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劍橋中國史》的第6卷，英文原名是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直譯為《異族王朝和邊疆國家》，于 1994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按照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翻譯《劍橋中國史》的通例和本書涉及的內(nèi)容，我們將本卷中譯本的書名譯為《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
本卷分為9章，遼、西夏、金朝的歷史各設一章；其他6章專述元朝的歷史，另有導言和書目介紹分置前后，全書原文共計864頁。
《劍橋中國史》規(guī)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國史的許多學者的力量，本卷也不例外。導言的作者是本卷的兩位主編，慕尼黑大學名譽教授傅海波和普林斯頓大學名譽教授崔瑞德。前者是著名的遼、金、元史研究專家，著述頗豐，尤長于金史研究，在本卷中還擔任第3章金朝歷史的寫作；后者則多年來從事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亦是《劍橋中國史》秦漢、隋唐、明代等卷的主編，在本卷中還與克勞斯-彼得·蒂茲合寫了第1章遼朝的歷史。第2章西夏史的作者是肯永學院教授鄧如萍，她已發(fā)表過一些有關西夏歷史的論著。特倫頓州立學院教授托馬斯·愛爾森主要研究早期蒙古國的歷史，故撰寫本卷的第4章。第5章的作者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市立學院教授莫里斯·羅沙比，著有《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時代》等著作，所以專寫忽必烈一朝的歷史。第6章的作者蕭啟慶原為新加坡大學教授，現(xiàn)為臺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著有《元代的軍事制度》、《元代史新探》、《蒙元史新研》等著作，此次擔任元中期歷史的寫作，駕輕就熟。堪薩斯大學教授竇德士，主要研究元明思想史和政治史，著有《征服者與儒士》、《儒學與獨裁統(tǒng)治》等著作，在本卷中撰寫第7章元后期的歷史。第8章作者是原在哈佛大學任教、現(xiàn)在米德爾斯伯里學院任教的伊麗莎白·恩迪科特-韋斯特教授，她著有《蒙古在中國的統(tǒng)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等著作，所以專述與元代政府和行政管理的有關問題。普林斯頓大學名譽教授牟復禮研究中國史多年，在本卷中寫作第9章，專門討論元朝統(tǒng)治下的社會問題。如本卷原書序言所說，牟復禮還通讀了本卷全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見。
應該承認，本卷是《劍橋中國史》中難度較大的一卷，因為它所敘述的遼、西夏、金、元四個王朝，都是中國歷史上少數(shù)民族建立的王朝，在研究這些王朝的歷史時，既要面臨許多語言、文字問題，還要深入研究民族關系和國家關系的發(fā)展變化、多元文化的構成及其相互影響、社會風俗的變化等一系列問題。本卷的編著者對這些問題作了許多值得重視的探討。
多元文化的構成及其相互影響，是10—14世紀中國歷史的顯著特征，也是本卷各章的作者反復強調和深入探討的問題，由此構成了本書的一大特點。他們不僅較詳細地論述了在中原文化影響下各王朝統(tǒng)治制度的變化，討論了各族統(tǒng)治者和統(tǒng)治精英對儒學和漢文化的態(tài)度；還重點揭示了契丹人、黨項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的文化在各王朝歷史中所起的作用，各種文化的走向，以及這些文化對中國社會乃至中國文化的影響。此外，來自中亞和歐洲的文化因素，也受到了重視。文化史的研究，尤其是不同文化的比較研究，近年來頗受我國學者的注意，本書在不少方面可資借鑒。
10—14世紀中國境內(nèi)各個國家之間的關系，在本卷中被視為國際關系，宋、遼、西夏、金、元乃至吐蕃、大理之間的通使、通貢和結盟等，均被視為外交關系。眾所周知，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10—14世紀宋、遼、金、西夏、元及吐蕃、大理之間的關系，是國內(nèi)各政權、各民族之間的關系，它們與日本、高麗、東南亞諸國乃至中亞、西亞、歐洲各國的關系，才屬于對外關系。事實上，《劍橋中國史》的其他各卷，也采取了同樣的處理方法，對此我們是難以同意的。
民族的發(fā)展當然是本卷不可能回避的問題，對契丹、黨項、女真和蒙古的來源和發(fā)展，作者都有專門的敘述，但是又不囿于各族族源和具體構成的繁瑣考證，應該說，這是本書值得注意的一個特點。在族源問題上學術界還有不同的看法，理清主要線索，指出不同的學術觀點，給予讀者以清晰的印象，是難能可貴的。
本卷注意人物特征和人物間的關系。對于重要人物，如耶律阿保機、嵬名元昊、阿骨打、成吉思汗、忽必烈等，不但敘述其本人的出身和經(jīng)歷，還很注意他們的文化背景，并能認真分析促使其作出重大決策的各種因素。本卷各章經(jīng)常使用“精英”一詞，用來指幫助最高統(tǒng)治者建國或進行統(tǒng)治的群體。對精英的民族構成、文化背景、社會地位、政治傾向等的分析，在各章中都占有一定的比重。這樣的敘述，不但使政治史的脈絡清晰，而且容易解釋各次政治斗爭的前因后果。在這方面最突出的，是蕭啟慶教授撰寫的第6章。
對于這一時期的社會和經(jīng)濟問題，本卷在遼、西夏、金三章都辟專節(jié)加以討論。盡管第4—7章所述元朝歷史中都涉及了經(jīng)濟和社會問題，本卷還是專設了兩章討論元代的社會問題和經(jīng)濟問題。人口問題也引起了高度重視，盡管資料有限，作者還是盡可能地對10—14世紀人口的發(fā)展做出了估計。這方面的論述不乏精彩之處，當然，還大有可以探討的余地。
與《劍橋中國史》其他卷相同，作者很注意收集以往的研究成果，并且在“書目介紹”中，分別介紹了所寫章節(jié)的主要史料來源和主要研究成果?！皶拷榻B”和所附“書目”，對中國讀者了解國內(nèi)外的研究情況，會有很大的幫助。需要說明的是，本卷各章成稿的時間差距較大，只有少數(shù)作者吸收了本世紀90年代初的成果，大多數(shù)作者使用的是較早的研究成果。特別應該指出的是，近十余年來我國遼、西夏、金、元史研究有很大進步，研究成果很多，但是在本卷中沒有得到足夠的反映，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盡管本卷主編在導言中專門談到了語言問題，特別指出應該注意各種文字資料的使用，但是本卷所用的少數(shù)民族語言文字的資料并不充分，尤其是西夏史部分，對西夏文資料的應用顯然較少；遼、金時期的歷史，亦有類似的問題。做的比較好的是蒙古國和元朝的歷史，作者注意到了從波斯文、阿拉伯文、藏文文獻及歐洲文獻中尋找相關資料。國內(nèi)考古學家近年來對遼、西夏、金、元時期的重要文化遺址進行了系統(tǒng)的發(fā)掘，發(fā)現(xiàn)了許多極有價值的文物。本卷編著者曾多次提到了考古和文物資料的重要性，但是在正文敘述中，使用考古和文物資料明顯薄弱，對社會生活和科技等方面，本卷的重視顯然不夠，幾乎沒有專門的論述，這可以說是一個缺憾。
在翻譯過程中，為了便于讀者閱讀，我們做了以下技術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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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書書目按作者英文名字排序，為便于中國讀者閱讀和檢索，我們將所有西文和日文書目仍按原書排序，保留原文，附以漢文譯名。中文書目則從原書書目中摘出，分編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古籍和史料，按成書時間先后排列；第二部分為近人研究著述，按著者姓氏筆畫排列。各書目錄給以統(tǒng)一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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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書注釋所引書目，大多注明了著作出版機構、時間、地點和論文所載刊物等。為減少重復翻譯，我們在注釋所引書目前均加上該書目的編號，保留作者、篇名、卷號和頁碼等，刪去了著作出版的機構、時間、地點和論文所載刊物。根據(jù)所加書目編號，讀者可以從書目中查到這些內(nèi)容。書目介紹的注釋，則保留著作出版的時間和地點。
?。ㄈυ瓡黠@錯誤之處的處理
本卷有一些明顯的錯誤。有的可能是印刷錯誤，如年代錯誤、數(shù)字錯誤和所引書的卷數(shù)、頁碼錯誤等；有的則是史實理解錯誤。對這些明顯的錯誤，在翻譯中，我們都進行了處理。原書中明顯的印刷錯誤，尤其是數(shù)字印刷錯誤，經(jīng)反復核對后，由譯者直接改正，不另加譯者注。對翻譯過程中發(fā)現(xiàn)的明顯史實錯誤，仍按原文譯出，附譯者注加以說明。
?。ㄋ模┳g名
本卷作者大量使用China和Chinese，這是西方學者的習慣用法，有時指中國和中國人，更多則指中原或專指漢人、漢族，所以必須在翻譯中加以仔細斟酌，選擇合適的譯法。本卷作者用“滿洲”指今天的東北地區(qū)，“蒙古”主要指現(xiàn)在蒙古國的地區(qū)，即中國古代常說的“漠北地區(qū)”，在翻譯中一般改為東北地區(qū)和漠北。本卷作者習慣使用“夏國”或“夏”的稱呼，為避免引起歧義，一律譯為“西夏”。元朝皇帝在本卷中均稱為××汗，譯文完全照譯。其他譯名，采用《劍橋中國史》中文譯本的通例。
本書的翻譯，是從1996年1月開始的，翻譯的分工如下：
第六卷序言、圖表：史衛(wèi)民
導言：馬曉光
第一章：劉曉、史衛(wèi)民
第二章：吳玉貴
第三章：定宜莊
第四章：劉曉、陳煜
第五章：何峻
第六章：史衛(wèi)民
第七章：王湘云
第八章：王湘云
第九章：王湘云
書目介紹：史衛(wèi)民
書目：陳高華、史衛(wèi)民、馬曉光
審校：陳高華、史衛(wèi)民、馬曉光、石曉
地圖：馬曉光、史衛(wèi)民
制圖：朱力雅
我們應該特別感謝蕭啟慶教授，他不僅幫助我們解決了書目中的許多翻譯疑難問題，還審改了第6章的譯稿。陳學霖、陶晉生、陳得芝、楊訥、劉迎勝、耿昇、史金波、白濱、黃振華、李玠奭、堤一昭等先生亦幫助我們訂正了大量的書目譯名，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因為涉及的內(nèi)容復雜，并包含了各種文字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可以說是已經(jīng)出版的《劍橋中國史》各卷中翻譯難度最大的一本。我們雖然得到了許多國內(nèi)外學者的幫助，但還是有一些問題無法解決，留下了少數(shù)疑點，并且很可能出現(xiàn)不少翻譯錯誤，希望批評指正?！秳蛑袊|西夏金元史》是反映90年代以前西方學者研究水平的集大成之作。我們希望該書中文譯本的出版，有助于國內(nèi)學術界的研究工作。
本卷分為9章，遼、西夏、金朝的歷史各設一章；其他6章專述元朝的歷史，另有導言和書目介紹分置前后，全書原文共計864頁。
《劍橋中國史》規(guī)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國史的許多學者的力量，本卷也不例外。導言的作者是本卷的兩位主編，慕尼黑大學名譽教授傅海波和普林斯頓大學名譽教授崔瑞德。前者是著名的遼、金、元史研究專家，著述頗豐，尤長于金史研究，在本卷中還擔任第3章金朝歷史的寫作；后者則多年來從事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亦是《劍橋中國史》秦漢、隋唐、明代等卷的主編，在本卷中還與克勞斯-彼得·蒂茲合寫了第1章遼朝的歷史。第2章西夏史的作者是肯永學院教授鄧如萍，她已發(fā)表過一些有關西夏歷史的論著。特倫頓州立學院教授托馬斯·愛爾森主要研究早期蒙古國的歷史，故撰寫本卷的第4章。第5章的作者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市立學院教授莫里斯·羅沙比，著有《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時代》等著作，所以專寫忽必烈一朝的歷史。第6章的作者蕭啟慶原為新加坡大學教授，現(xiàn)為臺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著有《元代的軍事制度》、《元代史新探》、《蒙元史新研》等著作，此次擔任元中期歷史的寫作，駕輕就熟。堪薩斯大學教授竇德士，主要研究元明思想史和政治史，著有《征服者與儒士》、《儒學與獨裁統(tǒng)治》等著作，在本卷中撰寫第7章元后期的歷史。第8章作者是原在哈佛大學任教、現(xiàn)在米德爾斯伯里學院任教的伊麗莎白·恩迪科特-韋斯特教授，她著有《蒙古在中國的統(tǒng)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等著作，所以專述與元代政府和行政管理的有關問題。普林斯頓大學名譽教授牟復禮研究中國史多年，在本卷中寫作第9章，專門討論元朝統(tǒng)治下的社會問題。如本卷原書序言所說，牟復禮還通讀了本卷全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見。
應該承認，本卷是《劍橋中國史》中難度較大的一卷，因為它所敘述的遼、西夏、金、元四個王朝，都是中國歷史上少數(shù)民族建立的王朝，在研究這些王朝的歷史時，既要面臨許多語言、文字問題，還要深入研究民族關系和國家關系的發(fā)展變化、多元文化的構成及其相互影響、社會風俗的變化等一系列問題。本卷的編著者對這些問題作了許多值得重視的探討。
多元文化的構成及其相互影響，是10—14世紀中國歷史的顯著特征，也是本卷各章的作者反復強調和深入探討的問題，由此構成了本書的一大特點。他們不僅較詳細地論述了在中原文化影響下各王朝統(tǒng)治制度的變化，討論了各族統(tǒng)治者和統(tǒng)治精英對儒學和漢文化的態(tài)度；還重點揭示了契丹人、黨項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的文化在各王朝歷史中所起的作用，各種文化的走向，以及這些文化對中國社會乃至中國文化的影響。此外，來自中亞和歐洲的文化因素，也受到了重視。文化史的研究，尤其是不同文化的比較研究，近年來頗受我國學者的注意，本書在不少方面可資借鑒。
10—14世紀中國境內(nèi)各個國家之間的關系，在本卷中被視為國際關系，宋、遼、西夏、金、元乃至吐蕃、大理之間的通使、通貢和結盟等，均被視為外交關系。眾所周知，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10—14世紀宋、遼、金、西夏、元及吐蕃、大理之間的關系，是國內(nèi)各政權、各民族之間的關系，它們與日本、高麗、東南亞諸國乃至中亞、西亞、歐洲各國的關系，才屬于對外關系。事實上，《劍橋中國史》的其他各卷，也采取了同樣的處理方法，對此我們是難以同意的。
民族的發(fā)展當然是本卷不可能回避的問題，對契丹、黨項、女真和蒙古的來源和發(fā)展，作者都有專門的敘述，但是又不囿于各族族源和具體構成的繁瑣考證，應該說，這是本書值得注意的一個特點。在族源問題上學術界還有不同的看法，理清主要線索，指出不同的學術觀點，給予讀者以清晰的印象，是難能可貴的。
本卷注意人物特征和人物間的關系。對于重要人物，如耶律阿保機、嵬名元昊、阿骨打、成吉思汗、忽必烈等，不但敘述其本人的出身和經(jīng)歷，還很注意他們的文化背景，并能認真分析促使其作出重大決策的各種因素。本卷各章經(jīng)常使用“精英”一詞，用來指幫助最高統(tǒng)治者建國或進行統(tǒng)治的群體。對精英的民族構成、文化背景、社會地位、政治傾向等的分析，在各章中都占有一定的比重。這樣的敘述，不但使政治史的脈絡清晰，而且容易解釋各次政治斗爭的前因后果。在這方面最突出的，是蕭啟慶教授撰寫的第6章。
對于這一時期的社會和經(jīng)濟問題，本卷在遼、西夏、金三章都辟專節(jié)加以討論。盡管第4—7章所述元朝歷史中都涉及了經(jīng)濟和社會問題，本卷還是專設了兩章討論元代的社會問題和經(jīng)濟問題。人口問題也引起了高度重視，盡管資料有限，作者還是盡可能地對10—14世紀人口的發(fā)展做出了估計。這方面的論述不乏精彩之處，當然，還大有可以探討的余地。
與《劍橋中國史》其他卷相同，作者很注意收集以往的研究成果，并且在“書目介紹”中，分別介紹了所寫章節(jié)的主要史料來源和主要研究成果?！皶拷榻B”和所附“書目”，對中國讀者了解國內(nèi)外的研究情況，會有很大的幫助。需要說明的是，本卷各章成稿的時間差距較大，只有少數(shù)作者吸收了本世紀90年代初的成果，大多數(shù)作者使用的是較早的研究成果。特別應該指出的是，近十余年來我國遼、西夏、金、元史研究有很大進步，研究成果很多，但是在本卷中沒有得到足夠的反映，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盡管本卷主編在導言中專門談到了語言問題，特別指出應該注意各種文字資料的使用，但是本卷所用的少數(shù)民族語言文字的資料并不充分，尤其是西夏史部分，對西夏文資料的應用顯然較少；遼、金時期的歷史，亦有類似的問題。做的比較好的是蒙古國和元朝的歷史，作者注意到了從波斯文、阿拉伯文、藏文文獻及歐洲文獻中尋找相關資料。國內(nèi)考古學家近年來對遼、西夏、金、元時期的重要文化遺址進行了系統(tǒng)的發(fā)掘，發(fā)現(xiàn)了許多極有價值的文物。本卷編著者曾多次提到了考古和文物資料的重要性，但是在正文敘述中，使用考古和文物資料明顯薄弱，對社會生活和科技等方面，本卷的重視顯然不夠，幾乎沒有專門的論述，這可以說是一個缺憾。
在翻譯過程中，為了便于讀者閱讀，我們做了以下技術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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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書書目按作者英文名字排序，為便于中國讀者閱讀和檢索，我們將所有西文和日文書目仍按原書排序，保留原文，附以漢文譯名。中文書目則從原書書目中摘出，分編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古籍和史料，按成書時間先后排列；第二部分為近人研究著述，按著者姓氏筆畫排列。各書目錄給以統(tǒng)一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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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書注釋所引書目，大多注明了著作出版機構、時間、地點和論文所載刊物等。為減少重復翻譯，我們在注釋所引書目前均加上該書目的編號，保留作者、篇名、卷號和頁碼等，刪去了著作出版的機構、時間、地點和論文所載刊物。根據(jù)所加書目編號，讀者可以從書目中查到這些內(nèi)容。書目介紹的注釋，則保留著作出版的時間和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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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有一些明顯的錯誤。有的可能是印刷錯誤，如年代錯誤、數(shù)字錯誤和所引書的卷數(shù)、頁碼錯誤等；有的則是史實理解錯誤。對這些明顯的錯誤，在翻譯中，我們都進行了處理。原書中明顯的印刷錯誤，尤其是數(shù)字印刷錯誤，經(jīng)反復核對后，由譯者直接改正，不另加譯者注。對翻譯過程中發(fā)現(xiàn)的明顯史實錯誤，仍按原文譯出，附譯者注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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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作者大量使用China和Chinese，這是西方學者的習慣用法，有時指中國和中國人，更多則指中原或專指漢人、漢族，所以必須在翻譯中加以仔細斟酌，選擇合適的譯法。本卷作者用“滿洲”指今天的東北地區(qū)，“蒙古”主要指現(xiàn)在蒙古國的地區(qū)，即中國古代常說的“漠北地區(qū)”，在翻譯中一般改為東北地區(qū)和漠北。本卷作者習慣使用“夏國”或“夏”的稱呼，為避免引起歧義，一律譯為“西夏”。元朝皇帝在本卷中均稱為××汗，譯文完全照譯。其他譯名，采用《劍橋中國史》中文譯本的通例。
本書的翻譯，是從1996年1月開始的，翻譯的分工如下：
第六卷序言、圖表：史衛(wèi)民
導言：馬曉光
第一章：劉曉、史衛(wèi)民
第二章：吳玉貴
第三章：定宜莊
第四章：劉曉、陳煜
第五章：何峻
第六章：史衛(wèi)民
第七章：王湘云
第八章：王湘云
第九章：王湘云
書目介紹：史衛(wèi)民
書目：陳高華、史衛(wèi)民、馬曉光
審校：陳高華、史衛(wèi)民、馬曉光、石曉
地圖：馬曉光、史衛(wèi)民
制圖：朱力雅
我們應該特別感謝蕭啟慶教授，他不僅幫助我們解決了書目中的許多翻譯疑難問題，還審改了第6章的譯稿。陳學霖、陶晉生、陳得芝、楊訥、劉迎勝、耿昇、史金波、白濱、黃振華、李玠奭、堤一昭等先生亦幫助我們訂正了大量的書目譯名，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因為涉及的內(nèi)容復雜，并包含了各種文字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可以說是已經(jīng)出版的《劍橋中國史》各卷中翻譯難度最大的一本。我們雖然得到了許多國內(nèi)外學者的幫助，但還是有一些問題無法解決，留下了少數(shù)疑點，并且很可能出現(xiàn)不少翻譯錯誤，希望批評指正?！秳蛑袊|西夏金元史》是反映90年代以前西方學者研究水平的集大成之作。我們希望該書中文譯本的出版，有助于國內(nèi)學術界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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