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西方關系的觀點在1840—1895年期間是在不斷的變化之中，而且在1860年以后變化的速度加快了?？偟膩碚f，對外政策觀從四十年代的“閉關”政策變成六十年代以儒家誠信為基礎的“守信”政策。但是，現(xiàn)代的外交技術，特別是國際法思想，在以后的二十年間才被重視起來。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期間，強權(quán)政治，特別是均勢觀念以及同強國結(jié)盟的觀念，風靡一時。同時，六十年代中期出現(xiàn)了日益強烈的民族意識。雖然1840—1860年期間流行用商制夷的原則，但是在六十和七十年代它讓位于“商戰(zhàn)”這一更加有力的觀念?？偠灾?，對外政策觀點的這些變化體現(xiàn)了從儒家理想主義的態(tài)度到實用主義態(tài)度的變化。

　　實用主義的士大夫在試圖了解和學習西方時，對于外部世界的看法也在改變，而且在緩慢地但是穩(wěn)定地變得成熟起來。它開始于四十和五十年代魏源和徐繼畬對全世界地理的研究，在1860年以后變成了以自強名義在軍事上進行模仿的活動。但是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后，象鄭觀應和唐景星等商人企業(yè)家強調(diào)的是商業(yè)和工業(yè)的重要性，郭嵩燾和馬建忠等外事專家則討論了西方的政治和教育制度。

　　西方在整個中國的國家和社會中起了什么作用呢？在最初，人們設想它的影響可以觸及中國的政體和社會制度，而不會改變中國的根本體制。到1860年，西方人仍只被當作應該拂拭的塵垢。但結(jié)果，西方事務終于成了全國關心的焦點。

　　關鍵性術語使用的變化雄辯地證實了在對西方理解過程中的這種進步。與西方有關的事務在六十年代以前大體上稱為“夷務”，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稱為“洋務”和“西學”，在九十年代就稱為“新學”。第一個名詞體現(xiàn)了中國中心主義；第二名詞頗為不褒不貶；而最后一個名詞則清清楚楚地含有贊許的意思。某些士大夫態(tài)度的改變也說明了這一點。自強運動最主要的提倡者曾國藩、李鴻章和恭親王等人，當他們最初碰到西方人時，都是排外的。當他們對西方的了解加深時，他們的態(tài)度就變得越來越靈活和注重實際了。［1］

　　盡管有這些變化，保守勢力仍然強大。把西方事物引進中國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它們適應這一傳統(tǒng)的程度。因此，軍事工業(yè)容易被接受，而采礦和鐵路建設由于破壞風水，便遇到了困難?；浇桃蛳蛉褰虣?quán)威挑戰(zhàn)，所以最受反對。除保守分子以外，許多擁護西學的士大夫同時也反對基督教。這些人中有魏源、徐繼畬、丁日昌、薛福成和沈葆楨等人。這種文化主義，即士大夫在感情和理性上對儒家學說的強烈信念，顯然不同于早期的排外主義，因為后者部分地是產(chǎn)生于中國人和西方人體貌上的差別。因此很難在保守派和西洋化分子之間劃出明確的界線?，F(xiàn)代化在某種意義上也就是西洋化。許多士大夫贊成“洋務”運動，因為它是現(xiàn)代的，所以寄希望于它能拯救中國免于滅亡。不過當時也有些人反對“洋務”運動，因為它是西洋的，所以擔心它會取代儒家學說。他們面臨著如何既能拯救中國而又同時仍然保持中國方式這一問題，所以他們表現(xiàn)了矛盾的心理狀態(tài)。

　　某些有志革新的紳士們在確定中國文化與西方的關系時所采用的方法，可以進一步說明這種矛盾心理。在他們看來，中國必須向西方學習，但是西學從根本上來說并不重要。他們在試圖弄懂西學的意思時，最初在七十和八十年代使用“道”與“器”的兩分法。例如，王韜和鄭觀應把西學的技藝歸入“器”一類，而專門把中學歸入更有價值的“道”一類。七十年代以后，采用了更為有力的兩分法。這就是著名的“體”和“用”的概念，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應該說，張之洞及其支持者在理論上誤用了理學的二元論，因為“體”和“用”作為一個統(tǒng)一體的互相關聯(lián)的兩個方面，是不可分割的。不過這種說法具有心理意義，因為它便于中國實行現(xiàn)代化，而不致喪失其文化特性。盡管其效力令人懷疑，但它象征著中國對西方的矛盾態(tài)度。

　　同樣的態(tài)度也表現(xiàn)為在中國傳統(tǒng)中尋找支持現(xiàn)代化的依據(jù)，這就是搞“托古改制”的老辦法。主張改革的人辯論說，他們的自強計劃是符合強調(diào)變化、技藝和使用有才華的外邦人的中國古代傳統(tǒng)的。他們進一步斷言，西方的科學和制度起源于古代中國。因此，中國愈是進行變革，它愈是切合自己的傳統(tǒng)。這種觀點直到今天仍然經(jīng)久不衰。

　?。ㄒ簧?譯）

　?。?］ 郝延平：《由守舊到革新》，載《大陸雜志》，卷20第7期（1960年4月）第26—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