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學家們不能不對由于蒙古帝國統(tǒng)治下的和平才可能在13世紀的中國聚集起來的歐亞文化的形形色色的內容感興趣。蒙古皇帝們歡迎貿易和商人（而漢人統(tǒng)治者卻不是這樣），在他們橫跨歐亞大陸的地域內搜羅工匠，對他們接觸到的所有宗教都給予庇護，并且很愿意任用副手在他們多民族、泛歐亞的政府部門中協(xié)助管理。就是在蒙古世界分為四個汗國、早期蒙古大汗強加給他們廣闊領土上的短暫和平出現(xiàn)危機之后，在中國，這些多元化的諸多表現(xiàn)依然延續(xù)到了14世紀。

　　到14世紀，從帝國最西邊的勢力范圍來到最東邊的中國領土的旅行者已經少多了，但是非漢人社會仍留在中國首都和全國各行省。其中有包括阿拉伯人和波斯穆斯林在內的宗教團體，有從帕米爾東部來的不久前皈依伊斯蘭教的人群，有從內亞-地中海東部來的聶思脫里和羅馬天主教徒（也里可溫），有摩尼教徒，有猶太人，有各種非漢人的佛教徒，還有西伯利亞和東亞的各種薩滿教信仰者。在那個時代，居住在帕米爾以東的所有民族都有人群住在中國，成了在中國的事實上的代表；此外，帕米爾以西的民族，已知也有幾人在中國聚居。

　　許多種字母以及表意漢字的三種變體（契丹文、女真文和西夏文）都曾使用過，居住在中國或在中國旅行的人們閱讀著用這些文字寫成的讀物。那時在中國使用的口語，幾乎包括了歷史學家們認為在當時應存在過的所有漢—藏語系和阿爾泰語系的語言，以及重要的西亞語言和某些歐洲語言。在忽必烈時代的中國能遇到的這些服裝、舉止、儀式、食物、藝術、技藝、哲學和學說的多樣性，是自7、8世紀唐代長安的盛況以來從未見過的。

　　與多樣性的接觸給文化與社會帶來了什么影響？諸如興趣愛好上明顯的新傾向，藝術、音樂、文學或建筑上的新風格，本土宗教或思想中的新動向等等，這些特殊的影響在文獻中顯然都被淡化了，最多不過是模糊地提及。這個時期的漢人精英不能說是已經真正地國際化了，也就是說他們還不能為他們自身的利益而對外族人及其思想、事物發(fā)生興趣。那個時期的作品中沒有多少探討外來事物的內容，知道了外來的事情也沒有表現(xiàn)出欣喜。與此相反，許多著述不經意地將遠方的某地與另一地相混淆，并且分不清摩尼教、聶思脫里教與佛教，或者引用了某個當時使用的外來語詞匯，但是卻說沒法知道它的真正意思。解決這些問題時完全不去尋根究底。如果當時中國的統(tǒng)治者是漢人的話，當漢人通過軍事擴張把這樣的多元化帶到中國來時，或許這些有知識的人就會努力探究這些問題了。就是因為是外族統(tǒng)治，幾乎沒有例外，這些事沒有什么可慶幸的，只有忍耐。無論是什么原因，我們幾乎看不到元代外族文化給當時或者以后的漢人生活帶來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