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1885年的中法戰(zhàn)爭，是對中國過去二十年間所執(zhí)行的新式陸海軍計劃的第一次外部考驗。中國的日子并不好過。在兩年之內的陸上和海上的零星戰(zhàn)斗中，中國人在經費、人力、物力和威望上都遭受了巨大的損失。中國丟失了對安南（中國人對越南的稱呼）傳統(tǒng)的宗主權，而且必須讓法國人在商業(yè)上侵入華南內地諸省（見第二章）。
可是，法國的勝利也遠遠不是決定性的勝利。［1］ 在中國于1884年“非正式”宣戰(zhàn)之前的一年多時間里，劉永福的黑旗軍有效地在東京困擾法國人，有時設壕作戰(zhàn)，有時巧設埋伏以伺機狙擊。1884年6月后期，原左宗棠所部的軍官王德榜統(tǒng)率勇營參加作戰(zhàn)，在北黎附近經過三天苦戰(zhàn)之后打敗了法國人。8月初，著名的淮軍將領劉銘傳率領的軍隊打退了法國艦隊司令禮士卑士對臺灣基隆要塞的進攻；10月份，法國人又在淡水遭到嚴重的挫折。1885年3月23日，中國人在中國-安南邊境的鎮(zhèn)南關擊敗了法軍，并且在往后的兩個星期中接連收復了重鎮(zhèn)諒山和安南的其他據點。在某些人看來，當和平談判迫使雙方在1885年4月4日停止了敵對行動時，中國人正在勝利的邊沿。
然而，中國的外交和戰(zhàn)略形勢實際上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中俄關系和中日關系因中國在朝鮮的地位問題而鬧得很緊張，而且謠傳法國人正想在北面幫助日本人與中國交戰(zhàn)。［2］ 此外，中國也因行政和后勤方面的嚴重困難而大傷腦筋。正當北京的決策人繼續(xù)舉棋不定時，省一級督撫官員卻完全陷于思想混亂之中。這種混亂特別明顯地表現在福州地方上，因為1884年8月23日這里的十一艘艦只組成的中國建造的“現代”艦隊，不到一小時就被法國人摧毀。隨著福州這次創(chuàng)巨痛深的慘敗之后，以江蘇為基地的南洋艦隊也由于領導無方、訓練糟糕和紀律松弛，在試圖打破孤拔將軍對臺灣的封鎖時大敗虧輸。
甚至中國在陸戰(zhàn)中的勝利也被吹得有些玄而又玄。比如劉永福在東京取得的有限的勝利，部分是由于黑旗軍在非正規(guī)戰(zhàn)爭中東奔西突的勇氣，但是這些遭遇戰(zhàn)也表明了法國人的弱點：猶疑不定，后勤困難，戰(zhàn)術措置失宜，完全缺乏準備。當1883年12月13—16日法國人在山西發(fā)動一次協(xié)同一致的攻勢時，黑旗軍便受到了“一次可怕的——即使不是致命的——打擊”。法軍在四個月后占領北寧的時候，劉永福據說是不戰(zhàn)而退的。［3］ 甚至經常被吹噓為中國大捷的諒山之戰(zhàn)，法軍之戰(zhàn)敗似乎不是由于清軍的戰(zhàn)斗力高和訓練有素，而是由于人數上占壓倒優(yōu)勢以及法軍供應上存在的問題。目擊者的記述表明，尼格里將軍的部隊極端缺乏火藥和其他供應，因為法國的“苦力隊”大批地開了小差。根據一位西方觀察者（此人被其他外國人認為是同情中國人的）的說法，諒山地區(qū)的清軍裝備得很好，但訓練和領導都極差。［4］ 勝利之取得并不是由于中國軍事制度起了作用，恰恰是因為沒有中國軍事制度影響的緣故，而且中國人的傷亡幾乎總是比法國人的傷亡大得多。只有在臺灣的中國軍隊才能夠一比一地堅持與法國人交戰(zhàn)，這大部分應歸功于劉銘傳的精明的準備工作和幾位淮軍軍官的指揮才干。［5］
李鴻章通常被指責應對中國海軍在中法戰(zhàn)爭中的覆沒負有責任。批評家們認為，如果他一旦接到請求就愿意立即派遣北洋艦只南下，他是有可能保住福州艦隊的。他和南洋大臣曾國荃都受到警告，不要在戰(zhàn)時只顧本省一地之利。但是，李鴻章之專注于北方防務是情有可原的，甚至連張之洞也認識到這一點，這特別是因為日本在朝鮮的活動正在日益加緊。此外，就法國人來說，他們實際上也打算進犯北方。他們之所以還不敢放手進攻華北，部分原因就是那里有李鴻章的部隊。［6］ 李鴻章雖然很明顯地不急于以反對法國人來考驗他的艦隊，但他并不缺乏愛國精神。中國所處的復雜的國際局勢以及整個清帝國的行政制度，很不利于對法國的挑戰(zhàn)作出迅速而舉國一致的反應。
海軍衙門和北洋海軍
雖然某些文人和官員相信，中國在1884—1885年與法國作戰(zhàn)時實際上是打贏了陸戰(zhàn)，但是，中國海軍的缺點卻是暴露無遺了。有許多人要求作出新的努力，例如應謀求更集中的協(xié)同作戰(zhàn)。早在187O年，政界元老曾國藩就已經提議，需要把海軍船只置于單一的指揮之下。［7］ 1885年這個意見至少在名義上突然變得可行了。1885年10月北京成立了海軍衙門，以醇親王為總理海軍事務大臣，而以慶親王奕?（1836—1916年）和李鴻章為會問辦理大臣。這一“中國海軍部”的組織可以比得上總理衙門，它最后擁有六名幫辦，而分九批工作的三十名官員則主要是滿人。［8］ 醇親王本人這時似乎已轉而相信自強運動。但海軍衙門應該主要被看做是慈禧太后及其寵幸們所搞的鬼把戲，意在與李鴻章分享北京能從各省提取的經費，雖然它表面上的動機是無可指摘的。
它的背景是1884年4月宮廷政治中發(fā)生的一件大事。一位御史攻擊恭親王和軍機處應對東京的軍事挫敗負責，作為攝政者的慈禧太后便降旨解散了整個軍機處，而以禮親王（世鐸）為首的五名新軍機大臣來接替。恭親王也和其他三名大臣一起從總理衙門免職，它的領導權交給了慶親王。作為年輕皇帝的父親，醇親王不便在軍機處或總理衙門供職，但慈禧太后再次降諭，“著醇親王奕?（就軍機處事宜）一并與議具奏”。［9］ 醇親王的心腹顧問中有孫毓汶：這是一位精明而貪得無厭的翰林院出身的官僚，他曾得到慈禧的信任而被任命在軍機處供職，直至1895年，即醇親王死后的第四年。［10］
雖然醇親王在伊犁和安南危機期間也站在“主戰(zhàn)派”一邊，但他過去對海軍事務卻不感興趣。他曾給神機營買過西洋軍火，但直到1881年初他才開始以矛盾復雜的心情對鐵路和機器開礦表示興趣。_298_3［11］ 他和慈禧太后之決定成立海軍衙門，無疑是受了李鴻章1885年9月份在北京作三個星期逗留時的影響的結果，那時這個計劃正被提出來反復加以研究。
李鴻章非常急需經費來維持和建立他的艦隊及其相關的設施。雖然他同伊藤博文在4月份就朝鮮問題簽訂了協(xié)議，李鴻章仍然相信，中國遲早會因它的這一最鄰近的藩屬而與日本相對抗。醇親王也能夠看到朝鮮的重要性，但他也知道，他的異母兄弟和政敵恭親王由于反對慈禧太后喜愛豪奢的苑囿宮殿而在很大程度上招致了太后的憤怒。李鴻章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每年只從各省收到約六十萬兩用作海防經費。［12］ 他把有清帝支持的海軍衙門看做是這樣一種手段，即它將迫使各省在滿足皇室的園林建造的需求之外，更為海軍多出經費。李鴻章別無其他選擇，實際上只能跟清帝本人串通在一起。
清帝現在給各省施加壓力，要他們給海軍衙門每年送足原定的海防經費四百萬兩，按照上諭所說，甚至為此削減綠營和勇營兵額以及廢除海軍的中國帆船式戰(zhàn)船和無用的陳舊輪船也在所不惜。除此之外，又宣布新設“海防捐”。為此目的，公開實行賣官鬻爵，官員被鼓勵出錢來“報效”，以使自己能夠晉升或使過去的瀆職行為得到寬恕。［13］
慈禧的當務之急是首先重新修建皇宮西面圍繞三海的、有許多亭臺樓閣的御花園，它位于北京的中心；然后是建造在城外西北的避暑離宮。早在1885年6月，她曾命令滿洲的四大富裕貴族（包括不幸的崇厚在內）幫助苑囿的建設，即伸手要他們捐錢。這四大家族和另外其他幾家共捐出二十四萬兩。1886年1月的一道上諭，公開為三海建設要求粵海關監(jiān)督幫助經費，而且還要求海軍衙門本身作為“借款”提供款項。醇親王在12月份寫信給李鴻章說：神機營和海軍衙門已從當時籌措到的二百二十萬兩中提供了七十五萬兩，但池苑工程還需要更多的錢。因此，醇親王建議李鴻章應該籌集更多的經費。他希望李鴻章的衙署能幫助弄到一筆七十萬兩的外債，其名義是“可否指稱創(chuàng)建京師水操學堂或貴處某事”。李鴻章只得照辦，而且他顯然在這筆外債中增借了二十二萬七千兩，以用于他的艦隊。這筆錢由當時正在幫助李鴻章搞直隸北部鐵路計劃（這計劃得到海軍衙門的贊助）的伍廷芳來籌措，而由德商泰來銀行的天津代理人提供?？倲禐槲灏偃f馬克，年息五厘五，由天津、牛莊和芝罘海關收入于十五年內償清。［14］ 李鴻章最后放棄了他籌款不舉外債的原則——但只是在北京的命令下才這樣做的。
與此同時，李鴻章每年從海軍衙門收取他的應得份額約一百五十萬兩（其中一部分直接解往天津，不過是記在海軍衙門帳上）。他也從海軍衙門接受數額較少的不定期付款，以應付特殊需要。他分別通過駐英國與駐德國公使曾紀澤和許景澄在1886—1887年定購了兩艘新的英國巡洋艦和兩艘德國巡洋艦。（前駐德國公使李鳳苞在定購李鴻章的頭三艘德國艦只時被指控收受了大量個人傭金，因而已在1884年被撤職。）［15］ 1888年當新的巡洋艦到達時，李鴻章訂出一套北洋海軍章程，重新組織了他的艦隊。這個章程的內容把英國海軍的實際做法、勇營的制度和綠營兵的術語，都兼收并蓄于其中。丁汝昌提督將由兩員小軍艦艦長輔佐，他們被授以總兵銜，各指揮一艘7，430噸的鐵甲艦。從2，300到2，850噸的幾條巡洋艦則交給軍銜為副將的艦長統(tǒng)帶。這些艦長一方面得服從提督調動，一方面對自己的艦艇又享有完全的權威，并完全有權指揮支應委員以及管好受訓的學生。［16］ 這是一支給人印象深刻的艦隊，它擁有兩艘鐵甲艦、七艘巡洋艦、六艘炮艇和六艘魚雷艇。
可是，李鴻章發(fā)現他不能進一步擴充他的艦隊，雖然他已知道日本正在購買一種更新式的、經過改進的船只。困難是在財政方面，因為慈禧現在正致力于在北京西北建造頤和園的計劃。她從海防經費中究竟提取了多少錢來蓋造頤和園，其確切數目是難以弄清楚的。但是我們發(fā)現，醇親王在1888年11月給李鴻章寫信，要求他向幾個省的督撫們籌款二百萬兩，存入天津洋行，以其利息用于進一步修造這座避暑離宮。［17］ 可是，這只不過是剛剛開始，因為1891年3—6月清帝批準了海軍衙門本身的奏折，公然建議頤和園的建筑款項應取自海防捐款和駐外使團?？睢Ｔ缭?888年3月，清帝本人就已在一道上諭中宣稱，他愿為皇“母”提供休憩頤養(yǎng)的環(huán)境以娛其晚年，就象乾隆帝對待他的母親那樣。［18］ 皇室的倫常顯然允許這樣胡亂花錢，以盡孝道。
在這同時，北洋海軍在1889—1890年繼續(xù)每年收到約一百二十萬兩，勉強夠維持它現有的艦隊、設備和人員。1890年，旅順口海軍基地裝備了一個四百英尺長的磚石船塢，以蒸汽作動力，俯臨一個疏浚達二十五英尺深的海港，全部基地的工程總共花費了三百多萬兩（主要工程由法商承包）?？墒?，李鴻章因此不能給他的艦隊增添一條船了。顯然由于慈禧太后的需求不斷增加和許多諂諛之徒從夏宮的修建中漁利，海軍衙門向清帝建議“停購船械”。［19］
可是，經費來源不足還不是李鴻章的海軍所面臨的唯一困難。在籌措經費和保護自己的權力的同時，李鴻章還在想方設法解決對合格人員日益增加的需要的問題。隨著福州船政局的日就敗落，李鴻章的天津水師學堂成了培養(yǎng)下級海軍軍官的主要來源。1888年，李鴻章在瑯威理的幫助下改組了水師學堂；瑯威理是在1886年初返回中國的。水師學堂的重訂章程表明，它愿意使中國的海軍訓練趕上西方的現代實際水平。入學要求被提高了，學習年限延長到六年零九個月（包括二十七個月的艦上訓練），定期考試也被規(guī)劃出來了。章程也包括了關于獎懲、提升和海軍禮儀等復雜細致的規(guī)定。畢業(yè)生還被授予候補千總的身分。［20］ 旅順口、威海衛(wèi)、大沽和北方海岸的其他據點，還提供船上和岸上的訓練設施。
可是，有些中國的高級海軍人員的特點是驕傲自大和爾虞我詐。福州船政學堂出身的高級軍官與其他地區(qū)來的軍官之間的關系十分緊張。有些高級軍官對瑯威理的非常寶貴的工作表示不滿，所以瑯威理稱這般人為“既愚昧、又嫉恨別人的人”。［21］ 這些緊張關系，再加上瑯威理在中國軍隊中的地位不明確，造成了一次事件，從而使他在1890年辭職。瑯威理的去職特別不幸。它不僅促使中國學生被排除于英國海軍學校之外，而且使北洋海軍內部的標準也為之下降。赫德曾經非常痛惜瑯威理的辭職，可是也承認他的僵硬態(tài)度使他陷入了麻煩的境地。［22］
與此同時，其他地方的官員都正在試圖改進海軍訓練，當然，他們的資源必然比李鴻章更受限制。在廣州，總督張之洞在1887年開設了廣東水陸師學堂，其基礎是原淮軍將領張樹聲總督1881年在黃埔早已開辦的一所訓練學校。雖然在理論上張之洞認為海陸軍訓練同樣重要，實際上廣東地處沿海，所以他更加重視海軍。黃埔學堂的航海部分是仿照福州船政學堂和天津水師學堂開辦的，它吸收了這兩個學校原來的師生員工。吳仲翔曾在福州做過十年學監(jiān)，并幫助李鴻章創(chuàng)辦過天津學堂，現在當上了張之洞學堂海軍部分的第一任負責人。雖然海軍部分在1887年開始時有七十多名學生，后來又至少從福州轉來了三十七名學生，但到1893年只剩下了二十五名士官生。財政拮據可能是享受公費補助的學生人數嚴重下降的部分原因，但張之洞又要強調中文學習，又要強調海軍技術，這也一定打擊了許多學生的學習情緒。士官生在學堂里每一天都奉命讀經，以“鞏固根本”。李鴻章的天津水師學堂不允許學生應科舉考試，可是，張之洞卻準許他的士官生這樣做。張之洞在1889年后期的調任是對學堂的一個打擊。他的繼任李瀚章對擴充學堂的計劃橫加阻撓，而在1892—1894年，臭名遠揚的保守派、廣東巡撫剛毅則蓄意摧毀了這個計劃。在剛毅的任期內，廣東水陸師學堂遭停辦，洋員被解聘，廣東小艦隊的現代化船只常年投閑置散，拋錨而不開動了。［23］
在北京避暑離宮附近，于1887年創(chuàng)立了一所所謂昆明湖水師學堂，以此來證明海軍衙門的開支已用于正途，它培訓了約四十名滿洲生員，以便他們去天津水師學堂深造。曾國荃在南京遲至1890年才開設的南洋水師學堂則不那么被人們所恥笑了。它仿照天津水師學堂的榜樣，意在為南洋艦隊提供軍官。據報道，它的入學要求是嚴格的，課程是完備的，師資（有幾位教師是天津水師學堂的畢業(yè)生）是合格的。但它也不能吸收優(yōu)秀學生，而且經費顯然也很短缺。它的第一批士官生直到中日戰(zhàn)爭后才畢業(yè)。［24］
劉銘傳在臺灣
1885年，清廷采取另一步驟以加強帝國的海疆。10月12
日，即宣布海軍衙門成立之當日，宣布了一道上諭：把前此為福建之一部分而受治于道臺的臺灣單獨另設行省，而以劉銘傳為第一任巡撫。劉銘傳是原淮軍將領，以打敗太平軍和捻軍而蜚聲國內，他曾在1884—1885年的法國人入侵中負責防守臺灣。1884年他曾任福建巡撫，駐節(jié)在臺灣?，F在他將就任清帝國第二十個行省的巡撫。（福建巡撫之職將由駐節(jié)福州的閩浙總督兼任。）劉銘傳將單獨負責臺灣的人事安排，特別要對軍事方面的人事安排負責。［25］ 清廷終于遲遲地認識到了臺灣的戰(zhàn)略重要性及其經濟潛力。
自1683年清朝征服臺灣島上國姓爺的后裔之后幾乎兩百年期間，被葡萄牙人稱為福摩薩的這個島，對滿洲人來說是一個邊境地區(qū)，要放棄它就太危險了。它那里隱匿著許多不同政見者，這些人可能有朝一日再度利用它來反對清朝?？墒牵本┻€不能貫徹限制中國人從大陸移向臺灣的法令。清朝自十八世紀中葉以來在那里的記錄是貪污腐化和政令不行，在此期間它不時對起義進行鎮(zhèn)壓。英國艦船在鴉片戰(zhàn)爭中炮轟基隆和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期開辟淡水及打狗（今高雄）為條約通商口岸，才開始使北京憬悟到這個島的重要性?？墒?，1874年日本入侵該島一事，才真正使幾位政治家相信加強其防務的迫切需要。1874年危機期間任欽差大臣的沈葆楨在臺灣呆了一年，他安裝了海岸炮臺，并且計劃在基隆搞一個機器開采的煤礦。1875—1877年任福建巡撫的丁日昌對臺灣事務給予很大的注意，并在1876—1877年冬春之際視察過該島。他目睹過基隆各礦第一次用機器采煤，又由于他的出力，臺灣府（臺南）和打狗之間的一條三十英里長的電報線在1877年才得以鋪設。丁日昌還有一些雄心勃勃的計劃：他想把臺灣建成華南的海軍基地；建一條縱貫該島南北的鐵路以便利戰(zhàn)時運兵。這些設想原則上雖已被清帝批準，但各個方面都不給予財政支持，尤其是掌握福建財源的閩浙總督更加如此。丁日昌視察了島上的綠營兵，發(fā)現貪污成風，例如有許多“士兵”只在花名冊上列有虛名。由于他的建議，至少臺灣的十名綠營軍官被裁汰，包括總兵和一員副將在內?？墒?，丁日昌本人對有機會在臺灣貫徹他正在進行的各項革新事業(yè)的這一幻想也破滅了。從1875年以來他被士大夫之流大肆攻擊，其兇險程度較之李鴻章所受到的攻擊有過之而無不及，而攻擊得特別厲害的是他想擁有鐵甲艦和傾向西學的觀點。丁日昌于是乞?。ㄟ@也是實情），請辭去福建巡撫職務；這辭呈在1878年4月被清帝接受。［26］
丁日昌對臺灣的幻想現在等待劉銘傳巡撫去實現了。劉銘傳在中法之戰(zhàn)之后來到臺灣就任，他得到的財政支持比丁日昌所得到的要多。淡水和打狗（以及它們的外港基隆和安平）的關稅收入在1886—1889年每年達四十五萬兩，后來還略有增加。這筆款項都被撥做臺灣陸軍費用。1885年，清帝每年另給劉銘傳八十萬兩，為期五年。這個數目由福建省庫和福州海關出資四十四萬兩，另由上海、九江、漢口、寧波和廣州等海關出三十六萬兩。［27］ 鑒于他的計劃龐大，劉鉻傳的總收入還是不豐裕的。他被當時的外國人譽為“非凡的中國官員”，不過，一位現代的審慎的學者把他五年的巡撫政績評為“最多也不過是一個瑕瑜互見的記錄”。③
劉銘傳忠實信奉李鴻章關于武裝備戰(zhàn)的重要性的主張，所以他馬上通過歐美商號大批訂購大炮和槍支。在劉銘傳以前，沈葆楨、丁日昌和其他人士已經用大炮裝備了臺灣和澎湖的要塞。從1856年開始的三年內，劉銘傳給臺灣和澎湖的炮兵掩體增加了三十一門新的阿摩士莊大炮。其中三分之二的口徑是九至十二英寸。他還買了一萬支后膛槍，并計劃在臺北附近搞一座兵工廠，他到1886年花了二萬多兩建造工廠，花了八萬四千兩買機器、金屬和更多的槍支及子彈。這座新兵工廠約有三百名雇工，在一員德國工程師的帶領下工作，它向劉銘傳的部隊提供槍炮的子彈，而且當1887年劉銘傳為臺灣鋪設鐵路的計劃開始的時候，它的金工車間被證明是極其有價值的。［28］
早在1886年，劉銘傳就計劃在臺北和臺南之間搞電報，搞海底電線把臺灣、澎湖和福州連接起來：所有這一切計劃都被認為在軍事上是必不可少的。由于與德商泰來洋行和英商怡和洋行簽訂了合同，這兩條線路在1887年完成，此時正是李鴻章在天津創(chuàng)辦了電報總局以后的第五年。［29］
正如他在打太平軍及捻軍的年代那樣，劉銘傳這位目不識丁的糾糾武夫不僅容易接受西洋武器，他還急于讓他的士兵實行西法操練。劉銘傳認為，臺灣島上的綠營兵在全國是最下乘的。它的名義上編制是一萬四千名，實際數字在1884—1885年是四千五百名。劉銘傳著手搞一項重新訓練的計劃，從優(yōu)秀射手中挑選新軍官。劉銘傳也不滿意臺灣的勇營。他在1885年的奏折中說，湘淮兩軍已成“強弩之末”。他主張，實行新的訓練是絕對必要的，特別是現在當后膛武器已引進國內的時候?！疤攘顦尨a不明，則遠近高低茫無準的，是有槍與無槍同矣?！保?0］
1885年后期有十六營楚勇在臺灣，由左宗棠原來將領之一劉璈率領，此人在1881—1885年任臺灣道臺。劉銘傳現在接管了劉璈的楚勇，還統(tǒng)帶著他本人帶到臺灣來的十營淮軍。淮軍的補充兵員主要從劉銘傳的家鄉(xiāng)合肥取得，這使他到1888年擁有總數達四十三個營，即二萬二千人馬。兩位歐洲教官訓練著他的士兵。［31］
劉銘傳知道，他不能指望在規(guī)定的五年期滿以后每年還有八十萬兩協(xié)餉收入?？墒?，他找到了弄到歲收的辦法，這就是要使農田的實際所有主繳付更多的稅。這一改革首先要求搞一次地籍調查，而這項工作在清代卻從未在一省的范圍內開展過，除了新建的新疆和臺灣二省以外。李鴻章知道中國農村的既得利益集團壁壘森嚴，所以他在受任直隸總督以后的1870年明確指出：“通省清丈，斷辦不到”。［32］ 可是，劉銘傳1886年恰恰著手解決了這個問題，結果把臺灣地賦的估計收入從183，366兩提高到了1888年的674，468兩。
在這一時期之前的兩年中，劉銘傳已經成立了兩個清賦局，一在臺北，一在臺南，挨家挨戶編造土地清冊。他正在利用渡過福摩薩海峽而來的移民兩個世紀以來的開拓成果。從十八世紀初起，數量不大的人們（有人說臺灣全部是四萬人）曾得到政府的專利執(zhí)照，準許他們開墾大塊土地。［33］ 可是，這些專利執(zhí)照持有者中很少有人自己實際從事墾殖。反之，他們把每塊土地分給幾個開發(fā)者，后者又轉而把地再租給佃戶。當涌入的移民越來越多和地價上漲時，許多開發(fā)者實際上又變成了大的外居地主，即人在城市而坐收佃戶四成至六成收成的地主。這些地主在臺灣被稱為小租戶：他們應向那些專利執(zhí)照持有者（被尊稱為大租戶）交付他原來收到的土地收成的百分之十左右。根據傳統(tǒng)，只有執(zhí)照持有人才付土地稅。由于臺灣島上清朝官僚體制的腐朽無能是臭名遠揚的，專利執(zhí)照持有人往往連并不沉重的地稅也予以規(guī)避。例如，劉銘傳驚愕莫名地發(fā)現，淡水全縣每年的土地稅僅能收780兩！另外，許多專利執(zhí)照持有戶已日就式微，那些小租戶常常是具有紳士地位的很大的地主，他們根本不納稅。
至少在臺灣北部，劉銘傳贏得了當地紳士領袖人物的合作，稅制改革進行得頗為順利。小租戶是實際的土地所有者，所以發(fā)給地契，并且每年比照他們的土地征稅。原來的專利憑照在理論上仍然有效，但小租戶每年向專利執(zhí)照持有者交付的地租減少了百分之四十。新制度早在1888年就已在臺灣北部實行。可是，這改革在臺灣中部和南部卻遇到了抵抗，這部分是由于土地調查中的種種弊病。1888年，在彰化爆發(fā)了一次嚴重的起事，它是由當地的地主施九緞領導的。［34］ 雖然新稅法最后在中部平原也得到推廣，劉銘傳認為必須與臺灣南部的更加鞏固的既得利益集團作出妥協(xié)，于是同意了這樣一個方案：某些專利憑照持有者可以保留他們與土地的關系，而與小租戶一起分擔新征的土地稅。
同時，劉銘傳還想開辟該島的商業(yè)財源。他開征了種種厘金稅，但由于外國商人的反對，許多種厘金被停止征收。他向山上的每一座蒸餾廠征收樟腦稅，不過他不得不準許外國商人免交厘金稅出口。這些收入來源，加上關稅和土地稅的留成（即平余，這是征稅所收之銅錢折算成銀兩的“成色差額”），使得劉銘傳治下的臺灣甚至在1889年協(xié)餉已經停解之后歲收總數仍能達到二百一十二萬兩。_310_1［35］
劉銘傳用這有限的資財計劃了許多亟待開發(fā)的項目：辦鐵路，開航運，采煤，興建一所洋學堂，聘用外國人訓練軍隊。但不幸的是，正值全中國都必須為防御日本而進行準備之際，劉銘傳的部隊卻必須在臺灣的高山密林之中與“兇殘的生番”作戰(zhàn)。
臺灣土著和漢族移民之間的沖突，自然是不可避免的。當移民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估計增加到了二百五十萬人的時候，自然要引起對較低山丘可耕地的爭奪，土著居民在這些地方或是被消滅，或是被趕跑，或是被降服。那些隨波逐流并心甘情愿來到臺灣的清朝官員們，從未制定出一項令人滿意的“山區(qū)政策”。移民和生番之間的沖突歷久不衰；后者也購買了火器并且善于把守山隘，他們經常突襲平原，殺人泄忿。［36］ 劉銘傳部分地為了便于同他們作戰(zhàn)，部分地為了取得樟腦和木材，就建造了一條橫亙東西兩海岸的道路，穿山越嶺，止于彰化。由于戰(zhàn)斗越來越激烈，數以百計的清軍士兵和幾位最好的淮軍軍官染病而死于瘴癘地區(qū)。劉銘傳在臺灣任職期間合計對“生番”打了四十次仗。盡管他使用了機關槍和野戰(zhàn)炮，他的部隊仍吃了幾次大敗仗，例如1889年在宜蘭附近便損失了273名官兵，包括他自己的侄兒在內。清軍的士氣很低；［37］ 在曠野地方作戰(zhàn)并無戰(zhàn)利品可資擄獲，這就使得這種對土著的戰(zhàn)爭完全不同于打太平軍、捻軍或打回民的戰(zhàn)斗。
劉巡撫既是一絲不茍，又富于創(chuàng)造精神。1885年，他指控道臺劉璈貪污，由此得罪了臺南地區(qū)的官僚和地主勢力。為了吸引品性卓異的文官到臺灣服務，他在1886年上奏說：和在新疆一樣，凡到臺灣服官積功滿三年以上者，準其回大陸后優(yōu)先擢升。劉銘傳不得不從吏部為臺灣掛牌的人員中挑選府縣長令?？墒撬?888年提出要求：鑒于臺灣環(huán)境的特殊，十年之內那里的縣令應由巡撫薦舉，特別是要從有地籍調查經驗的人員中薦舉。吏部認為，該部在臺灣十年停止任免人員的時期太長，而清帝則準許他三年之內可自選縣長。［38］
和李鴻章一樣，劉銘傳也設專局來經辦他的新事業(yè)。但在1889年，清廷強調地重申了1885年的上諭，要求各省裁減這樣的局及其人員，而凡屬必不可少者，應將它們的財政情況定期上報戶部。［39］ 當清廷的政策實際上決定把力量集中在北京的苑囿方面時，劉銘傳的倡議就幾乎得不到清帝的支持了。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甚至李鴻章的輪船招商局也不得不歸還七十年代政府所舉的公債。［40］
到了1890年，劉銘傳也和他的前任丁日昌一樣逐漸喪失了希望。甚至他的卓越的地籍調查工作也被御史們攻擊一通，說它引起了1888年的叛亂。［41］ 劉銘傳開設了一個商務局（英文名稱為The Formosan Trading Company），它的經費來源一為臺灣官方資金，一為私人所認捐款，特別是新加坡華僑的捐款。雖然它在1888年擁有兩艘英制新輪船，但它在與外國商號的競爭——甚至在與中國輪船招商局的競爭——中，一直賠累。1888年，劉銘傳改組基隆的著名煤礦為官辦的“基隆官煤廠”。但它缺少周轉資本，所以劉銘傳打算接受一位英商的一百四十萬兩的投資，其條件是這個企業(yè)應在二十年內在臺灣享有壟斷機器提煉煤油及機器采煤的權利?？墒牵本┚懿慌鷾?。為了挽救基隆的煤礦，劉銘傳在1890年6月重新奏請清帝：這些礦井可以交給一位廣東人率領的一批中國人經辦。擴資之后，臺灣政府將出此資本的三分之一，接受其相應份額的紅利。從這個跡象可以看出他在北京失了勢，并且也可看出他的庇護人李鴻章的影響下降了；因為他為此受到總理衙門及戶部的嚴厲批評，原因是他重新提出了早已被朝廷批駁的建議：它們耽心這些投資者的后臺仍是外國人。1890年10月的一道上諭給劉銘傳以“革職留任”的處分。［42］
1891年6月當劉銘傳辭去臺灣巡撫的時候，他或許有一種慰藉。自從1880年以來他一直為在中國建造鐵路奔走呼號，1887年他得到清帝批準在臺灣興建了鐵路。在“官督商辦”的名義下，劉銘傳的商務局從海外華僑那里集資一百萬兩。工程進展得很慢，但在1891年6月臺北和基隆之間長二十英里的路面已被鋪軌十五英里，而兩年以后，在他的后任邵友濂的任期內，臺北和新竹之間四十二英里的鋪軌工程也得以完成。［43］ 它的起步是緩慢的，但在1894年全中國僅有319英里鐵路，包括臺灣在內。在直隸，李鴻章花了二十年時間才建成一條長257英里的鐵路。
武備學堂和它們的問題
中國第一所訓練陸戰(zhàn)人員的學堂——即天津武備學堂——直到1885年才建立，即在天津水師學堂興辦的五年之后。在這方面遲遲才動手是叫人很難理解的，鑒于李鴻章在七十年代就已經大力向歐洲和美國派遣人員去接受軍事訓練，這種現象就更是不可理解的了。［44］ 早在1875年美國將軍埃默里·厄普頓即曾向李鴻章建議應開辦一所中國的武備學堂，但李鴻章以厄普頓的建議花費太大而加以拒絕，因為它需要從美國陸軍聘用九位教師和教官，還加上一個學六年英語的方案。1880年，戈登也敦促李鴻章興辦一所武備學校，但只是在1884年他才認真地考慮這個問題，這顯然是因為：中法戰(zhàn)爭方興未艾；幾位德國教官已到達中國；他的某些將領——特別是周盛傳——改變了態(tài)度。［45］
遲遲不能開辦陸軍學堂，無疑是由于大多數勇營軍官抵制向他們帶領的部隊中輸進新成分。新式海軍則不那么威脅既得利益集團，雖然李鴻章早期的海軍軍官據說很快就養(yǎng)成了反對新培養(yǎng)的士官生的偏見。甚至周盛傳也表示，他雖然贊成按照西方模式興辦一所中國武備學堂，但他也覺得不一定會培訓出許多將領來。［46］ 周盛傳基本上滿意淮軍的指揮結構，他對許多老軍官會反對人事的變動是了然于胸的。
李鴻章最初關于開辦這種學堂的建議是很有節(jié)制的。他只計劃訓練約一百名下級軍官和一些從淮軍及練軍營伍中選送來的士兵，再加上若干愿意學點軍事的文員而已。經過壓縮的課程包括天文學、地理、科學、測量、打樣、數學、筑城學和軍事操練及作戰(zhàn)。六名德國軍官開始在學堂教書。課程主要以德文講授，由從同文館或其他地方調來的譯員幫助翻譯。李鴻章希望學生們能在一年內完成學業(yè)（實際上要兩年），然后他們回到原單位把新學來的知識傳授給同伴們。從1885至1900年用這種方法共對大約一千五百名士官生進行了訓練。大多數人只充當教官；只有少數人成了軍官。［47］
1887年春，李鴻章增加了一項旨在培養(yǎng)軍官的五年計劃。應試者年齡限在十三至十六歲，并要求所受的中文教育應與其年歲相當。是否合格，應以入學考試為準。最初有四十名學生被錄取，每個學生必須保證連續(xù)在校五年，不得參加科舉考試，也不許結婚。父喪或母喪可以準假，但假期很短。［48］ 這五年學程是相當嚴厲的：頭三年學一門外語（德語或英語）、算術、代數、幾何、機械學、天文學、自然科學、地理、地圖繪制、中國歷史和經書；后兩年包括射擊學、軍操、筑城學及其他工藝科目。定期考試用來測驗熟練程度，評定升級或留級，并作為向上奏報學習進展情況的根據。這種一般的教學方法也用于李鴻章辦的威海衛(wèi)和山海關的軍事訓練學校中：這些學校被認為是天津訓練計劃的擴大。［49］
和天津水師學堂一樣，這所武備學堂的財源也是來自日益枯竭的北洋“海防經費”。雖然它經辦不善和貪污腐化，與外籍教官的關系有困難，學校中存在著語言障礙，學生中間存在種種問題，但中國二十世紀初期歷史上的許多重要人物都是該校培訓出來的。［50］
此外，在1894年以前開辦的唯一的另一所武備學堂就是張之洞的廣東水陸師學堂中的陸軍部分。1885年，張之洞曾經在他新建的勇營部隊——即廣勝軍——中聘用過德國教官。有一兩名德國軍官在該學堂里教書，但中國教官承擔了大部分教學任務。張之洞看來很滿意于他們的教學工作，因為他后來選派了畢業(yè)生充當他于1896年初在南京成立的自強軍的軍官，而且聘用該校教官去他于同一年稍晚時候在武昌建立的湖北武備學堂執(zhí)教。［51］
在不敏銳的觀察家看來，中國在中日甲午戰(zhàn)爭前夕已擁有一支不容輕視的陸海軍。對李鴻章的淮軍和其他中國部隊的贊賞不乏其例，北洋海軍也贏得了不少好評。［52］ 當中國和日本之間的戰(zhàn)爭可能爆發(fā)時，大多數西方人士認為中國有優(yōu)勢。它的陸軍數量龐大，海軍在數量和威力上都超出日本。德國參謀本部認為日本不可能取勝。在路透社的一篇訪問記中，瑯威理預言日本必敗?，樛碚J為中國的海軍受過良好的訓練，艦只合格，炮火至少是猛烈的，而且海岸要塞很強大。他說，威海衛(wèi)是不可攻破的。雖然瑯威理也強調過，一切得取決于中國部隊的領導如何，但他相信，“歸根到底，毫無疑問的是日本必然最后被徹底粉碎”。［53］
?。?］ 除了別的著作以外，特別請看伊斯特門：《1880—1885年中國在中法爭執(zhí)中所追求的政策》，第48—50、87—90頁。郭廷以：《臺灣史事概說》，第169—174頁。
?。?］ 伊斯特門：《1880—1885年中國在中法爭執(zhí)中所追求的政策》，第198—200頁。
?。?］ 考爾迭：《中國與西方列強關系史》，卷2第481頁以后?！侗比A捷報》，1885年5月22日。麥卡利維：《黑旗軍在越南》，第230—231頁。
?。?］ 《北華捷報》，1885年5月22日。斯科特：《中國的兵勇》，載《亞洲評論季刊》，第1期（1866年）第226—244頁。
［5］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卷3第5、9—11頁。
?。?］ 羅林森：《中國發(fā)展海軍的努力》，第115頁。伊斯特門：《1880—1885年中國在中法爭執(zhí)中所追求的政策》，第166頁注5。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7第13—14頁。參照克萊德：《美國對中國的政策》，第180頁。
?。?］ 王家儉：《清季的海軍衙門》，載《中國歷史學會史學季刊》，5（1973年）第2頁。在談到曾國藩的計劃時，李鴻章1871年寫信給他說：它“目前固辦不到，內意固置之不言”，《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1第1頁。
?。?］ 王家儉：《清季的海軍衙門》，第14—18頁。
?。?］ 吳相湘：《晚清宮廷實紀》，第134—135、145頁。
?。?0］ 吳相湘：《晚清宮廷實紀》，第131頁。張其昀等編：《清史》，第6冊第4902頁。
［11］ 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編：《洋務運動》，第1冊第117—118頁。李國祁：《中國早期的鐵路經營》，第57—58頁。
?。?2］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0第60頁。包遵彭：《清季海軍經費考實》，載《中國歷史學會史學學刊》，第1期（1969年）第21頁。
?。?3］ 包遵彭：《清季海軍史》，第28—31頁。
［14］ 《大清德宗實錄》，卷209第1頁；卷221第10—11頁。醇親王的信具載于《李文忠公全集·海軍函稿》，卷2第22—23頁；又見卷2第36頁。斯坦萊：《清季的財政改革者胡光墉》，第58頁。
?。?5］ 包遵彭：《清季海軍史》，第26—28頁。羅林森：《中國發(fā)展海軍的努力》，第139頁。《洋務運動》，第3冊第12頁。
［16］ 《北洋海軍章程》，載《洋務運動》，第3冊第195—264頁；又見第200、203、206頁，并散見于其他各處。
?。?7］ 關于醇親王的請求及督撫實籌二百萬兩款項的支配問題的討論，見吳相湘著《近代史事論叢》（第1冊第151—170頁）及包遵彭著《清季海軍史》（第38—42頁）。
?。?8］ 《大清德宗實錄》，卷252第1頁；卷294第9頁；卷296第8頁。
?。?9］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1第3頁；卷74第33頁；卷76第50頁；卷78第53頁。斯佩克脫：《李鴻章和淮軍》，第231頁。王家儉：《旅順建港始末》，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期（1976年6月）第261頁。
?。?0］ 羅林森：《中國發(fā)展海軍的努力》，第158—163頁。費正清：《北京總稅務司赫德書信集》，第1冊第473—474頁。
［21］ 羅林森：《中國發(fā)展海軍的努力》，第165頁?？ㄎ牡鲜玻骸吨袊奈溲b力量（？）》，載《皇家聯(lián)合兵種雜志》，第42期（1898年6月）第720頁。
?。?2］ 《北華捷報》，1890年6月6日、7月4日及8月15日；費正清：《北京總稅務司赫德書信集》，第1冊第797、801頁。參照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載邵循正等編：《中日戰(zhàn)爭》，第1冊第62—63頁。
［23］ 艾爾斯：《張之洞與中國的教育改革》，第108—113頁。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54—57頁。參照羅林森：《中國發(fā)展海軍的努力》，第91頁。
?。?4］ 包遵彭：《中國海軍史》，第232—236頁。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58—60頁?！侗比A捷報》，1892年11月18日；1894年1月12日。
?。?5］ 《大清德宗實錄》，卷215第5頁。《劉壯肅公奏議》，卷6第4頁。
?。?6］ 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229、283—319頁?！堆髣者\動》，第1冊第121、131頁。黃家謨：《中國電線的創(chuàng)建》，載《大陸雜志》，卷36第6、7期合刊（1968年4月）第179—180頁。
?。?7］ 《劉壯肅公奏議》，卷6第1、3頁；卷8第16、18頁。又可參照林東辰：《臺灣貿易史》，第186頁。
?。?8］ 斯派德爾：《1884—1891年劉銘傳在臺灣》（耶魯大學博士論文，1967年），第165—166、170—172頁。
?。?9］ 朱昌峻：《劉銘傳和臺灣的現代化》，載《亞洲研究雜志》，卷23第1期（1963年11月）第47—48頁。
［30］ 《劉壯肅公奏議》，卷2第11—14、20頁。
?。?1］ 斯派德爾：《劉銘傳在臺灣的行政和財政改革》，第450頁注46。斯派德爾：《劉銘傳在臺灣》，第168、177—178頁。郭廷以：《臺灣史事概說》，第202頁。
?。?2］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0第35頁。
?。?3］ 這一節(jié)關于劉銘傳的土地稅制的改革及其背景的敘述，所根據的是斯派德爾：《劉銘傳在臺灣的行政和財政改革》，第452—454頁。邁爾斯：《1684—1895年清帝國治下的臺灣的傳統(tǒng)經濟》，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學研究所學報》，卷5第2期（1972年12月）第383—386頁。威克伯格：《十九世紀后期臺灣的土地租賃》，載戈頓編：《中國地方史中的臺灣研究》，特別請看第86—88頁。
［34］ 見斯派德爾：《劉銘傳在臺灣的行政和財政改革》，第454頁注64。
?。?5］ 《劉壯肅公奏議》，卷8第21—22頁；參照第20頁。
?。?6］ 除了其他著作以外，特別請看戴維遜：《福摩薩島的過去與現在》，第114、135頁及以后諸頁、252頁。
［37］ 斯派德爾：《劉銘傳在臺灣》，第288—294頁。
?。?8］ 《劉壯肅公奏議》，卷6第5頁；卷9第17、23頁。關于清帝對劉銘傳1889年奏疏的批答，見卷9第23頁。
［39］ 《大清德宗實錄》，卷276第13—14頁。
?。?0］ 見費維愷：《中國早期的工業(yè)化：盛宣懷與官辦企業(yè)》，第133頁表11。
?。?1］ 斯派德爾：《劉銘傳在臺灣》，第405頁注14；又見《劉壯肅公奏議》，卷1第20頁。
?。?2］ 朱昌峻：《劉銘傳和臺灣的現代化》，第40—42、44—46頁。黃家謨：《甲午戰(zhàn)前之臺灣煤務》，第223—235頁?！洞笄宓伦趯嶄洝?，卷288第89頁。
?。?3］ 朱昌峻：《劉銘傳和臺灣的現代化》，第50頁。參照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卷3第77—78頁。
?。?4］ 關于中國學生未能進入西點軍校的問題，見美國國務院編：《美國外交文件，1875年》，第1部分第227—228頁；何天爵：《中國的過去與將來》，第82—83頁。
［45］ 米契耶：《厄普頓的生平和書信》，第290—298頁、309—310頁。《洋務運動》，第3冊第552頁。王家儉：《北洋武備學堂的創(chuàng)設及其影響》，載《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4（1976年4月）第319—320頁。
?。?6］ 王家儉：《北洋武備學堂的創(chuàng)設及其影響》，第324、339頁注18、341頁注36。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85頁。
［47］ 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61—62頁。王家儉：《北洋武備學堂》，第7—8頁?！独钗闹夜ぷ喔濉?，卷53第42—44頁；卷74第23頁?？ㄎ牡鲜玻骸吨袊奈溲b力量（？）》，第717頁。
［48］ 《北華捷報》，1887年4月13日。
?。?9］ 《北華捷報》，1887年4月13日。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63頁。王家儉：《北洋武備學堂》，第8頁。
?。?0］ 王家儉：《北洋武備學堂》，第9—19頁。何天爵：《中國的過去與現在》，第84—85頁。
?。?1］ 艾爾斯：《張之洞與中國的教育改革》，第110—113頁（特別是注42）。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64—65頁。
?。?2］ 除了其他著作以外，特別請看佚名者：《中國和日本的軍隊》，載《美國兵役雜志》，第15期（1894年）第255—259頁?！侗比A捷報》，1890年6月6日，1894年6月29日和7月27日。
［53］ 《北華捷報》，1894年9月21日。羅林森：《中國發(fā)展海軍的努力》，第162、169頁。普列賽森：《侵略中國之前歐洲人培訓的日本軍隊》，第140—141頁。
可是，法國的勝利也遠遠不是決定性的勝利。［1］ 在中國于1884年“非正式”宣戰(zhàn)之前的一年多時間里，劉永福的黑旗軍有效地在東京困擾法國人，有時設壕作戰(zhàn)，有時巧設埋伏以伺機狙擊。1884年6月后期，原左宗棠所部的軍官王德榜統(tǒng)率勇營參加作戰(zhàn)，在北黎附近經過三天苦戰(zhàn)之后打敗了法國人。8月初，著名的淮軍將領劉銘傳率領的軍隊打退了法國艦隊司令禮士卑士對臺灣基隆要塞的進攻；10月份，法國人又在淡水遭到嚴重的挫折。1885年3月23日，中國人在中國-安南邊境的鎮(zhèn)南關擊敗了法軍，并且在往后的兩個星期中接連收復了重鎮(zhèn)諒山和安南的其他據點。在某些人看來，當和平談判迫使雙方在1885年4月4日停止了敵對行動時，中國人正在勝利的邊沿。
然而，中國的外交和戰(zhàn)略形勢實際上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中俄關系和中日關系因中國在朝鮮的地位問題而鬧得很緊張，而且謠傳法國人正想在北面幫助日本人與中國交戰(zhàn)。［2］ 此外，中國也因行政和后勤方面的嚴重困難而大傷腦筋。正當北京的決策人繼續(xù)舉棋不定時，省一級督撫官員卻完全陷于思想混亂之中。這種混亂特別明顯地表現在福州地方上，因為1884年8月23日這里的十一艘艦只組成的中國建造的“現代”艦隊，不到一小時就被法國人摧毀。隨著福州這次創(chuàng)巨痛深的慘敗之后，以江蘇為基地的南洋艦隊也由于領導無方、訓練糟糕和紀律松弛，在試圖打破孤拔將軍對臺灣的封鎖時大敗虧輸。
甚至中國在陸戰(zhàn)中的勝利也被吹得有些玄而又玄。比如劉永福在東京取得的有限的勝利，部分是由于黑旗軍在非正規(guī)戰(zhàn)爭中東奔西突的勇氣，但是這些遭遇戰(zhàn)也表明了法國人的弱點：猶疑不定，后勤困難，戰(zhàn)術措置失宜，完全缺乏準備。當1883年12月13—16日法國人在山西發(fā)動一次協(xié)同一致的攻勢時，黑旗軍便受到了“一次可怕的——即使不是致命的——打擊”。法軍在四個月后占領北寧的時候，劉永福據說是不戰(zhàn)而退的。［3］ 甚至經常被吹噓為中國大捷的諒山之戰(zhàn)，法軍之戰(zhàn)敗似乎不是由于清軍的戰(zhàn)斗力高和訓練有素，而是由于人數上占壓倒優(yōu)勢以及法軍供應上存在的問題。目擊者的記述表明，尼格里將軍的部隊極端缺乏火藥和其他供應，因為法國的“苦力隊”大批地開了小差。根據一位西方觀察者（此人被其他外國人認為是同情中國人的）的說法，諒山地區(qū)的清軍裝備得很好，但訓練和領導都極差。［4］ 勝利之取得并不是由于中國軍事制度起了作用，恰恰是因為沒有中國軍事制度影響的緣故，而且中國人的傷亡幾乎總是比法國人的傷亡大得多。只有在臺灣的中國軍隊才能夠一比一地堅持與法國人交戰(zhàn)，這大部分應歸功于劉銘傳的精明的準備工作和幾位淮軍軍官的指揮才干。［5］
李鴻章通常被指責應對中國海軍在中法戰(zhàn)爭中的覆沒負有責任。批評家們認為，如果他一旦接到請求就愿意立即派遣北洋艦只南下，他是有可能保住福州艦隊的。他和南洋大臣曾國荃都受到警告，不要在戰(zhàn)時只顧本省一地之利。但是，李鴻章之專注于北方防務是情有可原的，甚至連張之洞也認識到這一點，這特別是因為日本在朝鮮的活動正在日益加緊。此外，就法國人來說，他們實際上也打算進犯北方。他們之所以還不敢放手進攻華北，部分原因就是那里有李鴻章的部隊。［6］ 李鴻章雖然很明顯地不急于以反對法國人來考驗他的艦隊，但他并不缺乏愛國精神。中國所處的復雜的國際局勢以及整個清帝國的行政制度，很不利于對法國的挑戰(zhàn)作出迅速而舉國一致的反應。
海軍衙門和北洋海軍
雖然某些文人和官員相信，中國在1884—1885年與法國作戰(zhàn)時實際上是打贏了陸戰(zhàn)，但是，中國海軍的缺點卻是暴露無遺了。有許多人要求作出新的努力，例如應謀求更集中的協(xié)同作戰(zhàn)。早在187O年，政界元老曾國藩就已經提議，需要把海軍船只置于單一的指揮之下。［7］ 1885年這個意見至少在名義上突然變得可行了。1885年10月北京成立了海軍衙門，以醇親王為總理海軍事務大臣，而以慶親王奕?（1836—1916年）和李鴻章為會問辦理大臣。這一“中國海軍部”的組織可以比得上總理衙門，它最后擁有六名幫辦，而分九批工作的三十名官員則主要是滿人。［8］ 醇親王本人這時似乎已轉而相信自強運動。但海軍衙門應該主要被看做是慈禧太后及其寵幸們所搞的鬼把戲，意在與李鴻章分享北京能從各省提取的經費，雖然它表面上的動機是無可指摘的。
它的背景是1884年4月宮廷政治中發(fā)生的一件大事。一位御史攻擊恭親王和軍機處應對東京的軍事挫敗負責，作為攝政者的慈禧太后便降旨解散了整個軍機處，而以禮親王（世鐸）為首的五名新軍機大臣來接替。恭親王也和其他三名大臣一起從總理衙門免職，它的領導權交給了慶親王。作為年輕皇帝的父親，醇親王不便在軍機處或總理衙門供職，但慈禧太后再次降諭，“著醇親王奕?（就軍機處事宜）一并與議具奏”。［9］ 醇親王的心腹顧問中有孫毓汶：這是一位精明而貪得無厭的翰林院出身的官僚，他曾得到慈禧的信任而被任命在軍機處供職，直至1895年，即醇親王死后的第四年。［10］
雖然醇親王在伊犁和安南危機期間也站在“主戰(zhàn)派”一邊，但他過去對海軍事務卻不感興趣。他曾給神機營買過西洋軍火，但直到1881年初他才開始以矛盾復雜的心情對鐵路和機器開礦表示興趣。_298_3［11］ 他和慈禧太后之決定成立海軍衙門，無疑是受了李鴻章1885年9月份在北京作三個星期逗留時的影響的結果，那時這個計劃正被提出來反復加以研究。
李鴻章非常急需經費來維持和建立他的艦隊及其相關的設施。雖然他同伊藤博文在4月份就朝鮮問題簽訂了協(xié)議，李鴻章仍然相信，中國遲早會因它的這一最鄰近的藩屬而與日本相對抗。醇親王也能夠看到朝鮮的重要性，但他也知道，他的異母兄弟和政敵恭親王由于反對慈禧太后喜愛豪奢的苑囿宮殿而在很大程度上招致了太后的憤怒。李鴻章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每年只從各省收到約六十萬兩用作海防經費。［12］ 他把有清帝支持的海軍衙門看做是這樣一種手段，即它將迫使各省在滿足皇室的園林建造的需求之外，更為海軍多出經費。李鴻章別無其他選擇，實際上只能跟清帝本人串通在一起。
清帝現在給各省施加壓力，要他們給海軍衙門每年送足原定的海防經費四百萬兩，按照上諭所說，甚至為此削減綠營和勇營兵額以及廢除海軍的中國帆船式戰(zhàn)船和無用的陳舊輪船也在所不惜。除此之外，又宣布新設“海防捐”。為此目的，公開實行賣官鬻爵，官員被鼓勵出錢來“報效”，以使自己能夠晉升或使過去的瀆職行為得到寬恕。［13］
慈禧的當務之急是首先重新修建皇宮西面圍繞三海的、有許多亭臺樓閣的御花園，它位于北京的中心；然后是建造在城外西北的避暑離宮。早在1885年6月，她曾命令滿洲的四大富裕貴族（包括不幸的崇厚在內）幫助苑囿的建設，即伸手要他們捐錢。這四大家族和另外其他幾家共捐出二十四萬兩。1886年1月的一道上諭，公開為三海建設要求粵海關監(jiān)督幫助經費，而且還要求海軍衙門本身作為“借款”提供款項。醇親王在12月份寫信給李鴻章說：神機營和海軍衙門已從當時籌措到的二百二十萬兩中提供了七十五萬兩，但池苑工程還需要更多的錢。因此，醇親王建議李鴻章應該籌集更多的經費。他希望李鴻章的衙署能幫助弄到一筆七十萬兩的外債，其名義是“可否指稱創(chuàng)建京師水操學堂或貴處某事”。李鴻章只得照辦，而且他顯然在這筆外債中增借了二十二萬七千兩，以用于他的艦隊。這筆錢由當時正在幫助李鴻章搞直隸北部鐵路計劃（這計劃得到海軍衙門的贊助）的伍廷芳來籌措，而由德商泰來銀行的天津代理人提供?？倲禐槲灏偃f馬克，年息五厘五，由天津、牛莊和芝罘海關收入于十五年內償清。［14］ 李鴻章最后放棄了他籌款不舉外債的原則——但只是在北京的命令下才這樣做的。
與此同時，李鴻章每年從海軍衙門收取他的應得份額約一百五十萬兩（其中一部分直接解往天津，不過是記在海軍衙門帳上）。他也從海軍衙門接受數額較少的不定期付款，以應付特殊需要。他分別通過駐英國與駐德國公使曾紀澤和許景澄在1886—1887年定購了兩艘新的英國巡洋艦和兩艘德國巡洋艦。（前駐德國公使李鳳苞在定購李鴻章的頭三艘德國艦只時被指控收受了大量個人傭金，因而已在1884年被撤職。）［15］ 1888年當新的巡洋艦到達時，李鴻章訂出一套北洋海軍章程，重新組織了他的艦隊。這個章程的內容把英國海軍的實際做法、勇營的制度和綠營兵的術語，都兼收并蓄于其中。丁汝昌提督將由兩員小軍艦艦長輔佐，他們被授以總兵銜，各指揮一艘7，430噸的鐵甲艦。從2，300到2，850噸的幾條巡洋艦則交給軍銜為副將的艦長統(tǒng)帶。這些艦長一方面得服從提督調動，一方面對自己的艦艇又享有完全的權威，并完全有權指揮支應委員以及管好受訓的學生。［16］ 這是一支給人印象深刻的艦隊，它擁有兩艘鐵甲艦、七艘巡洋艦、六艘炮艇和六艘魚雷艇。
可是，李鴻章發(fā)現他不能進一步擴充他的艦隊，雖然他已知道日本正在購買一種更新式的、經過改進的船只。困難是在財政方面，因為慈禧現在正致力于在北京西北建造頤和園的計劃。她從海防經費中究竟提取了多少錢來蓋造頤和園，其確切數目是難以弄清楚的。但是我們發(fā)現，醇親王在1888年11月給李鴻章寫信，要求他向幾個省的督撫們籌款二百萬兩，存入天津洋行，以其利息用于進一步修造這座避暑離宮。［17］ 可是，這只不過是剛剛開始，因為1891年3—6月清帝批準了海軍衙門本身的奏折，公然建議頤和園的建筑款項應取自海防捐款和駐外使團?？睢Ｔ缭?888年3月，清帝本人就已在一道上諭中宣稱，他愿為皇“母”提供休憩頤養(yǎng)的環(huán)境以娛其晚年，就象乾隆帝對待他的母親那樣。［18］ 皇室的倫常顯然允許這樣胡亂花錢，以盡孝道。
在這同時，北洋海軍在1889—1890年繼續(xù)每年收到約一百二十萬兩，勉強夠維持它現有的艦隊、設備和人員。1890年，旅順口海軍基地裝備了一個四百英尺長的磚石船塢，以蒸汽作動力，俯臨一個疏浚達二十五英尺深的海港，全部基地的工程總共花費了三百多萬兩（主要工程由法商承包）?？墒?，李鴻章因此不能給他的艦隊增添一條船了。顯然由于慈禧太后的需求不斷增加和許多諂諛之徒從夏宮的修建中漁利，海軍衙門向清帝建議“停購船械”。［19］
可是，經費來源不足還不是李鴻章的海軍所面臨的唯一困難。在籌措經費和保護自己的權力的同時，李鴻章還在想方設法解決對合格人員日益增加的需要的問題。隨著福州船政局的日就敗落，李鴻章的天津水師學堂成了培養(yǎng)下級海軍軍官的主要來源。1888年，李鴻章在瑯威理的幫助下改組了水師學堂；瑯威理是在1886年初返回中國的。水師學堂的重訂章程表明，它愿意使中國的海軍訓練趕上西方的現代實際水平。入學要求被提高了，學習年限延長到六年零九個月（包括二十七個月的艦上訓練），定期考試也被規(guī)劃出來了。章程也包括了關于獎懲、提升和海軍禮儀等復雜細致的規(guī)定。畢業(yè)生還被授予候補千總的身分。［20］ 旅順口、威海衛(wèi)、大沽和北方海岸的其他據點，還提供船上和岸上的訓練設施。
可是，有些中國的高級海軍人員的特點是驕傲自大和爾虞我詐。福州船政學堂出身的高級軍官與其他地區(qū)來的軍官之間的關系十分緊張。有些高級軍官對瑯威理的非常寶貴的工作表示不滿，所以瑯威理稱這般人為“既愚昧、又嫉恨別人的人”。［21］ 這些緊張關系，再加上瑯威理在中國軍隊中的地位不明確，造成了一次事件，從而使他在1890年辭職。瑯威理的去職特別不幸。它不僅促使中國學生被排除于英國海軍學校之外，而且使北洋海軍內部的標準也為之下降。赫德曾經非常痛惜瑯威理的辭職，可是也承認他的僵硬態(tài)度使他陷入了麻煩的境地。［22］
與此同時，其他地方的官員都正在試圖改進海軍訓練，當然，他們的資源必然比李鴻章更受限制。在廣州，總督張之洞在1887年開設了廣東水陸師學堂，其基礎是原淮軍將領張樹聲總督1881年在黃埔早已開辦的一所訓練學校。雖然在理論上張之洞認為海陸軍訓練同樣重要，實際上廣東地處沿海，所以他更加重視海軍。黃埔學堂的航海部分是仿照福州船政學堂和天津水師學堂開辦的，它吸收了這兩個學校原來的師生員工。吳仲翔曾在福州做過十年學監(jiān)，并幫助李鴻章創(chuàng)辦過天津學堂，現在當上了張之洞學堂海軍部分的第一任負責人。雖然海軍部分在1887年開始時有七十多名學生，后來又至少從福州轉來了三十七名學生，但到1893年只剩下了二十五名士官生。財政拮據可能是享受公費補助的學生人數嚴重下降的部分原因，但張之洞又要強調中文學習，又要強調海軍技術，這也一定打擊了許多學生的學習情緒。士官生在學堂里每一天都奉命讀經，以“鞏固根本”。李鴻章的天津水師學堂不允許學生應科舉考試，可是，張之洞卻準許他的士官生這樣做。張之洞在1889年后期的調任是對學堂的一個打擊。他的繼任李瀚章對擴充學堂的計劃橫加阻撓，而在1892—1894年，臭名遠揚的保守派、廣東巡撫剛毅則蓄意摧毀了這個計劃。在剛毅的任期內，廣東水陸師學堂遭停辦，洋員被解聘，廣東小艦隊的現代化船只常年投閑置散，拋錨而不開動了。［23］
在北京避暑離宮附近，于1887年創(chuàng)立了一所所謂昆明湖水師學堂，以此來證明海軍衙門的開支已用于正途，它培訓了約四十名滿洲生員，以便他們去天津水師學堂深造。曾國荃在南京遲至1890年才開設的南洋水師學堂則不那么被人們所恥笑了。它仿照天津水師學堂的榜樣，意在為南洋艦隊提供軍官。據報道，它的入學要求是嚴格的，課程是完備的，師資（有幾位教師是天津水師學堂的畢業(yè)生）是合格的。但它也不能吸收優(yōu)秀學生，而且經費顯然也很短缺。它的第一批士官生直到中日戰(zhàn)爭后才畢業(yè)。［24］
劉銘傳在臺灣
1885年，清廷采取另一步驟以加強帝國的海疆。10月12
日，即宣布海軍衙門成立之當日，宣布了一道上諭：把前此為福建之一部分而受治于道臺的臺灣單獨另設行省，而以劉銘傳為第一任巡撫。劉銘傳是原淮軍將領，以打敗太平軍和捻軍而蜚聲國內，他曾在1884—1885年的法國人入侵中負責防守臺灣。1884年他曾任福建巡撫，駐節(jié)在臺灣?，F在他將就任清帝國第二十個行省的巡撫。（福建巡撫之職將由駐節(jié)福州的閩浙總督兼任。）劉銘傳將單獨負責臺灣的人事安排，特別要對軍事方面的人事安排負責。［25］ 清廷終于遲遲地認識到了臺灣的戰(zhàn)略重要性及其經濟潛力。
自1683年清朝征服臺灣島上國姓爺的后裔之后幾乎兩百年期間，被葡萄牙人稱為福摩薩的這個島，對滿洲人來說是一個邊境地區(qū)，要放棄它就太危險了。它那里隱匿著許多不同政見者，這些人可能有朝一日再度利用它來反對清朝?？墒牵本┻€不能貫徹限制中國人從大陸移向臺灣的法令。清朝自十八世紀中葉以來在那里的記錄是貪污腐化和政令不行，在此期間它不時對起義進行鎮(zhèn)壓。英國艦船在鴉片戰(zhàn)爭中炮轟基隆和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期開辟淡水及打狗（今高雄）為條約通商口岸，才開始使北京憬悟到這個島的重要性?？墒?，1874年日本入侵該島一事，才真正使幾位政治家相信加強其防務的迫切需要。1874年危機期間任欽差大臣的沈葆楨在臺灣呆了一年，他安裝了海岸炮臺，并且計劃在基隆搞一個機器開采的煤礦。1875—1877年任福建巡撫的丁日昌對臺灣事務給予很大的注意，并在1876—1877年冬春之際視察過該島。他目睹過基隆各礦第一次用機器采煤，又由于他的出力，臺灣府（臺南）和打狗之間的一條三十英里長的電報線在1877年才得以鋪設。丁日昌還有一些雄心勃勃的計劃：他想把臺灣建成華南的海軍基地；建一條縱貫該島南北的鐵路以便利戰(zhàn)時運兵。這些設想原則上雖已被清帝批準，但各個方面都不給予財政支持，尤其是掌握福建財源的閩浙總督更加如此。丁日昌視察了島上的綠營兵，發(fā)現貪污成風，例如有許多“士兵”只在花名冊上列有虛名。由于他的建議，至少臺灣的十名綠營軍官被裁汰，包括總兵和一員副將在內?？墒?，丁日昌本人對有機會在臺灣貫徹他正在進行的各項革新事業(yè)的這一幻想也破滅了。從1875年以來他被士大夫之流大肆攻擊，其兇險程度較之李鴻章所受到的攻擊有過之而無不及，而攻擊得特別厲害的是他想擁有鐵甲艦和傾向西學的觀點。丁日昌于是乞?。ㄟ@也是實情），請辭去福建巡撫職務；這辭呈在1878年4月被清帝接受。［26］
丁日昌對臺灣的幻想現在等待劉銘傳巡撫去實現了。劉銘傳在中法之戰(zhàn)之后來到臺灣就任，他得到的財政支持比丁日昌所得到的要多。淡水和打狗（以及它們的外港基隆和安平）的關稅收入在1886—1889年每年達四十五萬兩，后來還略有增加。這筆款項都被撥做臺灣陸軍費用。1885年，清帝每年另給劉銘傳八十萬兩，為期五年。這個數目由福建省庫和福州海關出資四十四萬兩，另由上海、九江、漢口、寧波和廣州等海關出三十六萬兩。［27］ 鑒于他的計劃龐大，劉鉻傳的總收入還是不豐裕的。他被當時的外國人譽為“非凡的中國官員”，不過，一位現代的審慎的學者把他五年的巡撫政績評為“最多也不過是一個瑕瑜互見的記錄”。③
劉銘傳忠實信奉李鴻章關于武裝備戰(zhàn)的重要性的主張，所以他馬上通過歐美商號大批訂購大炮和槍支。在劉銘傳以前，沈葆楨、丁日昌和其他人士已經用大炮裝備了臺灣和澎湖的要塞。從1856年開始的三年內，劉銘傳給臺灣和澎湖的炮兵掩體增加了三十一門新的阿摩士莊大炮。其中三分之二的口徑是九至十二英寸。他還買了一萬支后膛槍，并計劃在臺北附近搞一座兵工廠，他到1886年花了二萬多兩建造工廠，花了八萬四千兩買機器、金屬和更多的槍支及子彈。這座新兵工廠約有三百名雇工，在一員德國工程師的帶領下工作，它向劉銘傳的部隊提供槍炮的子彈，而且當1887年劉銘傳為臺灣鋪設鐵路的計劃開始的時候，它的金工車間被證明是極其有價值的。［28］
早在1886年，劉銘傳就計劃在臺北和臺南之間搞電報，搞海底電線把臺灣、澎湖和福州連接起來：所有這一切計劃都被認為在軍事上是必不可少的。由于與德商泰來洋行和英商怡和洋行簽訂了合同，這兩條線路在1887年完成，此時正是李鴻章在天津創(chuàng)辦了電報總局以后的第五年。［29］
正如他在打太平軍及捻軍的年代那樣，劉銘傳這位目不識丁的糾糾武夫不僅容易接受西洋武器，他還急于讓他的士兵實行西法操練。劉銘傳認為，臺灣島上的綠營兵在全國是最下乘的。它的名義上編制是一萬四千名，實際數字在1884—1885年是四千五百名。劉銘傳著手搞一項重新訓練的計劃，從優(yōu)秀射手中挑選新軍官。劉銘傳也不滿意臺灣的勇營。他在1885年的奏折中說，湘淮兩軍已成“強弩之末”。他主張，實行新的訓練是絕對必要的，特別是現在當后膛武器已引進國內的時候?！疤攘顦尨a不明，則遠近高低茫無準的，是有槍與無槍同矣?！保?0］
1885年后期有十六營楚勇在臺灣，由左宗棠原來將領之一劉璈率領，此人在1881—1885年任臺灣道臺。劉銘傳現在接管了劉璈的楚勇，還統(tǒng)帶著他本人帶到臺灣來的十營淮軍。淮軍的補充兵員主要從劉銘傳的家鄉(xiāng)合肥取得，這使他到1888年擁有總數達四十三個營，即二萬二千人馬。兩位歐洲教官訓練著他的士兵。［31］
劉銘傳知道，他不能指望在規(guī)定的五年期滿以后每年還有八十萬兩協(xié)餉收入?？墒?，他找到了弄到歲收的辦法，這就是要使農田的實際所有主繳付更多的稅。這一改革首先要求搞一次地籍調查，而這項工作在清代卻從未在一省的范圍內開展過，除了新建的新疆和臺灣二省以外。李鴻章知道中國農村的既得利益集團壁壘森嚴，所以他在受任直隸總督以后的1870年明確指出：“通省清丈，斷辦不到”。［32］ 可是，劉銘傳1886年恰恰著手解決了這個問題，結果把臺灣地賦的估計收入從183，366兩提高到了1888年的674，468兩。
在這一時期之前的兩年中，劉銘傳已經成立了兩個清賦局，一在臺北，一在臺南，挨家挨戶編造土地清冊。他正在利用渡過福摩薩海峽而來的移民兩個世紀以來的開拓成果。從十八世紀初起，數量不大的人們（有人說臺灣全部是四萬人）曾得到政府的專利執(zhí)照，準許他們開墾大塊土地。［33］ 可是，這些專利執(zhí)照持有者中很少有人自己實際從事墾殖。反之，他們把每塊土地分給幾個開發(fā)者，后者又轉而把地再租給佃戶。當涌入的移民越來越多和地價上漲時，許多開發(fā)者實際上又變成了大的外居地主，即人在城市而坐收佃戶四成至六成收成的地主。這些地主在臺灣被稱為小租戶：他們應向那些專利執(zhí)照持有者（被尊稱為大租戶）交付他原來收到的土地收成的百分之十左右。根據傳統(tǒng)，只有執(zhí)照持有人才付土地稅。由于臺灣島上清朝官僚體制的腐朽無能是臭名遠揚的，專利執(zhí)照持有人往往連并不沉重的地稅也予以規(guī)避。例如，劉銘傳驚愕莫名地發(fā)現，淡水全縣每年的土地稅僅能收780兩！另外，許多專利執(zhí)照持有戶已日就式微，那些小租戶常常是具有紳士地位的很大的地主，他們根本不納稅。
至少在臺灣北部，劉銘傳贏得了當地紳士領袖人物的合作，稅制改革進行得頗為順利。小租戶是實際的土地所有者，所以發(fā)給地契，并且每年比照他們的土地征稅。原來的專利憑照在理論上仍然有效，但小租戶每年向專利執(zhí)照持有者交付的地租減少了百分之四十。新制度早在1888年就已在臺灣北部實行。可是，這改革在臺灣中部和南部卻遇到了抵抗，這部分是由于土地調查中的種種弊病。1888年，在彰化爆發(fā)了一次嚴重的起事，它是由當地的地主施九緞領導的。［34］ 雖然新稅法最后在中部平原也得到推廣，劉銘傳認為必須與臺灣南部的更加鞏固的既得利益集團作出妥協(xié)，于是同意了這樣一個方案：某些專利憑照持有者可以保留他們與土地的關系，而與小租戶一起分擔新征的土地稅。
同時，劉銘傳還想開辟該島的商業(yè)財源。他開征了種種厘金稅，但由于外國商人的反對，許多種厘金被停止征收。他向山上的每一座蒸餾廠征收樟腦稅，不過他不得不準許外國商人免交厘金稅出口。這些收入來源，加上關稅和土地稅的留成（即平余，這是征稅所收之銅錢折算成銀兩的“成色差額”），使得劉銘傳治下的臺灣甚至在1889年協(xié)餉已經停解之后歲收總數仍能達到二百一十二萬兩。_310_1［35］
劉銘傳用這有限的資財計劃了許多亟待開發(fā)的項目：辦鐵路，開航運，采煤，興建一所洋學堂，聘用外國人訓練軍隊。但不幸的是，正值全中國都必須為防御日本而進行準備之際，劉銘傳的部隊卻必須在臺灣的高山密林之中與“兇殘的生番”作戰(zhàn)。
臺灣土著和漢族移民之間的沖突，自然是不可避免的。當移民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估計增加到了二百五十萬人的時候，自然要引起對較低山丘可耕地的爭奪，土著居民在這些地方或是被消滅，或是被趕跑，或是被降服。那些隨波逐流并心甘情愿來到臺灣的清朝官員們，從未制定出一項令人滿意的“山區(qū)政策”。移民和生番之間的沖突歷久不衰；后者也購買了火器并且善于把守山隘，他們經常突襲平原，殺人泄忿。［36］ 劉銘傳部分地為了便于同他們作戰(zhàn)，部分地為了取得樟腦和木材，就建造了一條橫亙東西兩海岸的道路，穿山越嶺，止于彰化。由于戰(zhàn)斗越來越激烈，數以百計的清軍士兵和幾位最好的淮軍軍官染病而死于瘴癘地區(qū)。劉銘傳在臺灣任職期間合計對“生番”打了四十次仗。盡管他使用了機關槍和野戰(zhàn)炮，他的部隊仍吃了幾次大敗仗，例如1889年在宜蘭附近便損失了273名官兵，包括他自己的侄兒在內。清軍的士氣很低；［37］ 在曠野地方作戰(zhàn)并無戰(zhàn)利品可資擄獲，這就使得這種對土著的戰(zhàn)爭完全不同于打太平軍、捻軍或打回民的戰(zhàn)斗。
劉巡撫既是一絲不茍，又富于創(chuàng)造精神。1885年，他指控道臺劉璈貪污，由此得罪了臺南地區(qū)的官僚和地主勢力。為了吸引品性卓異的文官到臺灣服務，他在1886年上奏說：和在新疆一樣，凡到臺灣服官積功滿三年以上者，準其回大陸后優(yōu)先擢升。劉銘傳不得不從吏部為臺灣掛牌的人員中挑選府縣長令?？墒撬?888年提出要求：鑒于臺灣環(huán)境的特殊，十年之內那里的縣令應由巡撫薦舉，特別是要從有地籍調查經驗的人員中薦舉。吏部認為，該部在臺灣十年停止任免人員的時期太長，而清帝則準許他三年之內可自選縣長。［38］
和李鴻章一樣，劉銘傳也設專局來經辦他的新事業(yè)。但在1889年，清廷強調地重申了1885年的上諭，要求各省裁減這樣的局及其人員，而凡屬必不可少者，應將它們的財政情況定期上報戶部。［39］ 當清廷的政策實際上決定把力量集中在北京的苑囿方面時，劉銘傳的倡議就幾乎得不到清帝的支持了。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甚至李鴻章的輪船招商局也不得不歸還七十年代政府所舉的公債。［40］
到了1890年，劉銘傳也和他的前任丁日昌一樣逐漸喪失了希望。甚至他的卓越的地籍調查工作也被御史們攻擊一通，說它引起了1888年的叛亂。［41］ 劉銘傳開設了一個商務局（英文名稱為The Formosan Trading Company），它的經費來源一為臺灣官方資金，一為私人所認捐款，特別是新加坡華僑的捐款。雖然它在1888年擁有兩艘英制新輪船，但它在與外國商號的競爭——甚至在與中國輪船招商局的競爭——中，一直賠累。1888年，劉銘傳改組基隆的著名煤礦為官辦的“基隆官煤廠”。但它缺少周轉資本，所以劉銘傳打算接受一位英商的一百四十萬兩的投資，其條件是這個企業(yè)應在二十年內在臺灣享有壟斷機器提煉煤油及機器采煤的權利?？墒牵本┚懿慌鷾?。為了挽救基隆的煤礦，劉銘傳在1890年6月重新奏請清帝：這些礦井可以交給一位廣東人率領的一批中國人經辦。擴資之后，臺灣政府將出此資本的三分之一，接受其相應份額的紅利。從這個跡象可以看出他在北京失了勢，并且也可看出他的庇護人李鴻章的影響下降了；因為他為此受到總理衙門及戶部的嚴厲批評，原因是他重新提出了早已被朝廷批駁的建議：它們耽心這些投資者的后臺仍是外國人。1890年10月的一道上諭給劉銘傳以“革職留任”的處分。［42］
1891年6月當劉銘傳辭去臺灣巡撫的時候，他或許有一種慰藉。自從1880年以來他一直為在中國建造鐵路奔走呼號，1887年他得到清帝批準在臺灣興建了鐵路。在“官督商辦”的名義下，劉銘傳的商務局從海外華僑那里集資一百萬兩。工程進展得很慢，但在1891年6月臺北和基隆之間長二十英里的路面已被鋪軌十五英里，而兩年以后，在他的后任邵友濂的任期內，臺北和新竹之間四十二英里的鋪軌工程也得以完成。［43］ 它的起步是緩慢的，但在1894年全中國僅有319英里鐵路，包括臺灣在內。在直隸，李鴻章花了二十年時間才建成一條長257英里的鐵路。
武備學堂和它們的問題
中國第一所訓練陸戰(zhàn)人員的學堂——即天津武備學堂——直到1885年才建立，即在天津水師學堂興辦的五年之后。在這方面遲遲才動手是叫人很難理解的，鑒于李鴻章在七十年代就已經大力向歐洲和美國派遣人員去接受軍事訓練，這種現象就更是不可理解的了。［44］ 早在1875年美國將軍埃默里·厄普頓即曾向李鴻章建議應開辦一所中國的武備學堂，但李鴻章以厄普頓的建議花費太大而加以拒絕，因為它需要從美國陸軍聘用九位教師和教官，還加上一個學六年英語的方案。1880年，戈登也敦促李鴻章興辦一所武備學校，但只是在1884年他才認真地考慮這個問題，這顯然是因為：中法戰(zhàn)爭方興未艾；幾位德國教官已到達中國；他的某些將領——特別是周盛傳——改變了態(tài)度。［45］
遲遲不能開辦陸軍學堂，無疑是由于大多數勇營軍官抵制向他們帶領的部隊中輸進新成分。新式海軍則不那么威脅既得利益集團，雖然李鴻章早期的海軍軍官據說很快就養(yǎng)成了反對新培養(yǎng)的士官生的偏見。甚至周盛傳也表示，他雖然贊成按照西方模式興辦一所中國武備學堂，但他也覺得不一定會培訓出許多將領來。［46］ 周盛傳基本上滿意淮軍的指揮結構，他對許多老軍官會反對人事的變動是了然于胸的。
李鴻章最初關于開辦這種學堂的建議是很有節(jié)制的。他只計劃訓練約一百名下級軍官和一些從淮軍及練軍營伍中選送來的士兵，再加上若干愿意學點軍事的文員而已。經過壓縮的課程包括天文學、地理、科學、測量、打樣、數學、筑城學和軍事操練及作戰(zhàn)。六名德國軍官開始在學堂教書。課程主要以德文講授，由從同文館或其他地方調來的譯員幫助翻譯。李鴻章希望學生們能在一年內完成學業(yè)（實際上要兩年），然后他們回到原單位把新學來的知識傳授給同伴們。從1885至1900年用這種方法共對大約一千五百名士官生進行了訓練。大多數人只充當教官；只有少數人成了軍官。［47］
1887年春，李鴻章增加了一項旨在培養(yǎng)軍官的五年計劃。應試者年齡限在十三至十六歲，并要求所受的中文教育應與其年歲相當。是否合格，應以入學考試為準。最初有四十名學生被錄取，每個學生必須保證連續(xù)在校五年，不得參加科舉考試，也不許結婚。父喪或母喪可以準假，但假期很短。［48］ 這五年學程是相當嚴厲的：頭三年學一門外語（德語或英語）、算術、代數、幾何、機械學、天文學、自然科學、地理、地圖繪制、中國歷史和經書；后兩年包括射擊學、軍操、筑城學及其他工藝科目。定期考試用來測驗熟練程度，評定升級或留級，并作為向上奏報學習進展情況的根據。這種一般的教學方法也用于李鴻章辦的威海衛(wèi)和山海關的軍事訓練學校中：這些學校被認為是天津訓練計劃的擴大。［49］
和天津水師學堂一樣，這所武備學堂的財源也是來自日益枯竭的北洋“海防經費”。雖然它經辦不善和貪污腐化，與外籍教官的關系有困難，學校中存在著語言障礙，學生中間存在種種問題，但中國二十世紀初期歷史上的許多重要人物都是該校培訓出來的。［50］
此外，在1894年以前開辦的唯一的另一所武備學堂就是張之洞的廣東水陸師學堂中的陸軍部分。1885年，張之洞曾經在他新建的勇營部隊——即廣勝軍——中聘用過德國教官。有一兩名德國軍官在該學堂里教書，但中國教官承擔了大部分教學任務。張之洞看來很滿意于他們的教學工作，因為他后來選派了畢業(yè)生充當他于1896年初在南京成立的自強軍的軍官，而且聘用該校教官去他于同一年稍晚時候在武昌建立的湖北武備學堂執(zhí)教。［51］
在不敏銳的觀察家看來，中國在中日甲午戰(zhàn)爭前夕已擁有一支不容輕視的陸海軍。對李鴻章的淮軍和其他中國部隊的贊賞不乏其例，北洋海軍也贏得了不少好評。［52］ 當中國和日本之間的戰(zhàn)爭可能爆發(fā)時，大多數西方人士認為中國有優(yōu)勢。它的陸軍數量龐大，海軍在數量和威力上都超出日本。德國參謀本部認為日本不可能取勝。在路透社的一篇訪問記中，瑯威理預言日本必敗?，樛碚J為中國的海軍受過良好的訓練，艦只合格，炮火至少是猛烈的，而且海岸要塞很強大。他說，威海衛(wèi)是不可攻破的。雖然瑯威理也強調過，一切得取決于中國部隊的領導如何，但他相信，“歸根到底，毫無疑問的是日本必然最后被徹底粉碎”。［53］
?。?］ 除了別的著作以外，特別請看伊斯特門：《1880—1885年中國在中法爭執(zhí)中所追求的政策》，第48—50、87—90頁。郭廷以：《臺灣史事概說》，第169—174頁。
?。?］ 伊斯特門：《1880—1885年中國在中法爭執(zhí)中所追求的政策》，第198—200頁。
?。?］ 考爾迭：《中國與西方列強關系史》，卷2第481頁以后?！侗比A捷報》，1885年5月22日。麥卡利維：《黑旗軍在越南》，第230—231頁。
?。?］ 《北華捷報》，1885年5月22日。斯科特：《中國的兵勇》，載《亞洲評論季刊》，第1期（1866年）第226—244頁。
［5］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卷3第5、9—11頁。
?。?］ 羅林森：《中國發(fā)展海軍的努力》，第115頁。伊斯特門：《1880—1885年中國在中法爭執(zhí)中所追求的政策》，第166頁注5。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7第13—14頁。參照克萊德：《美國對中國的政策》，第180頁。
?。?］ 王家儉：《清季的海軍衙門》，載《中國歷史學會史學季刊》，5（1973年）第2頁。在談到曾國藩的計劃時，李鴻章1871年寫信給他說：它“目前固辦不到，內意固置之不言”，《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1第1頁。
?。?］ 王家儉：《清季的海軍衙門》，第14—18頁。
?。?］ 吳相湘：《晚清宮廷實紀》，第134—135、145頁。
?。?0］ 吳相湘：《晚清宮廷實紀》，第131頁。張其昀等編：《清史》，第6冊第4902頁。
［11］ 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編：《洋務運動》，第1冊第117—118頁。李國祁：《中國早期的鐵路經營》，第57—58頁。
?。?2］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0第60頁。包遵彭：《清季海軍經費考實》，載《中國歷史學會史學學刊》，第1期（1969年）第21頁。
?。?3］ 包遵彭：《清季海軍史》，第28—31頁。
［14］ 《大清德宗實錄》，卷209第1頁；卷221第10—11頁。醇親王的信具載于《李文忠公全集·海軍函稿》，卷2第22—23頁；又見卷2第36頁。斯坦萊：《清季的財政改革者胡光墉》，第58頁。
?。?5］ 包遵彭：《清季海軍史》，第26—28頁。羅林森：《中國發(fā)展海軍的努力》，第139頁。《洋務運動》，第3冊第12頁。
［16］ 《北洋海軍章程》，載《洋務運動》，第3冊第195—264頁；又見第200、203、206頁，并散見于其他各處。
?。?7］ 關于醇親王的請求及督撫實籌二百萬兩款項的支配問題的討論，見吳相湘著《近代史事論叢》（第1冊第151—170頁）及包遵彭著《清季海軍史》（第38—42頁）。
?。?8］ 《大清德宗實錄》，卷252第1頁；卷294第9頁；卷296第8頁。
?。?9］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1第3頁；卷74第33頁；卷76第50頁；卷78第53頁。斯佩克脫：《李鴻章和淮軍》，第231頁。王家儉：《旅順建港始末》，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期（1976年6月）第261頁。
?。?0］ 羅林森：《中國發(fā)展海軍的努力》，第158—163頁。費正清：《北京總稅務司赫德書信集》，第1冊第473—474頁。
［21］ 羅林森：《中國發(fā)展海軍的努力》，第165頁?？ㄎ牡鲜玻骸吨袊奈溲b力量（？）》，載《皇家聯(lián)合兵種雜志》，第42期（1898年6月）第720頁。
?。?2］ 《北華捷報》，1890年6月6日、7月4日及8月15日；費正清：《北京總稅務司赫德書信集》，第1冊第797、801頁。參照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載邵循正等編：《中日戰(zhàn)爭》，第1冊第62—63頁。
［23］ 艾爾斯：《張之洞與中國的教育改革》，第108—113頁。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54—57頁。參照羅林森：《中國發(fā)展海軍的努力》，第91頁。
?。?4］ 包遵彭：《中國海軍史》，第232—236頁。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58—60頁?！侗比A捷報》，1892年11月18日；1894年1月12日。
?。?5］ 《大清德宗實錄》，卷215第5頁。《劉壯肅公奏議》，卷6第4頁。
?。?6］ 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229、283—319頁?！堆髣者\動》，第1冊第121、131頁。黃家謨：《中國電線的創(chuàng)建》，載《大陸雜志》，卷36第6、7期合刊（1968年4月）第179—180頁。
?。?7］ 《劉壯肅公奏議》，卷6第1、3頁；卷8第16、18頁。又可參照林東辰：《臺灣貿易史》，第186頁。
?。?8］ 斯派德爾：《1884—1891年劉銘傳在臺灣》（耶魯大學博士論文，1967年），第165—166、170—172頁。
?。?9］ 朱昌峻：《劉銘傳和臺灣的現代化》，載《亞洲研究雜志》，卷23第1期（1963年11月）第47—48頁。
［30］ 《劉壯肅公奏議》，卷2第11—14、20頁。
?。?1］ 斯派德爾：《劉銘傳在臺灣的行政和財政改革》，第450頁注46。斯派德爾：《劉銘傳在臺灣》，第168、177—178頁。郭廷以：《臺灣史事概說》，第202頁。
?。?2］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0第35頁。
?。?3］ 這一節(jié)關于劉銘傳的土地稅制的改革及其背景的敘述，所根據的是斯派德爾：《劉銘傳在臺灣的行政和財政改革》，第452—454頁。邁爾斯：《1684—1895年清帝國治下的臺灣的傳統(tǒng)經濟》，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學研究所學報》，卷5第2期（1972年12月）第383—386頁。威克伯格：《十九世紀后期臺灣的土地租賃》，載戈頓編：《中國地方史中的臺灣研究》，特別請看第86—88頁。
［34］ 見斯派德爾：《劉銘傳在臺灣的行政和財政改革》，第454頁注64。
?。?5］ 《劉壯肅公奏議》，卷8第21—22頁；參照第20頁。
?。?6］ 除了其他著作以外，特別請看戴維遜：《福摩薩島的過去與現在》，第114、135頁及以后諸頁、252頁。
［37］ 斯派德爾：《劉銘傳在臺灣》，第288—294頁。
?。?8］ 《劉壯肅公奏議》，卷6第5頁；卷9第17、23頁。關于清帝對劉銘傳1889年奏疏的批答，見卷9第23頁。
［39］ 《大清德宗實錄》，卷276第13—14頁。
?。?0］ 見費維愷：《中國早期的工業(yè)化：盛宣懷與官辦企業(yè)》，第133頁表11。
?。?1］ 斯派德爾：《劉銘傳在臺灣》，第405頁注14；又見《劉壯肅公奏議》，卷1第20頁。
?。?2］ 朱昌峻：《劉銘傳和臺灣的現代化》，第40—42、44—46頁。黃家謨：《甲午戰(zhàn)前之臺灣煤務》，第223—235頁?！洞笄宓伦趯嶄洝?，卷288第89頁。
?。?3］ 朱昌峻：《劉銘傳和臺灣的現代化》，第50頁。參照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卷3第77—78頁。
?。?4］ 關于中國學生未能進入西點軍校的問題，見美國國務院編：《美國外交文件，1875年》，第1部分第227—228頁；何天爵：《中國的過去與將來》，第82—83頁。
［45］ 米契耶：《厄普頓的生平和書信》，第290—298頁、309—310頁。《洋務運動》，第3冊第552頁。王家儉：《北洋武備學堂的創(chuàng)設及其影響》，載《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4（1976年4月）第319—320頁。
?。?6］ 王家儉：《北洋武備學堂的創(chuàng)設及其影響》，第324、339頁注18、341頁注36。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85頁。
［47］ 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61—62頁。王家儉：《北洋武備學堂》，第7—8頁?！独钗闹夜ぷ喔濉?，卷53第42—44頁；卷74第23頁?？ㄎ牡鲜玻骸吨袊奈溲b力量（？）》，第717頁。
［48］ 《北華捷報》，1887年4月13日。
?。?9］ 《北華捷報》，1887年4月13日。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63頁。王家儉：《北洋武備學堂》，第8頁。
?。?0］ 王家儉：《北洋武備學堂》，第9—19頁。何天爵：《中國的過去與現在》，第84—85頁。
?。?1］ 艾爾斯：《張之洞與中國的教育改革》，第110—113頁（特別是注42）。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64—65頁。
?。?2］ 除了其他著作以外，特別請看佚名者：《中國和日本的軍隊》，載《美國兵役雜志》，第15期（1894年）第255—259頁?！侗比A捷報》，1890年6月6日，1894年6月29日和7月27日。
［53］ 《北華捷報》，1894年9月21日。羅林森：《中國發(fā)展海軍的努力》，第162、169頁。普列賽森：《侵略中國之前歐洲人培訓的日本軍隊》，第140—1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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