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shù)澜踢\動大發(fā)展的時候，佛教傳入了中園。中國人第一次碰到了一種完全獨立于他們自己的傳統(tǒng)的思想方式，而且這種思想并不亞于他們自己的思想。這是一種震動，使他們本能地做出反應，把佛教吸收到道教中來。他們必須經(jīng)過長期的醞釀階段，才能正視印度的這種教義，知道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佛教在中國總是保留著它最初嫁接的痕跡，而且據(jù)說中國的佛教不大象是在中國的印度佛教，而是適應中國的特殊的新佛教。［1］
第一次滲入
漢代的官員在公元前1世紀首次深入到中央亞細亞，在下一個世紀又再次出現(xiàn)在中央亞細亞。自此以后，他們就出現(xiàn)在這條國際交通線上，在這里，印歐語系諸王國在中國和印度的共同影響下繁榮起來，從這時起，就出現(xiàn)了稱呼這個地方的新名稱西域（Serindia），一直到它歸依伊斯蘭教為止。商業(yè)在中國人的庇護之下興盛起來，而且絲綢之路也是佛教借以傳播之路。第一批傳播佛教的人可能就是訪問西域的中國人，還有作為商人、政治避難者和官方使節(jié)在中國土地上生活的外國人。
但是，在中國人進入西域以前，佛教對這個地區(qū)必定有某種程度的滲入，雖然很難確定它正式傳入的準確日期。佛教的資料充滿了傳奇式的傳說，［2］ 只有在研究經(jīng)文翻譯的年代學方面這種資料才可以利用；而在世俗歷史編纂學方面，由于出自儒家文人之手，關心的只是皇帝的宮廷及其禮儀，關心的是政治、行政和軍事事件；如果它提到佛教的話，也只是表現(xiàn)在非常偶然地提到的幾件小事上面。這表明它們的真實性是相當可靠的，但它也意味著資料的數(shù)量少得可憐。
漢王朝楚國內的佛教
第一次明確地提到佛僅是偶然見于公元65年關于皇家的楚王劉英的一道詔旨中。［3］ 他的楚王國的中心位于彭城（在山東、河南和安徽搭界處），即一個世紀以后爆發(fā)黃巾軍叛亂的那個地方。楚王英是漢明帝（公元57—75年在位）的一個弟弟，他被懷疑搞顛覆活動，因此他呈上幾段絲織物以求貸他一死。漢明帝對他有不忍之心，就在公元65年的詔令中為他開脫；皇帝在詔令中袒護他的弟弟，［4］ 說他所誦習的是“黃、老之微言”和崇尚“浮屠之仁祠”；說他“潔齋三月，與神為誓”；因此之故，皇帝聲明他不負任何嫌疑，并把他的縑紈還給了他，以助在楚王藩邸舉行的對“伊蒲塞（upāsaka）和桑門（■ramana）之盛饌。
這兩個梵文名詞是譯音的中文，分別指世俗信徒和佛教和尚。所以，我們在這里看到他們把佛和黃老——即老子和黃帝——聯(lián)系了起來，很可能把這二者當成了一個單一的神明。他被當做一個神像，應該向他祭祀并實行齋戒。［5］ 彭城是一個重要商業(yè)中心（它今天還是一個鐵路交匯處），很可能吸引了許多外國人，其中當然也包括佛教和尚在內。但是，皇帝對佛教之著迷，表明甚至在京師洛陽也是很虔心禮佛（他與黃老合在一起）的。后來，到了公元1世紀的中葉，佛教已經(jīng)由中外商人匯集之西北諸綠洲而深入到中國的中原和東部了。
五年以后，即公元70年，楚王英又被卷入另一次叛亂陰謀之中。這一次他和幾個道教方士在一起，方士們造作了有利于他的預言，他被判處死，但皇帝又一次只是把他廢黜并把他發(fā)配了事；他被發(fā)配到長江以南的丹陽郡（安徽）；楚王英在這里于第二年自殺?？赡苤辽儆袔酌鸾倘耸颗惆樗侥抢?，這可能表明佛教第一次傳入了中國南方，即江南地帶。
但是，劉英的佛教社團在彭城存留了下來；一個世紀以后我們看到它在當?shù)氐墓賳T笮融的庇護下興盛起來；笮融因彭城刺史曾授權讓他管理糧食運輸，因此而發(fā)家致富。彭城刺史陶謙和笮融一樣，也是來自丹陽。陶謙身名大顯是因為在公元194年后鎮(zhèn)壓黃巾軍有功，也因為他在公元190年董卓的政變中忠于朝廷；那次政變使洛陽遭受了很嚴重的燒殺之禍。［6］ 京師的居民特別流落到彭城地區(qū)避難，這個地區(qū)很富庶，所以他們能托庇于此，不致受到京師擾亂之害。
今天我們得知，笮融大約在公元193年曾在彭城附近造了一座大佛寺，上覆以尖頂，另加九個仿印度塔形式的圓盤，中佇一衣錦的鍍金佛像。這個建筑物有幾層樓高，中可容“二三千余人”在那里念經(jīng)。為了招徠當?shù)孛癖妳⒓铀姆鸾躺鐖F，笮融自己主動給這些老百姓豁免國家的徭役；在慶祝佛的生日和浴佛節(jié)的時候，他舉辦大規(guī)模的集體慶祝活動，長長地布席于路，讓參加者有飯吃，有酒喝。參加的人數(shù)可達萬余人，所費以百萬計。［7］
這些數(shù)字當然是被非佛教徒的歷史學家夸大了的，因為他們不贊成佛教徒在奉獻中大量靡費錢財，也不贊成對信教者豁免賦稅（這種豁免到后來只給予受戒的僧徒）；笮融的跟隨者，即新入教的中國教徒，肯定不在這樣的僧徒之列。笮融和楚王劉英一樣，沒有落得好下場。公元193年，曹操襲擊并蕩平了彭城；笮磁逃到了長江地區(qū)，據(jù)說跟從他的有一萬多彭城男女居民，并且還隨身帶有三千心腹騎兵。很可能，他的佛教宣傳的真意確是想在這樣的大激戰(zhàn)中為他自己招集隨從，同時很可能，這些追隨者就是黃巾軍的孑遺。可是，我們未見資料上有關于笮融的佛教雜有道教之說，象這個時期通常的情況那樣。無論如何，笮融這一事件的功績是它使我們對佛教在漢代民間中的傳布情況能略知一二。老百姓的宗教生活實際上在歷史材料中被忽視了。
洛陽佛教的開始
所有的證據(jù)都表明，漢王朝楚國的佛教社團實際上只是一定已在京師成長起來的社團的一個支派，關于這一點雖然我們知道得不多。在公元3世紀之初，我們知道京師洛陽有個許昌寺院。這個名稱表明，它一定由劉英的母舅名許昌者早在公元1世紀所建?？赡苁窃趧⒂⒂诠?1年處死和彭城國除之后，他把來自彭城的僧眾安置在他的第宅之中。［8］ 我們知道，大約就在那個時候，漢明帝在做了一次夢兆之后便派了一個使團去打聽西方佛教的事情。這個使團據(jù)說帶回了兩名印度僧人，即迦攝摩騰（Kās＇yapaMātanga？）和竺法蘭（DharmaratnatheIndian？），并為他們建立了白馬寺；取這個名稱是為了紀念那個馱回佛經(jīng)的吉祥動物。
可是，這是一個在以后很晚時間才出現(xiàn)的傳說，顯然這些僧人的名字不大可能是憑空捏造的。這兩名和尚據(jù)說是最早翻譯了印度經(jīng)文，即《四十二章經(jīng)》，人們傳統(tǒng)地把它定在公元67年，但實際上它的翻譯似乎不會早于大約公元100年。［9］ 這部經(jīng)文與其說是一部翻譯作品，不如說是一部介紹佛教教義要旨的入門書籍，特別是按照所謂小乘教義介紹佛教的道德的書。它不是用佛祖講法的形式，而是仿照中國的《孝經(jīng)》之類的經(jīng)書或老子的《道德經(jīng)》的形式。今天，我們僅擁有大加修改過的經(jīng)文文本，其中道教的影響很明顯。［10］
自此以后，只有在譯書的版本記錄或在書目介紹中才可對漢代洛陽的佛教情況略知一二。這些譯文或者譯自梵文原文，或者更可能的是譯自中亞的普拉克里特語（Prākrits），因為大多數(shù)譯者并不全是印度人：其中有兩名安息人、兩名粟特人以及一些伊朗人、三名月支人（Indoscythians），只有三名印度人，甚至他們也是通過西域才來到中國的。［11］
譯者中最早和最出名的是安世高，即安息人世高，他于公元148年來中國，協(xié)助他的是他的同胞安玄，此人是一名商人，公元181年來到洛陽，并懂得中文。［12］ 很顯然，安世高和安玄翻譯的東西都由中國佛教徒提出，因為它們或者論及中國人在自己的傳統(tǒng)中所熟習的小乘教義中命理學之類的內容，或者論及精神修養(yǎng)和呼吸功夫，這就使得佛教的瑜珈（yoga，中國叫做“禪”，dhyā-na）和道教的同類功夫很相近。另一方面，所謂大乘的翻譯風氣則大暢于第二代的翻譯家，他們于公元2世紀之末和3世紀之初在洛陽工作；這個時期是佛教的兩乘在印度和西域過渡的時期，也是道家哲學在中國本地開始復興的時期。關于“空”（s＇ūnya-t?。┑慕塘x和對于來世的“凈土”的信念，必然會吸引中國的文人學士，因為他們正開始背離越來越暗淡無光的儒家關于今世的宇宙-政治觀。第一部關于佛教“般若”（praj?ā）的書是公元179年由一名月支人和一名印度人翻譯，而由一些中國道教徒協(xié)助；這些道教徒中有一人有“祭酒”職稱。［13］
這些最初的譯本充滿了道家的說法，這是中國合作者利用這些說法來翻譯佛教的專門用語：例如瑜珈（yoga）或菩提（bodhi）被譯為“道”（the way）；涅槃（nirvāna）被譯為“無為”（quiescence，或“no-ado”）；絕對（tathatā，“suchness”）被譯為“本無”（non-being），而佛教的圣人（arhat）則變成了道教的“真人”（immortal）。用這種辦法，佛教的“般若”雷同于道教的“真知”，它被稱為“玄學”。其結果是產(chǎn)生了一種使文人們厭煩的笨拙而晦澀難懂的話，這特別是因為那些寫中文譯本的人文化方面的經(jīng)歷很平庸。
但是，外國和尚經(jīng)常出入于朝廷中受過教育者的貴族之門。早在公元100年，張衡（公元78—139年）就在他的形容長安的詩作（《西京賦》）中提到他們，公元166年洛陽朝廷正式興起了拜佛的儀式，與此同時也禮拜老子（根據(jù)史料，也禮拜黃老，在此前一年，即公元165年，桓帝（公元146—168年在位）因無子嗣，派了一個代表團到苦縣去祭祀老子，此地在洛陽之東，據(jù)說是老子的出生之地；這里的廟里有一幅孔子的壁畫，傳說孔子曾問道于老子。上面提到的《老子銘》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創(chuàng)作的。［14］ 桓帝受他的配偶——竇后——的影響，這位竇后和前漢的同宗竇太后一樣也是支持道教的。
公元166年，皇帝自己也在洛陽宮內祭祀老子以及佛祖。我們知道這一點，是因為那時襄楷的奏疏是這樣說的。他是一位道教中心地、今山東省籍的星象家；他從原籍來到京師是想警告皇帝注意災象，并且指責他的暴政和與他的后宮婦女們所過的放蕩生活。［15］ 他在諫草中寫道：“又聞宮中立黃、老〔據(jù)另■異文為“老子”〕、浮屠之詞，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欲去奢?！币虼耍藘啥巍端氖陆?jīng)》的文字；他又提到了干吉的《太平經(jīng)》，［16］ 所以他問皇帝究竟是否遵道而行事。他在奏疏中說到他相信佛祖事實上就是曾去夷狄之邦的老子。［17］ 他也怨積于胸地提到宦官們往往侵奪權力。
這些祭祀者在宮內的一座特別華麗的建筑物內舉行，桓帝曾為它舉行落成典禮，這是因為史稱桓帝“好音樂”，這兩位圣人在這里被供奉在通常是皇帝專用的華蓋里。祭祀的舉行極盡浮華夸飾的能事：祭壇上鋪以經(jīng)過刺繡的羊毛織品，使用的是金、銀器皿；供上犧牲禮品，并且奏祭天的宗教音樂。它使人不禁感到，這種把佛和神化的老子拉在一起的做法不過是一位傀儡統(tǒng)治者在漢宮廷的時尚是模仿西方蠻夷習俗和他們的衣著、椅子、樂器和舞蹈之時的非非之想。就在那一年，一個西方人來到中國，并以羅馬帝國的馬可·奧勒留的使節(jié)的身份出現(xiàn)；中國人想像中的以大秦為名的羅馬帝國，是某種異國情調的海市蜃樓。［18］ 宗教的歷史在前進，隨之把佛變成了老子的上等助理祭司。
?。?］ 理查德·H.魯賓遜：《印度和中國的中觀學派》（麥迪遜〔密爾沃基〕和倫敦，1967），第7頁。關于佛教之傳入中國，見馬伯樂：《公元2—3世紀中國佛教之僧眾》，載《法國遠東學院通報》，10（1910），第222—232頁；《道教和中國的宗教》，第249頁以下，以及澤克：《佛教征服中國史》，第18—43頁。
［2］ 見澤克：《佛教征服中國史》，第19—22、269—280頁。
?。?］ 澤克：《佛教征服中國史》，第26頁以下，塚本善?。骸吨袊鸾掏ㄊ贰?，第1卷（東京，1968），第65頁以下。
?。?］ 《后漢書》卷四二，第1428頁。
［5］ “齋”，是個道教術語，但齋戒三個月則當是佛教傳統(tǒng)的一部分。
［6］ 關于公元190年的諸事件，見上面第5章。關于笮融，見《后漢書》卷七三，第2366頁以下；澤克：《佛教征服中國史》，第27—28頁；塚本善隆：《中國佛教通史》，第78—81頁。
?。?］ 有一份材料說，信徒的參加者有5000家；見《資治通鑒》卷六一，第1974頁（雷夫·德克雷斯皮尼：《漢朝的末年：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卷58—68所載公元181—220年大事記》〔堪培拉，1969年〕，第137頁）。關于這些集會后來發(fā)展為“無遮大會”的事件，見下面《南北朝時期的佛教》的開頭部分。
?。?］ 見馬伯樂：《道家和中國的宗教》，第358、403頁，澤克：《佛教征服中國史》，第32、328頁。
?。?］ 見湯用彤：《〈四十二章經(jīng)〉的版本》，J.R.韋爾譯，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1（1936），第147—155頁；澤克：《佛教征服中國史》，第29—30頁；吉岡義豐：《四十二章經(jīng)與道教》，載《智山學報》，19（1971），第257—289頁。
?。?0］ 見下面《南北朝時期的佛教》中的有關部分。
?。?1］ 關于安息（帕提亞），大約是rsk的譯法，見何四維：《中國在中亞：公元前125年至公元23年的早期階段，附魯惟一導言》（萊頓，1979），第115頁以下。關于月支，見何四維：《中國在中亞》，第119頁以下。
?。?2］ 見羅伯特·施：《高僧傳》（盧萬，1968），第16頁注59。
?。?3］ 見澤克：《佛教征服中國史》，第35頁，關于《{三十二音節(jié)}八千頌般若波羅密多經(jīng)》（Astād■sāhsrikā-prāz■pāmitā-s■tr）。關于黃巾軍在不久以后用了“祭酒”這個稱號，見上節(jié)。
?。?4］ 澤克：《佛教征服中國史》，第29頁；又見上文有關老子部分。
?。?5］ 關于這段文字的編譯和注釋，見澤克：《佛教征服中國史》，第36—38頁，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長沙，1938；重印，北京，1955），第56—59頁；特別是塚本善?。骸吨袊鸾掏ㄊ贰罚?3—78、586頁。關于襄楷，見雷夫·德克雷斯皮尼：《東漢抗議的預兆：襄楷呈給桓帝的奏議》（堪培拉，1976）。
?。?6］ 見上文有關部分。
［17］ 關于老子“化胡”的理論，見下面《南北朝時期的佛教》和《隋朝的佛教和道教》的有關部分。
［18］ 見上面第6章和《東地中海世界的接觸》一節(jié)，以及本章《漢代民間的道教》的末尾部分。
第一次滲入
漢代的官員在公元前1世紀首次深入到中央亞細亞，在下一個世紀又再次出現(xiàn)在中央亞細亞。自此以后，他們就出現(xiàn)在這條國際交通線上，在這里，印歐語系諸王國在中國和印度的共同影響下繁榮起來，從這時起，就出現(xiàn)了稱呼這個地方的新名稱西域（Serindia），一直到它歸依伊斯蘭教為止。商業(yè)在中國人的庇護之下興盛起來，而且絲綢之路也是佛教借以傳播之路。第一批傳播佛教的人可能就是訪問西域的中國人，還有作為商人、政治避難者和官方使節(jié)在中國土地上生活的外國人。
但是，在中國人進入西域以前，佛教對這個地區(qū)必定有某種程度的滲入，雖然很難確定它正式傳入的準確日期。佛教的資料充滿了傳奇式的傳說，［2］ 只有在研究經(jīng)文翻譯的年代學方面這種資料才可以利用；而在世俗歷史編纂學方面，由于出自儒家文人之手，關心的只是皇帝的宮廷及其禮儀，關心的是政治、行政和軍事事件；如果它提到佛教的話，也只是表現(xiàn)在非常偶然地提到的幾件小事上面。這表明它們的真實性是相當可靠的，但它也意味著資料的數(shù)量少得可憐。
漢王朝楚國內的佛教
第一次明確地提到佛僅是偶然見于公元65年關于皇家的楚王劉英的一道詔旨中。［3］ 他的楚王國的中心位于彭城（在山東、河南和安徽搭界處），即一個世紀以后爆發(fā)黃巾軍叛亂的那個地方。楚王英是漢明帝（公元57—75年在位）的一個弟弟，他被懷疑搞顛覆活動，因此他呈上幾段絲織物以求貸他一死。漢明帝對他有不忍之心，就在公元65年的詔令中為他開脫；皇帝在詔令中袒護他的弟弟，［4］ 說他所誦習的是“黃、老之微言”和崇尚“浮屠之仁祠”；說他“潔齋三月，與神為誓”；因此之故，皇帝聲明他不負任何嫌疑，并把他的縑紈還給了他，以助在楚王藩邸舉行的對“伊蒲塞（upāsaka）和桑門（■ramana）之盛饌。
這兩個梵文名詞是譯音的中文，分別指世俗信徒和佛教和尚。所以，我們在這里看到他們把佛和黃老——即老子和黃帝——聯(lián)系了起來，很可能把這二者當成了一個單一的神明。他被當做一個神像，應該向他祭祀并實行齋戒。［5］ 彭城是一個重要商業(yè)中心（它今天還是一個鐵路交匯處），很可能吸引了許多外國人，其中當然也包括佛教和尚在內。但是，皇帝對佛教之著迷，表明甚至在京師洛陽也是很虔心禮佛（他與黃老合在一起）的。后來，到了公元1世紀的中葉，佛教已經(jīng)由中外商人匯集之西北諸綠洲而深入到中國的中原和東部了。
五年以后，即公元70年，楚王英又被卷入另一次叛亂陰謀之中。這一次他和幾個道教方士在一起，方士們造作了有利于他的預言，他被判處死，但皇帝又一次只是把他廢黜并把他發(fā)配了事；他被發(fā)配到長江以南的丹陽郡（安徽）；楚王英在這里于第二年自殺?？赡苤辽儆袔酌鸾倘耸颗惆樗侥抢?，這可能表明佛教第一次傳入了中國南方，即江南地帶。
但是，劉英的佛教社團在彭城存留了下來；一個世紀以后我們看到它在當?shù)氐墓賳T笮融的庇護下興盛起來；笮融因彭城刺史曾授權讓他管理糧食運輸，因此而發(fā)家致富。彭城刺史陶謙和笮融一樣，也是來自丹陽。陶謙身名大顯是因為在公元194年后鎮(zhèn)壓黃巾軍有功，也因為他在公元190年董卓的政變中忠于朝廷；那次政變使洛陽遭受了很嚴重的燒殺之禍。［6］ 京師的居民特別流落到彭城地區(qū)避難，這個地區(qū)很富庶，所以他們能托庇于此，不致受到京師擾亂之害。
今天我們得知，笮融大約在公元193年曾在彭城附近造了一座大佛寺，上覆以尖頂，另加九個仿印度塔形式的圓盤，中佇一衣錦的鍍金佛像。這個建筑物有幾層樓高，中可容“二三千余人”在那里念經(jīng)。為了招徠當?shù)孛癖妳⒓铀姆鸾躺鐖F，笮融自己主動給這些老百姓豁免國家的徭役；在慶祝佛的生日和浴佛節(jié)的時候，他舉辦大規(guī)模的集體慶祝活動，長長地布席于路，讓參加者有飯吃，有酒喝。參加的人數(shù)可達萬余人，所費以百萬計。［7］
這些數(shù)字當然是被非佛教徒的歷史學家夸大了的，因為他們不贊成佛教徒在奉獻中大量靡費錢財，也不贊成對信教者豁免賦稅（這種豁免到后來只給予受戒的僧徒）；笮融的跟隨者，即新入教的中國教徒，肯定不在這樣的僧徒之列。笮融和楚王劉英一樣，沒有落得好下場。公元193年，曹操襲擊并蕩平了彭城；笮磁逃到了長江地區(qū)，據(jù)說跟從他的有一萬多彭城男女居民，并且還隨身帶有三千心腹騎兵。很可能，他的佛教宣傳的真意確是想在這樣的大激戰(zhàn)中為他自己招集隨從，同時很可能，這些追隨者就是黃巾軍的孑遺。可是，我們未見資料上有關于笮融的佛教雜有道教之說，象這個時期通常的情況那樣。無論如何，笮融這一事件的功績是它使我們對佛教在漢代民間中的傳布情況能略知一二。老百姓的宗教生活實際上在歷史材料中被忽視了。
洛陽佛教的開始
所有的證據(jù)都表明，漢王朝楚國的佛教社團實際上只是一定已在京師成長起來的社團的一個支派，關于這一點雖然我們知道得不多。在公元3世紀之初，我們知道京師洛陽有個許昌寺院。這個名稱表明，它一定由劉英的母舅名許昌者早在公元1世紀所建?？赡苁窃趧⒂⒂诠?1年處死和彭城國除之后，他把來自彭城的僧眾安置在他的第宅之中。［8］ 我們知道，大約就在那個時候，漢明帝在做了一次夢兆之后便派了一個使團去打聽西方佛教的事情。這個使團據(jù)說帶回了兩名印度僧人，即迦攝摩騰（Kās＇yapaMātanga？）和竺法蘭（DharmaratnatheIndian？），并為他們建立了白馬寺；取這個名稱是為了紀念那個馱回佛經(jīng)的吉祥動物。
可是，這是一個在以后很晚時間才出現(xiàn)的傳說，顯然這些僧人的名字不大可能是憑空捏造的。這兩名和尚據(jù)說是最早翻譯了印度經(jīng)文，即《四十二章經(jīng)》，人們傳統(tǒng)地把它定在公元67年，但實際上它的翻譯似乎不會早于大約公元100年。［9］ 這部經(jīng)文與其說是一部翻譯作品，不如說是一部介紹佛教教義要旨的入門書籍，特別是按照所謂小乘教義介紹佛教的道德的書。它不是用佛祖講法的形式，而是仿照中國的《孝經(jīng)》之類的經(jīng)書或老子的《道德經(jīng)》的形式。今天，我們僅擁有大加修改過的經(jīng)文文本，其中道教的影響很明顯。［10］
自此以后，只有在譯書的版本記錄或在書目介紹中才可對漢代洛陽的佛教情況略知一二。這些譯文或者譯自梵文原文，或者更可能的是譯自中亞的普拉克里特語（Prākrits），因為大多數(shù)譯者并不全是印度人：其中有兩名安息人、兩名粟特人以及一些伊朗人、三名月支人（Indoscythians），只有三名印度人，甚至他們也是通過西域才來到中國的。［11］
譯者中最早和最出名的是安世高，即安息人世高，他于公元148年來中國，協(xié)助他的是他的同胞安玄，此人是一名商人，公元181年來到洛陽，并懂得中文。［12］ 很顯然，安世高和安玄翻譯的東西都由中國佛教徒提出，因為它們或者論及中國人在自己的傳統(tǒng)中所熟習的小乘教義中命理學之類的內容，或者論及精神修養(yǎng)和呼吸功夫，這就使得佛教的瑜珈（yoga，中國叫做“禪”，dhyā-na）和道教的同類功夫很相近。另一方面，所謂大乘的翻譯風氣則大暢于第二代的翻譯家，他們于公元2世紀之末和3世紀之初在洛陽工作；這個時期是佛教的兩乘在印度和西域過渡的時期，也是道家哲學在中國本地開始復興的時期。關于“空”（s＇ūnya-t?。┑慕塘x和對于來世的“凈土”的信念，必然會吸引中國的文人學士，因為他們正開始背離越來越暗淡無光的儒家關于今世的宇宙-政治觀。第一部關于佛教“般若”（praj?ā）的書是公元179年由一名月支人和一名印度人翻譯，而由一些中國道教徒協(xié)助；這些道教徒中有一人有“祭酒”職稱。［13］
這些最初的譯本充滿了道家的說法，這是中國合作者利用這些說法來翻譯佛教的專門用語：例如瑜珈（yoga）或菩提（bodhi）被譯為“道”（the way）；涅槃（nirvāna）被譯為“無為”（quiescence，或“no-ado”）；絕對（tathatā，“suchness”）被譯為“本無”（non-being），而佛教的圣人（arhat）則變成了道教的“真人”（immortal）。用這種辦法，佛教的“般若”雷同于道教的“真知”，它被稱為“玄學”。其結果是產(chǎn)生了一種使文人們厭煩的笨拙而晦澀難懂的話，這特別是因為那些寫中文譯本的人文化方面的經(jīng)歷很平庸。
但是，外國和尚經(jīng)常出入于朝廷中受過教育者的貴族之門。早在公元100年，張衡（公元78—139年）就在他的形容長安的詩作（《西京賦》）中提到他們，公元166年洛陽朝廷正式興起了拜佛的儀式，與此同時也禮拜老子（根據(jù)史料，也禮拜黃老，在此前一年，即公元165年，桓帝（公元146—168年在位）因無子嗣，派了一個代表團到苦縣去祭祀老子，此地在洛陽之東，據(jù)說是老子的出生之地；這里的廟里有一幅孔子的壁畫，傳說孔子曾問道于老子。上面提到的《老子銘》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創(chuàng)作的。［14］ 桓帝受他的配偶——竇后——的影響，這位竇后和前漢的同宗竇太后一樣也是支持道教的。
公元166年，皇帝自己也在洛陽宮內祭祀老子以及佛祖。我們知道這一點，是因為那時襄楷的奏疏是這樣說的。他是一位道教中心地、今山東省籍的星象家；他從原籍來到京師是想警告皇帝注意災象，并且指責他的暴政和與他的后宮婦女們所過的放蕩生活。［15］ 他在諫草中寫道：“又聞宮中立黃、老〔據(jù)另■異文為“老子”〕、浮屠之詞，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欲去奢?！币虼耍藘啥巍端氖陆?jīng)》的文字；他又提到了干吉的《太平經(jīng)》，［16］ 所以他問皇帝究竟是否遵道而行事。他在奏疏中說到他相信佛祖事實上就是曾去夷狄之邦的老子。［17］ 他也怨積于胸地提到宦官們往往侵奪權力。
這些祭祀者在宮內的一座特別華麗的建筑物內舉行，桓帝曾為它舉行落成典禮，這是因為史稱桓帝“好音樂”，這兩位圣人在這里被供奉在通常是皇帝專用的華蓋里。祭祀的舉行極盡浮華夸飾的能事：祭壇上鋪以經(jīng)過刺繡的羊毛織品，使用的是金、銀器皿；供上犧牲禮品，并且奏祭天的宗教音樂。它使人不禁感到，這種把佛和神化的老子拉在一起的做法不過是一位傀儡統(tǒng)治者在漢宮廷的時尚是模仿西方蠻夷習俗和他們的衣著、椅子、樂器和舞蹈之時的非非之想。就在那一年，一個西方人來到中國，并以羅馬帝國的馬可·奧勒留的使節(jié)的身份出現(xiàn)；中國人想像中的以大秦為名的羅馬帝國，是某種異國情調的海市蜃樓。［18］ 宗教的歷史在前進，隨之把佛變成了老子的上等助理祭司。
?。?］ 理查德·H.魯賓遜：《印度和中國的中觀學派》（麥迪遜〔密爾沃基〕和倫敦，1967），第7頁。關于佛教之傳入中國，見馬伯樂：《公元2—3世紀中國佛教之僧眾》，載《法國遠東學院通報》，10（1910），第222—232頁；《道教和中國的宗教》，第249頁以下，以及澤克：《佛教征服中國史》，第18—43頁。
［2］ 見澤克：《佛教征服中國史》，第19—22、269—280頁。
?。?］ 澤克：《佛教征服中國史》，第26頁以下，塚本善?。骸吨袊鸾掏ㄊ贰?，第1卷（東京，1968），第65頁以下。
?。?］ 《后漢書》卷四二，第1428頁。
［5］ “齋”，是個道教術語，但齋戒三個月則當是佛教傳統(tǒng)的一部分。
［6］ 關于公元190年的諸事件，見上面第5章。關于笮融，見《后漢書》卷七三，第2366頁以下；澤克：《佛教征服中國史》，第27—28頁；塚本善隆：《中國佛教通史》，第78—81頁。
?。?］ 有一份材料說，信徒的參加者有5000家；見《資治通鑒》卷六一，第1974頁（雷夫·德克雷斯皮尼：《漢朝的末年：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卷58—68所載公元181—220年大事記》〔堪培拉，1969年〕，第137頁）。關于這些集會后來發(fā)展為“無遮大會”的事件，見下面《南北朝時期的佛教》的開頭部分。
?。?］ 見馬伯樂：《道家和中國的宗教》，第358、403頁，澤克：《佛教征服中國史》，第32、328頁。
?。?］ 見湯用彤：《〈四十二章經(jīng)〉的版本》，J.R.韋爾譯，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1（1936），第147—155頁；澤克：《佛教征服中國史》，第29—30頁；吉岡義豐：《四十二章經(jīng)與道教》，載《智山學報》，19（1971），第257—289頁。
?。?0］ 見下面《南北朝時期的佛教》中的有關部分。
?。?1］ 關于安息（帕提亞），大約是rsk的譯法，見何四維：《中國在中亞：公元前125年至公元23年的早期階段，附魯惟一導言》（萊頓，1979），第115頁以下。關于月支，見何四維：《中國在中亞》，第119頁以下。
?。?2］ 見羅伯特·施：《高僧傳》（盧萬，1968），第16頁注59。
?。?3］ 見澤克：《佛教征服中國史》，第35頁，關于《{三十二音節(jié)}八千頌般若波羅密多經(jīng)》（Astād■sāhsrikā-prāz■pāmitā-s■tr）。關于黃巾軍在不久以后用了“祭酒”這個稱號，見上節(jié)。
?。?4］ 澤克：《佛教征服中國史》，第29頁；又見上文有關老子部分。
?。?5］ 關于這段文字的編譯和注釋，見澤克：《佛教征服中國史》，第36—38頁，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長沙，1938；重印，北京，1955），第56—59頁；特別是塚本善?。骸吨袊鸾掏ㄊ贰罚?3—78、586頁。關于襄楷，見雷夫·德克雷斯皮尼：《東漢抗議的預兆：襄楷呈給桓帝的奏議》（堪培拉，1976）。
?。?6］ 見上文有關部分。
［17］ 關于老子“化胡”的理論，見下面《南北朝時期的佛教》和《隋朝的佛教和道教》的有關部分。
［18］ 見上面第6章和《東地中海世界的接觸》一節(jié)，以及本章《漢代民間的道教》的末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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