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戰(zhàn)國末期到漢朝初期，烏桓與鮮卑共同以東胡一名為人所知。據(jù)公元2世紀的學者崔浩說，之所以如此稱呼是因為他們原來居于匈奴（胡）之東，即現(xiàn)代內(nèi)蒙古的某處地方。［1］ 東胡的力量在公元前8世紀末冒頓首次成為匈奴單于時達到它的頂點，他們經(jīng)常向西侵入匈奴的土地?？墒?，局面不久便完全改變了。在一次出其不意的襲擊中，冒頓征服了東胡。［2］
東胡很可能是由一些游牧民族建立的部落聯(lián)盟，包括烏桓與鮮卑。當它被匈奴征服后，聯(lián)盟顯然不復存在。在整個漢代，沒有能發(fā)現(xiàn)東胡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痕跡。
盡管按照中國資料烏桓與鮮卑有相同的語言和社會習慣，然而他們無疑是兩個不同的民族，在漢代偶然還彼此交戰(zhàn)。與匈奴和羌不同，烏桓與鮮卑在漢朝以前和中國人的接觸即使有，也很少。主要是由于漢與匈奴之間的斗爭，烏桓與鮮卑，特別是前者，被拉入了中國的世界秩序。歷史的和考古的證據(jù)表明，烏桓到武帝時開始與中國建立官方聯(lián)系，而鮮卑仍孤立于中國朝廷之外，直到后漢王朝初期為止。［3］
烏桓的遷居
當匈奴征服烏桓以后，他們要求烏桓交納正規(guī)的歲賦，主要是牛、馬、羊和毛皮。公元前119年，漢朝將軍霍去病給予匈奴以決定性的打擊，迫使單于把他的宮廷從內(nèi)蒙古遷走。漢朝因此有可能首次將烏桓和他們的匈奴霸主分開。為了防止他們繼續(xù)向匈奴提供人力和物力，漢朝將烏桓遷移到沿帝國的北方和東北五郡的長城以外地區(qū)，這五郡是上谷、漁陽、右北平（今天的河北）以及遼西和遼東（今天的遼寧）
在實行這一移動時，漢朝政府實際上向烏桓提供了貢納體制的保護。要求烏桓的部落首領們一年一度前往漢朝宮廷朝覲，以此作為歸順的象征。同時設置了護烏桓校尉，其公署在靠近今北京的地方。盡管這個官職的主要職能是禁止烏桓與匈奴接觸，但烏桓被指派負有監(jiān)視匈奴移動的特殊任務。重要的是，校尉府作為一種新的機構(gòu)設置首先應用于烏桓。它不但早于護羌校尉府八年，而且也可以推測為60年以后設立的更加精細的西域都護府提供了一個范本。［4］
然而，漢朝這個校尉府能否有效地管理烏桓，是有疑問的。我們有理由相信，整個前漢時期匈奴繼續(xù)保有他們對烏桓的權利，而且隨時可能迫使后者履行作為他們屬民的義務。例如，晚至公元8年匈奴仍派遣使者向烏桓征集牲畜和毛皮作為“貢賦”?？墒堑竭@時，烏桓得知漢朝已經(jīng)正式通知匈奴，烏桓處于中國的合法保護之下，因此就拒絕遵照辦理，并殺死了匈奴使者。他們還掠取了屬于隨同使者前來貿(mào)易的匈奴商人的婦女、馬、牛。
被激怒了的匈奴人以襲擊烏桓來進行報復，綁走了一千名以上烏桓的婦女和兒童，目的是要贖金。后來，二千余名被綁者的親屬帶著牲畜、毛皮和衣服前往匈奴交換俘虜，匈奴不但留下了贖金，而且把他們也當作俘虜。這個事件清楚地表明，匈奴與烏桓在公元前119年以后仍保持著官方的與民間的關系。［5］
另一方面，漢與烏桓之間的關系是更為緊張的。例如，在前78年，匈奴在遼東進行一場針對烏桓的報復性戰(zhàn)爭的消息傳到中國，漢朝便派遣將軍范明友前去攔截匈奴?？墒牵诜兜竭_時，匈奴已經(jīng)離開該地。由于烏桓新近曾對漢朝疆土進行多次襲擊，朝廷反而命范明友去攻打烏桓。漢朝軍隊殺死了6000余名烏桓人和他們的三個首領。其后，烏桓繼續(xù)頻繁地襲擊東北（現(xiàn)代河北、遼寧），結(jié)果每一次都被范明友的軍隊所趕走。［6］
在新朝（公元9—23年）初年，中國與烏桓之間的關系有相當?shù)母纳啤Ｖ袊构?jié)在公元10年前往匈奴，成功地商定釋放被俘的烏桓人，這便使烏桓欠下了新朝的恩情，關系的改善導致把烏桓編入中國的軍事體系。王莽有烏桓軍隊駐扎在代郡（在山西的極北），但他們的忠誠則是可疑的，因而他們被要求派家屬到中國作人質(zhì)。后來，當烏桓士兵叛變時，中國政府將全部人質(zhì)處死。烏桓因此起來反對漢朝并和匈奴聯(lián)合。［7］
貢納體制下的烏桓：考古的證據(jù)
公元49年是漢與烏桓之間關系的新時代的開始。在那一年，光武帝以大量的錢和絲綢作代價，成功地將烏桓誘入漢朝的貢納體制。來自遼西的烏桓酋長和首領不下于922人前來朝見皇帝，他們所帶的貢賦包括奴隸、牛群、馬群、弓弩和各種毛皮?；实蹫樗麄兣e行國宴并賞給他們珍貴的禮物，以示禮遇。在該年較晚的時候，多數(shù)酋長要求成為帝國的內(nèi)屬，皇帝授予81名烏桓部落領袖以王或侯的榮譽稱號。作為內(nèi)屬，這些烏桓部落被允許居住在沿邊諸郡。漢朝向他們提供食品和衣服。作為報答，他們承擔保衛(wèi)邊境反對匈奴與鮮卑的義務。
與此同時，重新設立烏桓校尉府，其公署在寧城。［8］ 和前漢相比較，后漢這個府的職能有相當?shù)臄U大。它不但負責烏桓事務，而且也有責任處理鮮卑的事務。更加特殊的是，它的職權范圍包括管理禮物和食品，安排正規(guī)的季節(jié)貿(mào)易，并從那些愿意參加漢朝貢納體制的集團取得質(zhì)子。
新近的考古發(fā)現(xiàn)大大豐富了我們關于寧城烏桓都護府的知識。1972年，在內(nèi)蒙古的和林格爾發(fā)掘了一座裝飾有彩色壁畫的重要的后漢墓。該墓的時間斷定在公元145年到200年之間。在兩幅直接與漢和烏桓關系有關的畫中，一幅表現(xiàn)了校尉巡回視察的場面。［9］
這幅圖畫上的題詞說：“使持節(jié)護烏桓校尉”?？梢源_定，畫中有128人，129匹馬，和11輛車。校尉在圖畫的中部；他乘坐一輛三匹馬拉的官車，周圍是部屬和士兵。題詞提到他的屬下的某些頭銜，是《后漢書》的官府建制表中所未曾包括的。［10］ 圖畫的證據(jù)也許暗示，到公元2世紀末，校尉的權力可能因校尉府需要的增加而大大地擴大了。
另一幅圖畫表現(xiàn)了寧城城中的各種活動。校尉府在城市的西北部，它實際上占全圖的主要部位。畫中的校尉坐在大廳的中央，接受賓客的問候，后者大多數(shù)顯然是烏桓人或鮮卑人。這是可以從他們的紅色和褐色的衣服和他們剃光的頭（有的在頂上留有一小簇發(fā)）推斷的；這些細節(jié)和文獻資料中關于烏桓與鮮卑二者的記述是完全一致的。［11］ 他們中有些人坐在建筑物中，而其他人則排在主要入口之外，顯然等著向主人致敬。在院中一伙雜技演員正在為客人表演。在前面的賓客好像是一個烏桓酋長，他是由兩個漢族官員伴隨的。
在圖畫中顯示的其他建筑物包括軍事設施和文官住所。此外，有烏桓和鮮卑前來貿(mào)易的市場。整個地區(qū)由騎兵和持長矛的步兵組成的重兵把守。
完全可以斷定，墓主是一個漢朝邊境官員，他的經(jīng)歷在被任命為烏桓校尉時到達頂點。很清楚，壁畫的目的是敘述他生活中的主要事跡?？墒牵诤鬂h和三國時期的所有烏桓校尉中，根據(jù)現(xiàn)存歷史記載只能確定17人，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和這個墓主的生平細節(jié)是確切符合的。_0474_1［12］
作為以漢為一方和以烏桓與鮮卑為另一方兩者之間關系的重要證據(jù)，對這些壁畫的重要性作很高的估計是不過分的。它們不但以最生動的方式證實了正史中提供的記載，而且還揭示了許多其他有趣的細節(jié)。例如，我們第一次既有關于烏桓與鮮卑的生活又有漢朝貢納體制實際進行的某些明確的觀念。［13］ 在另一幅壁畫中描繪了所謂“胡帳”。就我們所知，恰恰就在造此墓的前后，胡帳在中國上層社會中由于靈帝（公元168—189年）的影響而風行一時，因為他首先在宮中采用了它。_0475_0［14］
在寧城重建校尉府證明是十分成功的。在漢帝國與烏桓之間存在普遍和平的關系達半個世紀之久。證據(jù)表明，烏桓忠實地履行協(xié)議中他們的職責。他們不但堅定地和漢朝一起抵抗匈奴和鮮卑的侵略，而且參加了對付帝國境內(nèi)其他叛亂的其他軍事活動。例如，公元165年，名幽州和冀州的烏桓步兵和騎兵被調(diào)往南方去平息零陵（湖南）和蒼梧（廣西）的大規(guī)模的蠻人地方叛亂。［15］ 太尉張溫也曾派遣3000名幽州烏桓騎兵前去協(xié)助鎮(zhèn)壓涼州的叛亂。［16］
在公元2世紀，烏桓騎兵已經(jīng)獲得了如此高的聲望，以致他們已開始為皇帝服役；據(jù)報道，數(shù)百人被用來作為皇宮警衛(wèi)。后來，在207年，對他們戰(zhàn)斗能力的賞識導致曹操將烏桓騎兵收編入他的私人軍隊。［17］ 可是，為了保證他們的忠誠，曹操再一次要求烏桓戰(zhàn)士將他們的家庭置于中國政府的照看之下，作為人質(zhì)。例如，在217年，當烏桓首領魯昔和他的騎兵屯駐在池陽（山西）時，他的妻子留在晉陽（陜西）作為人質(zhì)。［18］ 正如我們所看到那樣，這種中國慣例至少自王莽時便已開始通行。可是，烏桓過多地被用作軍人的情況播下了叛亂的種子。
公元187年，漁陽（河北）的兩個原漢朝地方官員張純、張舉與幽州的烏桓首領結(jié)成軍事聯(lián)盟，在北方發(fā)動一場大規(guī)模的叛亂，影響到幽州、冀州、青州（山東）和徐州（也在山東）。從一開始，張舉確信他的計劃將會成功，因為按照他的估計，“烏桓數(shù)被征發(fā)，死亡殆盡，今不堪命，皆愿作亂?！保?9］
中國人與烏桓人在這次叛亂中的合作證明，自從烏桓在漢帝國內(nèi)部定居以來，這兩個民族之間的聯(lián)系是何等的密切。后來，在205年，當曹操的軍隊向北部邊境推進時，幽州與冀州的十余萬戶逃往烏桓尋求保護，此事說明在兩個民族之間相互信任已逐步發(fā)展起來。［20］ 這是由沿著邊境進行的興旺的貿(mào)易發(fā)展所取得的效果。在公元2世紀最后的十年中，寧城胡市的繁榮使幽州成為帝國最富庶的地區(qū)之一。結(jié)果，當黃巾起義時，100余萬中國人從青州和徐州遷到該地。作為內(nèi)屬，許多烏桓人也已開始從事農(nóng)業(yè)。例如，魏文帝（公元220—227年）時期，雁門（山西）郡守請求豁免在他管轄下的大約500家烏桓人的地稅和戶口稅，理由是他們支持在軍中服役的成丁。這個事例毫無疑問地說明，這些烏桓家庭已經(jīng)成為中國行政管轄之下的正式“編戶”。［21］
在漢代中國內(nèi)部的烏桓人口究竟有多少是難以估計的?！逗鬂h書》報道說，靈帝朝（公元168—189年）之初，上谷、遼西、遼東和右北平四個北方郡的烏桓人口大約由落組成。根據(jù)現(xiàn)代的研究，每一落平均約有30戶，每戶約有7口。［22］ 假定每一單位包括200人，那末在上述四郡烏桓人口總計約300萬人。
鑒于公元2世紀最后十年據(jù)報道幽州烏桓已俘獲中國人十余萬家，這個數(shù)字并非無據(jù)。［23］ 況且，如上所述，在205年有十余萬家中國人逃往烏桓尋求庇護。這些家庭的總?cè)藬?shù)可能是100萬左右，烏桓在20年內(nèi)能夠同化如此多的中國人是難以想像的，除非他們自己的人口數(shù)倍于此數(shù)。
鮮卑與漢
在整個后漢時期，除了烏桓定居在帝國之內(nèi)以外，許多部落地處邊界之外，最后為鮮卑所同化。這是與漢代中國建立關系的最后的群體。在他們敗于冒頓手下之后，鮮卑人逃到一個遠離遼東邊境的大概從內(nèi)蒙東部伸展到滿洲的地區(qū)。因此，整個前漢時期，他們與中國之間隔著烏桓。
后漢初年，鮮卑經(jīng)常與匈奴、烏桓聯(lián)合，襲擊漢朝的東北邊境，特別是遼東。漢與鮮卑的官方聯(lián)系在公元49年首次建立，當時遼東太守祭肜以慷慨提供錢財和貿(mào)易的辦法，成功地把一個強大的鮮卑群體的首領偏何吸引到漢朝一邊來。作為報答，偏何不僅同意向朝廷納貢作為歸順的象征，而且為了中國而和匈奴、烏桓戰(zhàn)斗。［24］ 漢帝國以很高的費用獲得了鮮卑的歸順和效勞。每一次使者帶著黑貂皮和馬匹來到邊界，稱之為貢品，他們接受帝國的禮物的價值則兩倍于此。此外，他們斬送每一個匈奴人首級都由漢朝政府給予厚賞。
長年累月，匈奴在這個地區(qū)的力量逐漸衰弱到無足輕重的地步。公元58年，在偏何領導下的鮮卑人征服了留在帝國之外對上谷作周期性襲擊的桀驁不馴的赤山烏桓，從而為漢朝東北邊境的和平和穩(wěn)定作出了重大的貢獻。此后漢朝政府每年付給敦煌和酒泉［25］ 以東所有鮮卑首領錢2.7億。此事使人想起，幾乎這是在同時期給予南匈奴總數(shù)的三倍。在以后的30年中，這個地區(qū)的主要形勢是和平。［26］
公元91年，北匈奴受到竇憲的沉重打擊，逃往西方。隨之而來的是鮮卑民族在領土和人力兩方面的突然擴展。鮮卑不但遷入所有匈奴空出的土地，而且同化了剩下的匈奴人，據(jù)報道超過10萬家。［27］ 由于這一擴展，鮮卑重新開始了對漢朝邊境的襲擊，一度侵入居庸關。公元110年左右，漢朝政府發(fā)現(xiàn)有必要向他們提供更好的貿(mào)易條件。寧城的烏桓校尉獲準給予在胡市中的鮮卑人定期貿(mào)易的特殊待遇?？墒牵瑸榱藢嵭袑λ麄兊目刂?，漢朝要求所有貿(mào)易的部落向中國送質(zhì)子。兩座大的質(zhì)子旅邸在寧城建造起來，一座在北，另一座在南，據(jù)報道它們收留來自120個鮮卑部落的質(zhì)子。一個名叫燕荔陽的強大的鮮卑首領，甚至接受了“王”的榮譽稱號，并從朝廷得到印綬。由于燕荔陽和他的人民得到允許居住在寧城附近，他們有可能成為漢代中國的內(nèi)屬了。
但是漢朝的貢納體制對鮮卑取得的成功更少于其他群體；每當他們臣服立刻就再次造反了。從這時起，鮮卑在邊境上的地位是基本上顛倒過來了。和原來幫助漢朝保衛(wèi)它的邊境對抗侵略的任務相反，他們現(xiàn)在成了對帝國的主要威脅。漢朝經(jīng)常被迫轉(zhuǎn)而向南匈奴和烏桓求助，以防止鮮卑的邊境襲擊。
公元2世紀中葉，當一個強大的鮮卑草原聯(lián)盟在有魄力的檀石槐領導下建立起來時，鮮卑的勢力達到了它的頂點。［28］ 作為一個個性強硬的和有魅力的領袖，檀石槐似乎在到20歲以前就已成為他自己部落的首領。他的武藝很快便在本民族中間大受尊敬；他終于成功地在自己的無可爭辯的領導之下將全部鮮卑部落組成一個聯(lián)盟。在鼎盛時，他的力量在整個原鮮卑的疆域——南至漢代中國，北到南西伯利亞的丁零地面，東到滿洲的夫馀，西到伊犁河谷的烏孫——都能感受到。他按照冒頓的方式管理他的聯(lián)盟，把它分為三部：東部，又分為四個分部，每一分部分別在一個首領統(tǒng)率之下，從右北平之東直到遼東；西部，由五個分部組成，從上谷以西到敦煌和烏孫；中部，由三個分部組成，從右北平以西到上谷。和冒頓一樣，檀石槐從設于彈汗山上的宮廷對中部直接發(fā)號施令。［29］
由于擔心鮮卑的正在增長中的威脅，桓帝（公元146—168年）授予檀石槐以王的稱號，并提出寬大的和平條件。檀石槐毫不猶豫地加以拒絕。一旦統(tǒng)一，鮮卑就拒絕接受與漢朝之間的貢納關系。［30］
在靈帝統(tǒng)治的整個時期（公元168—189年），鮮卑從他們的三個基地有步驟地攻擊邊境。僅僅在168到170年間，他們就在十幾次的遭遇中擊敗漢朝軍隊。［31］ 鮮卑作為一個強大軍事力量突然興起的秘密，沒有比177年蔡邕的奏議中說得更充分的了。這份文書中說：［32］
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jù)其故地，稱兵十萬?！右躁P塞不嚴，禁網(wǎng)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于匈奴。
從這段文字可以清楚看出，中國鐵器和人力的這種交流實質(zhì)上有助于鮮卑的軍事和政治的實力。他們對中國鐵器的興趣一直是很強烈的。例如，公元141年，一支鮮卑雇傭隊伍完成了在武威（甘肅）的軍役以后，堅持要用中國政府付給他們的錢購買鐵器。當邊境官員以法律禁止為理由加以拒絕時，他們威脅要放火燒掉該地的絲綢倉庫。漢朝當局最后屈服了。［33］ 該事件表明，除了走私貿(mào)易之外，鮮卑時時能通過官方渠道得到中國的鐵。有理由相信，漢人顧問在鮮卑政治發(fā)展中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相當于中行說在漢朝初期匈奴宮廷中所起的作用。檀石槐的留在漢朝貢納體制之外的決定，同樣可能是根據(jù)這些人的勸告作出的。［34］
對于漢帝國來說是幸運，對于鮮卑來說是不幸，檀石槐在公元180年45歲時早逝。危機緊跟著他的死到來。由于沒有他的堅強領導，內(nèi)部權力斗爭隨之而來，鮮卑聯(lián)盟崩潰了。半個世紀以后，另一位名叫軻比能的杰出領袖為重建聯(lián)盟作出了歷史性的努力，但他的成功是短暫的，因而也是有限的。［35］
鮮卑民族作為一個整體在整個后漢時期留在中華帝國之外，這與南匈奴、羌和烏桓形成鮮明的對比。他們象任何其他群體一樣對漢朝商品有興趣，但是不愿以失去他們的種族個性為代價。確實，時時有個別鮮卑部落加入漢朝的貢納體制，在寧城的活動就可以說明。可是，他們這樣做不過是因為他們被設在那里的胡市所吸引。1959至1960年在內(nèi)蒙發(fā)現(xiàn)了后漢時期的300多個鮮卑墓。發(fā)掘使大量埋葬的物品出土，其中包括青銅鏡、漆器和后漢時代樣式的陶器，以及上有漢字的繡花絲綢。很可能，這些漢朝的產(chǎn)品通過諸如在寧城的邊境市場的官方貿(mào)易才到了鮮卑的墳墓中——如果確實的話，它們并不是通過寧城市場本身的。［36］
當他們的需要不能通過官方的或不正當?shù)馁Q(mào)易方式得到滿足時，鮮卑人便訴諸武力。因此，從中國人的觀點來看，他們和漢朝的經(jīng)濟關系基本上可以以貿(mào)易和掠奪兩個方面來確定，而在政治方面彼此關系則以歸順和叛亂的輪流交替為其特點。全部歷史應以185年應劭所述最為清楚，他說：［37］
鮮卑……數(shù)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互市，乃來靡服。茍欲中國珍貨，非為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為害。
?。?］ 《史記》卷一○二，第2759頁。
?。?］ 《漢書》卷九四上，第3750頁；《后漢書》卷九十，第2979頁。
［3］ 關于這些民族及其與漢帝國的關系的一般概述，見馬長壽：《烏桓與鮮卑》（上海， 1962）。
［4］ 《后漢書》卷九十，第2981頁。令人驚奇的是，《史記》或《漢書》都沒有這些早期關系的記載，《后漢書》是唯一的資料來源。《漢書》中最早記載烏桓的材料是公元前78年的叛亂（《漢書》卷七，第229頁[德效騫：《〈漢書〉譯注》第2卷，第168頁]）。烏桓校尉府在公元前119年以后某一天設立，見《后漢書》卷九十，第2981頁。關于該官職的當代研究，見馬長壽：《烏桓與鮮卑》，第130頁。
?。?］ 《漢書》卷九四下，第3820頁。見內(nèi)田吟風：《有關烏桓族的研究》，《滿蒙史論叢》，4（1943），第1—104頁。
?。?］ 《漢書》卷九四上，第3784頁；《后漢書》卷九十，第2981頁。
?。?］ 《漢書》卷九四下，第3822頁； 《后漢書》卷九十，第2981頁。
?。?］ 在上谷郡，可能位于現(xiàn)在河北的張家口。《后漢書》卷九十，第2982頁。
［9］ 見內(nèi)蒙古文物工作隊和內(nèi)蒙古博物館：《和林格爾發(fā)現(xiàn)一座重要的東漢壁畫墓》，載《文物》，1974.1，第8—23頁。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博物館文物工作隊：《和林格爾漢墓壁畫》（北京，1978）。
?。?0］ 《后漢書》卷二八，第3626頁。
?。?1］ 《后漢書》卷九十，第2979頁。
?。?2］ 墓主可能是烏桓校尉公綦稠，他在187年被殺，見金維諾：《和林格爾東漢壁畫墓年代探索》，載《文物》， 1974.1，第49頁。不同的觀點見黃盛璋：《和林格爾漢墓壁畫與歷史地理問題》，載《文物》，1974.1，第38—46頁。
?。?3］ 吳榮曾：《和林格爾漢墓壁畫中反映的東漢社會生活》，載《文物》，1974.1，第24—30頁。
?。?4］ 蓋山林：《和林格爾漢墓壁畫》（內(nèi)蒙古呼和浩特，1978）。
?。?5］ 《后漢書》卷七，第310、315頁；《后漢書》卷三八，第1286頁。
［16］ 《后漢書》卷七三，第2353頁。
?。?7］ 《后漢書》卷九○，第2984頁。
?。?8］ 《三國志》卷十五（魏十五），第470頁注引《魏略》。
?。?9］ 《后漢書》卷八，第354 、356頁；《后漢書》卷七三，第2353頁以下；《后漢書》卷九十，第2984頁；《后漢紀》卷二五，第五葉。
?。?0］ 《三國志》一（魏一），第27頁以下；《后漢書》卷九○，第2984頁。
?。?1］ 關于寧城市場，見《后漢書》卷七三，第2354頁。一幅漢代壁畫也描述了寧城市場，見蓋山林：《和林格爾漢墓壁畫》，第53—56頁。關于100萬中國人的遷徙，也見《后漢書》卷十三，第2354頁。關于豁免500戶烏桓家庭賦稅的情況，見《三國志》卷二六（魏二六），第731頁。
［22］ 《后漢書》卷九十，第2984頁；馬長壽：《烏桓與鮮卑》，第121頁。
?。?3］ 《三國志》卷一（魏一），第28頁。
［24］ 《后漢書》卷二十，第744頁以下；《后漢書》卷九十，第2985頁。
［25］ 譯者按，此處疑有誤?！逗鬂h書》卷九十《烏桓鮮卑列傳》云：“于是鮮卑大人皆來歸附，并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2.7億為常。”敦煌、酒泉遠在西方，與鮮卑無關。
?。?6］ 《后漢書》卷二十，第745頁。赤山可能即現(xiàn)代內(nèi)蒙的赤峰市。關于每年支付的數(shù)額見《后漢書》卷九十，第2986頁。
?。?7］ 《后漢書》卷九十，第2986頁。登記的單位是“落”，可理解為“戶”。但比起上面所敘述的“落”來，其成員要少一些。
?。?8］ 《后漢書》卷九十，第2989頁以下。見K·加德納和德克雷斯皮尼：《檀石槐和公元2世紀的鮮卑部落》，《遠東歷史論叢》（堪培拉），15（1977），第1—44頁。
?。?9］ 據(jù)記載大約在高柳以北125公里處，可能在今山西陽高縣境內(nèi)。
?。?0］ 石黑富男：《鮮卑游牧國家的領域》，《北大（九州）史學》，4（1957），第80—91頁。
［31］ 《后漢書》卷八，第329頁以下。
?。?2］ 《后漢書》卷九十，第2991頁。
［33］ 《后漢書》卷四八，第1619頁以下。
?。?4］ 這是從蔡邕奏議中提到的某些名詞得到啟發(fā)的（《后漢書》卷九十，第2990頁以下）。關于中行說，見前面51頁注①；余英時：《漢代的貿(mào)易和擴張》，第37頁。
?。?5］ 《后漢書》卷九十，第2994頁；《三國志》卷三十（魏三十），第831—839頁；《三國志》卷二六（魏二六），第727頁：又見《漢晉春秋》，《三國志》卷三五（蜀五）注中所引，第925頁。
［36］ 見內(nèi)蒙古文物工作隊：《內(nèi)蒙古札■諾爾墓群發(fā)掘簡報》，載《考古》，1966. 12，第673—680頁。
?。?7］ 《后漢書》卷四八，第1609頁。
東胡很可能是由一些游牧民族建立的部落聯(lián)盟，包括烏桓與鮮卑。當它被匈奴征服后，聯(lián)盟顯然不復存在。在整個漢代，沒有能發(fā)現(xiàn)東胡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痕跡。
盡管按照中國資料烏桓與鮮卑有相同的語言和社會習慣，然而他們無疑是兩個不同的民族，在漢代偶然還彼此交戰(zhàn)。與匈奴和羌不同，烏桓與鮮卑在漢朝以前和中國人的接觸即使有，也很少。主要是由于漢與匈奴之間的斗爭，烏桓與鮮卑，特別是前者，被拉入了中國的世界秩序。歷史的和考古的證據(jù)表明，烏桓到武帝時開始與中國建立官方聯(lián)系，而鮮卑仍孤立于中國朝廷之外，直到后漢王朝初期為止。［3］
烏桓的遷居
當匈奴征服烏桓以后，他們要求烏桓交納正規(guī)的歲賦，主要是牛、馬、羊和毛皮。公元前119年，漢朝將軍霍去病給予匈奴以決定性的打擊，迫使單于把他的宮廷從內(nèi)蒙古遷走。漢朝因此有可能首次將烏桓和他們的匈奴霸主分開。為了防止他們繼續(xù)向匈奴提供人力和物力，漢朝將烏桓遷移到沿帝國的北方和東北五郡的長城以外地區(qū)，這五郡是上谷、漁陽、右北平（今天的河北）以及遼西和遼東（今天的遼寧）
在實行這一移動時，漢朝政府實際上向烏桓提供了貢納體制的保護。要求烏桓的部落首領們一年一度前往漢朝宮廷朝覲，以此作為歸順的象征。同時設置了護烏桓校尉，其公署在靠近今北京的地方。盡管這個官職的主要職能是禁止烏桓與匈奴接觸，但烏桓被指派負有監(jiān)視匈奴移動的特殊任務。重要的是，校尉府作為一種新的機構(gòu)設置首先應用于烏桓。它不但早于護羌校尉府八年，而且也可以推測為60年以后設立的更加精細的西域都護府提供了一個范本。［4］
然而，漢朝這個校尉府能否有效地管理烏桓，是有疑問的。我們有理由相信，整個前漢時期匈奴繼續(xù)保有他們對烏桓的權利，而且隨時可能迫使后者履行作為他們屬民的義務。例如，晚至公元8年匈奴仍派遣使者向烏桓征集牲畜和毛皮作為“貢賦”?？墒堑竭@時，烏桓得知漢朝已經(jīng)正式通知匈奴，烏桓處于中國的合法保護之下，因此就拒絕遵照辦理，并殺死了匈奴使者。他們還掠取了屬于隨同使者前來貿(mào)易的匈奴商人的婦女、馬、牛。
被激怒了的匈奴人以襲擊烏桓來進行報復，綁走了一千名以上烏桓的婦女和兒童，目的是要贖金。后來，二千余名被綁者的親屬帶著牲畜、毛皮和衣服前往匈奴交換俘虜，匈奴不但留下了贖金，而且把他們也當作俘虜。這個事件清楚地表明，匈奴與烏桓在公元前119年以后仍保持著官方的與民間的關系。［5］
另一方面，漢與烏桓之間的關系是更為緊張的。例如，在前78年，匈奴在遼東進行一場針對烏桓的報復性戰(zhàn)爭的消息傳到中國，漢朝便派遣將軍范明友前去攔截匈奴?？墒牵诜兜竭_時，匈奴已經(jīng)離開該地。由于烏桓新近曾對漢朝疆土進行多次襲擊，朝廷反而命范明友去攻打烏桓。漢朝軍隊殺死了6000余名烏桓人和他們的三個首領。其后，烏桓繼續(xù)頻繁地襲擊東北（現(xiàn)代河北、遼寧），結(jié)果每一次都被范明友的軍隊所趕走。［6］
在新朝（公元9—23年）初年，中國與烏桓之間的關系有相當?shù)母纳啤Ｖ袊构?jié)在公元10年前往匈奴，成功地商定釋放被俘的烏桓人，這便使烏桓欠下了新朝的恩情，關系的改善導致把烏桓編入中國的軍事體系。王莽有烏桓軍隊駐扎在代郡（在山西的極北），但他們的忠誠則是可疑的，因而他們被要求派家屬到中國作人質(zhì)。后來，當烏桓士兵叛變時，中國政府將全部人質(zhì)處死。烏桓因此起來反對漢朝并和匈奴聯(lián)合。［7］
貢納體制下的烏桓：考古的證據(jù)
公元49年是漢與烏桓之間關系的新時代的開始。在那一年，光武帝以大量的錢和絲綢作代價，成功地將烏桓誘入漢朝的貢納體制。來自遼西的烏桓酋長和首領不下于922人前來朝見皇帝，他們所帶的貢賦包括奴隸、牛群、馬群、弓弩和各種毛皮?；实蹫樗麄兣e行國宴并賞給他們珍貴的禮物，以示禮遇。在該年較晚的時候，多數(shù)酋長要求成為帝國的內(nèi)屬，皇帝授予81名烏桓部落領袖以王或侯的榮譽稱號。作為內(nèi)屬，這些烏桓部落被允許居住在沿邊諸郡。漢朝向他們提供食品和衣服。作為報答，他們承擔保衛(wèi)邊境反對匈奴與鮮卑的義務。
與此同時，重新設立烏桓校尉府，其公署在寧城。［8］ 和前漢相比較，后漢這個府的職能有相當?shù)臄U大。它不但負責烏桓事務，而且也有責任處理鮮卑的事務。更加特殊的是，它的職權范圍包括管理禮物和食品，安排正規(guī)的季節(jié)貿(mào)易，并從那些愿意參加漢朝貢納體制的集團取得質(zhì)子。
新近的考古發(fā)現(xiàn)大大豐富了我們關于寧城烏桓都護府的知識。1972年，在內(nèi)蒙古的和林格爾發(fā)掘了一座裝飾有彩色壁畫的重要的后漢墓。該墓的時間斷定在公元145年到200年之間。在兩幅直接與漢和烏桓關系有關的畫中，一幅表現(xiàn)了校尉巡回視察的場面。［9］
這幅圖畫上的題詞說：“使持節(jié)護烏桓校尉”?？梢源_定，畫中有128人，129匹馬，和11輛車。校尉在圖畫的中部；他乘坐一輛三匹馬拉的官車，周圍是部屬和士兵。題詞提到他的屬下的某些頭銜，是《后漢書》的官府建制表中所未曾包括的。［10］ 圖畫的證據(jù)也許暗示，到公元2世紀末，校尉的權力可能因校尉府需要的增加而大大地擴大了。
另一幅圖畫表現(xiàn)了寧城城中的各種活動。校尉府在城市的西北部，它實際上占全圖的主要部位。畫中的校尉坐在大廳的中央，接受賓客的問候，后者大多數(shù)顯然是烏桓人或鮮卑人。這是可以從他們的紅色和褐色的衣服和他們剃光的頭（有的在頂上留有一小簇發(fā)）推斷的；這些細節(jié)和文獻資料中關于烏桓與鮮卑二者的記述是完全一致的。［11］ 他們中有些人坐在建筑物中，而其他人則排在主要入口之外，顯然等著向主人致敬。在院中一伙雜技演員正在為客人表演。在前面的賓客好像是一個烏桓酋長，他是由兩個漢族官員伴隨的。
在圖畫中顯示的其他建筑物包括軍事設施和文官住所。此外，有烏桓和鮮卑前來貿(mào)易的市場。整個地區(qū)由騎兵和持長矛的步兵組成的重兵把守。
完全可以斷定，墓主是一個漢朝邊境官員，他的經(jīng)歷在被任命為烏桓校尉時到達頂點。很清楚，壁畫的目的是敘述他生活中的主要事跡?？墒牵诤鬂h和三國時期的所有烏桓校尉中，根據(jù)現(xiàn)存歷史記載只能確定17人，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和這個墓主的生平細節(jié)是確切符合的。_0474_1［12］
作為以漢為一方和以烏桓與鮮卑為另一方兩者之間關系的重要證據(jù)，對這些壁畫的重要性作很高的估計是不過分的。它們不但以最生動的方式證實了正史中提供的記載，而且還揭示了許多其他有趣的細節(jié)。例如，我們第一次既有關于烏桓與鮮卑的生活又有漢朝貢納體制實際進行的某些明確的觀念。［13］ 在另一幅壁畫中描繪了所謂“胡帳”。就我們所知，恰恰就在造此墓的前后，胡帳在中國上層社會中由于靈帝（公元168—189年）的影響而風行一時，因為他首先在宮中采用了它。_0475_0［14］
在寧城重建校尉府證明是十分成功的。在漢帝國與烏桓之間存在普遍和平的關系達半個世紀之久。證據(jù)表明，烏桓忠實地履行協(xié)議中他們的職責。他們不但堅定地和漢朝一起抵抗匈奴和鮮卑的侵略，而且參加了對付帝國境內(nèi)其他叛亂的其他軍事活動。例如，公元165年，名幽州和冀州的烏桓步兵和騎兵被調(diào)往南方去平息零陵（湖南）和蒼梧（廣西）的大規(guī)模的蠻人地方叛亂。［15］ 太尉張溫也曾派遣3000名幽州烏桓騎兵前去協(xié)助鎮(zhèn)壓涼州的叛亂。［16］
在公元2世紀，烏桓騎兵已經(jīng)獲得了如此高的聲望，以致他們已開始為皇帝服役；據(jù)報道，數(shù)百人被用來作為皇宮警衛(wèi)。后來，在207年，對他們戰(zhàn)斗能力的賞識導致曹操將烏桓騎兵收編入他的私人軍隊。［17］ 可是，為了保證他們的忠誠，曹操再一次要求烏桓戰(zhàn)士將他們的家庭置于中國政府的照看之下，作為人質(zhì)。例如，在217年，當烏桓首領魯昔和他的騎兵屯駐在池陽（山西）時，他的妻子留在晉陽（陜西）作為人質(zhì)。［18］ 正如我們所看到那樣，這種中國慣例至少自王莽時便已開始通行。可是，烏桓過多地被用作軍人的情況播下了叛亂的種子。
公元187年，漁陽（河北）的兩個原漢朝地方官員張純、張舉與幽州的烏桓首領結(jié)成軍事聯(lián)盟，在北方發(fā)動一場大規(guī)模的叛亂，影響到幽州、冀州、青州（山東）和徐州（也在山東）。從一開始，張舉確信他的計劃將會成功，因為按照他的估計，“烏桓數(shù)被征發(fā)，死亡殆盡，今不堪命，皆愿作亂?！保?9］
中國人與烏桓人在這次叛亂中的合作證明，自從烏桓在漢帝國內(nèi)部定居以來，這兩個民族之間的聯(lián)系是何等的密切。后來，在205年，當曹操的軍隊向北部邊境推進時，幽州與冀州的十余萬戶逃往烏桓尋求保護，此事說明在兩個民族之間相互信任已逐步發(fā)展起來。［20］ 這是由沿著邊境進行的興旺的貿(mào)易發(fā)展所取得的效果。在公元2世紀最后的十年中，寧城胡市的繁榮使幽州成為帝國最富庶的地區(qū)之一。結(jié)果，當黃巾起義時，100余萬中國人從青州和徐州遷到該地。作為內(nèi)屬，許多烏桓人也已開始從事農(nóng)業(yè)。例如，魏文帝（公元220—227年）時期，雁門（山西）郡守請求豁免在他管轄下的大約500家烏桓人的地稅和戶口稅，理由是他們支持在軍中服役的成丁。這個事例毫無疑問地說明，這些烏桓家庭已經(jīng)成為中國行政管轄之下的正式“編戶”。［21］
在漢代中國內(nèi)部的烏桓人口究竟有多少是難以估計的?！逗鬂h書》報道說，靈帝朝（公元168—189年）之初，上谷、遼西、遼東和右北平四個北方郡的烏桓人口大約由落組成。根據(jù)現(xiàn)代的研究，每一落平均約有30戶，每戶約有7口。［22］ 假定每一單位包括200人，那末在上述四郡烏桓人口總計約300萬人。
鑒于公元2世紀最后十年據(jù)報道幽州烏桓已俘獲中國人十余萬家，這個數(shù)字并非無據(jù)。［23］ 況且，如上所述，在205年有十余萬家中國人逃往烏桓尋求庇護。這些家庭的總?cè)藬?shù)可能是100萬左右，烏桓在20年內(nèi)能夠同化如此多的中國人是難以想像的，除非他們自己的人口數(shù)倍于此數(shù)。
鮮卑與漢
在整個后漢時期，除了烏桓定居在帝國之內(nèi)以外，許多部落地處邊界之外，最后為鮮卑所同化。這是與漢代中國建立關系的最后的群體。在他們敗于冒頓手下之后，鮮卑人逃到一個遠離遼東邊境的大概從內(nèi)蒙東部伸展到滿洲的地區(qū)。因此，整個前漢時期，他們與中國之間隔著烏桓。
后漢初年，鮮卑經(jīng)常與匈奴、烏桓聯(lián)合，襲擊漢朝的東北邊境，特別是遼東。漢與鮮卑的官方聯(lián)系在公元49年首次建立，當時遼東太守祭肜以慷慨提供錢財和貿(mào)易的辦法，成功地把一個強大的鮮卑群體的首領偏何吸引到漢朝一邊來。作為報答，偏何不僅同意向朝廷納貢作為歸順的象征，而且為了中國而和匈奴、烏桓戰(zhàn)斗。［24］ 漢帝國以很高的費用獲得了鮮卑的歸順和效勞。每一次使者帶著黑貂皮和馬匹來到邊界，稱之為貢品，他們接受帝國的禮物的價值則兩倍于此。此外，他們斬送每一個匈奴人首級都由漢朝政府給予厚賞。
長年累月，匈奴在這個地區(qū)的力量逐漸衰弱到無足輕重的地步。公元58年，在偏何領導下的鮮卑人征服了留在帝國之外對上谷作周期性襲擊的桀驁不馴的赤山烏桓，從而為漢朝東北邊境的和平和穩(wěn)定作出了重大的貢獻。此后漢朝政府每年付給敦煌和酒泉［25］ 以東所有鮮卑首領錢2.7億。此事使人想起，幾乎這是在同時期給予南匈奴總數(shù)的三倍。在以后的30年中，這個地區(qū)的主要形勢是和平。［26］
公元91年，北匈奴受到竇憲的沉重打擊，逃往西方。隨之而來的是鮮卑民族在領土和人力兩方面的突然擴展。鮮卑不但遷入所有匈奴空出的土地，而且同化了剩下的匈奴人，據(jù)報道超過10萬家。［27］ 由于這一擴展，鮮卑重新開始了對漢朝邊境的襲擊，一度侵入居庸關。公元110年左右，漢朝政府發(fā)現(xiàn)有必要向他們提供更好的貿(mào)易條件。寧城的烏桓校尉獲準給予在胡市中的鮮卑人定期貿(mào)易的特殊待遇?？墒牵瑸榱藢嵭袑λ麄兊目刂?，漢朝要求所有貿(mào)易的部落向中國送質(zhì)子。兩座大的質(zhì)子旅邸在寧城建造起來，一座在北，另一座在南，據(jù)報道它們收留來自120個鮮卑部落的質(zhì)子。一個名叫燕荔陽的強大的鮮卑首領，甚至接受了“王”的榮譽稱號，并從朝廷得到印綬。由于燕荔陽和他的人民得到允許居住在寧城附近，他們有可能成為漢代中國的內(nèi)屬了。
但是漢朝的貢納體制對鮮卑取得的成功更少于其他群體；每當他們臣服立刻就再次造反了。從這時起，鮮卑在邊境上的地位是基本上顛倒過來了。和原來幫助漢朝保衛(wèi)它的邊境對抗侵略的任務相反，他們現(xiàn)在成了對帝國的主要威脅。漢朝經(jīng)常被迫轉(zhuǎn)而向南匈奴和烏桓求助，以防止鮮卑的邊境襲擊。
公元2世紀中葉，當一個強大的鮮卑草原聯(lián)盟在有魄力的檀石槐領導下建立起來時，鮮卑的勢力達到了它的頂點。［28］ 作為一個個性強硬的和有魅力的領袖，檀石槐似乎在到20歲以前就已成為他自己部落的首領。他的武藝很快便在本民族中間大受尊敬；他終于成功地在自己的無可爭辯的領導之下將全部鮮卑部落組成一個聯(lián)盟。在鼎盛時，他的力量在整個原鮮卑的疆域——南至漢代中國，北到南西伯利亞的丁零地面，東到滿洲的夫馀，西到伊犁河谷的烏孫——都能感受到。他按照冒頓的方式管理他的聯(lián)盟，把它分為三部：東部，又分為四個分部，每一分部分別在一個首領統(tǒng)率之下，從右北平之東直到遼東；西部，由五個分部組成，從上谷以西到敦煌和烏孫；中部，由三個分部組成，從右北平以西到上谷。和冒頓一樣，檀石槐從設于彈汗山上的宮廷對中部直接發(fā)號施令。［29］
由于擔心鮮卑的正在增長中的威脅，桓帝（公元146—168年）授予檀石槐以王的稱號，并提出寬大的和平條件。檀石槐毫不猶豫地加以拒絕。一旦統(tǒng)一，鮮卑就拒絕接受與漢朝之間的貢納關系。［30］
在靈帝統(tǒng)治的整個時期（公元168—189年），鮮卑從他們的三個基地有步驟地攻擊邊境。僅僅在168到170年間，他們就在十幾次的遭遇中擊敗漢朝軍隊。［31］ 鮮卑作為一個強大軍事力量突然興起的秘密，沒有比177年蔡邕的奏議中說得更充分的了。這份文書中說：［32］
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jù)其故地，稱兵十萬?！右躁P塞不嚴，禁網(wǎng)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于匈奴。
從這段文字可以清楚看出，中國鐵器和人力的這種交流實質(zhì)上有助于鮮卑的軍事和政治的實力。他們對中國鐵器的興趣一直是很強烈的。例如，公元141年，一支鮮卑雇傭隊伍完成了在武威（甘肅）的軍役以后，堅持要用中國政府付給他們的錢購買鐵器。當邊境官員以法律禁止為理由加以拒絕時，他們威脅要放火燒掉該地的絲綢倉庫。漢朝當局最后屈服了。［33］ 該事件表明，除了走私貿(mào)易之外，鮮卑時時能通過官方渠道得到中國的鐵。有理由相信，漢人顧問在鮮卑政治發(fā)展中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相當于中行說在漢朝初期匈奴宮廷中所起的作用。檀石槐的留在漢朝貢納體制之外的決定，同樣可能是根據(jù)這些人的勸告作出的。［34］
對于漢帝國來說是幸運，對于鮮卑來說是不幸，檀石槐在公元180年45歲時早逝。危機緊跟著他的死到來。由于沒有他的堅強領導，內(nèi)部權力斗爭隨之而來，鮮卑聯(lián)盟崩潰了。半個世紀以后，另一位名叫軻比能的杰出領袖為重建聯(lián)盟作出了歷史性的努力，但他的成功是短暫的，因而也是有限的。［35］
鮮卑民族作為一個整體在整個后漢時期留在中華帝國之外，這與南匈奴、羌和烏桓形成鮮明的對比。他們象任何其他群體一樣對漢朝商品有興趣，但是不愿以失去他們的種族個性為代價。確實，時時有個別鮮卑部落加入漢朝的貢納體制，在寧城的活動就可以說明。可是，他們這樣做不過是因為他們被設在那里的胡市所吸引。1959至1960年在內(nèi)蒙發(fā)現(xiàn)了后漢時期的300多個鮮卑墓。發(fā)掘使大量埋葬的物品出土，其中包括青銅鏡、漆器和后漢時代樣式的陶器，以及上有漢字的繡花絲綢。很可能，這些漢朝的產(chǎn)品通過諸如在寧城的邊境市場的官方貿(mào)易才到了鮮卑的墳墓中——如果確實的話，它們并不是通過寧城市場本身的。［36］
當他們的需要不能通過官方的或不正當?shù)馁Q(mào)易方式得到滿足時，鮮卑人便訴諸武力。因此，從中國人的觀點來看，他們和漢朝的經(jīng)濟關系基本上可以以貿(mào)易和掠奪兩個方面來確定，而在政治方面彼此關系則以歸順和叛亂的輪流交替為其特點。全部歷史應以185年應劭所述最為清楚，他說：［37］
鮮卑……數(shù)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互市，乃來靡服。茍欲中國珍貨，非為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為害。
?。?］ 《史記》卷一○二，第2759頁。
?。?］ 《漢書》卷九四上，第3750頁；《后漢書》卷九十，第2979頁。
［3］ 關于這些民族及其與漢帝國的關系的一般概述，見馬長壽：《烏桓與鮮卑》（上海， 1962）。
［4］ 《后漢書》卷九十，第2981頁。令人驚奇的是，《史記》或《漢書》都沒有這些早期關系的記載，《后漢書》是唯一的資料來源。《漢書》中最早記載烏桓的材料是公元前78年的叛亂（《漢書》卷七，第229頁[德效騫：《〈漢書〉譯注》第2卷，第168頁]）。烏桓校尉府在公元前119年以后某一天設立，見《后漢書》卷九十，第2981頁。關于該官職的當代研究，見馬長壽：《烏桓與鮮卑》，第130頁。
?。?］ 《漢書》卷九四下，第3820頁。見內(nèi)田吟風：《有關烏桓族的研究》，《滿蒙史論叢》，4（1943），第1—104頁。
?。?］ 《漢書》卷九四上，第3784頁；《后漢書》卷九十，第2981頁。
?。?］ 《漢書》卷九四下，第3822頁； 《后漢書》卷九十，第2981頁。
?。?］ 在上谷郡，可能位于現(xiàn)在河北的張家口。《后漢書》卷九十，第2982頁。
［9］ 見內(nèi)蒙古文物工作隊和內(nèi)蒙古博物館：《和林格爾發(fā)現(xiàn)一座重要的東漢壁畫墓》，載《文物》，1974.1，第8—23頁。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博物館文物工作隊：《和林格爾漢墓壁畫》（北京，1978）。
?。?0］ 《后漢書》卷二八，第3626頁。
?。?1］ 《后漢書》卷九十，第2979頁。
?。?2］ 墓主可能是烏桓校尉公綦稠，他在187年被殺，見金維諾：《和林格爾東漢壁畫墓年代探索》，載《文物》， 1974.1，第49頁。不同的觀點見黃盛璋：《和林格爾漢墓壁畫與歷史地理問題》，載《文物》，1974.1，第38—46頁。
?。?3］ 吳榮曾：《和林格爾漢墓壁畫中反映的東漢社會生活》，載《文物》，1974.1，第24—30頁。
?。?4］ 蓋山林：《和林格爾漢墓壁畫》（內(nèi)蒙古呼和浩特，1978）。
?。?5］ 《后漢書》卷七，第310、315頁；《后漢書》卷三八，第1286頁。
［16］ 《后漢書》卷七三，第2353頁。
?。?7］ 《后漢書》卷九○，第2984頁。
?。?8］ 《三國志》卷十五（魏十五），第470頁注引《魏略》。
?。?9］ 《后漢書》卷八，第354 、356頁；《后漢書》卷七三，第2353頁以下；《后漢書》卷九十，第2984頁；《后漢紀》卷二五，第五葉。
?。?0］ 《三國志》一（魏一），第27頁以下；《后漢書》卷九○，第2984頁。
?。?1］ 關于寧城市場，見《后漢書》卷七三，第2354頁。一幅漢代壁畫也描述了寧城市場，見蓋山林：《和林格爾漢墓壁畫》，第53—56頁。關于100萬中國人的遷徙，也見《后漢書》卷十三，第2354頁。關于豁免500戶烏桓家庭賦稅的情況，見《三國志》卷二六（魏二六），第731頁。
［22］ 《后漢書》卷九十，第2984頁；馬長壽：《烏桓與鮮卑》，第121頁。
?。?3］ 《三國志》卷一（魏一），第28頁。
［24］ 《后漢書》卷二十，第744頁以下；《后漢書》卷九十，第2985頁。
［25］ 譯者按，此處疑有誤?！逗鬂h書》卷九十《烏桓鮮卑列傳》云：“于是鮮卑大人皆來歸附，并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2.7億為常。”敦煌、酒泉遠在西方，與鮮卑無關。
?。?6］ 《后漢書》卷二十，第745頁。赤山可能即現(xiàn)代內(nèi)蒙的赤峰市。關于每年支付的數(shù)額見《后漢書》卷九十，第2986頁。
?。?7］ 《后漢書》卷九十，第2986頁。登記的單位是“落”，可理解為“戶”。但比起上面所敘述的“落”來，其成員要少一些。
?。?8］ 《后漢書》卷九十，第2989頁以下。見K·加德納和德克雷斯皮尼：《檀石槐和公元2世紀的鮮卑部落》，《遠東歷史論叢》（堪培拉），15（1977），第1—44頁。
?。?9］ 據(jù)記載大約在高柳以北125公里處，可能在今山西陽高縣境內(nèi)。
?。?0］ 石黑富男：《鮮卑游牧國家的領域》，《北大（九州）史學》，4（1957），第80—91頁。
［31］ 《后漢書》卷八，第329頁以下。
?。?2］ 《后漢書》卷九十，第2991頁。
［33］ 《后漢書》卷四八，第1619頁以下。
?。?4］ 這是從蔡邕奏議中提到的某些名詞得到啟發(fā)的（《后漢書》卷九十，第2990頁以下）。關于中行說，見前面51頁注①；余英時：《漢代的貿(mào)易和擴張》，第37頁。
?。?5］ 《后漢書》卷九十，第2994頁；《三國志》卷三十（魏三十），第831—839頁；《三國志》卷二六（魏二六），第727頁：又見《漢晉春秋》，《三國志》卷三五（蜀五）注中所引，第925頁。
［36］ 見內(nèi)蒙古文物工作隊：《內(nèi)蒙古札■諾爾墓群發(fā)掘簡報》，載《考古》，1966. 12，第673—680頁。
?。?7］ 《后漢書》卷四八，第16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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