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聲稱他的思想出自《春秋》，這就為我們了解他向皇帝提出的建議提供了線索，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息滅，然后統(tǒng)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1］ 這里，我們看到了一個堅持儒家之前的古老的周代王室傳統(tǒng)的表白，因為如我們所已了解的，六藝是由儒家保存并流傳下來的六種傳統(tǒng)文獻（即《詩》、《書》、《禮》、《樂》、《易》和《春秋》）的同義語。［2］ 但是，董仲舒對儒家及其倫理原則的忠誠是與他對古代傳統(tǒng)的自然主義的解釋結(jié)合在一起的。在繼承孔子的道德原則的同時，董仲舒在奠定儒家的形而上學基礎方面更進了一步，因而可以說，成了儒家的第一個“神學家”。［3］

　　《春秋》卓越地貫通了倫理學和形而上學的內(nèi)容。孟子早已說過，他相信孔子在編訂這部編年史時把支配萬物的上天的準則運用于人類歷史的進程。［4］ 由于董仲舒，孔子博得了處于歷史中心的圣人——素王——的位置，他從這些不變的準則出發(fā)，以微而婉的方式簡潔地表達了對人們的行為的褒貶。倫理學和形而上學的結(jié)合關乎對他們的品質(zhì)的評判，這一點很可能給當時的統(tǒng)治者留下了強烈的印象。

　　漢武帝為什么贊成董仲舒的建議，并因而決定提倡由儒家傳下來的傳統(tǒng)，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首先，如我們所知，已經(jīng)有了朝廷禮儀的傳統(tǒng)，同時朝廷上還有了叔孫通和其他儒生所引進的別的禮儀，尤其是宗教儀式。但是，追溯到周代創(chuàng)建者的主要禮儀是在武帝統(tǒng)治下恢復的。和宗教儀式及朝廷禮儀有密切關系的是行政領域。儒家在這個方面也有長期傳統(tǒng)，所以很自然，在振興他們學派傳下來的周代早期制度中，他們又將起領導作用。

　　但是，不論在禮儀方面還是在行政方面，對他們的評價都是主要地把他們當作先王傳統(tǒng)的保存者和流傳者，而不是當作諸子百家中的一個學派的代表人物。這個事實也可以從漢王朝歷史所記載的著名的秘府藏書目錄中看出來。六藝——諸子百家興起之前的古典傳統(tǒng)——作為獨立的類目居于目錄之首。在這之后才是各“家”的類目，諸家之中為首的是儒家。［5］

　　其次，漢武帝面臨另外一個更為實際的補充官員的問題。他召集100多名官員，要求他們就好人政府的原則向他提出建議，這已經(jīng)表明了他解決這個問題的意圖。但是，在董仲舒的影響下，他又前進了一步。公元前136年，他改變官方任命博士的制度，只給五種主要經(jīng)典（《易》、《詩》、《書》、《禮》和《春秋》）設立教職。每一種很可能有一個以上的博士，但是即使這樣，比起傳統(tǒng)的72名博士也要少得多。然后在公元前124年，也是在董仲舒的鼓動下，武帝設立太學，這是一所皇家學院，常額為50名的弟子在這里由博士加以培訓。［6］ 在學習結(jié)束時，他們要經(jīng)過一次考試，很可能要用與國事奏疏差不多完全相同的文體書寫。這些辦法構成了著名的科舉考試的開端；這種考試制度在長時期內(nèi)將是補充上層文官的手段。

　　［1］ 《漢書》卷五六，第2523頁（夏伊羅克所著《儒家國教的起源和發(fā)展》第59頁中的英譯文略有不同）。這里所說的六藝與前面注1《周禮》所說意義不同。

　?。?］ 《漢書》卷三十，第1723頁；卷八八，第2589以下各頁。

　?。?］ 張朝孫（音）譯：《白虎通：白虎觀中的全面討論》（萊頓，1949、1952）第1卷，第98頁。

　?。?］ 范德倫：《古代中國的編年史和史學思想的發(fā)展》，第26頁以下。

　?。?］ 《漢書》卷三十，第1703—1715頁。

　　［6］ 《漢書》卷六，第159、171—172頁（德效騫：《〈漢書〉譯注》第2卷，第32、54頁）；卷十九上，第726頁；卷八八，第3620頁。關于太學的發(fā)展，見本書第15章《儒家理想的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