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在我們應該回過頭來，追溯11世紀初年在黨項人中發(fā)生的事件了。1004年，李繼遷的長子阿移繼承了父位，時年21歲。后來他以李德明的名字聞名于世。為了將黨項的勢力向甘州及其以西地區(qū)推進，李德明最初致力于維護與遼、宋間的良好關系。

　　1004年，這位新的黨項統(tǒng)治者得到了遼朝授予的西平王的稱號；到1010年，他的稱號就已經(jīng)上升為“夏國王”——這是他父親曾經(jīng)擁有的稱號。除了常規(guī)的帶有外交性質的貿(mào)易往來——很可能是黨項人每年派遣貢使前往遼廷，在黨項與契丹的關系中，這時開始顯露出了真正的敵對色彩。

　　位于遼西北方的阻卜（韃靼）屬民的叛亂和反抗活動，促使遼廷在1008年、1010年和1026年多次發(fā)兵攻打甘州回鶻，以努力保障其遙遠的邊疆地區(qū)的安定。盡管取得了一些有限的局部勝利，但是遼廷的這些軍事行動可能沒有一次能夠達到預期的效果。與此同時，黨項軍隊也在1008年、1009年、1010年和此后發(fā)兵攻打回鶻。1015年，他們攻克了涼州，但是在次年又被回鶻人打敗并趕到了城外。雖然遼廷和西夏都對甘州發(fā)動了攻勢，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他們采取了協(xié)同行動的立場。就控制河西及其貿(mào)易通道而言，遼廷和西夏實際上處在敵對的立場。對于遼廷來說，控制河西的重要性只是限于邊緣地區(qū)；而對于黨項政權而言，控制河西則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1］

　　1006年，遼廷接待了河西另一主要政權的使臣，這是一個以沙州（今敦煌）為中心成立的政權，沙州統(tǒng)治者曹宗壽同時還曾向宋和遼請求官職。曹宗壽的繼承人是曹賢順，他是最后一位見于記載的沙州曹氏的統(tǒng)治者。1014年，當曹賢順繼位時，他也是同時與兩個朝廷保持聯(lián)系的。大約就在這時，沙州統(tǒng)治者開始自稱為沙州回鶻，而后來到了1041—1042年間，又自稱為沙州北庭汗國。以上事實為這樣一種推測提供了證據(jù)，即在甘州回鶻被征服之前，他們曾經(jīng)兼并了沙州。這一時期曾有許多甘州回鶻移居沙州，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更大的可能性是，來自天山地區(qū)的回鶻人在11世紀20年代初占據(jù)了沙州。鑒于吐魯番的西部回鶻與契丹間久已存在的密切關系，對于黨項人在這一地區(qū)的野心而言，沙州回鶻政權的存在顯然是一個巨大的障礙；而對遼來說，沙州回鶻的存在則使他們處于十分有利的地位。而在事實上，沙州也確實在幾十年的時間里一直頑強地抵制了黨項的吞并。［2］

　　到11世紀50年代，遼廷才開始謀求與青海的吐蕃人發(fā)展關系，而李立遵則顯然曾尋求過遼廷的幫助卻毫無結果。1018年，李立遵曾要求允許他派遣貢使假道西夏前往遼廷，但是在有關文獻中并沒有發(fā)現(xiàn)類似使臣到達遼廷的記載，這很可能是由于西夏的反對而未能成行。由于西夏拒絕了李立遵的請求，遼帝托言狩獵，率領軍隊深入到西夏境內(nèi)劫掠。李德明擊退了遼軍，作為補償，遼在次年遣使“賚玉冊金印，冊（李德明）為尚書令，大西夏王”。［3］ 雖然其中的細節(jié)并不十分清楚，但是這件事暗示黨項與遼朝之間的關系這時已經(jīng)瀕于破裂。此后，李德明努力緩和雙方的關系，并在1031年遼朝新皇帝興宗繼位時，使他的兒子和繼承人李元昊做了契丹皇室的附馬。

　　1004—1005年，宋、遼之間澶淵和約的締結以及此后出現(xiàn)的緩和局面，為李德明與宋朝間的談判營造了非常有利的氛圍。很可能是為了觀望宋、遼和談的后果，李德明盡量拖延了與宋朝的第一次接觸。盡管存在著無法解決的分歧，但是雙方都迫切希望達成和約。在宋真宗最初提出的要求中，包括西夏歸還靈州和向宋朝稱臣納質（這在黨項的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而李德明則對這些條款持反對態(tài)度。但是雙方最終還是達成了妥協(xié)方案，允許李德明保持1006年擁有的定難軍節(jié)度使和西平王的稱號，而宋朝則提供絹、錢、茶等物，并在每年捐贈冬衣。這樣一來，就建立了西夏對宋朝的形式上的朝貢關系，而宋朝則承認黨項統(tǒng)治者事實上的君主地位。在李德明統(tǒng)治期間，他一直迫使宋朝在貿(mào)易上做出巨大的讓步，但是在爭取越境銷售黨項鹽方面卻沒有獲得多少成功。最早的官市（榷場）是1007年在保安軍轄區(qū)（今陜西志丹縣）開設的，后來在1026年，又同意在山西北部的并州（今太原）和代州（今代縣）設立了私市（和市）。

　　這時，因為宋朝皇帝正致力于保持沿邊境地區(qū)的和平，小規(guī)模的邊境沖突、繁榮的食鹽銷售以及其他一些非法的貿(mào)易活動等，都不足以削弱李德明在與宋朝皇帝交往中所處的優(yōu)勢地位。黨項的使臣享有充分的貿(mào)易特權，他們大批涌入宋都開封，使西夏君主具有了一個穩(wěn)定的、獲取豐厚禮物的渠道，黨項因此也變得更加繁盛富足。1020年，在靈州西北、黃河對岸靠近懷遠鎮(zhèn)的地方建造了新的西夏都城，新都被命名為興州（1033年改名為興慶府）。新的政權中心地處于阿拉善與黃河之間，具有非常重要的戰(zhàn)略地位——阿拉善保衛(wèi)著它的后方安全，而黃河則形成了東、西兩翼的屏障。到12世紀初年，夏都通常又被稱為“中興”，很可能這是其黨項名的漢文同義詞，蒙古語“Erighaya”，可能也是由都城的黨項名衍生出來的，用來指寧夏地區(qū)的一個名稱。①

　　在李德明晚年，他的長子李元昊統(tǒng)率著河西的黨項軍隊，并贏得了作為一名武士和戰(zhàn)略家的美譽，在不少史料中，都記述了這對父子間的一段未經(jīng)證實的對話。在談話中，年輕的王子對李德明向宋朝的卑躬屈膝行為和貪戀由邊境貿(mào)易得到的漢地產(chǎn)品的態(tài)度提出了批評。他相信，父親的政策削弱了黨項社會和經(jīng)濟的基礎游牧，從而對黨項的文化價值，毫無疑問，也對其武力優(yōu)勢構成了威脅。李元昊還特別譴責了李德明實行貿(mào)易代理人的做法，認為他們在宋朝市場上沒能得到賺錢生意。［4］ 1028年左右，隨著甘州的陷落，黨項開始了征服河西的活動，對河西的征服主要是由李元昊完成的。由北方農(nóng)耕邊緣地區(qū)進一步向南擴張顯然是不可能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征服河西可以看作是黨項向西方擴張，并從而鞏固西夏社會游牧基礎的一場運動。

　　李元昊后來實行的政策，顯然是要明確和保持黨項政權獨特的文化面貌，目前還沒有證據(jù)表明李德明對他的兒子繼承王位持反對態(tài)度，但是正如后來發(fā)生的激烈的宮廷陰謀所揭示的那樣，李元昊的野心在當時曾引起過爭論和關注。

　?。?］ [223]巖崎力：《西涼府政權的滅亡與宗哥族的發(fā)展》，第79—80頁；[356]岡崎精郎：《黨項古代史》，第239—289頁。

　?。?］ [644]《宋史》，卷490，第14123—14124頁；[295]前田正名：《河西歷史地理學研究》，第560—570頁；[317]森安孝夫：《畏兀兒與敦煌》，第331—335頁。

　?。?］ [645]《遼史》，卷16，第183頁；[644]《宋史》，卷485，第13991—13992頁。

　?。?］ [644]《宋史》，卷485，第13993頁；[575]蘇軾：《東坡志林》，卷3，第5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