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軍戰(zhàn)爭以后時期的清朝軍隊

　　到1868年捻軍之戰(zhàn)結(jié)束時為止，一種新的軍隊已經(jīng)作為捍衛(wèi)清朝安全的主要屏障而出現(xiàn)。這種軍隊往往被歷史學家稱為地方軍，在當時則通稱為勇營。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末期，全帝國的這種軍隊統(tǒng)逾三十萬人。其中包括曾國藩所建立的湘軍的余部，重新恢復活動的左宗棠所部楚軍，以及李鴻章所統(tǒng)率的淮軍。還有一些性質(zhì)相同的較小的部隊，如豫軍、東軍、滇軍和川軍。［1］ 比起其他的軍隊，這些軍隊的總的特色就是它們使用更多的西方武器，因此維持它們的費用也更大。但最根本的特點是它們出于軍事目的而利用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宗派集團的感情。勇營的優(yōu)點和缺點都表現(xiàn)在它們的上下級之間、官兵之間緊密的個人聯(lián)系方面。在這方面，它們確實不同于清帝國的傳統(tǒng)軍隊，即八旗軍和綠營軍。

　　清代的八旗軍原來由每單位三百人的佐領(lǐng)組成，均由清帝支付俸祿和賜予田產(chǎn)。但是為了防范滿族親王和清朝官員擁兵自重，清帝在十八世紀初年便定下了這樣的制度：佐領(lǐng)以上的八旗軍高級將領(lǐng)每隔三至五年須在各駐地之間調(diào)防。［2］ 十九世紀中葉總數(shù)約六十萬人的綠營兵則作為保安部隊編成小分隊派駐各地，或是作為省一級文武長官所統(tǒng)率的較大的標派駐各地。但是，這些標之大只是相對而言的。例如在陜甘這個軍事戰(zhàn)略要地的四萬士兵被分編成十三個標，在北京以外的直隸省的一萬二千名士兵分屬于七個標。［3］ 雖然綠營兵的兵士是世襲的，但一到中級帶兵官就通常只能在一個部隊呆三至五年，而且根據(jù)回避法又不準在本省任職。這就防止了官兵之間會形成長期的私人關(guān)系，特別是防止了統(tǒng)領(lǐng)與地方小分隊的下級軍官形成長期的私人關(guān)系。由幾支綠營兵部隊調(diào)集組成以執(zhí)行特殊任務的特遣部隊，往往不能很好地執(zhí)行任務，因為“兵不習將，將亦彼此不和”。［4］

　　勇營的長處是官兵之間有緊密的個人聯(lián)系。統(tǒng)領(lǐng)個人選擇他統(tǒng)馭之下的各營的營官。每個營官帶兵約五百五十名，他們可以挑選自己屬下的哨官，哨官也可以挑選他所統(tǒng)率的什長。約十個人組成一個什，這十個人通常也由什長自己挑選。曾國藩于1868年曾極口稱譽這種遍及全勇營的私人關(guān)系的制度，他寫道：“口糧雖出自公款，而勇丁感營官挑選之恩皆若受其私恩。平日既有恩誼相孚，臨陣自能患難相顧。”［5］ 只要清帝對任命文武官員的大權(quán)（包括控制省一級的高級職位以及授予值得艷羨的綠營兵官銜和勇營的各級職務）仍牢牢在握，那么，清廷便仍然能夠使這些新式軍隊在中國境內(nèi)實現(xiàn)它的目標（見上卷第九章）。在一個武器、戰(zhàn)術(shù)和輔助兵種不斷進步的時代，這種其主要力量來自宗派集團效忠精神的武裝部隊，能應付中國的新的國外挑戰(zhàn)嗎？

　　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北京批準了（甚至是倡導了）一系列訓練計劃，這些計劃通常都得到歐洲列強的支持，因為它們希望看到清朝能夠強大到足以保衛(wèi)通商口岸和貿(mào)易通道。但是，其收效卻微乎其微。

　　清廷并不想放棄八旗軍和綠營兵。雖然它們用處不大而又花費不小，但維持這兩種部隊似乎比改進勇營更重要。例如，對北京的八旗軍就曾經(jīng)做過一次值得注意的努力。由西方武裝起來的神機營是文祥等人1862年創(chuàng)立的，它由約五百名旗人訓練，這五百名旗人曾由通商大臣崇厚安排在天津接受過英國軍官的使用現(xiàn)代化小型武器的訓練（見上卷第九章）。神機營最初只有約三千名士兵，自慈禧太后之小叔醇親王于1865年被任命為主管神機營的大臣以后，它就大加擴充。按照清帝的命令，從北京的八旗各部隊抽出總數(shù)達三萬人跟這支新式軍隊一起接受訓練。對官兵的考績權(quán)也從原來的統(tǒng)領(lǐng)手中移交給了醇親王。［6］

　　但是，神機營沒有進一步擴大隊伍。醇親王也沒有充分利用機會來進行西式練兵。1865—1866年，他同意從八旗步兵中抽集每隊約五百人的兩隊步兵去天津接受使用西方武器的訓練，但他拒絕了恭親王的被保護人崇厚關(guān)于八旗騎兵也要接受西式訓練的建議。他唯恐這些兵士會玩忽其所素習的技藝，所以只讓很少的騎兵去天津接受短期的訓練。1869—1870年英國人的訓練計劃只有三位外國教官（由曾在戈登的常勝軍中服過役的薄朗統(tǒng)領(lǐng)）在實施，但這時已不得不終止下來。擁有三萬人的神機營守衛(wèi)著京師，［7］ 但在1870年當緊接天津教案之后對法戰(zhàn)爭似乎迫在眉睫之際，李鴻章勇營中的二萬五千人不得不被調(diào)集來加強直隸的防御。李鴻章的部隊奉命駐守在大沽與北京之間的中間一段，遠至諸如楊村和河西務等城鎮(zhèn)。［8］ 北京的安全現(xiàn)在只能指望漢人的忠誠了。

　　在清帝國的其他地方，八旗戍軍雖已聲威大遜于往昔，但政府仍替它們招兵買馬，聚草屯糧。但是顯而易見，滿人的力量已無恢復之望。在廣州，清帝國官員遵奉北京的指示，分別接受英、法兩國的建議，訓練清軍使用現(xiàn)代武器。從1863年開始，用廣東省當局購買的裝備，有三百六十名八旗軍由英國人進行訓練，三百名八旗軍由法國人訓練。在滿族軍官的統(tǒng)一安排下，還有五百三十一名地方綠營兵接受英國人的訓練。廣州的這項訓練計劃只實行了三年便停止下來，因為那時滿懷失望的外國領(lǐng)事們要求撤回歐洲教官。③

　　與此同時，滿族官員已很難在法定守衛(wèi)地點恢復八旗戍軍了。1867年，在伊犁和新疆的其他四個中心地方，回民之亂后只有一百五十名八旗軍幸存下來；他們最后不得不被轉(zhuǎn)往內(nèi)蒙古重新安置。在中國本部的十二個駐防城市內(nèi)，八旗兵及其家屬住在被隔絕的地區(qū)，士氣低落，和在滿洲的所有八旗軍一樣：又窮；又吸食鴉片；還總是被上司克扣帝國發(fā)放的薪餉。［9］

　　由于八旗軍的力量已很難恢復，清廷想繼續(xù)加強仍被兵部和戶部所控制的綠營兵。崇厚關(guān)于讓英國人在天津施行訓練的計劃，事實上訓練的綠營兵多于訓練的八旗軍，而從受訓的綠營兵中產(chǎn)生了五百人的“洋槍隊”，它在對捻軍的作戰(zhàn)中證明是管用的。在這同時，在1863年被任命為直隸總督的前湘軍將領(lǐng)劉長佑，則建議重新訓練約十五萬名直隸綠營兵，而不用對原來的軍隊編制大事更張。汛兵每五百人組成“營”，以便在全省的七個中心地點施行定期訓練，但兵丁被準許在兩次訓練的長期間隙中返回原汛。［10］

　　1866年，恭親王奉旨批準給予劉長佑總督以更多的財政支持。從各標抽調(diào)出來的兵就被編入劉長佑所指揮的六個中心。這種新編軍隊稱為“練軍”，即經(jīng)過重新訓練的[綠營]兵。戶部最初從天津海關(guān)撥款十萬兩充新訓練計劃中的軍火費用。但在1867年1月，恭親王的反對派、戶部尚書羅惇衍上疏攻擊這個計劃，而這一批評一定受到了慈禧太后的歡迎，因為一道上諭急劇地削減了這個新計劃的開支。［11］ 直到1868年捻軍騎兵進犯直隸使政府創(chuàng)巨痛深，接著曾國藩被任命為直隸總督，這才又為練軍制定了新計劃。當清廷內(nèi)部因中英修約引起外交政策大辯論時，曾國藩剛好來到北京，他致函李鴻章說：“恭邸重在和局，醇邸重在戰(zhàn)守，物論與醇者較多?！睗M族兩派人士都信任曾國藩，使他能對綠營制度的調(diào)整便宜行事。慈禧本人曾同曾國藩討論過這個問題。［12］

　　曾國藩把勇營的方案應用到綠營兵中來，雖然他還沒有獲準放開手來從更根本的問題上大搞革新（這或者是出于他本人的保守主義和政治立場之故）。1869—1870年，他建議對新成立的營不予更動，它們的官兵可以從各省較大的綠營標里挑選。此外，這樣挑選出來的兵丁和下級軍官的品質(zhì)和表現(xiàn)應受新的營官的考核，和勇營的辦法一樣，這些營官每人負責五百五十人左右。與傳統(tǒng)辦法最大的不同之點是，曾國藩想使營官有權(quán)替換不合意的兵丁，而從直隸省的老鄉(xiāng)（包括那些沒有注籍在世襲綠營兵家庭中的人）中招募新兵。［13］ 營官本人也是由綠營兵高級軍官——即將軍或總兵——挑選的。由于要貫徹回避法，將領(lǐng)們——以及事實上綠營的各級軍官直至把總——都必須是外省人。雖然這些新訓練出來的綠營官兵不象勇營那樣有同鄉(xiāng)的關(guān)系，但曾國藩希望練軍的中級軍官至少能夠服役較長時間，并能夠與練軍的統(tǒng)領(lǐng)建立親善關(guān)系。關(guān)于支付練軍官兵薪餉的條例由曾國藩起草，而于1870年4月由清帝予以批準，它規(guī)定的薪餉比一般綠營兵的同級官兵的薪餉要優(yōu)厚一些。但曾國藩避而不談要修改整個綠營兵制，以淘汰軍隊中無用的人數(shù)。他希望為練軍開辟新財源。③

　　事實上，清帝在前四年內(nèi)就已批準其他一些省的官員的建議，即某些綠營兵撫標可以裁減，把節(jié)省的經(jīng)費用到支付未被裁汰的綠營兵的薪餉和武器上來。1867年以前任閩浙總督的左宗棠就已經(jīng)在這個基礎(chǔ)上改編了福建的綠營兵，江蘇巡撫丁日昌也奉旨于1869年把他的撫標從一千六百人減為一千人。［14］ （見上卷第九章。）丁日昌還很認真地想把他這直接指揮的一千人變成普遍改革江蘇綠營兵的核心，但這個計劃沒有實現(xiàn)，因為他在1870年離職丁母憂去了。

　　清帝從曾國藩的建議中看到整個綠營兵制有可能保存下來并加以改造的希望，便在1871年通令各省，必須把各該省勇營兵力裁汰到八千人以下，只有江蘇和直隸這兩個戰(zhàn)略省份除外。［15］ 關(guān)于勇營的這一主要方針雖未嚴格執(zhí)行，但那些緊跟詔旨的省一級官員們現(xiàn)在找到了方便的借口來迎合每個省的綠營兵的既得利益集團。有些省份（如江蘇、浙江、福建和廣東）以左宗棠和丁日昌為例，裁減了一些標的兵力，這樣至少從理論上說籌措到了留下來的綠營兵的薪餉。其他一些省份（如山東、河南、山西及湖南）則完全照搬曾國藩在直隸的辦法，從綠營編制中抽出人員來組成練軍各營，而這個辦法在1873年被兵部認為是應予優(yōu)先考慮的。［16］ 清廷并不反對勇營軍官進入綠營兵制。由于清王朝有給予承認的制度，作為它的組成部分，許多勇營軍官自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就被授予了綠營軍官的榮譽銜。他們中間更多的人現(xiàn)在獲準填補綠營中的實缺，從把總直至省的將軍都可補缺，這些職務仍歸兵部控制，而高級將領(lǐng)的職務則仍由清帝本人予以任免。

　　曾國藩的練軍條例給各級綠營兵注入了新成分，但大量冗員當然仍舊留職未動。在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綠營兵總數(shù)仍在四十萬人左右，每年需費六百余萬兩銀子來維持這支軍隊。［17］ 從朝廷的觀點來看，這一巨額開銷也不是全然付諸東流，因為得到重新訓練的綠營兵裝備了比較現(xiàn)代的武器，能部署在各省容易出亂子的地方，因此它在十九世紀的余年中維持住了一般的國內(nèi)安寧。［18］ 但是如果發(fā)生大戰(zhàn)役，例如反對陜、甘、新疆的回民戰(zhàn)爭（更不用說對歐洲列強或?qū)θ毡镜臎_突），勇營可能繼續(xù)是能夠發(fā)揮作用的唯一工具。

　　但是，勇營的組織原則依然不適應現(xiàn)代的軍事實踐。盡管官兵之間存在著個人的親睦關(guān)系，但勇營等級制使中、上級軍官能獲得不直接參加戰(zhàn)斗的特殊身分。要使營官——甚至哨官——參加嚴格的軍事訓練，特別是參加西式訓練，是極端困難的。自從1862—1863年以后，李鴻章曾經(jīng)希望他的軍官們能從西洋人那里學到一二秘密方法，［19］ 但除了給予原在常勝軍中接受外國教官訓練的少數(shù)士兵以軍官身分（如羅榮光和袁九皋）外，李鴻章的方法只是使西洋教官訓練他的洋槍隊中的士兵。1864年后仍然留在淮軍中的少數(shù)西方人，包括變成了清帝國臣民的法國人畢乃爾在內(nèi)，都不能對軍官或士兵進行廣泛而系統(tǒng)的教練。很明顯，中國人對西方戰(zhàn)術(shù)之是否可行和是否有全面效用，是持保留態(tài)度的。戈登在1864年就已注意到，清朝的軍官們很贊賞外國式的步兵方陣，“但認為他們的士兵未必會排成這種陣勢”。中國人“承認我們的炮兵是優(yōu)越的，但卻認為他們的步兵要先進得多”。除此以外，勇營軍官雖然承認西方炮兵的價值，但不想學習炮兵操練。戈登說，他們甚至不想學習“喊口令”。［20］

　　中國人能夠同時接受西方的幫助而又保持自立嗎？另一方面，不接受外國的訓練，勇營兵也能學到現(xiàn)代戰(zhàn)術(shù)要求必須具備的軍紀和技藝嗎？鳳凰山（距上海二十五英里）訓練計劃的始末就暴露了這種左右為難的情況；鳳凰山訓練計劃是常勝軍解散后不久由戈登在1864年5月提出來的。［21］ 英國公使和上海領(lǐng)事很熱心地贊助鳳凰山訓練計劃，它也得到總理衙門“口頭保證”的支持，李鴻章最初也由于相信戈登而對此表示歡迎。李鴻章在1864年6月?lián)芰艘磺倜窜姡ㄓ啥⑷詈玫能姽賻ьI(lǐng)）給戈登。

　　英國人對這個計劃感興趣的理由是多方面的。認為已經(jīng)衰敗的滿人政府不可能進行集中領(lǐng)導的戈登，主張英國人應該幫助發(fā)展一支中國軍隊，但要“通過撫臺，而不是通過毫不起作用的北京政府”。［22］ 英國公使卜魯斯雖然不完全同意戈登的對清政策，但也相信應該給予中國人以軍事援助。但是，正是英國駐上海領(lǐng)事巴夏禮的態(tài)度，使李鴻章警惕起來。巴夏禮本來只希望所訓練的中國軍隊能夠保衛(wèi)上海，使那里不可能再繼續(xù)出現(xiàn)騷亂。他也嫉妒法國人，因為法國人還在上海附近保持著一個訓練中國軍隊的小小訓練營（這些中國軍隊直到1865年中才歸還給中國當局）。所以李鴻章責怪巴夏禮想“攬我兵權(quán)，耗我財力”。［23］

　　可是在1864年底，戈登放棄了這項訓練計劃而返回英國。李鴻章不得不接受巴夏禮的提名，任命英軍的杰布中尉為鳳凰山的新任教官。在標明日期為1864年11月的一份協(xié)議中，巴夏禮接受了李鴻章的交換條件，即淮軍將領(lǐng)潘鼎新應對中國官兵的任免、薪餉和裝備享有完全的控制權(quán)。訓練計劃應從海關(guān)收入中撥款。杰布的職責只限于訓練和教課，包括監(jiān)管也由中國人支付薪津的十五名外籍教官?？墒?，杰布被證明是一個不好的人選，他經(jīng)常離營外出，而當他上班時他又死扣《英國步兵操典》，毫不通融。［24］ 1865年6月，李鴻章奉旨派步兵和炮兵到直隸邊境防止捻軍的進犯，所以他毫不猶豫地命令潘鼎新從鳳凰山帶領(lǐng)一整營軍隊（外加在那里受訓的三百名炮兵）北上。巴夏禮領(lǐng)事提出強烈抗議。雖然李鴻章同意以其他淮軍部隊代替鳳凰山的這八百五十人，但他這時已不再相信鳳凰山的訓練計劃，一再駁回了關(guān)于擴充此計劃的要求。

　　鳳凰山訓練營后來的事態(tài)的發(fā)展，突出地暴露了中國與西方的摩擦以及外國教官與淮軍本身這兩方面的弱點。1865年7月杰布中尉被調(diào)回英國，上海道丁日昌馬上設(shè)法以戈登的老部下文茲坦利取代了他。英國領(lǐng)事堅持應任命一位英國現(xiàn)役軍官，但被駐北京的公使館駁回。文茲坦利的為人通情達理而小心謹慎，但他缺乏足夠的權(quán)威，他的平庸的洋員教官們也未能獲得士兵的愛戴。至于勇營軍官們的行為則很遭人非議。雖然哨官們在閱兵和顯示軍容時總是在場，但他們平時很少參加實際訓練。不僅如此，他們和他們的上司還在發(fā)餉之日從各哨下級軍官和士兵的薪餉中克扣五十塊墨西哥鷹洋以中飽私囊。文茲坦利很贊賞士兵們在步兵、榴彈炮和火箭炮訓練中的熟練動作。但是，與八旗軍和綠營兵中的情況一樣，鳳凰山勇營的許多官兵也都有鴉片煙癮。士兵們還是一些桀驁不馴的人。［25］ 他們不時對外國人表示不滿：訓練工作不得不因天津教案（1870年6月）的影響而被擱置了起來。但在恢復了例行訓練以后，士兵的憤怒又轉(zhuǎn)向腐敗的勇營長官，這表明勇營制度官兵的融洽關(guān)系還是存在著局限性的。由于軍官濫用權(quán)力，包括一位營官施行過不公正的懲罰，1872年爆發(fā)了兩次兵變。［26］ 1873年5月，在經(jīng)過了九年并且花費了大約一百五十萬兩銀子之后，這個計劃突被停止執(zhí)行，盡管英國領(lǐng)事提出過強烈抗議。鳳凰山曾被一英國軍官形容為“中國的奧爾德肖特（位于英國的漢普郡，為著名的陸軍訓練營地——譯注）”，事實上那里從來沒有訓練軍官的計劃，不過它確實訓練出了一大批淮軍士兵來使用現(xiàn)代武器。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之初，清軍確已獲得了在中國本部的大部分地區(qū)鎮(zhèn)壓叛亂的能力。但他們是否能夠?qū)Ω堆睾５耐鈬肭终?，甚至是否能夠?qū)Ω段鞅被蛑衼喣切┢D險地帶的叛亂，這仍然是一個問題。

　?。?］ 關(guān)于八旗軍和綠營軍，見魏源的《圣武記》和羅爾綱的《綠營兵志》。勇營之名初見于曾國藩1866年1月的一篇奏稿，載《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3第35頁。關(guān)于東軍，見《山東軍興紀略》（卷4第8頁）和《丁文誠公遺集》（卷1·4第37頁，卷4·9第16頁）。關(guān)于豫軍，見尹耕云等編：《豫軍紀略》，卷1·3第11頁；卷5·10第10—11頁；卷12·22第5—6頁。滇軍起源于岑毓英在云南省平定回民叛亂之役，見王樹槐的《咸同云南回民事變》，第224—228頁。

　?。?］ 參照羅伯特·李：《清代歷史上的邊疆》，第24—31頁。史密斯：《十九世紀中葉中國的兵制》，載《亞洲歷史雜志》，卷8第2期（1974年）第136—141頁。章伯鋒編：《清代各地將軍都統(tǒng)大臣等年表》。

　?。?］ 羅爾綱：《綠營兵志》，第92—100、126—136、162—164、206—207頁。

　?。?］ 羅爾綱：《綠營兵志》，第179—181、213—220、237—244頁。江忠源：《江忠烈公遺集》，卷1·2第4頁。

　?。?］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第18—19頁。

　　［6］ 席裕福等編：《皇朝政典類纂》，卷331第8—9頁。

　?。?］ 中國科學院等編：《洋務運動》，第3冊第475—479、484—491頁。神機營核心部隊總兵力似保持為六千人之數(shù)。迨至1881—1882年，日本人的情報認為神機營本部只擁有三千五百名步兵，二千名騎兵，五百名炮兵。見福島安正編：《鄰邦兵備略》，卷1第21—22頁。

　?。?］ 王爾敏：《淮軍志》，第354—355頁。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第10頁。

　?。?］ 《皇朝政典類纂》，卷333第11頁。羅伯特·李：《清代歷史上的邊疆》，第123—125頁。

　　［10］ 王爾敏：《練軍的起源及其意義》，載《大陸雜志》，卷34第7期（1967年7月）第216頁，文中摘錄了劉長佑的奏折。

　?。?1］ 《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3第10頁。劉長佑：《劉武慎公遺書》，卷12第3、21、31—37頁?！洞笄鍤v朝實錄·同治朝》，卷193第18—19頁。

　?。?2］ 《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27第2頁。曾國藩：《曾文正公手寫日記》，卷2第2856頁，1869年2月27日條。

　?。?3］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第19、36頁。

　?。?4］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卷14第17頁；卷19第16—21頁。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186—187頁?！痘食漕愖搿罚?25第4、8—10頁。

　?。?5］ 劉錦藻編：《清朝續(xù)文獻通考》，卷202第9、505頁。劉廣京：《清末地方權(quán)限的再估價》，載《清華學報》，卷10第2期（1974年7月）第217頁。

　?。?6］ 《皇朝政典類纂》，卷326第6—8頁。

　?。?7］ 見恭親王1884年1月奏折和總理衙門其他大臣的奏折，載《洋務運動》，第526頁。又見張佩綸：《澗于集》，卷6第10頁。

　?。?8］ 見羅爾綱：《綠營兵志》，第72—73頁（注70—73）。關(guān)于使用練軍鎮(zhèn)壓地方叛亂，在《宮中檔光緒朝奏折》中現(xiàn)在已有更詳盡的材料，例如卷2第302、664、667頁；卷3第172、318、323、399、445、518、753頁。

　　［19］ 鄧嗣禹與費正清：《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第69頁。

　?。?0］ 戈登檔案（英國博物館），Add.MSS.52，389（1864年8月26日）；52，393，“關(guān)于英帝國勢力范圍的秘密備忘錄”（1864年）。

　　［21］ 詳見史密斯：《外國人在鳳凰山的訓練和中國的自強》，載《現(xiàn)代亞洲研究》，卷10第2期（1976年）第195—223頁。

　　［22］ 戈登檔案，Add.MSS.52，389，1864年6月19日。

　?。?3］ 《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5第27頁?？墒抢铠櫿略?864年7月指出，由于戈登負責訓練計劃，“以后無甚波瀾”；《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5第21頁。

　?。?4］ 丁日昌：《丁中丞政書》，卷7第10—11頁。哈克：《太平軍叛亂中的事件》，第526—527頁。

　　［25］ 丁日昌：《撫吳公牘》，卷50第8頁。FO（英國外交部檔案）228：453及492，文茲坦利的報告（1868年11月20日及1870年1月13日）。

　?。?6］ FO228：54，文茲坦利的備忘錄（1873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