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南戰(zhàn)役凱旋回到他的分地之后，忽必烈開始把注意力集中到他的分地的行政管理之上。依靠儒士幕僚的支持和協(xié)助，他發(fā)展農業(yè)、發(fā)行紙幣鼓勵貿易并且征收賦稅?？偠灾姆值丶确€(wěn)定而富庶，使得忽必烈得以考慮長期規(guī)劃。他在嘗試中，要求一位名叫劉秉忠的佛教僧人給予指導，劉秉忠是海云介紹給忽必烈的一位著名詩人、書法家、畫家、術數家和天文學家。［1］ 劉秉忠勸說忽必烈培養(yǎng)、保護和使用被他描述為國家財富的儒士。他還督促這位蒙古宗王開辦訓練儒士的學校，恢復傳統(tǒng)的科舉考試并重新引入古代中國的禮樂制度。最后，他建議為忽必烈的漢地臣民制定不過分沉重的稅收和軍事義務。除了沒有恢復科舉之外忽必烈批準了所有的建議。他不希望全部使用漢人幕僚，或者至少不希望全部使用講漢語的幕僚和官員。

　　劉秉忠和忽必烈之間最重要的合作可能是在這位蒙古宗王的農耕世界的新分地內建設一座都城。1256年，他們在灤河以北后來屬內蒙古清代城鎮(zhèn)多倫諾爾以西36里處選擇了一個地點。這個地點夏天的氣候比中原北部涼爽，四面環(huán)山，水源豐富，足以供應中等規(guī)模的城市。它靠近漢人農業(yè)邊緣地區(qū)和蒙古人牧場的邊線，距北京約有十天的旅程。［2］ 這樣，傳統(tǒng)的蒙古人就不能指責忽必烈放棄傳統(tǒng)而站在漢人一邊。然而，忽必烈已對他周圍的漢地臣民發(fā)出了變革信號。

　　對忽必烈的定居臣民發(fā)出的另一個信號是名為開平的新城，開平以中國過去的都城為模型。許多建筑的布局基于中國古書《易經》的規(guī)定。城分為三個區(qū)。外城為方形，由12至18英尺高的土墻包圍。大部分居民居住在這個區(qū)域里的土房和木房里，外城還有幾座佛寺。第二個區(qū)是內城，容納忽必烈和他的扈從。高10至16英尺的磚墻包圍著內城。建筑在土臺上的皇宮大安閣是這個部分的最重要的中心。在宮殿內，“大殿、房屋和走廊全部貼金并且油漆得富麗堂皇。宮中的繪畫、肖像、鳥樹花草等等美妙精巧，使人愉快和驚奇”。［3］ 在內城中還分布著許多其他殿堂和官府。開平城的最后一部分是外城北面的獵場，由草地、樹林和河流組成。獵場中馴養(yǎng)著供忽必烈打獵的各式各樣的動物，尤其是鹿。園中還飼養(yǎng)著白牝馬和母牛，它們所產的奶，除了大汗和他的后裔之外，誰都不準飲用。［4］

　　目睹忽必烈分地中的這些發(fā)展，蒙哥必然會對他的弟弟與其漢人臣民的認同不安。蒙哥的大臣們也指責忽必烈避開傳統(tǒng)的蒙古法律采用漢人的法律統(tǒng)治他的分地。1257年蒙哥派出兩位親信大臣調查忽必烈分地的狀況，揭露出他們聲稱的大量違法和越權行動后，他們逮捕和處死了幾位高級官員。［5］ 不過清洗未殃及忽必烈。幾個月之后，蒙哥面臨兩個關鍵問題，并且感覺到要解決這兩個問題，忽必烈的協(xié)助非常寶貴。第一個問題是已經上升到猛烈的械斗并且破壞廟宇道觀的佛教和道教之間的宗教沖突。第二個問題是征服比中原最富裕地區(qū)更為富庶的江南地區(qū)。忽必烈和他的漢人謀士可以幫助蒙哥解決儒道之間的爭端并且同時幫助他得到中原漢人的忠誠。因此蒙哥在1258年上半年安排了和他弟弟的一次會面，他們兩人重歸舊好。事實上，他們都需要對方。

　　這次會見后不久，忽必烈召集300位佛教僧侶、200位道士以及200位儒士和朝廷官員對有爭執(zhí)的問題進行辯論。他要對這兩個宗教團體的論戰(zhàn)主張進行裁決。道教和佛教都追求“惟我獨尊”并且都期待著非宗教權威的支持。辯論的焦點是所謂“化胡”理論（野蠻人的皈依），道教徒堅持認為老子曾離開中國到西域去，在西域老子把自己變換成佛祖并且開始傳播佛教學說。他們暗示佛教只不過是老子發(fā)展的道教中的一種簡單的庸俗化形式，以便吸引比較落后的印度人。道教的辯護者依據兩本古書《化胡經》和《八十一化圖》中所找到的證據。［6］ 但是，他們的佛教對手尤其是吐蕃的八思巴對這些著作的可靠性提出疑問。他們指出包括司馬遷的偉大歷史著作《史記》在內的早期中國史料都沒有提到過這兩部著作。八思巴提出這兩本書是后來的偽造品。忽必烈贊同這種觀點。

　　這位蒙古王子向道教徒提供一次挽回的機會。他邀請道教徒表演他們精通的絕技。由于不能完成這項挑戰(zhàn)，道教徒被宣判為是這次辯論的失敗者。忽必烈命令燒毀所有的《化胡經》和《八十一化圖》并且把沒收道教徒的財富歸還給佛教寺院。［7］ 忽必烈沒有禁止道教，僅僅抑制他所認為的過分行為。懲罰性的清洗會激怒道教徒，他們的許多支持者將會阻礙蒙古人統(tǒng)治中國北方的努力。忽必烈的決定以及他懲罰道教徒的溫和態(tài)度看來得到了他的漢人臣民的贊同。

　　因這場辯論而獲盛名之后，忽必烈接受了一項新的任務。1258年年底，蒙哥作出征服江南的計劃。他計劃在四條戰(zhàn)線上展開進攻。由他本人統(tǒng)率的軍隊首先試圖占領四川然后向東挺進。忽必烈接著應該率領另一支軍隊從開平出發(fā)在長江中游的鄂州渡過長江，并在鄂州吸引住南宋軍隊。另外兩支軍隊將從云南以及陜西的六盤山出兵，后者進逼宋朝重鎮(zhèn)襄陽。蒙古人顯然希望西部戰(zhàn)場的迅速勝利會導致宋朝投降。因為遇到宋兵的頑強抵抗，蒙哥自己指揮的征戰(zhàn)沒有達到他的預想。1258年3月占領成都之后，他的遠征軍在1258年下半年和1259年的前七個月徒勞地陷入試圖占領牢固守衛(wèi)的合州城（今四川合川縣）的戰(zhàn)斗之中。1259年8月11日，蒙哥病死于合州附近的軍中。

　　蒙哥去世后，蒙古人在歐亞大陸上的征戰(zhàn)全部停頓下來。蒙哥的軍隊不再向前移動，也未和其他三支進攻宋朝的軍隊進行聯(lián)絡。在中東，擴大蒙古在西部疆域控制的蒙哥的弟弟旭烈兀倉促地返回蒙古本土，只留下一支小部隊守衛(wèi)新占領的地區(qū)。蒙古帝國的這種混亂是由于缺少對汗位的有序繼承而造成的。具有最偉大軍事能力的領導者經常能取得勝利。

　　1259年在拖雷家族中展開了皇位爭奪。這不僅僅是一場兩個人之間的爭奪，因為他們各自代表著蒙古貴族中的主要派別。忽必烈受到被他征服的國家的文明的吸引并且尋找他的民眾的建議和幫助，他代表著受到定居世界影響，并且希望同他們和解的蒙古人。而他的弟弟阿里不哥則作為傳統(tǒng)的蒙古方式及準則的捍衛(wèi)者出現(xiàn)。對于阿里不哥，草原世界要比農耕世界更有吸引力。他不信任他的兩個哥哥旭烈兀和忽必烈，并且認為他們受到外來準則和觀點的腐蝕。由此引發(fā)了涉及到蒙古帝國未來方向的兄弟之間的爭斗。

　　這場爭奪推遲了幾個月。1259年9月中旬，忽必烈通過他的異母兄弟派出的信使獲悉蒙哥的死訊，他的這位兄弟要求忽必烈返回蒙古本土選舉新的大汗。此時忽必烈剛剛到達長江北岸并且正準備向南入侵。按《元史》的說法，他告訴使者：“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8］ 波斯史家拉施特證實了這個說法，注明忽必烈的反應是，“我們帶著一支多如螞蟻和蝗蟲的軍隊來到這里；我們的使命尚未完成，我們怎么能夠返回，難道僅僅因為傳聞？”［9］ 看起來忽必烈希望擊敗宋朝以提高汗位爭奪中的地位，他應該作為一位成功的軍事領導人投入這場爭奪。出于這個原因，他沒有立即返回北方。

　?。?］ 關于劉秉忠的作用，見[49]陳學霖：《忽必烈時期兼通佛道的政治家劉秉忠（1216—1274年）》。

　　［2］ 關于這座都城，見[177]原田淑人：《元代夏都上都》；[252]駒井和愛：《元上都與大都的平面比較》；[214]石田干之助：《關于元之上都》。

　　［3］ [328]慕阿德、伯希和：《馬可·波羅游記》，第1卷，第185頁。

　?。?］ [328]《馬可·波羅游記》，第1卷，第187頁。

　?。?］ [653]《元史》，卷158，第3713頁。

　　［6］ [497]約瑟夫·蒂洛：《蒙古時期的佛道之爭》；[257]庫伯：《元代佛道之爭研究緒論》。

　?。?］ [58]沙畹：《蒙古時代的漢文碑文碑銘和文獻》，《通報》第9卷，第381—384頁。

　?。?］ [653]《元史》，卷4，第61頁。

　?。?］ [38]波義耳譯：《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2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