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汗的統(tǒng)治
最初歲月
1229年當忽必烈的伯父窩闊臺而不是他的父親拖雷被選擇為成吉思汗的繼承人時，似乎忽必烈在蒙古歷史上只能扮演次要的角色。幾乎沒有人能預見到他最終將成為蒙古帝國中最有權力的人物。
有此遠見的人其中之一是忽必烈的能干非凡和聰明的母親唆魯和帖尼別吉。與幾乎同一時代的阿基坦的埃萊諾一樣（譯者注：埃萊諾先后為法王路易七世和英王亨利二世的王后），唆魯和帖尼養(yǎng)育了四個成為君王的兒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和阿里不哥。兩位母親都獻身于兒子們的前程，并且在自己的兒子們登上王位之前從不停止努力。唆魯和帖尼的同代人把她看成那個時代最偉大的婦女之一。希伯來醫(yī)生巴·希伯爾思（Bar He－braeus）引用他的時代的一首詩把唆魯和帖尼描述為“如果我發(fā)現(xiàn)女性中還有別的婦女像她，我會說女性遠遠超出男性”。［1］ 如果沒有她的政治手腕以及她對他們的培養(yǎng)，她的兒子們不會成功地取代窩闊臺家族成為主要的蒙古皇室家族。
唆魯和帖尼深深地影響她的兒子們。首先，她確保兒子們是有文化的，對于渴望統(tǒng)治一個偉大帝國的人來說，有文化是一種必不可少的能力。此外，她以自己的表率作用教導他們一些基本的政治準則。例如，在中國北方的她的屬地里，她既不剝削漢族臣民也不在這個地區(qū)進行搶掠。她意識到如果她鼓勵而不是干預當?shù)氐霓r(nóng)耕經(jīng)濟便會增加稅收。她對宗教的寬容政策也給她的兒子們留下深刻的印象。盡管她本人是一個聶思脫里派基督教徒，她向佛寺、道觀以及伊斯蘭宗教學校（madrasa）捐助金錢以及其他具體的支持。［2］ 她認為在自己的分地上對宗教的贊助會使她更容易進行統(tǒng)治。在對自己分地的管理中，唆魯和帖尼吸收幾位漢人幕僚設計出的管理漢人臣民的適當制度，這些政治制度在她的臣民中是有作用的。
1215年9月23日唆魯和帖尼生下忽必烈，恰好在1215年成吉思汗占領北京。關于忽必烈的童年、教育和游歷的史料是有限的。但是，這一點看來是清楚的，即對他的撫育由他的母親承擔，因為在忽必烈的童年和青年時代，他的父親拖雷離家在中亞或中國征戰(zhàn)。唆魯和帖尼招募一位名叫脫羅■（Tolochu）的畏兀兒人教忽必烈讀寫蒙古文。［3］ 她確保通過她的漢人幕僚使忽必烈受到漢人方式的影響，但奇怪的是從未教他閱讀漢語。她還為忽必烈爭取到了第一個官職。她說服大伯窩闊臺將邢州封給忽必烈管轄，邢州地處河北地區(qū)，在1236年擁有上萬戶的人口。以他的母親為榜樣，忽必烈通過鼓勵農(nóng)業(yè)以及宗教上的寬容政策尋求與他的漢族臣民保持良好關系。也像他的母親，他在自己的周圍籠絡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幕僚，其中大部分是漢人。［4］ 在他以后的事業(yè)中，他常和聶思脫里基督教徒、吐蕃佛教徒以及中亞穆斯林教徒磋商，而不把自己囿限于漢族幕僚之中。
忽必烈最早的謀士們是一群折衷主義者。海云和尚（1205—1257年）向他介紹佛教的戒律和習俗，并且安排忽必烈和劉秉忠（1216—1274年）見面，后來證明劉秉忠是忽必烈的最重要的大臣之一。趙璧（1220—1276年）向忽必烈講演儒學。但是毫無疑問姚樞（1201—1278年）是對忽必烈影響最大的儒士幕僚，因為姚樞是一位“務實并多才多藝的且善于使自己的傳統(tǒng)學識適用于新環(huán)境的儒士”。［5］ 他的實用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對忽必烈和蒙古貴族有一定的吸引力。姚樞的建議總是隱含在蒙古人所能理解的邏輯之中。一些儒學謀士僅僅勉強地為忽必烈服務。趙復是這些不太合作的謀士中的一個，他只被忽必烈召見過一次。在他們的談話中，忽必烈詢問他如何征服南宋。趙復的回答是：“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6］
盡管偶而會發(fā)生這種抵觸，忽必烈還是建立了一個由顧問們組成的“幕府”。他可以在具體問題上征求他們的意見，也可以和他們討論儒家道德學說。其他蒙古貴族都沒有吸收這么多的儒士，幫助統(tǒng)治他自己在邢州的領地無須這么多的扈從。很清楚，忽必烈預見到自己在蒙古帝國中尤其在中國的更重要的作用。至于他的幕僚們則出于各種不同的原因為他服務。有的是為了金錢或者為了豁免勞役及其他義務；有的希望在中國恢復統(tǒng)一和秩序，并且認為蒙古人具有統(tǒng)一中國北部和南部的最好機會。另一些為忽必烈工作的人是為了改善他們的眾多百姓的現(xiàn)狀并且試圖促使蒙古人漢化。
但是，忽必烈并不把自己局限于作為幕僚和行政官員的儒士中。他的漢族臣僚不可能受到完全信任，而且他們也不能幫助忽必烈實現(xiàn)他的所有目標。例如，在軍事方面，忽必烈依賴蒙古統(tǒng)帥的建議及輔佐。他把當前的和以后的軍事行動都委托給蒙古人。他用畏兀兒人和突厥人作翻譯、地方長官和文書主管。所以，1259年蒙哥去世時，忽必烈已經(jīng)招募了代表不同地區(qū)、不同民族和不同職業(yè)的幕僚和官員。盡管他不是第一位從被征服的民族中尋找幕僚和助手的蒙古人——窩闊臺和蒙哥在他以前已經(jīng)這樣做過——但他是惟一擁有如此多的志同道合的幕僚的蒙古人。
一位對忽必烈有影響力的顧問是他的妻子察必。盡管有關她的一生及事業(yè)細節(jié)的文獻甚少，但足以揭示對于一位追求成為偉大帝國統(tǒng)治者的男人，察必是一位合適的伴侶。她勸告忽必烈防止蒙古家臣把他分地中的肥沃農(nóng)田變成牧羊的牧場。她的理由是如果忽必烈鼓勵這種轉化，他不僅會破壞自然農(nóng)耕經(jīng)濟，而且還會疏遠他的漢族臣民。察必還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尤其熱衷于吐蕃佛教。她生下的第一個兒子取名為朵兒赤（來自藏文的rDorje）。毫無疑問是她敦促忽必烈邀請像海云那樣的僧侶來到他的領地并且和他們討論深奧的佛教教理和教義。她對佛教的熱情肯定促使他支持這種宗教。總之，忽必烈認真地考慮了察必的各種見解。
然而在他的兄長蒙哥于1251年就任汗位之前，包括他的妻子察必在內(nèi)的這個杰出的謀士集團尚未使忽必烈崛起。忽必烈仍是一個朦朧的人物，這個時期的蒙古文、漢文或者波斯文史料中很少提及他。但是，隨著他的兄長奪取權力，忽必烈開始擔負重大責任，并在該時期的歷史上得到更多的注意。他出來說服蒙哥為控制蒙古帝國向窩闊臺家族進行挑戰(zhàn)。隨著他的哥哥在1251年獲得成功，忽必烈加入到宮廷的內(nèi)部決策圈中，蒙哥在爭取汗位斗爭中的對手們能得到相對寬大的處理，他起到一定作用。
蒙哥統(tǒng)治期間忽必烈的第一項重要任務是承擔一次軍事遠征。蒙哥希望繼續(xù)他的前任們的擴張政策，并命令他的弟弟旭烈兀把蒙古統(tǒng)治擴大到中東。而另一個兄弟忽必烈則受命率軍對現(xiàn)今云南省內(nèi)的大理王國遠征。對中國西南這一地區(qū)的控制可為蒙古人提供進攻南宋王朝的另一個基地。1252年七月忽必烈接受蒙哥發(fā)動遠征的命令，但是直到1253年九月他才向大理進軍。［7］ 大理戰(zhàn)役的準備對他來講特別重要，因為這是他的第一項重要任務。在36歲時他終于得到一次進攻極其重要的軍事目標的機會。他不希望糟蹋掉這次可以證明自己是軍事指揮家的機會。
1253年夏末忽必烈準備好完成蒙哥交給他的這項任務。他的軍隊從陜西出發(fā)向大理進軍。在發(fā)動進攻之前，忽必烈派遣三位使者要求大理投降。大理國王段興智以及在國王后面執(zhí)掌實權的宰相高祥對此所做的回答是殺死了這三位使者。因此忽必烈向大理國發(fā)動三路進攻，他的軍隊打敗敵人，迫使敵人退回到首都。漢文史料稱贊姚樞阻止了不必要的殺戮。他勸說忽必烈命令部下制作一幅帶有禁止殺戮字樣的帛旗，使城內(nèi)的居民確信如果投降，他們的生命可不受傷害。由于這種保證，大理選擇了投降。忽必烈沒有食言：居民沒有受到傷害，他們的政府系統(tǒng)只有很少的改變，并且允許段氏家族和忽必烈指定的宣撫使分享權力。
忽必烈的第一次軍事遠征是凱旋而歸，他實現(xiàn)了蒙哥的愿望。他的軍隊損失很小，并且他把蒙古的控制擴展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地區(qū)——一個向中國南部發(fā)動進攻的基地和一條擴大與緬甸及印度貿(mào)易的通道。通過領導一次成功的戰(zhàn)役忽必烈在蒙古人的眼中證明了自己的能力。一個人要在蒙古貴族中得到認可必須顯示軍事首領的才能，現(xiàn)在忽必烈表現(xiàn)了自己的氣質(zhì)，確保在蒙古同胞中提高自己的形象。
［1］ [40]E.A.沃利斯·布治譯：《敘利亞編年史》，第1卷，第398頁。
?。?］ [38]波義耳譯：《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199—200頁。
?。?］ 關于脫羅■和其他畏兀兒人對蒙古人的影響，見[398]羅依果：《蒙古統(tǒng)治下的突厥人：13—14世紀突厥與蒙古關系初探》，第281—310頁。
?。?］ 關于這些漢人幕僚，見[853]蕭啟慶：《忽必烈時代“潛邸舊侶”考》；[828]姚從吾：《忽必烈汗對于漢化態(tài)度的分析》。
?。?］ [54]陳學霖：《姚樞（1201—1278年）》，第45頁。
?。?］ [653]《元史》，卷189，第4314頁。
?。?］ 關于這次遠征及其意義，見[653]《元史》，卷4，第59—60頁；[839]夏光南：《元代云南史地叢考》，第107頁；[659]楊慎：《南詔野史》，第184—186頁；[354]多桑：《蒙古史》，第2卷，第310—314頁。
最初歲月
1229年當忽必烈的伯父窩闊臺而不是他的父親拖雷被選擇為成吉思汗的繼承人時，似乎忽必烈在蒙古歷史上只能扮演次要的角色。幾乎沒有人能預見到他最終將成為蒙古帝國中最有權力的人物。
有此遠見的人其中之一是忽必烈的能干非凡和聰明的母親唆魯和帖尼別吉。與幾乎同一時代的阿基坦的埃萊諾一樣（譯者注：埃萊諾先后為法王路易七世和英王亨利二世的王后），唆魯和帖尼養(yǎng)育了四個成為君王的兒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和阿里不哥。兩位母親都獻身于兒子們的前程，并且在自己的兒子們登上王位之前從不停止努力。唆魯和帖尼的同代人把她看成那個時代最偉大的婦女之一。希伯來醫(yī)生巴·希伯爾思（Bar He－braeus）引用他的時代的一首詩把唆魯和帖尼描述為“如果我發(fā)現(xiàn)女性中還有別的婦女像她，我會說女性遠遠超出男性”。［1］ 如果沒有她的政治手腕以及她對他們的培養(yǎng)，她的兒子們不會成功地取代窩闊臺家族成為主要的蒙古皇室家族。
唆魯和帖尼深深地影響她的兒子們。首先，她確保兒子們是有文化的，對于渴望統(tǒng)治一個偉大帝國的人來說，有文化是一種必不可少的能力。此外，她以自己的表率作用教導他們一些基本的政治準則。例如，在中國北方的她的屬地里，她既不剝削漢族臣民也不在這個地區(qū)進行搶掠。她意識到如果她鼓勵而不是干預當?shù)氐霓r(nóng)耕經(jīng)濟便會增加稅收。她對宗教的寬容政策也給她的兒子們留下深刻的印象。盡管她本人是一個聶思脫里派基督教徒，她向佛寺、道觀以及伊斯蘭宗教學校（madrasa）捐助金錢以及其他具體的支持。［2］ 她認為在自己的分地上對宗教的贊助會使她更容易進行統(tǒng)治。在對自己分地的管理中，唆魯和帖尼吸收幾位漢人幕僚設計出的管理漢人臣民的適當制度，這些政治制度在她的臣民中是有作用的。
1215年9月23日唆魯和帖尼生下忽必烈，恰好在1215年成吉思汗占領北京。關于忽必烈的童年、教育和游歷的史料是有限的。但是，這一點看來是清楚的，即對他的撫育由他的母親承擔，因為在忽必烈的童年和青年時代，他的父親拖雷離家在中亞或中國征戰(zhàn)。唆魯和帖尼招募一位名叫脫羅■（Tolochu）的畏兀兒人教忽必烈讀寫蒙古文。［3］ 她確保通過她的漢人幕僚使忽必烈受到漢人方式的影響，但奇怪的是從未教他閱讀漢語。她還為忽必烈爭取到了第一個官職。她說服大伯窩闊臺將邢州封給忽必烈管轄，邢州地處河北地區(qū)，在1236年擁有上萬戶的人口。以他的母親為榜樣，忽必烈通過鼓勵農(nóng)業(yè)以及宗教上的寬容政策尋求與他的漢族臣民保持良好關系。也像他的母親，他在自己的周圍籠絡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幕僚，其中大部分是漢人。［4］ 在他以后的事業(yè)中，他常和聶思脫里基督教徒、吐蕃佛教徒以及中亞穆斯林教徒磋商，而不把自己囿限于漢族幕僚之中。
忽必烈最早的謀士們是一群折衷主義者。海云和尚（1205—1257年）向他介紹佛教的戒律和習俗，并且安排忽必烈和劉秉忠（1216—1274年）見面，后來證明劉秉忠是忽必烈的最重要的大臣之一。趙璧（1220—1276年）向忽必烈講演儒學。但是毫無疑問姚樞（1201—1278年）是對忽必烈影響最大的儒士幕僚，因為姚樞是一位“務實并多才多藝的且善于使自己的傳統(tǒng)學識適用于新環(huán)境的儒士”。［5］ 他的實用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對忽必烈和蒙古貴族有一定的吸引力。姚樞的建議總是隱含在蒙古人所能理解的邏輯之中。一些儒學謀士僅僅勉強地為忽必烈服務。趙復是這些不太合作的謀士中的一個，他只被忽必烈召見過一次。在他們的談話中，忽必烈詢問他如何征服南宋。趙復的回答是：“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6］
盡管偶而會發(fā)生這種抵觸，忽必烈還是建立了一個由顧問們組成的“幕府”。他可以在具體問題上征求他們的意見，也可以和他們討論儒家道德學說。其他蒙古貴族都沒有吸收這么多的儒士，幫助統(tǒng)治他自己在邢州的領地無須這么多的扈從。很清楚，忽必烈預見到自己在蒙古帝國中尤其在中國的更重要的作用。至于他的幕僚們則出于各種不同的原因為他服務。有的是為了金錢或者為了豁免勞役及其他義務；有的希望在中國恢復統(tǒng)一和秩序，并且認為蒙古人具有統(tǒng)一中國北部和南部的最好機會。另一些為忽必烈工作的人是為了改善他們的眾多百姓的現(xiàn)狀并且試圖促使蒙古人漢化。
但是，忽必烈并不把自己局限于作為幕僚和行政官員的儒士中。他的漢族臣僚不可能受到完全信任，而且他們也不能幫助忽必烈實現(xiàn)他的所有目標。例如，在軍事方面，忽必烈依賴蒙古統(tǒng)帥的建議及輔佐。他把當前的和以后的軍事行動都委托給蒙古人。他用畏兀兒人和突厥人作翻譯、地方長官和文書主管。所以，1259年蒙哥去世時，忽必烈已經(jīng)招募了代表不同地區(qū)、不同民族和不同職業(yè)的幕僚和官員。盡管他不是第一位從被征服的民族中尋找幕僚和助手的蒙古人——窩闊臺和蒙哥在他以前已經(jīng)這樣做過——但他是惟一擁有如此多的志同道合的幕僚的蒙古人。
一位對忽必烈有影響力的顧問是他的妻子察必。盡管有關她的一生及事業(yè)細節(jié)的文獻甚少，但足以揭示對于一位追求成為偉大帝國統(tǒng)治者的男人，察必是一位合適的伴侶。她勸告忽必烈防止蒙古家臣把他分地中的肥沃農(nóng)田變成牧羊的牧場。她的理由是如果忽必烈鼓勵這種轉化，他不僅會破壞自然農(nóng)耕經(jīng)濟，而且還會疏遠他的漢族臣民。察必還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尤其熱衷于吐蕃佛教。她生下的第一個兒子取名為朵兒赤（來自藏文的rDorje）。毫無疑問是她敦促忽必烈邀請像海云那樣的僧侶來到他的領地并且和他們討論深奧的佛教教理和教義。她對佛教的熱情肯定促使他支持這種宗教。總之，忽必烈認真地考慮了察必的各種見解。
然而在他的兄長蒙哥于1251年就任汗位之前，包括他的妻子察必在內(nèi)的這個杰出的謀士集團尚未使忽必烈崛起。忽必烈仍是一個朦朧的人物，這個時期的蒙古文、漢文或者波斯文史料中很少提及他。但是，隨著他的兄長奪取權力，忽必烈開始擔負重大責任，并在該時期的歷史上得到更多的注意。他出來說服蒙哥為控制蒙古帝國向窩闊臺家族進行挑戰(zhàn)。隨著他的哥哥在1251年獲得成功，忽必烈加入到宮廷的內(nèi)部決策圈中，蒙哥在爭取汗位斗爭中的對手們能得到相對寬大的處理，他起到一定作用。
蒙哥統(tǒng)治期間忽必烈的第一項重要任務是承擔一次軍事遠征。蒙哥希望繼續(xù)他的前任們的擴張政策，并命令他的弟弟旭烈兀把蒙古統(tǒng)治擴大到中東。而另一個兄弟忽必烈則受命率軍對現(xiàn)今云南省內(nèi)的大理王國遠征。對中國西南這一地區(qū)的控制可為蒙古人提供進攻南宋王朝的另一個基地。1252年七月忽必烈接受蒙哥發(fā)動遠征的命令，但是直到1253年九月他才向大理進軍。［7］ 大理戰(zhàn)役的準備對他來講特別重要，因為這是他的第一項重要任務。在36歲時他終于得到一次進攻極其重要的軍事目標的機會。他不希望糟蹋掉這次可以證明自己是軍事指揮家的機會。
1253年夏末忽必烈準備好完成蒙哥交給他的這項任務。他的軍隊從陜西出發(fā)向大理進軍。在發(fā)動進攻之前，忽必烈派遣三位使者要求大理投降。大理國王段興智以及在國王后面執(zhí)掌實權的宰相高祥對此所做的回答是殺死了這三位使者。因此忽必烈向大理國發(fā)動三路進攻，他的軍隊打敗敵人，迫使敵人退回到首都。漢文史料稱贊姚樞阻止了不必要的殺戮。他勸說忽必烈命令部下制作一幅帶有禁止殺戮字樣的帛旗，使城內(nèi)的居民確信如果投降，他們的生命可不受傷害。由于這種保證，大理選擇了投降。忽必烈沒有食言：居民沒有受到傷害，他們的政府系統(tǒng)只有很少的改變，并且允許段氏家族和忽必烈指定的宣撫使分享權力。
忽必烈的第一次軍事遠征是凱旋而歸，他實現(xiàn)了蒙哥的愿望。他的軍隊損失很小，并且他把蒙古的控制擴展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地區(qū)——一個向中國南部發(fā)動進攻的基地和一條擴大與緬甸及印度貿(mào)易的通道。通過領導一次成功的戰(zhàn)役忽必烈在蒙古人的眼中證明了自己的能力。一個人要在蒙古貴族中得到認可必須顯示軍事首領的才能，現(xiàn)在忽必烈表現(xiàn)了自己的氣質(zhì)，確保在蒙古同胞中提高自己的形象。
［1］ [40]E.A.沃利斯·布治譯：《敘利亞編年史》，第1卷，第398頁。
?。?］ [38]波義耳譯：《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199—200頁。
?。?］ 關于脫羅■和其他畏兀兒人對蒙古人的影響，見[398]羅依果：《蒙古統(tǒng)治下的突厥人：13—14世紀突厥與蒙古關系初探》，第281—310頁。
?。?］ 關于這些漢人幕僚，見[853]蕭啟慶：《忽必烈時代“潛邸舊侶”考》；[828]姚從吾：《忽必烈汗對于漢化態(tài)度的分析》。
?。?］ [54]陳學霖：《姚樞（1201—1278年）》，第45頁。
?。?］ [653]《元史》，卷189，第4314頁。
?。?］ 關于這次遠征及其意義，見[653]《元史》，卷4，第59—60頁；[839]夏光南：《元代云南史地叢考》，第107頁；[659]楊慎：《南詔野史》，第184—186頁；[354]多桑：《蒙古史》，第2卷，第310—3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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