迫不及待地要到他領(lǐng)地的南部去游幸。很可能曹丕是這樣想的:他得向國內(nèi)和國外的對手們炫耀他的新的武力,特別是要向他的幾個弟弟和南方的孫權(quán)耀武揚威。孫權(quán)的反應是向他表示忠心;劉備的一個重要將領(lǐng)也這樣做了;在劉備和曹丕領(lǐng)土之間的一位非漢族的部落王也這樣做了。[35]

  這種稱心如意的征象使得一個阿諛的朝臣把他未公布已達七年之久的天象揭示出來。自從公元213年以來,他就從古代的圖讖學說中得知,曹丕就是那位應該即皇帝位的人。如果把這作為一個試探器,它是達到了目的的。在11月的下半月和12月10日,關(guān)于天命改變之事在漢獻帝、曹丕、曹丕的隨從和漢朝廷之間進行著活躍的討論,并取得了一致的意見。公元220年12月11日符咒被解開了:漢獻帝遜位于曹丕,漢王朝至此宣告不復存在。[36]

  直接的后果

  可是并不能肯定,漢王朝確已走到了盡頭。當漢獻帝被廢的消息到達位于西南首府的劉備那里時,他發(fā)布消息說漢獻帝已被弒。再沒有比這更不合乎事實的了。實際上,曹丕給予了遜帝一個漂亮的封號,很優(yōu)厚的收入和其他幾種特權(quán)??墒莿錇樗l(fā)喪,他的僚屬開始上條陳,充分地證明劉備就是上天所屬意的漢代的繼承人。中國最優(yōu)秀知識分子之一的諸葛亮(公元181—234年)——他的光輝戰(zhàn)略迄今仍流為口碑并且這時是劉備的主要支持者——也加入了這個勸進的隊伍?;蛟S就是他的陳詞比別人的說法更能打動劉備,使劉備采取了下一個步驟。公元221年5月15日劉備也即位為帝,特別強調(diào)漢運永世不衰之意。他說,他是漢室的一員(這可能是千真萬確的),因此他的王朝也稱為漢。所以,漢朝的統(tǒng)治在帝國的西南部得以延續(xù)。[37]

  第三位軍人頭目似乎使人意外。他暫時承認了北方的魏王朝,接受了“王”的封號。可是孫權(quán)在公元222年也自建年號,這表明他不完全承認魏的統(tǒng)治。改元因是皇帝的特權(quán);劉備曾在公元221年稱帝時就自己建了年號。從222年起就有三個年號:一為魏,一為劉備的漢,再一個便是孫權(quán)。毫無疑問,由于孫權(quán)不能宣稱漢帝已遜位于他,他也不能說他本人是漢室的一員,所以他只以自己的王的封號為滿足。只是到了公元229年才有符瑞紛紛預言孫權(quán)宜有帝號。從公元229年5月23日起孫權(quán)便成為吳國的第一位皇帝,因此中國就有了三個皇帝。[38] 劉備死于公元223年,曹丕死于226年,但他們的嗣君都繼續(xù)互相戰(zhàn)斗,一直打了半個多世紀。

 ?。?] 《后漢書》卷八,第357頁;《后漢書》卷九,第367頁;《后漢書》,卷六九,第2247頁以下;德克雷斯皮尼:《漢朝的末年》,第44頁以下;《孫堅傳》,第13頁以下。

 ?。?] 《后漢書》卷十下,第447頁。

 ?。?] 《后漢書》卷六九,第2248頁以下。

 ?。?] 《后漢書》卷六九,第2250頁;《后漢書》卷七二,第2322頁。

  [5] 關(guān)于張讓,見《后漢書》卷七八,第2534頁以下。

 ?。?] 《后漢書》卷八,第358頁:《后漢書》卷六九,第2252頁。關(guān)于袁術(shù),見《后漢書》卷七五,第2438頁以下。

 ?。?] 《后漢書》卷七八,第2534、2537頁。

 ?。?] 《后漢書》卷八,第358頁;《后漢書》卷六九,第2252頁;《后漢書》卷七八,第2537頁;《三國志·魏書六》,第189頁。

  [9] 《后漢書》卷八,第358頁;《后漢書》卷七二,第2323頁;德克雷斯皮尼:《漢朝的末年》,第54頁以下。

 ?。?0] 《后漢書》卷六十下,第2005頁。

  [11] 《后漢書》卷九,第367頁;《后漢書》卷十下,第450頁;《后漢書》卷七二,第2324頁。

 ?。?2] 關(guān)于霍光,見魯惟一:《漢代中國的危機和沖突》(倫敦,1974),第66頁以下、113頁以下;以及本書第2章《王朝的混亂》。

  [13] 《后漢書》卷九,第369頁以下;《三國志·魏書一》,第5頁以下。

 ?。?4] 《看漢書》卷九,第369頁以下;《三國志·魏書一》,第7頁。關(guān)于董卓之焚毀洛陽,見《后漢書》卷七二,第2325頁以下。畢漢斯:《東漢的洛陽》,第89頁。

 ?。?5] 《后漢書》卷七九上,第2548頁。

 ?。?6] 關(guān)于這個時期歷史編纂學的復雜性,見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1卷,載《遠東古文物博物館通報》,26(1954),第21頁以下;以及雷夫·德克雷斯皮尼:《三國志》(堪培拉,1970)。這個時期的許多材料都來自私家著述,它們都是旨在為某些著名的個人的野心服務的。

 ?。?7] 《后漢書》卷九,第371頁以下;《后漢書》卷七二,第2329頁以下;德克雷斯皮尼,《漢朝的末年》,第90頁以下。

 ?。?8] 《后漢書》卷九,第377—379頁;《后漢書》卷十下,第452頁。

 ?。?9] 關(guān)子孫策,見《后漢書》卷九,第377頁以下;以及《三國志·吳書一》卷四六,第1101頁以下。關(guān)于袁紹和劉表,見《后漢書》卷七四下,第2409—2418、2419—2425頁。關(guān)于袁術(shù),見《后漢書》卷七五,第2438—2444頁。

 ?。?0] 《后漢書》卷八,第349頁注1;《后漢書》卷七五,第2435頁;以及下面第16章《后漢書時期哲學的衰頹》。

  [21] 關(guān)于這一隱喻的應用,見班彪的文章《王命論》:載《漢書》卷一百上,第4209頁(狄百瑞等人編:《中國傳統(tǒng)的來源》〔紐約和倫敦,1960〕第1卷,第177—178頁)。

  [22] 《三國志·魏書一》,第13頁以下;《三國志·魏書六》,第194、209頁。

 ?。?3] 《三國志,魏書一》,第19頁。

  [24] 《三國志·魏書六》,第212頁;《三國志·吳書一》(卷四六),第1101—1109頁。

  [25] 《三國志·魏書一》,第23、28頁以下。

 ?。?6] 《三國志·蜀書二》(卷三二),第817頁以下。

 ?。?7] 《三國志·魏書一》,第30—31頁。

  [28] 《三國志·魏書一》,第30頁;德克雷斯皮尼:《漢朝的末年》,第253頁。

 ?。?9] 《三國志·魏書一》,第13—14、26頁。

  [30] 這部史書已傳世,名為《漢紀》。他把材料安排成這個樣子,前漢(也包括后漢在內(nèi))的歷史乃是其歷代皇帝不斷積累功德所致。荀悅意在說明,漢朝的累世功德超過了它的任何臣下——其中也包括曹操。見陳啟云:《荀悅(公元148—209年)。一個中世紀早期的儒家的一生和反省》(劍橋,1975);以及下面第15章《荀悅:人的局限性和向真理接近》。

 ?。?1] 《三國志·魏書一》,第37—49頁。關(guān)于非劉氏不許稱王的敘述,見上面第2章《地方組織》。

 ?。?2] 《三國志·蜀書二》(卷三二),第884頁以下。關(guān)于公元219年的這一討論,見《三國志·魏書一》,第52—53頁注2。

 ?。?3] 《三國志·魏書一》,第36—45頁;《三國志·魏書八》,第263—265頁;《后漢書》卷九,第389—390頁。

 ?。?4] 《三國志·魏書一》,第50頁,《三國志·蜀書二》(卷三二),第884頁。

  [35] 《三國志·魏書二》,第60頁。

  [36] 《三國志·魏書二》,第62頁以下?!度龂尽返淖⒃敿氄饕瞬灰娪谄渌问降闹鳎P(guān)于這些文件的情況,見德克雷斯皮尼:《三國志》)。又見《后漢書集解》(卷八,第11—12葉)中的引文;以及卡爾·萊班:《天命的操縱:公元220年曹丕即帝位所隱含的天意》,載《古代中國;早期文明研究》,戴維·羅伊和錢存訓編(香港,1978)。

 ?。?7] 《三國志·魏書二》,第76頁;《三國志·蜀書二》(卷三二),第887頁以下。

 ?。?8] 《三國志·吳書二》(卷四七),第11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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