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滅亡了，因為改朝換代的思想已大行其道，從老百姓到曹操一幫人中的各種勢力集團莫不作如是觀。虛弱的幾位皇帝，或者宦官們、皇后們以及黃巾軍都被指責應對漢朝之亡負有責任，但直到它滅亡了千余年之后還有人想使它復辟。對于有些人來說，魏王朝的建立一直不合法，因此它的違法性玷污了魏國的皇帝及其繼承者。這種觀點就引出了這樣一個問題：這三國之中誰是法統(tǒng)的繼承人？
王朝與形而上學
和羅馬帝國的情況一樣，關于漢王朝也有人提出帝國為什么衰落的問題。此答案與關于羅馬衰落的原因一樣，也是眾說紛紜的，比如有人認為應責怪某些皇帝，有人認為應該注意超越個人力量控制所能及的那些制度上和文化上的因素。當然，及身目睹事變的政治家和隔了相當長時間來考慮這些問題的歷史家之間的答案是有差別的。
對于漢代衰亡的最通常的解釋，是14世紀一部小說關于該王朝滅亡的弁首語：“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1］ 這種解釋把所有行為者及其一切行為都看做是本質上從屬于某種更大的、經過經驗證明了的過程，因此，任何已經創(chuàng)建起來的事物都會有朝一日走向瓦解。這種觀點頗接近于西方歷史家的那種觀點，即認為羅馬帝國的衰亡是一種不可避免的過程的結果，好像一個帝國就是一個必然趨向于機體腐朽的有機結構一樣。
另外有一些人把問題看得更仔細一些，他們想給漢王朝的明白無誤的沒落找出實質性的理由。如上所述，有一個學派認為，漢朝的沒落只是一個暫時事變，它終究會重新露出水面。這個學派以劉備的做皇帝為辭，但這種聲調在北方很沉寂，最后在東南部也很沉寂，因為孫權那時在登極的時候也宣稱漢朝“氣數(shù)已盡”。另一派人退而承認漢王朝已走完它的道路，但是，只有征服了整個中國的人才能被稱為它的繼承者。曹操的同情者便是這一派人，他們的聲音在他死后也被淹沒?？墒?，這兩種想法都沒有完全消失，在未來的許多世紀中繼續(xù)發(fā)揮影響。
第三派思想家主張漢王朝已無可避免地要被人立刻易手，因此這一派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因而我們必須對這一派理論尋根究底，以便弄清楚廢黜的意義。不用多所懷疑，它產生于老百姓當中，最初由那些“靠符瑞起家”的叛亂者擁立的敵對皇帝所表達出來。如果只有一個這樣的皇帝，我們當然可把它一筆抹煞，認為它是孤立的現(xiàn)象。但是在公元132—193年間，我們至少在文獻上可以找到全中國有14個這樣與漢對立的天子，因此我們必須承認存在著一個過程。一方面，皇權受到了宗教的影響；另一方面，民間的宗教理想越來越多地在政治上表現(xiàn)了出來。
在漢王朝建立之初，即大約在公元前202年，漢高祖因他的軍事勝利而取得成功，宗教只起了小部分作用。那時，秦已“失其鹿”，誰得到了這匹鹿誰就可以稱皇帝?？墒?，皇帝們漸漸獲得了新特權。從公元前113年起，皇帝在一定的時間內公布年號，以便確定年代。因此，公元前104年被稱為太初元年，次年便稱為太初二年，以此類推。太初過了四年，又改了一次元。公元前100年被稱為天漢元年。［2］
乍一看來，好像前漢的皇帝們能隨意自由地公布新年號，但仔細一考察就會看到，事實并非如此。漢武帝是每四年改元一次，漢宣帝、成帝和哀帝也是如此；漢元帝是五年改元一次；漢昭帝是六年一次。這決非巧合；它強烈地表明，漢代諸帝在他們能夠改變年號之前有一種尚未知曉的原因使得他們必須與確定時期聯(lián)系起來。甚至暫時推翻了漢朝的王莽每次改元都沒有超過六年以上。只有后漢諾帝不受這種約束，似乎可以隨意改元。因此之故，這時的年號可以生效數(shù)十年（最長的年號延續(xù)到32年），但也有些年號只用了僅一年的（例如公元120年、121年和150年都代表一個完整的紀元）。后漢諸帝在這方面比起前漢的列祖列宗就自由一些。
就是在前漢的最后十年，漢王朝開始與圖讖式的預言預兆之說聯(lián)系了起來，那些預言王朝壽命長短的圖讖出現(xiàn)了，預兆則不再僅僅表示上天的憤怒，而似乎也指出了完全的改變朝代過程。［3］ 在王莽的統(tǒng)治這個間斷時期之后，漢王朝于公元25年中興，它本身就是一個大大地受這類預言支持的事件，同時它也把其他相敵對的觀點打入了地下。
圖讖預言被認為是孔子或其他古代圣賢所寫。據(jù)人們說，《五經》說出了所有真理，但是，這位圣人始終知道它們的文字艱深。因此，他給經書都寫下了秘密的附錄，以便使他的意旨得為人們所完全知悉。到了前漢末年這些附錄被人們“發(fā)現(xiàn)”，被用來擁護或者反對漢王朝。曾經有人說，由于把圖讖諸典籍的著作權和孔子聯(lián)系起來，儒家經書的威信就被附會是和那種疑信參半的算命術有關。［4］ 如果事實是如此的話，后漢之信奉圖讖也一定被看做是要努力把儒經的威信用來給漢朝的復辟服務。
由此可見，雖然后漢的皇權以武功建立起來，但它也在超自然的玄學上有其立足點。在早先幾代皇帝統(tǒng)治時期，皇帝的現(xiàn)世的和超自然的權力之間并無明顯的區(qū)別；在后來幾代皇帝時這種區(qū)別就為人們所接受了：皇帝不需要既要統(tǒng)，又要治。有許多兒童皇帝證明了這一點；當不能期望他們真正治理國家時，他們只要擺個樣子就足以滿足精英統(tǒng)治階層精神上的需要。
但是，現(xiàn)在得回頭來談談中國人民：不用驚奇的是，要用很長很長的時間才能使皇權在人民的思想里占有一席之地?；蕶嗨枷胗诠?21年加在人民頭上，但不管精英集團為它會建立什么樣的一些理論，廣大的民眾接受這種理論是需要有一段時間的。
最能在超自然力量方面加強皇權的是所謂的“五行”論：［5］ 萬事萬物，大自歷史的運動，小到人體的微細活動，都是土、水、火、木或金這五種中某一種超自然力量發(fā)生作用的表現(xiàn)。這些力量按一定的次序互相更替，因此重要的是應該知道哪一種力量在某一時間內是占首要位置的。如果人們計不及此，反而逆此當運的力量行事，當然就要以失敗告終。大而言之，歷史被看做是這些力量在依序起作用：每一個朝代都代表其中某一種力量，同時每一個新朝代都表示五行的力量在除舊布新。公元26年，后漢的第一個皇帝決定當時是火德當運，而且他的朝代就是火德在人世的表現(xiàn)。紅色與火德相應，因此我們常稱之為“炎漢”或“炎劉”（劉，即皇室之姓）。
王朝這種超自然合法性的一個弱點就是它有著內在的流動性：人們普遍認為，沒有一種力量會永遠當運，因而只要有跡象表明一種新力量要來當運時，那就意味著該王朝會有什么后果。如果“五行”的理論一方面能提供王朝的合法性，它也能做改朝換代的工具。最常見的理論是說，火德在適當?shù)臅r候會為土德——色尚黃——所取代。但是問題在于，人們尚不能確定這種取代在何時發(fā)生和如何發(fā)生。是土克火呢，還是火生土？從政治方面說，新王朝到底是要通過征伐來建立呢，還是用和平方式建立？
對于漢代的民間宗教我們知道的很少。我們可以總括起來講，它必然是分散而不成體系，每一個地區(qū)都有它自己的風俗習慣和神靈。對于官方歷史學家來說，除非它涉及政府的公務，這種現(xiàn)象不值得留意?？墒窃诤鬂h，宗教有時采取群眾運動的形式，例如在公元107年，當時的歷史學家注意到北部居民有一次群眾大遷移運動，那里的人民中間流傳著大驚小怪的議論。公元175年也是這樣，朝廷據(jù)報有群眾運動，黃巾軍便是由宗教孕育起來的最惹人注目的群眾運動。從近年來的研究得知，在后漢中葉存在著這樣一個教派，它預告會降臨一個彌賽亞式的人物來拯救信教者脫出塵世的苦難。［6］ 宗教和政治形成了一個有力的混合物，因為朝廷注意的是，它必須對付因與某種超自然的或宗教的體系有關的人民推戴的敵對皇帝的問題。
與此同時，王朝的合法性問題在社會精英集團中間卻有不同的說法。他們幾乎每個人都承認，漢王朝和劉氏是帝號的合法擁有者，因此即令他們對某個具體的皇帝不滿意，他們也不想換一個朝代。相反地，他們搞了很多計謀用劉家的另一個成員去替換健在的皇帝。在公元107年，或許在127年、147年和188年，我們有材料得知，他們都曾密謀換掉仍然活在世上的皇帝。如果有哪一個密謀竟然成功的話，則新皇帝仍須出自劉氏。當反董卓的聯(lián)盟在公元191年深長計議地要另立新皇帝的時候，他們考慮的人選還是找到劉家成員的身上。如果說在人民中間有許多跡象表明漢王朝天命已告終結的話，這種想法并未浸染到精英上層人物中去。
正是在漢王朝紛亂擾攘的最后30年中，這種觀念終于開始影響了上層集團。舊的精英人物已經凋謝，新的精英人物接手，做了軍人和兵法家，帶來了新思想。久已被人忘懷的預言學（讖緯學說）又重新走上前臺，因而在前漢的末年，預兆又被人們說成是漢王朝的末日即將來臨的跡象。在主張改朝換代的人們看來，建立一個新王朝不僅是軍事上的問題。他們認為，這時自然不是天下“失其鹿”的時候，而勿寧是上天已預先挑選了它的人選的時候。那些把漢獻帝的遜位僅僅看做是權力政治的冷酷游戲的人，是對事件的宗教的和令人快慰的方面做了錯誤的估計。按照這種想法，舊王朝是自動退位，并自動把天命讓給新人的。在這一方面，精英上層人物的想法與老百姓的不同。事實證明，帶有反王朝色彩的老百姓的造反表明，人民中間接受了改朝換代要靠馬上打天下的理論。但漢獻帝遜位的事實又具體表明，和平地和自動地改換朝代的理論在上層精英集團中是很盛行的。
如果我們承認在前漢的末年，改朝換代的理論開始變得明顯地見之于上層精英集團之中；如果我們承認它后來被光武中興打入地下后又在后漢的最后一個世紀同民間宗教結合在一起；如果我們承認它經過修改在最后被各種軍閥所集結而成的新的社會精英集團接收過去，那么，漢代為什么衰亡的問題就能部分地求得解答了。漢代之所以滅亡，是因為一種超自然的哲理體系成長起來之后催了它的命，這個體系只是等待一個合適的人選來實現(xiàn)它的理論而已。許多人相信曹操便是這樣一個人；但他表示敬謝不敏。他試圖建立一種新結構，那就是使皇帝統(tǒng)而使將軍們治。他的兒子曹丕沒有接受乃翁的思想，他有他自己的幾條理由來急于擁有皇帝尊號。
曹丕作為曹操的世子，他子承父位是無人與之抗衡的；如果他當上了皇帝，那么，要搞掉他就等于要搞掉一個皇帝，而像歷史所告訴我們的那樣，這樣做不會得到支持，也不會得到成功。除此之外，曹丕有一個有權有勢的父親，但即令他繼承了曹操的爵位，也并不能保證他也繼承了曹操的威望。他在父死不久就有些急匆匆地去南部領土上巡視，其中也有他致力于要深獲軍心擁戴之故。另一使曹丕即位做魏王朝開國皇帝的原因，可能是他比漢獻帝小五歲，因此他所處的地位不那么適合向獻帝發(fā)號施令。
當說完和報道了這一切之后，我們仍然不知道曹丕是不是受到了他自己的官員們的壓力，抑或廢黜獻帝的整個過程是由他本人計劃和發(fā)動的。事實的真相可能是這二者都多少兼而有之。但是，如果曹丕認為他自己稱帝就可以像漢朝皇帝那樣贏得同樣的忠心，歷史證明他是錯了。
關于漢王朝衰微的傳統(tǒng)理論
大多數(shù)歷史學家把后漢的歷史都說成是一部從虎虎如生的開頭到毀滅性的滅亡的逐漸衰亡的歷史。所以自然而然地他們會發(fā)問，這種衰亡是怎樣發(fā)生的。傳統(tǒng)上有三種答案。有些歷史學家指責某些皇帝個人；另有些歷史學家怪罪于婦人和宦官；再有些人則歸罪于黃巾軍。
關于后漢和劉備蜀漢王朝的歷史，在公元304年的史書中有如下的敘述：［7］
……我世祖光武皇帝，誕資圣武，恢復鴻基。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俾三光晦而復明，神器幽而復顯。顯宗孝明皇帝、肅宗孝章皇帝，累葉重暉，炎光再闡。自和、安已后，皇嗣漸頹。天步艱難，國統(tǒng)頻絕。黃巾海沸于九州，群閹毒流于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兇逆相尋。故孝愍委棄萬國，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終有泰，旋軫舊京。
何圖天未悔禍，后帝窘辱。自社稷淪喪，宗廟之不血食，四十年于茲矣。今天誘其衷，悔禍皇漢……
這是一篇出色的親漢代的宣傳鼓動文字，它寫于公元304年又一次復興漢室的時候（見下面《漢人不斷堅持的理想》小節(jié)），它所包含的要旨被研究漢代衰亡原因的中國歷史學家一再予以強調。我們看到它提及某些皇帝個人的作用，兒童皇帝所起的有害的影響（“國統(tǒng)頻絕”），黃巾和宦官的為患（“群閹毒流”）。它對魏王朝顯示了明確的偏見（即“曹操父子”），因此預示了后世關于“合法性繼承”的爭論的問題（見下面第373頁以下）。最后，這段文字也提出了一種不絕如縷的思想，即漢王朝不會真正地死去。在上述一段文字的前面還有一句話，據(jù)說漢王朝“故卜年倍于夏商，卜世過于姬氏”，這樣就是意味著至少要歷時千年，歷世約四十君。［8］
許多中國歷史學家都討論個別皇帝的功與過，因為他們覺得，就是這些皇帝引起了漢王朝的興盛或衰亡。不算兒童皇帝（后漢有五人），后漢包括九位皇帝：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安帝、順帝、桓帝、靈帝和最后一位獻帝。按照傳統(tǒng)的想法，這九個皇帝中有的是有道明君，有的則是昏庸無道。對于第一位光武帝人們總認為他是好君主，凡是稱頌開國君主的一切嘉言懿行也都必然往他身上扣。末代皇帝也享有好聲譽，但這卻叫人感到奇怪，因為事實上是，傳統(tǒng)歷史學家經常認為末代君主就是罪惡的象征，不會治理國家。史家范曄（公元398—446年）總結了大家的意見，他寫道：“天厭漢德久矣，山陽其何誅焉！”［9］
第二代君主明帝也被認為是好的，只除了認定他刑罰苛刻之外。其后章帝也是好皇帝，可是，歷史學家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在他身上開始看到了漢王朝衰落的跡象。_0391_2［10］ 其后的五個皇帝就都受到責難。早在公元190年，學者蔡邕就稱和帝、安帝和順帝都“無功德”。公元219年，當人們在和曹操議論漢代歷史的時候，都認為安帝是第一個壞皇帝。自此以后，傳統(tǒng)就在和帝和安帝之間搖擺，要找出誰是第一個壞皇帝。他們的后繼者順帝、桓帝和靈帝受到普遍的責難，但是，桓帝和靈帝又比順帝更壞。在適當?shù)臅r候，“桓靈”一詞即意謂“暴虐的政府”；此詞在后世的政治詞匯和詩的語言中即等同于“幽厲”，此即傳統(tǒng)觀點上的兩個壞的周王。④
如上所見，圍繞著后漢諸帝所產生的歷史成見是在后漢最后幾十年中開始形成的，所以不用奇怪，這種成見給漢代衰亡的傳統(tǒng)理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歷史學家司馬光（公元1019—1086年）把后漢的歷史分為四大段。第一段是光武帝、明帝和章帝時期，每一個人——“下至虎賁衛(wèi)士”——都經明而行修。和帝、安帝和順帝三朝則缺乏此等優(yōu)良風氣。所幸的是，最初三位皇帝的遺化對高級官員仍在起作用，因而產生了許多優(yōu)秀的政治家。他們往往拼著性命來防止國家的垮臺。如果順帝能有好的繼承人，漢王朝可能會再度興盛，但很不幸，順帝之后卻是接著“桓靈之昏虐”的時期。
這幾名皇帝不僅堅持其先輩皇帝的愚蠢，而且他們更進一步殘害忠良，以致朝廷污濁，仇恨滋生。以致在最后階段，漢獻帝成了“乘輿播越”的游蕩者，雖然從前的偉大在他身上仍殘留著最后的痕跡。僅僅是他的存在，就足以阻止曹操這個“暴戾強伉”之徒奪走他的帝位。［11］
歷史學家趙翼（1727—1814年）卻持論不同。他說，光武帝不出自前漢皇室的大宗，而是它的小宗。因此，他的創(chuàng)建后漢“譬如數(shù)百年老干之上特發(fā)一枝，雖極暢茂，而生氣已薄”。因而不足為怪的是，不用說幾個兒童皇帝，其中和帝、安帝、順帝、桓帝和靈帝都青年夭折，無一人活過了34歲的。只有光武帝、明帝，而且令人不解的是還有獻帝，卻都活過了那個年歲。在他看來，整個帝國的繁榮昌盛是同皇帝個人的長壽相聯(lián)系的，而某王朝的衰落也可從它的諸帝的早死看得出來。［12］
趙翼認為重要性在于漢代諸帝早死者多，這可能不是太牽強附會的。當人們問到傳統(tǒng)的歷史學家，為什么從和帝和安帝直到靈帝都是壞皇帝時，千篇一律的回答都會說：“因為他們允許婦女和宦寺當政。”正是在這里，諸帝的早死才引起人們的注意。兒童皇帝和早死的皇帝都會沒有子嗣，以致帝位常在空缺之中。從根本大法上說，沒有太子，就會由皇太后及其外戚家實行攝政，因此，他們要從旁支挑選一個新皇帝，從而使“新枝發(fā)自新枝”。
自然，他們會挑選一個年輕的皇帝，以便他們能延長自己的權力。同樣自然地，如果皇帝長大成人，他不會滿意攝政的影響，而會開始尋找同盟者。官僚們對他沒有用處。他們要么被收買，要么屈從于外戚家的威勢，而且不論在何種情況下，皇權的擴大是不符合官僚們的利益的。結果就是皇帝投向宦官的懷抱：他們往往成為他的唯一的寵信者。當攝政被搬掉的時候，作為皇帝旨意的唯一解釋者和執(zhí)行者的宦官，便來填補了權力的真空。這樣，宦官的統(tǒng)治被說成是婦人之治的不可避免的結果，而婦人之治又反過來被說成是男人系統(tǒng)虛弱的無可避免的結果。
從根本上說，人們把婦人之治和宦寺之治跟皇帝的早死聯(lián)系起來（像趙翼那樣），或者把它們跟道德淪喪聯(lián)系起來（像司馬光那樣），這都是無關緊要的。事實仍然是，婦人之治和宦寺之治確實是從和帝開始的、直到公元189年9月宦官被屠殺時為止的后漢歷史的特點。為什么婦人之治與宦官之治要被看作是漢王朝衰落的象征呢？奇怪的是，傳統(tǒng)歷史學家?guī)缀醵疾辉竸谏竦厝ソ庹f這件事情；論據(jù)是不足為奇的。有時我們會從書本上知道，權力必須產生于陽，即自然界的積極的、朝氣蓬勃的陽性本原。②女人自然代表陰，是其反面的、被動的本原。宦官也被看作是陰，因為他們的陽性已被去掉了。由此觀之，婦人和宦官之治被說成是由陰所產生的權力，而這是傳統(tǒng)思想家所憎厭的概念。
天、地和自然也都厭惡這種統(tǒng)治，因此用彗星、地震和生畸形人來示警。認為自然本身也討厭婦人和宦者之治的這種概念也很古老。當歷史學家司馬彪（約公元300年）把這種奇異的現(xiàn)象列舉出來時，他解釋說，它們大多數(shù)都是由婦人和宦官之治引起的。［13］ 曹操死后僅一個月，他的兒子、世子曹丕當時僅為魏王而尚非皇帝便立下一個規(guī)矩，即只許宦官當奴仆，余職一概不許染指；公元222年已身為皇帝的曹丕，在他冊封第一名皇后時就下令，皇后和皇太后及其所有外戚，從今以后，一律不得參與政府事務。［14］
除壞皇帝、母后攝政和宦官之外，還應加上第四個促使?jié)h王朝衰亡的原因：即黃巾軍。有幾個傳統(tǒng)歷史學家把黃巾軍看成是使?jié)h朝衰亡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歐陽修（1007—1072年）寫道：“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而“已無救矣”。［15］ 何焯（公元1661—1722年）把黃巾軍之亂與宦官之治聯(lián)系起來，他寫道：“東都黃巾蟻聚，群雄龍戰(zhàn)，皆由宦者流毒?！保?6］
這種歷史成見也影響到了西方歷史學者。像他們的中國同行那樣，他們也強調指出壞的或不負責任的皇帝，涉及太后和宦官之間的派性斗爭，以及黃巾軍，把它們視為導致漢王朝沒落的征候或原因。但是，西方歷史學家搞不懂如何按照道德淪喪論來衡量皇帝之壞和他不配做皇帝。由于事實上一個朝代的皇帝們（創(chuàng)國之主除外）都長于深宮之中，脫離人民，被金粉豪華的生活和陰謀詭計所包圍，所以他們把這些皇帝的習性看成是這種事實的必然結果。［17］ 就后漢的情況來說，這種解釋又有些不足恃，因為安帝、桓帝、靈帝和獻帝的早年都不住在宮內，但是，這種情況對他們配不配治理國家似乎沒有起什么影響。
皇太后、她們的外戚以及宦官，不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文籍中，都說他們是漢王朝衰微的征象。近年來，人們試圖重新評價宦官在后漢沒落方面的作用。［18］ 宦官遠不是王朝軟弱的象征，而事實上是在完成一個很重要的憲法目的。據(jù)說，漢代政府依靠一個互相制衡的體系來防止任何集團獨掌大權。當外戚家破壞了這個平衡的時候，皇帝在憲法的意義上就得恢復它，因此，這時宦官就被引進其中了。
如果外戚家贏得了這場斗爭，漢政府的這套體系就會被打亂，漢王朝的滅亡也就會提前到來。這樣看來，宦官實際上是應該為王朝的延長壽命記一功的。但這一說法也有一個弱點：在后漢時期有許多外戚手中之權足以另建一個新王朝，可是他們并沒有這樣做。這不是他們沒有本錢這么做，而是因為在那時的精英尚未找到能夠使改朝換代的行為合法化的政治的或超自然的理論。
黃巾軍通常被西方作者視為漢朝垮臺的一個重要因素。這部分地是由于大陸的中國歷史學者不厭其詳?shù)貙懥宿r民起義。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編纂學中，農民起義被看做是一種進步的成份，而在1960年前后又出版了一大批關于這個問題的研究論著。這種興趣部分地影響到了西方的漢學，因此之故他們也就發(fā)表了許多關于黃巾軍的研究。［19］ 平心而論，認為被逼上梁山的農民起義能夠推翻一個王朝的這種想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就后漢來說，它的因果問題并沒有象許多中國共產黨史學家和西方史學家所闡述的那樣清楚。
黃巾軍叛亂爆發(fā)于公元184年。它在以后的年代里周期性地此伏彼起，政府結構由于時不時的叛亂而有所改變。公元192年，曹操戰(zhàn)勝了據(jù)說是有30萬人的黃巾軍。他把他們編入了自己的軍隊，但在192年以后仍有黃巾軍繼續(xù)活動的跡象。他們有時幫助這個軍閥，有時又去幫助那個軍閥，有時又自己獨立活動?？墒窃诠?07年以后，他們的名字不再見于記載；因此他們對公元220年的漢獻帝退位未能起到直接的作用。
但是，他們的間接作用或許比他們的直接卷入更為重要。在許多宗教性質的叛亂中，黃巾軍比其余任何叛軍更直言不諱地說到漢朝已至末日臨頭?！吧n天已死，黃天當立”，這就是他們在公元184年的口號。“蒼天”通常意指漢朝，雖然按正統(tǒng)理論漢朝是色尚赤。［20］ 公元192年，他們給曹操送去了一封信，斷然拒絕他們和曹操之間和解之意向。他們寫道：“漢行已盡，黃家當立。天之大運，非君才力所能存也。”［21］ 現(xiàn)在我們不能肯定，大量黃巾軍在公元192年合并到曹操軍隊中來究竟是否加強了那些主張馬上實行改朝換代的精英上層集團；我們只能說，合并沒有削弱這種思想。
黃巾軍對于隨著靈帝之死之后公元189年一些事件的影響，我們也很難加以估計。董卓在184年取得了對黃巾軍戰(zhàn)爭的第一次勝利。接著，曹操、劉備及其他一批將領也都取得了勝利。在這一方面他們的作用是重要的，雖然其作用是非直接的；而且應該強調指出，黃巾軍完全沒有直接卷入到公元189年的事件中去。
雖然叛軍在反對朝廷和漢王朝，但是事實上很清楚，一個活生生的皇帝，即使像漢獻帝那樣已成為“乘輿播越”者，仍然使得他們感到畏懼和不舒服。漢獻帝幾次落入了叛軍手中：192—195年朝廷被侵蝕時是如此，195—196年乘輿回洛陽后也是如此。雖然從理論上講弒一個十余歲的皇帝易如反掌，但事實上甚至滿朝文武慘遭殺戮之際，他也被留下了性命。叛軍伴隨東逃至洛陽的獻帝時，他們一有機會也就很樂于放他走，因為有他在身旁會使他們感到不舒服。他們沒有能力另立新皇帝和另建新王朝，這無疑是因為他們確實沒有想出一套透徹的理論來支持改易王朝。這得讓精英上層集團去搞這種理論，但漢代最后幾十年的混亂卻給這些集團及其人士有了站到前臺上來的機會。當曹丕在公元220年同意這個理論并接受了漢獻帝的退位時，黃巾軍似乎在他心里沒有占到最主要的地位。
漢人所不斷堅持的理想
把全中國統(tǒng)一在一個領袖之下，這就是中國歷史所最堅持不懈的理想。甚至在公元20世紀這個理想與在公元前5世紀也是同樣明顯。不論什么時候中國如果處于分裂割據(jù)之下，這都被認為是暫時局勢。在漢以前的戰(zhàn)國時期和漢以后的中世紀時期，和平從未延續(xù)過幾年以上，但所有戰(zhàn)爭的最終目標只有一個：把中國重新統(tǒng)一到一個領袖的統(tǒng)一之下來。
在戰(zhàn)國時期，各國王侯本人或許并不完全懂得應采取的這種統(tǒng)一和這種領導的形式，但是在中世紀時期（漢亡后的4個世紀，公元220—589年），漢之為漢的統(tǒng)一和秩序作為這種形式和領導的現(xiàn)實而受到人們的回憶，而且漢之為漢的名稱又總是象征著已經失去的完美郅治，象征著他們企求的統(tǒng)一。有幾位統(tǒng)治者或者徑稱其朝代為“漢”，或者把自己的宗譜同漢代諸帝掛上鉤。有幾家王室甚至自豪地追蹤自己的先祖出自漢代某個官閥，還有遠在日本的某些氏族也自認是漢代諸王的苗裔（有時是本無其事的）。
在蜀漢王朝也發(fā)展了一種理論，即這幾個漢王朝有如兄弟先后出生那樣，它們也是前后相繼的。前漢被視為老大哥，后漢被視為仲，新興的蜀漢則被視為季。［22］ 這個王朝在公元263年被鎮(zhèn)壓下去，但40年以后，即公元304年，在華北又成立了新的漢王朝。關于這個王朝建立的前因后果，已見前面所引史書的部分敘述。
它的統(tǒng)治者劉淵（死于公元310年），本是匈奴的一個王，但在公元304年卻另外添了一個“漢帝”的尊號。這不是一個空洞的姿態(tài)。劉淵深通中國古代歷史的事實，他因而知道有些最偉大的中國天子，就和他一樣，出身于戎狄之邦。他讀過《漢書》，知道500年以前，第一位漢代的皇帝就曾經把一名公主下嫁給他的祖先。從這次婚姻傳下來的世系就姓了皇室家的劉姓，以表示對公主的尊敬，而這就是一種跡象，表明漢室和該公主的后裔——劉淵本人——之間是甥舅關系。
劉淵對后漢歷史的盛衰及其伴隨著滅亡的事件知之甚詳。他認為蜀漢是漢代的真正繼承者，所以他很知曉蜀漢的歷史，其言論有如下述：②
……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嶇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
蜀漢之帝，即劉備的兒子在公元263年恥辱地投降了北方的魏國，但劉淵對蜀漢這個不光彩的結局視而不見；此時他正在魏國的京師做一名小官。40年以后，即公元304年，他決定特別強調這種“甥舅”關系，而且建立了他自己的漢王朝。當他在公元310年死的時候，他被謚為“光文”；按照中文的習慣，“文”（指文才）與“武”（指武藝）相對而言，因此，他被謚為“光文”，就是把他放到了與后漢開國之君“光武[帝]”相當?shù)牡匚弧?br />
他建了一個太廟，在里面祭祀著最赫赫有名的漢代諸帝，這就意味著漢王朝繼續(xù)存在，直到這座太廟于公元318年在“鬼夜哭”聲中被燒為平地。［23］ 但是在此期間，“漢”的名義上的魔力還是起了作用的。公元311年，這個匈奴的漢王朝攻取了京師洛陽，生俘了漢族的皇帝。當這位好奇的匈奴皇帝問他的漢族對手事情怎么會發(fā)展到今天的地步時，這個不幸的受害者感到必須以完全出于天意作答，他說：“大漢將應乾受歷”，這就是假定漢朝的歷數(shù)可垂之久遠。［24］
漢人在這時又在另一個京師立了另外一個皇帝，但卻是完全無用。這個異族的漢王朝的軍隊在公元316年攻破了長安，一個中國皇帝又一次被他的匈奴對手所生俘。過了不久，匈奴皇帝的兒子死去，但過了幾天他又復蘇，說了一個奇異的故事：即他看來已經死去，但他實際上是去遨游了天宮，他在那里會見了劉淵的神靈；劉淵告訴他，上天已為他的父親留下了一個位置。另一位天上的王要求他帶回一件禮品到人世中來，帶給漢皇帝。當檢查這件禮品的時候，它證明了這兒子的故事是真實的。漢帝因而特別高興，說他不再懼怕死了。［25］
漢帝的君權雖然在地府很威靈顯赫，但在地上，它的人世上的權威在公元318年宗廟被毀以后卻大大地黯然失色了；公元319年，在位的匈奴皇帝放棄了“漢”的名號，而改稱為“趙”。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和劉淵的想法不一樣，他認為匈奴皇帝代表著一個獨立的王朝。他們不是漢朝的繼承者，而是晉朝的繼承者，因為晉朝有兩個皇帝曾被他俘虜過。但是直到公元329年以前他們仍然祭祀劉淵，而在329年，這個趙王朝及其所有王公和高級官員又都在洛陽被活埋了。［26］
9年以后，即公元338年，一個新的漢王朝在中國的西南隅——即劉備建都的那個城市——宣告成立。可惜此事缺乏詳細報道，所以我們不知道為何做此決定。這位新的漢帝姓李，所以不能想像他會自認屬于劉姓的漢朝皇室。不管是什么原因，這個王朝只立國9年。它的最后一個皇帝投降了晉王朝，因此，晉王朝雖然在北方被匈奴皇帝所侵犯，但它在東南半壁有所恢復。［27］ 晉王朝流亡者從此未再恢復北方領土，國步艱難地茍延到公元420年：那時一位將軍劉裕（公元356—422年）迫使它最后的皇帝退了位。
劉裕的王朝國號宋，但重要的是他也費盡氣力地把他的祖宗上溯到漢高祖，盡管漢高祖已死了600年。歷史學家沈約（公元441—513年）在公元487年受皇帝之命講述劉裕的權力所以興起的原故，據(jù)他說是因為自漢朝滅亡以來直到當時的200年中，人民從來沒有真正忘記漢代，而魏晉兩個王朝實際上只是漢代利益的臨時照管者，是把后漢和劉宋聯(lián)系起來的橋梁。④
在這以后，漢的名稱在中世紀又出現(xiàn)過一次。一名北方將領侯景（公元503—552年）因耽心有生命危險，所以在548年助了當時南朝皇帝——即梁武帝（公元502—549年在位）——以一臂之力。南朝朝廷錯誤地相信了他，但當侯將軍在南朝首都建康站穩(wěn)了腳跟，他大搞恐怖政策，餓死了時年85歲的老皇帝，另立了一個傀儡為梁帝，最后還是在公元551年自己當上了皇帝。侯景的這個短命的王朝（侯景于次年被殺，梁室復辟）也稱為漢，其理由我們尚無所知。很明顯，侯景從北方隨身帶來了這樣一種思想：漢之為漢可能成為一種強大的宣傳工具，因而他可能是想要這個名號的精神力量來保證他的王朝萬古千秋。［28］
在此以后的366年，“漢”的名號消失了。在此期間，中華帝國在公元589年被隋王朝統(tǒng)一，接著是光輝璀璨的唐王朝，直到公元907年。在唐王朝瓦解以后的混亂也令人想起了漢亡之后的情況。在公元907—980年間的大約15個王朝中間，有4個是其國號為“漢”的。其中最長的一個王朝從公元918年直到971年，而以廣州為基地。一個奇怪的細節(jié)是，廣州皇帝們雖然也姓漢家皇室的劉姓，卻可能是阿拉伯人之后裔。在北方也建立過兩個漢王朝，其一從公元947年到950年，其一從951年到979年。這兩國的皇帝都是非漢族人，雖然他們的皇室也都姓劉。最短的漢王朝只存在了一年（公元917年），是在西川成立的，即劉備蜀漢所曾統(tǒng)治過的那個地方。可是，它的統(tǒng)治者并未自稱是出自劉姓。［29］
最后一個國號為“漢”的王朝是在此400年以后，即在公元1360年成立的，它的建國者本是一個漁人之子，但不知是什么動機促使他在漢獻帝退位一千多年之后卻采用了赫赫有名的“漢”為國號。這個王朝僅立國四年就被明王朝的開國之君所消滅，因而其詳不可得而知。［30］ 自此以后“漢”的名稱仍歷久未衰，例如“漢字”之義便是指中國文字，“漢族”便是指北部中國的人民。中國人迄今指某人是“漢學者”（Hn scholr），此即我們西方人所稱為的“漢學家”（sinologist）。
正統(tǒng)的繼承
公元200年以后各個漢王朝的建立，都以它們自己的方式表明一種古老的思想：“漢”并未實際死亡。但是歷史學家得處理事實，而傳統(tǒng)的中國歷史學家在寫到公元220年以后時期的時候，他就面對著一個問題。在那個時期有過三種歷法，因而歷史學家得選其一個作為主要歷法，這就是要選其中的一個作為主要的王朝，使之可以系年記事。歷史學家在這件事情上并不是主觀武斷的；相反地，他所選擇的王朝和歷法都是他認為合法的，因此他就把另外兩個王朝宣布為非法的了。
這個問題被稱為正統(tǒng)繼承論的問題。這個問題即是指：漢朝的天命是否已在公元220年轉移到了由漢獻帝禪位的曹丕身上，抑或轉到了屬于漢皇室成員的劉備身上，還是轉移到了和漢王朝無絲毫瓜葛的孫權身上。這最后一種可能性未被人們考慮過，因為所有歷史學家都一致認為孫吳是閏位。要挑正統(tǒng)者就應在劉備和曹丕之間進行，因為他們兩人都自稱是漢王朝的真正繼承人。
在公元220年之后的分裂割據(jù)時期，這個問題不僅僅是學術上的。當漢人諸王朝在公元316年被北方的非漢人入侵者驅趕到中國東南部時，對它們來說重要的是定要知道，它們才是天命的真正持有者和繼承人。它們相信，真正的天命能像精神屏障那樣保護它們免遭北方魔鬼的侵犯，并且最終能幫助它們恢復中原。
歷史事實有如下述。公元263年，劉備的蜀漢王朝被他的北方對手曹丕的魏王朝所征服；266年，魏王朝又禪讓給新的晉王朝；280年，這個晉王朝又征服了東南部的吳國，因此統(tǒng)一了帝國全境。公元316年，晉王朝被趕到南方，繼此而往，華北便被非漢族王朝所統(tǒng)治。在南方，晉在公元420年讓位于宋；宋在479年讓位于齊；齊在502年讓位于梁；梁又在557年讓位于陳。陳王朝滅亡于公元589年，它被北方的敵國隋所征服，因而中國便又一次獲得了統(tǒng)一。
歷史學家習鑿齒（死于公元384年）對曹操顯得很不公正。在他的目光中，魏是漢的叛臣賊子，所以真正的天命已歸于西南的劉備。劉備王朝滅亡以后，天命重新回到北方，而被授予了晉王朝，習鑿齒本人便是生活在晉王朝時代。對于他來說，晉王朝是漢的直接繼承者，其間并無任何中間人。［31］
歷史學家和文學家歐陽修（公元1007—1072年）用另一種方式解決了這個問題。按照他的觀點，漢以后的所有三個王朝都同樣不是正統(tǒng)，因為它們誰也沒有重新統(tǒng)一帝國。他極力主張，真正的天命在公元220年已被完全切斷。它短暫地重現(xiàn)于晉，即當晉在公元280年重新統(tǒng)一中國的時候；但是后來它又被中斷了，只是在589年隋重新統(tǒng)一了帝國之后才又出現(xiàn)。［32］
司馬光（公元1019—1086年）不得不更實際一些。當他編纂他的大部頭中國史書時，他必須在這三個后繼國家的歷法中作出選擇。他挑選了魏王朝的歷法，而摒棄了另外兩國的歷法。為了說明他的選擇，他發(fā)揮了這樣一種理論：帝國的統(tǒng)一必須被看作是真正天命的先決條件。在他看來，只有漢、晉和隋是正統(tǒng)王朝，所有其他諸國僅僅是諸封建國家。這些封建列國都是一樣的，即它們都不受命于天，但是，那些接受合法王朝禪讓的封建國家比其他未接受禪讓者要更合法一些。由于這個原故，他選擇了魏王朝為漢代的主要繼承者，但是他說得很清楚，他之這樣做只是便宜之計，而非出于正統(tǒng)觀念的考慮。［33］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在重寫司馬光的史書時，便對這種膚淺的處理辦法進行了攻擊。朱熹以劉備的王朝為真正天命的持有者。對于朱熹來說，劉備的漢皇室血統(tǒng)要壓倒曹丕自稱正統(tǒng)的一切妄想，所以他寫的史書就用了劉備的歷法。對于公元264—280年這個時期，即劉備的蜀漢已經滅亡而東南部的孫吳尚未被征服的時期，朱熹就不知怎么辦好了。由于他把那個時期通行的歷法一律看成偽的，所以他的解決辦法是把它們只用小號字來書寫。
當吳王朝在公元280年被消滅以后，朱熹認為真正的天命又重新在晉王朝身上出現(xiàn)，所以他又改用大號字來紀年。從這時起，真正的天命在公元317年跟隨著晉室南下，只是在晉王朝亡于420年時天命才又消失。公元589年隨著隋王朝之再度統(tǒng)一中國而再度出現(xiàn)。據(jù)他所見，北方非漢族諸王朝均非正統(tǒng)，正像晉王朝以后所接替的南方諸國那樣。［34］
我們已經知道，中國歷史學家對公元220年的事件評價不一，他們大多數(shù)人對漢獻帝遜位的合法性提出了質疑。在這方面，曹丕沒有能夠說服后世，而劉備卻在千年以后仍使人們感到他具有身受天命的權利。［35］ 現(xiàn)代的中、西方歷史學家通常都選用司馬光的實用的辦法，而在把西歷用到了中國歷史中去以后，這個問題就逐漸不復存在了。在西方漢學中根深蒂固的想法是認為，一個統(tǒng)一的中國比之一個分裂的中國是更正常一些的。其結果便是，只有漢王朝統(tǒng)治的時期（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才通常被稱之為漢了。
它的后繼的三個國家通常被總稱為“三國”，而三國及其以后的分裂時期（公元220—589年）有時被說成“中世紀”。在這個時期倏興忽亡的二十幾個王朝中，沒有一個王朝能夠使它的國號代表那個時代。只有在公元589年隋朝統(tǒng)一中國以后才使一個王朝的名稱又代表了一個時代；公元589—618年時期稱為“隋”，公元618—907年時期稱為“唐”，即繼隋以后的唐王朝時期。顯而易見，只有一個王朝統(tǒng)治著全中國的，它的名號才能夠代表那整個時代，因此漢的名號以這種巧妙的方式一直傳到今天的著作中。因為漢的真正名義不僅是一個形而上學的理論問題；它的核心是中國本身統(tǒng)一的這個非常實際的問題。
［1］ 這是羅貫中（約公元1330—約1400）的《三國演義》開頭的一句話。它的英譯文見C·H·布魯伊特-泰勒：《三國演義》（上海、香港和新加坡，1925；普及本1929）；關于它的節(jié)本，見莫斯·羅伯茨：《三國：中國的史詩劇》（紐約，1976）。
?。?］ 關于從公元前113年起漢代諸帝的年號問題，見上面第2章。關于“太初”的年號，見魯惟一：《危機和沖突》，第17頁以下。
?。?］ 見上面第2章《世紀之末的風氣》。
［4］ 見萊班：《天命的操縱》。
［5］ 關于這個問題，可看上面注54，以及第3章《內戰(zhàn)》。
?。?］ 見安娜·K.塞德爾：《漢代道教中對老子的神化》（巴黎，1969），特別是第58—84頁。關于這些運動的一個初期例子（公元前3年），見魯惟一：《通往仙境之絡：中國人對長生的追求》（倫敦，1979），第98頁以下。
?。?］ 《晉書》卷一○一，第2649頁。這里所寫的某些術語是用的比較好懂的對應字眼。例如“神圣的器皿”（holy vessel，神器）通常是指御璽；這即是帝位的象征；“蜀”，處于中國的西南部。
［8］ 《晉書》卷一○一，第2649頁。
?。?］ 《后漢書》卷九，第391頁。
［10］ 關于對這兩個皇帝的贊譽，見《后漢書》卷二，第124—125頁；以及《后漢書》卷三，第159頁。關于王夫之的意見，見《讀通鑒論》卷七，第198—199頁。
［11］ 《資治通鑒》卷六八，第2173—2174頁；德克雷斯皮尼：《漢朝的末年》，第356—358頁。
［12］ 趙翼：《廿二史劄記》卷四，第15葉。
?。?3］ 這個表形成了《五行志》，即《后漢書》（志）卷十三——十八。
［14］ 《三國志·魏書二》，第58、80頁。
?。?5］ 歐陽修：《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十七，第5頁。
［16］ 這句話見于何焯對《后漢書》卷七八的標題《宦者列傳》所作的評論；見《后漢書集解》卷七八，第1葉。
［17］ 例如見福蘭格：《中華帝國史》（柏林，1930—1952）卷3，第415頁以下；以及賴肖爾和費正清：《東亞：偉大的傳統(tǒng)》（倫敦，1958），第125頁以下。
?。?8］ 畢漢斯：《漢代的官僚政制度》，第155頁；以及上面第3章《宦官的作用》。
?。?9］ 例如見侯外廬：《中國封建社會前后期的農民戰(zhàn)爭及其綱領口號的發(fā)展》，載《歷史研究》，1959年第4期，第45—59頁；以及漆俠：《秦漢農民戰(zhàn)爭史》（北京，1962）。關于西方作者對于這個問題的論著，見維爾納·艾?；舳鳎骸短胶吞浇獭?，載《東方學研究所通報》，5（1957），第113—140頁；羅爾夫·斯坦因：《論公元2世紀道教的政治-宗教運動》，載《通報》，50（1963），第1—78頁；詹姆斯·哈里森：《共產黨人和中國農民叛亂（關于中國人重寫歷史的研究）》（倫敦，1970）。
?。?0］ 《后漢書》卷七十一，第2299頁。
?。?1］ 《三國志·魏書一》，第10頁注2。
?。?2］ “季漢”之用于蜀漢，其證據(jù)見于《三國志·蜀書五》（卷三五），第927頁；以及《三國志·蜀書十五》（卷四五），第1079頁。以“中漢”指后漢，見《三國志·魏書二十一》，第601頁注1；《三國志集解·魏書二十一》，第11葉；以及《三國志·蜀書十五》（卷四五），第1080頁。
?。?3］ 《晉書》卷一○一，第2652頁；《晉書》卷一○二，第2679頁。
?。?4］ 《晉書》卷一○二，第2661頁?！皯軞v”之說在600年以后又用過一次，那是另一個國號“漢”的王朝用的，其“漢”帝可能是阿拉伯人。
［25］ 《晉書》卷一○二，第2673—2674頁。
?。?6］ 《晉書》卷一○三，第2684—2685頁。
?。?7］ 《晉書》卷七，第181頁；《資治通鑒》卷九六，第3017頁。
?。?8］ 《梁書》卷五六，第859頁。又見小威廉·T.格雷厄姆：《庾信的〈哀江南賦〉》（劍橋，1980），第11頁。
［29］ 《舊五代史》卷九九，第100、136頁；《新五代史》卷十，第63、65、70頁。
?。?0］ 《明史》卷一二三。
?。?1］ 《晉書》卷八二，第2145頁。關于正統(tǒng)論的整個問題，見B.J.曼斯維爾特·貝克：《中國的真正皇帝》，載《萊頓漢學研究》，W.L.艾德瑪編（萊頓，1981），第23—33頁。關于近年來對這個問題的研究，見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tǒng)論》（香港， 1977）。關于晉王朝認為必須保持它是合乎正統(tǒng)的這種信念，其情況可見邁克爾·C.羅杰斯：《苻堅編年史：標本歷史的個案研究》（伯克利和洛杉磯，1968），第51頁以下。
?。?2］ 《正統(tǒng)論下》，載《歐陽文忠全集》卷十六，第3—4頁。
?。?3］ 《資治通鑒》卷六九，第2185—2188頁（方志彤：《英譯〈三國志〉》〔麻省，坎布里奇，1952—1965〕，第45—48頁。
?。?4］ 用于公元264—280年和420—589年的小號字，可見于《通鑒綱目》的任何版本中。朱熹為此所舉的理由見于他的書中引言部分的凡例中和序中。
?。?5］ 關于曹魏王朝是否正統(tǒng)的問題，在明代1520年代所謂禮儀之爭中也起過作用。在這次辯論中，皇帝的反對者引用了公元229年魏明帝的一道詔令作為權威典范來支持他們的論點，但是他們的論敵卻否認這一點，認為魏王朝的正統(tǒng)性實在可疑。1060年代也有一次這樣的辯論，把桓、靈二帝視為權威的典范，但這一主張被司馬光憤怒地予以駁斥，因為他認為這是兩個“昏庸之君”。換句話說，前一王朝的合法性和個別從前皇帝的形象會在后來的政治斗爭中被用來作為權威的模式而給人以影響。見卡尼·托馬斯·費希爾：《明代大禮的爭論》（密歇根大學學位論文， 1971），第42—43、72、223、241頁，以及第281頁注59。
王朝與形而上學
和羅馬帝國的情況一樣，關于漢王朝也有人提出帝國為什么衰落的問題。此答案與關于羅馬衰落的原因一樣，也是眾說紛紜的，比如有人認為應責怪某些皇帝，有人認為應該注意超越個人力量控制所能及的那些制度上和文化上的因素。當然，及身目睹事變的政治家和隔了相當長時間來考慮這些問題的歷史家之間的答案是有差別的。
對于漢代衰亡的最通常的解釋，是14世紀一部小說關于該王朝滅亡的弁首語：“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1］ 這種解釋把所有行為者及其一切行為都看做是本質上從屬于某種更大的、經過經驗證明了的過程，因此，任何已經創(chuàng)建起來的事物都會有朝一日走向瓦解。這種觀點頗接近于西方歷史家的那種觀點，即認為羅馬帝國的衰亡是一種不可避免的過程的結果，好像一個帝國就是一個必然趨向于機體腐朽的有機結構一樣。
另外有一些人把問題看得更仔細一些，他們想給漢王朝的明白無誤的沒落找出實質性的理由。如上所述，有一個學派認為，漢朝的沒落只是一個暫時事變，它終究會重新露出水面。這個學派以劉備的做皇帝為辭，但這種聲調在北方很沉寂，最后在東南部也很沉寂，因為孫權那時在登極的時候也宣稱漢朝“氣數(shù)已盡”。另一派人退而承認漢王朝已走完它的道路，但是，只有征服了整個中國的人才能被稱為它的繼承者。曹操的同情者便是這一派人，他們的聲音在他死后也被淹沒?？墒?，這兩種想法都沒有完全消失，在未來的許多世紀中繼續(xù)發(fā)揮影響。
第三派思想家主張漢王朝已無可避免地要被人立刻易手，因此這一派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因而我們必須對這一派理論尋根究底，以便弄清楚廢黜的意義。不用多所懷疑，它產生于老百姓當中，最初由那些“靠符瑞起家”的叛亂者擁立的敵對皇帝所表達出來。如果只有一個這樣的皇帝，我們當然可把它一筆抹煞，認為它是孤立的現(xiàn)象。但是在公元132—193年間，我們至少在文獻上可以找到全中國有14個這樣與漢對立的天子，因此我們必須承認存在著一個過程。一方面，皇權受到了宗教的影響；另一方面，民間的宗教理想越來越多地在政治上表現(xiàn)了出來。
在漢王朝建立之初，即大約在公元前202年，漢高祖因他的軍事勝利而取得成功，宗教只起了小部分作用。那時，秦已“失其鹿”，誰得到了這匹鹿誰就可以稱皇帝?？墒?，皇帝們漸漸獲得了新特權。從公元前113年起，皇帝在一定的時間內公布年號，以便確定年代。因此，公元前104年被稱為太初元年，次年便稱為太初二年，以此類推。太初過了四年，又改了一次元。公元前100年被稱為天漢元年。［2］
乍一看來，好像前漢的皇帝們能隨意自由地公布新年號，但仔細一考察就會看到，事實并非如此。漢武帝是每四年改元一次，漢宣帝、成帝和哀帝也是如此；漢元帝是五年改元一次；漢昭帝是六年一次。這決非巧合；它強烈地表明，漢代諸帝在他們能夠改變年號之前有一種尚未知曉的原因使得他們必須與確定時期聯(lián)系起來。甚至暫時推翻了漢朝的王莽每次改元都沒有超過六年以上。只有后漢諾帝不受這種約束，似乎可以隨意改元。因此之故，這時的年號可以生效數(shù)十年（最長的年號延續(xù)到32年），但也有些年號只用了僅一年的（例如公元120年、121年和150年都代表一個完整的紀元）。后漢諸帝在這方面比起前漢的列祖列宗就自由一些。
就是在前漢的最后十年，漢王朝開始與圖讖式的預言預兆之說聯(lián)系了起來，那些預言王朝壽命長短的圖讖出現(xiàn)了，預兆則不再僅僅表示上天的憤怒，而似乎也指出了完全的改變朝代過程。［3］ 在王莽的統(tǒng)治這個間斷時期之后，漢王朝于公元25年中興，它本身就是一個大大地受這類預言支持的事件，同時它也把其他相敵對的觀點打入了地下。
圖讖預言被認為是孔子或其他古代圣賢所寫。據(jù)人們說，《五經》說出了所有真理，但是，這位圣人始終知道它們的文字艱深。因此，他給經書都寫下了秘密的附錄，以便使他的意旨得為人們所完全知悉。到了前漢末年這些附錄被人們“發(fā)現(xiàn)”，被用來擁護或者反對漢王朝。曾經有人說，由于把圖讖諸典籍的著作權和孔子聯(lián)系起來，儒家經書的威信就被附會是和那種疑信參半的算命術有關。［4］ 如果事實是如此的話，后漢之信奉圖讖也一定被看做是要努力把儒經的威信用來給漢朝的復辟服務。
由此可見，雖然后漢的皇權以武功建立起來，但它也在超自然的玄學上有其立足點。在早先幾代皇帝統(tǒng)治時期，皇帝的現(xiàn)世的和超自然的權力之間并無明顯的區(qū)別；在后來幾代皇帝時這種區(qū)別就為人們所接受了：皇帝不需要既要統(tǒng)，又要治。有許多兒童皇帝證明了這一點；當不能期望他們真正治理國家時，他們只要擺個樣子就足以滿足精英統(tǒng)治階層精神上的需要。
但是，現(xiàn)在得回頭來談談中國人民：不用驚奇的是，要用很長很長的時間才能使皇權在人民的思想里占有一席之地?；蕶嗨枷胗诠?21年加在人民頭上，但不管精英集團為它會建立什么樣的一些理論，廣大的民眾接受這種理論是需要有一段時間的。
最能在超自然力量方面加強皇權的是所謂的“五行”論：［5］ 萬事萬物，大自歷史的運動，小到人體的微細活動，都是土、水、火、木或金這五種中某一種超自然力量發(fā)生作用的表現(xiàn)。這些力量按一定的次序互相更替，因此重要的是應該知道哪一種力量在某一時間內是占首要位置的。如果人們計不及此，反而逆此當運的力量行事，當然就要以失敗告終。大而言之，歷史被看做是這些力量在依序起作用：每一個朝代都代表其中某一種力量，同時每一個新朝代都表示五行的力量在除舊布新。公元26年，后漢的第一個皇帝決定當時是火德當運，而且他的朝代就是火德在人世的表現(xiàn)。紅色與火德相應，因此我們常稱之為“炎漢”或“炎劉”（劉，即皇室之姓）。
王朝這種超自然合法性的一個弱點就是它有著內在的流動性：人們普遍認為，沒有一種力量會永遠當運，因而只要有跡象表明一種新力量要來當運時，那就意味著該王朝會有什么后果。如果“五行”的理論一方面能提供王朝的合法性，它也能做改朝換代的工具。最常見的理論是說，火德在適當?shù)臅r候會為土德——色尚黃——所取代。但是問題在于，人們尚不能確定這種取代在何時發(fā)生和如何發(fā)生。是土克火呢，還是火生土？從政治方面說，新王朝到底是要通過征伐來建立呢，還是用和平方式建立？
對于漢代的民間宗教我們知道的很少。我們可以總括起來講，它必然是分散而不成體系，每一個地區(qū)都有它自己的風俗習慣和神靈。對于官方歷史學家來說，除非它涉及政府的公務，這種現(xiàn)象不值得留意?？墒窃诤鬂h，宗教有時采取群眾運動的形式，例如在公元107年，當時的歷史學家注意到北部居民有一次群眾大遷移運動，那里的人民中間流傳著大驚小怪的議論。公元175年也是這樣，朝廷據(jù)報有群眾運動，黃巾軍便是由宗教孕育起來的最惹人注目的群眾運動。從近年來的研究得知，在后漢中葉存在著這樣一個教派，它預告會降臨一個彌賽亞式的人物來拯救信教者脫出塵世的苦難。［6］ 宗教和政治形成了一個有力的混合物，因為朝廷注意的是，它必須對付因與某種超自然的或宗教的體系有關的人民推戴的敵對皇帝的問題。
與此同時，王朝的合法性問題在社會精英集團中間卻有不同的說法。他們幾乎每個人都承認，漢王朝和劉氏是帝號的合法擁有者，因此即令他們對某個具體的皇帝不滿意，他們也不想換一個朝代。相反地，他們搞了很多計謀用劉家的另一個成員去替換健在的皇帝。在公元107年，或許在127年、147年和188年，我們有材料得知，他們都曾密謀換掉仍然活在世上的皇帝。如果有哪一個密謀竟然成功的話，則新皇帝仍須出自劉氏。當反董卓的聯(lián)盟在公元191年深長計議地要另立新皇帝的時候，他們考慮的人選還是找到劉家成員的身上。如果說在人民中間有許多跡象表明漢王朝天命已告終結的話，這種想法并未浸染到精英上層人物中去。
正是在漢王朝紛亂擾攘的最后30年中，這種觀念終于開始影響了上層集團。舊的精英人物已經凋謝，新的精英人物接手，做了軍人和兵法家，帶來了新思想。久已被人忘懷的預言學（讖緯學說）又重新走上前臺，因而在前漢的末年，預兆又被人們說成是漢王朝的末日即將來臨的跡象。在主張改朝換代的人們看來，建立一個新王朝不僅是軍事上的問題。他們認為，這時自然不是天下“失其鹿”的時候，而勿寧是上天已預先挑選了它的人選的時候。那些把漢獻帝的遜位僅僅看做是權力政治的冷酷游戲的人，是對事件的宗教的和令人快慰的方面做了錯誤的估計。按照這種想法，舊王朝是自動退位，并自動把天命讓給新人的。在這一方面，精英上層人物的想法與老百姓的不同。事實證明，帶有反王朝色彩的老百姓的造反表明，人民中間接受了改朝換代要靠馬上打天下的理論。但漢獻帝遜位的事實又具體表明，和平地和自動地改換朝代的理論在上層精英集團中是很盛行的。
如果我們承認在前漢的末年，改朝換代的理論開始變得明顯地見之于上層精英集團之中；如果我們承認它后來被光武中興打入地下后又在后漢的最后一個世紀同民間宗教結合在一起；如果我們承認它經過修改在最后被各種軍閥所集結而成的新的社會精英集團接收過去，那么，漢代為什么衰亡的問題就能部分地求得解答了。漢代之所以滅亡，是因為一種超自然的哲理體系成長起來之后催了它的命，這個體系只是等待一個合適的人選來實現(xiàn)它的理論而已。許多人相信曹操便是這樣一個人；但他表示敬謝不敏。他試圖建立一種新結構，那就是使皇帝統(tǒng)而使將軍們治。他的兒子曹丕沒有接受乃翁的思想，他有他自己的幾條理由來急于擁有皇帝尊號。
曹丕作為曹操的世子，他子承父位是無人與之抗衡的；如果他當上了皇帝，那么，要搞掉他就等于要搞掉一個皇帝，而像歷史所告訴我們的那樣，這樣做不會得到支持，也不會得到成功。除此之外，曹丕有一個有權有勢的父親，但即令他繼承了曹操的爵位，也并不能保證他也繼承了曹操的威望。他在父死不久就有些急匆匆地去南部領土上巡視，其中也有他致力于要深獲軍心擁戴之故。另一使曹丕即位做魏王朝開國皇帝的原因，可能是他比漢獻帝小五歲，因此他所處的地位不那么適合向獻帝發(fā)號施令。
當說完和報道了這一切之后，我們仍然不知道曹丕是不是受到了他自己的官員們的壓力，抑或廢黜獻帝的整個過程是由他本人計劃和發(fā)動的。事實的真相可能是這二者都多少兼而有之。但是，如果曹丕認為他自己稱帝就可以像漢朝皇帝那樣贏得同樣的忠心，歷史證明他是錯了。
關于漢王朝衰微的傳統(tǒng)理論
大多數(shù)歷史學家把后漢的歷史都說成是一部從虎虎如生的開頭到毀滅性的滅亡的逐漸衰亡的歷史。所以自然而然地他們會發(fā)問，這種衰亡是怎樣發(fā)生的。傳統(tǒng)上有三種答案。有些歷史學家指責某些皇帝個人；另有些歷史學家怪罪于婦人和宦官；再有些人則歸罪于黃巾軍。
關于后漢和劉備蜀漢王朝的歷史，在公元304年的史書中有如下的敘述：［7］
……我世祖光武皇帝，誕資圣武，恢復鴻基。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俾三光晦而復明，神器幽而復顯。顯宗孝明皇帝、肅宗孝章皇帝，累葉重暉，炎光再闡。自和、安已后，皇嗣漸頹。天步艱難，國統(tǒng)頻絕。黃巾海沸于九州，群閹毒流于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兇逆相尋。故孝愍委棄萬國，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終有泰，旋軫舊京。
何圖天未悔禍，后帝窘辱。自社稷淪喪，宗廟之不血食，四十年于茲矣。今天誘其衷，悔禍皇漢……
這是一篇出色的親漢代的宣傳鼓動文字，它寫于公元304年又一次復興漢室的時候（見下面《漢人不斷堅持的理想》小節(jié)），它所包含的要旨被研究漢代衰亡原因的中國歷史學家一再予以強調。我們看到它提及某些皇帝個人的作用，兒童皇帝所起的有害的影響（“國統(tǒng)頻絕”），黃巾和宦官的為患（“群閹毒流”）。它對魏王朝顯示了明確的偏見（即“曹操父子”），因此預示了后世關于“合法性繼承”的爭論的問題（見下面第373頁以下）。最后，這段文字也提出了一種不絕如縷的思想，即漢王朝不會真正地死去。在上述一段文字的前面還有一句話，據(jù)說漢王朝“故卜年倍于夏商，卜世過于姬氏”，這樣就是意味著至少要歷時千年，歷世約四十君。［8］
許多中國歷史學家都討論個別皇帝的功與過，因為他們覺得，就是這些皇帝引起了漢王朝的興盛或衰亡。不算兒童皇帝（后漢有五人），后漢包括九位皇帝：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安帝、順帝、桓帝、靈帝和最后一位獻帝。按照傳統(tǒng)的想法，這九個皇帝中有的是有道明君，有的則是昏庸無道。對于第一位光武帝人們總認為他是好君主，凡是稱頌開國君主的一切嘉言懿行也都必然往他身上扣。末代皇帝也享有好聲譽，但這卻叫人感到奇怪，因為事實上是，傳統(tǒng)歷史學家經常認為末代君主就是罪惡的象征，不會治理國家。史家范曄（公元398—446年）總結了大家的意見，他寫道：“天厭漢德久矣，山陽其何誅焉！”［9］
第二代君主明帝也被認為是好的，只除了認定他刑罰苛刻之外。其后章帝也是好皇帝，可是，歷史學家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在他身上開始看到了漢王朝衰落的跡象。_0391_2［10］ 其后的五個皇帝就都受到責難。早在公元190年，學者蔡邕就稱和帝、安帝和順帝都“無功德”。公元219年，當人們在和曹操議論漢代歷史的時候，都認為安帝是第一個壞皇帝。自此以后，傳統(tǒng)就在和帝和安帝之間搖擺，要找出誰是第一個壞皇帝。他們的后繼者順帝、桓帝和靈帝受到普遍的責難，但是，桓帝和靈帝又比順帝更壞。在適當?shù)臅r候，“桓靈”一詞即意謂“暴虐的政府”；此詞在后世的政治詞匯和詩的語言中即等同于“幽厲”，此即傳統(tǒng)觀點上的兩個壞的周王。④
如上所見，圍繞著后漢諸帝所產生的歷史成見是在后漢最后幾十年中開始形成的，所以不用奇怪，這種成見給漢代衰亡的傳統(tǒng)理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歷史學家司馬光（公元1019—1086年）把后漢的歷史分為四大段。第一段是光武帝、明帝和章帝時期，每一個人——“下至虎賁衛(wèi)士”——都經明而行修。和帝、安帝和順帝三朝則缺乏此等優(yōu)良風氣。所幸的是，最初三位皇帝的遺化對高級官員仍在起作用，因而產生了許多優(yōu)秀的政治家。他們往往拼著性命來防止國家的垮臺。如果順帝能有好的繼承人，漢王朝可能會再度興盛，但很不幸，順帝之后卻是接著“桓靈之昏虐”的時期。
這幾名皇帝不僅堅持其先輩皇帝的愚蠢，而且他們更進一步殘害忠良，以致朝廷污濁，仇恨滋生。以致在最后階段，漢獻帝成了“乘輿播越”的游蕩者，雖然從前的偉大在他身上仍殘留著最后的痕跡。僅僅是他的存在，就足以阻止曹操這個“暴戾強伉”之徒奪走他的帝位。［11］
歷史學家趙翼（1727—1814年）卻持論不同。他說，光武帝不出自前漢皇室的大宗，而是它的小宗。因此，他的創(chuàng)建后漢“譬如數(shù)百年老干之上特發(fā)一枝，雖極暢茂，而生氣已薄”。因而不足為怪的是，不用說幾個兒童皇帝，其中和帝、安帝、順帝、桓帝和靈帝都青年夭折，無一人活過了34歲的。只有光武帝、明帝，而且令人不解的是還有獻帝，卻都活過了那個年歲。在他看來，整個帝國的繁榮昌盛是同皇帝個人的長壽相聯(lián)系的，而某王朝的衰落也可從它的諸帝的早死看得出來。［12］
趙翼認為重要性在于漢代諸帝早死者多，這可能不是太牽強附會的。當人們問到傳統(tǒng)的歷史學家，為什么從和帝和安帝直到靈帝都是壞皇帝時，千篇一律的回答都會說：“因為他們允許婦女和宦寺當政。”正是在這里，諸帝的早死才引起人們的注意。兒童皇帝和早死的皇帝都會沒有子嗣，以致帝位常在空缺之中。從根本大法上說，沒有太子，就會由皇太后及其外戚家實行攝政，因此，他們要從旁支挑選一個新皇帝，從而使“新枝發(fā)自新枝”。
自然，他們會挑選一個年輕的皇帝，以便他們能延長自己的權力。同樣自然地，如果皇帝長大成人，他不會滿意攝政的影響，而會開始尋找同盟者。官僚們對他沒有用處。他們要么被收買，要么屈從于外戚家的威勢，而且不論在何種情況下，皇權的擴大是不符合官僚們的利益的。結果就是皇帝投向宦官的懷抱：他們往往成為他的唯一的寵信者。當攝政被搬掉的時候，作為皇帝旨意的唯一解釋者和執(zhí)行者的宦官，便來填補了權力的真空。這樣，宦官的統(tǒng)治被說成是婦人之治的不可避免的結果，而婦人之治又反過來被說成是男人系統(tǒng)虛弱的無可避免的結果。
從根本上說，人們把婦人之治和宦寺之治跟皇帝的早死聯(lián)系起來（像趙翼那樣），或者把它們跟道德淪喪聯(lián)系起來（像司馬光那樣），這都是無關緊要的。事實仍然是，婦人之治和宦寺之治確實是從和帝開始的、直到公元189年9月宦官被屠殺時為止的后漢歷史的特點。為什么婦人之治與宦官之治要被看作是漢王朝衰落的象征呢？奇怪的是，傳統(tǒng)歷史學家?guī)缀醵疾辉竸谏竦厝ソ庹f這件事情；論據(jù)是不足為奇的。有時我們會從書本上知道，權力必須產生于陽，即自然界的積極的、朝氣蓬勃的陽性本原。②女人自然代表陰，是其反面的、被動的本原。宦官也被看作是陰，因為他們的陽性已被去掉了。由此觀之，婦人和宦官之治被說成是由陰所產生的權力，而這是傳統(tǒng)思想家所憎厭的概念。
天、地和自然也都厭惡這種統(tǒng)治，因此用彗星、地震和生畸形人來示警。認為自然本身也討厭婦人和宦者之治的這種概念也很古老。當歷史學家司馬彪（約公元300年）把這種奇異的現(xiàn)象列舉出來時，他解釋說，它們大多數(shù)都是由婦人和宦官之治引起的。［13］ 曹操死后僅一個月，他的兒子、世子曹丕當時僅為魏王而尚非皇帝便立下一個規(guī)矩，即只許宦官當奴仆，余職一概不許染指；公元222年已身為皇帝的曹丕，在他冊封第一名皇后時就下令，皇后和皇太后及其所有外戚，從今以后，一律不得參與政府事務。［14］
除壞皇帝、母后攝政和宦官之外，還應加上第四個促使?jié)h王朝衰亡的原因：即黃巾軍。有幾個傳統(tǒng)歷史學家把黃巾軍看成是使?jié)h朝衰亡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歐陽修（1007—1072年）寫道：“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而“已無救矣”。［15］ 何焯（公元1661—1722年）把黃巾軍之亂與宦官之治聯(lián)系起來，他寫道：“東都黃巾蟻聚，群雄龍戰(zhàn)，皆由宦者流毒?！保?6］
這種歷史成見也影響到了西方歷史學者。像他們的中國同行那樣，他們也強調指出壞的或不負責任的皇帝，涉及太后和宦官之間的派性斗爭，以及黃巾軍，把它們視為導致漢王朝沒落的征候或原因。但是，西方歷史學家搞不懂如何按照道德淪喪論來衡量皇帝之壞和他不配做皇帝。由于事實上一個朝代的皇帝們（創(chuàng)國之主除外）都長于深宮之中，脫離人民，被金粉豪華的生活和陰謀詭計所包圍，所以他們把這些皇帝的習性看成是這種事實的必然結果。［17］ 就后漢的情況來說，這種解釋又有些不足恃，因為安帝、桓帝、靈帝和獻帝的早年都不住在宮內，但是，這種情況對他們配不配治理國家似乎沒有起什么影響。
皇太后、她們的外戚以及宦官，不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文籍中，都說他們是漢王朝衰微的征象。近年來，人們試圖重新評價宦官在后漢沒落方面的作用。［18］ 宦官遠不是王朝軟弱的象征，而事實上是在完成一個很重要的憲法目的。據(jù)說，漢代政府依靠一個互相制衡的體系來防止任何集團獨掌大權。當外戚家破壞了這個平衡的時候，皇帝在憲法的意義上就得恢復它，因此，這時宦官就被引進其中了。
如果外戚家贏得了這場斗爭，漢政府的這套體系就會被打亂，漢王朝的滅亡也就會提前到來。這樣看來，宦官實際上是應該為王朝的延長壽命記一功的。但這一說法也有一個弱點：在后漢時期有許多外戚手中之權足以另建一個新王朝，可是他們并沒有這樣做。這不是他們沒有本錢這么做，而是因為在那時的精英尚未找到能夠使改朝換代的行為合法化的政治的或超自然的理論。
黃巾軍通常被西方作者視為漢朝垮臺的一個重要因素。這部分地是由于大陸的中國歷史學者不厭其詳?shù)貙懥宿r民起義。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編纂學中，農民起義被看做是一種進步的成份，而在1960年前后又出版了一大批關于這個問題的研究論著。這種興趣部分地影響到了西方的漢學，因此之故他們也就發(fā)表了許多關于黃巾軍的研究。［19］ 平心而論，認為被逼上梁山的農民起義能夠推翻一個王朝的這種想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就后漢來說，它的因果問題并沒有象許多中國共產黨史學家和西方史學家所闡述的那樣清楚。
黃巾軍叛亂爆發(fā)于公元184年。它在以后的年代里周期性地此伏彼起，政府結構由于時不時的叛亂而有所改變。公元192年，曹操戰(zhàn)勝了據(jù)說是有30萬人的黃巾軍。他把他們編入了自己的軍隊，但在192年以后仍有黃巾軍繼續(xù)活動的跡象。他們有時幫助這個軍閥，有時又去幫助那個軍閥，有時又自己獨立活動?？墒窃诠?07年以后，他們的名字不再見于記載；因此他們對公元220年的漢獻帝退位未能起到直接的作用。
但是，他們的間接作用或許比他們的直接卷入更為重要。在許多宗教性質的叛亂中，黃巾軍比其余任何叛軍更直言不諱地說到漢朝已至末日臨頭?！吧n天已死，黃天當立”，這就是他們在公元184年的口號。“蒼天”通常意指漢朝，雖然按正統(tǒng)理論漢朝是色尚赤。［20］ 公元192年，他們給曹操送去了一封信，斷然拒絕他們和曹操之間和解之意向。他們寫道：“漢行已盡，黃家當立。天之大運，非君才力所能存也。”［21］ 現(xiàn)在我們不能肯定，大量黃巾軍在公元192年合并到曹操軍隊中來究竟是否加強了那些主張馬上實行改朝換代的精英上層集團；我們只能說，合并沒有削弱這種思想。
黃巾軍對于隨著靈帝之死之后公元189年一些事件的影響，我們也很難加以估計。董卓在184年取得了對黃巾軍戰(zhàn)爭的第一次勝利。接著，曹操、劉備及其他一批將領也都取得了勝利。在這一方面他們的作用是重要的，雖然其作用是非直接的；而且應該強調指出，黃巾軍完全沒有直接卷入到公元189年的事件中去。
雖然叛軍在反對朝廷和漢王朝，但是事實上很清楚，一個活生生的皇帝，即使像漢獻帝那樣已成為“乘輿播越”者，仍然使得他們感到畏懼和不舒服。漢獻帝幾次落入了叛軍手中：192—195年朝廷被侵蝕時是如此，195—196年乘輿回洛陽后也是如此。雖然從理論上講弒一個十余歲的皇帝易如反掌，但事實上甚至滿朝文武慘遭殺戮之際，他也被留下了性命。叛軍伴隨東逃至洛陽的獻帝時，他們一有機會也就很樂于放他走，因為有他在身旁會使他們感到不舒服。他們沒有能力另立新皇帝和另建新王朝，這無疑是因為他們確實沒有想出一套透徹的理論來支持改易王朝。這得讓精英上層集團去搞這種理論，但漢代最后幾十年的混亂卻給這些集團及其人士有了站到前臺上來的機會。當曹丕在公元220年同意這個理論并接受了漢獻帝的退位時，黃巾軍似乎在他心里沒有占到最主要的地位。
漢人所不斷堅持的理想
把全中國統(tǒng)一在一個領袖之下，這就是中國歷史所最堅持不懈的理想。甚至在公元20世紀這個理想與在公元前5世紀也是同樣明顯。不論什么時候中國如果處于分裂割據(jù)之下，這都被認為是暫時局勢。在漢以前的戰(zhàn)國時期和漢以后的中世紀時期，和平從未延續(xù)過幾年以上，但所有戰(zhàn)爭的最終目標只有一個：把中國重新統(tǒng)一到一個領袖的統(tǒng)一之下來。
在戰(zhàn)國時期，各國王侯本人或許并不完全懂得應采取的這種統(tǒng)一和這種領導的形式，但是在中世紀時期（漢亡后的4個世紀，公元220—589年），漢之為漢的統(tǒng)一和秩序作為這種形式和領導的現(xiàn)實而受到人們的回憶，而且漢之為漢的名稱又總是象征著已經失去的完美郅治，象征著他們企求的統(tǒng)一。有幾位統(tǒng)治者或者徑稱其朝代為“漢”，或者把自己的宗譜同漢代諸帝掛上鉤。有幾家王室甚至自豪地追蹤自己的先祖出自漢代某個官閥，還有遠在日本的某些氏族也自認是漢代諸王的苗裔（有時是本無其事的）。
在蜀漢王朝也發(fā)展了一種理論，即這幾個漢王朝有如兄弟先后出生那樣，它們也是前后相繼的。前漢被視為老大哥，后漢被視為仲，新興的蜀漢則被視為季。［22］ 這個王朝在公元263年被鎮(zhèn)壓下去，但40年以后，即公元304年，在華北又成立了新的漢王朝。關于這個王朝建立的前因后果，已見前面所引史書的部分敘述。
它的統(tǒng)治者劉淵（死于公元310年），本是匈奴的一個王，但在公元304年卻另外添了一個“漢帝”的尊號。這不是一個空洞的姿態(tài)。劉淵深通中國古代歷史的事實，他因而知道有些最偉大的中國天子，就和他一樣，出身于戎狄之邦。他讀過《漢書》，知道500年以前，第一位漢代的皇帝就曾經把一名公主下嫁給他的祖先。從這次婚姻傳下來的世系就姓了皇室家的劉姓，以表示對公主的尊敬，而這就是一種跡象，表明漢室和該公主的后裔——劉淵本人——之間是甥舅關系。
劉淵對后漢歷史的盛衰及其伴隨著滅亡的事件知之甚詳。他認為蜀漢是漢代的真正繼承者，所以他很知曉蜀漢的歷史，其言論有如下述：②
……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嶇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
蜀漢之帝，即劉備的兒子在公元263年恥辱地投降了北方的魏國，但劉淵對蜀漢這個不光彩的結局視而不見；此時他正在魏國的京師做一名小官。40年以后，即公元304年，他決定特別強調這種“甥舅”關系，而且建立了他自己的漢王朝。當他在公元310年死的時候，他被謚為“光文”；按照中文的習慣，“文”（指文才）與“武”（指武藝）相對而言，因此，他被謚為“光文”，就是把他放到了與后漢開國之君“光武[帝]”相當?shù)牡匚弧?br />
他建了一個太廟，在里面祭祀著最赫赫有名的漢代諸帝，這就意味著漢王朝繼續(xù)存在，直到這座太廟于公元318年在“鬼夜哭”聲中被燒為平地。［23］ 但是在此期間，“漢”的名義上的魔力還是起了作用的。公元311年，這個匈奴的漢王朝攻取了京師洛陽，生俘了漢族的皇帝。當這位好奇的匈奴皇帝問他的漢族對手事情怎么會發(fā)展到今天的地步時，這個不幸的受害者感到必須以完全出于天意作答，他說：“大漢將應乾受歷”，這就是假定漢朝的歷數(shù)可垂之久遠。［24］
漢人在這時又在另一個京師立了另外一個皇帝，但卻是完全無用。這個異族的漢王朝的軍隊在公元316年攻破了長安，一個中國皇帝又一次被他的匈奴對手所生俘。過了不久，匈奴皇帝的兒子死去，但過了幾天他又復蘇，說了一個奇異的故事：即他看來已經死去，但他實際上是去遨游了天宮，他在那里會見了劉淵的神靈；劉淵告訴他，上天已為他的父親留下了一個位置。另一位天上的王要求他帶回一件禮品到人世中來，帶給漢皇帝。當檢查這件禮品的時候，它證明了這兒子的故事是真實的。漢帝因而特別高興，說他不再懼怕死了。［25］
漢帝的君權雖然在地府很威靈顯赫，但在地上，它的人世上的權威在公元318年宗廟被毀以后卻大大地黯然失色了；公元319年，在位的匈奴皇帝放棄了“漢”的名號，而改稱為“趙”。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和劉淵的想法不一樣，他認為匈奴皇帝代表著一個獨立的王朝。他們不是漢朝的繼承者，而是晉朝的繼承者，因為晉朝有兩個皇帝曾被他俘虜過。但是直到公元329年以前他們仍然祭祀劉淵，而在329年，這個趙王朝及其所有王公和高級官員又都在洛陽被活埋了。［26］
9年以后，即公元338年，一個新的漢王朝在中國的西南隅——即劉備建都的那個城市——宣告成立。可惜此事缺乏詳細報道，所以我們不知道為何做此決定。這位新的漢帝姓李，所以不能想像他會自認屬于劉姓的漢朝皇室。不管是什么原因，這個王朝只立國9年。它的最后一個皇帝投降了晉王朝，因此，晉王朝雖然在北方被匈奴皇帝所侵犯，但它在東南半壁有所恢復。［27］ 晉王朝流亡者從此未再恢復北方領土，國步艱難地茍延到公元420年：那時一位將軍劉裕（公元356—422年）迫使它最后的皇帝退了位。
劉裕的王朝國號宋，但重要的是他也費盡氣力地把他的祖宗上溯到漢高祖，盡管漢高祖已死了600年。歷史學家沈約（公元441—513年）在公元487年受皇帝之命講述劉裕的權力所以興起的原故，據(jù)他說是因為自漢朝滅亡以來直到當時的200年中，人民從來沒有真正忘記漢代，而魏晉兩個王朝實際上只是漢代利益的臨時照管者，是把后漢和劉宋聯(lián)系起來的橋梁。④
在這以后，漢的名稱在中世紀又出現(xiàn)過一次。一名北方將領侯景（公元503—552年）因耽心有生命危險，所以在548年助了當時南朝皇帝——即梁武帝（公元502—549年在位）——以一臂之力。南朝朝廷錯誤地相信了他，但當侯將軍在南朝首都建康站穩(wěn)了腳跟，他大搞恐怖政策，餓死了時年85歲的老皇帝，另立了一個傀儡為梁帝，最后還是在公元551年自己當上了皇帝。侯景的這個短命的王朝（侯景于次年被殺，梁室復辟）也稱為漢，其理由我們尚無所知。很明顯，侯景從北方隨身帶來了這樣一種思想：漢之為漢可能成為一種強大的宣傳工具，因而他可能是想要這個名號的精神力量來保證他的王朝萬古千秋。［28］
在此以后的366年，“漢”的名號消失了。在此期間，中華帝國在公元589年被隋王朝統(tǒng)一，接著是光輝璀璨的唐王朝，直到公元907年。在唐王朝瓦解以后的混亂也令人想起了漢亡之后的情況。在公元907—980年間的大約15個王朝中間，有4個是其國號為“漢”的。其中最長的一個王朝從公元918年直到971年，而以廣州為基地。一個奇怪的細節(jié)是，廣州皇帝們雖然也姓漢家皇室的劉姓，卻可能是阿拉伯人之后裔。在北方也建立過兩個漢王朝，其一從公元947年到950年，其一從951年到979年。這兩國的皇帝都是非漢族人，雖然他們的皇室也都姓劉。最短的漢王朝只存在了一年（公元917年），是在西川成立的，即劉備蜀漢所曾統(tǒng)治過的那個地方。可是，它的統(tǒng)治者并未自稱是出自劉姓。［29］
最后一個國號為“漢”的王朝是在此400年以后，即在公元1360年成立的，它的建國者本是一個漁人之子，但不知是什么動機促使他在漢獻帝退位一千多年之后卻采用了赫赫有名的“漢”為國號。這個王朝僅立國四年就被明王朝的開國之君所消滅，因而其詳不可得而知。［30］ 自此以后“漢”的名稱仍歷久未衰，例如“漢字”之義便是指中國文字，“漢族”便是指北部中國的人民。中國人迄今指某人是“漢學者”（Hn scholr），此即我們西方人所稱為的“漢學家”（sinologist）。
正統(tǒng)的繼承
公元200年以后各個漢王朝的建立，都以它們自己的方式表明一種古老的思想：“漢”并未實際死亡。但是歷史學家得處理事實，而傳統(tǒng)的中國歷史學家在寫到公元220年以后時期的時候，他就面對著一個問題。在那個時期有過三種歷法，因而歷史學家得選其一個作為主要歷法，這就是要選其中的一個作為主要的王朝，使之可以系年記事。歷史學家在這件事情上并不是主觀武斷的；相反地，他所選擇的王朝和歷法都是他認為合法的，因此他就把另外兩個王朝宣布為非法的了。
這個問題被稱為正統(tǒng)繼承論的問題。這個問題即是指：漢朝的天命是否已在公元220年轉移到了由漢獻帝禪位的曹丕身上，抑或轉到了屬于漢皇室成員的劉備身上，還是轉移到了和漢王朝無絲毫瓜葛的孫權身上。這最后一種可能性未被人們考慮過，因為所有歷史學家都一致認為孫吳是閏位。要挑正統(tǒng)者就應在劉備和曹丕之間進行，因為他們兩人都自稱是漢王朝的真正繼承人。
在公元220年之后的分裂割據(jù)時期，這個問題不僅僅是學術上的。當漢人諸王朝在公元316年被北方的非漢人入侵者驅趕到中國東南部時，對它們來說重要的是定要知道，它們才是天命的真正持有者和繼承人。它們相信，真正的天命能像精神屏障那樣保護它們免遭北方魔鬼的侵犯，并且最終能幫助它們恢復中原。
歷史事實有如下述。公元263年，劉備的蜀漢王朝被他的北方對手曹丕的魏王朝所征服；266年，魏王朝又禪讓給新的晉王朝；280年，這個晉王朝又征服了東南部的吳國，因此統(tǒng)一了帝國全境。公元316年，晉王朝被趕到南方，繼此而往，華北便被非漢族王朝所統(tǒng)治。在南方，晉在公元420年讓位于宋；宋在479年讓位于齊；齊在502年讓位于梁；梁又在557年讓位于陳。陳王朝滅亡于公元589年，它被北方的敵國隋所征服，因而中國便又一次獲得了統(tǒng)一。
歷史學家習鑿齒（死于公元384年）對曹操顯得很不公正。在他的目光中，魏是漢的叛臣賊子，所以真正的天命已歸于西南的劉備。劉備王朝滅亡以后，天命重新回到北方，而被授予了晉王朝，習鑿齒本人便是生活在晉王朝時代。對于他來說，晉王朝是漢的直接繼承者，其間并無任何中間人。［31］
歷史學家和文學家歐陽修（公元1007—1072年）用另一種方式解決了這個問題。按照他的觀點，漢以后的所有三個王朝都同樣不是正統(tǒng)，因為它們誰也沒有重新統(tǒng)一帝國。他極力主張，真正的天命在公元220年已被完全切斷。它短暫地重現(xiàn)于晉，即當晉在公元280年重新統(tǒng)一中國的時候；但是后來它又被中斷了，只是在589年隋重新統(tǒng)一了帝國之后才又出現(xiàn)。［32］
司馬光（公元1019—1086年）不得不更實際一些。當他編纂他的大部頭中國史書時，他必須在這三個后繼國家的歷法中作出選擇。他挑選了魏王朝的歷法，而摒棄了另外兩國的歷法。為了說明他的選擇，他發(fā)揮了這樣一種理論：帝國的統(tǒng)一必須被看作是真正天命的先決條件。在他看來，只有漢、晉和隋是正統(tǒng)王朝，所有其他諸國僅僅是諸封建國家。這些封建列國都是一樣的，即它們都不受命于天，但是，那些接受合法王朝禪讓的封建國家比其他未接受禪讓者要更合法一些。由于這個原故，他選擇了魏王朝為漢代的主要繼承者，但是他說得很清楚，他之這樣做只是便宜之計，而非出于正統(tǒng)觀念的考慮。［33］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在重寫司馬光的史書時，便對這種膚淺的處理辦法進行了攻擊。朱熹以劉備的王朝為真正天命的持有者。對于朱熹來說，劉備的漢皇室血統(tǒng)要壓倒曹丕自稱正統(tǒng)的一切妄想，所以他寫的史書就用了劉備的歷法。對于公元264—280年這個時期，即劉備的蜀漢已經滅亡而東南部的孫吳尚未被征服的時期，朱熹就不知怎么辦好了。由于他把那個時期通行的歷法一律看成偽的，所以他的解決辦法是把它們只用小號字來書寫。
當吳王朝在公元280年被消滅以后，朱熹認為真正的天命又重新在晉王朝身上出現(xiàn)，所以他又改用大號字來紀年。從這時起，真正的天命在公元317年跟隨著晉室南下，只是在晉王朝亡于420年時天命才又消失。公元589年隨著隋王朝之再度統(tǒng)一中國而再度出現(xiàn)。據(jù)他所見，北方非漢族諸王朝均非正統(tǒng)，正像晉王朝以后所接替的南方諸國那樣。［34］
我們已經知道，中國歷史學家對公元220年的事件評價不一，他們大多數(shù)人對漢獻帝遜位的合法性提出了質疑。在這方面，曹丕沒有能夠說服后世，而劉備卻在千年以后仍使人們感到他具有身受天命的權利。［35］ 現(xiàn)代的中、西方歷史學家通常都選用司馬光的實用的辦法，而在把西歷用到了中國歷史中去以后，這個問題就逐漸不復存在了。在西方漢學中根深蒂固的想法是認為，一個統(tǒng)一的中國比之一個分裂的中國是更正常一些的。其結果便是，只有漢王朝統(tǒng)治的時期（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才通常被稱之為漢了。
它的后繼的三個國家通常被總稱為“三國”，而三國及其以后的分裂時期（公元220—589年）有時被說成“中世紀”。在這個時期倏興忽亡的二十幾個王朝中，沒有一個王朝能夠使它的國號代表那個時代。只有在公元589年隋朝統(tǒng)一中國以后才使一個王朝的名稱又代表了一個時代；公元589—618年時期稱為“隋”，公元618—907年時期稱為“唐”，即繼隋以后的唐王朝時期。顯而易見，只有一個王朝統(tǒng)治著全中國的，它的名號才能夠代表那整個時代，因此漢的名號以這種巧妙的方式一直傳到今天的著作中。因為漢的真正名義不僅是一個形而上學的理論問題；它的核心是中國本身統(tǒng)一的這個非常實際的問題。
［1］ 這是羅貫中（約公元1330—約1400）的《三國演義》開頭的一句話。它的英譯文見C·H·布魯伊特-泰勒：《三國演義》（上海、香港和新加坡，1925；普及本1929）；關于它的節(jié)本，見莫斯·羅伯茨：《三國：中國的史詩劇》（紐約，1976）。
?。?］ 關于從公元前113年起漢代諸帝的年號問題，見上面第2章。關于“太初”的年號，見魯惟一：《危機和沖突》，第17頁以下。
?。?］ 見上面第2章《世紀之末的風氣》。
［4］ 見萊班：《天命的操縱》。
［5］ 關于這個問題，可看上面注54，以及第3章《內戰(zhàn)》。
?。?］ 見安娜·K.塞德爾：《漢代道教中對老子的神化》（巴黎，1969），特別是第58—84頁。關于這些運動的一個初期例子（公元前3年），見魯惟一：《通往仙境之絡：中國人對長生的追求》（倫敦，1979），第98頁以下。
?。?］ 《晉書》卷一○一，第2649頁。這里所寫的某些術語是用的比較好懂的對應字眼。例如“神圣的器皿”（holy vessel，神器）通常是指御璽；這即是帝位的象征；“蜀”，處于中國的西南部。
［8］ 《晉書》卷一○一，第2649頁。
?。?］ 《后漢書》卷九，第391頁。
［10］ 關于對這兩個皇帝的贊譽，見《后漢書》卷二，第124—125頁；以及《后漢書》卷三，第159頁。關于王夫之的意見，見《讀通鑒論》卷七，第198—199頁。
［11］ 《資治通鑒》卷六八，第2173—2174頁；德克雷斯皮尼：《漢朝的末年》，第356—358頁。
［12］ 趙翼：《廿二史劄記》卷四，第15葉。
?。?3］ 這個表形成了《五行志》，即《后漢書》（志）卷十三——十八。
［14］ 《三國志·魏書二》，第58、80頁。
?。?5］ 歐陽修：《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十七，第5頁。
［16］ 這句話見于何焯對《后漢書》卷七八的標題《宦者列傳》所作的評論；見《后漢書集解》卷七八，第1葉。
［17］ 例如見福蘭格：《中華帝國史》（柏林，1930—1952）卷3，第415頁以下；以及賴肖爾和費正清：《東亞：偉大的傳統(tǒng)》（倫敦，1958），第125頁以下。
?。?8］ 畢漢斯：《漢代的官僚政制度》，第155頁；以及上面第3章《宦官的作用》。
?。?9］ 例如見侯外廬：《中國封建社會前后期的農民戰(zhàn)爭及其綱領口號的發(fā)展》，載《歷史研究》，1959年第4期，第45—59頁；以及漆俠：《秦漢農民戰(zhàn)爭史》（北京，1962）。關于西方作者對于這個問題的論著，見維爾納·艾?；舳鳎骸短胶吞浇獭?，載《東方學研究所通報》，5（1957），第113—140頁；羅爾夫·斯坦因：《論公元2世紀道教的政治-宗教運動》，載《通報》，50（1963），第1—78頁；詹姆斯·哈里森：《共產黨人和中國農民叛亂（關于中國人重寫歷史的研究）》（倫敦，1970）。
?。?0］ 《后漢書》卷七十一，第2299頁。
?。?1］ 《三國志·魏書一》，第10頁注2。
?。?2］ “季漢”之用于蜀漢，其證據(jù)見于《三國志·蜀書五》（卷三五），第927頁；以及《三國志·蜀書十五》（卷四五），第1079頁。以“中漢”指后漢，見《三國志·魏書二十一》，第601頁注1；《三國志集解·魏書二十一》，第11葉；以及《三國志·蜀書十五》（卷四五），第1080頁。
?。?3］ 《晉書》卷一○一，第2652頁；《晉書》卷一○二，第2679頁。
?。?4］ 《晉書》卷一○二，第2661頁?！皯軞v”之說在600年以后又用過一次，那是另一個國號“漢”的王朝用的，其“漢”帝可能是阿拉伯人。
［25］ 《晉書》卷一○二，第2673—2674頁。
?。?6］ 《晉書》卷一○三，第2684—2685頁。
?。?7］ 《晉書》卷七，第181頁；《資治通鑒》卷九六，第3017頁。
?。?8］ 《梁書》卷五六，第859頁。又見小威廉·T.格雷厄姆：《庾信的〈哀江南賦〉》（劍橋，1980），第11頁。
［29］ 《舊五代史》卷九九，第100、136頁；《新五代史》卷十，第63、65、70頁。
?。?0］ 《明史》卷一二三。
?。?1］ 《晉書》卷八二，第2145頁。關于正統(tǒng)論的整個問題，見B.J.曼斯維爾特·貝克：《中國的真正皇帝》，載《萊頓漢學研究》，W.L.艾德瑪編（萊頓，1981），第23—33頁。關于近年來對這個問題的研究，見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tǒng)論》（香港， 1977）。關于晉王朝認為必須保持它是合乎正統(tǒng)的這種信念，其情況可見邁克爾·C.羅杰斯：《苻堅編年史：標本歷史的個案研究》（伯克利和洛杉磯，1968），第51頁以下。
?。?2］ 《正統(tǒng)論下》，載《歐陽文忠全集》卷十六，第3—4頁。
?。?3］ 《資治通鑒》卷六九，第2185—2188頁（方志彤：《英譯〈三國志〉》〔麻省，坎布里奇，1952—1965〕，第45—48頁。
?。?4］ 用于公元264—280年和420—589年的小號字，可見于《通鑒綱目》的任何版本中。朱熹為此所舉的理由見于他的書中引言部分的凡例中和序中。
?。?5］ 關于曹魏王朝是否正統(tǒng)的問題，在明代1520年代所謂禮儀之爭中也起過作用。在這次辯論中，皇帝的反對者引用了公元229年魏明帝的一道詔令作為權威典范來支持他們的論點，但是他們的論敵卻否認這一點，認為魏王朝的正統(tǒng)性實在可疑。1060年代也有一次這樣的辯論，把桓、靈二帝視為權威的典范，但這一主張被司馬光憤怒地予以駁斥，因為他認為這是兩個“昏庸之君”。換句話說，前一王朝的合法性和個別從前皇帝的形象會在后來的政治斗爭中被用來作為權威的模式而給人以影響。見卡尼·托馬斯·費希爾：《明代大禮的爭論》（密歇根大學學位論文， 1971），第42—43、72、223、241頁，以及第281頁注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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