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基本上還是統(tǒng)一的。產生最深刻分歧的問題——即應向西方學習多少以抗拒西方的問題——并未使一些人產生推翻傳統(tǒng)制度的認真打算，甚至沒有產生這種傾向。人們普遍設想，學習國外技術是為了保衛(wèi)中國文化。這一共同的想法綽綽有余地彌縫了所有的不同意見。
在九十年代的中葉，這種共同的意見被第一次革命的刺耳之聲打開了缺口。在孫中山的倡導下，一個小組織成立了起來，它以推翻清廷、建立民國為職志。它促成了1895年的起事，雖然遭到失敗，卻標志著武裝革命的開始。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末期，從傳統(tǒng)陣營內部泛起的另一股思潮也匯合到革命運動中來。日本在甲午戰(zhàn)爭中的勝利使許多維新之士相信：自強運動已告失敗，需要進行更加深遠的努力。1898年的維新運動失敗之后，有一翼變得更加激進，而且自此以后，主要在梁啟超領導下，它搖擺于革命和改良之間。
共和派革命分子與激進維新派這兩個集團都在海外留學生中間尋找支持。從1902到1905年，留學生人數增至約八千人，足以引起政府及其政敵的注意，足以在一切中國革命者中間構成人數最多、喊聲最高和行動最活躍的一支力量。
這二者都不是組織完善的，或緊密結合的集團，但它們共同地都希望喚起和保衛(wèi)中華民族，使它富強，即令為此目的而要大大地犧牲傳統(tǒng)的文明也在所不惜。偶爾他們也想合作共事一番。但大部分時間他們卻是各走各的道路，同時清政府卻保持著政治主動權。因此，革命運動在它的頭十年只是一棵幼苗，對事件沒有決定性的影響。
孫中山與興中會，1894—1903年
孫中山是創(chuàng)建中國最早一個公開以革命為宗旨的團體的主要負責人。他1866年生于澳門附近的廣東香山縣，1879年去檀香山，而在檀香山和香港的華僑中間和西洋學堂中度過了他的性格形成的年代。海外環(huán)境給了他決定性的影響。相比之下，他在鄉(xiāng)下的兒童時代對他性格的形成影響較小。他是一位西方化了的中國人：說英語；信基督教；得了醫(yī)學學位；他生平多半或者住在中國的外國人邊緣區(qū)——即住在香港或上海等通商口岸，或者住在外國的中國人邊緣區(qū)——如美國、日本和東南亞的華人社會。孫中山自十三歲到四十五歲期間只有約四年是在中國。在他最親密的伙伴和支持者中有外國人士。孫中山很早就贊羨西方和日本，特別贊羨它們政府的力量和效率、它們的科技水平和經濟發(fā)展以及洋溢在它們社會之中的干勁和活動意識。
基于他與外國生活的接觸和對十九世紀中國維新派思想的了解，孫中山起草了一個改革的建議，企圖在1894年給李鴻章上書。建議書的內容只不過是當時的老生常談。他強調需要發(fā)展西式教育，促進商業(yè)，鼓勵科學技術的發(fā)展，特別是要想法使科學技術用到農業(yè)上去。孫中山這時所寫的內容大多是中國改良派三十年或三十多年來所說的東西，并無一項可以稱得上有革命性。但它令人感興趣的是：首先，孫中山1894年年中的這一溫和的常人之見不久就變成了革命的想法；其次，他認為那位在中國最當權的官員應該親自傾聽一下一個剛畢業(yè)兩年的青年醫(yī)生的呼聲。對孫中山思想的急劇轉變尚未見有清晰的解釋，但他試圖把他的思想直接捅到最上層去，這表明不管他的思想多么溫和，他無意在行動上也溫良恭儉讓。當一次訴諸極峰當局的努力宣告失敗，孫中山就下定決心再搞一次。不管他在1894年的急劇轉變有什么原因，這一事件表明他意識到了他個人的使命，而這正是他整個一生的特點。
孫中山未能使李鴻章聽一聽他的陳述，經過這一挫折之后他決定返回檀香山。他在那里組織了中國第一個現(xiàn)代的革命團體——興中會。兩個月以后，即1895年1月，他去香港，糾集幾位舊友和老相識建立了興中會分會。這個分會代表著孫中山和楊衢云之間的聯(lián)盟；楊衢云也是一位革命者，他甚至比孫中山更洋化，此時是香港分會名義上的會長。根據現(xiàn)有的材料，不能證明興中會從一開始就馬上公開宣布以反對清王朝和擁護共和為己任；但是有力的材料證明，孫中山和檀香山二十幾個入會者中的至少幾位受過較高教育的人，立志要搞共和革命。［1］ 可是，這個組織的章程當時只是強調了外國對中國的威脅，以及清廷的軟弱腐敗使它不能抵御帝國主義。這一愛國主義的呼聲至少在未來的九、十年內一直是他們革命觀點的核心。
檀香山和香港的這兩個組織又小又弱。經費不足常使它們大傷腦筋。原來的會員總計不過幾十或百把個人，從未超過幾百人。除了很少的例外，會員都是廣州地區(qū)的人，而且?guī)缀跞种亲≡谥袊静恳酝獾牡胤?，他們與四億同胞的聯(lián)系差不多只限于親屬關系和跟秘密會社的一些松散聯(lián)系。它們的組織松弛，彼此之間也只是偶有聯(lián)系。它們不是訓練有素和組織完善的精英集團，并不象我們在現(xiàn)代革命中所見到的那樣。但他們是中國政治中的新元素。會員幾乎都是窮苦而未受過教育的人。差不多半數是商人，約四分之一是勞工。那少數幾位有影響有文化的人中大多受過現(xiàn)代教育。有幾個人（包括孫中山在內）學過中國的經典書籍，但沒有一個人可以被認為是傳統(tǒng)的文人。反之，興中會代表了仍然被普遍認為是下層階級人民中的典型人物。
在甲午戰(zhàn)爭仍在進行的1895年3月，就有人開始擬訂一次起義的計劃了。雖然和約已在4月間簽署，但幾個月后形勢仍然有利于搞暴亂。和約條款對中國非常不利，所以在廣州地區(qū)，人們特別為之憤懣不平。大量遣散的士兵在鄉(xiāng)里游蕩，有些人就流為盜寇。從紳士到農民，社會各階層人民都心懷不滿。入秘密會社的人數增加了，小規(guī)模起事變得更加頻繁了。
基督教傳教士及其中國信徒，是孫中山的支持者中間表現(xiàn)很突出的人們。在幾個小規(guī)模的公開組織（一個廣州的“農學會”和一個長老會會堂）的掩護下，興中會置辦武器，在散兵游勇中招募兵員，與秘密會社及地方民團的人員接關系。孫中山至少早在1886年就與秘密會社串聯(lián)過，它們大規(guī)模反政府行動的潛力一直吸引著他的注意。它們的吸引力恐怕多半得力于它們擁有廣泛的分支網絡，同時也由于這樣的事實：象孫中山自己的追隨者一樣，那些人主要代表了中國社會中的“局外人”或“無權無勢的一群”。秘密會黨的會員包括流浪的勞工、喪失了土地的農民、被遣散了的士兵以及喪失生計的人們，另外加上土匪、海盜、小偷、走私販子和其他一些更不體面或更易鋌而走險的人。但特別在困難年代，他們還吸引著科場失意的士子，甚至還吸引著某些紳商人物及其他個別家道殷實或體面的人士。這些人往往當上了秘密會社的頭子。恰恰是這些頭頭們參加了興中會。因此，孫中山與秘密會社的聯(lián)系使他能接觸形形色色社會背景的人們，雖然他并未羅致到大量的追隨者。
孫中山的追隨者人數太少，并且他們缺乏組織，在中國的根基又太淺，但這些都沒有使孫中山感到苦惱。他認為反清思想是如此強烈和普遍，以致大有一觸即發(fā)之勢。他的戰(zhàn)略是想在大陸贏得一個立足點，建立一塊飛地，使革命志士能由此點燃一個地區(qū)性的或全國范圍的熊熊起義烈焰。但是，國內的盟友人數太少而不可靠，同時，把人員和物資供應從香港等鄰近地區(qū)運進國內的問題也不能解決。1895年的準備工作落后于形勢，舉事被推遲下來，一艘運軍火的船只被攔截，計劃被廣州當局察覺，香港來的軍隊被拘捕，因此，未發(fā)一彈（至少在革命黨人方面是如此），起事計劃就偃旗息鼓了。
孫中山幸免一死，最初藏匿在一位基督教傳教士家里，后來取道香港，最后到了日本。他在那里割掉了辮子以示與滿人的中國決裂，并裝扮成一個日本人。（這一行動只是象征性的，這點他雖有所認識，但并不深刻。他長期在國外的經驗已經大大地改變了他先人的傳統(tǒng)，孫中山以后十六年中再沒有踏足過中國的土地，只有一次例外，即他在1907年12月某日曾視察過東京—廣西邊境的一次叛亂。）孫中山和他的兩位助手——陳少白與鄭士良——一起在橫濱建立了一個小小的興中會分會。孫中山讓陳少白負責日本的事務（在日本，他得到一位他在檀香山結識的日本基督徒的幫助），讓鄭士良回香港發(fā)展與秘密會社的聯(lián)系，然后他自己出發(fā)去檀香山、美國和歐洲。由于他在中國受挫，他希望在海外發(fā)動革命。
1896年在倫敦發(fā)生了一件奇遇，它足以顯示孫中山向外國人求助的本領和他適宜于做驚天動地大事業(yè)的品質。孫中山走進了中國駐倫敦公使館，其原因至今沒有完全弄清楚，不過有足夠的理由假定，他是經反復權衡才冒此風險的。他被監(jiān)禁了十二天，已經準備好把他解送回中國，要使他落得個悲慘的下場。在危急時刻，兩個當過孫中山的老師的英國人來搭救了他，他在眾目睽睽之下獲釋。孫中山馬上抓住這個機會，接見如饑似渴的新聞記者，然后寫信給英國的主要報紙，對它們以及英國公眾和政府感謝。他給新聞界寫的信顯示了他一生事業(yè)的特點，即他相信應訴諸西方人士的純良秉性，應努力說服西方人士知道他正在盡力為他的國家做好事，如果那些好心的西方人士與他易地而處，也會這樣做的。他寫道，這整個事件又一次證明了“盛行于英國的慷慨的熱心為公的精神，證明了它的人民卓然不群地表現(xiàn)的對正義的熱愛……我現(xiàn)在更加強烈地知道和感到一個憲政政府和一個文明的民族意味著什么，這使我以后要更積極地為我自己可愛而備受壓迫的國家尋求走上進步、教育和文明的道路?！雹?br />
孫中山還寫了一篇短短的自傳和一本小冊子《倫敦被難記》，這本書是用英文寫的，但他后來又不予承認。它在1912年才用中文發(fā)表。［2］ 孫中山對外國公眾的重視再也沒有比在這次事件中表現(xiàn)得更加清楚了。他幾乎立刻成了國際聞人，盡量利用由此產生的每一點每一滴公開的名聲。他不論做什么，哪怕是上教堂，也盡可能著眼于影響輿論。他發(fā)展了很廣泛的個人聯(lián)系，從俄國的革命者到英國的傳教士，他都有交往。他發(fā)表了好多文章（其中的一篇發(fā)表在《雙周論壇》），呼吁必須“完全打倒目前極其腐敗的統(tǒng)治，而建立一個漢人的賢良政府和清明吏治，最初可用歐洲人的建議，在若干年內還希望得到歐洲人的行政幫助?！保?］ 在他從中國駐倫敦使館轟動一時的獲釋之后的八個月期間，他儼然以一位世俗傳教士或運動領袖這類人物自居——這一運動會使中國身受現(xiàn)代西方政治文明之益，也能鋪平走向西方商業(yè)發(fā)展的道路。
因此孫中山的要求只是英國準許他返回香港，而列強應保持“善意的中立”。他的要求被拒絕了。英國仍然認為，它的利益所在最好是堅持香港總督在孫中山1895年密謀舉事之后不久所頒發(fā)的五年驅逐令。孫中山絲毫沒有表示氣餒，因為倫敦的經驗和正在贏得的有利的公眾影響使他興奮異常，這只會使他感到樂觀。為了使他能擔負未來的重任，他把以后五個月的大部分時間用在在英國博物館讀書。孫中山可能是在這幾個月接觸了大部分西方思想，后來他就想把這些思想融合到他的中國革命綱領中去。特別是他強烈地被亨利·喬治的思想所吸引，因為亨利·喬治的思想在英國知識分子——例如費邊社會主義者——中間風靡一時。同時，他在倫敦的歷險使他在日本和其他地方的潛在盟友之中出了名。孫中山的聲譽日隆，這有助于他在1897年夏回日本途中在加拿大的華僑中間籌集款項。當他到達日本的時候，他得到了從未有過的最有利的同情；這一次同情是來自一批日本的擴張主義分子冒險家。他通過他們會見了日本重要的政界人物，從此他就認為日本可以成為中國的“天然盟友”。孫氏取了一個日本名字“中山”，其音讀為Nakayama。他致力于學習日文，廣泛交結新朋友。由于歐洲未能給他以幫助，他就只好求助于另一個外國緊鄰了（見第六章）。
孫、康、梁之間合作的企圖
孫中山和他的新同志們一起投入了極其廣泛的活動。由于有日本人做居間人，他想通過恢復和康有為、梁啟超及其他維新人士的合作來開始他的活動。這些努力早在1895年初就已開始，斷斷續(xù)續(xù)進行了約一年半時間。未能合作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康有為已經青云直上，而且康有為相信，一位效法彼得大帝和明治時代日本的中國維新皇帝所能取得的成就，將要比孫中山這些革命黨人的成就更大?？墒堑搅?898年，孫中山似是人望稍崇，而康有為則大不如昔。由于康有為現(xiàn)在已被清廷褫奪公民權，似乎在戊戌變法結束之后又有新的合作的可能性了。
變法運動把許多觀點不同的人糾合在一起，并且使傳統(tǒng)的思想發(fā)揮到了它的極限。有一派，也許可以譚嗣同為最好的代表，主張“全盤西化”，沖決了傳統(tǒng)思想的一切樊籬。1895年幾乎只有譚嗣同持“全盤西化”這類思想，但那一年他遇難后不久，其他維新分子都逐漸接受了他的遺志。有一個科第出身的畢永年馬上加入了孫中山一派。梁啟超在1898年以前已經聲言，稱許可以通過代議制度實現(xiàn)“人民政治權威”和“民治”。直到戊戌變法失敗以前，他一直相信能自上而下地實現(xiàn)這種民主改革。到1898年底，他在日本東京辦了一種報紙。他馬上用人民“權利”的字眼代替了僅僅是人民“權威”的字眼，他認為“權利”不能等待著朝廷賜予，“權利只能由每個公民寸步不讓地奮力爭取到手”。［4］ 梁啟超已變成了一位革命家，他是那些年輕士紳的主要代言人；這此青年人因戊戌變法失敗而亡命海外，所以他們開始相信傳統(tǒng)是一潭死水，必須搞劇烈的政治變革。
孫中山認清了有擴大革命運動的機會，并熱切期待它的來臨。孫中山與梁啟超在1899年底合作辦了一個反滿的報刊，當那一年12月梁啟超去檀香山的時候，孫中山給了他一封介紹信，把他介紹給他的哥哥。對孫中山來說，不幸的是，梁啟超去檀香山是帶了康有為的指示，銜命去執(zhí)行康有為已于7月建立的保皇會的任務。梁啟超被弄得左右兩難，一方面是他與康有為及其一切教導的親密關系和他本人對孫中山潛勢力的疑慮，另一方面是他的激進的思想傾向。他試圖向孫中山表白：盡管他相信排滿思想，但當前最好是追求有皇帝名義的民眾政府的目標；他說，一旦除掉了慈禧太后，皇帝就可以當共和國的總統(tǒng)。
現(xiàn)在尚無材料表明孫中山曾答復過他的這一建議。梁啟超繼續(xù)走著搖擺的道路。他寫了許許多多東西，參加了檀香山的一個秘密會社以便設法更好地啟迪海外華僑的民智，1900年發(fā)表演說贊成暗殺行為，甚至遲至1904年10月還稱譽俄國的恐怖分子說：“大哉刀劍！圣哉炸彈！”［5］ 當1900年春義和團運動興起的時候，?；蕰Q定乘機救出被囚禁的君主。他們狂熱地開始準備一次起事，企圖擁立光緒帝在南方成立政府。對孫中山來說，這形勢似乎再一次給了他以聯(lián)合反滿力量的機會，而且盡管他對梁啟超的幻想已經破滅，他又一次尋求與康有為合作的可能性。但是康有為表現(xiàn)得很冷淡，致使孫中山的努力不見成效。8月份在漢口爆發(fā)了一次起事，由唐才常領導，有康有為的支持，但它也被鎮(zhèn)壓了下去。?；蕰撕笤诹魍鰻顟B(tài)下繼續(xù)它的工作，大大地侵害了孫中山在海外華僑中所得到的支持。
孫中山重新開始了他的努力。他仍然保有畢永年和史堅如等原來的紳士改革派的支持，他還盡量同下述這樣一些人合作共事：例如廣州的紳士、華中和華南的秘密會黨、李鴻章及其他大員，以及象香港總督，甚至象菲律賓的叛亂分子這些外國人。雖然所有這些努力都遠不足以達到他們的目標，而且有些努力很不切實際，跡近幻想，但它們仍使北京當局感到震驚。孫中山全力以赴的努力，是與義和團起事、外國的入侵以及康梁所支持的漢口舉事同時交錯著進行的。清政府被所有它的敵人可能結成聯(lián)盟的前景所震驚，更因它的上層階級正開始同情叛亂分子而感到苦惱，所以被迫實行一些比先前設想的更劇烈得多的改革。因此，孫中山旋風似的革命活動的間接結果要遠遠大于它的直接結果。
直接結果是微不足道的。1900年年中，孫中山弄到了足夠的支持，使他敢于發(fā)動另一次起事。他再次想奪取廣州，但這次他決定首先在東面開始進行這場戰(zhàn)役，即在惠州建立行動基地，然后向廣州前進。在其他方面，這次舉事倒很象1895年的那一次：參加者主要是秘密會黨的成員，也有許多中國基督教徒（可能有百分之三十是孫中山原來的人馬），以及一小批日本人和西洋人；戰(zhàn)略是用一支小部隊發(fā)動一場大起義；最大的障礙是如何獲得武器并把它們運進內地交給戰(zhàn)士；一再推延起義日期和更改起義計劃使行動走漏了風聲，從而使政府有時間從容準備對付這次起義。在10月份開始打響的戰(zhàn)斗后的兩個星期內，清政府就已占了上風。幾天以后孫中山下令解散革命部隊，再一次首途赴日，在那里檢討第二次失敗的原因。
孫中山感到可以增強信心，因為他的戰(zhàn)略的主要之點似乎是很正確的?；葜葜郾砻?，一小股起義戰(zhàn)士能迅速發(fā)展成為一支大規(guī)模的部隊。廣東的居民在開始時只是不支持政府，但他們的中立馬上變成了給予叛亂者以積極的支持。成千人參加了戰(zhàn)斗，同時由于農民壯大了革命隊伍，所以能容易地弄到糧食和軍需供應并獲取情報，并更易伏擊打援和打敗大得多而裝備精良的敵人部隊?？墒?，這還是尚待加以發(fā)展的萌芽狀態(tài)的游擊戰(zhàn)術。地方上給予革命軍的支持大部分是為了地方上的問題，孫中山的人馬只是進行了最低限度的、短期的意識形態(tài)和組織上的努力。他們沒有反反復復地試圖詳細說明地方問題的原委，沒有培養(yǎng)潛在的反滿或反帝意識，沒有傳布新的政治思想，也沒有開始成立獨立于或不同于現(xiàn)存秘密會社之類的新組織。據說，孫中山在1897年在英國的研究中大量吸收的政治思想，在1900年尚沒有明顯的表現(xiàn)。革命在這個階段中只是一種傳統(tǒng)的扎克雷起義或盲動主義式的暴動，還不是二十世紀的革命。
因此，對一個比孫中山更加客觀的觀察家來說，他的運動在1900年的失利以后，前景看來是頗為暗淡的。回顧一下，暴亂給人們深刻印象的是它勃然而興，忽然而亡?？紤]到1900年的局勢不穩(wěn)，同時應注意到這種不穩(wěn)乃是國內一百多年動亂和外國數十年來對中國剝削的結果，那么，革命黨人的成就比起他們擁有的廣泛機會來說就相形見絀了。要么就是學者們夸大了清王朝衰落的程度，要么就是1900年的革命確是一場很軟弱的運動。
孫中山的名望這時一落千丈，致使其余革命黨人給他謚以種種惡名，例如稱他為“不學無術的亡命之徒”，“膽大妄為的寇盜”，或胸無點墨的“莽漢”，等等。年輕的領袖湖南人宋教仁說出了大家共同的看法：孫中山只能大聲嚷嚷而已。可是，孫中山自己卻回憶說，1900年失敗以后，人們不再這樣貶損我了；“進步分子實際上同情我的不幸遭遇”。［6］
孫中山有幾年很少改變他的戰(zhàn)略。他仍和從前一樣，非常喜歡把他的運動的基礎放在討好秘密會社、海外華僑、日本人和西洋人士方面。直到1903年9月以前，孫中山把他的總部設在日本，但他本人卻從一個華僑社會旅游到另一個華僑社會去籌款，去征募追隨者和探索外國支持的可能性。他在河內創(chuàng)辦了一個小小的興中會支部，而且會見了法國當局以研究是否有可能獲得法國的援助。法國人曾對孫中山一度感到興趣?；葜菖e事之前四個月，他會見了法國駐日本東京的公使，請求后者協(xié)助他弄到武器和軍官。按照這位法國公使的說法，孫中山答應“給予我們所可能要求的一切”作為報答。據說，孫中山在1900年6月曾經說過：“我們不是外國人的敵人。遠遠不是。相反，我們呼吁他們理解我們祖國的新生和變化?！保?］ 法國人繼續(xù)密切注視孫中山的活動。1903年他們又一次會見了他，并且他們向法國殖民部長報告說，孫中山曾答應給予法國以“最誘人的經濟利益和一種保護國的地位，以對他夢想建立的新國家實行保護”。［8］ 但是，法國仍未給予援助。
到了1903年后期，孫中山甚至未能組成一個象1900年舉事時所擁有的那種軟弱的組織。秘密會黨、海外華僑和外國人合在一起只能結成脆弱的聯(lián)盟，當然不足以構成一次革命的堅實基礎。孫中山注意到了農村中可能存在群眾的支持；但他的模模糊糊的政綱不能引起農村人民的興趣，他除了和不甚可靠的秘密會社有聯(lián)系之外，和鄉(xiāng)下居民并未建立聯(lián)系。孫中山的幾次失敗，再加上幾位親密合作者的死亡或變節(jié)，使他平日昂揚的精神受到暫時的打擊。他給一個朋友寫信說道：“時〔1903年7月〕我在日本，財力甚窘，運掉不靈。”［9］ 他在東京逗留了幾個星期，在灰心之余啟程去檀香山，重新周游海外去尋求華僑的支持。
1901—1905年的學生運動
到1901年，除了蓄謀未遂的叛亂和1900年的外國入侵之外，清廷又面臨著中國上層階級迅速擴展的離心離德的傾向。自1895年以來，對傳統(tǒng)思想的忠誠心已大大動搖，致使某些向往西化的人甚至準備接受西方的殖民化統(tǒng)治，以期促進中國的變化。與對清政府的嚴厲批評和官員明目張膽地不遵從北京詔旨的情況相比，這種失望和聽天由命的情緒還不是那么普遍的。清廷在1900年動員戰(zhàn)爭的號召在中國大部分地區(qū)都未被理睬。與此同時，甚至在1898—1900年的反動年代，某些省份的當局還悄悄地繼續(xù)搞維新，如派留學生出國等。
1901年以后清廷搞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產生了那些在后來將有助于推翻清王朝的社會集團和組織。這些集團和組織包括新近紛紛成立了商會的新興商人階級、一個新的軍人集團和一個新的知識階層。這個新的知識階層首先形成并逐漸活躍起來。它是1895年出現(xiàn)的維新派紳士的旁支。和這些紳士一樣，新興知識分子階層主要也出身于上層階級，至少也曾經受過一定的傳統(tǒng)教育。這兩種知識分子都把外國帝國主義者和反動官僚當做他們的敵人。這兩者都深切地關懷中國的命運，都決心引導中國走上復興的道路。但是，這個新知識階層還比較年輕，又因游學外國而懷有新的世界觀。
二十世紀頭十年初期的一個短時期內，有一個人在發(fā)展維新派紳士和發(fā)展新知識分子的過程中同時起著重要的作用。腳踏兩只船的梁啟超是一個活生生的證明，表明改良派知識分子和激進知識分子是靠得多么攏。戊戌變法失敗之后梁啟超逃往東京，他辦的一種報紙開始介紹各種新思想。梁啟超一方面貪饞地吞嚼著西方和日本的各種各樣著作，一方面馬上用一種生動活潑而吸引人的文體把它們傳達給讀者。他還辦了幾所學校。他的著作燃起了整整一代人的希望。到1903年，梁啟超提倡實行最激烈的社會、文化和政治上的變革，使知識青年大大受到他的影響。
其他年輕的中國人也起而仿效梁啟超的榜樣。早在1900年，與梁啟超的報紙相似的刊物中就已譯載了西方和日本的著作，并且開始登載關于中國問題及其解決之道的社論。中國學生心目中的英雄是美國和法國革命中的人物——華盛頓、丹東、羅伯斯庇爾、拿破侖，但他們也把革命的思想追本求源到了盧梭和孟德斯鳩那里；他們有時甚至上溯到希臘人那里，但不久就主要轉向盧梭和十九世紀的著作家，如達爾文、穆勒，最后轉向了斯賓塞。“進化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些思想開始統(tǒng)治著學生們的頭腦。
日本的變革和發(fā)展的氣氛也有助于越來越激進的中國知識分子集團的出現(xiàn)。日本的榜樣告訴人們，擺脫外國的統(tǒng)治和贏得列強的尊敬是能夠辦得到的。1902年，英國甚至接受日本為盟國。中國學生在一個戰(zhàn)爭狂熱日益高漲的時期紛紛涌入日本。學生們被日俄戰(zhàn)爭的景象弄得異常激動，因為戰(zhàn)爭是為了決定哪個帝國主義強國將統(tǒng)治這部分特定的中國土地而在中國國土上進行的，而中國政府只好坐觀勝敗，毫無辦法。由于日本打贏了甲午戰(zhàn)爭和對中國在庚子之役的屈辱記憶猶新，學生們對日本的成功的敬佩和對中國的無能及恥辱的憤怒交織在一起。學生的各種刊物充滿了攻擊帝國主義和攻擊滿人屈從帝國主義的言論，充滿了提倡尚武和愛國精神的言論：他們認為日本人在這方面是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的。他們譴責本國人民的懶散、自私和愚昧無知，所以他們呼吁萬眾一心，呼吁為了國家的利益和把所有外國人趕出中國領土而犧牲個人。
在學生這些要求的背后存在著一種新的、又有些自相矛盾的民族意識。它把對中國過去的驕傲感和這樣一種信念揉合在一起：中國人民應該根本地加以改造，以便肇造一個強大的、現(xiàn)代化的中華民族。因此，梁啟超的論“新民族”的一系列論文是當時最風靡一時的文章，因為他的這些文章中的基調是給過去以適當的評價，但也應該向前看，展望一個新的未來。這樣便巧妙地作了外國人對中國作過的批評，而且這種批評是以保存中國人自尊心的方式作出的。
梁啟超發(fā)現(xiàn)中國文化中有一種獨立的精神，它確是民族性的根本。他說，中國的特殊品質是偉大、崇高而完美的，迥然不同于其他民族，它應以能夠自新的方式予以保存。他又說，它象一棵樹：除非每年抽出某些新芽，其枯萎將指日可待。進一步使民族返老還童的辦法，在于從其他變成獨立的民族所遵循的方法中挑選我們本來缺少的品質。梁啟超自居于十九世紀改良家之外，因為后者只襲取西方文明表面的東西。他們只想嫁接樹枝到我們的枯樹干上來，而不理會其根本，如人民的品質、人民的智慧和人民的活力。根本之根本的東西就是梁啟超所稱的“公德”，此即凡有利于群者即為善，反乎群之利益者為惡的原則。中國最大的缺點即是“在吾國民中竟無人視國事為己事者”。［10］
梁啟超在論述了他那一代人的思想矛盾——即他們與中國文化的聯(lián)系和他們決定激烈地改變中國文化這兩者之間的沖突——以后，他還指出了第二個矛盾。使中國人對國事不感興趣的主要因素是他們對本鄉(xiāng)本土有特殊感情。學生們也不例外地存在這一矛盾，但他們力求解決這個矛盾。
去日本的中國學生或者由他們的省府出資，或者由中央政府出錢，或者由私人擔負。其中最常見的是省政府出資。當學生到達日本后，他們分別組成各該省同鄉(xiāng)會，而且主要也是與同省的鄉(xiāng)親們交往。他們住在一起，出刊物，如《浙江潮》、《湖北學生界》和《江蘇》等。有些集團甚至組織該省的獨立運動或“自治”運動（見第六章）。
學生們的同鄉(xiāng)觀念雖然仍很強烈，可是，他們也認為他們的同鄉(xiāng)會組織是建設新中國的積木。學生們悲嘆，中國之所以缺乏團結統(tǒng)一，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國家正處于一個國際的“物競天擇”的環(huán)境中，湖北學生就是這樣說的。江蘇的青年則認為，在現(xiàn)代國家中，“主要的不是依靠個人的才智和勇敢，而是靠整個國家的才智和勇敢……所以中國人沒有贏得戰(zhàn)爭和商戰(zhàn)，一直處于貧困，這是毫不奇怪的”。中國的積弱是由于缺少舉國一致的大合作，所以一份湖北學生雜志在創(chuàng)刊上就寫道，全國的合作必須逐步予以實現(xiàn)，必須建立在較小單位的合作的基礎上。因此，愛國必須從愛本省開始。［11］ 湖南的學生們一致認為，如果要規(guī)劃中國，必須先規(guī)劃湖南。［12］
由于要投身于民族統(tǒng)一的大業(yè)，并且認識到傳統(tǒng)的鄉(xiāng)土觀念會產生分裂情緒，學生們便迅速著手組成一些全國性的團體，實行各省組織之間的大聯(lián)合。早在1900年，勵志會等社團就成立了，其目的是促進各省組織之間的聯(lián)系。另外一些社團象青年會等，則致力于“民族主義”或恢復“國權”的活動。其中有些組織幾乎完全是某一個省的人組成的，但到了1903年，學生中間企圖建立跨省的全國性組織的情緒卻日益高漲起來。
在以后兩年內，這種情緒沒有產生什么重大結果。例如1903年春在抗議俄國侵占滿洲的時候，青年會會員組成了拒俄義勇隊。上海的革命志士出版了《俄事警聞》和《警鐘日報》，以抗議俄國的政策，批評清廷無力抵抗。在一位正在日本士官學校學習的義勇隊隊員的主持下，兩百名隊員每天進行操練；同時，有兩位領袖前往天津請求直隸總督袁世凱抗御俄國，并且請求接受他們在抗拒俄國方面的幫助。當這些路子都走不通了時，最激進的學生便轉入地下，繼續(xù)企圖推動一種有戰(zhàn)斗精神的愛國主義。新出版物采用了諸如《二十世紀之支那》和《漢幟》的刊頭，而不用原來的省份名稱。老刊物則徹底改換門庭，例如《湖北學生界》改成了《漢聲》。新社團取了華興會或愛國會等名稱，表明它們全國團結的大方向，而且它們的綱領也提出了全國性的目標。
在日本呆了一年剛剛返回中國的湖南人黃興建立了華興會，它是試圖沖破省界的第一個最重要的革命組織。華興會的大多數會員雖然是湖南人，而且其目標按照黃興的話說是以奪取湖南省作為革命的基地，但他著重指出，一省不能與全國其余部分相敵對。因此只要可能的話，他準備尋求與其他省份人士的合作，以便在時機成熟時能夠發(fā)動舉國一致的行動。［13］ 除湖南省以外，會員還來自至少其他八個省，而且華興會還同五個?。◤V西、四川、湖北、江西及浙江）及兩大市（上海與南京）的一些組織取得了聯(lián)系。它最初的會員幾乎全部是學生，但是經過緊張的努力，它也著手吸收駐扎在湖南及其鄰省的一些士兵。它還贊助建立一個輔助性組織，其明確的目的是要迅速與哥老會等秘密會社接上頭。有意思的是，這個輔助性組織取名為同仇會；華興會除了反滿以外，沒有什么綱領給予它的秘密會黨盟友。黃興和幾位友人辦了一所日語學校以掩護他們的活動（這活動在1904年大部分時間里不斷取得勢頭）。
中國其他地區(qū)也同時在進行這種努力。在湖北，一位畢業(yè)于日本士官學校的學生革命家吳祿貞，回湖北后在政府的新軍中服役。他便利用他的勢力在陸軍中安插了幾位同志，并且在士兵中搞宣傳鼓動工作。他的朋友們在湖北省各地方的學校舉行集會，宣傳革命，并散發(fā)激進的刊物和傳單。到1904年夏，他們有了一個欣欣向榮的組織，取名為科學補習所，以此冒充一個學術團體。這個組織獲悉黃興正計劃在1904年秋發(fā)動叛亂，就在湖北作了安排以配合黃興在湖南的行動。
他們計劃了一個雄心勃勃的方案，打算同時在湖南的六個城市起事，還希望能在湖北、四川、江西、南京和上海得到響應?，F(xiàn)在不能確切知道這個計劃搞到了什么程度，不過他們至少是已確定了起事的日期（慈禧太后的七十歲生日，即1904年11月16日）；但在10月后期政府的耳目偵破了這一密謀，迅即予以撲滅。在幾次小規(guī)模起事的零星嘗試和幸免一死的厄運之后，黃興和其他幾位領袖四散逃命，他們多數人逃到了日本。這時，黃興等人只有準備考慮另圖良策來實現(xiàn)中國的革命了。
在1903到1905年之間，其他許多革命團體也有興旺起來的，也有衰落下去的。某些留日學生回到了中國。在上海，一批學生參加了罷課，并且組織了軍國民教育會。它的秘密宣言的宗旨表現(xiàn)出這樣的耽心：如果清廷繼續(xù)統(tǒng)治下去，中國人“會亡國滅種”。在表達當時盛行于學生作品中的絕望情緒和行動主義時，這宣言說道：寧可奮斗而死，不可一事莫為。［14］ 軍國民教育會忠于自己的宗旨，于是組織暗殺隊，開始制造炸彈，派出會員去與秘密會黨及其他組織——例如華興會——掛鉤。
經過這些努力，在這些為數不多的組織中產生了一個幸存到1912年的組織，這就是光復會。和別的組織一樣，它也想聯(lián)合知識分子和秘密會黨分子一起反滿，而且它也是想打破自己省界的一個省的組織。光復會雖由浙江的學生和幾位老名流知識分子所創(chuàng)辦，但它也招收安徽和江蘇籍的會員，并把最初的基地設在上海。它受無政府思想的影響很深，所以它組織不善，領導不力。學生想動員一個可靠的秘密會社的戰(zhàn)斗部隊，其努力迄無多大成效；而光復會之所以獲致聲譽主要是因為它蠻干，它至少搞了兩次轟動一時的暗殺計劃和幾次流產的起事。
分裂的運動與排滿主義的增長
在日本游學的留學生從1901年的約一百人增加到1905年的約八千人。一小組一小組的學生在中國很活躍，特別是在比較安全的大城市中更是如此，因為象上海這樣的城市更有外國租界為他們提供了額外的保護。還有另外一些人則有歐洲和美國。雖然學生的幾十個小規(guī)模組織互相之間有聯(lián)系，而且學生們也彼此互相閱讀出版物，但沒有什么成功的協(xié)調活動。他們想沖出各該省組織的界限并把革命推向全國，可是未獲成果。清政府的警惕性和力量，比他們所預料的要大得多。象孫中山那樣，他們也已認識到需要盟友，或至少需要比現(xiàn)有追隨者能提供的更多得多的人數，而且他們也確曾想法利用秘密會黨似乎能夠提供的潛力來滿足這種需要；但是也象孫中山那樣，他們的努力盡付東流。學生們只能在遠處進行辱罵，在自己隊伍內部鬧不團結，并把自己同別的革命組織和全國人民隔離開來。由于遭受挫折，他們更加乞靈于印發(fā)印刷品而不是真槍實彈地披掛上陣，但是他們的著作則呼吁應恢復并立即投入暴力行動。例如，在一份當時最膾炙人口的小冊子中，陳天華寫道：
殺呀！殺呀！殺呀！……萬眾直前，殺那洋鬼子，殺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滿人若是幫助洋人殺我們，便先把滿人殺盡；那些賊官若是幫助洋人殺我們，便先把賊官殺盡……向前去，殺！向前去，殺！向前去，殺?。?5］
中國政府的反應迫使狂熱的反帝學生們考慮做出某些困難的抉擇。北京希望用乞靈于民族主義和內政改革的辦法，來誘使革命意識離開它的軌道。清廷又一次采取比它1900年支持義和團時更富于幻想的形式，試圖把國內的不滿引向反對外國帝國主義，而不使它反對自己。政府通過創(chuàng)辦一些武備學堂和派遣更多的學生去日本接受進一步軍事訓練（這一切的目的都是為了建立新軍）的辦法，來支持反帝的恢復利權運動。1904年1月的一道上諭批準成立商會，它的目的顯然是在抗拒外國的經濟統(tǒng)治。［16］ 批評政府的人要重新考慮他們的立場了。梁啟超1903年在美國旅行時已開始認為，革命和共和政制未必能治愈中國的痼疾。他深深地有感于清廷改革的氣勢，在1905年斷言說：中國人民只有經過一個“開明專制”的時期之后才能實行自治?？盗憾爽F(xiàn)在認定，帝國主義是中國最直接的威脅，所有的人必須團結起來支持清廷的政策，以反對帝國主義。
雖然，所有這一切對學生究竟有何影響現(xiàn)在還不能確切知道，但顯而易見，學生們的意見是分裂的，而且只有一小部分人贊成排滿的革命。對大多數人來說，反帝是首要任務，而如果他們反對清廷，那可能是因為它姑息西方和日本。可是在1903至1905年之間，學生中有越來越多的人靠近孫中山的立場：反帝的口號聲減弱了；西方式的改革被強調起來；排滿情緒愈來愈強烈。
年輕人的排滿文章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十九歲的四川青年鄒容寫的《革命軍》，它由著名的國學大師章炳麟作序（章氏對滿人的仇恨深深地植根于他的忠于明室的思想）。鄒容和章炳麟的合作，表明了革命運動怎樣使人們結成了出乎意外的聯(lián)盟。
鄒容小冊子的內容包括了對清朝統(tǒng)治的廣泛的指控，并且用最富煽動性的語言號召進行革命，以“誅絕五百萬有奇披毛戴角之滿洲種，洗盡二百六十年殘慘虐酷之大恥辱，使中國大陸成干凈土”。雖然他明言中國備受列強和滿人的“雙重奴役”，但他的憤怒幾乎全部傾注在后者身上。除此之外，鄒容的小冊子還充滿了對法國和美國的革命、德國和意大利的統(tǒng)一，以及對華盛頓和馬志尼等領袖人物及盧梭等思想家表示敬佩的言論。在結論中他給中國的未來開了處方，他坦白地承認：“嗟予小子，……模擬美國革命獨立之義?！保?7］
鄒容言詞激烈的散文和章炳麟的序，觸怒了清朝當局。經過幾個月的緊張努力，他們未能說服上海公共租界的官員們引渡作者們，因為鄒容的文章是在公共租界發(fā)表的。在清廷的盛怒之下被外國人包庇起來的章炳麟和鄒容最后受中西混合法庭的審理，而使?jié)M人受到劇烈挫折的是，1904年5月該庭判決章炳麟三年監(jiān)禁，但只判了鄒容兩年的監(jiān)禁。對于中國政府來說這是一場徒有虛名的勝利，它本來是想從嚴懲處作者的，卻不料被外國的干涉所羞辱，但是，這場官司也暫時使上海革命運動受到挫折。
日本東京的中國學生越來越多，此地馬上變成了革命宣傳的中心。這里宣傳排滿比宣傳反帝要安全一些，所以學生們的寫作逐漸改變了重點。學生們不是集中力量于反帝，或重點攻擊清廷姑息外洋的政策，或致力于倡議需要建立一個新的、更加尚武的中華民族，而是不憚其煩地縷述滿人的缺點。中國百孔千瘡的弊端都被大部分歸咎于這個異族王朝的統(tǒng)治。排滿宣傳正是在不團結成為學生的主要問題的時候加緊進行的。從策略上看，這種宣傳變化的原因之一就是需要有一個廣泛的革命運動，使之包括秘密會黨成員和華僑，以及年輕的知識分子、士兵、勞工和人數雖少但在日益增多的商人——特別是通商口岸的商人。問題在于怎樣能使一個主要是政治性的革命運動適應這一驚人的事實，即中國也正在開始一場社會革命。新的社會集團和階級正在產生，舊的社會集團和階級正在演變。排滿是一種大家都能夠基本上或毫無保留地加以接受的思想，而對于反帝，有人持首鼠兩端態(tài)度，有人則根本漠不關心。這種種情況的出現(xiàn)，部分原因是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滲透是不平衡的。在通商口岸身受外國歧視政策之害的商人和被傳教士或外國士兵破壞了其生活的農村居民，自然比秘密會黨的會員更熱衷于反帝，因為會黨成員有長期的反滿傳統(tǒng)，而很少或完全不接觸外國人；我們曾經以為秘密會黨是反西方的，其實它們基本上是排外的，有時甚至被中國的基督教徒慫恿著去反對滿人。華僑對西方帝國主義有所認識，但同樣至少也感到滿人無能，不能保護他們免受香港、新加坡、河內和舊金山的歧視政策之害；無論如何，他們喊出排滿的口號比批評英國人、法國人或美國人要更加安全。
總之，許多人多半責怪中國的困境是由于滿人的軟弱無能，而不大歸咎于外國的侵略。所有中國人都能夠看到滿人的顢頇無能，而且所有人都身受其害。反帝激情不能取得這種舉國一致的支持，特別是不能取得激進的知識分子和商人的支持，因為這兩種人對帝國主義的敵視心理中還摻和著敬佩和嫉妒的心情，而他們對滿人的敵視感情則是純而又純的。
另外，西方帝國主義在1904—1905年似乎也有所收斂。英法兩國忙于歐洲事務，俄國則正在被日本弄得威風掃地。日本帝國主義此時已構成了比西方的統(tǒng)治更大的威脅，但是自從日本變成了學生們的主要避難所以來，他們也不能把日本當做一個問題來展開爭論。在東京的革命者們會盡量縮小外國對于中國內部起義事件進行干預的可能性，所以他們寧可討論共和政府的優(yōu)點，而姑置帝國主義的劣跡于不論。他們希望用突出排滿而不是用突出反帝的辦法來避免激怒列強，甚至希望盡可能地贏得它們的同情，——這種態(tài)度是與孫中山的態(tài)度不謀而合的。
到1905年時，革命運動同時面臨著兩種情況：又是前景光明，又是危機四伏。革命派仍然害怕外國的侵略，但使他們更擔憂的仍是清政府日益增強的活力。雖然北京的所作所為是瑕瑜互見，但總的說來它表現(xiàn)的活力大大出乎任何人在1900年的預料，而且毫無衰退的跡象。清廷有時對帝國主義者也小心翼翼地表現(xiàn)出堅定的立場，同時它的國內改革甚至超出了它在1898年拒不容忍的那些事物之外。清王朝正在取得新支持，甚至得到了象梁啟超這樣一些有現(xiàn)代頭腦的愛國人士的支持。
這種趨勢是危及革命運動的生存的，但另一些趨勢則為它提供了希望。幸虧有了清廷的維新，學生運動才得以發(fā)展，才有新的機會使得受教育的人們能在創(chuàng)功立業(yè)的同時去推動革命；例如，他們可以一方面在維新派官僚和新軍中工作，一方面又搞顛覆活動。出現(xiàn)了從事教育和新聞這樣的職業(yè)，這在幾年以前是幾乎不存在的。教育改革需要具有某些外國知識的教師。在日本的學生雜志上初露頭角的年輕作者們回到中國之后參加了迅速發(fā)展的中國新聞業(yè)。他們在許多城市發(fā)現(xiàn)，在內政改革上群情日益激昂，比如開展禁煙和禁賭運動，開辦新學堂，進行市政實驗，舉行排外的游行示威等。受過教育的年輕人當上了教師和新聞記者并宣傳激進思想，而且發(fā)現(xiàn)在商會中，在地方官員、警察和士兵中有志同道合的人。總之，學生們能夠找到許多潛在的朋友。他們過去未能在自己中間實現(xiàn)聯(lián)合，也未能團結內地的秘密會社和其他組織，這個教訓使他們懂得需要有一個更廣闊的運動。就象一位學生領袖在1905年所說的那樣，革命思潮就象已經變成大江大河的一條支渠。最初由人力開鑿的支渠已變成一條自然的江河。現(xiàn)在正需要作進一步的努力，要劈山開嶺，到達泉源，取出水來。［18］ 他們仍然保持著樂觀態(tài)度和決心。
?。?］ 關于這一辯論的情況，請看希夫林的《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一書第26—35頁和42—44頁的討論。關于興中會建立日期及其他情況的研究，具載于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第152—165頁；關于會員情況的詳盡分析，見第180—205頁。又見鮑羅克：《略論秘密會社在孫中山共和國運動中的早期作用》，載謝諾：《中國的民間運動與秘密會社，1840—1950年》，第138—139頁。
?。?］ 謝文孫：《關于辛亥革命的中國史學：評論與書目選》，第16頁。
?。?］ 希夫林：《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第131頁。
?。?］ 黃宗智：《梁啟超和近代中國的自由主義》，第26、28—30、60頁。
［5］ 唐·普賴斯：《俄國與中國革命的根源，1896—1911年》，第134頁。
［6］ 李劍農：《1840—1928年中國政治史》，英譯本第183頁。對孫中山性格的種種描述，見K.S.劉：《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24頁。薛君度：《黃興和中國革命》，第35—36頁。
［7］ 法國殖民部編：《印度支那的對外關系》，B—11（36）第33盒（1906－1909年），第2號文件。法國外交部長1900年7月28日給殖民部長的信，報道了1900年6月7日的一次談話。
?。?］ 法國殖民部編：《印度支那的對外關系》，B—11（36）第33盒（1906－1909年），第4號文件。印支總督致法國殖民部長的信，1903年2月26日。關于孫中山與法國人的關系，又見蒙荷蘭德：《法國與孫中山，1900—1908年》，載《亞洲研究雜志》，卷32第1期（1972年11月）第77—95頁。
［9］ 《孫文自傳》，載《國父全集》，卷1第36頁。
?。?0］ 見德巴萊等編：《中國傳統(tǒng)資料集》，第757—759頁。關于梁啟超的影響的例子，見汪一駒：《中國的知識分子與西方，1872—1949年》，第223—224頁；毛澤東給斯諾講述的自傳，見《西行漫記》，第137、139—140頁；許芥煜：《周恩來》，第12頁。
?。?1］ 上面所述，均引自波多野善大：《論新軍》，載《革命中的中國》，第366頁。
［12］ 引自查爾頓·劉易斯：《湖南的維新與革命》，（加利福尼亞大學博士論文，1965年）第165頁。又見劉易斯：《湖南省的思想與制度的變革，1891—1907年》。參照愛德華·羅茲：《從廣東看中國的共和運動》，第47—48頁。
［13］ 薛君度：《黃興和中國革命》，第18頁。關于這些團體的活動的概述，見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第251—256頁。關于這些活動和1905年以前其他革命活動的材料，見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編：《革命之倡導與發(fā)展》，第1—3冊。關于學生的刊物，見同上，第2冊第499—763頁。張枬與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集（1901—1904年）、第2集（1905－1907年）?！抖硎戮劇返娜冢?5期，1903年12月15日至1904年2月25日）和《警鐘日報》338期的大部分（1904年2月29日至1905年1月30日），均存臺灣國民黨檔案館。
?。?4］ 瑪麗·蘭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第29—30頁。關于光復會的主要材料，見陶成章：《浙案紀略》，載柴德賡等編：《辛亥革命》，第3冊第3—111頁。關于此事的分析，見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第289—300、403—528頁（其中有271名已知會員的名單）。
?。?5］ 周錫瑞：《湖南和湖北的辛亥革命》，第48頁（陳天華：《警世鐘》）。
［16］ 引自羅茲：《中國的共和革命在廣東》，第62、68頁。
?。?7］ 見鄒容：《革命軍》，由約翰·勒斯特作序并翻譯加注，英譯本（第123頁）。中文原文又載于《辛亥革命》，第331—364頁。
?。?8］ K.S.劉：《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48頁。
在九十年代的中葉，這種共同的意見被第一次革命的刺耳之聲打開了缺口。在孫中山的倡導下，一個小組織成立了起來，它以推翻清廷、建立民國為職志。它促成了1895年的起事，雖然遭到失敗，卻標志著武裝革命的開始。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末期，從傳統(tǒng)陣營內部泛起的另一股思潮也匯合到革命運動中來。日本在甲午戰(zhàn)爭中的勝利使許多維新之士相信：自強運動已告失敗，需要進行更加深遠的努力。1898年的維新運動失敗之后，有一翼變得更加激進，而且自此以后，主要在梁啟超領導下，它搖擺于革命和改良之間。
共和派革命分子與激進維新派這兩個集團都在海外留學生中間尋找支持。從1902到1905年，留學生人數增至約八千人，足以引起政府及其政敵的注意，足以在一切中國革命者中間構成人數最多、喊聲最高和行動最活躍的一支力量。
這二者都不是組織完善的，或緊密結合的集團，但它們共同地都希望喚起和保衛(wèi)中華民族，使它富強，即令為此目的而要大大地犧牲傳統(tǒng)的文明也在所不惜。偶爾他們也想合作共事一番。但大部分時間他們卻是各走各的道路，同時清政府卻保持著政治主動權。因此，革命運動在它的頭十年只是一棵幼苗，對事件沒有決定性的影響。
孫中山與興中會，1894—1903年
孫中山是創(chuàng)建中國最早一個公開以革命為宗旨的團體的主要負責人。他1866年生于澳門附近的廣東香山縣，1879年去檀香山，而在檀香山和香港的華僑中間和西洋學堂中度過了他的性格形成的年代。海外環(huán)境給了他決定性的影響。相比之下，他在鄉(xiāng)下的兒童時代對他性格的形成影響較小。他是一位西方化了的中國人：說英語；信基督教；得了醫(yī)學學位；他生平多半或者住在中國的外國人邊緣區(qū)——即住在香港或上海等通商口岸，或者住在外國的中國人邊緣區(qū)——如美國、日本和東南亞的華人社會。孫中山自十三歲到四十五歲期間只有約四年是在中國。在他最親密的伙伴和支持者中有外國人士。孫中山很早就贊羨西方和日本，特別贊羨它們政府的力量和效率、它們的科技水平和經濟發(fā)展以及洋溢在它們社會之中的干勁和活動意識。
基于他與外國生活的接觸和對十九世紀中國維新派思想的了解，孫中山起草了一個改革的建議，企圖在1894年給李鴻章上書。建議書的內容只不過是當時的老生常談。他強調需要發(fā)展西式教育，促進商業(yè)，鼓勵科學技術的發(fā)展，特別是要想法使科學技術用到農業(yè)上去。孫中山這時所寫的內容大多是中國改良派三十年或三十多年來所說的東西，并無一項可以稱得上有革命性。但它令人感興趣的是：首先，孫中山1894年年中的這一溫和的常人之見不久就變成了革命的想法；其次，他認為那位在中國最當權的官員應該親自傾聽一下一個剛畢業(yè)兩年的青年醫(yī)生的呼聲。對孫中山思想的急劇轉變尚未見有清晰的解釋，但他試圖把他的思想直接捅到最上層去，這表明不管他的思想多么溫和，他無意在行動上也溫良恭儉讓。當一次訴諸極峰當局的努力宣告失敗，孫中山就下定決心再搞一次。不管他在1894年的急劇轉變有什么原因，這一事件表明他意識到了他個人的使命，而這正是他整個一生的特點。
孫中山未能使李鴻章聽一聽他的陳述，經過這一挫折之后他決定返回檀香山。他在那里組織了中國第一個現(xiàn)代的革命團體——興中會。兩個月以后，即1895年1月，他去香港，糾集幾位舊友和老相識建立了興中會分會。這個分會代表著孫中山和楊衢云之間的聯(lián)盟；楊衢云也是一位革命者，他甚至比孫中山更洋化，此時是香港分會名義上的會長。根據現(xiàn)有的材料，不能證明興中會從一開始就馬上公開宣布以反對清王朝和擁護共和為己任；但是有力的材料證明，孫中山和檀香山二十幾個入會者中的至少幾位受過較高教育的人，立志要搞共和革命。［1］ 可是，這個組織的章程當時只是強調了外國對中國的威脅，以及清廷的軟弱腐敗使它不能抵御帝國主義。這一愛國主義的呼聲至少在未來的九、十年內一直是他們革命觀點的核心。
檀香山和香港的這兩個組織又小又弱。經費不足常使它們大傷腦筋。原來的會員總計不過幾十或百把個人，從未超過幾百人。除了很少的例外，會員都是廣州地區(qū)的人，而且?guī)缀跞种亲≡谥袊静恳酝獾牡胤?，他們與四億同胞的聯(lián)系差不多只限于親屬關系和跟秘密會社的一些松散聯(lián)系。它們的組織松弛，彼此之間也只是偶有聯(lián)系。它們不是訓練有素和組織完善的精英集團，并不象我們在現(xiàn)代革命中所見到的那樣。但他們是中國政治中的新元素。會員幾乎都是窮苦而未受過教育的人。差不多半數是商人，約四分之一是勞工。那少數幾位有影響有文化的人中大多受過現(xiàn)代教育。有幾個人（包括孫中山在內）學過中國的經典書籍，但沒有一個人可以被認為是傳統(tǒng)的文人。反之，興中會代表了仍然被普遍認為是下層階級人民中的典型人物。
在甲午戰(zhàn)爭仍在進行的1895年3月，就有人開始擬訂一次起義的計劃了。雖然和約已在4月間簽署，但幾個月后形勢仍然有利于搞暴亂。和約條款對中國非常不利，所以在廣州地區(qū)，人們特別為之憤懣不平。大量遣散的士兵在鄉(xiāng)里游蕩，有些人就流為盜寇。從紳士到農民，社會各階層人民都心懷不滿。入秘密會社的人數增加了，小規(guī)模起事變得更加頻繁了。
基督教傳教士及其中國信徒，是孫中山的支持者中間表現(xiàn)很突出的人們。在幾個小規(guī)模的公開組織（一個廣州的“農學會”和一個長老會會堂）的掩護下，興中會置辦武器，在散兵游勇中招募兵員，與秘密會社及地方民團的人員接關系。孫中山至少早在1886年就與秘密會社串聯(lián)過，它們大規(guī)模反政府行動的潛力一直吸引著他的注意。它們的吸引力恐怕多半得力于它們擁有廣泛的分支網絡，同時也由于這樣的事實：象孫中山自己的追隨者一樣，那些人主要代表了中國社會中的“局外人”或“無權無勢的一群”。秘密會黨的會員包括流浪的勞工、喪失了土地的農民、被遣散了的士兵以及喪失生計的人們，另外加上土匪、海盜、小偷、走私販子和其他一些更不體面或更易鋌而走險的人。但特別在困難年代，他們還吸引著科場失意的士子，甚至還吸引著某些紳商人物及其他個別家道殷實或體面的人士。這些人往往當上了秘密會社的頭子。恰恰是這些頭頭們參加了興中會。因此，孫中山與秘密會社的聯(lián)系使他能接觸形形色色社會背景的人們，雖然他并未羅致到大量的追隨者。
孫中山的追隨者人數太少，并且他們缺乏組織，在中國的根基又太淺，但這些都沒有使孫中山感到苦惱。他認為反清思想是如此強烈和普遍，以致大有一觸即發(fā)之勢。他的戰(zhàn)略是想在大陸贏得一個立足點，建立一塊飛地，使革命志士能由此點燃一個地區(qū)性的或全國范圍的熊熊起義烈焰。但是，國內的盟友人數太少而不可靠，同時，把人員和物資供應從香港等鄰近地區(qū)運進國內的問題也不能解決。1895年的準備工作落后于形勢，舉事被推遲下來，一艘運軍火的船只被攔截，計劃被廣州當局察覺，香港來的軍隊被拘捕，因此，未發(fā)一彈（至少在革命黨人方面是如此），起事計劃就偃旗息鼓了。
孫中山幸免一死，最初藏匿在一位基督教傳教士家里，后來取道香港，最后到了日本。他在那里割掉了辮子以示與滿人的中國決裂，并裝扮成一個日本人。（這一行動只是象征性的，這點他雖有所認識，但并不深刻。他長期在國外的經驗已經大大地改變了他先人的傳統(tǒng)，孫中山以后十六年中再沒有踏足過中國的土地，只有一次例外，即他在1907年12月某日曾視察過東京—廣西邊境的一次叛亂。）孫中山和他的兩位助手——陳少白與鄭士良——一起在橫濱建立了一個小小的興中會分會。孫中山讓陳少白負責日本的事務（在日本，他得到一位他在檀香山結識的日本基督徒的幫助），讓鄭士良回香港發(fā)展與秘密會社的聯(lián)系，然后他自己出發(fā)去檀香山、美國和歐洲。由于他在中國受挫，他希望在海外發(fā)動革命。
1896年在倫敦發(fā)生了一件奇遇，它足以顯示孫中山向外國人求助的本領和他適宜于做驚天動地大事業(yè)的品質。孫中山走進了中國駐倫敦公使館，其原因至今沒有完全弄清楚，不過有足夠的理由假定，他是經反復權衡才冒此風險的。他被監(jiān)禁了十二天，已經準備好把他解送回中國，要使他落得個悲慘的下場。在危急時刻，兩個當過孫中山的老師的英國人來搭救了他，他在眾目睽睽之下獲釋。孫中山馬上抓住這個機會，接見如饑似渴的新聞記者，然后寫信給英國的主要報紙，對它們以及英國公眾和政府感謝。他給新聞界寫的信顯示了他一生事業(yè)的特點，即他相信應訴諸西方人士的純良秉性，應努力說服西方人士知道他正在盡力為他的國家做好事，如果那些好心的西方人士與他易地而處，也會這樣做的。他寫道，這整個事件又一次證明了“盛行于英國的慷慨的熱心為公的精神，證明了它的人民卓然不群地表現(xiàn)的對正義的熱愛……我現(xiàn)在更加強烈地知道和感到一個憲政政府和一個文明的民族意味著什么，這使我以后要更積極地為我自己可愛而備受壓迫的國家尋求走上進步、教育和文明的道路?！雹?br />
孫中山還寫了一篇短短的自傳和一本小冊子《倫敦被難記》，這本書是用英文寫的，但他后來又不予承認。它在1912年才用中文發(fā)表。［2］ 孫中山對外國公眾的重視再也沒有比在這次事件中表現(xiàn)得更加清楚了。他幾乎立刻成了國際聞人，盡量利用由此產生的每一點每一滴公開的名聲。他不論做什么，哪怕是上教堂，也盡可能著眼于影響輿論。他發(fā)展了很廣泛的個人聯(lián)系，從俄國的革命者到英國的傳教士，他都有交往。他發(fā)表了好多文章（其中的一篇發(fā)表在《雙周論壇》），呼吁必須“完全打倒目前極其腐敗的統(tǒng)治，而建立一個漢人的賢良政府和清明吏治，最初可用歐洲人的建議，在若干年內還希望得到歐洲人的行政幫助?！保?］ 在他從中國駐倫敦使館轟動一時的獲釋之后的八個月期間，他儼然以一位世俗傳教士或運動領袖這類人物自居——這一運動會使中國身受現(xiàn)代西方政治文明之益，也能鋪平走向西方商業(yè)發(fā)展的道路。
因此孫中山的要求只是英國準許他返回香港，而列強應保持“善意的中立”。他的要求被拒絕了。英國仍然認為，它的利益所在最好是堅持香港總督在孫中山1895年密謀舉事之后不久所頒發(fā)的五年驅逐令。孫中山絲毫沒有表示氣餒，因為倫敦的經驗和正在贏得的有利的公眾影響使他興奮異常，這只會使他感到樂觀。為了使他能擔負未來的重任，他把以后五個月的大部分時間用在在英國博物館讀書。孫中山可能是在這幾個月接觸了大部分西方思想，后來他就想把這些思想融合到他的中國革命綱領中去。特別是他強烈地被亨利·喬治的思想所吸引，因為亨利·喬治的思想在英國知識分子——例如費邊社會主義者——中間風靡一時。同時，他在倫敦的歷險使他在日本和其他地方的潛在盟友之中出了名。孫中山的聲譽日隆，這有助于他在1897年夏回日本途中在加拿大的華僑中間籌集款項。當他到達日本的時候，他得到了從未有過的最有利的同情；這一次同情是來自一批日本的擴張主義分子冒險家。他通過他們會見了日本重要的政界人物，從此他就認為日本可以成為中國的“天然盟友”。孫氏取了一個日本名字“中山”，其音讀為Nakayama。他致力于學習日文，廣泛交結新朋友。由于歐洲未能給他以幫助，他就只好求助于另一個外國緊鄰了（見第六章）。
孫、康、梁之間合作的企圖
孫中山和他的新同志們一起投入了極其廣泛的活動。由于有日本人做居間人，他想通過恢復和康有為、梁啟超及其他維新人士的合作來開始他的活動。這些努力早在1895年初就已開始，斷斷續(xù)續(xù)進行了約一年半時間。未能合作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康有為已經青云直上，而且康有為相信，一位效法彼得大帝和明治時代日本的中國維新皇帝所能取得的成就，將要比孫中山這些革命黨人的成就更大?？墒堑搅?898年，孫中山似是人望稍崇，而康有為則大不如昔。由于康有為現(xiàn)在已被清廷褫奪公民權，似乎在戊戌變法結束之后又有新的合作的可能性了。
變法運動把許多觀點不同的人糾合在一起，并且使傳統(tǒng)的思想發(fā)揮到了它的極限。有一派，也許可以譚嗣同為最好的代表，主張“全盤西化”，沖決了傳統(tǒng)思想的一切樊籬。1895年幾乎只有譚嗣同持“全盤西化”這類思想，但那一年他遇難后不久，其他維新分子都逐漸接受了他的遺志。有一個科第出身的畢永年馬上加入了孫中山一派。梁啟超在1898年以前已經聲言，稱許可以通過代議制度實現(xiàn)“人民政治權威”和“民治”。直到戊戌變法失敗以前，他一直相信能自上而下地實現(xiàn)這種民主改革。到1898年底，他在日本東京辦了一種報紙。他馬上用人民“權利”的字眼代替了僅僅是人民“權威”的字眼，他認為“權利”不能等待著朝廷賜予，“權利只能由每個公民寸步不讓地奮力爭取到手”。［4］ 梁啟超已變成了一位革命家，他是那些年輕士紳的主要代言人；這此青年人因戊戌變法失敗而亡命海外，所以他們開始相信傳統(tǒng)是一潭死水，必須搞劇烈的政治變革。
孫中山認清了有擴大革命運動的機會，并熱切期待它的來臨。孫中山與梁啟超在1899年底合作辦了一個反滿的報刊，當那一年12月梁啟超去檀香山的時候，孫中山給了他一封介紹信，把他介紹給他的哥哥。對孫中山來說，不幸的是，梁啟超去檀香山是帶了康有為的指示，銜命去執(zhí)行康有為已于7月建立的保皇會的任務。梁啟超被弄得左右兩難，一方面是他與康有為及其一切教導的親密關系和他本人對孫中山潛勢力的疑慮，另一方面是他的激進的思想傾向。他試圖向孫中山表白：盡管他相信排滿思想，但當前最好是追求有皇帝名義的民眾政府的目標；他說，一旦除掉了慈禧太后，皇帝就可以當共和國的總統(tǒng)。
現(xiàn)在尚無材料表明孫中山曾答復過他的這一建議。梁啟超繼續(xù)走著搖擺的道路。他寫了許許多多東西，參加了檀香山的一個秘密會社以便設法更好地啟迪海外華僑的民智，1900年發(fā)表演說贊成暗殺行為，甚至遲至1904年10月還稱譽俄國的恐怖分子說：“大哉刀劍！圣哉炸彈！”［5］ 當1900年春義和團運動興起的時候，?；蕰Q定乘機救出被囚禁的君主。他們狂熱地開始準備一次起事，企圖擁立光緒帝在南方成立政府。對孫中山來說，這形勢似乎再一次給了他以聯(lián)合反滿力量的機會，而且盡管他對梁啟超的幻想已經破滅，他又一次尋求與康有為合作的可能性。但是康有為表現(xiàn)得很冷淡，致使孫中山的努力不見成效。8月份在漢口爆發(fā)了一次起事，由唐才常領導，有康有為的支持，但它也被鎮(zhèn)壓了下去。?；蕰撕笤诹魍鰻顟B(tài)下繼續(xù)它的工作，大大地侵害了孫中山在海外華僑中所得到的支持。
孫中山重新開始了他的努力。他仍然保有畢永年和史堅如等原來的紳士改革派的支持，他還盡量同下述這樣一些人合作共事：例如廣州的紳士、華中和華南的秘密會黨、李鴻章及其他大員，以及象香港總督，甚至象菲律賓的叛亂分子這些外國人。雖然所有這些努力都遠不足以達到他們的目標，而且有些努力很不切實際，跡近幻想，但它們仍使北京當局感到震驚。孫中山全力以赴的努力，是與義和團起事、外國的入侵以及康梁所支持的漢口舉事同時交錯著進行的。清政府被所有它的敵人可能結成聯(lián)盟的前景所震驚，更因它的上層階級正開始同情叛亂分子而感到苦惱，所以被迫實行一些比先前設想的更劇烈得多的改革。因此，孫中山旋風似的革命活動的間接結果要遠遠大于它的直接結果。
直接結果是微不足道的。1900年年中，孫中山弄到了足夠的支持，使他敢于發(fā)動另一次起事。他再次想奪取廣州，但這次他決定首先在東面開始進行這場戰(zhàn)役，即在惠州建立行動基地，然后向廣州前進。在其他方面，這次舉事倒很象1895年的那一次：參加者主要是秘密會黨的成員，也有許多中國基督教徒（可能有百分之三十是孫中山原來的人馬），以及一小批日本人和西洋人；戰(zhàn)略是用一支小部隊發(fā)動一場大起義；最大的障礙是如何獲得武器并把它們運進內地交給戰(zhàn)士；一再推延起義日期和更改起義計劃使行動走漏了風聲，從而使政府有時間從容準備對付這次起義。在10月份開始打響的戰(zhàn)斗后的兩個星期內，清政府就已占了上風。幾天以后孫中山下令解散革命部隊，再一次首途赴日，在那里檢討第二次失敗的原因。
孫中山感到可以增強信心，因為他的戰(zhàn)略的主要之點似乎是很正確的?；葜葜郾砻?，一小股起義戰(zhàn)士能迅速發(fā)展成為一支大規(guī)模的部隊。廣東的居民在開始時只是不支持政府，但他們的中立馬上變成了給予叛亂者以積極的支持。成千人參加了戰(zhàn)斗，同時由于農民壯大了革命隊伍，所以能容易地弄到糧食和軍需供應并獲取情報，并更易伏擊打援和打敗大得多而裝備精良的敵人部隊?？墒?，這還是尚待加以發(fā)展的萌芽狀態(tài)的游擊戰(zhàn)術。地方上給予革命軍的支持大部分是為了地方上的問題，孫中山的人馬只是進行了最低限度的、短期的意識形態(tài)和組織上的努力。他們沒有反反復復地試圖詳細說明地方問題的原委，沒有培養(yǎng)潛在的反滿或反帝意識，沒有傳布新的政治思想，也沒有開始成立獨立于或不同于現(xiàn)存秘密會社之類的新組織。據說，孫中山在1897年在英國的研究中大量吸收的政治思想，在1900年尚沒有明顯的表現(xiàn)。革命在這個階段中只是一種傳統(tǒng)的扎克雷起義或盲動主義式的暴動，還不是二十世紀的革命。
因此，對一個比孫中山更加客觀的觀察家來說，他的運動在1900年的失利以后，前景看來是頗為暗淡的。回顧一下，暴亂給人們深刻印象的是它勃然而興，忽然而亡?？紤]到1900年的局勢不穩(wěn)，同時應注意到這種不穩(wěn)乃是國內一百多年動亂和外國數十年來對中國剝削的結果，那么，革命黨人的成就比起他們擁有的廣泛機會來說就相形見絀了。要么就是學者們夸大了清王朝衰落的程度，要么就是1900年的革命確是一場很軟弱的運動。
孫中山的名望這時一落千丈，致使其余革命黨人給他謚以種種惡名，例如稱他為“不學無術的亡命之徒”，“膽大妄為的寇盜”，或胸無點墨的“莽漢”，等等。年輕的領袖湖南人宋教仁說出了大家共同的看法：孫中山只能大聲嚷嚷而已。可是，孫中山自己卻回憶說，1900年失敗以后，人們不再這樣貶損我了；“進步分子實際上同情我的不幸遭遇”。［6］
孫中山有幾年很少改變他的戰(zhàn)略。他仍和從前一樣，非常喜歡把他的運動的基礎放在討好秘密會社、海外華僑、日本人和西洋人士方面。直到1903年9月以前，孫中山把他的總部設在日本，但他本人卻從一個華僑社會旅游到另一個華僑社會去籌款，去征募追隨者和探索外國支持的可能性。他在河內創(chuàng)辦了一個小小的興中會支部，而且會見了法國當局以研究是否有可能獲得法國的援助。法國人曾對孫中山一度感到興趣?；葜菖e事之前四個月，他會見了法國駐日本東京的公使，請求后者協(xié)助他弄到武器和軍官。按照這位法國公使的說法，孫中山答應“給予我們所可能要求的一切”作為報答。據說，孫中山在1900年6月曾經說過：“我們不是外國人的敵人。遠遠不是。相反，我們呼吁他們理解我們祖國的新生和變化?！保?］ 法國人繼續(xù)密切注視孫中山的活動。1903年他們又一次會見了他，并且他們向法國殖民部長報告說，孫中山曾答應給予法國以“最誘人的經濟利益和一種保護國的地位，以對他夢想建立的新國家實行保護”。［8］ 但是，法國仍未給予援助。
到了1903年后期，孫中山甚至未能組成一個象1900年舉事時所擁有的那種軟弱的組織。秘密會黨、海外華僑和外國人合在一起只能結成脆弱的聯(lián)盟，當然不足以構成一次革命的堅實基礎。孫中山注意到了農村中可能存在群眾的支持；但他的模模糊糊的政綱不能引起農村人民的興趣，他除了和不甚可靠的秘密會社有聯(lián)系之外，和鄉(xiāng)下居民并未建立聯(lián)系。孫中山的幾次失敗，再加上幾位親密合作者的死亡或變節(jié)，使他平日昂揚的精神受到暫時的打擊。他給一個朋友寫信說道：“時〔1903年7月〕我在日本，財力甚窘，運掉不靈。”［9］ 他在東京逗留了幾個星期，在灰心之余啟程去檀香山，重新周游海外去尋求華僑的支持。
1901—1905年的學生運動
到1901年，除了蓄謀未遂的叛亂和1900年的外國入侵之外，清廷又面臨著中國上層階級迅速擴展的離心離德的傾向。自1895年以來，對傳統(tǒng)思想的忠誠心已大大動搖，致使某些向往西化的人甚至準備接受西方的殖民化統(tǒng)治，以期促進中國的變化。與對清政府的嚴厲批評和官員明目張膽地不遵從北京詔旨的情況相比，這種失望和聽天由命的情緒還不是那么普遍的。清廷在1900年動員戰(zhàn)爭的號召在中國大部分地區(qū)都未被理睬。與此同時，甚至在1898—1900年的反動年代，某些省份的當局還悄悄地繼續(xù)搞維新，如派留學生出國等。
1901年以后清廷搞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產生了那些在后來將有助于推翻清王朝的社會集團和組織。這些集團和組織包括新近紛紛成立了商會的新興商人階級、一個新的軍人集團和一個新的知識階層。這個新的知識階層首先形成并逐漸活躍起來。它是1895年出現(xiàn)的維新派紳士的旁支。和這些紳士一樣，新興知識分子階層主要也出身于上層階級，至少也曾經受過一定的傳統(tǒng)教育。這兩種知識分子都把外國帝國主義者和反動官僚當做他們的敵人。這兩者都深切地關懷中國的命運，都決心引導中國走上復興的道路。但是，這個新知識階層還比較年輕，又因游學外國而懷有新的世界觀。
二十世紀頭十年初期的一個短時期內，有一個人在發(fā)展維新派紳士和發(fā)展新知識分子的過程中同時起著重要的作用。腳踏兩只船的梁啟超是一個活生生的證明，表明改良派知識分子和激進知識分子是靠得多么攏。戊戌變法失敗之后梁啟超逃往東京，他辦的一種報紙開始介紹各種新思想。梁啟超一方面貪饞地吞嚼著西方和日本的各種各樣著作，一方面馬上用一種生動活潑而吸引人的文體把它們傳達給讀者。他還辦了幾所學校。他的著作燃起了整整一代人的希望。到1903年，梁啟超提倡實行最激烈的社會、文化和政治上的變革，使知識青年大大受到他的影響。
其他年輕的中國人也起而仿效梁啟超的榜樣。早在1900年，與梁啟超的報紙相似的刊物中就已譯載了西方和日本的著作，并且開始登載關于中國問題及其解決之道的社論。中國學生心目中的英雄是美國和法國革命中的人物——華盛頓、丹東、羅伯斯庇爾、拿破侖，但他們也把革命的思想追本求源到了盧梭和孟德斯鳩那里；他們有時甚至上溯到希臘人那里，但不久就主要轉向盧梭和十九世紀的著作家，如達爾文、穆勒，最后轉向了斯賓塞。“進化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些思想開始統(tǒng)治著學生們的頭腦。
日本的變革和發(fā)展的氣氛也有助于越來越激進的中國知識分子集團的出現(xiàn)。日本的榜樣告訴人們，擺脫外國的統(tǒng)治和贏得列強的尊敬是能夠辦得到的。1902年，英國甚至接受日本為盟國。中國學生在一個戰(zhàn)爭狂熱日益高漲的時期紛紛涌入日本。學生們被日俄戰(zhàn)爭的景象弄得異常激動，因為戰(zhàn)爭是為了決定哪個帝國主義強國將統(tǒng)治這部分特定的中國土地而在中國國土上進行的，而中國政府只好坐觀勝敗，毫無辦法。由于日本打贏了甲午戰(zhàn)爭和對中國在庚子之役的屈辱記憶猶新，學生們對日本的成功的敬佩和對中國的無能及恥辱的憤怒交織在一起。學生的各種刊物充滿了攻擊帝國主義和攻擊滿人屈從帝國主義的言論，充滿了提倡尚武和愛國精神的言論：他們認為日本人在這方面是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的。他們譴責本國人民的懶散、自私和愚昧無知，所以他們呼吁萬眾一心，呼吁為了國家的利益和把所有外國人趕出中國領土而犧牲個人。
在學生這些要求的背后存在著一種新的、又有些自相矛盾的民族意識。它把對中國過去的驕傲感和這樣一種信念揉合在一起：中國人民應該根本地加以改造，以便肇造一個強大的、現(xiàn)代化的中華民族。因此，梁啟超的論“新民族”的一系列論文是當時最風靡一時的文章，因為他的這些文章中的基調是給過去以適當的評價，但也應該向前看，展望一個新的未來。這樣便巧妙地作了外國人對中國作過的批評，而且這種批評是以保存中國人自尊心的方式作出的。
梁啟超發(fā)現(xiàn)中國文化中有一種獨立的精神，它確是民族性的根本。他說，中國的特殊品質是偉大、崇高而完美的，迥然不同于其他民族，它應以能夠自新的方式予以保存。他又說，它象一棵樹：除非每年抽出某些新芽，其枯萎將指日可待。進一步使民族返老還童的辦法，在于從其他變成獨立的民族所遵循的方法中挑選我們本來缺少的品質。梁啟超自居于十九世紀改良家之外，因為后者只襲取西方文明表面的東西。他們只想嫁接樹枝到我們的枯樹干上來，而不理會其根本，如人民的品質、人民的智慧和人民的活力。根本之根本的東西就是梁啟超所稱的“公德”，此即凡有利于群者即為善，反乎群之利益者為惡的原則。中國最大的缺點即是“在吾國民中竟無人視國事為己事者”。［10］
梁啟超在論述了他那一代人的思想矛盾——即他們與中國文化的聯(lián)系和他們決定激烈地改變中國文化這兩者之間的沖突——以后，他還指出了第二個矛盾。使中國人對國事不感興趣的主要因素是他們對本鄉(xiāng)本土有特殊感情。學生們也不例外地存在這一矛盾，但他們力求解決這個矛盾。
去日本的中國學生或者由他們的省府出資，或者由中央政府出錢，或者由私人擔負。其中最常見的是省政府出資。當學生到達日本后，他們分別組成各該省同鄉(xiāng)會，而且主要也是與同省的鄉(xiāng)親們交往。他們住在一起，出刊物，如《浙江潮》、《湖北學生界》和《江蘇》等。有些集團甚至組織該省的獨立運動或“自治”運動（見第六章）。
學生們的同鄉(xiāng)觀念雖然仍很強烈，可是，他們也認為他們的同鄉(xiāng)會組織是建設新中國的積木。學生們悲嘆，中國之所以缺乏團結統(tǒng)一，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國家正處于一個國際的“物競天擇”的環(huán)境中，湖北學生就是這樣說的。江蘇的青年則認為，在現(xiàn)代國家中，“主要的不是依靠個人的才智和勇敢，而是靠整個國家的才智和勇敢……所以中國人沒有贏得戰(zhàn)爭和商戰(zhàn)，一直處于貧困，這是毫不奇怪的”。中國的積弱是由于缺少舉國一致的大合作，所以一份湖北學生雜志在創(chuàng)刊上就寫道，全國的合作必須逐步予以實現(xiàn)，必須建立在較小單位的合作的基礎上。因此，愛國必須從愛本省開始。［11］ 湖南的學生們一致認為，如果要規(guī)劃中國，必須先規(guī)劃湖南。［12］
由于要投身于民族統(tǒng)一的大業(yè)，并且認識到傳統(tǒng)的鄉(xiāng)土觀念會產生分裂情緒，學生們便迅速著手組成一些全國性的團體，實行各省組織之間的大聯(lián)合。早在1900年，勵志會等社團就成立了，其目的是促進各省組織之間的聯(lián)系。另外一些社團象青年會等，則致力于“民族主義”或恢復“國權”的活動。其中有些組織幾乎完全是某一個省的人組成的，但到了1903年，學生中間企圖建立跨省的全國性組織的情緒卻日益高漲起來。
在以后兩年內，這種情緒沒有產生什么重大結果。例如1903年春在抗議俄國侵占滿洲的時候，青年會會員組成了拒俄義勇隊。上海的革命志士出版了《俄事警聞》和《警鐘日報》，以抗議俄國的政策，批評清廷無力抵抗。在一位正在日本士官學校學習的義勇隊隊員的主持下，兩百名隊員每天進行操練；同時，有兩位領袖前往天津請求直隸總督袁世凱抗御俄國，并且請求接受他們在抗拒俄國方面的幫助。當這些路子都走不通了時，最激進的學生便轉入地下，繼續(xù)企圖推動一種有戰(zhàn)斗精神的愛國主義。新出版物采用了諸如《二十世紀之支那》和《漢幟》的刊頭，而不用原來的省份名稱。老刊物則徹底改換門庭，例如《湖北學生界》改成了《漢聲》。新社團取了華興會或愛國會等名稱，表明它們全國團結的大方向，而且它們的綱領也提出了全國性的目標。
在日本呆了一年剛剛返回中國的湖南人黃興建立了華興會，它是試圖沖破省界的第一個最重要的革命組織。華興會的大多數會員雖然是湖南人，而且其目標按照黃興的話說是以奪取湖南省作為革命的基地，但他著重指出，一省不能與全國其余部分相敵對。因此只要可能的話，他準備尋求與其他省份人士的合作，以便在時機成熟時能夠發(fā)動舉國一致的行動。［13］ 除湖南省以外，會員還來自至少其他八個省，而且華興會還同五個?。◤V西、四川、湖北、江西及浙江）及兩大市（上海與南京）的一些組織取得了聯(lián)系。它最初的會員幾乎全部是學生，但是經過緊張的努力，它也著手吸收駐扎在湖南及其鄰省的一些士兵。它還贊助建立一個輔助性組織，其明確的目的是要迅速與哥老會等秘密會社接上頭。有意思的是，這個輔助性組織取名為同仇會；華興會除了反滿以外，沒有什么綱領給予它的秘密會黨盟友。黃興和幾位友人辦了一所日語學校以掩護他們的活動（這活動在1904年大部分時間里不斷取得勢頭）。
中國其他地區(qū)也同時在進行這種努力。在湖北，一位畢業(yè)于日本士官學校的學生革命家吳祿貞，回湖北后在政府的新軍中服役。他便利用他的勢力在陸軍中安插了幾位同志，并且在士兵中搞宣傳鼓動工作。他的朋友們在湖北省各地方的學校舉行集會，宣傳革命，并散發(fā)激進的刊物和傳單。到1904年夏，他們有了一個欣欣向榮的組織，取名為科學補習所，以此冒充一個學術團體。這個組織獲悉黃興正計劃在1904年秋發(fā)動叛亂，就在湖北作了安排以配合黃興在湖南的行動。
他們計劃了一個雄心勃勃的方案，打算同時在湖南的六個城市起事，還希望能在湖北、四川、江西、南京和上海得到響應?，F(xiàn)在不能確切知道這個計劃搞到了什么程度，不過他們至少是已確定了起事的日期（慈禧太后的七十歲生日，即1904年11月16日）；但在10月后期政府的耳目偵破了這一密謀，迅即予以撲滅。在幾次小規(guī)模起事的零星嘗試和幸免一死的厄運之后，黃興和其他幾位領袖四散逃命，他們多數人逃到了日本。這時，黃興等人只有準備考慮另圖良策來實現(xiàn)中國的革命了。
在1903到1905年之間，其他許多革命團體也有興旺起來的，也有衰落下去的。某些留日學生回到了中國。在上海，一批學生參加了罷課，并且組織了軍國民教育會。它的秘密宣言的宗旨表現(xiàn)出這樣的耽心：如果清廷繼續(xù)統(tǒng)治下去，中國人“會亡國滅種”。在表達當時盛行于學生作品中的絕望情緒和行動主義時，這宣言說道：寧可奮斗而死，不可一事莫為。［14］ 軍國民教育會忠于自己的宗旨，于是組織暗殺隊，開始制造炸彈，派出會員去與秘密會黨及其他組織——例如華興會——掛鉤。
經過這些努力，在這些為數不多的組織中產生了一個幸存到1912年的組織，這就是光復會。和別的組織一樣，它也想聯(lián)合知識分子和秘密會黨分子一起反滿，而且它也是想打破自己省界的一個省的組織。光復會雖由浙江的學生和幾位老名流知識分子所創(chuàng)辦，但它也招收安徽和江蘇籍的會員，并把最初的基地設在上海。它受無政府思想的影響很深，所以它組織不善，領導不力。學生想動員一個可靠的秘密會社的戰(zhàn)斗部隊，其努力迄無多大成效；而光復會之所以獲致聲譽主要是因為它蠻干，它至少搞了兩次轟動一時的暗殺計劃和幾次流產的起事。
分裂的運動與排滿主義的增長
在日本游學的留學生從1901年的約一百人增加到1905年的約八千人。一小組一小組的學生在中國很活躍，特別是在比較安全的大城市中更是如此，因為象上海這樣的城市更有外國租界為他們提供了額外的保護。還有另外一些人則有歐洲和美國。雖然學生的幾十個小規(guī)模組織互相之間有聯(lián)系，而且學生們也彼此互相閱讀出版物，但沒有什么成功的協(xié)調活動。他們想沖出各該省組織的界限并把革命推向全國，可是未獲成果。清政府的警惕性和力量，比他們所預料的要大得多。象孫中山那樣，他們也已認識到需要盟友，或至少需要比現(xiàn)有追隨者能提供的更多得多的人數，而且他們也確曾想法利用秘密會黨似乎能夠提供的潛力來滿足這種需要；但是也象孫中山那樣，他們的努力盡付東流。學生們只能在遠處進行辱罵，在自己隊伍內部鬧不團結，并把自己同別的革命組織和全國人民隔離開來。由于遭受挫折，他們更加乞靈于印發(fā)印刷品而不是真槍實彈地披掛上陣，但是他們的著作則呼吁應恢復并立即投入暴力行動。例如，在一份當時最膾炙人口的小冊子中，陳天華寫道：
殺呀！殺呀！殺呀！……萬眾直前，殺那洋鬼子，殺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滿人若是幫助洋人殺我們，便先把滿人殺盡；那些賊官若是幫助洋人殺我們，便先把賊官殺盡……向前去，殺！向前去，殺！向前去，殺?。?5］
中國政府的反應迫使狂熱的反帝學生們考慮做出某些困難的抉擇。北京希望用乞靈于民族主義和內政改革的辦法，來誘使革命意識離開它的軌道。清廷又一次采取比它1900年支持義和團時更富于幻想的形式，試圖把國內的不滿引向反對外國帝國主義，而不使它反對自己。政府通過創(chuàng)辦一些武備學堂和派遣更多的學生去日本接受進一步軍事訓練（這一切的目的都是為了建立新軍）的辦法，來支持反帝的恢復利權運動。1904年1月的一道上諭批準成立商會，它的目的顯然是在抗拒外國的經濟統(tǒng)治。［16］ 批評政府的人要重新考慮他們的立場了。梁啟超1903年在美國旅行時已開始認為，革命和共和政制未必能治愈中國的痼疾。他深深地有感于清廷改革的氣勢，在1905年斷言說：中國人民只有經過一個“開明專制”的時期之后才能實行自治?？盗憾爽F(xiàn)在認定，帝國主義是中國最直接的威脅，所有的人必須團結起來支持清廷的政策，以反對帝國主義。
雖然，所有這一切對學生究竟有何影響現(xiàn)在還不能確切知道，但顯而易見，學生們的意見是分裂的，而且只有一小部分人贊成排滿的革命。對大多數人來說，反帝是首要任務，而如果他們反對清廷，那可能是因為它姑息西方和日本。可是在1903至1905年之間，學生中有越來越多的人靠近孫中山的立場：反帝的口號聲減弱了；西方式的改革被強調起來；排滿情緒愈來愈強烈。
年輕人的排滿文章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十九歲的四川青年鄒容寫的《革命軍》，它由著名的國學大師章炳麟作序（章氏對滿人的仇恨深深地植根于他的忠于明室的思想）。鄒容和章炳麟的合作，表明了革命運動怎樣使人們結成了出乎意外的聯(lián)盟。
鄒容小冊子的內容包括了對清朝統(tǒng)治的廣泛的指控，并且用最富煽動性的語言號召進行革命，以“誅絕五百萬有奇披毛戴角之滿洲種，洗盡二百六十年殘慘虐酷之大恥辱，使中國大陸成干凈土”。雖然他明言中國備受列強和滿人的“雙重奴役”，但他的憤怒幾乎全部傾注在后者身上。除此之外，鄒容的小冊子還充滿了對法國和美國的革命、德國和意大利的統(tǒng)一，以及對華盛頓和馬志尼等領袖人物及盧梭等思想家表示敬佩的言論。在結論中他給中國的未來開了處方，他坦白地承認：“嗟予小子，……模擬美國革命獨立之義?！保?7］
鄒容言詞激烈的散文和章炳麟的序，觸怒了清朝當局。經過幾個月的緊張努力，他們未能說服上海公共租界的官員們引渡作者們，因為鄒容的文章是在公共租界發(fā)表的。在清廷的盛怒之下被外國人包庇起來的章炳麟和鄒容最后受中西混合法庭的審理，而使?jié)M人受到劇烈挫折的是，1904年5月該庭判決章炳麟三年監(jiān)禁，但只判了鄒容兩年的監(jiān)禁。對于中國政府來說這是一場徒有虛名的勝利，它本來是想從嚴懲處作者的，卻不料被外國的干涉所羞辱，但是，這場官司也暫時使上海革命運動受到挫折。
日本東京的中國學生越來越多，此地馬上變成了革命宣傳的中心。這里宣傳排滿比宣傳反帝要安全一些，所以學生們的寫作逐漸改變了重點。學生們不是集中力量于反帝，或重點攻擊清廷姑息外洋的政策，或致力于倡議需要建立一個新的、更加尚武的中華民族，而是不憚其煩地縷述滿人的缺點。中國百孔千瘡的弊端都被大部分歸咎于這個異族王朝的統(tǒng)治。排滿宣傳正是在不團結成為學生的主要問題的時候加緊進行的。從策略上看，這種宣傳變化的原因之一就是需要有一個廣泛的革命運動，使之包括秘密會黨成員和華僑，以及年輕的知識分子、士兵、勞工和人數雖少但在日益增多的商人——特別是通商口岸的商人。問題在于怎樣能使一個主要是政治性的革命運動適應這一驚人的事實，即中國也正在開始一場社會革命。新的社會集團和階級正在產生，舊的社會集團和階級正在演變。排滿是一種大家都能夠基本上或毫無保留地加以接受的思想，而對于反帝，有人持首鼠兩端態(tài)度，有人則根本漠不關心。這種種情況的出現(xiàn)，部分原因是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滲透是不平衡的。在通商口岸身受外國歧視政策之害的商人和被傳教士或外國士兵破壞了其生活的農村居民，自然比秘密會黨的會員更熱衷于反帝，因為會黨成員有長期的反滿傳統(tǒng)，而很少或完全不接觸外國人；我們曾經以為秘密會黨是反西方的，其實它們基本上是排外的，有時甚至被中國的基督教徒慫恿著去反對滿人。華僑對西方帝國主義有所認識，但同樣至少也感到滿人無能，不能保護他們免受香港、新加坡、河內和舊金山的歧視政策之害；無論如何，他們喊出排滿的口號比批評英國人、法國人或美國人要更加安全。
總之，許多人多半責怪中國的困境是由于滿人的軟弱無能，而不大歸咎于外國的侵略。所有中國人都能夠看到滿人的顢頇無能，而且所有人都身受其害。反帝激情不能取得這種舉國一致的支持，特別是不能取得激進的知識分子和商人的支持，因為這兩種人對帝國主義的敵視心理中還摻和著敬佩和嫉妒的心情，而他們對滿人的敵視感情則是純而又純的。
另外，西方帝國主義在1904—1905年似乎也有所收斂。英法兩國忙于歐洲事務，俄國則正在被日本弄得威風掃地。日本帝國主義此時已構成了比西方的統(tǒng)治更大的威脅，但是自從日本變成了學生們的主要避難所以來，他們也不能把日本當做一個問題來展開爭論。在東京的革命者們會盡量縮小外國對于中國內部起義事件進行干預的可能性，所以他們寧可討論共和政府的優(yōu)點，而姑置帝國主義的劣跡于不論。他們希望用突出排滿而不是用突出反帝的辦法來避免激怒列強，甚至希望盡可能地贏得它們的同情，——這種態(tài)度是與孫中山的態(tài)度不謀而合的。
到1905年時，革命運動同時面臨著兩種情況：又是前景光明，又是危機四伏。革命派仍然害怕外國的侵略，但使他們更擔憂的仍是清政府日益增強的活力。雖然北京的所作所為是瑕瑜互見，但總的說來它表現(xiàn)的活力大大出乎任何人在1900年的預料，而且毫無衰退的跡象。清廷有時對帝國主義者也小心翼翼地表現(xiàn)出堅定的立場，同時它的國內改革甚至超出了它在1898年拒不容忍的那些事物之外。清王朝正在取得新支持，甚至得到了象梁啟超這樣一些有現(xiàn)代頭腦的愛國人士的支持。
這種趨勢是危及革命運動的生存的，但另一些趨勢則為它提供了希望。幸虧有了清廷的維新，學生運動才得以發(fā)展，才有新的機會使得受教育的人們能在創(chuàng)功立業(yè)的同時去推動革命；例如，他們可以一方面在維新派官僚和新軍中工作，一方面又搞顛覆活動。出現(xiàn)了從事教育和新聞這樣的職業(yè)，這在幾年以前是幾乎不存在的。教育改革需要具有某些外國知識的教師。在日本的學生雜志上初露頭角的年輕作者們回到中國之后參加了迅速發(fā)展的中國新聞業(yè)。他們在許多城市發(fā)現(xiàn)，在內政改革上群情日益激昂，比如開展禁煙和禁賭運動，開辦新學堂，進行市政實驗，舉行排外的游行示威等。受過教育的年輕人當上了教師和新聞記者并宣傳激進思想，而且發(fā)現(xiàn)在商會中，在地方官員、警察和士兵中有志同道合的人。總之，學生們能夠找到許多潛在的朋友。他們過去未能在自己中間實現(xiàn)聯(lián)合，也未能團結內地的秘密會社和其他組織，這個教訓使他們懂得需要有一個更廣闊的運動。就象一位學生領袖在1905年所說的那樣，革命思潮就象已經變成大江大河的一條支渠。最初由人力開鑿的支渠已變成一條自然的江河。現(xiàn)在正需要作進一步的努力，要劈山開嶺，到達泉源，取出水來。［18］ 他們仍然保持著樂觀態(tài)度和決心。
?。?］ 關于這一辯論的情況，請看希夫林的《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一書第26—35頁和42—44頁的討論。關于興中會建立日期及其他情況的研究，具載于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第152—165頁；關于會員情況的詳盡分析，見第180—205頁。又見鮑羅克：《略論秘密會社在孫中山共和國運動中的早期作用》，載謝諾：《中國的民間運動與秘密會社，1840—1950年》，第138—139頁。
?。?］ 謝文孫：《關于辛亥革命的中國史學：評論與書目選》，第16頁。
?。?］ 希夫林：《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第131頁。
?。?］ 黃宗智：《梁啟超和近代中國的自由主義》，第26、28—30、60頁。
［5］ 唐·普賴斯：《俄國與中國革命的根源，1896—1911年》，第134頁。
［6］ 李劍農：《1840—1928年中國政治史》，英譯本第183頁。對孫中山性格的種種描述，見K.S.劉：《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24頁。薛君度：《黃興和中國革命》，第35—36頁。
［7］ 法國殖民部編：《印度支那的對外關系》，B—11（36）第33盒（1906－1909年），第2號文件。法國外交部長1900年7月28日給殖民部長的信，報道了1900年6月7日的一次談話。
?。?］ 法國殖民部編：《印度支那的對外關系》，B—11（36）第33盒（1906－1909年），第4號文件。印支總督致法國殖民部長的信，1903年2月26日。關于孫中山與法國人的關系，又見蒙荷蘭德：《法國與孫中山，1900—1908年》，載《亞洲研究雜志》，卷32第1期（1972年11月）第77—95頁。
［9］ 《孫文自傳》，載《國父全集》，卷1第36頁。
?。?0］ 見德巴萊等編：《中國傳統(tǒng)資料集》，第757—759頁。關于梁啟超的影響的例子，見汪一駒：《中國的知識分子與西方，1872—1949年》，第223—224頁；毛澤東給斯諾講述的自傳，見《西行漫記》，第137、139—140頁；許芥煜：《周恩來》，第12頁。
?。?1］ 上面所述，均引自波多野善大：《論新軍》，載《革命中的中國》，第366頁。
［12］ 引自查爾頓·劉易斯：《湖南的維新與革命》，（加利福尼亞大學博士論文，1965年）第165頁。又見劉易斯：《湖南省的思想與制度的變革，1891—1907年》。參照愛德華·羅茲：《從廣東看中國的共和運動》，第47—48頁。
［13］ 薛君度：《黃興和中國革命》，第18頁。關于這些團體的活動的概述，見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第251—256頁。關于這些活動和1905年以前其他革命活動的材料，見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編：《革命之倡導與發(fā)展》，第1—3冊。關于學生的刊物，見同上，第2冊第499—763頁。張枬與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集（1901—1904年）、第2集（1905－1907年）?！抖硎戮劇返娜冢?5期，1903年12月15日至1904年2月25日）和《警鐘日報》338期的大部分（1904年2月29日至1905年1月30日），均存臺灣國民黨檔案館。
?。?4］ 瑪麗·蘭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第29—30頁。關于光復會的主要材料，見陶成章：《浙案紀略》，載柴德賡等編：《辛亥革命》，第3冊第3—111頁。關于此事的分析，見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第289—300、403—528頁（其中有271名已知會員的名單）。
?。?5］ 周錫瑞：《湖南和湖北的辛亥革命》，第48頁（陳天華：《警世鐘》）。
［16］ 引自羅茲：《中國的共和革命在廣東》，第62、68頁。
?。?7］ 見鄒容：《革命軍》，由約翰·勒斯特作序并翻譯加注，英譯本（第123頁）。中文原文又載于《辛亥革命》，第331—364頁。
?。?8］ K.S.劉：《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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