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章說明了元中期的統(tǒng)治者未能善用天下太平的時機而在忽必烈留下的基礎之上創(chuàng)造更多建設性變化。在元中期的絕大多數(shù)時間里，國家很少受到外來戰(zhàn)爭、征服戰(zhàn)爭和民眾起義的干擾，因為元中期諸帝從忽必烈手中繼承的是一個強大、和平的帝國，而他們又放棄了擴張政策。此外，他們成功地重建了蒙古人世界的和平，并且還保持對各蒙古汗國的宗主地位。但是，他們沒能鞏固他們的成果，這主要是因為在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經(jīng)常發(fā)生爭斗。
激烈的帝位之爭使得元中期的政治殘酷而易變。在39年中，有9個皇帝即位，平均在位時間只有4.3年。9個皇帝中的6個是在激烈爭吵或武裝沖突后登基的；9個皇帝中有兩位被殺，還有一位在被推翻后失蹤。［1］ 不僅皇帝成為爭斗的犧牲品，政府的高官顯貴亦經(jīng)常大幅度更換，因為一次帝位爭奪之后總是伴隨著血腥的清洗。由于帝位的競爭者有人是漢地背景，有人是草原背景，所以使得朝廷的政策經(jīng)常搖擺。
雖然有草原背景的帝位競爭者沒有漢地主要官僚派系的支持顯然不可能成功地奪取帝位，但背景完全不同的皇帝的交替，不可避免地帶來朝廷政策的大幅度變化，甚至影響朝廷的文化走向。由于帝國是成吉思汗子孫的共同財產(chǎn)的蒙古人觀念與漢人的君主專制觀念水火不相容，加上草原與漢地間的緊張關系及權臣和官僚派系的興起，加劇了后忽必烈時期的帝位爭奪。
元中期權臣的興起在蒙元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這是忽必烈加強中央集權和建立官僚體制政策的結果。這一政策雖然遠未達到目的，但已使官僚在削弱諸王權力后得到更多權力，而諸王原來在某種程度上分享著皇帝的權力。頻繁的帝位爭奪削弱了皇權，對希望奪得帝位的人來說，官僚的支持亦遠比依靠諸王的支持重要，官僚的權力因此而更加膨脹。結果不僅是更多的權力集中在各官僚派系的首腦手中，權臣與君主的關系也發(fā)生了變化。
八鄰部人伯顏、玉昔帖木兒和哈剌哈孫都在皇帝即位時起過重要作用，但是他們還是屬于舊蒙古那顏一類，在新皇帝即位后，他們都表示出絕對恭順和效忠。鐵木迭兒是一個過渡型的例子。雖然沒有堅實的獨立權力基礎，其政治生命完全依靠皇太后答己的支持，鐵木迭兒還是能夠蔑視愛育黎拔力八達和碩德八剌的權威，并且在碩德八剌朝初年，對他的對手實行恐怖統(tǒng)治。燕鐵木兒和蔑兒乞部人伯顏是強臣專權的代表。他們是名副其實的帝王廢立操縱者，他們還從各方面控制著政府的活動。權臣的興起，削弱了皇帝的權威及群臣對他的效忠。
派系之爭是帝位繼承危機和強臣興起的必然產(chǎn)物。為了支持或反對強臣，亦為了控制皇帝，在官僚中形成了不同的派系，并且經(jīng)常與諸王集團聯(lián)盟。
除權力之爭外，派系之爭有時亦有思想體系的糾纏。為控制國家的發(fā)展方向經(jīng)常爆發(fā)爭斗，也就是說到底是繼續(xù)漢化和加強中央集權，還是繼續(xù)維持國家的蒙古特征及保證蒙古和色目精英的家產(chǎn)封建特權。
派系之爭的激烈程度及其思想體系的糾纏，在愛育黎拔力八達朝和碩德八剌朝鐵木迭兒派與其儒臣反對派的長期和激烈的爭斗中顯示得最為清楚。鐵木迭兒派堅持維持現(xiàn)狀，強烈反對他們的儒臣政敵支持皇帝采取的各種政策。這種沖突導致了愛育黎拔力八達在位后期政府的癱瘓和碩德八剌的被殺。在海山朝和也孫鐵木兒朝，舊蒙古貴族顯然占了上風，儒臣的聲勢被壓了下去。同樣，在圖帖睦爾朝，燕鐵木兒和伯顏控制了朝廷。雖然諸王和高官不斷圖謀反對他們或是反對皇帝，但這些圖謀都沒有成功。雖然皇帝信任儒臣，但儒臣無法影響朝廷的政策，因為燕鐵木兒和伯顏緊緊控制著朝廷。
帝位繼承危機的不斷出現(xiàn)，權臣和官僚派系的興起，加劇了元中期政治的紊亂和政策搖擺，并且削弱了元朝政府。政府亦被不斷膨脹但效率急劇下降的官僚隊伍、財政緊缺和通貨膨脹等問題所擾。政府還面臨著軍隊衰弱的問題。雖然這些問題通常出現(xiàn)在王朝衰弱時期，但事實上元朝是一個征服王朝，元中期的政治形勢毫無疑問使這些問題越來越嚴重。
元中期的政府確實有一些變化。它通過實行漢法的深化改革，特別是在愛育黎拔力八達、碩德八剌和圖帖睦爾朝，使蒙古人的國家在漢地的根基扎得更深。愛育黎拔力八達提高了儒臣在政府中的地位，為使官僚體系更加儒化他恢復了科舉考試制度，為使政府部門有效運轉和公平審案而編纂了新的法典，為使蒙古和色目精英了解漢人歷史經(jīng)驗和治國理論推動了漢文著作的蒙文翻譯。為加強中央集權，朝廷采取了削弱貴族權力的措施。碩德八剌繼續(xù)推行并擴大了他父親的改革。圖帖睦爾在倡導儒家價值和保護漢地藝文方面做出了最大的努力。甚至在海山朝和也孫鐵木兒朝，他們兩人的草原背景最強，也沒有完全回歸蒙古草原傳統(tǒng)。
但是這些變化并沒有推動元朝國家性格的基本轉化。甚至推行改革的皇帝亦沒有多做使國家性質發(fā)生變化的事情，因為他們懼怕徹底背離祖先的統(tǒng)治模式會引起保守勢力的強烈反對。愛育黎拔力八達限制貴族特權的失敗，就是因為保守勢力的反對?？婆e考試從未達到嚴重損害精英家族的地步。其他改革措施不過為一個社會政治結構沒有根本性變化的朝廷增加了一點漢化和儒化外表。因此，元朝的政府還是保留了部分家產(chǎn)封建制度和部分官僚化的結構。儒學不過是相互競爭以期引起皇帝注意的諸多“宗教”中的一種。蒙古和色目精英與漢人臣民之間的巨大政治和社會鴻溝，雖然較前狹化，但還是沒有完全彌合。中期諸帝留給末代皇帝妥歡貼睦爾的，是一個因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經(jīng)常爆發(fā)的激烈爭斗而嚴重削弱了的國家，也是一個已在中國社會扎根但植根還不夠深的國家。
［1］ 不是被殺死或推翻的另6位皇帝的平均壽命只有29.3歲，與前5位蒙古大汗形成鮮明對照，他們的平均壽命為58.2歲。這亦能反映蒙古皇室生理和政治上的蛻變。
激烈的帝位之爭使得元中期的政治殘酷而易變。在39年中，有9個皇帝即位，平均在位時間只有4.3年。9個皇帝中的6個是在激烈爭吵或武裝沖突后登基的；9個皇帝中有兩位被殺，還有一位在被推翻后失蹤。［1］ 不僅皇帝成為爭斗的犧牲品，政府的高官顯貴亦經(jīng)常大幅度更換，因為一次帝位爭奪之后總是伴隨著血腥的清洗。由于帝位的競爭者有人是漢地背景，有人是草原背景，所以使得朝廷的政策經(jīng)常搖擺。
雖然有草原背景的帝位競爭者沒有漢地主要官僚派系的支持顯然不可能成功地奪取帝位，但背景完全不同的皇帝的交替，不可避免地帶來朝廷政策的大幅度變化，甚至影響朝廷的文化走向。由于帝國是成吉思汗子孫的共同財產(chǎn)的蒙古人觀念與漢人的君主專制觀念水火不相容，加上草原與漢地間的緊張關系及權臣和官僚派系的興起，加劇了后忽必烈時期的帝位爭奪。
元中期權臣的興起在蒙元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這是忽必烈加強中央集權和建立官僚體制政策的結果。這一政策雖然遠未達到目的，但已使官僚在削弱諸王權力后得到更多權力，而諸王原來在某種程度上分享著皇帝的權力。頻繁的帝位爭奪削弱了皇權，對希望奪得帝位的人來說，官僚的支持亦遠比依靠諸王的支持重要，官僚的權力因此而更加膨脹。結果不僅是更多的權力集中在各官僚派系的首腦手中，權臣與君主的關系也發(fā)生了變化。
八鄰部人伯顏、玉昔帖木兒和哈剌哈孫都在皇帝即位時起過重要作用，但是他們還是屬于舊蒙古那顏一類，在新皇帝即位后，他們都表示出絕對恭順和效忠。鐵木迭兒是一個過渡型的例子。雖然沒有堅實的獨立權力基礎，其政治生命完全依靠皇太后答己的支持，鐵木迭兒還是能夠蔑視愛育黎拔力八達和碩德八剌的權威，并且在碩德八剌朝初年，對他的對手實行恐怖統(tǒng)治。燕鐵木兒和蔑兒乞部人伯顏是強臣專權的代表。他們是名副其實的帝王廢立操縱者，他們還從各方面控制著政府的活動。權臣的興起，削弱了皇帝的權威及群臣對他的效忠。
派系之爭是帝位繼承危機和強臣興起的必然產(chǎn)物。為了支持或反對強臣，亦為了控制皇帝，在官僚中形成了不同的派系，并且經(jīng)常與諸王集團聯(lián)盟。
除權力之爭外，派系之爭有時亦有思想體系的糾纏。為控制國家的發(fā)展方向經(jīng)常爆發(fā)爭斗，也就是說到底是繼續(xù)漢化和加強中央集權，還是繼續(xù)維持國家的蒙古特征及保證蒙古和色目精英的家產(chǎn)封建特權。
派系之爭的激烈程度及其思想體系的糾纏，在愛育黎拔力八達朝和碩德八剌朝鐵木迭兒派與其儒臣反對派的長期和激烈的爭斗中顯示得最為清楚。鐵木迭兒派堅持維持現(xiàn)狀，強烈反對他們的儒臣政敵支持皇帝采取的各種政策。這種沖突導致了愛育黎拔力八達在位后期政府的癱瘓和碩德八剌的被殺。在海山朝和也孫鐵木兒朝，舊蒙古貴族顯然占了上風，儒臣的聲勢被壓了下去。同樣，在圖帖睦爾朝，燕鐵木兒和伯顏控制了朝廷。雖然諸王和高官不斷圖謀反對他們或是反對皇帝，但這些圖謀都沒有成功。雖然皇帝信任儒臣，但儒臣無法影響朝廷的政策，因為燕鐵木兒和伯顏緊緊控制著朝廷。
帝位繼承危機的不斷出現(xiàn)，權臣和官僚派系的興起，加劇了元中期政治的紊亂和政策搖擺，并且削弱了元朝政府。政府亦被不斷膨脹但效率急劇下降的官僚隊伍、財政緊缺和通貨膨脹等問題所擾。政府還面臨著軍隊衰弱的問題。雖然這些問題通常出現(xiàn)在王朝衰弱時期，但事實上元朝是一個征服王朝，元中期的政治形勢毫無疑問使這些問題越來越嚴重。
元中期的政府確實有一些變化。它通過實行漢法的深化改革，特別是在愛育黎拔力八達、碩德八剌和圖帖睦爾朝，使蒙古人的國家在漢地的根基扎得更深。愛育黎拔力八達提高了儒臣在政府中的地位，為使官僚體系更加儒化他恢復了科舉考試制度，為使政府部門有效運轉和公平審案而編纂了新的法典，為使蒙古和色目精英了解漢人歷史經(jīng)驗和治國理論推動了漢文著作的蒙文翻譯。為加強中央集權，朝廷采取了削弱貴族權力的措施。碩德八剌繼續(xù)推行并擴大了他父親的改革。圖帖睦爾在倡導儒家價值和保護漢地藝文方面做出了最大的努力。甚至在海山朝和也孫鐵木兒朝，他們兩人的草原背景最強，也沒有完全回歸蒙古草原傳統(tǒng)。
但是這些變化并沒有推動元朝國家性格的基本轉化。甚至推行改革的皇帝亦沒有多做使國家性質發(fā)生變化的事情，因為他們懼怕徹底背離祖先的統(tǒng)治模式會引起保守勢力的強烈反對。愛育黎拔力八達限制貴族特權的失敗，就是因為保守勢力的反對?？婆e考試從未達到嚴重損害精英家族的地步。其他改革措施不過為一個社會政治結構沒有根本性變化的朝廷增加了一點漢化和儒化外表。因此，元朝的政府還是保留了部分家產(chǎn)封建制度和部分官僚化的結構。儒學不過是相互競爭以期引起皇帝注意的諸多“宗教”中的一種。蒙古和色目精英與漢人臣民之間的巨大政治和社會鴻溝，雖然較前狹化，但還是沒有完全彌合。中期諸帝留給末代皇帝妥歡貼睦爾的，是一個因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經(jīng)常爆發(fā)的激烈爭斗而嚴重削弱了的國家，也是一個已在中國社會扎根但植根還不夠深的國家。
［1］ 不是被殺死或推翻的另6位皇帝的平均壽命只有29.3歲，與前5位蒙古大汗形成鮮明對照，他們的平均壽命為58.2歲。這亦能反映蒙古皇室生理和政治上的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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