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6—649年在位）
后來的太宗李世民本為高祖次子，公元600年生于今陜西省武功縣。［1］ 他母親出身于一個極有權(quán)勢的氏族——竇氏；她的姐姐是楊廣（即后來的隋煬帝）的夫人。竇氏和隋、唐的皇室一樣，是一個含有異族血統(tǒng)的氏族（其原始姓是紇豆陵氏），［2］ 它在初唐時期一直非常有權(quán)勢，出了兩個皇后、六個王妃、八個駙馬和一大批高官。［3］ 太宗的母親生長于她舅父北周武帝（他的妹妹是她的母親）宮中，據(jù)說李淵在那里的一次射箭比賽中和她訂了婚；她死于614年。［4］
童年時代的李世民，自然只是一個貴公子，不可能受到任何準備將來作帝王的特殊教育。他受的肯定是當時上流階級的典型儒家教育，因為后來他作皇帝時表現(xiàn)出他深通經(jīng)、史，而且是一個書法家。李氏家族具有強烈的北方民族傳統(tǒng)，當然是佛教信徒；高祖的幾個兒子都有佛教的乳名。但和大多數(shù)的漢—突厥混血貴族一樣，太宗早年受的教育側(cè)重武術，尤重騎射。當時的史書里充滿了關于他的勇敢和富有軍事天才的故事。他擅長騎術；裝飾他陵墓的他所喜愛的六匹駿馬的浮雕，現(xiàn)在仍然被保存著。
和他的兄弟們一樣，他很年輕的時候就接受了第一次戰(zhàn)爭考驗。當他還只十幾歲時就隨他父親多次出征，平服發(fā)生在今山西省內(nèi)的各種叛亂和抗擊東突厥人的入侵。據(jù)傳統(tǒng)記載，太宗僅僅15歲時就曾率領一支人馬，在山西北部長城的雁門救出被東突厥包圍的隋煬帝。這個故事歷來被看作是太宗第一次出現(xiàn)于歷史的記載，但恐怕不可靠。［5］
李世民的身份在唐朝的最初年代基本上還是一個軍事將領。作為一個英勇而常勝的指揮官，他的品格形成于他奪取帝位的多年的艱苦野戰(zhàn)時期。他確實有帝王之姿，在朝廷上顯得很莊嚴威武。他好沖動，易被激怒，當他發(fā)怒時面色紫脹，使周圍的人不寒而栗。他在處理突厥事務上的成功，多半應歸功于他堅強的個性和英雄的風度。
太宗認為，是人，而不是天，決定人們的命運，他采取的理性主義態(tài)度是與這一時期的傳統(tǒng)信念背道而馳的。例如，他即位不久全國各地的官員不時奏報祥瑞和兇兆，他駁斥說：“安危在于人事，吉兇系于政術。若時主肆虐，嘉貺未能成其美；如治道休明，庶征不能致其惡?！保?］ 后來，他命令在一個不誤農(nóng)時的日子舉行太子的冠禮，而不顧有人關于此日不吉的勸告。［7］ 他曾嘲笑以前很多服食丹藥求長生的帝王。
太宗是一位非常自覺的帝王，深切關心他留給后世的形象。我們知道，他企圖改動實錄關于唐朝創(chuàng)業(yè)的敘述和玄武門之變的記載以提高他的歷史形象。太宗的許多公開的舉止，與其說似是出自本心，倒不如說是想得到朝官——尤其是起居注官——贊許的愿望。
毫無疑問，太宗具有作出戲劇性和炫耀性姿態(tài)的才能。我們現(xiàn)舉一件逸事為例來說明他喜歡做作的習慣：628年，京畿地區(qū)發(fā)生蝗災。他到皇宮北部的御花園中親查災情。他抓起一把蝗蟲叫罵道：“民以谷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庇谑撬e起這把蝗蟲往口邊送，準備吞食，侍臣們阻止他說，“惡物或成疾”。他坦然回答：“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說著，把蝗蟲吞吃了。［8］
太宗在位初期，一直表現(xiàn)出對民眾的同情和對朝臣意見的尊重。他為缺乏治國的才能而經(jīng)常表示擔憂，并聲明由于他早年從事軍旅，沒有受過做帝王的教育。他曾說：“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shù)，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匠，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fā)矢不直。朕始寤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遍知乎！”［9］
太宗就這樣在群臣面前采取謙恭下士的態(tài)度，渴望學習，盡力征求他們的意見和坦率的批評。
盡管表面上顯示出謙虛，但在626年陰歷八月九日他即位之后，事實證明他是一位精力充沛和才能卓越的政治家，同時也是一位優(yōu)秀的軍事統(tǒng)帥。雖然比起他父親高祖來，他相對地缺乏文治經(jīng)驗，可是不久他就給唐政府帶來一種新鮮的、事必躬親的和有吸引力的作風，這種作風基本上建立在他個人的明察、過人的精力、勤奮不息和善于用人的基礎之上。
他傾注于治國的精力是驚人的，并且要求群臣也和他一樣。他的宰相們輪流在中書、門下省值宿，以便能不分晝夜地隨時召對。當諫書多起來時，他把它們粘在寢室墻上，以便能對它們審查和考慮，直到深夜。
他謹遵儒家的教導，使士大夫參與國事并有權(quán)有責，而且事實證明，他對文人的諫諍和壓力非常敏感而負責。他虛心征求群臣和顧問的坦率批評，并誠心誠意地利用他們的批評改善政務。他即位不久，就使諫官參加門下和中書兩省大臣們的國事討論，以便有失誤時可及時糾正。［10］ 他還使所有的官員都可議論政事而不必畏懼，并使他們能更方便地直接向皇帝提出建議和請求。
太宗不只對群臣有上述的一般要求，而且還和他們建立了密切的個人關系，這就是讓他們覺得，在制定政策和處理國事方面，他們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如果我們看到太宗在傳統(tǒng)史書中的形象常常被理想化了，這不僅是由于他自己力圖影響歷史的記載，而且還由于史官們也受到作為士大夫所應有的責任感的影響，他們當然會把一個如此關心他們本階級而且行為近乎儒家思想的皇帝偶像化。
太宗即位初年所自覺遵奉的另一個儒家美德就是節(jié)儉。他嚴格地削減了大型公共工程，以減輕民眾的勞役負擔和賦稅。他在即位后幾個月內(nèi)對群臣說：“君依于國，國依于民?？堂褚苑罹q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保?1］ 這樣地宣揚節(jié)儉和關心民眾福利，自然使朝廷的儒臣們高興，也使他大得民心。
627年陰歷元旦，太宗取年號為“貞觀”，后世歷史家對他的被理想化的施政畫卷尊之為“貞觀之治”。它證明是一個非常有影響的樣板，激勵了后世如乾隆皇帝、忽必烈汗和日本的德川家康等各種各樣的統(tǒng)治者。
可是這個理想的形象只適用于太宗在位的初期。到了7世紀30年代的中期，隨著國家力量的強固和帝國邊境的擴展，太宗對他自己的治國之術變得越來越自信，獨斷專行和自以為是開始發(fā)展。他早年的節(jié)儉和愛惜民力的經(jīng)濟政策讓位于大修宮苑和廣興公共工程之舉了。
629年和630年，諫官們一再勸告，不要大規(guī)模地重修洛陽的隋代宮殿，因為這樣就易蹈隋末的覆轍，可是在631年，太宗仍命令整修隋代宮殿；但當他看到完工后的宮殿過于華麗時，又下令把它拆毀。［12］ 在同一年，太宗重修鳳翔府的隋代仁壽宮，［13］ 隨著又建造了不少于四個新的宮殿：即建于634年的大明宮，［14］ 后來成為皇帝的主要常居之處；建于637年的飛山宮；［15］ 建于640年的襄城宮；［16］ 建于647年的玉華宮。［17］ 我們舉一例以見工程之大：襄城宮的建造，用了大約200萬個工時。即使是這樣費工，當641年竣工時太宗發(fā)覺它是建立在暑熱和不合意之地，又命把它夷為平地，并把主持建造的將作大匠降了級。［18］ 647年，大量公共工程的費用成了推遲預定在次年舉行封禪的原因之一。［19］
太宗放棄節(jié)儉的方針也表現(xiàn)在別的方面。他在即位初期，很少舉行他父親和他弟弟元吉喜愛的那種隆重的大狩獵活動。這種狩獵，與其說是單純的捕獵活動，不如說是大規(guī)模的軍事演習，對當?shù)厝嗣駚碚f是勞民傷財?shù)氖虑?。但在太宗在位的后半期，狩獵又變成了經(jīng)常的事，使他長期離朝在外。637年，有一個皇子因沉溺狩獵而被降黜。太宗在朝宣稱：“權(quán)萬紀（皇子的老師）事我兒，不能匡正，其罪合死?！庇妨独淅涞鼗刈嗾f：“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可獨罪萬紀？”于是太宗悻悻地退朝回宮。［20］
在7世紀30年代初期，太宗的群臣中有人對他放棄早年的具有特色的行事方針開始表示不滿。到了637年，這種擔心的呼聲更大而且公開化了。在那一年，馬周抱怨勞役日重和太宗日益不關心民眾，呼吁恢復早年的政策。［21］ 魏徵在次年也陳訴說，自627年以來太宗的施政作風變了，越來越獨斷、自負和浪費。［22］
隨著太宗權(quán)力的日益鞏固，他開始更加專斷而不顧群臣的意見。他過去和群臣建立的某些良好關系有了裂痕；他開始對批評置之不理，并威嚇那些和他意見不同的人們。648年，他的宰相房玄齡臨終時難過地說，現(xiàn)在朝廷已無人敢犯顏強諫了。［23］ 太宗過去對顧問大臣們的謙虛態(tài)度已為帝王的專斷所取代。他晚年經(jīng)常炫耀自己早年的武功。他自己認為已超過以前的其他偉大君主，而他的群臣也以阿諛之辭來滿足他的驕傲。
雖然太宗終其身未能實現(xiàn)他早年的崇高理想，可是他的拔高了的形象和“貞觀之治”的概念一直是有力的政治象征，不僅終唐之世如此，而且對整個中國歷史說來也是如此。
?。?］ 太宗生年有幾種不同的說法，即有從生于597年到生于600年四種年頭的說法。
［2］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北京，1955年），第175頁。
?。?］ 《舊唐書》，卷61第2369頁。
［4］ 《舊唐書》，卷51第2163—2164頁。
?。?］ 賓板橋：《唐朝的建立：隋之滅亡和唐之興起》（巴爾的摩，1941年），第49頁。
［6］ 《唐會要》，卷28第531頁。
［7］ 《貞觀政要》，原田種成編?。|京，1962年），卷8第241—243頁。
?。?］ 《資治通鑒》，卷192第6053—6054頁；《貞觀政要》，卷8第241頁。
［9］ 《資治通鑒》，卷192第6034頁。
?。?0］ 《資治通鑒》，卷192第5031頁。
?。?1］ 《資治通鑒》，卷192第6026頁。
?。?2］ 《唐會要》，卷30第551—552頁；《資治通鑒》，卷193第6079—6080頁；同書，第6088頁。
［13］ 《資治通鑒》，卷193第6088頁。
［14］ 《唐會要》，卷30第553頁。原名永安宮，635年改名大明宮。
?。?5］ 《唐會要》，卷30第560頁。
?。?6］ 《唐會要》，卷30第560頁。
?。?7］ 《唐會要》卷30第555頁；《資治通鑒》，卷198第6248頁。
?。?8］ 《唐會要》，卷30第560頁。
［19］ 《資治通鑒》，卷198第6248頁。
?。?0］ 《舊唐書》，卷74第2615—2618頁。
?。?1］ 《舊唐書》，卷74第2615—2618頁。
?。?2］ 《魏鄭公諫錄》，王獻功刊本（長沙，1883年），卷1第23頁。
?。?3］ 《資治通鑒》，卷199第6260頁。
后來的太宗李世民本為高祖次子，公元600年生于今陜西省武功縣。［1］ 他母親出身于一個極有權(quán)勢的氏族——竇氏；她的姐姐是楊廣（即后來的隋煬帝）的夫人。竇氏和隋、唐的皇室一樣，是一個含有異族血統(tǒng)的氏族（其原始姓是紇豆陵氏），［2］ 它在初唐時期一直非常有權(quán)勢，出了兩個皇后、六個王妃、八個駙馬和一大批高官。［3］ 太宗的母親生長于她舅父北周武帝（他的妹妹是她的母親）宮中，據(jù)說李淵在那里的一次射箭比賽中和她訂了婚；她死于614年。［4］
童年時代的李世民，自然只是一個貴公子，不可能受到任何準備將來作帝王的特殊教育。他受的肯定是當時上流階級的典型儒家教育，因為后來他作皇帝時表現(xiàn)出他深通經(jīng)、史，而且是一個書法家。李氏家族具有強烈的北方民族傳統(tǒng)，當然是佛教信徒；高祖的幾個兒子都有佛教的乳名。但和大多數(shù)的漢—突厥混血貴族一樣，太宗早年受的教育側(cè)重武術，尤重騎射。當時的史書里充滿了關于他的勇敢和富有軍事天才的故事。他擅長騎術；裝飾他陵墓的他所喜愛的六匹駿馬的浮雕，現(xiàn)在仍然被保存著。
和他的兄弟們一樣，他很年輕的時候就接受了第一次戰(zhàn)爭考驗。當他還只十幾歲時就隨他父親多次出征，平服發(fā)生在今山西省內(nèi)的各種叛亂和抗擊東突厥人的入侵。據(jù)傳統(tǒng)記載，太宗僅僅15歲時就曾率領一支人馬，在山西北部長城的雁門救出被東突厥包圍的隋煬帝。這個故事歷來被看作是太宗第一次出現(xiàn)于歷史的記載，但恐怕不可靠。［5］
李世民的身份在唐朝的最初年代基本上還是一個軍事將領。作為一個英勇而常勝的指揮官，他的品格形成于他奪取帝位的多年的艱苦野戰(zhàn)時期。他確實有帝王之姿，在朝廷上顯得很莊嚴威武。他好沖動，易被激怒，當他發(fā)怒時面色紫脹，使周圍的人不寒而栗。他在處理突厥事務上的成功，多半應歸功于他堅強的個性和英雄的風度。
太宗認為，是人，而不是天，決定人們的命運，他采取的理性主義態(tài)度是與這一時期的傳統(tǒng)信念背道而馳的。例如，他即位不久全國各地的官員不時奏報祥瑞和兇兆，他駁斥說：“安危在于人事，吉兇系于政術。若時主肆虐，嘉貺未能成其美；如治道休明，庶征不能致其惡?！保?］ 后來，他命令在一個不誤農(nóng)時的日子舉行太子的冠禮，而不顧有人關于此日不吉的勸告。［7］ 他曾嘲笑以前很多服食丹藥求長生的帝王。
太宗是一位非常自覺的帝王，深切關心他留給后世的形象。我們知道，他企圖改動實錄關于唐朝創(chuàng)業(yè)的敘述和玄武門之變的記載以提高他的歷史形象。太宗的許多公開的舉止，與其說似是出自本心，倒不如說是想得到朝官——尤其是起居注官——贊許的愿望。
毫無疑問，太宗具有作出戲劇性和炫耀性姿態(tài)的才能。我們現(xiàn)舉一件逸事為例來說明他喜歡做作的習慣：628年，京畿地區(qū)發(fā)生蝗災。他到皇宮北部的御花園中親查災情。他抓起一把蝗蟲叫罵道：“民以谷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庇谑撬e起這把蝗蟲往口邊送，準備吞食，侍臣們阻止他說，“惡物或成疾”。他坦然回答：“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說著，把蝗蟲吞吃了。［8］
太宗在位初期，一直表現(xiàn)出對民眾的同情和對朝臣意見的尊重。他為缺乏治國的才能而經(jīng)常表示擔憂，并聲明由于他早年從事軍旅，沒有受過做帝王的教育。他曾說：“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shù)，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匠，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fā)矢不直。朕始寤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遍知乎！”［9］
太宗就這樣在群臣面前采取謙恭下士的態(tài)度，渴望學習，盡力征求他們的意見和坦率的批評。
盡管表面上顯示出謙虛，但在626年陰歷八月九日他即位之后，事實證明他是一位精力充沛和才能卓越的政治家，同時也是一位優(yōu)秀的軍事統(tǒng)帥。雖然比起他父親高祖來，他相對地缺乏文治經(jīng)驗，可是不久他就給唐政府帶來一種新鮮的、事必躬親的和有吸引力的作風，這種作風基本上建立在他個人的明察、過人的精力、勤奮不息和善于用人的基礎之上。
他傾注于治國的精力是驚人的，并且要求群臣也和他一樣。他的宰相們輪流在中書、門下省值宿，以便能不分晝夜地隨時召對。當諫書多起來時，他把它們粘在寢室墻上，以便能對它們審查和考慮，直到深夜。
他謹遵儒家的教導，使士大夫參與國事并有權(quán)有責，而且事實證明，他對文人的諫諍和壓力非常敏感而負責。他虛心征求群臣和顧問的坦率批評，并誠心誠意地利用他們的批評改善政務。他即位不久，就使諫官參加門下和中書兩省大臣們的國事討論，以便有失誤時可及時糾正。［10］ 他還使所有的官員都可議論政事而不必畏懼，并使他們能更方便地直接向皇帝提出建議和請求。
太宗不只對群臣有上述的一般要求，而且還和他們建立了密切的個人關系，這就是讓他們覺得，在制定政策和處理國事方面，他們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如果我們看到太宗在傳統(tǒng)史書中的形象常常被理想化了，這不僅是由于他自己力圖影響歷史的記載，而且還由于史官們也受到作為士大夫所應有的責任感的影響，他們當然會把一個如此關心他們本階級而且行為近乎儒家思想的皇帝偶像化。
太宗即位初年所自覺遵奉的另一個儒家美德就是節(jié)儉。他嚴格地削減了大型公共工程，以減輕民眾的勞役負擔和賦稅。他在即位后幾個月內(nèi)對群臣說：“君依于國，國依于民?？堂褚苑罹q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保?1］ 這樣地宣揚節(jié)儉和關心民眾福利，自然使朝廷的儒臣們高興，也使他大得民心。
627年陰歷元旦，太宗取年號為“貞觀”，后世歷史家對他的被理想化的施政畫卷尊之為“貞觀之治”。它證明是一個非常有影響的樣板，激勵了后世如乾隆皇帝、忽必烈汗和日本的德川家康等各種各樣的統(tǒng)治者。
可是這個理想的形象只適用于太宗在位的初期。到了7世紀30年代的中期，隨著國家力量的強固和帝國邊境的擴展，太宗對他自己的治國之術變得越來越自信，獨斷專行和自以為是開始發(fā)展。他早年的節(jié)儉和愛惜民力的經(jīng)濟政策讓位于大修宮苑和廣興公共工程之舉了。
629年和630年，諫官們一再勸告，不要大規(guī)模地重修洛陽的隋代宮殿，因為這樣就易蹈隋末的覆轍，可是在631年，太宗仍命令整修隋代宮殿；但當他看到完工后的宮殿過于華麗時，又下令把它拆毀。［12］ 在同一年，太宗重修鳳翔府的隋代仁壽宮，［13］ 隨著又建造了不少于四個新的宮殿：即建于634年的大明宮，［14］ 后來成為皇帝的主要常居之處；建于637年的飛山宮；［15］ 建于640年的襄城宮；［16］ 建于647年的玉華宮。［17］ 我們舉一例以見工程之大：襄城宮的建造，用了大約200萬個工時。即使是這樣費工，當641年竣工時太宗發(fā)覺它是建立在暑熱和不合意之地，又命把它夷為平地，并把主持建造的將作大匠降了級。［18］ 647年，大量公共工程的費用成了推遲預定在次年舉行封禪的原因之一。［19］
太宗放棄節(jié)儉的方針也表現(xiàn)在別的方面。他在即位初期，很少舉行他父親和他弟弟元吉喜愛的那種隆重的大狩獵活動。這種狩獵，與其說是單純的捕獵活動，不如說是大規(guī)模的軍事演習，對當?shù)厝嗣駚碚f是勞民傷財?shù)氖虑?。但在太宗在位的后半期，狩獵又變成了經(jīng)常的事，使他長期離朝在外。637年，有一個皇子因沉溺狩獵而被降黜。太宗在朝宣稱：“權(quán)萬紀（皇子的老師）事我兒，不能匡正，其罪合死?！庇妨独淅涞鼗刈嗾f：“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可獨罪萬紀？”于是太宗悻悻地退朝回宮。［20］
在7世紀30年代初期，太宗的群臣中有人對他放棄早年的具有特色的行事方針開始表示不滿。到了637年，這種擔心的呼聲更大而且公開化了。在那一年，馬周抱怨勞役日重和太宗日益不關心民眾，呼吁恢復早年的政策。［21］ 魏徵在次年也陳訴說，自627年以來太宗的施政作風變了，越來越獨斷、自負和浪費。［22］
隨著太宗權(quán)力的日益鞏固，他開始更加專斷而不顧群臣的意見。他過去和群臣建立的某些良好關系有了裂痕；他開始對批評置之不理，并威嚇那些和他意見不同的人們。648年，他的宰相房玄齡臨終時難過地說，現(xiàn)在朝廷已無人敢犯顏強諫了。［23］ 太宗過去對顧問大臣們的謙虛態(tài)度已為帝王的專斷所取代。他晚年經(jīng)常炫耀自己早年的武功。他自己認為已超過以前的其他偉大君主，而他的群臣也以阿諛之辭來滿足他的驕傲。
雖然太宗終其身未能實現(xiàn)他早年的崇高理想，可是他的拔高了的形象和“貞觀之治”的概念一直是有力的政治象征，不僅終唐之世如此，而且對整個中國歷史說來也是如此。
?。?］ 太宗生年有幾種不同的說法，即有從生于597年到生于600年四種年頭的說法。
［2］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北京，1955年），第175頁。
?。?］ 《舊唐書》，卷61第2369頁。
［4］ 《舊唐書》，卷51第2163—2164頁。
?。?］ 賓板橋：《唐朝的建立：隋之滅亡和唐之興起》（巴爾的摩，1941年），第49頁。
［6］ 《唐會要》，卷28第531頁。
［7］ 《貞觀政要》，原田種成編?。|京，1962年），卷8第241—243頁。
?。?］ 《資治通鑒》，卷192第6053—6054頁；《貞觀政要》，卷8第241頁。
［9］ 《資治通鑒》，卷192第6034頁。
?。?0］ 《資治通鑒》，卷192第5031頁。
?。?1］ 《資治通鑒》，卷192第6026頁。
?。?2］ 《唐會要》，卷30第551—552頁；《資治通鑒》，卷193第6079—6080頁；同書，第6088頁。
［13］ 《資治通鑒》，卷193第6088頁。
［14］ 《唐會要》，卷30第553頁。原名永安宮，635年改名大明宮。
?。?5］ 《唐會要》，卷30第560頁。
?。?6］ 《唐會要》，卷30第560頁。
?。?7］ 《唐會要》卷30第555頁；《資治通鑒》，卷198第6248頁。
?。?8］ 《唐會要》，卷30第560頁。
［19］ 《資治通鑒》，卷198第6248頁。
?。?0］ 《舊唐書》，卷74第2615—2618頁。
?。?1］ 《舊唐書》，卷74第2615—2618頁。
?。?2］ 《魏鄭公諫錄》，王獻功刊本（長沙，1883年），卷1第23頁。
?。?3］ 《資治通鑒》，卷199第62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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