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方面，中國人在漢代滲入朝鮮的直接后果并不引人注意。［1］ 將半島的部分并入帝國的嘗試已經作出，但是由于不存在來自這些部分對本土的威脅，因而沒有建立諸如存在于西北和北方的保護線的呼聲。漢朝制度在朝鮮成長的真正重要性表現(xiàn)于長期的文化效果。最后朝鮮成為將中國文化因素傳入日本的代理人。這些因素源自儒學傳統(tǒng)和佛教兩者，它們進入更遠的東方以前已在朝鮮生根。此外，在中國發(fā)展起來的后來在日本應用的某些工藝（如造紙），很可能是從定居于朝鮮的中國人移民集團那里得到的。
早期接觸
中國人和朝鮮半島民族的接觸，按傳統(tǒng)說法開始于周王國建立時（傳統(tǒng)說法為公元前1122年）。那時商王室的一個逃亡的成員名叫箕子，他逃到朝鮮，并將若干中國生活方式的特征帶到那里。［2］ 箕子或其他早期中國冒險家可能遇見的部落大概是松花江周圍后來稱為夫馀民族的先民；沃沮似乎集中于緯度40度上下，穢貊生活在更南的地方，直到半島的中部。關于這些民族的種族淵源或任何可用來對他們作鑒定的特征，所知甚少。
緊接著在公元前第2個1000年期間的未經證實的接觸，出現(xiàn)了一段漫長的空白期，從此以后才有更多關于中國人在朝鮮的材料。歷史記載可以說是從公元前4世紀開始的，當時燕的統(tǒng)治者采用了“王”的稱號（前323年）。燕國位于控制著當時中國大部分的其他六個大國的東北，是滿洲和朝鮮諸部落的接近的鄰居。由于力量和聲望的增長，燕國有能力對南方的齊國（在山東半島）施加更大的壓力。與此同時，燕國的有些居民對朝鮮進行積極的貿易聯(lián)系，他們在那里留下了大量燕國鑄造的錢幣。［3］ 貿易的條件或有關的商品種類都是難以查清的。
不出所料，秦帝國的建立開始了中國與朝鮮關系的新階段。按照傳統(tǒng)說法，躲避中國新政府暴虐統(tǒng)治的逃亡者設法前往朝鮮，但是這樣的解釋可能是出于后來的一種愿望，即為了加強對秦朝統(tǒng)治的抹黑。被提到的第一位逃亡者是衛(wèi)滿，公元前195年盧綰在東北發(fā)起了反對漢帝國的失敗的起義，在此以后據(jù)說衛(wèi)滿到了朝鮮。［4］ 由于有1000名追隨者支持，據(jù)說衛(wèi)滿在一個中國話叫做朝鮮的地方建立起一個王國，這個地方靠近現(xiàn)代平壤所在地。后來的一種記載說，當時建立了第二個王國，位于衛(wèi)滿轄區(qū)之東，這不一定被人接受。［5］
漢帝國的最初幾十年間聽任衛(wèi)滿鞏固他自己的權力，這顯然是合長安官員的意的，因為他們期待著他會抑制對中國利益的損害或侵略中國的領土。衛(wèi)滿本人從來沒有訪問過朝廷，他在地方上行使的權力是任何其他地方首領做不到的，這是力量的標志。很可能，在公元前2世紀，朝鮮本地的制鐵業(yè)在中國移民的指導下發(fā)展起來了；迄至此時為止鐵器一直是現(xiàn)成地從中國帶來的。
公元前128年，發(fā)生了一次建立中國權威的不成熟和流產的嘗試。匈奴侵入遼西郡，殺死太守，并進入漁陽郡和雁門郡，在那里他們殺死或俘虜了3000人。為了對付這種威脅，中央政府派出衛(wèi)青和另一個將軍，他們抓住了幾千俘虜。記載緊接著告訴我們，穢貊部落首領南閭帶著不少于28萬名追隨者向中國人投降，為此建立了蒼?？?，但在兩年后撤消。［6］ 關于南閭或該事件所知的僅限于此，那么多的居民集團的投降竟沒有較為持久的影響，這也許是令人吃驚的。完全可以理解，在那種特殊的時機，中國人并不愿意接受更多的糾纏，因為在這時，他們正開始盡力處理匈奴問題。
漢朝的擴張
只有當北部邊境上的安全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證和中國的滲透已成功地完成時，漢朝政府才有可能作進一步的努力。公元前109年，兩支軍隊被派出遠征，理由是衛(wèi)滿的后裔窩藏了許多中國逃亡者。盡管兩支軍隊（一由陸道一由海路）在一次互相配合的行動中失敗，中國最后仍迫使地方首領投降（前108年），并建立四郡管理該地區(qū)，這四郡名為玄菟、臨屯、真番和樂浪。［7］
安排并不是長期不變的。地方官員們的權力范圍受到懷疑，諸郡之一（真番）的情況也是如此。在武帝統(tǒng)治末年開始了縮減和撤退的政策，前82年撤消真番和臨屯就是例子。［8］ 到公元1—2年，剩下的玄菟和樂浪二郡分別包括3縣和25縣。玄菟所屬一縣名高句驪，后來高麗一名淵源于此；樂浪包括朝鮮縣。［9］
在中國人推進的其他地區(qū)，他們設立了屬國，以都尉作為施加他們的權威的手段。在某些情況下，他們曾經承認地方首領或王擁有的稱號，以加強那些統(tǒng)治者的聲望，同時博得了那些人的忠誠。在高麗情況是不同的。在那里沒有建立軍事組織以反對強大的潛在敵人的迫切需要；也沒有強大的部落單位，這些單位已經逐漸形成他們自己的首領和官員的統(tǒng)治集團。顯然，這適合于嚴格地建立與帝國正規(guī)的地方機構相同類型的政府單位，并可指望郡縣官員能夠用同等程度的效率來管理他們的地區(qū)。
他們如何有效地做這樣的事仍是一個有待推測的問題，但是考古的證據(jù)揭示了他們存在的重要痕跡。除了可能是樂浪郡府的遺跡之外，還發(fā)現(xiàn)了一些可能為高級官員建造的墳墓。此外，200座或許更多的漢代樣式的墳墓在靠近平壤的地方發(fā)掘出來，它們很可能是中國移民的，他們的財富使他們能夠獲得在本國諸郡正用作殯葬陳設的奢侈品。［10］
后漢時期的關系
在后漢時期占優(yōu)勢的是一種有點不同的情況，那時帝國政府不能在遠離朝廷的地方維持強大的地位。從公元1世紀后期起，中國的統(tǒng)一和管理的力量已經削弱，有些本地韓人（Hnn）［11］ 部落人多勢眾地在南部平原定居下來并向北推進。公元20—23年，據(jù)說他們發(fā)起對樂浪的襲擊，從那里帶回1500名居民作奴隸。［12］ 盡管中國人不久在某種程度上能夠重新樹立他們自己的力量（公元30年），但他們此刻被迫認可某些地方首領的權威。［13］ 不久，可能在公元1世紀的上半期，這些人中的一批人改造了建立在鴨綠江及其支流的高句驪（Koguryǒ）。［14］ 公元106年，由高句驪國王發(fā)動的對中國軍事設施和官員的襲擊，迫使?jié)h朝當局向西撒退到靠近遼東郡的地方，但是在132年中國人能夠恢復某些他們失去的地方。［15］
漢代的最后數(shù)十年，政府對朝鮮的繼續(xù)控制開始成為問題，這是不足為怪的。公元175年左右，一個主張獨立的政權由公孫度在東北建立，他是一個曾經在玄菟郡任職的官員之子。［16］ 他能請求高句驪王給予承認，甚至從更遠的北方夫馀部落領袖那里得到承認，由此可見他的力量和獨立的程度。正好在漢朝末年，在曹操努力建立魏國取得成功時，公孫度的王國歸于其統(tǒng)治之下。一個名叫帶方的新郡在他的權限之下建立了起來，其官署設在今天的漢城附近的地方。［17］
在此期間半島的南部發(fā)生了其他發(fā)展。馬韓、弁韓、辰韓三個聯(lián)盟已經形成。其中馬韓最大。它包括50多個小部落或單位；其他兩個聯(lián)盟每個各包括12個小部落或單位。［18］ 這些單位非?？赡芎蛠碜匀毡玖袓u的訪問者有聯(lián)系，公元57年和107年從九州前往洛陽朝廷的使團很可能在他們的旅程中經過韓人聯(lián)盟之地。前一次光武帝向使者贈送了一顆印。有特定刻字的一顆金印1784年在志賀（筑前）發(fā)現(xiàn)，已被鑒定確系原物。［19］
?。?］ 關于這個問題的說明，見K·H·J·加德納：《朝鮮古代史》（堪培拉，1969）大庭脩：《親魏倭王》（東京，1971），第23頁以下。
［2］ 《后漢書》卷八五，第2817頁。
?。?］ 加德納：《朝鮮占代史》，第8頁。
?。?］ 《漢書》卷一下，第77頁（德效騫：《〈漢書〉譯注》第2卷，第140頁以下）；《史記》卷一一五，第2985頁（沃森：《英譯〈史記〉》第2卷，第258頁）；《漢書》卷九五，第2863頁；《后漢書》卷八五，第2809頁。
?。?］ 加德納：《朝鮮占代史》，第9頁以下。
?。?］ 《漢書》卷六，第169頁（德效騫：《〈漢書〉譯注》第2卷，第50頁）；《漢書》卷二四下，第1157頁（斯旺：《古代中國的糧食和貨幣》，第243頁）；《后漢書》卷八五，第2817頁。
?。?］ 《漢書》卷六，第193頁以下（德效騫：《〈漢書〉譯注》第2卷，第9頁以下）；《史記》卷一一五，第2986頁以下（沃森：《英譯〈史記〉》第2卷，第295頁）；《漢書》卷九五，第3864頁以下。
?。?］ 《漢書》卷七，第223頁（德效騫：《〈漢書〉譯注》第2卷，第160頁）；《漢書》卷二八下，第1626—1627頁；《后漢書》卷八五，第2817頁；關于臨屯在前75年撒消的看法，見大庭脩：《親魏倭王》，第32頁。
［9］ 關于這些郡的建立與歷史，以及調整的問題，見池內宏：《滿鮮史研究：上世編》（東京，1951），第3—190頁。
?。?0］ 關于考古證據(jù)的報告，見原田淑人和田澤金吾：《樂浪》（東京，1930）；小泉顯夫：《樂浪彩篋塚》（漢城，1934）；小場恒吉和榧本龜次郎：《樂浪王光墓》（漢城，1934）；梅原末治和藤田亮策：《朝鮮古文化綜鑒》（奈良，1946—1948）。關于漢式墳墓的研究，見金秉模：《中國和南朝鮮磚石墓構造的面貌：秦至新羅時期》（牛津大學學位論文，1978）。
?。?1］ 更嚴格地說，英文應對音為Hn；采用Hnn為的是避免與王朝稱號漢（Hn）混淆。這種形式出于同樣原因也用來表示秦以前的韓國，見前面第1章59頁注②。高麗部落名稱和秦以前國家的名稱事實上是用相同漢字來書寫的，但兩者之間沒有聯(lián)系。
?。?2］ 見加德納：《朝鮮古代史》，第21頁，引了殘缺的《魏略》。
?。?3］ 《后漢書》卷八五，第2817頁。
?。?4］ Koguryǒ是中文高句驪Ko－Kou-Li的朝鮮文形式；《后漢書》卷八五，第2814頁；《三國志》卷三十《魏三十》，第843頁。
?。?5］ 《后漢書》卷四，第193頁；《后漢書》卷八五，第2815頁；《三國志》卷三十（魏三十），第844頁。
?。?6］ 《后漢書》卷七四下，第2418頁；《三國志》卷八（魏八），第252頁；《三國志》卷三十（魏三十），第845頁。
?。?7］ 《后漢書》卷七四下，第2418頁；《三國志》卷三十（魏三十），第851頁。
?。?8］ 《三國志》卷三十（魏三十），第849頁以下。
?。?9］ 關于這些使團，見《后漢書》卷一下，第84頁；《后漢書》卷五，第208頁；《后漢書》卷八五，第2821頁。關于印，見王仲殊：《說滇王之印與漢委奴國王印》，載《考古》，1959.10，第573—575頁。
早期接觸
中國人和朝鮮半島民族的接觸，按傳統(tǒng)說法開始于周王國建立時（傳統(tǒng)說法為公元前1122年）。那時商王室的一個逃亡的成員名叫箕子，他逃到朝鮮，并將若干中國生活方式的特征帶到那里。［2］ 箕子或其他早期中國冒險家可能遇見的部落大概是松花江周圍后來稱為夫馀民族的先民；沃沮似乎集中于緯度40度上下，穢貊生活在更南的地方，直到半島的中部。關于這些民族的種族淵源或任何可用來對他們作鑒定的特征，所知甚少。
緊接著在公元前第2個1000年期間的未經證實的接觸，出現(xiàn)了一段漫長的空白期，從此以后才有更多關于中國人在朝鮮的材料。歷史記載可以說是從公元前4世紀開始的，當時燕的統(tǒng)治者采用了“王”的稱號（前323年）。燕國位于控制著當時中國大部分的其他六個大國的東北，是滿洲和朝鮮諸部落的接近的鄰居。由于力量和聲望的增長，燕國有能力對南方的齊國（在山東半島）施加更大的壓力。與此同時，燕國的有些居民對朝鮮進行積極的貿易聯(lián)系，他們在那里留下了大量燕國鑄造的錢幣。［3］ 貿易的條件或有關的商品種類都是難以查清的。
不出所料，秦帝國的建立開始了中國與朝鮮關系的新階段。按照傳統(tǒng)說法，躲避中國新政府暴虐統(tǒng)治的逃亡者設法前往朝鮮，但是這樣的解釋可能是出于后來的一種愿望，即為了加強對秦朝統(tǒng)治的抹黑。被提到的第一位逃亡者是衛(wèi)滿，公元前195年盧綰在東北發(fā)起了反對漢帝國的失敗的起義，在此以后據(jù)說衛(wèi)滿到了朝鮮。［4］ 由于有1000名追隨者支持，據(jù)說衛(wèi)滿在一個中國話叫做朝鮮的地方建立起一個王國，這個地方靠近現(xiàn)代平壤所在地。后來的一種記載說，當時建立了第二個王國，位于衛(wèi)滿轄區(qū)之東，這不一定被人接受。［5］
漢帝國的最初幾十年間聽任衛(wèi)滿鞏固他自己的權力，這顯然是合長安官員的意的，因為他們期待著他會抑制對中國利益的損害或侵略中國的領土。衛(wèi)滿本人從來沒有訪問過朝廷，他在地方上行使的權力是任何其他地方首領做不到的，這是力量的標志。很可能，在公元前2世紀，朝鮮本地的制鐵業(yè)在中國移民的指導下發(fā)展起來了；迄至此時為止鐵器一直是現(xiàn)成地從中國帶來的。
公元前128年，發(fā)生了一次建立中國權威的不成熟和流產的嘗試。匈奴侵入遼西郡，殺死太守，并進入漁陽郡和雁門郡，在那里他們殺死或俘虜了3000人。為了對付這種威脅，中央政府派出衛(wèi)青和另一個將軍，他們抓住了幾千俘虜。記載緊接著告訴我們，穢貊部落首領南閭帶著不少于28萬名追隨者向中國人投降，為此建立了蒼?？?，但在兩年后撤消。［6］ 關于南閭或該事件所知的僅限于此，那么多的居民集團的投降竟沒有較為持久的影響，這也許是令人吃驚的。完全可以理解，在那種特殊的時機，中國人并不愿意接受更多的糾纏，因為在這時，他們正開始盡力處理匈奴問題。
漢朝的擴張
只有當北部邊境上的安全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證和中國的滲透已成功地完成時，漢朝政府才有可能作進一步的努力。公元前109年，兩支軍隊被派出遠征，理由是衛(wèi)滿的后裔窩藏了許多中國逃亡者。盡管兩支軍隊（一由陸道一由海路）在一次互相配合的行動中失敗，中國最后仍迫使地方首領投降（前108年），并建立四郡管理該地區(qū)，這四郡名為玄菟、臨屯、真番和樂浪。［7］
安排并不是長期不變的。地方官員們的權力范圍受到懷疑，諸郡之一（真番）的情況也是如此。在武帝統(tǒng)治末年開始了縮減和撤退的政策，前82年撤消真番和臨屯就是例子。［8］ 到公元1—2年，剩下的玄菟和樂浪二郡分別包括3縣和25縣。玄菟所屬一縣名高句驪，后來高麗一名淵源于此；樂浪包括朝鮮縣。［9］
在中國人推進的其他地區(qū)，他們設立了屬國，以都尉作為施加他們的權威的手段。在某些情況下，他們曾經承認地方首領或王擁有的稱號，以加強那些統(tǒng)治者的聲望，同時博得了那些人的忠誠。在高麗情況是不同的。在那里沒有建立軍事組織以反對強大的潛在敵人的迫切需要；也沒有強大的部落單位，這些單位已經逐漸形成他們自己的首領和官員的統(tǒng)治集團。顯然，這適合于嚴格地建立與帝國正規(guī)的地方機構相同類型的政府單位，并可指望郡縣官員能夠用同等程度的效率來管理他們的地區(qū)。
他們如何有效地做這樣的事仍是一個有待推測的問題，但是考古的證據(jù)揭示了他們存在的重要痕跡。除了可能是樂浪郡府的遺跡之外，還發(fā)現(xiàn)了一些可能為高級官員建造的墳墓。此外，200座或許更多的漢代樣式的墳墓在靠近平壤的地方發(fā)掘出來，它們很可能是中國移民的，他們的財富使他們能夠獲得在本國諸郡正用作殯葬陳設的奢侈品。［10］
后漢時期的關系
在后漢時期占優(yōu)勢的是一種有點不同的情況，那時帝國政府不能在遠離朝廷的地方維持強大的地位。從公元1世紀后期起，中國的統(tǒng)一和管理的力量已經削弱，有些本地韓人（Hnn）［11］ 部落人多勢眾地在南部平原定居下來并向北推進。公元20—23年，據(jù)說他們發(fā)起對樂浪的襲擊，從那里帶回1500名居民作奴隸。［12］ 盡管中國人不久在某種程度上能夠重新樹立他們自己的力量（公元30年），但他們此刻被迫認可某些地方首領的權威。［13］ 不久，可能在公元1世紀的上半期，這些人中的一批人改造了建立在鴨綠江及其支流的高句驪（Koguryǒ）。［14］ 公元106年，由高句驪國王發(fā)動的對中國軍事設施和官員的襲擊，迫使?jié)h朝當局向西撒退到靠近遼東郡的地方，但是在132年中國人能夠恢復某些他們失去的地方。［15］
漢代的最后數(shù)十年，政府對朝鮮的繼續(xù)控制開始成為問題，這是不足為怪的。公元175年左右，一個主張獨立的政權由公孫度在東北建立，他是一個曾經在玄菟郡任職的官員之子。［16］ 他能請求高句驪王給予承認，甚至從更遠的北方夫馀部落領袖那里得到承認，由此可見他的力量和獨立的程度。正好在漢朝末年，在曹操努力建立魏國取得成功時，公孫度的王國歸于其統(tǒng)治之下。一個名叫帶方的新郡在他的權限之下建立了起來，其官署設在今天的漢城附近的地方。［17］
在此期間半島的南部發(fā)生了其他發(fā)展。馬韓、弁韓、辰韓三個聯(lián)盟已經形成。其中馬韓最大。它包括50多個小部落或單位；其他兩個聯(lián)盟每個各包括12個小部落或單位。［18］ 這些單位非?？赡芎蛠碜匀毡玖袓u的訪問者有聯(lián)系，公元57年和107年從九州前往洛陽朝廷的使團很可能在他們的旅程中經過韓人聯(lián)盟之地。前一次光武帝向使者贈送了一顆印。有特定刻字的一顆金印1784年在志賀（筑前）發(fā)現(xiàn)，已被鑒定確系原物。［19］
?。?］ 關于這個問題的說明，見K·H·J·加德納：《朝鮮古代史》（堪培拉，1969）大庭脩：《親魏倭王》（東京，1971），第23頁以下。
［2］ 《后漢書》卷八五，第2817頁。
?。?］ 加德納：《朝鮮占代史》，第8頁。
?。?］ 《漢書》卷一下，第77頁（德效騫：《〈漢書〉譯注》第2卷，第140頁以下）；《史記》卷一一五，第2985頁（沃森：《英譯〈史記〉》第2卷，第258頁）；《漢書》卷九五，第2863頁；《后漢書》卷八五，第2809頁。
?。?］ 加德納：《朝鮮占代史》，第9頁以下。
?。?］ 《漢書》卷六，第169頁（德效騫：《〈漢書〉譯注》第2卷，第50頁）；《漢書》卷二四下，第1157頁（斯旺：《古代中國的糧食和貨幣》，第243頁）；《后漢書》卷八五，第2817頁。
?。?］ 《漢書》卷六，第193頁以下（德效騫：《〈漢書〉譯注》第2卷，第9頁以下）；《史記》卷一一五，第2986頁以下（沃森：《英譯〈史記〉》第2卷，第295頁）；《漢書》卷九五，第3864頁以下。
?。?］ 《漢書》卷七，第223頁（德效騫：《〈漢書〉譯注》第2卷，第160頁）；《漢書》卷二八下，第1626—1627頁；《后漢書》卷八五，第2817頁；關于臨屯在前75年撒消的看法，見大庭脩：《親魏倭王》，第32頁。
［9］ 關于這些郡的建立與歷史，以及調整的問題，見池內宏：《滿鮮史研究：上世編》（東京，1951），第3—190頁。
?。?0］ 關于考古證據(jù)的報告，見原田淑人和田澤金吾：《樂浪》（東京，1930）；小泉顯夫：《樂浪彩篋塚》（漢城，1934）；小場恒吉和榧本龜次郎：《樂浪王光墓》（漢城，1934）；梅原末治和藤田亮策：《朝鮮古文化綜鑒》（奈良，1946—1948）。關于漢式墳墓的研究，見金秉模：《中國和南朝鮮磚石墓構造的面貌：秦至新羅時期》（牛津大學學位論文，1978）。
?。?1］ 更嚴格地說，英文應對音為Hn；采用Hnn為的是避免與王朝稱號漢（Hn）混淆。這種形式出于同樣原因也用來表示秦以前的韓國，見前面第1章59頁注②。高麗部落名稱和秦以前國家的名稱事實上是用相同漢字來書寫的，但兩者之間沒有聯(lián)系。
?。?2］ 見加德納：《朝鮮古代史》，第21頁，引了殘缺的《魏略》。
?。?3］ 《后漢書》卷八五，第2817頁。
?。?4］ Koguryǒ是中文高句驪Ko－Kou-Li的朝鮮文形式；《后漢書》卷八五，第2814頁；《三國志》卷三十《魏三十》，第843頁。
?。?5］ 《后漢書》卷四，第193頁；《后漢書》卷八五，第2815頁；《三國志》卷三十（魏三十），第844頁。
?。?6］ 《后漢書》卷七四下，第2418頁；《三國志》卷八（魏八），第252頁；《三國志》卷三十（魏三十），第845頁。
?。?7］ 《后漢書》卷七四下，第2418頁；《三國志》卷三十（魏三十），第851頁。
?。?8］ 《三國志》卷三十（魏三十），第849頁以下。
?。?9］ 關于這些使團，見《后漢書》卷一下，第84頁；《后漢書》卷五，第208頁；《后漢書》卷八五，第2821頁。關于印，見王仲殊：《說滇王之印與漢委奴國王印》，載《考古》，1959.10，第573—5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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