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山汗對嚴重的財政危機的反應，不是根據(jù)他的下屬官員的不斷建議采取縮減開支和裁減冗官的政策，而是做了一個魯莽的嘗試：重建尚書省以增加稅收。［1］ 為增加稅收而設立尚書省在忽必烈時期有過兩次，是在色目理財大臣阿合馬和桑哥的領導之下，但是都因為采取高度剝削政策引起普遍怨恨而被撤銷。
海山即位后不久就接受了老侍從、宣政院使脫虎脫（畏兀兒人，死于1311年）建立尚書省的建議，但是御史臺堅決反對。［2］ 由于政府財政狀況進一步惡化，樂實（死于1311年）和保八（死于1311年）催促海山重建尚書省以推動財政改革，并終于在1309年9月重建了尚書省。［3］
雖然中書省還應處理政府的主要事務，而尚書省只應負責與財政改革有關的各項政策；但是新建的尚書省很快就剝奪了中書省理財、用人和司法等最重要的權(quán)力，并被賦予更大范圍的決定權(quán)。所有的行中書省都改名為行尚書省，尚書省的觸角通過它們直達全國各地。尚書省的主要官員是左丞相脫虎脫，平章三寶奴和樂實，右丞保八。脫虎脫和三寶奴二人都是海山的老侍從。［4］ 樂實是忽必烈朝的官員，曾因貪污而被撤職。［5］ 保八在此之前的經(jīng)歷不詳，估計是因為他有理財經(jīng)驗而被委以重任。
海山“新政”的中心是貨幣改革。新發(fā)行的至大銀鈔被用來取代原有的中統(tǒng)鈔和至元鈔。紙鈔的兌換額是新鈔與至元鈔以一當五，而1287年發(fā)行的至元鈔比1260年發(fā)行的中統(tǒng)鈔已經(jīng)貶值了5倍：這是半個世紀中通貨膨脹的一個生動標志。為強化新鈔的價值，金、銀禁止使用，并且在元朝第一次鑄造了兩種銅幣，稱為“大元通寶”和“至大通寶”。這次貨幣改革是為了解決通貨膨脹并且彌補日益增大的預算赤字。1310年發(fā)行的紙鈔總量是145萬錠，等于舊中統(tǒng)鈔3630萬錠，為前三年任何一年印行紙鈔量的7倍，是元廷此前印行紙鈔最多一年的1302年印鈔量的3.5倍。［6］
為增加稅收還采取了其他措施：國家壟斷的鹽引的出售價格比鐵穆耳朝末年增加了35%。［7］ 解除了產(chǎn)酒的禁令，并專設了酒課提舉司負責征收酒稅。鐵穆耳朝取消的欠稅，也重新理算。江南民戶每年收糧超過5萬石的，亦要向官府增交糧稅2%。
為了更有效地征收賦稅，征稅者根據(jù)其征收的賦稅超過1307年賦稅限額的比例論賞。為了穩(wěn)定糧價，在各地建立了“常平倉”；從長江流域海運的糧食額在1310年則增加到293萬石。［8］ 為減少政府開支采取的措施很少，只是有限地減少了中書省、御史臺、樞密院和通政院主要官員的員數(shù)和裁減了各機構(gòu)的冗員。［9］
總的說來，尚書省及其設計的改革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失敗的命運。早在忽必烈朝的建立尚書省的嘗試，已充分證明了是不得人心的舉動，并留下了高壓和盤剝的公眾印象。因而尚書省自始即遭受強烈反對。右丞相塔思不花和御史臺官員曾反對尚書省的設置。［10］ 海山的老侍從、右丞相亦納脫脫以及出身漢儒的官員敬儼、張養(yǎng)浩、高昉（1264—1328年）和御史臺的官員都對尚書省的政策提出了強烈的批評。［11］ 有些受命到尚書省任職的漢人官員拒絕履任。［12］ 此外，盡管新政策可能成功地增加稅收，紙鈔的過量發(fā)行和鹽引價格的急劇提高，勢必加大通貨膨脹壓力并使物價漲幅更高。［13］
欲解決預算赤字和通貨膨脹問題勢必大量削減宮廷和政府開支。但是，這不僅與海山的既定政策背道而馳，亦會引起貴族和官僚的強烈不滿并遭到他們的反對。海山為解決財政困難選擇了一條便捷的途徑，但是他采用的通貨膨脹方法實際上惡化了他的政府所面臨的問題。無論如何，改革并沒有機會展現(xiàn)結(jié)果，因為它僅僅實行了16個月；海山于1311年1月去世，愛育黎拔力八達在當年初春即位，廢除了所有改革措施。
?。?］ 關于尚書省的歷史，見[15]青山公亮：《元朝尚書省考》。
?。?］ [653]《元史》，卷22，第488—489頁。
［3］ [653]《元史》，卷23，第513頁。
?。?］ 關于脫虎脫，見[687]柯紹忞：《新元史》，卷199，11b—13a。關于三寶奴，見[610]程鉅夫：《雪樓集》，卷2，11b—12a。
?。?］ [653]《元史》，卷15，第319頁；卷17，第366頁。對虞集所撰樂實碑文的摘要，見[676]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卷16，29a—b。
［6］ 關于幣制改革，見[653]《元史》，卷23，第515—520頁；卷93，第2370—2371頁；[441]舒爾曼：《元代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元史〉卷93—94譯注》，第139—140頁；[127]傅海波：《蒙古統(tǒng)治下中國的貨幣和經(jīng)濟：元代經(jīng)濟史研究》，第57—59頁；[477]南?！.斯坦哈特：《元代中國的貨幣流通》，第68—69頁。
?。?］ [653]《元史》，卷23，第520頁。亦見[296]前田直典：《元代紙幣的價值變動》，第118—120頁。元代鹽價的研究，見[790]陳高華：《元代鹽政及其社會影響》。
?。?］ [441]舒爾曼：《元代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第124頁。關于海運糧食，見[774]吳緝?nèi)A：《元朝與明初海運》。
?。?］ [653]《元史》，卷23，第511、520、522頁。
［10］ [653]《元史》，卷22，第488頁；卷23，第513頁。
?。?1］ [653]《元史》，卷23，第518頁；卷175，第4091、4094頁；[687]《新元史》，卷201，第156頁。
?。?2］ [613]馬祖常：《馬石田文集》，卷12，第146頁；[653]《元史》，卷176，第4168頁。
?。?3］ [630]長谷真逸：《農(nóng)田余話》，上，6b。[733]全漢昇：《元代的紙幣》，第403頁。
海山即位后不久就接受了老侍從、宣政院使脫虎脫（畏兀兒人，死于1311年）建立尚書省的建議，但是御史臺堅決反對。［2］ 由于政府財政狀況進一步惡化，樂實（死于1311年）和保八（死于1311年）催促海山重建尚書省以推動財政改革，并終于在1309年9月重建了尚書省。［3］
雖然中書省還應處理政府的主要事務，而尚書省只應負責與財政改革有關的各項政策；但是新建的尚書省很快就剝奪了中書省理財、用人和司法等最重要的權(quán)力，并被賦予更大范圍的決定權(quán)。所有的行中書省都改名為行尚書省，尚書省的觸角通過它們直達全國各地。尚書省的主要官員是左丞相脫虎脫，平章三寶奴和樂實，右丞保八。脫虎脫和三寶奴二人都是海山的老侍從。［4］ 樂實是忽必烈朝的官員，曾因貪污而被撤職。［5］ 保八在此之前的經(jīng)歷不詳，估計是因為他有理財經(jīng)驗而被委以重任。
海山“新政”的中心是貨幣改革。新發(fā)行的至大銀鈔被用來取代原有的中統(tǒng)鈔和至元鈔。紙鈔的兌換額是新鈔與至元鈔以一當五，而1287年發(fā)行的至元鈔比1260年發(fā)行的中統(tǒng)鈔已經(jīng)貶值了5倍：這是半個世紀中通貨膨脹的一個生動標志。為強化新鈔的價值，金、銀禁止使用，并且在元朝第一次鑄造了兩種銅幣，稱為“大元通寶”和“至大通寶”。這次貨幣改革是為了解決通貨膨脹并且彌補日益增大的預算赤字。1310年發(fā)行的紙鈔總量是145萬錠，等于舊中統(tǒng)鈔3630萬錠，為前三年任何一年印行紙鈔量的7倍，是元廷此前印行紙鈔最多一年的1302年印鈔量的3.5倍。［6］
為增加稅收還采取了其他措施：國家壟斷的鹽引的出售價格比鐵穆耳朝末年增加了35%。［7］ 解除了產(chǎn)酒的禁令，并專設了酒課提舉司負責征收酒稅。鐵穆耳朝取消的欠稅，也重新理算。江南民戶每年收糧超過5萬石的，亦要向官府增交糧稅2%。
為了更有效地征收賦稅，征稅者根據(jù)其征收的賦稅超過1307年賦稅限額的比例論賞。為了穩(wěn)定糧價，在各地建立了“常平倉”；從長江流域海運的糧食額在1310年則增加到293萬石。［8］ 為減少政府開支采取的措施很少，只是有限地減少了中書省、御史臺、樞密院和通政院主要官員的員數(shù)和裁減了各機構(gòu)的冗員。［9］
總的說來，尚書省及其設計的改革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失敗的命運。早在忽必烈朝的建立尚書省的嘗試，已充分證明了是不得人心的舉動，并留下了高壓和盤剝的公眾印象。因而尚書省自始即遭受強烈反對。右丞相塔思不花和御史臺官員曾反對尚書省的設置。［10］ 海山的老侍從、右丞相亦納脫脫以及出身漢儒的官員敬儼、張養(yǎng)浩、高昉（1264—1328年）和御史臺的官員都對尚書省的政策提出了強烈的批評。［11］ 有些受命到尚書省任職的漢人官員拒絕履任。［12］ 此外，盡管新政策可能成功地增加稅收，紙鈔的過量發(fā)行和鹽引價格的急劇提高，勢必加大通貨膨脹壓力并使物價漲幅更高。［13］
欲解決預算赤字和通貨膨脹問題勢必大量削減宮廷和政府開支。但是，這不僅與海山的既定政策背道而馳，亦會引起貴族和官僚的強烈不滿并遭到他們的反對。海山為解決財政困難選擇了一條便捷的途徑，但是他采用的通貨膨脹方法實際上惡化了他的政府所面臨的問題。無論如何，改革并沒有機會展現(xiàn)結(jié)果，因為它僅僅實行了16個月；海山于1311年1月去世，愛育黎拔力八達在當年初春即位，廢除了所有改革措施。
?。?］ 關于尚書省的歷史，見[15]青山公亮：《元朝尚書省考》。
?。?］ [653]《元史》，卷22，第488—489頁。
［3］ [653]《元史》，卷23，第513頁。
?。?］ 關于脫虎脫，見[687]柯紹忞：《新元史》，卷199，11b—13a。關于三寶奴，見[610]程鉅夫：《雪樓集》，卷2，11b—12a。
?。?］ [653]《元史》，卷15，第319頁；卷17，第366頁。對虞集所撰樂實碑文的摘要，見[676]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卷16，29a—b。
［6］ 關于幣制改革，見[653]《元史》，卷23，第515—520頁；卷93，第2370—2371頁；[441]舒爾曼：《元代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元史〉卷93—94譯注》，第139—140頁；[127]傅海波：《蒙古統(tǒng)治下中國的貨幣和經(jīng)濟：元代經(jīng)濟史研究》，第57—59頁；[477]南?！.斯坦哈特：《元代中國的貨幣流通》，第68—69頁。
?。?］ [653]《元史》，卷23，第520頁。亦見[296]前田直典：《元代紙幣的價值變動》，第118—120頁。元代鹽價的研究，見[790]陳高華：《元代鹽政及其社會影響》。
?。?］ [441]舒爾曼：《元代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第124頁。關于海運糧食，見[774]吳緝?nèi)A：《元朝與明初海運》。
?。?］ [653]《元史》，卷23，第511、520、522頁。
［10］ [653]《元史》，卷22，第488頁；卷23，第513頁。
?。?1］ [653]《元史》，卷23，第518頁；卷175，第4091、4094頁；[687]《新元史》，卷201，第156頁。
?。?2］ [613]馬祖常：《馬石田文集》，卷12，第146頁；[653]《元史》，卷176，第4168頁。
?。?3］ [630]長谷真逸：《農(nóng)田余話》，上，6b。[733]全漢昇：《元代的紙幣》，第4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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