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中期政治史的研究遠比對蒙古人的元朝其他時期的研究薄弱。歷史學(xué)家之所以忽視這段歷史，部分因為這個時期夾在朝代創(chuàng)建者忽必烈汗光輝的歷史時期和妥歡貼睦爾的“末代亂世”之間，似乎缺乏歷史意義。還有一個次要的原因，就是與此有關(guān)的資料和各種原始資料的短缺。
與蒙古早期諸汗和忽必烈時期不同的是，現(xiàn)存的有關(guān)這一時期的蒙古和西方文字的歷史資料很少。波斯史書拉施特的《史集》，對研究早期蒙古帝國的歷史很有價值，但是只記述到鐵穆耳汗時期。該書關(guān)于鐵穆耳時期的敘述，現(xiàn)在有波義耳的英文譯本，［1］ 亦有俄文和中文譯本。記述鐵穆耳汗以后時期的，有哈撒尼的《完者都史》［2］ 和瓦撒夫的《瓦撒夫史》，［3］ 這些僅有波斯的史料主要對研究元朝與西方汗國的關(guān)系有用。由此，研究元代中期的政治史，只能主要依靠漢文史料。
在漢文史料中，《元史》里各帝的本紀(jì)和這一時期重要人物的列傳是重構(gòu)這一時期政治史的最基本的和不可缺少的史料。在后繼的明朝的初期急忙拼湊起來的官修史書《元史》的缺憾是眾所周知的。［4］ 絕大多數(shù)史學(xué)家對《元史》的整體批評都適應(yīng)于該書有關(guān)這一時期的部分。
首先，沒有為海山和也孫鐵木兒朝的主要大臣立傳。因此，《元史》的敘述必須得到元中期和晚期文集中的相關(guān)資料的補充和確認(rèn)，這些文集的作者不少曾在官府任職。此外，亦應(yīng)參考后來邵遠平［5］ 、屠寄［6］ 和柯紹忞［7］ 編的元史。這一時期最有用的文集包括趙盂頫、程鉅夫、劉敏中、張養(yǎng)浩、黃溍、虞集、揭傒斯、馬祖常、蘇天爵、歐陽玄、許有壬、危素的文集。蘇天爵編的詩文選集《國朝文類》，［8］ 也保留了許多別處未載的資料；但是，該書收文終止的時間是在1310年前。蘇天爵編的另一部書《元朝名臣事略》，［9］ 是從蒙古帝國初期到鐵穆耳朝重要官員的列傳，只對我們這個時期的早期部分有用。元朝中期和晚期的筆記，包括長谷真逸的《農(nóng)田余話》［10］ 、楊瑀的《山居新話》［11］ 、孔齊的《至正直記》［12］ 、陶宗儀的《南村輟耕錄》，［13］ 都對《元史》的敘述有補充作用。
為研究各種制度的發(fā)展，《元史》各志中的資料是最重要的材料。但是，志的資料必須用《元典章》［14］ 和《通制條格》(11)收錄的基礎(chǔ)文書補充，兩書所收文書的終止時間分別是1322年和1315年。研究元代制度的其他有用的基本史料包括1330—1331年編撰的政書《經(jīng)世大典》［15］ 的殘存部分和妥歡貼睦爾時的幾部官修書。后者包括《憲臺通記》［16］ 和《南臺備要》，［17］ 兩書都是記述御史臺的；還有《秘書監(jiān)志》，［18］ 收錄了秘書監(jiān)的資料。
只是在近些年來，元中期政治史在現(xiàn)代標(biāo)準(zhǔn)的歷史著作中才得到應(yīng)有的注意。對政治史的最精彩的敘述可在《元朝史》［19］ 中見到。該書由中國元史界的權(quán)威韓儒林教授主編，但寫作者是南京大學(xué)歷史系的教員，包括著名的研究元史的學(xué)者陳得芝和邱樹森。作為一個完整的斷代史的現(xiàn)代著作，1986年《元朝史》的出版是元史研究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同樣有用的有關(guān)元代政治的敘述亦見于《中國通史》，［20］ 該書的作者是中國的另一組元史專家，包括蔡美彪、周良霄和周清澍。李則芬的《元史新講》［21］ 對元中期政治的論述最長，但是常有不可靠的地方。
除了多桑和亨利·霍渥斯的在上個世紀(jì)的歷史著述外，元中期政治沒有引起西方學(xué)者的重視，直到70年后，才出版了竇德士的《征服者與儒士》。［22］ 盡管作者主要敘述的是妥歡貼睦爾朝的政治變化，但是在書中他用前兩章陳述了他所討論的元朝后期政治所必需的元中期背景。雖然我不同意他的主要論點，他把出自海山系的人重登帝位的1328年視為元代草原政治不可逆轉(zhuǎn)的終結(jié)和元代政治生活“完全儒化”的開端的標(biāo)志，但是《劍橋史》的這一章還是大大得益于竇德士的敏銳觀察和分析。
除竇德士的著作外，蘭德彰關(guān)于虞集的論文［23］ 通過對這個漢人大儒謀臣鼓吹圖帖睦爾的正統(tǒng)和權(quán)威的分析，探討了圖帖睦爾朝的政治。韓百詩是著名的法國元史研究專家，著文研究了蔑兒乞部的伯顏，［24］ 此人在圖帖睦爾朝和妥歡貼睦爾朝初期是官僚強人。
對元代中期和早期蒙古帝國的帝位繼承危機的研究很多。箭內(nèi)亙關(guān)于蒙古貴族選舉大汗的集會“忽鄰勒臺”的經(jīng)典性研究，［25］ 發(fā)表于1917年，是該問題研究的開端。對帝位繼承危機最全面和最有價值的研究是蕭功秦的兩篇文章，［26］ 涉及了早期蒙古大汗和元朝的皇帝。他把元代循環(huán)發(fā)生的帝位繼承危機歸因于蒙古政治制度的不徹底的轉(zhuǎn)變。雖然按照草原傳統(tǒng)在忽鄰勒臺上“選舉”新的大汗不過是一種形式，“選舉”的概念依然被各種企圖謀取汗位的力量所利用。
周良霄近年發(fā)表文章指出，元代的帝位繼承依然遵循蒙古人的傳統(tǒng)舉行儀式。［27］ 傅禮初的兩篇文章［28］ 和伊麗莎白·恩迪科特-韋斯特的文章，［29］ 雖然沒有專論元代中期，亦對元代中期帝位繼承危機的研究有指導(dǎo)性意義。傅禮初認(rèn)為游牧民除了武裝爭斗之外沒有其他的繼承制度，他把這種現(xiàn)象稱為“血腥繼承”。恩迪科特·韋思特認(rèn)為忽鄰勒臺不是一個選舉集會，而是一個口頭表決和政治協(xié)商的會議。她用該制度的存在否定了蒙古統(tǒng)治加強了中國專制傳統(tǒng)的觀點。
除了竇德士、蘭德彰、韓百詩的論著之外，只有中國和日本的學(xué)者對重要政治事件和人物進行了研究。植松正撰文對1303年被元廷處死的富有的江南漢人官員朱清和張瑄做了研究，_0821_1［30］ 用他們的例子解釋了鐵穆耳朝后期的政治陣線，指出這是卜魯罕皇后為增強財力以備鐵穆耳死后控制帝位而制造的事件。松田孝一研究了海山汗的早年生活，特別是他在對抗海都的草原戰(zhàn)爭中的作用。［31］ 孫克寬的眾多文章中有一篇專述愛育黎拔力八達時期——他稱之為“儒治”的文章。［32］ 蕭功秦研究碩德八剌汗在1323年被謀殺的文章［33］ 中指出，這是保守的蒙古、色目貴族和官僚勢力反對年輕君主推行的漢化改革的結(jié)果?？镌卣撌隽俗筘┫喟葑≡诖T德八剌改革中的貢獻。［34］ 藤島建樹在一篇短文中［35］ 考證了1329年被謀殺的和世■的悲慘生涯?？偟恼f來，現(xiàn)有的關(guān)于元代中期宮廷政治的研究，還遠遠不夠。其他方面的問題，如海山汗為增加國家稅收采取的“新政”，也孫鐵木兒朝的政治和政策，都還沒有仔細地研究過。這一時期的關(guān)鍵人物哈剌哈孫、李孟、倒剌沙和燕鐵木兒，都值得專門研究。各派力量準(zhǔn)確的思想分野，也需要深入研究。
因為元朝只是部分官僚化和部分世襲封建的國家，有封地的貴族、皇親和大臣在皇朝政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有封地的貴族，在漢文文獻中稱為“投下”，已經(jīng)引起許多學(xué)者的注意。除了吳晗的研究外，村上正二［36］ 、巖村忍［37］ 、保爾·拉契內(nèi)夫斯基［38］ 、周良霄［39］ 和洪金富［40］ 都撰寫了有關(guān)投下的專文，把其作為政治、軍事、法律和財政特權(quán)制度研究它在元代的發(fā)展。研究諸王和貴族家族的亦多了起來。特別是下列成果與探索元代中期的政治有關(guān)：海老澤哲雄［41］ 和崛江雅明［42］ 對成吉思汗諸弟的后人即所謂三個東方“兀魯思”的研究；松田孝一對安西王阿難答家族的研究；［43］ 周清澍對汪古部的研究。［44］ 蕭啟慶對成吉思汗四大功臣的后人進行了研究，強調(diào)了他們的政治持久性和他們世襲的封建和為官性質(zhì)。［45］ 這些研究強調(diào)投下是世襲特權(quán)制度，更需要注意的是這個貴族階層在國家政治及其官僚體制中的實際作用。
西方和中亞各族人，被稱之為色目，在元代政治中起著重要的但是不同的作用。色目人集團政治命運的變遷已是引起重視的課題。下列研究與元代中期的政治有關(guān)：楊志玖對回回人的研究；［46］ 羅依果對突厥人的整體研究；［47］ 陸峻嶺、何高濟合作的研究來自突厥的康里、欽察、阿速人的論文；［48］ 湯開建對唐兀人的研究；［49］ 札奇斯欽［50］ 和傅海波［51］ 對吐蕃人的研究。這些研究顯示了這些色目集團在元代政府中的不同作用和命運?，F(xiàn)在我們應(yīng)該把命運變換的色目人作為一個集團來分析它的政治作用。
元朝在內(nèi)亞草原的地位及其他與西方汗國的關(guān)系很重要，因為元朝的統(tǒng)治者喜好作為全體蒙古人的大汗的地位，也喜歡設(shè)在中國的政府的政治和文化地位。有關(guān)元朝與海都和篤哇的戰(zhàn)爭與和平問題的研究越來越多起來。著名的波蘭學(xué)者W.柯維思在50年前發(fā)表了他的關(guān)于蒙古世界1303年獲得和平的開創(chuàng)性的研究成果。［52］ 日本學(xué)者惠足俊之撰寫了關(guān)于海都與元的戰(zhàn)爭的文章。［53］ 劉迎勝是近年來研究元與中亞汗國關(guān)系的最積極的學(xué)者，他比較漢文和波斯文史料，撰寫了好幾篇論文。［54］ 日本老蒙古學(xué)家佐口透關(guān)于1303年和平及元朝后期與西方諸汗國的關(guān)系的長文，發(fā)表于1942年，對研究1303年以后元與西方諸汗國的關(guān)系依然有用。［55］ 托馬斯·愛爾森研究了元與窩闊臺和察合臺汗國為爭奪畏兀兒斯坦控制權(quán)的斗爭。［56］ 除了在《征服者與儒士》中關(guān)于元與草原關(guān)系轉(zhuǎn)變的研究之外，竇德士還撰寫了一篇有意義的深入研究的文章，指出元朝從遙遠的中國控制蒙古和中亞的努力的限度，導(dǎo)致了14世紀(jì)20年代后期中亞的丟失，他把此稱為“空間限度”。［57］
研究一個時期的政治史，不能完全忽視這一時期政府的政治、法律、經(jīng)濟和文化制度以及它的政策。日本學(xué)者青山公亮著書研究了元代中期的新政治制度和海山為增加稅收建立的尚書省。［58］ 對愛育黎拔力八達恢復(fù)科舉進行研究的，有宮崎市定［59］ 、楊樹藩［60］ 、姚大力［61］ 和丁昆健。［62］ 蕭啟慶通過對1333年進士的研究，探討了恢復(fù)科舉考試對精英流動的影響。_0824_7［63］ 關(guān)于法律的發(fā)展，保爾·拉契內(nèi)夫斯基的《元法典》［64］ 中保留了許多資料，每個元代制度史的研究者都應(yīng)該參考。陳恒昭的《蒙古統(tǒng)治下的中國法律傳統(tǒng)》，［65］ 雖然主要研究1291年的法典，也考察了元中期和其他時期的立法活動。
沒有單獨的著作專門研究元代中期的財政和經(jīng)濟政策。我們不得不依靠那些整體研究元代的專著。在這類專著中，舒爾曼在《元代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66］ 一書中對賦稅、海運、紙鈔和官府專賣做了極好的開拓性研究。田山茂探討了元政府的收支問題。［67］ 傅海波在《元朝中國的貨幣和經(jīng)濟》［68］ 中最充分地研究了貨幣制度，他認(rèn)為元代從未過多發(fā)行紙鈔，貨幣政策對元朝的衰亡沒有直接影響。全漢昇［69］ 、前田直典、巖村忍［70］ 和彭信威［71］ 從不同角度對傅海波論述的問題進行了研究。頒給皇親的“歲賜”，給政府帶來了嚴(yán)重的財政枯竭，史衛(wèi)民對此作了考證。［72］ 從長江下游到首都的糧食海運，對保證中央政府的經(jīng)濟和政治穩(wěn)固極其重要，吳輯華研究了這一問題。［73］
對元中期文化傾向和文化政策的研究很多。吉川幸次郎對元代諸帝的中國文學(xué)程度的考釋，［74］ 發(fā)表于1943—1945年，仍是這一課題的最有深度的力作。傅海波的《蒙古皇帝能讀、寫漢文嗎？》［75］ ，與吉川幸次郎的論著類似但是獨立寫作的。二文都指出元代中期和后期的多數(shù)君主有很高的中國文學(xué)修養(yǎng)。關(guān)于圖帖睦爾汗的書畫收藏，在姜一涵和傅申對圖帖睦爾專為收藏書畫建立的機構(gòu)奎章閣的研究中作了探討。(11)傅申的著作亦包括了妥歡貼睦爾朝。在不同皇帝支持下的漢文著作翻譯成蒙古文方面，有沃爾特·富克斯［76］ 、傅海波［77］ 和羅依果［78］ 的研究。
有人認(rèn)為元代的蒙古人一般對漢人文化一無所知，為消除這一誤解，蕭啟慶撰寫了兩篇論文，考釋了102個蒙古人，其中大多數(shù)是元代中期和后期的官員，他們都很熟悉漢人的文化。［79］ 色目精英的漢文化程度在陳垣的著名著作《元西域人華化考》中有精辟的考證；該書出版于本世紀(jì)20年代，現(xiàn)在已有英文譯本。［80］
但是還沒有可靠的論著解釋元廷和蒙古精英如何保留草原文化。這樣我們對元廷和蒙古精英的文化傾向的描述只來自一個方面并且是不完整的，因為我們能清楚地看到在中國的蒙古人的逐步漢化，但是我們不知道他們在征服王朝成熟期的元朝所保留的草原文化形態(tài)。
?。?］ [407]拉施特：《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約翰·A.波義耳譯（紐約，1971年版）。
?。?］ [387]哈撒尼：《完者都史》，馬因·汗八力編（德黑蘭，1969年版）。
［3］ [536]瓦撒夫：《瓦撒夫史》，石印本（孟買，1852—1853年版）；穆哈默德·馬丁·伊斯法尼再編本（德黑蘭，1959—1960年版）。
?。?］ [653]宋濂等撰：《元史》（北京，1976年版）。
?。?］ [663]邵遠平：《元史類編》（掃葉山房本）。
［6］ [689]屠寄：《蒙兀兒史記》（北京，1934年版）。
?。?］ [687]柯紹忞：《新元史》（天津，1922年版；北京1930年第二次修訂版）；重版載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二十五史》（上海，1935年版；臺北1962—1969年再版，以及近年來的其他影印本）。
?。?］ [623]蘇天爵編：《國朝文類》（《四部叢刊》本）。
?。?］ [622]蘇天爵編：《原朝名臣事略》（1335年刊本，北京1962年重?。?。
［10］ [630]長谷真逸：《農(nóng)田余話》（寶顏堂秘籍本）。
［11］ [648]楊瑀：《山居新話》（《知不足齋叢書》本）。該書在[115]傅海波的《蒙古統(tǒng)治下中國文化的成就》中翻譯成了德文（威斯巴登，1956年版）。
［12］ [647]孔齊：《至正直記》，伍崇耀編《粵雅堂叢書》卷321—324（1853年再版；臺北，1965年重版）。
?。?3］ [649]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北京，1958年版）。
?。?4］ [628]《大元國朝圣政典章》（《元典章》）（元刊本，臺北，1972年重?。?。
?。?5］ 關(guān)于該書的全目，見[747]蘇振申：《元政書〈經(jīng)世大典〉之研究》（臺北，1984年版），第40—50頁、64—74頁。
?。?6］ [635]《憲臺通記》，收入《永樂大典》（北京，1960年版），卷 2608—2609。
?。?7］ [636]《南臺備要》，收入《永樂大典》（北京，1960年版），卷2610—2611。
［18］ [643]《秘書監(jiān)志》（《廣倉學(xué)窘叢書》本）。
?。?9］ [867]韓儒林主編：《元朝史》，2卷（北京，1986年版）。
?。?0］ [876]蔡美彪、周良霄、周清澍等著：《中國通史》第7卷（北京，1983年版）。
［21］ [762]李則芬：《元史新講》，第3卷（臺北，1978年版）。
?。?2］ [84]竇德士：《征服者與儒士：元代后期政治發(fā)展面面觀》（紐約，1973年版）。
［23］ [277]蘭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充當(dāng)謀士的學(xué)者》。
［24］ [170]韓百詩：《蔑兒乞部伯顏傳札記》。
［25］ [549]箭內(nèi)亙：《關(guān)于蒙古國會忽鄰勒臺》，重版見巖井大慧編《蒙古史研究》（東京，1930年版），第361—447頁。
?。?6］ [852]蕭功秦：《論元代皇位繼承問題》；[851]《論大蒙古國的汗位繼承危機》。
?。?7］ [811]周良霄：《蒙古選汗儀制與元朝皇位繼承問題》。
?。?8］ [113]傅禮初：《奧托曼帝國中的突厥—蒙古人的君主制傳統(tǒng)》；[112]《蒙古人：生態(tài)環(huán)境和社會視野》。
［29］ [103]伊麗莎白·恩迪科特-韋斯特：《元代的中央機構(gòu)》。
?。?0］ [514]植松正：《關(guān)于元代江南的豪民朱清張瑄》。
?。?1］ [305]松田孝一：《海山出鎮(zhèn)西北蒙古》。
?。?2］ [745]孫克寬：《江南訪賢與延祐儒治》。
［33］ [850]蕭功秦：《英宗新政與南坡之變》。
?。?4］ [730]匡裕徹：《拜住及其新政》。
?。?5］ [151]藤島建樹：《元明宗的生涯》。
?。?6］ [336]村上正二：《元朝投下的意義》。
?。?7］ [220]巖村忍：《蒙古社會經(jīng)濟史研究》（京都，1964年版），第401—469頁。
?。?8］ [413]保爾·拉契內(nèi)夫斯基：《蒙古時期投下的意義》。
?。?9］ [809]周良霄：《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初探》。
?。?0］ [822]洪金富：《從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權(quán)的性質(zhì)》。
?。?1］ [101]海老澤哲雄：《蒙古帝國的東方三王家族研究》。
?。?2］ [191]崛江雅明：《蒙古—元朝時期東方三王研究序說》。
?。?3］ [304]松田孝一：《從安西王看元朝的分封制度》。
?。?4］ [812]周清澍：《汪古部事輯》。
?。?5］ [857]蕭啟慶：《元代蒙古四大家族》。
?。?6］ [753]楊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
?。?7］ [398]羅依果：《蒙古統(tǒng)治下的突厥人：13—14世紀(jì)突厥與蒙古關(guān)系初探》。
?。?8］ [776]陸峻嶺、何高濟：《元代的阿速、欽察、康里人》。
?。?9］ [736]湯開建：《元代西夏人的政治地位》。
?。?0］ [709]札奇斯欽：《蒙古與西藏歷史關(guān)系之研究》（臺北，1978年版）。
?。?1］ [143]傅海波：《元代中國的吐蕃人》。
?。?2］ [253]W.柯維思：《蒙古人：12世紀(jì)（原文如此）初葉世界和平思想的倡導(dǎo)者》。
［53］ [107]惠足俊之：《海都之亂的考察》。
?。?4］ [740]劉迎勝：《〈史集〉窩闊臺汗國末年紀(jì)事補證》；[739]《元代蒙古諸汗國間的約和及窩闊臺汗國的滅亡》。
?。?5］ [435]佐口透：《14世紀(jì)元朝與西方三王的關(guān)系》。
?。?6］ [13]托馬斯·T.愛爾森：《13世紀(jì)的元朝和吐魯番的畏兀兒人》。
［57］ [85]竇德士：《從蒙古帝國到元朝：帝國在蒙古和中亞統(tǒng)治形式的變化》。
［58］ [15]青山公亮：《元朝尚書省考》（東京，1951年版）。
?。?9］ [315]宮崎市定：《元朝的蒙古官職和蒙漢關(guān)系：科舉復(fù)興意義再探》。
?。?0］ [755]楊樹藩：《元代科舉制度》。
?。?1］ [824]姚大力：《元代科舉制度的行廢及其社會背景》。
［62］ [692]丁昆?。骸对目婆e制度》。
?。?3］ [859]蕭啟慶：《元代科舉與精英流動：以元統(tǒng)元年進士為中心》。
?。?4］ [412]保爾·拉契內(nèi)夫斯基：《元法典》，4卷（巴黎，1937—1985年版）。
?。?5］ [63]陳恒昭：《蒙古統(tǒng)治下的中國法律傳統(tǒng)：1291年法典復(fù)原》（普林斯頓，1979年版）。
［66］ [441]舒爾曼：《元代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坎布里奇，1956年版，1967年再版）。
［67］ [494]田山茂：《元代財政史的有關(guān)資料：以收支額為中心》。
?。?8］ [127]傅海波：《元朝中國的貨幣和經(jīng)濟》（萊比錫，1949年版）。
?。?9］ [733]全漢昇：《元代的紙幣》。
?。?0］ [220]巖村忍：《蒙古社會經(jīng)濟史研究》，第421—432頁。
?。?1］ [864]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1958年版）。
?。?2］ [715]史衛(wèi)民：《元歲賜考實》。
?。?3］ [774]吳輯華：《元朝與明初海運》。
?。?4］ [557]吉川幸次郎：《元代諸帝的文學(xué)》。
?。?5］ [122]傅海波：《蒙古皇帝能讀、寫漢文嗎？》。
?。?6］ [149]沃爾特·富克斯：《元代的蒙文譯著》。
?。?7］ [118]傅海波：《蒙古統(tǒng)治下的中國史學(xué)：民族涵化中史學(xué)的作用》。
?。?8］ [392]羅依果：《蒙文譯本〈孝經(jīng)〉》。
?。?9］ [858]蕭啟慶：《元代蒙古人的漢學(xué)》；[860]《元代蒙古人漢學(xué)再探》。
［80］ [787]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錢興海（譯音）和L.C.古德里奇譯注（洛杉磯，1966年版）。
與蒙古早期諸汗和忽必烈時期不同的是，現(xiàn)存的有關(guān)這一時期的蒙古和西方文字的歷史資料很少。波斯史書拉施特的《史集》，對研究早期蒙古帝國的歷史很有價值，但是只記述到鐵穆耳汗時期。該書關(guān)于鐵穆耳時期的敘述，現(xiàn)在有波義耳的英文譯本，［1］ 亦有俄文和中文譯本。記述鐵穆耳汗以后時期的，有哈撒尼的《完者都史》［2］ 和瓦撒夫的《瓦撒夫史》，［3］ 這些僅有波斯的史料主要對研究元朝與西方汗國的關(guān)系有用。由此，研究元代中期的政治史，只能主要依靠漢文史料。
在漢文史料中，《元史》里各帝的本紀(jì)和這一時期重要人物的列傳是重構(gòu)這一時期政治史的最基本的和不可缺少的史料。在后繼的明朝的初期急忙拼湊起來的官修史書《元史》的缺憾是眾所周知的。［4］ 絕大多數(shù)史學(xué)家對《元史》的整體批評都適應(yīng)于該書有關(guān)這一時期的部分。
首先，沒有為海山和也孫鐵木兒朝的主要大臣立傳。因此，《元史》的敘述必須得到元中期和晚期文集中的相關(guān)資料的補充和確認(rèn)，這些文集的作者不少曾在官府任職。此外，亦應(yīng)參考后來邵遠平［5］ 、屠寄［6］ 和柯紹忞［7］ 編的元史。這一時期最有用的文集包括趙盂頫、程鉅夫、劉敏中、張養(yǎng)浩、黃溍、虞集、揭傒斯、馬祖常、蘇天爵、歐陽玄、許有壬、危素的文集。蘇天爵編的詩文選集《國朝文類》，［8］ 也保留了許多別處未載的資料；但是，該書收文終止的時間是在1310年前。蘇天爵編的另一部書《元朝名臣事略》，［9］ 是從蒙古帝國初期到鐵穆耳朝重要官員的列傳，只對我們這個時期的早期部分有用。元朝中期和晚期的筆記，包括長谷真逸的《農(nóng)田余話》［10］ 、楊瑀的《山居新話》［11］ 、孔齊的《至正直記》［12］ 、陶宗儀的《南村輟耕錄》，［13］ 都對《元史》的敘述有補充作用。
為研究各種制度的發(fā)展，《元史》各志中的資料是最重要的材料。但是，志的資料必須用《元典章》［14］ 和《通制條格》(11)收錄的基礎(chǔ)文書補充，兩書所收文書的終止時間分別是1322年和1315年。研究元代制度的其他有用的基本史料包括1330—1331年編撰的政書《經(jīng)世大典》［15］ 的殘存部分和妥歡貼睦爾時的幾部官修書。后者包括《憲臺通記》［16］ 和《南臺備要》，［17］ 兩書都是記述御史臺的；還有《秘書監(jiān)志》，［18］ 收錄了秘書監(jiān)的資料。
只是在近些年來，元中期政治史在現(xiàn)代標(biāo)準(zhǔn)的歷史著作中才得到應(yīng)有的注意。對政治史的最精彩的敘述可在《元朝史》［19］ 中見到。該書由中國元史界的權(quán)威韓儒林教授主編，但寫作者是南京大學(xué)歷史系的教員，包括著名的研究元史的學(xué)者陳得芝和邱樹森。作為一個完整的斷代史的現(xiàn)代著作，1986年《元朝史》的出版是元史研究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同樣有用的有關(guān)元代政治的敘述亦見于《中國通史》，［20］ 該書的作者是中國的另一組元史專家，包括蔡美彪、周良霄和周清澍。李則芬的《元史新講》［21］ 對元中期政治的論述最長，但是常有不可靠的地方。
除了多桑和亨利·霍渥斯的在上個世紀(jì)的歷史著述外，元中期政治沒有引起西方學(xué)者的重視，直到70年后，才出版了竇德士的《征服者與儒士》。［22］ 盡管作者主要敘述的是妥歡貼睦爾朝的政治變化，但是在書中他用前兩章陳述了他所討論的元朝后期政治所必需的元中期背景。雖然我不同意他的主要論點，他把出自海山系的人重登帝位的1328年視為元代草原政治不可逆轉(zhuǎn)的終結(jié)和元代政治生活“完全儒化”的開端的標(biāo)志，但是《劍橋史》的這一章還是大大得益于竇德士的敏銳觀察和分析。
除竇德士的著作外，蘭德彰關(guān)于虞集的論文［23］ 通過對這個漢人大儒謀臣鼓吹圖帖睦爾的正統(tǒng)和權(quán)威的分析，探討了圖帖睦爾朝的政治。韓百詩是著名的法國元史研究專家，著文研究了蔑兒乞部的伯顏，［24］ 此人在圖帖睦爾朝和妥歡貼睦爾朝初期是官僚強人。
對元代中期和早期蒙古帝國的帝位繼承危機的研究很多。箭內(nèi)亙關(guān)于蒙古貴族選舉大汗的集會“忽鄰勒臺”的經(jīng)典性研究，［25］ 發(fā)表于1917年，是該問題研究的開端。對帝位繼承危機最全面和最有價值的研究是蕭功秦的兩篇文章，［26］ 涉及了早期蒙古大汗和元朝的皇帝。他把元代循環(huán)發(fā)生的帝位繼承危機歸因于蒙古政治制度的不徹底的轉(zhuǎn)變。雖然按照草原傳統(tǒng)在忽鄰勒臺上“選舉”新的大汗不過是一種形式，“選舉”的概念依然被各種企圖謀取汗位的力量所利用。
周良霄近年發(fā)表文章指出，元代的帝位繼承依然遵循蒙古人的傳統(tǒng)舉行儀式。［27］ 傅禮初的兩篇文章［28］ 和伊麗莎白·恩迪科特-韋斯特的文章，［29］ 雖然沒有專論元代中期，亦對元代中期帝位繼承危機的研究有指導(dǎo)性意義。傅禮初認(rèn)為游牧民除了武裝爭斗之外沒有其他的繼承制度，他把這種現(xiàn)象稱為“血腥繼承”。恩迪科特·韋思特認(rèn)為忽鄰勒臺不是一個選舉集會，而是一個口頭表決和政治協(xié)商的會議。她用該制度的存在否定了蒙古統(tǒng)治加強了中國專制傳統(tǒng)的觀點。
除了竇德士、蘭德彰、韓百詩的論著之外，只有中國和日本的學(xué)者對重要政治事件和人物進行了研究。植松正撰文對1303年被元廷處死的富有的江南漢人官員朱清和張瑄做了研究，_0821_1［30］ 用他們的例子解釋了鐵穆耳朝后期的政治陣線，指出這是卜魯罕皇后為增強財力以備鐵穆耳死后控制帝位而制造的事件。松田孝一研究了海山汗的早年生活，特別是他在對抗海都的草原戰(zhàn)爭中的作用。［31］ 孫克寬的眾多文章中有一篇專述愛育黎拔力八達時期——他稱之為“儒治”的文章。［32］ 蕭功秦研究碩德八剌汗在1323年被謀殺的文章［33］ 中指出，這是保守的蒙古、色目貴族和官僚勢力反對年輕君主推行的漢化改革的結(jié)果?？镌卣撌隽俗筘┫喟葑≡诖T德八剌改革中的貢獻。［34］ 藤島建樹在一篇短文中［35］ 考證了1329年被謀殺的和世■的悲慘生涯?？偟恼f來，現(xiàn)有的關(guān)于元代中期宮廷政治的研究，還遠遠不夠。其他方面的問題，如海山汗為增加國家稅收采取的“新政”，也孫鐵木兒朝的政治和政策，都還沒有仔細地研究過。這一時期的關(guān)鍵人物哈剌哈孫、李孟、倒剌沙和燕鐵木兒，都值得專門研究。各派力量準(zhǔn)確的思想分野，也需要深入研究。
因為元朝只是部分官僚化和部分世襲封建的國家，有封地的貴族、皇親和大臣在皇朝政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有封地的貴族，在漢文文獻中稱為“投下”，已經(jīng)引起許多學(xué)者的注意。除了吳晗的研究外，村上正二［36］ 、巖村忍［37］ 、保爾·拉契內(nèi)夫斯基［38］ 、周良霄［39］ 和洪金富［40］ 都撰寫了有關(guān)投下的專文，把其作為政治、軍事、法律和財政特權(quán)制度研究它在元代的發(fā)展。研究諸王和貴族家族的亦多了起來。特別是下列成果與探索元代中期的政治有關(guān)：海老澤哲雄［41］ 和崛江雅明［42］ 對成吉思汗諸弟的后人即所謂三個東方“兀魯思”的研究；松田孝一對安西王阿難答家族的研究；［43］ 周清澍對汪古部的研究。［44］ 蕭啟慶對成吉思汗四大功臣的后人進行了研究，強調(diào)了他們的政治持久性和他們世襲的封建和為官性質(zhì)。［45］ 這些研究強調(diào)投下是世襲特權(quán)制度，更需要注意的是這個貴族階層在國家政治及其官僚體制中的實際作用。
西方和中亞各族人，被稱之為色目，在元代政治中起著重要的但是不同的作用。色目人集團政治命運的變遷已是引起重視的課題。下列研究與元代中期的政治有關(guān)：楊志玖對回回人的研究；［46］ 羅依果對突厥人的整體研究；［47］ 陸峻嶺、何高濟合作的研究來自突厥的康里、欽察、阿速人的論文；［48］ 湯開建對唐兀人的研究；［49］ 札奇斯欽［50］ 和傅海波［51］ 對吐蕃人的研究。這些研究顯示了這些色目集團在元代政府中的不同作用和命運?，F(xiàn)在我們應(yīng)該把命運變換的色目人作為一個集團來分析它的政治作用。
元朝在內(nèi)亞草原的地位及其他與西方汗國的關(guān)系很重要，因為元朝的統(tǒng)治者喜好作為全體蒙古人的大汗的地位，也喜歡設(shè)在中國的政府的政治和文化地位。有關(guān)元朝與海都和篤哇的戰(zhàn)爭與和平問題的研究越來越多起來。著名的波蘭學(xué)者W.柯維思在50年前發(fā)表了他的關(guān)于蒙古世界1303年獲得和平的開創(chuàng)性的研究成果。［52］ 日本學(xué)者惠足俊之撰寫了關(guān)于海都與元的戰(zhàn)爭的文章。［53］ 劉迎勝是近年來研究元與中亞汗國關(guān)系的最積極的學(xué)者，他比較漢文和波斯文史料，撰寫了好幾篇論文。［54］ 日本老蒙古學(xué)家佐口透關(guān)于1303年和平及元朝后期與西方諸汗國的關(guān)系的長文，發(fā)表于1942年，對研究1303年以后元與西方諸汗國的關(guān)系依然有用。［55］ 托馬斯·愛爾森研究了元與窩闊臺和察合臺汗國為爭奪畏兀兒斯坦控制權(quán)的斗爭。［56］ 除了在《征服者與儒士》中關(guān)于元與草原關(guān)系轉(zhuǎn)變的研究之外，竇德士還撰寫了一篇有意義的深入研究的文章，指出元朝從遙遠的中國控制蒙古和中亞的努力的限度，導(dǎo)致了14世紀(jì)20年代后期中亞的丟失，他把此稱為“空間限度”。［57］
研究一個時期的政治史，不能完全忽視這一時期政府的政治、法律、經(jīng)濟和文化制度以及它的政策。日本學(xué)者青山公亮著書研究了元代中期的新政治制度和海山為增加稅收建立的尚書省。［58］ 對愛育黎拔力八達恢復(fù)科舉進行研究的，有宮崎市定［59］ 、楊樹藩［60］ 、姚大力［61］ 和丁昆健。［62］ 蕭啟慶通過對1333年進士的研究，探討了恢復(fù)科舉考試對精英流動的影響。_0824_7［63］ 關(guān)于法律的發(fā)展，保爾·拉契內(nèi)夫斯基的《元法典》［64］ 中保留了許多資料，每個元代制度史的研究者都應(yīng)該參考。陳恒昭的《蒙古統(tǒng)治下的中國法律傳統(tǒng)》，［65］ 雖然主要研究1291年的法典，也考察了元中期和其他時期的立法活動。
沒有單獨的著作專門研究元代中期的財政和經(jīng)濟政策。我們不得不依靠那些整體研究元代的專著。在這類專著中，舒爾曼在《元代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66］ 一書中對賦稅、海運、紙鈔和官府專賣做了極好的開拓性研究。田山茂探討了元政府的收支問題。［67］ 傅海波在《元朝中國的貨幣和經(jīng)濟》［68］ 中最充分地研究了貨幣制度，他認(rèn)為元代從未過多發(fā)行紙鈔，貨幣政策對元朝的衰亡沒有直接影響。全漢昇［69］ 、前田直典、巖村忍［70］ 和彭信威［71］ 從不同角度對傅海波論述的問題進行了研究。頒給皇親的“歲賜”，給政府帶來了嚴(yán)重的財政枯竭，史衛(wèi)民對此作了考證。［72］ 從長江下游到首都的糧食海運，對保證中央政府的經(jīng)濟和政治穩(wěn)固極其重要，吳輯華研究了這一問題。［73］
對元中期文化傾向和文化政策的研究很多。吉川幸次郎對元代諸帝的中國文學(xué)程度的考釋，［74］ 發(fā)表于1943—1945年，仍是這一課題的最有深度的力作。傅海波的《蒙古皇帝能讀、寫漢文嗎？》［75］ ，與吉川幸次郎的論著類似但是獨立寫作的。二文都指出元代中期和后期的多數(shù)君主有很高的中國文學(xué)修養(yǎng)。關(guān)于圖帖睦爾汗的書畫收藏，在姜一涵和傅申對圖帖睦爾專為收藏書畫建立的機構(gòu)奎章閣的研究中作了探討。(11)傅申的著作亦包括了妥歡貼睦爾朝。在不同皇帝支持下的漢文著作翻譯成蒙古文方面，有沃爾特·富克斯［76］ 、傅海波［77］ 和羅依果［78］ 的研究。
有人認(rèn)為元代的蒙古人一般對漢人文化一無所知，為消除這一誤解，蕭啟慶撰寫了兩篇論文，考釋了102個蒙古人，其中大多數(shù)是元代中期和后期的官員，他們都很熟悉漢人的文化。［79］ 色目精英的漢文化程度在陳垣的著名著作《元西域人華化考》中有精辟的考證；該書出版于本世紀(jì)20年代，現(xiàn)在已有英文譯本。［80］
但是還沒有可靠的論著解釋元廷和蒙古精英如何保留草原文化。這樣我們對元廷和蒙古精英的文化傾向的描述只來自一個方面并且是不完整的，因為我們能清楚地看到在中國的蒙古人的逐步漢化，但是我們不知道他們在征服王朝成熟期的元朝所保留的草原文化形態(tài)。
?。?］ [407]拉施特：《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約翰·A.波義耳譯（紐約，1971年版）。
?。?］ [387]哈撒尼：《完者都史》，馬因·汗八力編（德黑蘭，1969年版）。
［3］ [536]瓦撒夫：《瓦撒夫史》，石印本（孟買，1852—1853年版）；穆哈默德·馬丁·伊斯法尼再編本（德黑蘭，1959—1960年版）。
?。?］ [653]宋濂等撰：《元史》（北京，1976年版）。
?。?］ [663]邵遠平：《元史類編》（掃葉山房本）。
［6］ [689]屠寄：《蒙兀兒史記》（北京，1934年版）。
?。?］ [687]柯紹忞：《新元史》（天津，1922年版；北京1930年第二次修訂版）；重版載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二十五史》（上海，1935年版；臺北1962—1969年再版，以及近年來的其他影印本）。
?。?］ [623]蘇天爵編：《國朝文類》（《四部叢刊》本）。
?。?］ [622]蘇天爵編：《原朝名臣事略》（1335年刊本，北京1962年重?。?。
［10］ [630]長谷真逸：《農(nóng)田余話》（寶顏堂秘籍本）。
［11］ [648]楊瑀：《山居新話》（《知不足齋叢書》本）。該書在[115]傅海波的《蒙古統(tǒng)治下中國文化的成就》中翻譯成了德文（威斯巴登，1956年版）。
［12］ [647]孔齊：《至正直記》，伍崇耀編《粵雅堂叢書》卷321—324（1853年再版；臺北，1965年重版）。
?。?3］ [649]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北京，1958年版）。
?。?4］ [628]《大元國朝圣政典章》（《元典章》）（元刊本，臺北，1972年重?。?。
?。?5］ 關(guān)于該書的全目，見[747]蘇振申：《元政書〈經(jīng)世大典〉之研究》（臺北，1984年版），第40—50頁、64—74頁。
?。?6］ [635]《憲臺通記》，收入《永樂大典》（北京，1960年版），卷 2608—2609。
?。?7］ [636]《南臺備要》，收入《永樂大典》（北京，1960年版），卷2610—2611。
［18］ [643]《秘書監(jiān)志》（《廣倉學(xué)窘叢書》本）。
?。?9］ [867]韓儒林主編：《元朝史》，2卷（北京，1986年版）。
?。?0］ [876]蔡美彪、周良霄、周清澍等著：《中國通史》第7卷（北京，1983年版）。
［21］ [762]李則芬：《元史新講》，第3卷（臺北，1978年版）。
?。?2］ [84]竇德士：《征服者與儒士：元代后期政治發(fā)展面面觀》（紐約，1973年版）。
［23］ [277]蘭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充當(dāng)謀士的學(xué)者》。
［24］ [170]韓百詩：《蔑兒乞部伯顏傳札記》。
［25］ [549]箭內(nèi)亙：《關(guān)于蒙古國會忽鄰勒臺》，重版見巖井大慧編《蒙古史研究》（東京，1930年版），第361—447頁。
?。?6］ [852]蕭功秦：《論元代皇位繼承問題》；[851]《論大蒙古國的汗位繼承危機》。
?。?7］ [811]周良霄：《蒙古選汗儀制與元朝皇位繼承問題》。
?。?8］ [113]傅禮初：《奧托曼帝國中的突厥—蒙古人的君主制傳統(tǒng)》；[112]《蒙古人：生態(tài)環(huán)境和社會視野》。
［29］ [103]伊麗莎白·恩迪科特-韋斯特：《元代的中央機構(gòu)》。
?。?0］ [514]植松正：《關(guān)于元代江南的豪民朱清張瑄》。
?。?1］ [305]松田孝一：《海山出鎮(zhèn)西北蒙古》。
?。?2］ [745]孫克寬：《江南訪賢與延祐儒治》。
［33］ [850]蕭功秦：《英宗新政與南坡之變》。
?。?4］ [730]匡裕徹：《拜住及其新政》。
?。?5］ [151]藤島建樹：《元明宗的生涯》。
?。?6］ [336]村上正二：《元朝投下的意義》。
?。?7］ [220]巖村忍：《蒙古社會經(jīng)濟史研究》（京都，1964年版），第401—469頁。
?。?8］ [413]保爾·拉契內(nèi)夫斯基：《蒙古時期投下的意義》。
?。?9］ [809]周良霄：《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初探》。
?。?0］ [822]洪金富：《從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權(quán)的性質(zhì)》。
?。?1］ [101]海老澤哲雄：《蒙古帝國的東方三王家族研究》。
?。?2］ [191]崛江雅明：《蒙古—元朝時期東方三王研究序說》。
?。?3］ [304]松田孝一：《從安西王看元朝的分封制度》。
?。?4］ [812]周清澍：《汪古部事輯》。
?。?5］ [857]蕭啟慶：《元代蒙古四大家族》。
?。?6］ [753]楊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
?。?7］ [398]羅依果：《蒙古統(tǒng)治下的突厥人：13—14世紀(jì)突厥與蒙古關(guān)系初探》。
?。?8］ [776]陸峻嶺、何高濟：《元代的阿速、欽察、康里人》。
?。?9］ [736]湯開建：《元代西夏人的政治地位》。
?。?0］ [709]札奇斯欽：《蒙古與西藏歷史關(guān)系之研究》（臺北，1978年版）。
?。?1］ [143]傅海波：《元代中國的吐蕃人》。
?。?2］ [253]W.柯維思：《蒙古人：12世紀(jì)（原文如此）初葉世界和平思想的倡導(dǎo)者》。
［53］ [107]惠足俊之：《海都之亂的考察》。
?。?4］ [740]劉迎勝：《〈史集〉窩闊臺汗國末年紀(jì)事補證》；[739]《元代蒙古諸汗國間的約和及窩闊臺汗國的滅亡》。
?。?5］ [435]佐口透：《14世紀(jì)元朝與西方三王的關(guān)系》。
?。?6］ [13]托馬斯·T.愛爾森：《13世紀(jì)的元朝和吐魯番的畏兀兒人》。
［57］ [85]竇德士：《從蒙古帝國到元朝：帝國在蒙古和中亞統(tǒng)治形式的變化》。
［58］ [15]青山公亮：《元朝尚書省考》（東京，1951年版）。
?。?9］ [315]宮崎市定：《元朝的蒙古官職和蒙漢關(guān)系：科舉復(fù)興意義再探》。
?。?0］ [755]楊樹藩：《元代科舉制度》。
?。?1］ [824]姚大力：《元代科舉制度的行廢及其社會背景》。
［62］ [692]丁昆?。骸对目婆e制度》。
?。?3］ [859]蕭啟慶：《元代科舉與精英流動：以元統(tǒng)元年進士為中心》。
?。?4］ [412]保爾·拉契內(nèi)夫斯基：《元法典》，4卷（巴黎，1937—1985年版）。
?。?5］ [63]陳恒昭：《蒙古統(tǒng)治下的中國法律傳統(tǒng)：1291年法典復(fù)原》（普林斯頓，1979年版）。
［66］ [441]舒爾曼：《元代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坎布里奇，1956年版，1967年再版）。
［67］ [494]田山茂：《元代財政史的有關(guān)資料：以收支額為中心》。
?。?8］ [127]傅海波：《元朝中國的貨幣和經(jīng)濟》（萊比錫，1949年版）。
?。?9］ [733]全漢昇：《元代的紙幣》。
?。?0］ [220]巖村忍：《蒙古社會經(jīng)濟史研究》，第421—432頁。
?。?1］ [864]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1958年版）。
?。?2］ [715]史衛(wèi)民：《元歲賜考實》。
?。?3］ [774]吳輯華：《元朝與明初海運》。
?。?4］ [557]吉川幸次郎：《元代諸帝的文學(xué)》。
?。?5］ [122]傅海波：《蒙古皇帝能讀、寫漢文嗎？》。
?。?6］ [149]沃爾特·富克斯：《元代的蒙文譯著》。
?。?7］ [118]傅海波：《蒙古統(tǒng)治下的中國史學(xué)：民族涵化中史學(xué)的作用》。
?。?8］ [392]羅依果：《蒙文譯本〈孝經(jīng)〉》。
?。?9］ [858]蕭啟慶：《元代蒙古人的漢學(xué)》；[860]《元代蒙古人漢學(xué)再探》。
［80］ [787]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錢興海（譯音）和L.C.古德里奇譯注（洛杉磯，1966年版）。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