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在位三年半的海山汗的政治作風(fēng)方面與他的前任截然相反。一方面，鐵穆耳汗盡力保持忽必烈的統(tǒng)治模式。另一方面，海山則對這種模式不大尊崇。1310年，漢人監(jiān)察御史張養(yǎng)浩（1270—1329年）在上書中尖銳地指出，皇帝的每一項政策都與忽必烈時不同，他質(zhì)問是否皇帝要否定忽必烈時期的政府模式，建立自己的政府模式。③
從海山早年的經(jīng)歷可以部分理解他的政治傾向。［1］ 雖然他和愛育黎拔力八達一樣曾師從于儒者李孟（1265—1321年），但是時間很短，他受儒家文化的影響顯然很少。他成年后即成為部署在草原上的元軍的最高統(tǒng)帥，并且總是軍務(wù)纏身。海山顯現(xiàn)的是標準游牧騎士的魯莽和樸實，對他的曾祖父費盡心機建立起來的官僚統(tǒng)治和政府管理機制感到不耐煩。出于對大都現(xiàn)設(shè)機構(gòu)的不信任，雖然哈剌哈孫在新帝即位中貢獻頗大，海山在即位后僅兩個月就把哈剌哈孫調(diào)到漠北任新建的嶺北行省的右丞相。［2］ 此后，海山依靠的主要是他從漠北帶來的侍從和將領(lǐng)。
漠視現(xiàn)存制度導(dǎo)致了海山濫授貴族及官吏官職，以致資格不符的冗員充斥官府。顯然是為了贏取對其權(quán)威的支持，海山在1307年和1308年就加封了19個王號，其中14個是“一字王”。在這14個一字王中，只有兩個是大汗的兒子，這就完全打破了忽必烈時期的不成文法的規(guī)定，按照這個規(guī)定，只有大汗的兒子才能被封為一字王。［3］ 海山還更無節(jié)制地濫授爵號和隨意任用高級官員。正如張養(yǎng)浩所言，甚至演員、屠夫、佛教僧侶和道士都被授予中書省臣的名號，工匠被授予國公和丞相的名號。這一說法一點也不夸張，它可以從現(xiàn)存史料中得到證明。［4］
除了濫授官職和爵號外，造成海山朝冗官增加和管理機制敗壞的另一個舉措是近侍為牟取私利不通過政府的正常途徑，擅自頒布有關(guān)人事、財政及司法的詔令。此處所說的近侍，顯然是指那些接近海山和皇太后答己的內(nèi)廷官員和擔當官廷侍衛(wèi)的怯薛成員。［5］ 在海山即位后的兩個月里，“內(nèi)降旨”給官的有880余人，得官者300人。盡管中書省不斷提出異議，這種做法還是持續(xù)不斷，因為這些內(nèi)旨若非出于皇帝本人的意愿，亦是得到皇太后答己的同意，她經(jīng)常干預(yù)政府事務(wù)。［6］
官僚機構(gòu)的迅速擴大在高層已經(jīng)明顯地顯露出來。據(jù)1307年的報告，中書宰臣已達14人，御史大夫4人。［7］ 一年之后，樞密院在上書中指出忽必烈時期樞密院長官只有6人，而現(xiàn)在已增至32人。［8］ 為節(jié)省支付迅速膨脹的官員隊伍的開支，海山于1307年頒詔按照鐵穆耳汗于前一年確定的官員員數(shù)裁減官員。但是，這一詔令顯然沒有得到實際效果，兩年后海山本人也承認“員冗如故”。［9］
官僚機構(gòu)的膨脹自然大大增加了政府的開支。海山本人的花費更加劇了財政緊張局面，在賜賚方面他甚至比鐵穆耳汗還慷慨。海山按照鐵穆耳時的定例向參加他即位大典的諸王和官員頒發(fā)賞賜，但是由于儲蓄告罄，到當年秋季應(yīng)賜的350萬錠鈔只賜出170萬錠。［10］ 此外，為在大都、上都和五臺山圣地修建佛寺，為政府官員建宅，為購買珠寶，亦有巨額的花費。［11］ 更大的花費是在旺兀察都（今河北省張北縣白城子）新建中都，以使皇帝在每年的兩都巡幸時有一個舒適的中間停住地點。［12］
由于從前任者繼承的府藏不足，加上無節(jié)制的花費，海山在他即位初年就遇到了財政困難。在他即位后僅四個月，中書省匯報的政府財政狀況是這樣的：常賦歲鈔400萬錠，入京城供中央政府日常開支的實際只有280萬錠。但是，從皇帝即位以來，已經(jīng)支出420萬錠，應(yīng)求而未支的還有100萬錠。［13］ 1307年的政府開支共計紙鈔1000萬錠，糧300萬石。［14］ 面臨如此嚴重的財政虧空，海山用挖掘貨幣儲備的方法來為應(yīng)付開銷。至1310年秋季，借用鈔本錠。［15］ 此外，還預(yù)售鹽引，以彌補財政虧空。［16］ 在現(xiàn)有財源全耗盡之后，海山政府所面臨的財政問題已達危機程度。
［1］ [653]《元史》，卷22，第477—478頁。
［2］ [653]《元史》，卷136，第3294頁。
?。?］ [352]野口周一：《元武宗朝的王號授與：關(guān)于的一個考察》；[762]李則芬：《元史新講》，第3卷，第349—351頁。
?。?］ [603]張養(yǎng)浩：《歸田類稿》，卷2，10a—b。[653]《元史》，卷22，第481、484、501頁；卷23，第524頁。
［5］ 關(guān)于怯薛的影響，見[195]蕭啟慶：《元代的軍事制度》，第41頁。
?。?］ [653]《元史》，卷22，第485、487、492、497頁；卷23，第509、516頁。
?。?］ [653]《元史》，卷22，第481頁。
［8］ [653]《元史》，卷22，第501頁。
?。?］ [653]《元史》，卷22，第504頁；卷23，第527頁。
［10］ [653]《元史》，卷22，第481、486頁。
［11］ [63]《元史》，卷22，第486、488、489、496、497、504、509頁；卷23，第517頁。
?。?2］ 關(guān)于中都的興建，見[653]《元史》，卷22，第493、495、498頁。亦見[550]箭內(nèi)亙：《蒙古史研究》，第640—643頁；[373]伯希和：《〈馬可·波羅游記〉注釋》，第1卷，第322頁；札奇斯欽：《元代中都考》，《邊疆研究所年報》，第18期（1987年），第31—41頁。
［13］ [653]《元史》，卷22，第488頁。
［14］ [653]《元史》，卷23，第510頁。
?。?5］ [653]《元史》，卷23，第516頁。
［16］ [653]《元史》，卷22，第491、495頁。
從海山早年的經(jīng)歷可以部分理解他的政治傾向。［1］ 雖然他和愛育黎拔力八達一樣曾師從于儒者李孟（1265—1321年），但是時間很短，他受儒家文化的影響顯然很少。他成年后即成為部署在草原上的元軍的最高統(tǒng)帥，并且總是軍務(wù)纏身。海山顯現(xiàn)的是標準游牧騎士的魯莽和樸實，對他的曾祖父費盡心機建立起來的官僚統(tǒng)治和政府管理機制感到不耐煩。出于對大都現(xiàn)設(shè)機構(gòu)的不信任，雖然哈剌哈孫在新帝即位中貢獻頗大，海山在即位后僅兩個月就把哈剌哈孫調(diào)到漠北任新建的嶺北行省的右丞相。［2］ 此后，海山依靠的主要是他從漠北帶來的侍從和將領(lǐng)。
漠視現(xiàn)存制度導(dǎo)致了海山濫授貴族及官吏官職，以致資格不符的冗員充斥官府。顯然是為了贏取對其權(quán)威的支持，海山在1307年和1308年就加封了19個王號，其中14個是“一字王”。在這14個一字王中，只有兩個是大汗的兒子，這就完全打破了忽必烈時期的不成文法的規(guī)定，按照這個規(guī)定，只有大汗的兒子才能被封為一字王。［3］ 海山還更無節(jié)制地濫授爵號和隨意任用高級官員。正如張養(yǎng)浩所言，甚至演員、屠夫、佛教僧侶和道士都被授予中書省臣的名號，工匠被授予國公和丞相的名號。這一說法一點也不夸張，它可以從現(xiàn)存史料中得到證明。［4］
除了濫授官職和爵號外，造成海山朝冗官增加和管理機制敗壞的另一個舉措是近侍為牟取私利不通過政府的正常途徑，擅自頒布有關(guān)人事、財政及司法的詔令。此處所說的近侍，顯然是指那些接近海山和皇太后答己的內(nèi)廷官員和擔當官廷侍衛(wèi)的怯薛成員。［5］ 在海山即位后的兩個月里，“內(nèi)降旨”給官的有880余人，得官者300人。盡管中書省不斷提出異議，這種做法還是持續(xù)不斷，因為這些內(nèi)旨若非出于皇帝本人的意愿，亦是得到皇太后答己的同意，她經(jīng)常干預(yù)政府事務(wù)。［6］
官僚機構(gòu)的迅速擴大在高層已經(jīng)明顯地顯露出來。據(jù)1307年的報告，中書宰臣已達14人，御史大夫4人。［7］ 一年之后，樞密院在上書中指出忽必烈時期樞密院長官只有6人，而現(xiàn)在已增至32人。［8］ 為節(jié)省支付迅速膨脹的官員隊伍的開支，海山于1307年頒詔按照鐵穆耳汗于前一年確定的官員員數(shù)裁減官員。但是，這一詔令顯然沒有得到實際效果，兩年后海山本人也承認“員冗如故”。［9］
官僚機構(gòu)的膨脹自然大大增加了政府的開支。海山本人的花費更加劇了財政緊張局面，在賜賚方面他甚至比鐵穆耳汗還慷慨。海山按照鐵穆耳時的定例向參加他即位大典的諸王和官員頒發(fā)賞賜，但是由于儲蓄告罄，到當年秋季應(yīng)賜的350萬錠鈔只賜出170萬錠。［10］ 此外，為在大都、上都和五臺山圣地修建佛寺，為政府官員建宅，為購買珠寶，亦有巨額的花費。［11］ 更大的花費是在旺兀察都（今河北省張北縣白城子）新建中都，以使皇帝在每年的兩都巡幸時有一個舒適的中間停住地點。［12］
由于從前任者繼承的府藏不足，加上無節(jié)制的花費，海山在他即位初年就遇到了財政困難。在他即位后僅四個月，中書省匯報的政府財政狀況是這樣的：常賦歲鈔400萬錠，入京城供中央政府日常開支的實際只有280萬錠。但是，從皇帝即位以來，已經(jīng)支出420萬錠，應(yīng)求而未支的還有100萬錠。［13］ 1307年的政府開支共計紙鈔1000萬錠，糧300萬石。［14］ 面臨如此嚴重的財政虧空，海山用挖掘貨幣儲備的方法來為應(yīng)付開銷。至1310年秋季，借用鈔本錠。［15］ 此外，還預(yù)售鹽引，以彌補財政虧空。［16］ 在現(xiàn)有財源全耗盡之后，海山政府所面臨的財政問題已達危機程度。
［1］ [653]《元史》，卷22，第477—478頁。
［2］ [653]《元史》，卷136，第3294頁。
?。?］ [352]野口周一：《元武宗朝的王號授與：關(guān)于的一個考察》；[762]李則芬：《元史新講》，第3卷，第349—351頁。
?。?］ [603]張養(yǎng)浩：《歸田類稿》，卷2，10a—b。[653]《元史》，卷22，第481、484、501頁；卷23，第524頁。
［5］ 關(guān)于怯薛的影響，見[195]蕭啟慶：《元代的軍事制度》，第41頁。
?。?］ [653]《元史》，卷22，第485、487、492、497頁；卷23，第509、516頁。
?。?］ [653]《元史》，卷22，第481頁。
［8］ [653]《元史》，卷22，第501頁。
?。?］ [653]《元史》，卷22，第504頁；卷23，第527頁。
［10］ [653]《元史》，卷22，第481、486頁。
［11］ [63]《元史》，卷22，第486、488、489、496、497、504、509頁；卷23，第517頁。
?。?2］ 關(guān)于中都的興建，見[653]《元史》，卷22，第493、495、498頁。亦見[550]箭內(nèi)亙：《蒙古史研究》，第640—643頁；[373]伯希和：《〈馬可·波羅游記〉注釋》，第1卷，第322頁；札奇斯欽：《元代中都考》，《邊疆研究所年報》，第18期（1987年），第31—41頁。
［13］ [653]《元史》，卷22，第488頁。
［14］ [653]《元史》，卷23，第510頁。
?。?5］ [653]《元史》，卷23，第516頁。
［16］ [653]《元史》，卷22，第491、4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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