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大禮的爭論
1521年6月1日，皇帝繼位以后的第五天，他命令禮部的負責官員們提出適合于他父親的大禮和稱號的意見。大學士楊廷和指示禮部尚書依據(jù)兩個先例作出他的回答：漢代定陶王和宋代濮王的繼位。他又說，誰不同意他就是奸賊，應被處死。
楊廷和挑選了兩個不尋常而又有爭論的事例。公元前7年漢成帝（公元前32—公元前7年在位）去世，前此二年，他安排讓他的侄子定陶王繼承他，延續(xù)他的世系。但是，這個孩子一掌權便不顧已故皇帝親屬的反對開始給予他的家庭成員以封號、俸祿以及其他恩惠。公元前4年，在兩個朝臣的請求下，皇帝把他的兩個祖先提到更高的地位，并提出建立家廟，這項提議得到了絕大多數(shù)人的贊成。這在某些方面來說，是一個一心想尊崇他親生父母的皇帝也不大可能開的先例，因為這只不過證明皇帝最終能夠為所欲為。
作為英宗皇帝（1064—1067年在位）而掌權的趙曙，是濮王的第13個兒子，宋代第一位皇帝的遠代子孫。沒有男姓后代的仁宗皇帝（1023—1063年在位）于1036年收養(yǎng)了這個孩子，隨后又將他立為太子。1064年他一即位，朝廷關于他父母的封號的爭論就開始了。朝廷上高級官員們有兩年忙于有關這個問題的激烈爭論。一批人認為皇帝應當給他的父母上尊號，并繼續(xù)稱他們?yōu)楦改?；另一批人認為他只應當承認他的前任的世系。這場爭論很快惡化成一場主要以皇帝權力的適當限度為中心的派系爭吵。皇帝和他的顧問們終于達到了他們的目的；皇帝承認他的親生父母，并制定了對他們的祭祀制度。但是，南宋的思想家們強烈反對這種安排，并寫了反對的意見。哲學家程頤（1033—1107年）草擬了最有影響的反對意見，大學士楊廷和向皇帝送呈這個先例供他考慮時，附上了程頤對這個事例的議論。［1］
明代朝廷上的這次爭論的焦點在于辨別“統(tǒng)”（王朝世系的合法繼承）和“嗣”（家族慣例的血統(tǒng)繼承或過繼繼承）。大學士們?yōu)橹q護的觀點，認為繼承某人的人應是某人之子，這是家族慣例的一個基本原則。因此，年幼的嘉靖皇帝受到敦促，要把他的伯母和伯父當作他的父母對待，把父母當作叔、嬸對待。但是對方指出，在這個事件中皇帝從未入繼或被他的前任立為太子，進行統(tǒng)治的家族的合法繼承和家族慣例的平常的常規(guī)有明顯的區(qū)別，過去從未制定皇帝繼承的規(guī)定和條款。
明代繼位的歷史已經(jīng)由于篡位和一系列的叛逆而被弄得很糟，最晚的一次叛逆發(fā)生在1519年，當時寧王試圖廢黜正德皇帝。關于正當?shù)拇蠖Y的爭論圍繞著一種沒有說出的憂慮：嘉靖皇帝謀求創(chuàng)立的禮儀準則將開危險的先例。這種準則認可在繼位的合法順序中建立皇室的一個旁支，這個旁支在其他情況下是無入選資格的。這種準則因而形成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嫡系的氣氛。就大學士們而言，1519年的寧王謀反仍然是令人不安的往事。爭論的不是孝道和君權；爭論的問題是皇帝世系的穩(wěn)定性。
可是在皇帝即位以后，國家的這個重大問題變得可以討論了。大多數(shù)官員已經(jīng)承認皇帝，既不想廢黜他，也不想接受他的退位；大學士們在事情發(fā)生以后也決不可能對他適合當皇帝或他的合法性提出懷疑，因為他們已經(jīng)挑選了他。既然他能夠不被迫接受大學士們的主張，既然他能夠不被廢黜，大學士們就只能對他施加壓力，說服他接受他們的觀點。大學士楊廷和直到他1524年被迫離職為止，隨意利用一切手段把他的看法既強加于朝臣，也強加于皇帝。但是在這個孩子和他母親的身上，這位大學士卻遇到了對手。
楊廷和利用這一爭端鞏固他自己在朝廷的權力，擴大大學士們的權限，提高翰林院及其成員的威信。他需要依附他的人的支持，他無情地排斥高級機構中反對他的人。1521年5月，他使他最有勢力的敵人吏部尚書王瓊（1459—1532年）被革職，關押，放逐到帝國遙遠的西部邊境，同樣的策略也應用于較低級別的其他幾百名官員。他尤其排斥所有在大禮上反對他的主張的人。
皇帝因楊的專橫而苦惱，但他的手是被捆著的。1521年6月殿試時他再次提出這個問題，他出了一道追榮本生父母以何為宜的文章題目，目的是要誘導出對他的立場的某種支持。［2］ 但是，沒有一個文章的作者敢于反駁大學士們的主張。在此后幾個月中，禮部三次呈遞它有關大禮的建議，皇帝每次都反對。
在相持了三個月之后，皇帝終于接到了一項投合他心意的建議。提建議的張璁（后來名叫張孚敬，1475—1539年）來北京參加會試，他在七次失敗之后于46歲時才考中。大學士們發(fā)表他們的主張之后不久，張告訴他在禮部的一個朋友，挑選的先例不適用于當今皇帝的情況，他建議他的朋友在他的同僚中傳播這種主張。張的朋友緊接著調(diào)任南京的一個職位，而張決定不聲張。但是，當他看到皇帝繼續(xù)駁回大學士們的主張時，他漸漸改變了主意。
1521年8月張向皇帝表明了他的主張。他認為遺詔本文只說興獻王長子，而沒有提到楊廷和所提出的任何安排。漢、宋繼位的事并沒有提供據(jù)以作為先例的歷史的相同之點，因為在這兩個事例中，繼位者都曾嗣養(yǎng)于皇宮，然后才被立為太子?；实郯褟埖淖嗍柁D(zhuǎn)給大學士楊廷和，楊送還奏疏，加上這樣的評論：“書生曉得什么大體？”［3］ 但是，皇帝看出了在這場爭論中達到他的目的的辦法。他繼續(xù)迫使大學士們接受他的意見，他們也繼續(xù)封還他關于這件事的詔令。這時這個問題已經(jīng)變成朝廷上爭論的一個題目。其他的幾個官員發(fā)表意見支持張的主張，到了10月，情況迫使大學士們緩和了下來。
1521年4月30日，也就是皇帝繼位后的第三天，他派了一批人去護送他的母親從安陸來北京。1521年10月4日，當她到達北京正東的通州時，危機擴大了。她聽說她將被當作王妃而不是當作皇后受到迎接，他的兒子正被迫要稱她為叔母，她拒絕進入京城，并威脅要即刻返回安陸。皇帝聽到此事時，他告訴太后，他想避位，和他母親一道返回安陸。這種威脅迫使大學士們采取禮部尚書毛澄（1461—1523年）所提出的妥協(xié)立場。蓋有太后印璽的一道懿旨給予皇帝的父親、母親和祖母以帝、后的稱號。此外，朝廷被迫接受了皇帝為迎接他的母親而提出的禮儀，這種禮儀給予她最高的尊榮。這時她才同意進入京城。
但是，張?zhí)笕耘f把皇帝的母親當作一般的王妃看待，用適用于皇妃的禮節(jié)接待她，盡管她的稱號是皇后。她的態(tài)度激怒了皇帝的母親，也同樣激怒了皇帝；從此以后他利用一切方法隨意羞辱和威逼太后以及她的親屬。
1522年2月，在皇帝祭天的那天，皇帝母親居住的宮殿院落中發(fā)生了一場起因不明的火災。大學士楊廷和把這一事件看作皇帝祖先不滿于祭祀的安排，尤其是不滿于這些新的稱號的明顯朕兆——火是主宰所有禮儀事務的自然力。他逼迫皇帝至少暫時撤消他雙親的帝、后稱號。
就楊來說，大禮問題終歸是次要事情。本朝的開頭幾年，他主持帝國的行政，把他的精力主要用于制度和人事的改革。其中，他試圖恢復那些在前一個皇帝統(tǒng)治時被占作皇莊的地產(chǎn)的稅收登記；遣散幾千名多余的錦衣衛(wèi)成員；禁止帝國教育機構中的異端學說；以及限制太監(jiān)的權力和勢力，太監(jiān)們妄自霸占了許多民政職務。
但是，大禮的爭議仍然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它只能激起皇帝對楊和他一伙人的怨恨。當皇帝的祖母于1522年12月去世時，楊建議她的喪期只用一天，對她的葬禮的細節(jié)進行爭論，在這一過程中他使自己和皇帝更加疏遠了。所有對楊的態(tài)度專橫傲慢的批評就這樣被皇帝自身的感受證實了。
1523年6月30日，皇帝命令大學士們到他跟前非正式地覲見他。他親自指示他們給他的家庭成員的稱號加上帝、后的尊稱，大學士們當他的面不能拒絕他。他們一退出就立即聲明反對這一敕令，拒絕奉行，結(jié)尾還問道：陛下何能仍避而不顧正理以任一己之私情？［4］ 在楊的指揮下，大學士們實際上像丞相那樣行事，向皇帝口授方針。
1524年1月，皇帝開始得到對他的立場的更廣泛的支持。南京的一個次要官員桂萼（死于1530年）收集了幾份支持皇帝立場的奏疏上呈皇帝。其中一份是當時的湖廣巡撫席書（1461—1527年）寫的，那時他懼不敢上呈。他在奏疏中非難大學士們，批評朝臣毫不猶豫地接受他們的指令，同時完全支持皇帝關于大禮的立場。席書長期以來是大思想家和政治家王守仁（1472—1529年）的一個獎掖者，他的看法大量地吸收了王的學說。席的獎掖者楊一清（1454—1530年）是他那個時代的資深政治家，在1521年已經(jīng)非公開地反對大學士們；由于這份奏疏，變成公開而正式地反對楊廷和了。大學士楊廷和不能實現(xiàn)他的方針或影響皇帝，于1524年3月致仕。
在隨后的五個月期間，關于這個問題的爭論變得非常激烈。雙方都激烈地提出派系性的指控；設下陰謀要致皇帝的支持者于非命或撤去他的反對者的職務。到了1524年8月，反對皇帝的最直言不諱的人都已被迫去職，由可望支持皇帝及其方針的人接任。朝臣們以種種理由有力地反對這些任命，但都不起作用。
1524年8月11日，皇帝詔令禮部恢復他母親原來的皇后尊號。這道詔令立即遭到對立的翰林學士們、在京的御史們、朝廷郎官們的抗議。皇帝命令錦衣衛(wèi)逮捕、關押抗議的首領們。他盛怒地訓斥三個在職的大學士阻撓他的愿望。毛紀（1463—1545年）因而向朝廷宣布將在四天之內(nèi)上帝、后尊號。
三天以后，8月14日，兩百多個朝廷官員在早期以后拒絕散去，仍然跪伏闕下，抗議皇帝的詔令?；实塾诔姾笤诳拷玫奈娜A殿開始齋戒，發(fā)覺有騷動。他派幾個太監(jiān)去讓官員們散去，但是他們沒有書面的詔令便拒絕離開。當詔書隨要隨有時，他們?nèi)匀痪芙^走開?？斓街形鐣r，皇帝索要抗議者的名單，然后把為首的人投入錦衣衛(wèi)監(jiān)獄。這時，他們當中的一些人開始呼喊并敲打朝堂的門。
皇帝迅速作出反應。所有低級官員都被投入監(jiān)獄，其余的被命令等候判決。五天以后，180多名官員在朝廷上受到責打；17人受傷致死，其余的人被謫戍?；实塾诘诙旆盍⑺赣H的神主，并給他上了皇帝的尊號。［5］
開始時的不和在三年之中變成了影響幾百名官員的前途和整個政府施政的權力之爭。楊廷和與皇帝之間的沖突也變成了兩個敵對官僚集團之間的斗爭。對大學士們的抨擊由楊一清和席書領頭，他們兩人是在省里發(fā)跡的有影響的官員。他們謀求削弱楊廷和與他的翰林同僚們所已掌握的過大權力。就他們來說，關于大禮的爭論對實現(xiàn)其他的目的是有用的。
這場爭論還有超出朝廷政治的后果。因為爭論在發(fā)展，雙方的論證變得更老練、更明晰、更復雜。官方文獻中所記載的朝廷實際作法的歷史成了注意的一個中心。這久而久之促成了研究歷史先例（掌故）和研究本朝歷史的普遍興趣。
這場爭論也引起了對語言學和文句分析的興趣，這開了晚明和清代嚴密的、批判的學問的先河，因為爭論在很多方面集中在禮儀用語和古代禮儀的含義以及經(jīng)典文獻所記述的傳統(tǒng)上。對這些原文的解釋最終是以兩種對立的哲學上的假定為基礎，一種與12世紀程頤和朱熹所發(fā)揚的儒家傳統(tǒng)的解釋（明代朝廷承認它是正統(tǒng)的解釋）有聯(lián)系，另一種與王守仁（1472—1529年）所領導的當代學派的解釋有聯(lián)系。因為對原文的解釋和哲學有非常密切的聯(lián)系，這種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對翰林院的守舊傳統(tǒng)——程朱傳統(tǒng)——的批判，這種批判從王守仁的學說引導出來，由他的許多弟子予以表達。各地的官員在所有細節(jié)上都緊跟朝廷的爭論。因此，王的學說在很短時間內(nèi)就聞名于整個帝國，到17世紀仍然是一個人們極感興趣和有爭論的問題。
最后，這場爭論的解決標志了專制皇權的復興。和大學士們商討政策然后才付諸實施，這已經(jīng)成為明代皇帝的慣常作法。大學士毛紀在1524年8月提出他的辭呈的時候，批評皇帝的統(tǒng)治作風說：
邇者大禮之議，平臺召對，司禮傳諭。不知其幾似乎商確矣。而皆斷自圣心，不蒙允納。何可否之有？至于笞罰延臣，動至數(shù)百，乃祖宗來所未有者；亦皆出自中旨。臣等不得與聞。［6］
他并非完全公正。1519年正德皇帝曾經(jīng)責打100多名官員，因為他們反對他南巡的計劃，他也很少和他的大學士們商討任何事情。毛紀的話適用于嘉靖皇帝的伯父弘治皇帝（1488—1505年在位）時的一般情況；在較小的程度上適用于更早的幾個皇帝的統(tǒng)治時期，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對待高級文官有某種程度的尊重。
嘉靖皇帝仍然按照他的堂兄的粗暴而專橫的作風進行統(tǒng)治。為了達到他的欲求，他蔑視所有的忠告和慣例；他不能容忍冒犯，不能容忍對他本人和他的政策的批評。他的臣子們在毫不懷疑地實現(xiàn)他的愿望時，保有他們的職位，而當他們沒有或不能實現(xiàn)他的愿望時，便很快丟掉職位。
1524年的大同叛亂
從16世紀初期起，對邊境戍軍的控制能力就已衰退。當騷亂發(fā)生時，朝廷實行一種姑息的政策，暫時使士兵平靜下來，但紀律漸漸變得松弛，軍隊更加不服從命令。1510年寧夏的新任巡撫被忿懣不平的軍隊殺害，1521年甘肅省的巡撫遭到同樣的命運。當沒有嚴重的報復臨近時，已經(jīng)變得很明顯，朝廷不能或不愿干預這類事情，而這類消息在軍隊中引起了一種危險的看法——他們可以放手屠殺。［7］
1524年8月，大同戍軍的士兵殺害了大同的巡撫和戍軍的參將，放火燒了許多官署，然后逃離這座城市。發(fā)生這一切是因為巡撫試圖將2500人的軍隊調(diào)到位于這座城市以北大約30英里的五個新堡。軍隊拒絕調(diào)動，巡撫于是命令他的衛(wèi)兵到這些堡去。衛(wèi)兵軍官尤其怠惰，非常舒適地住在城里。當他們拒絕服從命令時，參將便責打他們。戍軍部隊受他們軍官的煽動而騷亂，襲擊總兵公署，將他殺死，并將他分尸；然后他們用同樣方式處置巡撫。這次事件上報到朝廷，下令進行了例行公事的調(diào)查，為空下來的一些職位任命了新的官員。但是那個地方的騷動并沒有結(jié)束。
朝廷在邊境政策問題上暫時出現(xiàn)分歧。一種看法認為，管理邊境應當寬大，并采取守勢；另一種看法則認為，朝廷應當對所有邊境事務的積極而可靠的部署感興趣。持第一種看法的人們認為軍事行動費用大，而且往往是徒勞無益的。軍事力量頂多只能威嚇軍隊中難以管束的分子，而且只是暫時的，可是平民百姓卻要忍受無休止的征發(fā)。當京師地區(qū)的安全沒有受到直接威脅時，這批人主張通過贈與和寬恕保持平靜。另一批人則認為，這樣的態(tài)度玷污了朝廷的威信和聲譽，最終導致整個防御體系的衰退。軍人和他們的支持者也宣揚侵略政策和征伐，部分原因是這樣的政策給與他們提升和受賞的機會。
負責調(diào)查的官員贊成寬大政策。兩個輔政的大學士持相反的意見?；实郾救苏J為，巡撫對動亂負有責任；他希望只逮捕領頭人而寬恕參與這次叛亂的士兵。一支從北京到甘州出征的大部隊碰巧途經(jīng)大同，這被錯誤地看成是來討伐的。叛亂的士兵再次占領這座城市，并將城門關閉。這樣的行動是向朝廷權威的明顯挑戰(zhàn)，不能不予以制止。因而從錦衣衛(wèi)火速派了一支3000人的騎兵隊伍去解決大同事件。在這支隊伍到達前，士兵已將當?shù)刂h殺死，不久以后他們又包圍了代王府，代王被迫逃往鄰近的宣府防區(qū)以求保護。
騎兵指揮接近大同時，定下了偷偷捕捉叛亂領頭人的計劃，但他只獲得有限的成功。許多叛亂的首領逃脫，稍后又因他們的伙伴被捕，返回來進行報復，焚燒并洗劫官署。騎兵指揮于是請求處決所有曾經(jīng)與領頭人共謀的人。面臨貶黜的負責調(diào)查的官員最后于1525年4月誘捕并處決了余下的叛亂首領，事件就被認為是解決了。［8］
大同戍軍仍然難于管束。1533年發(fā)生了另一起較大的暴動，戍軍的總兵官在暴動中被殺；1545年那里又在醞釀一起牽涉皇室成員的不成功的政變。蒙古人卷入了這兩次事件，或者是作為潛在的幫手，或者是作為策劃者，他們常常利用叛逃的戍軍在明防線的后方當間諜和向?qū)?。戍軍官兵和許多蒙古首領之間的不正當交易使管理更加困難，因為人們繼續(xù)不斷地來來往往穿過防線，交換貨物，也交換信息。但是遙遠西部的更為嚴重的糾紛妨礙了對大同問題的任何進一步的注意。［9］
1513年，土魯番的蘇丹滿速兒（1484/5—1545/6年）占據(jù)絲綢之路東端的綠洲戰(zhàn)略城市哈密。14世紀晚期起中國人控制了這座城市，并于15世紀晚期派兵保護它，但是這次朝廷只派了一個文官去交涉歸還這座城市的帝國印信問題。交涉沒有成功。滿速兒繼續(xù)向更遠的東方襲擊和搶掠中國領土。滿速兒在帝國朝廷的奸細寫亦虎仙終于安排好一個和解辦法，讓滿速兒控制哈密并允許他照舊通貢明廷。
1521年，寫亦虎仙因叛逆罪被處決，滿速兒的使者被扣留在北京，皇帝應楊廷和的請求，批準了對土魯番的敵對政策。這隨即導致進一步的入侵，最后造成1524年對甘州的襲擊。主要由征集的蒙古人組成的明軍奉派進行反擊，他們獲得相當成功。但是，零星的戰(zhàn)斗一直繼續(xù)到1528年，這時滿速兒放棄了他的大規(guī)模軍事行動，滿足于突然襲擊。他已經(jīng)能確保對哈密的控制，明朝廷承認了他在這一地區(qū)的權力。這時朝廷的政治傾向已經(jīng)改變，楊廷和六年前所提倡的政策受到了抨擊。［10］
李福達案
張璁和桂萼這時成了皇帝最親密的顧問，他們好幾年以來盡力排除楊廷和在官僚機構中的堅決支持者。斗爭在一連串抨擊和清洗期間于1527年達到頂點。對峙于1526年夏天從一件叛逆案開始。
1526年，桂的支持者侯爵郭勛（1475—1524年）被某些官員牽連進一件叛逆案，這些官員反對皇帝的政府和他所任命的人。這是一件奇怪的案件；連被告發(fā)的人的姓名也不可靠。據(jù)說他是一個叫李福達，或李午，或張寅的人。根據(jù)40多年以后的1569年獲得的證據(jù)，有某個姓李的人曾經(jīng)反叛，被充軍，脫逃，又于1512年再次反叛。那時據(jù)說這個人于1526年以別的化名露面，在太原戍軍里當軍官。他受到郭勛的關照，因為他的一個兒子被侯爵選作侍童。但是這樁案件關于他的說法是多年以后根據(jù)新的證據(jù)推想的，是可疑的。法庭的審訊把注意力集中于郭勛家里的這個人是否的確就是很晚才在1512年被打敗的那個叛逆者。
這樁案件最初于1526年8月引起了皇帝的注意。據(jù)說被告發(fā)的人曾經(jīng)一度被帶往侯爵家，侯爵看重他炮制春藥的技術。后來他在回到他的家里時，被一個仇人認出就是在山西領導過一次暴動的那個叛逆者，他也是一個聲名狼藉的術士。當這個人在地方當局出庭時，他被辨明無罪，而告發(fā)他的人則被充軍。但是在這期間，當時在北京的他的兒子曾經(jīng)懇請侯爵求負責的那個御史放過這一案件。御史拒絕了，反而在訴狀中加上了郭勛的名字。
這個人在他的兒子被捕后，向當局自首。他被控叛逆，稍后郭勛也被加上了同樣的罪名。1526年9月，郭被進一步告發(fā)，占用預定給京師戍軍的大量銀谷?；实壑幻钏f明關于叛逆的指控，郭因此指明他曾多次被司法當局指控卷入了種種案件，原因是他在本朝最初的幾年中支持過皇帝。
1527年，當這個案子移送北京再審時，刑部把訴狀改成施行巫術。所有共謀者仍有被砍頭的連坐罪。但是皇帝在訴狀改變后漸漸起了疑心。他最后站到了郭的一邊。1527年10月，他將所有涉及這個案子的官員逮捕，命令他的謀臣們再次重審。他們按照他的指示撤消了對被告的指控，并開始審查那些支持訴狀的朝廷官員們。有10個官員被打致死，40多個官員被謫戍邊。當事情結(jié)束時，都察院和各部與楊廷和及翰林集團有過聯(lián)系的那些官員都被清除了。
這樁案件的真象從未弄清。最后的裁決認為，被指控的實際上是一個叫張寅的人，認為原來不利于他的證據(jù)是互相矛盾的，既說他是名叫李午的術士，又說他是名叫李福達的叛逆者，盡管他實際上只是逃離本土的一個無籍匠人。同時，在有關年紀和日期的細節(jié)上還有其他的不符之處?；实鄞_信朝廷官員們串通起來攻擊部勛，并有證據(jù)證實他的這種確信。他還擔心官員中有一派人反對他和他的支持者，他要堅決肅清他們。這樁案件最終和被指控叛逆的人沒有什么關系；它是政府里的翰林集團對皇帝的支持者的攻擊，它以對他們的災禍而告終。［11］
皇帝于是集中注意力于翰林院本身。張璁猛烈地進行了這次清洗。自1524年他成為翰林院的學士時起，他蒙受了出自翰林院學者們之手的欺凌和屈辱。連翰林院最低級的成員也拒絕向他致意；對待他像對待一個無賴。
1527年11月他進行反擊。他建議對翰林官進行考察；那些被認為不合要求的人到地方上任職。20多個官員被貶黜，所有翰林院資歷最淺的成員，即庶吉士，被任命為知縣或各部的屬員。重新給翰林院調(diào)配的人員是以前和它并無關系的一些京師官員，與此同時翰林學者的選拔放寬到包括翰林院以外的高級官員。這種安排的目的在于杜絕別的翰林派系的興起。對翰林院的任命不再限于它的人員，或受它的官員們控制。［12］
與此同時，張和桂萼想方設法控制內(nèi)閣。他們尤其討厭首輔費宏（1468—1535年），費宏鄙視他們，并且抑制他們參與內(nèi)廷事務。為了抵消費的影響，他們策動讓楊一清回來。由于楊年資深，他接替費當了首輔。楊起初愿意聽從他們，他們依靠楊而在學士中有了更大的影響。1526年12月他們開始在皇帝面前說費的壞話。但是皇帝喜歡費，不注意他們的話?？墒撬麄兝^續(xù)攻擊他，費宏終于在1527年離職。六個月以后，張璁成了大學士，1529年3月桂萼也得到了同樣的職位。
張璁入閣后不久，便發(fā)動了對楊廷和及其支持者的最后清洗，這次清洗于1527年晚期開始，首先逮捕了楊所任命的管理西部邊境事務的陳九疇。有40多個官員牽連進這個案子。陳曾上報滿速兒于1523年的戰(zhàn)斗中死去。當弄清他仍然活著時，桂萼指控陳虛報滿速兒死亡的功勞。這引起皇帝懷疑管轄邊務的所有高級官員串通一氣。陳被謫戍邊境；其余卷入的官員被免職。只有楊廷和仍然未受觸動。
1528年6月，皇帝懲處了所有在朝廷關于大禮的爭論中反對過他的官員。楊廷和被正式判處死刑，但是皇帝減輕了他的刑罰；他的官階和特權被褫奪，他被貶黜為平民。他的長子楊慎（1488—1559年）已經(jīng)被謫戍云南的一個偏遠的邊境哨所，他在那里度過了他的余生。所有卷入的高級朝廷官員都丟掉了他們的職位，所有年資淺的官員都被褫奪官階，貶黜為民。他們的刑罰從來沒有被減免。在其后的每次大赦中，皇帝都把這些官員特別排除在外，任何為他們說話的人都立刻受到懲罰。［13］
緊接這次清洗的最后階段，關于帝國對吐魯番的政策的爭論又重新開始。1528年晚期，滿速兒的一個將領牙蘭要求在明的地區(qū)內(nèi)避難，他的要求得到允準。滿速兒提出，如果朝廷同意將牙蘭交還給他懲處，他便交還哈密城。同時，他請求恢復互市，1524年當他入侵甘州時，互市中斷了。再次出任兵部尚書、負責西部邊境事務的王瓊謀求恢復互市，得到皇帝的親信張璁和桂萼的支持。他的反對者認為，我寬恕而彼不正式賠不是，這只能助長這些西部民族的傲慢，引起更多的麻煩。王反對說，蒙古部落已集中力量襲擊北部邊境。在這種情況下，他認為立即穩(wěn)定西部邊境的事態(tài)是明智的。盡管皇帝懷疑滿速兒的意圖，他還是被說服，恢復了他的通貢權利。因此，西部邊境的戰(zhàn)況多少平靜了些，朝廷騰出了手來對付蒙古人，1528年以后蒙古人開始沿著北部邊界更加頻繁地進行襲擊。
在1528和1529年期間，大學士們繼續(xù)爭奪權力。首輔楊一清在一切問題上都不肯聽從張璁的指揮，他們之間的裂痕擴大了。張和桂受到濫用權力的指控。1529年9月，兩人都被免職，但是他們在朝中的支持者繼續(xù)攻擊楊?；繇w（1487—1540年）指控楊收取他舉薦在皇室任職的太監(jiān)們的賄賂，并說他勾結(jié)朝廷官員們誣告桂萼。當這些陳述被證實時，張和桂恢復了職務，而楊被允準致仕。
張和桂于1530年控制了內(nèi)閣幾個月，但他們得意的時間不長。在嚴酷的奪權斗爭中，桂萼疏遠了他的同僚，既失去了皇帝的信任，也喪失了他自己對政治的興趣。他于1531年2月致仕，死于第二年。當張璁婉言拒絕為皇帝實行朝廷儀禮的種種改革時，皇帝很快找到了一個愿意這樣做的人。1531年以后，他把皇帝的恩寵喪失給了夏言（1482—1548年）。但是，在他因身體不好于1535年致仕以前，他仍然斷斷續(xù)續(xù)地執(zhí)政，仍然能夠影響朝廷的政策。
大禮的變化
盡管皇帝在1524年結(jié)束了關于他雙親尊號的一切爭論，但有關他們的禮儀的爭論仍在繼續(xù)?，F(xiàn)已接近20歲的皇帝用種種計謀試圖提高他父親的身份。1524年春，他提出為他父親的神主立廟。這個想法最初于1522年提出，當時國子監(jiān)的一個監(jiān)生提議，應當在北京建立這樣一座廟。1525年，同一個人響應皇帝的建議，提出皇帝父親的廟應當建在太廟內(nèi)。這兩次，皇帝一點也沒有得到對建議的支持。當他在1525年堅持這個論點時，禮部提出一個折衷方案，應當在鄰近太廟的地方為他父親建立一座單獨的廟。這個方案得到了他的贊同。1525年夏，這座廟已在建造中。禮部甚至沒有盡力去找一個合乎正統(tǒng)的先例來支持這項建議；選取的一個先例并不合適，只不過是為了裝裝門面。
1525年5月，皇帝威脅著要就請求把他父親的神主安放在太廟的一份奏疏自己作出決定，即使整個朝廷都反對。他沒有得到一點支持，便轉(zhuǎn)向另外的計謀。10月，他堅持要改變剛剛完工的他父親的廟的神道。他要求通過太廟院落的正門出入，而不是通過側(cè)面的入口。1526年11月，他命令他父親廟里的獻祭要在太廟獻祭的同一天進行。每一次他都一意孤行。朝廷在次要的事情上對他讓步，但在把他父親的神主安放在太廟這個問題上，輿論卻堅決反對他。他讓事情停頓下來，改而注意其他的朝廷禮儀。
在1527至1531年之間，他常常由皇后陪同親自主持每一次大禮。開始的時候，大學士張璁使他對朝廷禮儀不會造成損害的細節(jié)發(fā)生了興趣。1528年，皇帝重新頒布并分發(fā)了關于官員正式服飾的有說明的手冊，1529年，他改變了朝臣的正式服飾。1530年他仍然提出要改定主要的大禮。大學士張璁以及以前支持他的其他官員都不愿貫徹他的建議，并提出相反的忠告?；实蹐猿忠M一步討論，并在朝廷發(fā)現(xiàn)夏言是一個代言人。夏從理論上把皇帝的宏大計劃解釋成王朝復興的一個方面，表示贊成。以前支持皇帝的霍韜仍然反對，在幾個方面批評了夏。夏駁斥了這些反對的理由，再次贊成皇帝的建議。
1530年4月6日，皇帝贊揚了夏的看法，命他就朝廷事務直接上報皇帝。4月7日，他逮捕了霍韜。4月8日，禮部上報了朝廷的輿論：192名官員贊成某種形式的分別獻祭；206名反對；198名完全沒有意見。皇帝立刻批準了夏言對天、地、日、月的四種單獨獻祭的建議，命令有關的尚書們與夏商議細節(jié)。
1530年12月，皇帝在南郊新的圓形祭壇主持了首次對天的獻祭；1531年6月，在北郊新的方形祭壇主持了對地的獻祭。1531年8月張璁被免職。他由于不肯在這個方案中合作，失去了皇帝的恩寵。
孔子（他于738年獲得了王的身份）的獻祭和封號于1530年11月改定?；实垡Ｖ褂玫弁鯇μ飓I祭的禮儀來獻祭孔子，他還要廢除所有曾經(jīng)授予孔子及其門徒的貴族的榮譽和稱號。他不喜歡當他在孔廟主持儀式時，不得不在孔子像前行禮；他認為皇帝在王前下跪是不適當?shù)?。他再次一意孤行。對孔子的獻祭簡化了，完全和帝王的獻祭分開，孔子的爵位被取消。1530年晚期，他把對以前的帝王的獻祭和皇帝對天的獻祭分開，并為這種典禮建立了專廟。這些以及其他的改變，由于使皇帝的獻祭和其他一切典禮在性質(zhì)上有了差別，全都提高了皇帝的身份。
皇帝于1532年停止主持對地的獻祭，于1533年停止主持對天的獻祭。在他統(tǒng)治的隨后33年中，他再已沒有參加這兩種獻祭。他對朝廷禮儀的興趣和使他的父親身后成為正統(tǒng)皇帝的計謀始終聯(lián)系在一起。在重定大禮中，他不能為他的父親獲得其中的一個位置，他因而失去了興趣。
1534年9月，他又提出了重新布置北京的太廟問題。南京的太廟在8月焚毀，接著朝廷奉命討論應辦事宜。夏言知道皇帝想的是什么。他建議重新安排和太廟有關的所有位次，放棄重建南京太廟的想法，在北京舉行所有重要的祖先獻祭。［14］ 在這個新的安排中，每個皇帝都將有一座單獨的廟。新建筑群的工程于1535年春開始，九個新廟于1536年12月完工。開國皇帝和他的祖先的神主留在中央向南的廟里，而其他皇帝的神主被安放在較小的廟里，這些廟排列在中央那座廟的前面，向東和向西。他在10月已經(jīng)更改了他父親的廟的名稱，他父親的廟仍然和這些廟分開，以便符合用于新的太廟建筑群的名稱。他現(xiàn)在只需把他父親的神主送入太廟了。
1538年7月，他在一個退職的地位較低的官員的建議下，恢復了一種古老的儀式，以便他父親能夠在一種對上帝的獻祭中祔祭，就像本朝最早的兩個皇帝在皇帝對天、地的獻祭中祔祭一樣。這個建議的提出者是豐熙（1468—1537年）之子豐坊（1523年中試），豐熙領導了1524年8月朝臣的抗議，此前一年在謫戍中死去。只有屬于皇帝世系的人才能在這種對天的獻祭儀式中配享。自古以來已故的皇帝就作為配享的人包括在最重要的獻祭儀式中，以敦促受祭者享用祭品。這種新的儀式也應當每年秋季在所有帝國的行政地區(qū)中舉行，在那里，皇帝的臣民都將供奉他，正像他供奉上帝一樣。
1542年，他干脆以這種新的儀式代替在南邊祭壇舉行的皇帝的獻祭，又制定另外一種對天神的獻祭，這種獻祭代替在北邊祭壇舉行的獻祭。在皇城的西苑內(nèi)修建了兩座新殿以舉行這些新儀式，自此以后他便在這兩座殿內(nèi)獻祭，他已故的父親配享?；实劢柚诨謴瓦@些儀式，實現(xiàn)了他的兩個目的。第一，他給予他的父親一種只給予已故皇帝的禮儀方面的職分，由此確立了一種把他父親包括進皇帝世系的托詞；第二，他制定了一種對皇帝的崇拜儀式，這有利于提高他自己在整個帝國的威望和權力。
皇帝使他的父親這樣暗暗地擠進了皇帝世系，于1538年10月給予他通常留給一個朝代的次要的或輔助創(chuàng)業(yè)的皇帝的謚號。為了做到這一點，他首先必須給予永樂皇帝一個新謚號。他通過把永樂皇帝的謚號由太宗改為成祖，給予他以給予開國皇帝的相同的禮儀身份，開國皇帝也具有“祖”的謚號。他這樣做，便暗暗地認可了本朝的另一個皇帝在和他所具有的同樣基礎上（弟接替兄），在名義上繼承了皇位，并建立了在位皇室的一個并列的支系。他用這種方式把他自己和永樂皇帝相比，借以避免對他的行為的一切批評，因為那時沒有人會懷疑永樂皇帝的正統(tǒng)性。［15］
他父親作為皇帝世系的一個成員，他的神主便應入太廟?；实圩屗卜旁谒牟负胫位实鄣膹R中，并排列在他的堂兄正德皇帝的神主之上，盡管他的父親事實上曾是正德皇帝的臣子。他在17年之后終于讓他的父親像太廟中所有其他皇帝一樣成了一個皇帝，除了一個細節(jié)——他父親的廟仍和其他的廟分開。
1541年4月30日，在一場兇猛的暴風期間，太廟院內(nèi)發(fā)生了一場火災，所有九座新的祖廟都被燒毀。只有分開的皇帝父親的廟未被波及。他的下一個策略的舞臺布置好了。1543年12月，他下令依照原來的布局（1535年他改變了原來的布局）重建太廟，以便包括他父親神主在內(nèi)的所有神主都能一起豎立在一個廟里。新建筑群于1545年7月竣工，他于8月7日規(guī)定了神主的排列順序。第一個皇帝的神主被安放在廟的中央，向南，其余的在它前面排列左右，向東和向西。他再次把他父親的神主排在正德皇帝的神主之上，仿佛他的父親在他之前確曾統(tǒng)治帝國?，F(xiàn)在，在他最初掀起大禮的爭端24年之后，他終于對排列順序滿意了。
皇室
皇帝有三個主要配偶。他的第一個配偶娘家姓陳，是他的伯母為他挑選的，于1522年立為皇后?；实蹖λ母赣H陳萬言（死于1535年）很好，有幾個朝廷官員批評過他的寬宏大量。但在1528年，當進講《詩經(jīng)》時，皇后因嫉妒其他兩個妃子而發(fā)了脾氣?；实郾患づ?，皇后（她已懷孕）變得非常焦急，以致流產(chǎn)，不久以后于10月21日死去。
他的第二個配偶娘家姓張，是錦衣衛(wèi)一個軍官的女兒，于1526年進宮。她滿足皇帝對精心制定的朝廷禮儀的愛好，到處陪伴著他。當兩個皇太后指示皇帝從后宮中選一個新配偶時，他挑選了她。她于1529年2月8日立為皇后，并到1534年她被廢為止，一直是皇后。她在那個期間參加了所有重要的朝廷儀式，1530年1月在崇尚養(yǎng)蠶的新儀式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在北京北郊建了一座祭壇，1530年4月24日在那里舉行了一種精心制定的儀式，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5000名太監(jiān)儀仗隊排列在行進的路線上，還有5000名環(huán)繞祭壇。所有皇帝的嬪妃和宮女陪伴著皇后，儀式之后舉行了盛大的宴會?；实塾X得她在這次和其他儀式中的舉止非常動人。
但是，這位皇后不能生育后嗣。1531年，在大學士張璁的建議下，他額外選了九個嬪，希望由此增加生育的可能性。張皇后于1534年頗為突然地被廢，可能是由于她曾試圖為皇帝的伯母說情。她于1536年去世，埋葬時沒有舉行儀式。
前兩個配偶是北京附近地區(qū)的北方人，第三個主要的配偶卻是南京附近地區(qū)的南方人，娘家姓方。她于1530年入宮，在皇帝母親的建議下于1531年被選為嬪。1534年1月28日，在張皇后被廢后的第九天，她立為皇后。據(jù)說她入選是因為她舉止彬彬有禮，她也在朝廷儀式中設法使皇帝感到高興。
1542年，她阻撓了一次謀殺皇帝的企圖，但在這一過程中處決了他寵幸的一個妃子。皇帝后來認為她對他愛妃的死負有責任。1547年她的宮著火時，他不肯營救她，她在大火中喪生。但是，因他對她深感負疚，他為她的下葬精心地安排了儀式。
在皇帝的八個兒子中，只有兩個達到成年。他的第一個兒子在他26歲生日的前一個星期，即1533年9月7日出生，兩個月后于10月27日死去。他的第二個兒子朱載壑（1536—1549年）于1539年三歲時立為太子，在他12歲舉行冠禮后兩天死去。他的第三個兒子朱載壑（1537—1572年）繼承了皇位。1539年，當?shù)诙€兒子立為太子時，第三個兒子成了裕王，第四個兒子朱載圳成了景王。由于太子于1549年死去，裕王應立為太子，但皇帝認為不吉利，把這件事擱置了起來。這兩個王子之間展開了一場競爭，但誰也不能使對方退出，所以競爭沒有結(jié)果。1561年景王離開北京到他的封地去，他在那里死于1565年。但是在50年代，宮里公開爭奪繼位，景王想要取代他的兄長，這在宮中是眾所周知的。
皇帝和在北京的皇帝的親屬們的關系是緊張的。他特別討厭他的伯母張?zhí)螅J為她在1521年他母親初到北京時對她很壞。1524年春，他拒絕了她在她生日時的正式朝賀，而幾星期以前，他曾精心安排儀式以慶賀他母親的誕辰。提出抗議的官員們被逮捕，皇帝讓大家知道他不能容忍對他個人生活的更多的批評。他顯然要在各種朝廷儀式中，尊崇他的母親以奚落他的伯母。
1525年4月15日，一場火災燒毀了他伯母的寢宮。她和她的侍從在重建舊宮期間不得不移居一座較小的宮。皇帝起初同意以較小規(guī)模重建這座舊宮的方案，因為那時正在建造中的他父親的廟需要材料。但是在8月晚期，他卻提出停止這座宮的工程，表面上說是要減輕他的臣民的負擔。大學士費宏指出太后因住所而感到不快，但皇帝不為所動。10月，當工部尚書建議停止幾項皇帝的建筑工程時，他在太后這座宮的工程也予停止這樣一個條件下，表示同意。
1533年10月，他把她的兄弟張延齡逮捕入獄。張于1515年殺害了一個人，但已通過一個有勢力的太監(jiān)的調(diào)解，設法了結(jié)了這宗告發(fā)他的案子。一個衛(wèi)指揮想敲詐一些錢，威脅要重開這一案子時，張也把他殺害了。但是衛(wèi)指揮的兒子堅持把他父親的訴狀上呈皇帝。皇帝把這一控告看成是向他伯母進行報復的一種手段。起初他想使張承擔謀反的罪名，這種罪名當坐族誅。當他的伯母要求進見以懇求寬恕她的兄弟時，他拒絕了她。大學士張璁指出，張?zhí)笫菑埿找蛔宓某蓡T，也將被處死，只是在這之后，謀反的罪名才被去掉。皇帝改而褫奪張延齡的爵位，判處他死刑，命令將他關進監(jiān)獄等候處決。
1534年，當一個軍官懇求寬大處理這起案件時，他被逮捕，拷問，責打，剝奪官階，并被貶為平民。1536年，一個在押囚犯提交了張親筆書寫的譏刺皇帝的證件，他的刑罰由于這一功勞而被減輕?；实蹆A向于相信所有種種指控，批準了張的死刑判決，這一判決終于在1546年執(zhí)行。
1537年12月，他關押了她的另一個兄弟張鶴齡。張前此已被削爵并貶為南京衛(wèi)軍中的一個指揮官。他后來被誣告用巫術反對皇帝，連張皇后也受到這一指控的牽連?；实圻€是將張鶴齡逮捕。他餓死于獄中，死于這個月的月末。同時原告也被終身遣戍邊境。
總之，皇帝抓住不管怎樣微不足道的每一事件去折磨皇帝的親屬們。1529年11月，當一個皇親的兒子請求繼承他父親的爵位時，他回答的詔書宣布，皇親具有的一切爵位今后將不能世襲。11月他還親自干預北京的一樁謀殺案，推翻判決，以致原告——他守寡的堂嫂夏皇后家的一個侍從——將被處死。1535年2月夏皇后死時，他拒絕穿孝服，聲稱她不是他家的人。當他的伯母張?zhí)笞詈笤?541年死去時，他以可以允許的規(guī)格最低的儀式埋葬了她。
據(jù)說張?zhí)笤谒男值苡?537年死后，圖謀親自報復皇帝。當他的母親于1538年11月服用某種藥物而死去時，他認為她是被他的伯母毒死的。1539年，他親自出巡他以前在湖廣的他的王的封地，以便決定他的母親應否安葬在那里。1539年3月18日，在這一行人出發(fā)后的第12天，他的行宮發(fā)生了火災，他差點死去。他的工作人員無一幸免。他被陸炳（1510—1560年）救出，陸炳是他的衛(wèi)隊的一個指揮的兒子，這個指揮是1522年和皇帝的隨從一起到北京的。在皇帝的鑾輿起程后，皇帝的行宮前此已經(jīng)兩次著火，而另一次行宮著火是在第二天。這不是偶然事件。即使在他的伯母于1541年死去后，他在紫禁城里也并不安全。他的急躁脾氣和苛刻作風招致許多人的怨恨，連他的嬪妃也漸漸害怕他的來臨。很多人都樂意擺脫他，想和他拚命的嘗試并不只有一次。1542年，一批宮女差一點就成功了。
1542年11月27日晚，皇帝回到他寵妃的住處去喝酒和休息。當他睡著時，妃子和她的侍從退出，留下沉醉的他一個人。不久以后，侍從妃子的一個侍女領了幾個宮女進入他的臥室。她們拿了一條系床簾的絲帶，打上結(jié)，偷偷地繞到他脖子上，同時用她們有尖的發(fā)夾刺他的鼠蹊。
這時一個宮女看到他沒死，驚恐而告急。一個值班太監(jiān)注意到發(fā)生的事情，趕緊到方皇后住處報告。她跑到妃子的住處，松開了繞在她丈夫脖子上的圈套。宮女們在慌亂中打了一個死結(jié)。她們沒能拉緊圈套，皇帝仍然不省人事但還活著。當即被召來的御醫(yī)開了一付猛烈的藥方。大約八個小時皇帝仍然不省人事，直到下午過半他才終于坐起來，開始咯出已經(jīng)凝結(jié)的血塊。
他仍然不能說話。方皇后以他的名義頒布詔書，命令將牽連進這次陰謀的所有婦女即時而可怕地處死，包括皇帝的寵妃在內(nèi)。她因前一天侍候皇帝的另外一個宮女而被牽連；這個宮女說他的寵妃必定知道這個陰謀。到這天結(jié)束時，她的證言已經(jīng)成為無法辯駁的了；所有目擊者都已死去。
在這次謀殺未遂罪行以后，皇帝（這時他剛30多歲）完全退出了朝廷和紫禁城的正常生活。他和他的配偶和嬪妃住進皇城西苑的永壽宮，再也沒有在他的紫禁城內(nèi)的寢宮里居住。他于1534年已停止出席慣常的朝覲。除了一小批被信賴的謀臣外，他和帝國的官僚沒有直接的接觸?？墒撬芙^放棄他的任何權力，繼續(xù)通過這個核心小集團進行統(tǒng)治，逐漸組成一個朝廷中的朝廷。在以后的30年中，他繼續(xù)著迷于通過藥物、宗教儀式和秘教的養(yǎng)生之道追求長生不死。
宦官施政
當皇帝最初于1521年到北京時，他以在他的王的封地侍從過他的太監(jiān)們擔任紫禁城中的主要職務，同時他贊成楊廷和消除前朝宦官施政的方案。京師和各省監(jiān)督倉場的太監(jiān)半數(shù)于1522年召回，其余的于1535年免職。1527年，負責浙江海上貿(mào)易的太監(jiān)被免職，1529年廢除了這一職務。1530年9月云南的鎮(zhèn)守太監(jiān)被撤回；1531年4月四川的鎮(zhèn)守太監(jiān)因非法行為和腐化被免職，還有七個鎮(zhèn)守太監(jiān)于1531年7月被免職。但是這些行動并沒有縮小宦官管理的權限?；实壑皇前阉^位前被任命的和不忠于他的皇帝的代理人免職。
有權勢的太監(jiān)們?nèi)匀槐Ｓ兴麄兊膭萘Γ⒃O法獲得皇帝的任命。1526年一個太監(jiān)監(jiān)督被派遣到陜西去監(jiān)視紡織品的征購，另一個于1527年被派遣到南京，盡管朝廷強烈反對。1533年1月，一個太監(jiān)被派遣到真定去征收木材運輸稅；1538年，在郭勛的勸告下（郭勛受賄而在皇帝面前提出此事），所有在30年代初被免職或召回的鎮(zhèn)守太監(jiān)又都復職。但是，1539年早期他們又全都被免職，因為高級文官們?nèi)匀环磳@類任命。在這之后，沒有其他的鎮(zhèn)守太監(jiān)被派遣，就這一點來說，太監(jiān)在各省的權勢下降了。
在整個嘉靖統(tǒng)治時期，宮里有權勢的太監(jiān)們的權力在繼續(xù)增加，漸漸地他們甚至使大學士們相形失色。1548年或1549年，在宦官施政方面發(fā)生了一個重要的變化：掌司禮監(jiān)的太監(jiān)被委負責皇帝的安全和監(jiān)視機構東廠。在此之前，負責東廠的太監(jiān)和掌司禮監(jiān)的太監(jiān)是平等的；兩者都能直接向皇帝提出秘密的報告，當其中一人報告或被詢問時，另一人都得退出。在這種安排下，這兩個太監(jiān)官僚機構中的最有權勢的官員保持互相監(jiān)視。1549年以后，掌司禮監(jiān)的太監(jiān)在太監(jiān)官僚機構中掌握了絕對權力。1552年設立的內(nèi)武府也是在他的管轄之下。［16］
這種變化也可以在大學士們?nèi)找孀鹬厮径Y監(jiān)的太監(jiān)們這個方面看出。20年代張璁掌權時，他為司禮監(jiān)的太監(jiān)們所尊重。30年代夏言掌權時，這些太監(jiān)把他當作地位相等的人對待。他的繼任人，40和50年代一直掌權的嚴嵩（1480—1565年）實際上順從他們。
［1］ 《明史》[41]，329，第8511頁記載，哈密離嘉峪關1600里，嘉峪關標志著長城防御體系的西端。
?。?］ 見莫里斯·羅塞比所寫的阿黑馬、哈只阿里和滿速兒的傳記，分別載于《明人傳記辭典》[191]，第1—2、479—481和1037—1038頁，及《辭典》所引的書目。
?。?］ 《明史》[41]，90，第2222頁以下。
?。?］ 《明通鑒》[210]，34，第1316頁。
?。?］ 朱厚照或以其年號稱為正德皇帝，或以其謚號稱為武宗（字面的意思是“勇武的祖先”）。正德年號出于《書經(jīng)》《大禹謨》（關于傳說中的圣王禹[公元前2205—公元前2197年在位]所行善政的格言集）的一段話：“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yǎng)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唯和……’”見李雅各：《英譯七經(jīng)》[309]（1870年；第2版，牛津，1893年；重印，香港，1960年；重印，臺北，1969年），Ⅲ，第55—56頁。
?。?］ 關于鹽政，見黃仁宇：《16世紀明代的稅收和政府財政》[254]，劍橋，英國，1974年），第189—224頁。
?。?］ 王士貞：《中官考》[554]，載《弇山堂別集》[555]第90—100卷（1590年；重印，載《中國歷史叢書》，16，臺北，1965年），94，第4153—4154頁。參見《明實錄·武宗實錄》[380]（1525年；重印，臺北，1961—1966年），第515頁。
?。?］ 皇帝把這座位于紫禁城西北的宮殿叫做他的“新宅”。這座宮殿也叫做“豹房”。見毛奇齡編：《武宗外紀》[371]（清初；重印，載《藝海珠塵》，嘉慶時期[1796—1820年]；重印，載《百部叢書集成》，38，臺北，1968年），第3—4葉。
?。?］ 《明實錄·武宗實錄》[380]，第2204頁。
?。?0］ 關于葡萄牙人到達中國的更多資料，見伯希和：《明代歷史的火者和寫亦虎仙》[419]，《通報》，2，38（1948年），第81—292頁。
?。?1］ 楊廷和：《視草余錄》[611]，載《楊文忠三錄》（1607年；重印，京都，1972年，第1葉。關于正德皇帝之死的這一記載，《御批歷代通鑒輯覽》[89]（1767年）的編者們收入了乾隆皇帝的看法，這份文件是偽造的：“當時豹房寢疾，左右無人，其言僅出自中涓之口，安知非其輩恐朝臣論其前罪，故矯傳此命，以托為解免之由。固未足盡為憑信耳?！焙芸赡苡捎谶@個緣故增添了后兩句，但是把繼位之事托付給大學士們，太監(jiān)們從中是得不到好處的，因此至少文件的那一部分可能是真的。語言很像口語，可能反映了皇帝實際說話的情態(tài)。見清高宗：《御批歷代通鑒輯覽》，楊述曾編（1767年；重印，上海，1883年；摹印本，臺北，1959年），108，第3葉（第3524頁）。
?。?2］ 例如，見《正德游江南》[67]（無日期；重印，載《中國歷史通俗小說——三種》，臺北，1976年），《白牡丹》[412]（無日期；重印，載《中國通俗章回小說叢刊》，9，臺北，1971年）。
?。?3］ 朱厚熜一般或以其年號稱為嘉靖皇帝，或以其追諡的廟號稱為世宗。這個年號出于《尚書》的一段話。周公（周代創(chuàng)建者武王〔公元前1027—公元前1025年在位〕的兄弟）在他的《無逸》中引述商殷統(tǒng)治者武?。ü?324—公元前1266年在位）的范例：“無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凹尉浮币徽Z被選用來批評前代的普遍狀況，也表示對新皇帝及其朝廷的期望。見李雅各：《英譯七經(jīng)》[309]（1870年；第2版，牛津，1893年；重印，香港，1960年；重印，臺北，1969年），Ⅲ，第466—467頁。
?。?4］ 嘉靖皇帝1524年他16歲時的書法樣品，見《明太祖世宗御筆》[393]（上海，無日期）。
?。?5］ 在規(guī)定皇帝諸王子正當行為的一個條款中出現(xiàn)的《皇明祖訓》[385]的這段文字，原文如下：“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須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雖長不得立。若奸臣棄嫡立庶，庶者必當守分勿動，遣信報嫡之當立者，務以嫡臨君位。朝廷應即斬奸臣。其三年朝覲，并如前代?！边@段文字明顯地指同母所生兄弟，而不是指異母兄弟或堂兄弟。見明太祖：《皇明祖訓》（1395年；重印于《明朝開國文獻》[388]，臺北，1966年），Ⅲ，第1633—1634頁。
?。?6］ 參見本書第7章《正德時期》，《空位期》。
1521年6月1日，皇帝繼位以后的第五天，他命令禮部的負責官員們提出適合于他父親的大禮和稱號的意見。大學士楊廷和指示禮部尚書依據(jù)兩個先例作出他的回答：漢代定陶王和宋代濮王的繼位。他又說，誰不同意他就是奸賊，應被處死。
楊廷和挑選了兩個不尋常而又有爭論的事例。公元前7年漢成帝（公元前32—公元前7年在位）去世，前此二年，他安排讓他的侄子定陶王繼承他，延續(xù)他的世系。但是，這個孩子一掌權便不顧已故皇帝親屬的反對開始給予他的家庭成員以封號、俸祿以及其他恩惠。公元前4年，在兩個朝臣的請求下，皇帝把他的兩個祖先提到更高的地位，并提出建立家廟，這項提議得到了絕大多數(shù)人的贊成。這在某些方面來說，是一個一心想尊崇他親生父母的皇帝也不大可能開的先例，因為這只不過證明皇帝最終能夠為所欲為。
作為英宗皇帝（1064—1067年在位）而掌權的趙曙，是濮王的第13個兒子，宋代第一位皇帝的遠代子孫。沒有男姓后代的仁宗皇帝（1023—1063年在位）于1036年收養(yǎng)了這個孩子，隨后又將他立為太子。1064年他一即位，朝廷關于他父母的封號的爭論就開始了。朝廷上高級官員們有兩年忙于有關這個問題的激烈爭論。一批人認為皇帝應當給他的父母上尊號，并繼續(xù)稱他們?yōu)楦改?；另一批人認為他只應當承認他的前任的世系。這場爭論很快惡化成一場主要以皇帝權力的適當限度為中心的派系爭吵。皇帝和他的顧問們終于達到了他們的目的；皇帝承認他的親生父母，并制定了對他們的祭祀制度。但是，南宋的思想家們強烈反對這種安排，并寫了反對的意見。哲學家程頤（1033—1107年）草擬了最有影響的反對意見，大學士楊廷和向皇帝送呈這個先例供他考慮時，附上了程頤對這個事例的議論。［1］
明代朝廷上的這次爭論的焦點在于辨別“統(tǒng)”（王朝世系的合法繼承）和“嗣”（家族慣例的血統(tǒng)繼承或過繼繼承）。大學士們?yōu)橹q護的觀點，認為繼承某人的人應是某人之子，這是家族慣例的一個基本原則。因此，年幼的嘉靖皇帝受到敦促，要把他的伯母和伯父當作他的父母對待，把父母當作叔、嬸對待。但是對方指出，在這個事件中皇帝從未入繼或被他的前任立為太子，進行統(tǒng)治的家族的合法繼承和家族慣例的平常的常規(guī)有明顯的區(qū)別，過去從未制定皇帝繼承的規(guī)定和條款。
明代繼位的歷史已經(jīng)由于篡位和一系列的叛逆而被弄得很糟，最晚的一次叛逆發(fā)生在1519年，當時寧王試圖廢黜正德皇帝。關于正當?shù)拇蠖Y的爭論圍繞著一種沒有說出的憂慮：嘉靖皇帝謀求創(chuàng)立的禮儀準則將開危險的先例。這種準則認可在繼位的合法順序中建立皇室的一個旁支，這個旁支在其他情況下是無入選資格的。這種準則因而形成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嫡系的氣氛。就大學士們而言，1519年的寧王謀反仍然是令人不安的往事。爭論的不是孝道和君權；爭論的問題是皇帝世系的穩(wěn)定性。
可是在皇帝即位以后，國家的這個重大問題變得可以討論了。大多數(shù)官員已經(jīng)承認皇帝，既不想廢黜他，也不想接受他的退位；大學士們在事情發(fā)生以后也決不可能對他適合當皇帝或他的合法性提出懷疑，因為他們已經(jīng)挑選了他。既然他能夠不被迫接受大學士們的主張，既然他能夠不被廢黜，大學士們就只能對他施加壓力，說服他接受他們的觀點。大學士楊廷和直到他1524年被迫離職為止，隨意利用一切手段把他的看法既強加于朝臣，也強加于皇帝。但是在這個孩子和他母親的身上，這位大學士卻遇到了對手。
楊廷和利用這一爭端鞏固他自己在朝廷的權力，擴大大學士們的權限，提高翰林院及其成員的威信。他需要依附他的人的支持，他無情地排斥高級機構中反對他的人。1521年5月，他使他最有勢力的敵人吏部尚書王瓊（1459—1532年）被革職，關押，放逐到帝國遙遠的西部邊境，同樣的策略也應用于較低級別的其他幾百名官員。他尤其排斥所有在大禮上反對他的主張的人。
皇帝因楊的專橫而苦惱，但他的手是被捆著的。1521年6月殿試時他再次提出這個問題，他出了一道追榮本生父母以何為宜的文章題目，目的是要誘導出對他的立場的某種支持。［2］ 但是，沒有一個文章的作者敢于反駁大學士們的主張。在此后幾個月中，禮部三次呈遞它有關大禮的建議，皇帝每次都反對。
在相持了三個月之后，皇帝終于接到了一項投合他心意的建議。提建議的張璁（后來名叫張孚敬，1475—1539年）來北京參加會試，他在七次失敗之后于46歲時才考中。大學士們發(fā)表他們的主張之后不久，張告訴他在禮部的一個朋友，挑選的先例不適用于當今皇帝的情況，他建議他的朋友在他的同僚中傳播這種主張。張的朋友緊接著調(diào)任南京的一個職位，而張決定不聲張。但是，當他看到皇帝繼續(xù)駁回大學士們的主張時，他漸漸改變了主意。
1521年8月張向皇帝表明了他的主張。他認為遺詔本文只說興獻王長子，而沒有提到楊廷和所提出的任何安排。漢、宋繼位的事并沒有提供據(jù)以作為先例的歷史的相同之點，因為在這兩個事例中，繼位者都曾嗣養(yǎng)于皇宮，然后才被立為太子?；实郯褟埖淖嗍柁D(zhuǎn)給大學士楊廷和，楊送還奏疏，加上這樣的評論：“書生曉得什么大體？”［3］ 但是，皇帝看出了在這場爭論中達到他的目的的辦法。他繼續(xù)迫使大學士們接受他的意見，他們也繼續(xù)封還他關于這件事的詔令。這時這個問題已經(jīng)變成朝廷上爭論的一個題目。其他的幾個官員發(fā)表意見支持張的主張，到了10月，情況迫使大學士們緩和了下來。
1521年4月30日，也就是皇帝繼位后的第三天，他派了一批人去護送他的母親從安陸來北京。1521年10月4日，當她到達北京正東的通州時，危機擴大了。她聽說她將被當作王妃而不是當作皇后受到迎接，他的兒子正被迫要稱她為叔母，她拒絕進入京城，并威脅要即刻返回安陸。皇帝聽到此事時，他告訴太后，他想避位，和他母親一道返回安陸。這種威脅迫使大學士們采取禮部尚書毛澄（1461—1523年）所提出的妥協(xié)立場。蓋有太后印璽的一道懿旨給予皇帝的父親、母親和祖母以帝、后的稱號。此外，朝廷被迫接受了皇帝為迎接他的母親而提出的禮儀，這種禮儀給予她最高的尊榮。這時她才同意進入京城。
但是，張?zhí)笕耘f把皇帝的母親當作一般的王妃看待，用適用于皇妃的禮節(jié)接待她，盡管她的稱號是皇后。她的態(tài)度激怒了皇帝的母親，也同樣激怒了皇帝；從此以后他利用一切方法隨意羞辱和威逼太后以及她的親屬。
1522年2月，在皇帝祭天的那天，皇帝母親居住的宮殿院落中發(fā)生了一場起因不明的火災。大學士楊廷和把這一事件看作皇帝祖先不滿于祭祀的安排，尤其是不滿于這些新的稱號的明顯朕兆——火是主宰所有禮儀事務的自然力。他逼迫皇帝至少暫時撤消他雙親的帝、后稱號。
就楊來說，大禮問題終歸是次要事情。本朝的開頭幾年，他主持帝國的行政，把他的精力主要用于制度和人事的改革。其中，他試圖恢復那些在前一個皇帝統(tǒng)治時被占作皇莊的地產(chǎn)的稅收登記；遣散幾千名多余的錦衣衛(wèi)成員；禁止帝國教育機構中的異端學說；以及限制太監(jiān)的權力和勢力，太監(jiān)們妄自霸占了許多民政職務。
但是，大禮的爭議仍然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它只能激起皇帝對楊和他一伙人的怨恨。當皇帝的祖母于1522年12月去世時，楊建議她的喪期只用一天，對她的葬禮的細節(jié)進行爭論，在這一過程中他使自己和皇帝更加疏遠了。所有對楊的態(tài)度專橫傲慢的批評就這樣被皇帝自身的感受證實了。
1523年6月30日，皇帝命令大學士們到他跟前非正式地覲見他。他親自指示他們給他的家庭成員的稱號加上帝、后的尊稱，大學士們當他的面不能拒絕他。他們一退出就立即聲明反對這一敕令，拒絕奉行，結(jié)尾還問道：陛下何能仍避而不顧正理以任一己之私情？［4］ 在楊的指揮下，大學士們實際上像丞相那樣行事，向皇帝口授方針。
1524年1月，皇帝開始得到對他的立場的更廣泛的支持。南京的一個次要官員桂萼（死于1530年）收集了幾份支持皇帝立場的奏疏上呈皇帝。其中一份是當時的湖廣巡撫席書（1461—1527年）寫的，那時他懼不敢上呈。他在奏疏中非難大學士們，批評朝臣毫不猶豫地接受他們的指令，同時完全支持皇帝關于大禮的立場。席書長期以來是大思想家和政治家王守仁（1472—1529年）的一個獎掖者，他的看法大量地吸收了王的學說。席的獎掖者楊一清（1454—1530年）是他那個時代的資深政治家，在1521年已經(jīng)非公開地反對大學士們；由于這份奏疏，變成公開而正式地反對楊廷和了。大學士楊廷和不能實現(xiàn)他的方針或影響皇帝，于1524年3月致仕。
在隨后的五個月期間，關于這個問題的爭論變得非常激烈。雙方都激烈地提出派系性的指控；設下陰謀要致皇帝的支持者于非命或撤去他的反對者的職務。到了1524年8月，反對皇帝的最直言不諱的人都已被迫去職，由可望支持皇帝及其方針的人接任。朝臣們以種種理由有力地反對這些任命，但都不起作用。
1524年8月11日，皇帝詔令禮部恢復他母親原來的皇后尊號。這道詔令立即遭到對立的翰林學士們、在京的御史們、朝廷郎官們的抗議。皇帝命令錦衣衛(wèi)逮捕、關押抗議的首領們。他盛怒地訓斥三個在職的大學士阻撓他的愿望。毛紀（1463—1545年）因而向朝廷宣布將在四天之內(nèi)上帝、后尊號。
三天以后，8月14日，兩百多個朝廷官員在早期以后拒絕散去，仍然跪伏闕下，抗議皇帝的詔令?；实塾诔姾笤诳拷玫奈娜A殿開始齋戒，發(fā)覺有騷動。他派幾個太監(jiān)去讓官員們散去，但是他們沒有書面的詔令便拒絕離開。當詔書隨要隨有時，他們?nèi)匀痪芙^走開?？斓街形鐣r，皇帝索要抗議者的名單，然后把為首的人投入錦衣衛(wèi)監(jiān)獄。這時，他們當中的一些人開始呼喊并敲打朝堂的門。
皇帝迅速作出反應。所有低級官員都被投入監(jiān)獄，其余的被命令等候判決。五天以后，180多名官員在朝廷上受到責打；17人受傷致死，其余的人被謫戍?；实塾诘诙旆盍⑺赣H的神主，并給他上了皇帝的尊號。［5］
開始時的不和在三年之中變成了影響幾百名官員的前途和整個政府施政的權力之爭。楊廷和與皇帝之間的沖突也變成了兩個敵對官僚集團之間的斗爭。對大學士們的抨擊由楊一清和席書領頭，他們兩人是在省里發(fā)跡的有影響的官員。他們謀求削弱楊廷和與他的翰林同僚們所已掌握的過大權力。就他們來說，關于大禮的爭論對實現(xiàn)其他的目的是有用的。
這場爭論還有超出朝廷政治的后果。因為爭論在發(fā)展，雙方的論證變得更老練、更明晰、更復雜。官方文獻中所記載的朝廷實際作法的歷史成了注意的一個中心。這久而久之促成了研究歷史先例（掌故）和研究本朝歷史的普遍興趣。
這場爭論也引起了對語言學和文句分析的興趣，這開了晚明和清代嚴密的、批判的學問的先河，因為爭論在很多方面集中在禮儀用語和古代禮儀的含義以及經(jīng)典文獻所記述的傳統(tǒng)上。對這些原文的解釋最終是以兩種對立的哲學上的假定為基礎，一種與12世紀程頤和朱熹所發(fā)揚的儒家傳統(tǒng)的解釋（明代朝廷承認它是正統(tǒng)的解釋）有聯(lián)系，另一種與王守仁（1472—1529年）所領導的當代學派的解釋有聯(lián)系。因為對原文的解釋和哲學有非常密切的聯(lián)系，這種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對翰林院的守舊傳統(tǒng)——程朱傳統(tǒng)——的批判，這種批判從王守仁的學說引導出來，由他的許多弟子予以表達。各地的官員在所有細節(jié)上都緊跟朝廷的爭論。因此，王的學說在很短時間內(nèi)就聞名于整個帝國，到17世紀仍然是一個人們極感興趣和有爭論的問題。
最后，這場爭論的解決標志了專制皇權的復興。和大學士們商討政策然后才付諸實施，這已經(jīng)成為明代皇帝的慣常作法。大學士毛紀在1524年8月提出他的辭呈的時候，批評皇帝的統(tǒng)治作風說：
邇者大禮之議，平臺召對，司禮傳諭。不知其幾似乎商確矣。而皆斷自圣心，不蒙允納。何可否之有？至于笞罰延臣，動至數(shù)百，乃祖宗來所未有者；亦皆出自中旨。臣等不得與聞。［6］
他并非完全公正。1519年正德皇帝曾經(jīng)責打100多名官員，因為他們反對他南巡的計劃，他也很少和他的大學士們商討任何事情。毛紀的話適用于嘉靖皇帝的伯父弘治皇帝（1488—1505年在位）時的一般情況；在較小的程度上適用于更早的幾個皇帝的統(tǒng)治時期，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對待高級文官有某種程度的尊重。
嘉靖皇帝仍然按照他的堂兄的粗暴而專橫的作風進行統(tǒng)治。為了達到他的欲求，他蔑視所有的忠告和慣例；他不能容忍冒犯，不能容忍對他本人和他的政策的批評。他的臣子們在毫不懷疑地實現(xiàn)他的愿望時，保有他們的職位，而當他們沒有或不能實現(xiàn)他的愿望時，便很快丟掉職位。
1524年的大同叛亂
從16世紀初期起，對邊境戍軍的控制能力就已衰退。當騷亂發(fā)生時，朝廷實行一種姑息的政策，暫時使士兵平靜下來，但紀律漸漸變得松弛，軍隊更加不服從命令。1510年寧夏的新任巡撫被忿懣不平的軍隊殺害，1521年甘肅省的巡撫遭到同樣的命運。當沒有嚴重的報復臨近時，已經(jīng)變得很明顯，朝廷不能或不愿干預這類事情，而這類消息在軍隊中引起了一種危險的看法——他們可以放手屠殺。［7］
1524年8月，大同戍軍的士兵殺害了大同的巡撫和戍軍的參將，放火燒了許多官署，然后逃離這座城市。發(fā)生這一切是因為巡撫試圖將2500人的軍隊調(diào)到位于這座城市以北大約30英里的五個新堡。軍隊拒絕調(diào)動，巡撫于是命令他的衛(wèi)兵到這些堡去。衛(wèi)兵軍官尤其怠惰，非常舒適地住在城里。當他們拒絕服從命令時，參將便責打他們。戍軍部隊受他們軍官的煽動而騷亂，襲擊總兵公署，將他殺死，并將他分尸；然后他們用同樣方式處置巡撫。這次事件上報到朝廷，下令進行了例行公事的調(diào)查，為空下來的一些職位任命了新的官員。但是那個地方的騷動并沒有結(jié)束。
朝廷在邊境政策問題上暫時出現(xiàn)分歧。一種看法認為，管理邊境應當寬大，并采取守勢；另一種看法則認為，朝廷應當對所有邊境事務的積極而可靠的部署感興趣。持第一種看法的人們認為軍事行動費用大，而且往往是徒勞無益的。軍事力量頂多只能威嚇軍隊中難以管束的分子，而且只是暫時的，可是平民百姓卻要忍受無休止的征發(fā)。當京師地區(qū)的安全沒有受到直接威脅時，這批人主張通過贈與和寬恕保持平靜。另一批人則認為，這樣的態(tài)度玷污了朝廷的威信和聲譽，最終導致整個防御體系的衰退。軍人和他們的支持者也宣揚侵略政策和征伐，部分原因是這樣的政策給與他們提升和受賞的機會。
負責調(diào)查的官員贊成寬大政策。兩個輔政的大學士持相反的意見?；实郾救苏J為，巡撫對動亂負有責任；他希望只逮捕領頭人而寬恕參與這次叛亂的士兵。一支從北京到甘州出征的大部隊碰巧途經(jīng)大同，這被錯誤地看成是來討伐的。叛亂的士兵再次占領這座城市，并將城門關閉。這樣的行動是向朝廷權威的明顯挑戰(zhàn)，不能不予以制止。因而從錦衣衛(wèi)火速派了一支3000人的騎兵隊伍去解決大同事件。在這支隊伍到達前，士兵已將當?shù)刂h殺死，不久以后他們又包圍了代王府，代王被迫逃往鄰近的宣府防區(qū)以求保護。
騎兵指揮接近大同時，定下了偷偷捕捉叛亂領頭人的計劃，但他只獲得有限的成功。許多叛亂的首領逃脫，稍后又因他們的伙伴被捕，返回來進行報復，焚燒并洗劫官署。騎兵指揮于是請求處決所有曾經(jīng)與領頭人共謀的人。面臨貶黜的負責調(diào)查的官員最后于1525年4月誘捕并處決了余下的叛亂首領，事件就被認為是解決了。［8］
大同戍軍仍然難于管束。1533年發(fā)生了另一起較大的暴動，戍軍的總兵官在暴動中被殺；1545年那里又在醞釀一起牽涉皇室成員的不成功的政變。蒙古人卷入了這兩次事件，或者是作為潛在的幫手，或者是作為策劃者，他們常常利用叛逃的戍軍在明防線的后方當間諜和向?qū)?。戍軍官兵和許多蒙古首領之間的不正當交易使管理更加困難，因為人們繼續(xù)不斷地來來往往穿過防線，交換貨物，也交換信息。但是遙遠西部的更為嚴重的糾紛妨礙了對大同問題的任何進一步的注意。［9］
1513年，土魯番的蘇丹滿速兒（1484/5—1545/6年）占據(jù)絲綢之路東端的綠洲戰(zhàn)略城市哈密。14世紀晚期起中國人控制了這座城市，并于15世紀晚期派兵保護它，但是這次朝廷只派了一個文官去交涉歸還這座城市的帝國印信問題。交涉沒有成功。滿速兒繼續(xù)向更遠的東方襲擊和搶掠中國領土。滿速兒在帝國朝廷的奸細寫亦虎仙終于安排好一個和解辦法，讓滿速兒控制哈密并允許他照舊通貢明廷。
1521年，寫亦虎仙因叛逆罪被處決，滿速兒的使者被扣留在北京，皇帝應楊廷和的請求，批準了對土魯番的敵對政策。這隨即導致進一步的入侵，最后造成1524年對甘州的襲擊。主要由征集的蒙古人組成的明軍奉派進行反擊，他們獲得相當成功。但是，零星的戰(zhàn)斗一直繼續(xù)到1528年，這時滿速兒放棄了他的大規(guī)模軍事行動，滿足于突然襲擊。他已經(jīng)能確保對哈密的控制，明朝廷承認了他在這一地區(qū)的權力。這時朝廷的政治傾向已經(jīng)改變，楊廷和六年前所提倡的政策受到了抨擊。［10］
李福達案
張璁和桂萼這時成了皇帝最親密的顧問，他們好幾年以來盡力排除楊廷和在官僚機構中的堅決支持者。斗爭在一連串抨擊和清洗期間于1527年達到頂點。對峙于1526年夏天從一件叛逆案開始。
1526年，桂的支持者侯爵郭勛（1475—1524年）被某些官員牽連進一件叛逆案，這些官員反對皇帝的政府和他所任命的人。這是一件奇怪的案件；連被告發(fā)的人的姓名也不可靠。據(jù)說他是一個叫李福達，或李午，或張寅的人。根據(jù)40多年以后的1569年獲得的證據(jù)，有某個姓李的人曾經(jīng)反叛，被充軍，脫逃，又于1512年再次反叛。那時據(jù)說這個人于1526年以別的化名露面，在太原戍軍里當軍官。他受到郭勛的關照，因為他的一個兒子被侯爵選作侍童。但是這樁案件關于他的說法是多年以后根據(jù)新的證據(jù)推想的，是可疑的。法庭的審訊把注意力集中于郭勛家里的這個人是否的確就是很晚才在1512年被打敗的那個叛逆者。
這樁案件最初于1526年8月引起了皇帝的注意。據(jù)說被告發(fā)的人曾經(jīng)一度被帶往侯爵家，侯爵看重他炮制春藥的技術。后來他在回到他的家里時，被一個仇人認出就是在山西領導過一次暴動的那個叛逆者，他也是一個聲名狼藉的術士。當這個人在地方當局出庭時，他被辨明無罪，而告發(fā)他的人則被充軍。但是在這期間，當時在北京的他的兒子曾經(jīng)懇請侯爵求負責的那個御史放過這一案件。御史拒絕了，反而在訴狀中加上了郭勛的名字。
這個人在他的兒子被捕后，向當局自首。他被控叛逆，稍后郭勛也被加上了同樣的罪名。1526年9月，郭被進一步告發(fā)，占用預定給京師戍軍的大量銀谷?；实壑幻钏f明關于叛逆的指控，郭因此指明他曾多次被司法當局指控卷入了種種案件，原因是他在本朝最初的幾年中支持過皇帝。
1527年，當這個案子移送北京再審時，刑部把訴狀改成施行巫術。所有共謀者仍有被砍頭的連坐罪。但是皇帝在訴狀改變后漸漸起了疑心。他最后站到了郭的一邊。1527年10月，他將所有涉及這個案子的官員逮捕，命令他的謀臣們再次重審。他們按照他的指示撤消了對被告的指控，并開始審查那些支持訴狀的朝廷官員們。有10個官員被打致死，40多個官員被謫戍邊。當事情結(jié)束時，都察院和各部與楊廷和及翰林集團有過聯(lián)系的那些官員都被清除了。
這樁案件的真象從未弄清。最后的裁決認為，被指控的實際上是一個叫張寅的人，認為原來不利于他的證據(jù)是互相矛盾的，既說他是名叫李午的術士，又說他是名叫李福達的叛逆者，盡管他實際上只是逃離本土的一個無籍匠人。同時，在有關年紀和日期的細節(jié)上還有其他的不符之處?；实鄞_信朝廷官員們串通起來攻擊部勛，并有證據(jù)證實他的這種確信。他還擔心官員中有一派人反對他和他的支持者，他要堅決肅清他們。這樁案件最終和被指控叛逆的人沒有什么關系；它是政府里的翰林集團對皇帝的支持者的攻擊，它以對他們的災禍而告終。［11］
皇帝于是集中注意力于翰林院本身。張璁猛烈地進行了這次清洗。自1524年他成為翰林院的學士時起，他蒙受了出自翰林院學者們之手的欺凌和屈辱。連翰林院最低級的成員也拒絕向他致意；對待他像對待一個無賴。
1527年11月他進行反擊。他建議對翰林官進行考察；那些被認為不合要求的人到地方上任職。20多個官員被貶黜，所有翰林院資歷最淺的成員，即庶吉士，被任命為知縣或各部的屬員。重新給翰林院調(diào)配的人員是以前和它并無關系的一些京師官員，與此同時翰林學者的選拔放寬到包括翰林院以外的高級官員。這種安排的目的在于杜絕別的翰林派系的興起。對翰林院的任命不再限于它的人員，或受它的官員們控制。［12］
與此同時，張和桂萼想方設法控制內(nèi)閣。他們尤其討厭首輔費宏（1468—1535年），費宏鄙視他們，并且抑制他們參與內(nèi)廷事務。為了抵消費的影響，他們策動讓楊一清回來。由于楊年資深，他接替費當了首輔。楊起初愿意聽從他們，他們依靠楊而在學士中有了更大的影響。1526年12月他們開始在皇帝面前說費的壞話。但是皇帝喜歡費，不注意他們的話?？墒撬麄兝^續(xù)攻擊他，費宏終于在1527年離職。六個月以后，張璁成了大學士，1529年3月桂萼也得到了同樣的職位。
張璁入閣后不久，便發(fā)動了對楊廷和及其支持者的最后清洗，這次清洗于1527年晚期開始，首先逮捕了楊所任命的管理西部邊境事務的陳九疇。有40多個官員牽連進這個案子。陳曾上報滿速兒于1523年的戰(zhàn)斗中死去。當弄清他仍然活著時，桂萼指控陳虛報滿速兒死亡的功勞。這引起皇帝懷疑管轄邊務的所有高級官員串通一氣。陳被謫戍邊境；其余卷入的官員被免職。只有楊廷和仍然未受觸動。
1528年6月，皇帝懲處了所有在朝廷關于大禮的爭論中反對過他的官員。楊廷和被正式判處死刑，但是皇帝減輕了他的刑罰；他的官階和特權被褫奪，他被貶黜為平民。他的長子楊慎（1488—1559年）已經(jīng)被謫戍云南的一個偏遠的邊境哨所，他在那里度過了他的余生。所有卷入的高級朝廷官員都丟掉了他們的職位，所有年資淺的官員都被褫奪官階，貶黜為民。他們的刑罰從來沒有被減免。在其后的每次大赦中，皇帝都把這些官員特別排除在外，任何為他們說話的人都立刻受到懲罰。［13］
緊接這次清洗的最后階段，關于帝國對吐魯番的政策的爭論又重新開始。1528年晚期，滿速兒的一個將領牙蘭要求在明的地區(qū)內(nèi)避難，他的要求得到允準。滿速兒提出，如果朝廷同意將牙蘭交還給他懲處，他便交還哈密城。同時，他請求恢復互市，1524年當他入侵甘州時，互市中斷了。再次出任兵部尚書、負責西部邊境事務的王瓊謀求恢復互市，得到皇帝的親信張璁和桂萼的支持。他的反對者認為，我寬恕而彼不正式賠不是，這只能助長這些西部民族的傲慢，引起更多的麻煩。王反對說，蒙古部落已集中力量襲擊北部邊境。在這種情況下，他認為立即穩(wěn)定西部邊境的事態(tài)是明智的。盡管皇帝懷疑滿速兒的意圖，他還是被說服，恢復了他的通貢權利。因此，西部邊境的戰(zhàn)況多少平靜了些，朝廷騰出了手來對付蒙古人，1528年以后蒙古人開始沿著北部邊界更加頻繁地進行襲擊。
在1528和1529年期間，大學士們繼續(xù)爭奪權力。首輔楊一清在一切問題上都不肯聽從張璁的指揮，他們之間的裂痕擴大了。張和桂受到濫用權力的指控。1529年9月，兩人都被免職，但是他們在朝中的支持者繼續(xù)攻擊楊?；繇w（1487—1540年）指控楊收取他舉薦在皇室任職的太監(jiān)們的賄賂，并說他勾結(jié)朝廷官員們誣告桂萼。當這些陳述被證實時，張和桂恢復了職務，而楊被允準致仕。
張和桂于1530年控制了內(nèi)閣幾個月，但他們得意的時間不長。在嚴酷的奪權斗爭中，桂萼疏遠了他的同僚，既失去了皇帝的信任，也喪失了他自己對政治的興趣。他于1531年2月致仕，死于第二年。當張璁婉言拒絕為皇帝實行朝廷儀禮的種種改革時，皇帝很快找到了一個愿意這樣做的人。1531年以后，他把皇帝的恩寵喪失給了夏言（1482—1548年）。但是，在他因身體不好于1535年致仕以前，他仍然斷斷續(xù)續(xù)地執(zhí)政，仍然能夠影響朝廷的政策。
大禮的變化
盡管皇帝在1524年結(jié)束了關于他雙親尊號的一切爭論，但有關他們的禮儀的爭論仍在繼續(xù)?，F(xiàn)已接近20歲的皇帝用種種計謀試圖提高他父親的身份。1524年春，他提出為他父親的神主立廟。這個想法最初于1522年提出，當時國子監(jiān)的一個監(jiān)生提議，應當在北京建立這樣一座廟。1525年，同一個人響應皇帝的建議，提出皇帝父親的廟應當建在太廟內(nèi)。這兩次，皇帝一點也沒有得到對建議的支持。當他在1525年堅持這個論點時，禮部提出一個折衷方案，應當在鄰近太廟的地方為他父親建立一座單獨的廟。這個方案得到了他的贊同。1525年夏，這座廟已在建造中。禮部甚至沒有盡力去找一個合乎正統(tǒng)的先例來支持這項建議；選取的一個先例并不合適，只不過是為了裝裝門面。
1525年5月，皇帝威脅著要就請求把他父親的神主安放在太廟的一份奏疏自己作出決定，即使整個朝廷都反對。他沒有得到一點支持，便轉(zhuǎn)向另外的計謀。10月，他堅持要改變剛剛完工的他父親的廟的神道。他要求通過太廟院落的正門出入，而不是通過側(cè)面的入口。1526年11月，他命令他父親廟里的獻祭要在太廟獻祭的同一天進行。每一次他都一意孤行。朝廷在次要的事情上對他讓步，但在把他父親的神主安放在太廟這個問題上，輿論卻堅決反對他。他讓事情停頓下來，改而注意其他的朝廷禮儀。
在1527至1531年之間，他常常由皇后陪同親自主持每一次大禮。開始的時候，大學士張璁使他對朝廷禮儀不會造成損害的細節(jié)發(fā)生了興趣。1528年，皇帝重新頒布并分發(fā)了關于官員正式服飾的有說明的手冊，1529年，他改變了朝臣的正式服飾。1530年他仍然提出要改定主要的大禮。大學士張璁以及以前支持他的其他官員都不愿貫徹他的建議，并提出相反的忠告?；实蹐猿忠M一步討論，并在朝廷發(fā)現(xiàn)夏言是一個代言人。夏從理論上把皇帝的宏大計劃解釋成王朝復興的一個方面，表示贊成。以前支持皇帝的霍韜仍然反對，在幾個方面批評了夏。夏駁斥了這些反對的理由，再次贊成皇帝的建議。
1530年4月6日，皇帝贊揚了夏的看法，命他就朝廷事務直接上報皇帝。4月7日，他逮捕了霍韜。4月8日，禮部上報了朝廷的輿論：192名官員贊成某種形式的分別獻祭；206名反對；198名完全沒有意見。皇帝立刻批準了夏言對天、地、日、月的四種單獨獻祭的建議，命令有關的尚書們與夏商議細節(jié)。
1530年12月，皇帝在南郊新的圓形祭壇主持了首次對天的獻祭；1531年6月，在北郊新的方形祭壇主持了對地的獻祭。1531年8月張璁被免職。他由于不肯在這個方案中合作，失去了皇帝的恩寵。
孔子（他于738年獲得了王的身份）的獻祭和封號于1530年11月改定?；实垡Ｖ褂玫弁鯇μ飓I祭的禮儀來獻祭孔子，他還要廢除所有曾經(jīng)授予孔子及其門徒的貴族的榮譽和稱號。他不喜歡當他在孔廟主持儀式時，不得不在孔子像前行禮；他認為皇帝在王前下跪是不適當?shù)?。他再次一意孤行。對孔子的獻祭簡化了，完全和帝王的獻祭分開，孔子的爵位被取消。1530年晚期，他把對以前的帝王的獻祭和皇帝對天的獻祭分開，并為這種典禮建立了專廟。這些以及其他的改變，由于使皇帝的獻祭和其他一切典禮在性質(zhì)上有了差別，全都提高了皇帝的身份。
皇帝于1532年停止主持對地的獻祭，于1533年停止主持對天的獻祭。在他統(tǒng)治的隨后33年中，他再已沒有參加這兩種獻祭。他對朝廷禮儀的興趣和使他的父親身后成為正統(tǒng)皇帝的計謀始終聯(lián)系在一起。在重定大禮中，他不能為他的父親獲得其中的一個位置，他因而失去了興趣。
1534年9月，他又提出了重新布置北京的太廟問題。南京的太廟在8月焚毀，接著朝廷奉命討論應辦事宜。夏言知道皇帝想的是什么。他建議重新安排和太廟有關的所有位次，放棄重建南京太廟的想法，在北京舉行所有重要的祖先獻祭。［14］ 在這個新的安排中，每個皇帝都將有一座單獨的廟。新建筑群的工程于1535年春開始，九個新廟于1536年12月完工。開國皇帝和他的祖先的神主留在中央向南的廟里，而其他皇帝的神主被安放在較小的廟里，這些廟排列在中央那座廟的前面，向東和向西。他在10月已經(jīng)更改了他父親的廟的名稱，他父親的廟仍然和這些廟分開，以便符合用于新的太廟建筑群的名稱。他現(xiàn)在只需把他父親的神主送入太廟了。
1538年7月，他在一個退職的地位較低的官員的建議下，恢復了一種古老的儀式，以便他父親能夠在一種對上帝的獻祭中祔祭，就像本朝最早的兩個皇帝在皇帝對天、地的獻祭中祔祭一樣。這個建議的提出者是豐熙（1468—1537年）之子豐坊（1523年中試），豐熙領導了1524年8月朝臣的抗議，此前一年在謫戍中死去。只有屬于皇帝世系的人才能在這種對天的獻祭儀式中配享。自古以來已故的皇帝就作為配享的人包括在最重要的獻祭儀式中，以敦促受祭者享用祭品。這種新的儀式也應當每年秋季在所有帝國的行政地區(qū)中舉行，在那里，皇帝的臣民都將供奉他，正像他供奉上帝一樣。
1542年，他干脆以這種新的儀式代替在南邊祭壇舉行的皇帝的獻祭，又制定另外一種對天神的獻祭，這種獻祭代替在北邊祭壇舉行的獻祭。在皇城的西苑內(nèi)修建了兩座新殿以舉行這些新儀式，自此以后他便在這兩座殿內(nèi)獻祭，他已故的父親配享?；实劢柚诨謴瓦@些儀式，實現(xiàn)了他的兩個目的。第一，他給予他的父親一種只給予已故皇帝的禮儀方面的職分，由此確立了一種把他父親包括進皇帝世系的托詞；第二，他制定了一種對皇帝的崇拜儀式，這有利于提高他自己在整個帝國的威望和權力。
皇帝使他的父親這樣暗暗地擠進了皇帝世系，于1538年10月給予他通常留給一個朝代的次要的或輔助創(chuàng)業(yè)的皇帝的謚號。為了做到這一點，他首先必須給予永樂皇帝一個新謚號。他通過把永樂皇帝的謚號由太宗改為成祖，給予他以給予開國皇帝的相同的禮儀身份，開國皇帝也具有“祖”的謚號。他這樣做，便暗暗地認可了本朝的另一個皇帝在和他所具有的同樣基礎上（弟接替兄），在名義上繼承了皇位，并建立了在位皇室的一個并列的支系。他用這種方式把他自己和永樂皇帝相比，借以避免對他的行為的一切批評，因為那時沒有人會懷疑永樂皇帝的正統(tǒng)性。［15］
他父親作為皇帝世系的一個成員，他的神主便應入太廟?；实圩屗卜旁谒牟负胫位实鄣膹R中，并排列在他的堂兄正德皇帝的神主之上，盡管他的父親事實上曾是正德皇帝的臣子。他在17年之后終于讓他的父親像太廟中所有其他皇帝一樣成了一個皇帝，除了一個細節(jié)——他父親的廟仍和其他的廟分開。
1541年4月30日，在一場兇猛的暴風期間，太廟院內(nèi)發(fā)生了一場火災，所有九座新的祖廟都被燒毀。只有分開的皇帝父親的廟未被波及。他的下一個策略的舞臺布置好了。1543年12月，他下令依照原來的布局（1535年他改變了原來的布局）重建太廟，以便包括他父親神主在內(nèi)的所有神主都能一起豎立在一個廟里。新建筑群于1545年7月竣工，他于8月7日規(guī)定了神主的排列順序。第一個皇帝的神主被安放在廟的中央，向南，其余的在它前面排列左右，向東和向西。他再次把他父親的神主排在正德皇帝的神主之上，仿佛他的父親在他之前確曾統(tǒng)治帝國?，F(xiàn)在，在他最初掀起大禮的爭端24年之后，他終于對排列順序滿意了。
皇室
皇帝有三個主要配偶。他的第一個配偶娘家姓陳，是他的伯母為他挑選的，于1522年立為皇后?；实蹖λ母赣H陳萬言（死于1535年）很好，有幾個朝廷官員批評過他的寬宏大量。但在1528年，當進講《詩經(jīng)》時，皇后因嫉妒其他兩個妃子而發(fā)了脾氣?；实郾患づ?，皇后（她已懷孕）變得非常焦急，以致流產(chǎn)，不久以后于10月21日死去。
他的第二個配偶娘家姓張，是錦衣衛(wèi)一個軍官的女兒，于1526年進宮。她滿足皇帝對精心制定的朝廷禮儀的愛好，到處陪伴著他。當兩個皇太后指示皇帝從后宮中選一個新配偶時，他挑選了她。她于1529年2月8日立為皇后，并到1534年她被廢為止，一直是皇后。她在那個期間參加了所有重要的朝廷儀式，1530年1月在崇尚養(yǎng)蠶的新儀式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在北京北郊建了一座祭壇，1530年4月24日在那里舉行了一種精心制定的儀式，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5000名太監(jiān)儀仗隊排列在行進的路線上，還有5000名環(huán)繞祭壇。所有皇帝的嬪妃和宮女陪伴著皇后，儀式之后舉行了盛大的宴會?；实塾X得她在這次和其他儀式中的舉止非常動人。
但是，這位皇后不能生育后嗣。1531年，在大學士張璁的建議下，他額外選了九個嬪，希望由此增加生育的可能性。張皇后于1534年頗為突然地被廢，可能是由于她曾試圖為皇帝的伯母說情。她于1536年去世，埋葬時沒有舉行儀式。
前兩個配偶是北京附近地區(qū)的北方人，第三個主要的配偶卻是南京附近地區(qū)的南方人，娘家姓方。她于1530年入宮，在皇帝母親的建議下于1531年被選為嬪。1534年1月28日，在張皇后被廢后的第九天，她立為皇后。據(jù)說她入選是因為她舉止彬彬有禮，她也在朝廷儀式中設法使皇帝感到高興。
1542年，她阻撓了一次謀殺皇帝的企圖，但在這一過程中處決了他寵幸的一個妃子。皇帝后來認為她對他愛妃的死負有責任。1547年她的宮著火時，他不肯營救她，她在大火中喪生。但是，因他對她深感負疚，他為她的下葬精心地安排了儀式。
在皇帝的八個兒子中，只有兩個達到成年。他的第一個兒子在他26歲生日的前一個星期，即1533年9月7日出生，兩個月后于10月27日死去。他的第二個兒子朱載壑（1536—1549年）于1539年三歲時立為太子，在他12歲舉行冠禮后兩天死去。他的第三個兒子朱載壑（1537—1572年）繼承了皇位。1539年，當?shù)诙€兒子立為太子時，第三個兒子成了裕王，第四個兒子朱載圳成了景王。由于太子于1549年死去，裕王應立為太子，但皇帝認為不吉利，把這件事擱置了起來。這兩個王子之間展開了一場競爭，但誰也不能使對方退出，所以競爭沒有結(jié)果。1561年景王離開北京到他的封地去，他在那里死于1565年。但是在50年代，宮里公開爭奪繼位，景王想要取代他的兄長，這在宮中是眾所周知的。
皇帝和在北京的皇帝的親屬們的關系是緊張的。他特別討厭他的伯母張?zhí)螅J為她在1521年他母親初到北京時對她很壞。1524年春，他拒絕了她在她生日時的正式朝賀，而幾星期以前，他曾精心安排儀式以慶賀他母親的誕辰。提出抗議的官員們被逮捕，皇帝讓大家知道他不能容忍對他個人生活的更多的批評。他顯然要在各種朝廷儀式中，尊崇他的母親以奚落他的伯母。
1525年4月15日，一場火災燒毀了他伯母的寢宮。她和她的侍從在重建舊宮期間不得不移居一座較小的宮。皇帝起初同意以較小規(guī)模重建這座舊宮的方案，因為那時正在建造中的他父親的廟需要材料。但是在8月晚期，他卻提出停止這座宮的工程，表面上說是要減輕他的臣民的負擔。大學士費宏指出太后因住所而感到不快，但皇帝不為所動。10月，當工部尚書建議停止幾項皇帝的建筑工程時，他在太后這座宮的工程也予停止這樣一個條件下，表示同意。
1533年10月，他把她的兄弟張延齡逮捕入獄。張于1515年殺害了一個人，但已通過一個有勢力的太監(jiān)的調(diào)解，設法了結(jié)了這宗告發(fā)他的案子。一個衛(wèi)指揮想敲詐一些錢，威脅要重開這一案子時，張也把他殺害了。但是衛(wèi)指揮的兒子堅持把他父親的訴狀上呈皇帝。皇帝把這一控告看成是向他伯母進行報復的一種手段。起初他想使張承擔謀反的罪名，這種罪名當坐族誅。當他的伯母要求進見以懇求寬恕她的兄弟時，他拒絕了她。大學士張璁指出，張?zhí)笫菑埿找蛔宓某蓡T，也將被處死，只是在這之后，謀反的罪名才被去掉。皇帝改而褫奪張延齡的爵位，判處他死刑，命令將他關進監(jiān)獄等候處決。
1534年，當一個軍官懇求寬大處理這起案件時，他被逮捕，拷問，責打，剝奪官階，并被貶為平民。1536年，一個在押囚犯提交了張親筆書寫的譏刺皇帝的證件，他的刑罰由于這一功勞而被減輕?；实蹆A向于相信所有種種指控，批準了張的死刑判決，這一判決終于在1546年執(zhí)行。
1537年12月，他關押了她的另一個兄弟張鶴齡。張前此已被削爵并貶為南京衛(wèi)軍中的一個指揮官。他后來被誣告用巫術反對皇帝，連張皇后也受到這一指控的牽連?；实圻€是將張鶴齡逮捕。他餓死于獄中，死于這個月的月末。同時原告也被終身遣戍邊境。
總之，皇帝抓住不管怎樣微不足道的每一事件去折磨皇帝的親屬們。1529年11月，當一個皇親的兒子請求繼承他父親的爵位時，他回答的詔書宣布，皇親具有的一切爵位今后將不能世襲。11月他還親自干預北京的一樁謀殺案，推翻判決，以致原告——他守寡的堂嫂夏皇后家的一個侍從——將被處死。1535年2月夏皇后死時，他拒絕穿孝服，聲稱她不是他家的人。當他的伯母張?zhí)笞詈笤?541年死去時，他以可以允許的規(guī)格最低的儀式埋葬了她。
據(jù)說張?zhí)笤谒男值苡?537年死后，圖謀親自報復皇帝。當他的母親于1538年11月服用某種藥物而死去時，他認為她是被他的伯母毒死的。1539年，他親自出巡他以前在湖廣的他的王的封地，以便決定他的母親應否安葬在那里。1539年3月18日，在這一行人出發(fā)后的第12天，他的行宮發(fā)生了火災，他差點死去。他的工作人員無一幸免。他被陸炳（1510—1560年）救出，陸炳是他的衛(wèi)隊的一個指揮的兒子，這個指揮是1522年和皇帝的隨從一起到北京的。在皇帝的鑾輿起程后，皇帝的行宮前此已經(jīng)兩次著火，而另一次行宮著火是在第二天。這不是偶然事件。即使在他的伯母于1541年死去后，他在紫禁城里也并不安全。他的急躁脾氣和苛刻作風招致許多人的怨恨，連他的嬪妃也漸漸害怕他的來臨。很多人都樂意擺脫他，想和他拚命的嘗試并不只有一次。1542年，一批宮女差一點就成功了。
1542年11月27日晚，皇帝回到他寵妃的住處去喝酒和休息。當他睡著時，妃子和她的侍從退出，留下沉醉的他一個人。不久以后，侍從妃子的一個侍女領了幾個宮女進入他的臥室。她們拿了一條系床簾的絲帶，打上結(jié)，偷偷地繞到他脖子上，同時用她們有尖的發(fā)夾刺他的鼠蹊。
這時一個宮女看到他沒死，驚恐而告急。一個值班太監(jiān)注意到發(fā)生的事情，趕緊到方皇后住處報告。她跑到妃子的住處，松開了繞在她丈夫脖子上的圈套。宮女們在慌亂中打了一個死結(jié)。她們沒能拉緊圈套，皇帝仍然不省人事但還活著。當即被召來的御醫(yī)開了一付猛烈的藥方。大約八個小時皇帝仍然不省人事，直到下午過半他才終于坐起來，開始咯出已經(jīng)凝結(jié)的血塊。
他仍然不能說話。方皇后以他的名義頒布詔書，命令將牽連進這次陰謀的所有婦女即時而可怕地處死，包括皇帝的寵妃在內(nèi)。她因前一天侍候皇帝的另外一個宮女而被牽連；這個宮女說他的寵妃必定知道這個陰謀。到這天結(jié)束時，她的證言已經(jīng)成為無法辯駁的了；所有目擊者都已死去。
在這次謀殺未遂罪行以后，皇帝（這時他剛30多歲）完全退出了朝廷和紫禁城的正常生活。他和他的配偶和嬪妃住進皇城西苑的永壽宮，再也沒有在他的紫禁城內(nèi)的寢宮里居住。他于1534年已停止出席慣常的朝覲。除了一小批被信賴的謀臣外，他和帝國的官僚沒有直接的接觸?？墒撬芙^放棄他的任何權力，繼續(xù)通過這個核心小集團進行統(tǒng)治，逐漸組成一個朝廷中的朝廷。在以后的30年中，他繼續(xù)著迷于通過藥物、宗教儀式和秘教的養(yǎng)生之道追求長生不死。
宦官施政
當皇帝最初于1521年到北京時，他以在他的王的封地侍從過他的太監(jiān)們擔任紫禁城中的主要職務，同時他贊成楊廷和消除前朝宦官施政的方案。京師和各省監(jiān)督倉場的太監(jiān)半數(shù)于1522年召回，其余的于1535年免職。1527年，負責浙江海上貿(mào)易的太監(jiān)被免職，1529年廢除了這一職務。1530年9月云南的鎮(zhèn)守太監(jiān)被撤回；1531年4月四川的鎮(zhèn)守太監(jiān)因非法行為和腐化被免職，還有七個鎮(zhèn)守太監(jiān)于1531年7月被免職。但是這些行動并沒有縮小宦官管理的權限?；实壑皇前阉^位前被任命的和不忠于他的皇帝的代理人免職。
有權勢的太監(jiān)們?nèi)匀槐Ｓ兴麄兊膭萘Γ⒃O法獲得皇帝的任命。1526年一個太監(jiān)監(jiān)督被派遣到陜西去監(jiān)視紡織品的征購，另一個于1527年被派遣到南京，盡管朝廷強烈反對。1533年1月，一個太監(jiān)被派遣到真定去征收木材運輸稅；1538年，在郭勛的勸告下（郭勛受賄而在皇帝面前提出此事），所有在30年代初被免職或召回的鎮(zhèn)守太監(jiān)又都復職。但是，1539年早期他們又全都被免職，因為高級文官們?nèi)匀环磳@類任命。在這之后，沒有其他的鎮(zhèn)守太監(jiān)被派遣，就這一點來說，太監(jiān)在各省的權勢下降了。
在整個嘉靖統(tǒng)治時期，宮里有權勢的太監(jiān)們的權力在繼續(xù)增加，漸漸地他們甚至使大學士們相形失色。1548年或1549年，在宦官施政方面發(fā)生了一個重要的變化：掌司禮監(jiān)的太監(jiān)被委負責皇帝的安全和監(jiān)視機構東廠。在此之前，負責東廠的太監(jiān)和掌司禮監(jiān)的太監(jiān)是平等的；兩者都能直接向皇帝提出秘密的報告，當其中一人報告或被詢問時，另一人都得退出。在這種安排下，這兩個太監(jiān)官僚機構中的最有權勢的官員保持互相監(jiān)視。1549年以后，掌司禮監(jiān)的太監(jiān)在太監(jiān)官僚機構中掌握了絕對權力。1552年設立的內(nèi)武府也是在他的管轄之下。［16］
這種變化也可以在大學士們?nèi)找孀鹬厮径Y監(jiān)的太監(jiān)們這個方面看出。20年代張璁掌權時，他為司禮監(jiān)的太監(jiān)們所尊重。30年代夏言掌權時，這些太監(jiān)把他當作地位相等的人對待。他的繼任人，40和50年代一直掌權的嚴嵩（1480—1565年）實際上順從他們。
［1］ 《明史》[41]，329，第8511頁記載，哈密離嘉峪關1600里，嘉峪關標志著長城防御體系的西端。
?。?］ 見莫里斯·羅塞比所寫的阿黑馬、哈只阿里和滿速兒的傳記，分別載于《明人傳記辭典》[191]，第1—2、479—481和1037—1038頁，及《辭典》所引的書目。
?。?］ 《明史》[41]，90，第2222頁以下。
?。?］ 《明通鑒》[210]，34，第1316頁。
?。?］ 朱厚照或以其年號稱為正德皇帝，或以其謚號稱為武宗（字面的意思是“勇武的祖先”）。正德年號出于《書經(jīng)》《大禹謨》（關于傳說中的圣王禹[公元前2205—公元前2197年在位]所行善政的格言集）的一段話：“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yǎng)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唯和……’”見李雅各：《英譯七經(jīng)》[309]（1870年；第2版，牛津，1893年；重印，香港，1960年；重印，臺北，1969年），Ⅲ，第55—56頁。
?。?］ 關于鹽政，見黃仁宇：《16世紀明代的稅收和政府財政》[254]，劍橋，英國，1974年），第189—224頁。
?。?］ 王士貞：《中官考》[554]，載《弇山堂別集》[555]第90—100卷（1590年；重印，載《中國歷史叢書》，16，臺北，1965年），94，第4153—4154頁。參見《明實錄·武宗實錄》[380]（1525年；重印，臺北，1961—1966年），第515頁。
?。?］ 皇帝把這座位于紫禁城西北的宮殿叫做他的“新宅”。這座宮殿也叫做“豹房”。見毛奇齡編：《武宗外紀》[371]（清初；重印，載《藝海珠塵》，嘉慶時期[1796—1820年]；重印，載《百部叢書集成》，38，臺北，1968年），第3—4葉。
?。?］ 《明實錄·武宗實錄》[380]，第2204頁。
?。?0］ 關于葡萄牙人到達中國的更多資料，見伯希和：《明代歷史的火者和寫亦虎仙》[419]，《通報》，2，38（1948年），第81—292頁。
?。?1］ 楊廷和：《視草余錄》[611]，載《楊文忠三錄》（1607年；重印，京都，1972年，第1葉。關于正德皇帝之死的這一記載，《御批歷代通鑒輯覽》[89]（1767年）的編者們收入了乾隆皇帝的看法，這份文件是偽造的：“當時豹房寢疾，左右無人，其言僅出自中涓之口，安知非其輩恐朝臣論其前罪，故矯傳此命，以托為解免之由。固未足盡為憑信耳?！焙芸赡苡捎谶@個緣故增添了后兩句，但是把繼位之事托付給大學士們，太監(jiān)們從中是得不到好處的，因此至少文件的那一部分可能是真的。語言很像口語，可能反映了皇帝實際說話的情態(tài)。見清高宗：《御批歷代通鑒輯覽》，楊述曾編（1767年；重印，上海，1883年；摹印本，臺北，1959年），108，第3葉（第3524頁）。
?。?2］ 例如，見《正德游江南》[67]（無日期；重印，載《中國歷史通俗小說——三種》，臺北，1976年），《白牡丹》[412]（無日期；重印，載《中國通俗章回小說叢刊》，9，臺北，1971年）。
?。?3］ 朱厚熜一般或以其年號稱為嘉靖皇帝，或以其追諡的廟號稱為世宗。這個年號出于《尚書》的一段話。周公（周代創(chuàng)建者武王〔公元前1027—公元前1025年在位〕的兄弟）在他的《無逸》中引述商殷統(tǒng)治者武?。ü?324—公元前1266年在位）的范例：“無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凹尉浮币徽Z被選用來批評前代的普遍狀況，也表示對新皇帝及其朝廷的期望。見李雅各：《英譯七經(jīng)》[309]（1870年；第2版，牛津，1893年；重印，香港，1960年；重印，臺北，1969年），Ⅲ，第466—467頁。
?。?4］ 嘉靖皇帝1524年他16歲時的書法樣品，見《明太祖世宗御筆》[393]（上海，無日期）。
?。?5］ 在規(guī)定皇帝諸王子正當行為的一個條款中出現(xiàn)的《皇明祖訓》[385]的這段文字，原文如下：“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須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雖長不得立。若奸臣棄嫡立庶，庶者必當守分勿動，遣信報嫡之當立者，務以嫡臨君位。朝廷應即斬奸臣。其三年朝覲，并如前代?！边@段文字明顯地指同母所生兄弟，而不是指異母兄弟或堂兄弟。見明太祖：《皇明祖訓》（1395年；重印于《明朝開國文獻》[388]，臺北，1966年），Ⅲ，第1633—1634頁。
?。?6］ 參見本書第7章《正德時期》，《空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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