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9年整個冬天忽必烈的軍隊堅持對南宋作戰(zhàn)。他們首先渡過長江，接著圍攻堅固設防的鄂州城。這場戰(zhàn)役的勝利將支撐忽必烈在蒙古帝國中的聲譽，而該城的宋朝保衛(wèi)者誓死不投降。但是，南宋丞相賈似道希望媾和。他派出一位使者答應每年向忽必烈進貢銀兩絲帛，所要求的回報是保證把長江維持為他們的共同邊界。忽必烈的儒士幕僚趙璧對此事的評論是：“今已渡江，是言何益！”［1］ 忽必烈企望勝利。
接踵而來的危機挽救了宋朝。蒙哥死后阿里不哥立即調動軍隊并且和有影響的蒙古顯貴結盟。1260年初，阿里不哥的一個盟友向開平城進軍。丈夫出征期間堅守在后方的察必立即派出一位使者將他弟弟的計劃和行動通知忽必烈。忽必烈必須放棄對鄂州的圍攻，向北回軍迎擊阿里不哥。忽必烈從鄂州撤出大部分軍隊，只留下一支象征性的軍隊保衛(wèi)已占領的地區(qū)。［2］ 賈似道利用忽必烈的突然撤軍命令向蒙古的這支小部隊發(fā)動進攻，并且迅速擊敗蒙古軍，收復了宋朝領土。賈似道興高采烈地把這場小規(guī)模交戰(zhàn)吹噓為巨大的勝利，錯誤地引導宋廷拒絕與蒙古和解。
此時忽必烈正在回兵并于1260年春天抵達開平。《元史》說許多宗王“請求”忽必烈繼承汗位。在三次正式“拒絕”之后，忽必烈答應他們的請求，在5月5日倉促召集的一次忽鄰勒臺上被選舉為大汗。因為大部分蒙古貴族沒有出席這次會議，忽必烈的選舉受到異議。例如，一個月之內，阿里不哥在蒙古舊都和林宣布為爭位的大汗。在三個其余的主要汗國中，阿里不哥可以得到斡羅斯的欽察汗國和中亞的察合臺汗國兩個汗國的支持。忽必烈惟一的支持者是他的弟弟旭烈兀，而旭烈兀本人在中東正面臨著對他的權威的嚴重危脅。在返回蒙古的途中，旭烈兀獲悉埃及馬木魯克朝統(tǒng)治者于1260年9月在敘利亞的愛音扎魯特擊敗了他的軍隊。［3］ 另外，欽察汗國為試圖把他從沿著斡羅斯—波斯邊界的阿哲兒拜占驅逐出去已向他宣戰(zhàn)。旭烈兀的注意力被牽制到別的地方，從而在皇位繼承的斗爭中對忽必烈的幫助是很小的。
為了得到支持，忽必烈不得不依靠漢地的資源和漢人臣民。他發(fā)布了一份由他的儒士幕僚王鶚起草的詔書，［4］ 承認對于統(tǒng)治中國光靠蒙古軍事技能是不夠的，為了統(tǒng)一中國需要一位仁義的和按照先人傳統(tǒng)進行統(tǒng)治的賢人，并且暗示他正是這樣的人。他還提出減少百姓的賦稅和徭役負擔。［5］ 在發(fā)布這份詔書幾天后忽必烈采用了漢制年號“中統(tǒng)”，［6］ 盡管他還沒有為他的王朝采用一個漢文國號。他設立的政府機構中書省和宣慰使司類似于傳統(tǒng)的中國機構。事實上，忽必烈希望向所有的漢人示意——他想采納典型中國統(tǒng)治者的服飾和風格。但是南宋的漢人不接受這種讓步。他們把忽必烈派來對雙方沖突進行外交協(xié)商的使者郝經扣押起來。1260年郝經被投入牢中，一直關押到70年代忽必烈成功地發(fā)動對南宋的軍事征戰(zhàn)為止。
忽必烈自己可以利用中國北方的資源，并且利用占據(jù)中原的優(yōu)勢封鎖向阿里不可提供的物資供應。以和林為基地，阿里不哥需要輸入大部分糧食，忽必烈決心切斷他弟弟的供應線。甘肅、東北以及更西的畏兀兒是由忽必烈的盟友控制的。阿里不哥供給的主要來源是以中亞為基地的察合臺汗阿魯忽。起初阿魯忽支持阿里不哥爭奪帝位，但是對稅收及分配掠奪品的爭執(zhí)使他們反目。因此，1262年以后，阿里不哥沒有可依賴的盟友以及可靠的供應來源。對他來說，放棄帝位爭奪只是時間問題。在幾次小沖突之后，1263年阿里不哥向忽必烈投降。對忽必烈足夠有利的是，幾年后阿里不哥在被監(jiān)管中死去，使人懷疑他是被毒死的。盡管阿里不哥死了，忽必烈的權力仍然面臨著其他威脅。在把自己扮演成為蒙古帝國（見地圖30）的大汗的努力中，忽必烈仍然擺脫不了對他即位的合法性的懷疑。［7］
同樣，接受忽必烈為中國的皇帝也是脆弱的，出現(xiàn)了幾位權力的競爭者。他的第一個對手是山東益都的李璮。漢文史料描述
李璮是一個“反叛的逆臣”，因為他最終倒戈反對忽必烈。從而，他被看成為是一位反叛而不是一位獻身建立中國王朝的忠臣。撇開不談這種錯誤的表述，李璮的確對忽必烈自稱為中國皇帝構成了直接威脅。早期，在對宋朝的戰(zhàn)爭中李璮和蒙哥合作并且襲擊過幾座濱海城鎮(zhèn)。當忽必烈1260年登上中國皇位時，看來沒有理由懷疑李璮對蒙古的忠誠。另外，李璮是王文統(tǒng)的女婿，而王文統(tǒng)剛被忽必烈任命為中書省的平章政事，這是政府里最有影響的官職之一。
1260年和1261年，忽必烈送給李璮金銀，作為對宋戰(zhàn)爭的費用。但在1261年下半年，李璮準備和忽必烈決裂并且實行與南宋的一項和約。由于可以從山東貯藏的鹽和銅得到巨大財富，李璮擁有向蒙古統(tǒng)治發(fā)起重要挑戰(zhàn)所需的資源。他可能已經得到宋朝給予支持的保證并且必然認為和南宋的貿易以及其他經濟關系要比與蒙古的友好關系更有實利。另外，在種族上作為一個漢人，他可能具有忠于宋朝的感情。不論出于什么動機，1262年2月22日他背叛了他過去認可的君主。忽必烈立即對此作出反應，派出幾支最信任的軍隊來對付這位麻煩的漢人領導人。忽必烈的兩位主要將領史天澤和史樞以及儒士幕僚趙璧前去粉碎李璮的反叛軍隊。數(shù)量上的優(yōu)勢在幾個月之內就顯示出來，8月初李璮被擊敗并被抓獲。朝廷的士兵按通常為貴族施行的處死方法，把李璮放在一個袋中用他們的馬把他踩死。他的岳父王文統(tǒng)在此之后很快也被處死，并且為了對王文統(tǒng)受到的懲罰提供法律根據(jù)，公開宣布了王文統(tǒng)在叛亂中的造反及“叛跡”。［8］
李璮的反叛在忽必烈的統(tǒng)治中是一個轉折點，因為它增加了忽必烈對漢人的猜疑。在一個重要經濟地區(qū)發(fā)生的由一位重要的漢人領導的并且得到一位受信任的最高層漢人顯貴隱蔽支持的叛亂肯定會對忽必烈產生影響。從這個時刻開始，他自然地對僅僅依賴他的漢人助手統(tǒng)治中國產生懷疑，作為替代他從非漢人幕僚中尋求協(xié)助。即使在他成為大汗和中國皇帝之前，忽必烈已經召募出身于不同種族的幕僚。但是，李璮的背叛引起更大的對依賴漢人的懷疑，忽必烈更強烈地意識到需要非漢人的幕僚和官吏。
他的妻子察必支持統(tǒng)治上的這種努力。察必渴望成為有權力的皇后，而不僅僅是一個部落首領的妻子。［9］ 她對不同背景的尤其是吐蕃背景的官吏的庇護也補充了忽必烈的政策。然而，他們兩人仍意識到他們的大部分臣民是漢人，從而容納某些漢人價值觀念和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忽必烈早期實行的行政制度意在吸引漢人的支持并且反映蒙古人的利益。但是，和以前的中國朝代不同，忽必烈新設計的政府不實行科舉。這種需要對孔子學說進行反復學習和探討的考試從7世紀起為中國的各朝代提供了許多官員，并且被北方的遼、金所采納。但是，忽必烈不急于把自己囿于由漢人思想熏陶出的幕僚和官員的圈子之內。此外，他想擁有任命自己官員的權力。不過他所建立的制度應該是他的漢人臣民所熟悉的。
傳統(tǒng)的中國政府機構中書省負責大部分行政事務，如接收呈交給皇帝的奏章以及制定法律。中書省的負責人在主要的政治決策上和忽必烈商量，然后由左丞相和右丞相監(jiān)督的六部執(zhí)行。②樞密院負責軍事事務，御史臺監(jiān)察全國官吏的行為并且向皇帝呈寫報告。盡管中央事務的大部分框架類似于更早的中國各朝代，但地方控制系統(tǒng)是不同的。中國分成行省，各省由行中書省丞相管理。皇帝還指定蒙古人或中亞人為專門代表（達魯花赤）檢查各省官員及各省180路地方官吏的活動。
忽必烈的政治制度明顯地不同于以前中國各朝代的政治制度。首先，他把居民分成為三個種族。蒙古人占據(jù)最重要的位置，然后是稱為色目人的西亞和中亞人。稱為漢人的中國北方居民最初構成最低的階層，而在征服中國南部之后稱為南人的南方漢人變?yōu)樽畹偷碾A層并且排除在一些最重要的文職之外。忽必烈認識到如果想避免被人口多得多的漢人（數(shù)量上至少是30比1）所吞沒，蒙古人必須擁有控制權。概括地說，比起以前的中國各朝代對控制的強調要更多。
忽必烈關心的是官員（其中不少人不是蒙古人）保持忠心、誠實和廉潔?！懊晒诺谋O(jiān)察系統(tǒng)……要比任何一個前朝的系統(tǒng)更為滲透得多，并且它與中央集權緊密聯(lián)系的程度在中國的監(jiān)察史上是前所未有的。”［10］ 忽必烈尋求保持官員的忠誠同時防止他們?yōu)E用職權。受賄的官吏、在履行職權時缺乏熱情的官吏或者向他們的臣民過分征括的官員受到嚴厲的懲罰。同時忽必烈需要新的制度來控制和保持蒙古人的統(tǒng)治地位。從窩闊臺的時代開始，許多蒙古貴族得到封地的賞賜，在他們自己的封地里他們認為自己是至高至上的并且?guī)缀醪辉试S干預。忽必烈必須使這些封地得到中央政府的監(jiān)控，堅持使這些統(tǒng)治者必須遵守他的政府制定的法律和制度。另外，他期望由他而不是封地的擁有者來征收賦稅和征募國家的軍隊。
最近的研究提出忽必烈在控制上的努力是徒勞的。一位學者寫道：“由于在任命重要官員時常常破例……中央政府在全帝國范圍內的行政事務的參與上頂多是短暫的并且僅限于非常有限的活動。”［11］ 按照這個觀點，中書省的作用只在忽必烈的舊分地和首都周圍是有效的，對于地方事務的控制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樣遍及各地。同樣，他對地方官員和封地領主的控制也是有限的。在他的統(tǒng)治期間，他赦免過腐敗的和頑固對抗的官吏，這表明在推行自己的法律時他不時受到挫折。然而這些失敗不應該夸大，因為在60年代的前幾年忽必烈已經建立看上去切實可行的對中國的行政管理。這種行政管理對于漢人是熟悉的，但它和以前的中國體制相比又有相當?shù)牟煌?，以便容納忽必烈和蒙古人的價值觀念和體制以及他們更大的控制臣民的需求。
?。?］ [117]傅海波：《賈似道（1213—1275年）：宋末權臣》，第227頁。
?。?］ [653]《元史》，卷4，第62—63頁。
?。?］ [285]波拿德·路易士：《埃及與敘利亞》，第212—213頁。
?。?］ 見[52]陳學霖：《王鶚（1190—1273年）》。
?。?］ 詔書全文，見[653]《元史》，卷4，第64—65頁。
?。?］ 見[426]羅沙比：《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時代》，第245頁注12。
［7］ 關于忽必烈為取得繼位合法性所做的努力，見[126]傅海波：《從部落領袖到至高無上的皇帝和神：元代的正統(tǒng)觀念》，第25—52頁。
［8］ 關于李璮叛亂的研究成果，有[368]愛宕松男：《李璮之亂及其政治意義：蒙古統(tǒng)治下漢地封建制向州縣制的轉化》；[743]孫克寬：《元初李璮事變的分析》。
［9］ [653]《元史》，卷114，第2871頁。[66]柯立夫：《中的察必皇后傳》。
?。?0］ [201]賀凱：《明代中國的監(jiān)察制度》，第27頁。
［11］ [110]戴維·法夸爾：《元代政府的結構與職能》，第51頁。
接踵而來的危機挽救了宋朝。蒙哥死后阿里不哥立即調動軍隊并且和有影響的蒙古顯貴結盟。1260年初，阿里不哥的一個盟友向開平城進軍。丈夫出征期間堅守在后方的察必立即派出一位使者將他弟弟的計劃和行動通知忽必烈。忽必烈必須放棄對鄂州的圍攻，向北回軍迎擊阿里不哥。忽必烈從鄂州撤出大部分軍隊，只留下一支象征性的軍隊保衛(wèi)已占領的地區(qū)。［2］ 賈似道利用忽必烈的突然撤軍命令向蒙古的這支小部隊發(fā)動進攻，并且迅速擊敗蒙古軍，收復了宋朝領土。賈似道興高采烈地把這場小規(guī)模交戰(zhàn)吹噓為巨大的勝利，錯誤地引導宋廷拒絕與蒙古和解。
此時忽必烈正在回兵并于1260年春天抵達開平。《元史》說許多宗王“請求”忽必烈繼承汗位。在三次正式“拒絕”之后，忽必烈答應他們的請求，在5月5日倉促召集的一次忽鄰勒臺上被選舉為大汗。因為大部分蒙古貴族沒有出席這次會議，忽必烈的選舉受到異議。例如，一個月之內，阿里不哥在蒙古舊都和林宣布為爭位的大汗。在三個其余的主要汗國中，阿里不哥可以得到斡羅斯的欽察汗國和中亞的察合臺汗國兩個汗國的支持。忽必烈惟一的支持者是他的弟弟旭烈兀，而旭烈兀本人在中東正面臨著對他的權威的嚴重危脅。在返回蒙古的途中，旭烈兀獲悉埃及馬木魯克朝統(tǒng)治者于1260年9月在敘利亞的愛音扎魯特擊敗了他的軍隊。［3］ 另外，欽察汗國為試圖把他從沿著斡羅斯—波斯邊界的阿哲兒拜占驅逐出去已向他宣戰(zhàn)。旭烈兀的注意力被牽制到別的地方，從而在皇位繼承的斗爭中對忽必烈的幫助是很小的。
為了得到支持，忽必烈不得不依靠漢地的資源和漢人臣民。他發(fā)布了一份由他的儒士幕僚王鶚起草的詔書，［4］ 承認對于統(tǒng)治中國光靠蒙古軍事技能是不夠的，為了統(tǒng)一中國需要一位仁義的和按照先人傳統(tǒng)進行統(tǒng)治的賢人，并且暗示他正是這樣的人。他還提出減少百姓的賦稅和徭役負擔。［5］ 在發(fā)布這份詔書幾天后忽必烈采用了漢制年號“中統(tǒng)”，［6］ 盡管他還沒有為他的王朝采用一個漢文國號。他設立的政府機構中書省和宣慰使司類似于傳統(tǒng)的中國機構。事實上，忽必烈希望向所有的漢人示意——他想采納典型中國統(tǒng)治者的服飾和風格。但是南宋的漢人不接受這種讓步。他們把忽必烈派來對雙方沖突進行外交協(xié)商的使者郝經扣押起來。1260年郝經被投入牢中，一直關押到70年代忽必烈成功地發(fā)動對南宋的軍事征戰(zhàn)為止。
忽必烈自己可以利用中國北方的資源，并且利用占據(jù)中原的優(yōu)勢封鎖向阿里不可提供的物資供應。以和林為基地，阿里不哥需要輸入大部分糧食，忽必烈決心切斷他弟弟的供應線。甘肅、東北以及更西的畏兀兒是由忽必烈的盟友控制的。阿里不哥供給的主要來源是以中亞為基地的察合臺汗阿魯忽。起初阿魯忽支持阿里不哥爭奪帝位，但是對稅收及分配掠奪品的爭執(zhí)使他們反目。因此，1262年以后，阿里不哥沒有可依賴的盟友以及可靠的供應來源。對他來說，放棄帝位爭奪只是時間問題。在幾次小沖突之后，1263年阿里不哥向忽必烈投降。對忽必烈足夠有利的是，幾年后阿里不哥在被監(jiān)管中死去，使人懷疑他是被毒死的。盡管阿里不哥死了，忽必烈的權力仍然面臨著其他威脅。在把自己扮演成為蒙古帝國（見地圖30）的大汗的努力中，忽必烈仍然擺脫不了對他即位的合法性的懷疑。［7］
同樣，接受忽必烈為中國的皇帝也是脆弱的，出現(xiàn)了幾位權力的競爭者。他的第一個對手是山東益都的李璮。漢文史料描述
李璮是一個“反叛的逆臣”，因為他最終倒戈反對忽必烈。從而，他被看成為是一位反叛而不是一位獻身建立中國王朝的忠臣。撇開不談這種錯誤的表述，李璮的確對忽必烈自稱為中國皇帝構成了直接威脅。早期，在對宋朝的戰(zhàn)爭中李璮和蒙哥合作并且襲擊過幾座濱海城鎮(zhèn)。當忽必烈1260年登上中國皇位時，看來沒有理由懷疑李璮對蒙古的忠誠。另外，李璮是王文統(tǒng)的女婿，而王文統(tǒng)剛被忽必烈任命為中書省的平章政事，這是政府里最有影響的官職之一。
1260年和1261年，忽必烈送給李璮金銀，作為對宋戰(zhàn)爭的費用。但在1261年下半年，李璮準備和忽必烈決裂并且實行與南宋的一項和約。由于可以從山東貯藏的鹽和銅得到巨大財富，李璮擁有向蒙古統(tǒng)治發(fā)起重要挑戰(zhàn)所需的資源。他可能已經得到宋朝給予支持的保證并且必然認為和南宋的貿易以及其他經濟關系要比與蒙古的友好關系更有實利。另外，在種族上作為一個漢人，他可能具有忠于宋朝的感情。不論出于什么動機，1262年2月22日他背叛了他過去認可的君主。忽必烈立即對此作出反應，派出幾支最信任的軍隊來對付這位麻煩的漢人領導人。忽必烈的兩位主要將領史天澤和史樞以及儒士幕僚趙璧前去粉碎李璮的反叛軍隊。數(shù)量上的優(yōu)勢在幾個月之內就顯示出來，8月初李璮被擊敗并被抓獲。朝廷的士兵按通常為貴族施行的處死方法，把李璮放在一個袋中用他們的馬把他踩死。他的岳父王文統(tǒng)在此之后很快也被處死，并且為了對王文統(tǒng)受到的懲罰提供法律根據(jù)，公開宣布了王文統(tǒng)在叛亂中的造反及“叛跡”。［8］
李璮的反叛在忽必烈的統(tǒng)治中是一個轉折點，因為它增加了忽必烈對漢人的猜疑。在一個重要經濟地區(qū)發(fā)生的由一位重要的漢人領導的并且得到一位受信任的最高層漢人顯貴隱蔽支持的叛亂肯定會對忽必烈產生影響。從這個時刻開始，他自然地對僅僅依賴他的漢人助手統(tǒng)治中國產生懷疑，作為替代他從非漢人幕僚中尋求協(xié)助。即使在他成為大汗和中國皇帝之前，忽必烈已經召募出身于不同種族的幕僚。但是，李璮的背叛引起更大的對依賴漢人的懷疑，忽必烈更強烈地意識到需要非漢人的幕僚和官吏。
他的妻子察必支持統(tǒng)治上的這種努力。察必渴望成為有權力的皇后，而不僅僅是一個部落首領的妻子。［9］ 她對不同背景的尤其是吐蕃背景的官吏的庇護也補充了忽必烈的政策。然而，他們兩人仍意識到他們的大部分臣民是漢人，從而容納某些漢人價值觀念和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忽必烈早期實行的行政制度意在吸引漢人的支持并且反映蒙古人的利益。但是，和以前的中國朝代不同，忽必烈新設計的政府不實行科舉。這種需要對孔子學說進行反復學習和探討的考試從7世紀起為中國的各朝代提供了許多官員，并且被北方的遼、金所采納。但是，忽必烈不急于把自己囿于由漢人思想熏陶出的幕僚和官員的圈子之內。此外，他想擁有任命自己官員的權力。不過他所建立的制度應該是他的漢人臣民所熟悉的。
傳統(tǒng)的中國政府機構中書省負責大部分行政事務，如接收呈交給皇帝的奏章以及制定法律。中書省的負責人在主要的政治決策上和忽必烈商量，然后由左丞相和右丞相監(jiān)督的六部執(zhí)行。②樞密院負責軍事事務，御史臺監(jiān)察全國官吏的行為并且向皇帝呈寫報告。盡管中央事務的大部分框架類似于更早的中國各朝代，但地方控制系統(tǒng)是不同的。中國分成行省，各省由行中書省丞相管理。皇帝還指定蒙古人或中亞人為專門代表（達魯花赤）檢查各省官員及各省180路地方官吏的活動。
忽必烈的政治制度明顯地不同于以前中國各朝代的政治制度。首先，他把居民分成為三個種族。蒙古人占據(jù)最重要的位置，然后是稱為色目人的西亞和中亞人。稱為漢人的中國北方居民最初構成最低的階層，而在征服中國南部之后稱為南人的南方漢人變?yōu)樽畹偷碾A層并且排除在一些最重要的文職之外。忽必烈認識到如果想避免被人口多得多的漢人（數(shù)量上至少是30比1）所吞沒，蒙古人必須擁有控制權。概括地說，比起以前的中國各朝代對控制的強調要更多。
忽必烈關心的是官員（其中不少人不是蒙古人）保持忠心、誠實和廉潔?！懊晒诺谋O(jiān)察系統(tǒng)……要比任何一個前朝的系統(tǒng)更為滲透得多，并且它與中央集權緊密聯(lián)系的程度在中國的監(jiān)察史上是前所未有的。”［10］ 忽必烈尋求保持官員的忠誠同時防止他們?yōu)E用職權。受賄的官吏、在履行職權時缺乏熱情的官吏或者向他們的臣民過分征括的官員受到嚴厲的懲罰。同時忽必烈需要新的制度來控制和保持蒙古人的統(tǒng)治地位。從窩闊臺的時代開始，許多蒙古貴族得到封地的賞賜，在他們自己的封地里他們認為自己是至高至上的并且?guī)缀醪辉试S干預。忽必烈必須使這些封地得到中央政府的監(jiān)控，堅持使這些統(tǒng)治者必須遵守他的政府制定的法律和制度。另外，他期望由他而不是封地的擁有者來征收賦稅和征募國家的軍隊。
最近的研究提出忽必烈在控制上的努力是徒勞的。一位學者寫道：“由于在任命重要官員時常常破例……中央政府在全帝國范圍內的行政事務的參與上頂多是短暫的并且僅限于非常有限的活動。”［11］ 按照這個觀點，中書省的作用只在忽必烈的舊分地和首都周圍是有效的，對于地方事務的控制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樣遍及各地。同樣，他對地方官員和封地領主的控制也是有限的。在他的統(tǒng)治期間，他赦免過腐敗的和頑固對抗的官吏，這表明在推行自己的法律時他不時受到挫折。然而這些失敗不應該夸大，因為在60年代的前幾年忽必烈已經建立看上去切實可行的對中國的行政管理。這種行政管理對于漢人是熟悉的，但它和以前的中國體制相比又有相當?shù)牟煌?，以便容納忽必烈和蒙古人的價值觀念和體制以及他們更大的控制臣民的需求。
?。?］ [117]傅海波：《賈似道（1213—1275年）：宋末權臣》，第227頁。
?。?］ [653]《元史》，卷4，第62—63頁。
?。?］ [285]波拿德·路易士：《埃及與敘利亞》，第212—213頁。
?。?］ 見[52]陳學霖：《王鶚（1190—1273年）》。
?。?］ 詔書全文，見[653]《元史》，卷4，第64—65頁。
?。?］ 見[426]羅沙比：《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時代》，第245頁注12。
［7］ 關于忽必烈為取得繼位合法性所做的努力，見[126]傅海波：《從部落領袖到至高無上的皇帝和神：元代的正統(tǒng)觀念》，第25—52頁。
［8］ 關于李璮叛亂的研究成果，有[368]愛宕松男：《李璮之亂及其政治意義：蒙古統(tǒng)治下漢地封建制向州縣制的轉化》；[743]孫克寬：《元初李璮事變的分析》。
［9］ [653]《元史》，卷114，第2871頁。[66]柯立夫：《中的察必皇后傳》。
?。?0］ [201]賀凱：《明代中國的監(jiān)察制度》，第27頁。
［11］ [110]戴維·法夸爾：《元代政府的結構與職能》，第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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