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夏是中國的轉折點。事態(tài)變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日本戰(zhàn)勝了俄國，這件事正發(fā)生在中國政府及其革命的反對派都想探索未曾經(jīng)歷過的道路的時候。對每一方來說，日本的經(jīng)驗指出的是截然不同的道路。
在中國人和其他亞洲人看來，日本瞬息之間已變成了一個現(xiàn)代化國家和世界強國。它令人注目地改變了國際關系（特別是亞洲的國際關系），因此它贏得了全世界的欽仰。清廷看到日本人在取得這些舉世矚目的成就的同時，實行了立憲和創(chuàng)建了議會，但卻沒有完全摒棄他們的傳統(tǒng)。的確有理由相信，日本人之得以加強國家團結是因為復蘇了代表國家的古代天皇制度。北京對研究日本的立憲政體非常感興趣，準備如法炮制。
革命黨人則從日本的經(jīng)驗中學到了更多的東西。亞洲人可以戰(zhàn)勝西洋人，贏得他們的尊敬，甚至可以激勵他們奮起革命。革命黨人現(xiàn)在對外部世界充滿了好奇心，中國學生到處尋找思想和資料。他們意識到世界上有一股新潮流，并且從俄國、波蘭、土耳其和許多其他地方以及日本找到了證據(jù)。給學生們印象最深的是其他民族的戰(zhàn)斗性，特別是日本人的尚武精神。（同樣地，梁啟超對日本團結性的觀察促使他發(fā)出了要注意“公德”的號召。）看來，強烈的舉國一致的共同意識可以彌補缺少自然資源之不足，也可以彌補現(xiàn)代化起步晚的缺點。中國學生感到，國民萬眾一心地投身于國家目標的精神恰恰是中國國民所缺少的，而沒有這種精神，中國就仍然會是比它更加統(tǒng)一的國家的刀俎之肉。團結又恰恰是他們自己運動所缺乏的東西。他們受到新的希望和信心的鼓舞，再一次走向聯(lián)合。1905年8月，經(jīng)過十年零星的和不協(xié)作的行動之后，運動的各個山頭都聯(lián)合組成一個單一的反清組織——中國同盟會。［1］ 它變成了在以后兩三年間使革命派被認為是真正奪權對手的工具。
同盟會所代表的企圖是，首先聯(lián)合學生組織，其次再把它們團結到孫中山及其追隨者周圍。雖然這一點成就是有限的和暫時的，但它是革命運動中令人注目的前所未有的大統(tǒng)一。該組織成立的頭一年內(nèi)約有一千人入會，大多數(shù)是來自學生團體。創(chuàng)建人希望進一步發(fā)展到第三階段，即實現(xiàn)全國性反清聯(lián)合，但沒有成功。聯(lián)合從一開始就是脆弱的，到1907年就開始破裂了。同盟會在1908年實際上停止了活動。雖然它在1910 年重新恢復起來，但在1911年各地起義推翻清王朝時，同盟會會員不足一萬人。在該組織活動的高潮時，它可能有更多的會員，而且它肯定還有許多的同情者，但是甚至一位革命領袖也估計說，大多數(shù)在日本的學生都是擁護君主立憲政體的。
1905年建立的同盟會把革命運動帶到一個新階段，但同盟會此時與其說是推進的力量，不如說是一個象征。對于一個運動來說它是一個傘形組織，這把傘容納不下這個過于多樣和過于廣泛的運動。當一個廣泛的反清聯(lián)合在1911年迅速成為事實時，同盟會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還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部分。但是，至少在1905—1908年期間，它是革命者的武器、錢財和思想的主要來源，它也是清廷進行反擊和外國人感興趣的重要目標。不論是友方或敵方，經(jīng)常都把同盟會直指為“革命黨”。
一個新的革命戰(zhàn)線的形成
在日本的中國學生開始承認需要實行更大聯(lián)合的時候，孫中山已經(jīng)在檀香山和美國的華人社會游歷。在尋求秘密會社支持的過程中，他甚至在1904年參加了美國的三合會分會。他籌措的錢只夠開銷旅行費用。他受到中國基督教徒和西方人士——特別是傳教士——的鼓舞，但大多數(shù)華僑傾向康梁的保皇會，不那么贊助孫中山和其他革命者。
1905年初，孫中山原已渺茫的希望突然又有了實現(xiàn)的可能。他在返回日本的路途中會見了在歐洲的中國學生。經(jīng)過與他們的激烈辯論之后孫中山承認，他過去忽視了學生，過于信任秘密會黨了。他公開表示他已被說服：學生——特別是滲入新軍中去的學生——可以扭轉形勢而有利于革命。學生和孫中山同意要組織一個新的革命政黨，學生和秘密會黨在其中處于半斤八兩的地位。由于孫中山改變了對學生的態(tài)度，一位興高采烈的學生說：我們興奮地給東京寫了一封信報告這件事情，要求我們每一個同志在孫中山到達日本時熱烈地加入他的組織。［2］ 至于孫中山，他的興奮情緒可能因這一事實而減弱了：他在歐洲五個半月期間所吸收的六十名學生，在他離去時紛紛退出了組織，只剩下了十四人。
在日本的留學生中間雖有尖銳的分歧，但很少人強烈反對追隨孫中山來實現(xiàn)大聯(lián)合的思想。盡管孫中山屢遭失利，他仍享有任何個別領袖應有的最高威信。孫中山的主要本錢是他精通外國的情形。當學生們擔憂外國可能要對一場革命進行干預的時候，他們要尋找一位能使他們的革命運動為外國人所接受的領袖。孫中山所受的西方教育以及他的廣泛經(jīng)驗和聯(lián)系（特別是在西方和日本的聯(lián)系），是其他革命者所不能望其項背的。外國領袖們認真地看待孫中山，密切地注視著他的業(yè)跡，有些人偶爾還破格地要見他一面。他沒有象康梁那樣受到美國總統(tǒng)和國務卿的接見，但他和他的兩位政敵康梁一樣引人注目，他們是被排除在慈禧太后七十壽誕（ 1904年）之際滿人實行的大赦之外的僅有的幾個“叛逆”。因此，他是中國三名天字第一號的公敵之一，而且他在三人中是唯一的倡言無忌的革命者。他為人正直無私，全心全意獻身于共和政制和現(xiàn)代化，這種種都是沒有疑問的。在華僑中間籌集款項方面，沒有任何其他革命者有他這樣大的能耐。學生們在中國內(nèi)地比孫中山有更多的聯(lián)系，但1904年起事的失敗表明他們還做得不夠。必須在國外做大量工作，而國外的工作又必須與中國大陸的工作相配合。孫中山同秘密會黨的聯(lián)系可能補充國內(nèi)學生組織之不足?？偟恼f來，他是能夠指望把一個高度分散而廣闊的運動聯(lián)合起來追隨他的唯一人物。（有一位學生說過一句有趣的話，即孫中山的鼎鼎大名足以分散視力，使人們不去注意那些真正干革命工作的革命者。［3］ 現(xiàn)在還不能肯定有多少人持這種看法：把孫中山看成是船頭裝飾像和避雷針的混合物。）
孫中山在1905年7月19日在日本登陸，他發(fā)現(xiàn)他的日本朋友們（見第六章）已經(jīng)與黃興、宋教仁、陳天華及華興會的其他湖南領袖們建立了密切的聯(lián)系?？墒牵瑺幷撊匀淮嬖?，而且因為別的組織將要被囊括進這個聯(lián)盟之中，所以談判變得復雜了?；镜臓幷撌?，孫中山主張小規(guī)模而嚴密的組織，學生們卻主張建立其基礎更廣泛而比較松散的組織。這個有爭議問題的部分內(nèi)容是，象華興會等原來的舊團體是否還要在同盟會之外獨立地繼續(xù)存在。另一部分內(nèi)容是會黨和新軍將起什么作用，以及它們與知識分子將維持什么關系。象他在歐洲與學生們討論時所說的那樣，孫中山仍然強調會黨所具有的革命潛力和他與它們保持聯(lián)系的意義。宋教仁等學生領袖則認為，知識分子乃是革命陣線內(nèi)最重要的集團。孫中山同意會黨需要由學生領導，否則只會使革命瀕于毀滅，但他堅持，學生的領導權只有通過會黨的力量才能實現(xiàn)。可是，學生似乎同意他們在歐洲的朋友們的意見；后者相信，知識分子應該集中力量在新軍中搞策反工作，因為新軍中的許多軍官曾留學日本，并且是同情革命的。孫中山再一次承認他被說服。最后達成了這樣的協(xié)議，即不論是會黨或新軍對革命都是重要的，但這種妥協(xié)并不嚴格地指導政策。雖然革命黨人想對會黨和新軍二者都做工作，但1905年以后的幾年中會黨仍繼續(xù)給反清運動提供人力。只是在會黨舉事幾經(jīng)失敗之后，新軍才大大地受到了革命黨人的注意。
孫中山和學生們還辯論權力應該怎樣構成和分配的問題。最后，孫中山滿足于落得個“總理”頭銜和集權領袖制的門面，同盟會則采納了復雜的正式結構，以美國政府為模式。為了搞一套聯(lián)邦制，使之互相制約和平衡而又有分權，孫中山及其同志們甚至創(chuàng)立了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門，但這只是象征他們忠于現(xiàn)代的共和政制而已。在這種民主結構和密謀行為的奇怪結合中，西方形式不過是門面裝飾。那些職能部門馬上變成了各省的支部和其他派別及小組。
除了一個省外，各省在同盟會中都有代表，已知最初大約四分之三的會員是日本留學生。約有一百名會員——其中許多人是學生——都是在國外入會的。所以同盟會很不同于孫中山的第一個革命團體；那第一個團體絕大多數(shù)是廣東人（其中逾半數(shù)住在國外），而且最大的職業(yè)成分是商人（42％）和手工業(yè)者（18％）。在同盟會的會員中，廣東人仍比其他省的人多，但湖南緊列第二，這兩省共占會員總人數(shù)的三分之一。另外兩個大隊伍是湖北人和四川人；其余會員分屬其他十三個省籍，其中五個省只有十名或不足十名會員。［4］
從現(xiàn)有的會員花名冊來看，它可能夸大了學生在同盟會中占優(yōu)勢的程度。在同盟會存在的七年內(nèi)學生會員是它的骨干分子，而且也是它最大的組成部分，但同盟會實質上是一個聯(lián)合組織，其中沒有一種成分——甚至也沒有哪一個省的學生組織——是占統(tǒng)治地位的。至少比起初期的中國革命團體來說，它的品類的龐雜，還不只是由于它所代表的省份比較廣泛。學生組織中包括蔡元培、吳稚暉、章炳麟和劉師培等年歲較大的知識分子，他們許多人有國學修養(yǎng)，甚至還擁有傳統(tǒng)的功名。他們代表著極其紛紜繁雜的思想，有時彼此嚴重地形成對立。有些人，例如吳稚暉和章炳麟之間，還有很深的個人宿怨。有些人對孫中山抱猜疑態(tài)度，有些人又對他很親近。有些人與秘密會黨的頭頭緊密合作，有些人卻與西洋人和日本人密切協(xié)作，還有些人則主要與學生配合工作。各省同鄉(xiāng)會兼?zhèn)淞诉@些分歧，會員中間大部分出自上層社會的人也是如此，從這方面來說同盟會也決不是一個和諧一致的組織。比如孫中山的追隨者中間主要是海外華僑，他們大多數(shù)是小業(yè)主，也包括某些大企業(yè)家和各式各樣的勞動人民。他們許多人和中國國內(nèi)有聯(lián)系，特別是在會黨中間有聯(lián)系。孫中山的追隨者比起學生及其同盟者來雖然人數(shù)很少，但卻有舉足輕重之勢。同盟會的經(jīng)費來源主要是孫中山籌集的款項，特別是他從華僑中間籌集的款項。這一點使孫中山的追隨者的發(fā)言有了分量，他的個人影響也因華僑的財政支持而得到加強。除了許多小的捐助者外，還有幾位富戶也捐助了巨款：其中有些人是孫中山的朋友，有些人是學生們的親戚或朋友，還有些人是不屬于任何派系的。但重要的問題是它沒有統(tǒng)一的指揮和嚴格的紀律。這個聯(lián)合中的各個團體雖然經(jīng)常合作，但它們并不能融為一體。每個小團體都有它的門戶之見。因此，學生人數(shù)雖多，但并不表明他們掌握了同盟會的實權。
意識形態(tài)與“革命-改良的辯論”
1905年革命黨人實現(xiàn)的團結雖然還很不完全，很不穩(wěn)定，但它已達成了這個運動十年來空前未有的程度，它的粘合劑是意識形態(tài)，但這只是說，革命黨人在意識形態(tài)中的分歧多少比在其他方面少一些而已。在共和革命運動中還沒有一個被廣泛接受的主義。勿寧說，一個活躍而強烈的思想酵素是他們都公認滿人無能，天命當改。在這個問題上大家詢謀僉同，但當涉及共和政制、土地、其他經(jīng)濟政策、社會變革和一些更具體的政策問題時，革命運動中的意見又形成互相鑿枘之勢了。
一方面是意見的一致在日益擴大，一方面是思想的交鋒也愈演愈烈，這二者都有助于使我們了解共和革命運動的性質及其在中國近代史中的地位。意見日漸一致的人士包括許多所謂“改良派”及革命黨人。雖然雙方爭持激烈，甚至有些不懷好意，但他們之間的交鋒表明，他們在不少方面有共同見地，甚至還有一些令人矚目的共同設想。這些思想交鋒也顯示了革命黨人之間的分歧，其嚴重程度也不下于梁啟超和孫中山之間的分歧。辯論的雙方，特別是革命黨人方面（因為梁啟超在1905年僅三十二歲，他實際上是單槍匹馬作為辯論的一方），提出了極不相同的見解，這些見解在激烈的爭論漩渦中又往往變得更加形同冰炭。不論哪一方。確實可以說也許是不論哪一個人，都沒有始終一貫的立場。相反，這個時期的思想家們由于近乎發(fā)狂地要尋求、吸收、博采和運用新觀點，他們的特點是高度折衷主義的、自相矛盾的、模棱兩可和變化無常的。雖然如此，從1905至1911年雜亂無章的著作中還是出現(xiàn)了這樣一些思想，其力量足以開展近代中國知識界的革命，其內(nèi)聚性足以為政治和社會革命提供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基礎。
革命意識形態(tài)的主要輪廓是孫中山提出來的。孫中山作為一位思想家來說可能缺乏深度，但他在觀察別人的情緒、調和他自己和別人的思想以及生動簡明地表達自己意見等方面的能力，往往能補自己思想之不足。由于孫中山不耐心搞枝枝節(jié)節(jié)的問題，同時又陷于種種復雜的事務之中，更因為他把絕大部分精力放在籌款和搞革命的實際工作方面，所以他便把詳盡闡述革命思想體系的工作交給別人去做。他們填充著他的思想輪廓，還加進了他們自己的意見，這樣其中有些人便遠遠超過了他。自然，也有人從一開始就部分地或全部地反對孫中山的思想框框。同樣地，整個運動因發(fā)展了很大一批人員和組織而使孫中山難以掌握，運動的各種思想也超過了三民主義的內(nèi)容?？墒?，孫中山在不斷的失敗和挫折中仍能重獲運動的主導地位，而且在以下幾個方面——即在革命運動的排滿主義或共和思想方面，在它的戰(zhàn)略或戰(zhàn)術（特別是它的密謀方式）方面，以及在它力求調和又要反對外國統(tǒng)治又要尋求外國幫助及支持這二者之間的矛盾方面——處處明顯地留下了他個人的烙印。孫中山的社會和經(jīng)濟政策的思想是最招物議，也最少被共和派陣營所接受的，但即使在這方面他的影響仍然是巨大的。不管是同情者還是批評者，哪怕他們各持己見互不相下，但仍然要圍繞著孫中山所說的和所想的內(nèi)容來爭辯，仍然要討論他提出過的問題，仍然要使用他創(chuàng)造出來的術語。［5］
革命思想的精髓表現(xiàn)在孫中山所擬定并為同盟會全體會員所接受的誓詞中：“驅除撻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從1905年起，由于數(shù)十位作者在發(fā)行于全世界的報刊和小冊子上的勞動，這副空骨骼架子就變得有血有肉了。東京仍然是中心，稿件則紛紛來自香港、新加坡、巴黎、舊金山、溫哥華、檀香山，以及當清朝控制稍松時的中國國內(nèi)地方。最重要的出版物是同盟會的機關刊物《民報》。它在1905年11月創(chuàng)刊于東京，共發(fā)行了二十四期，直到三年以后被迫停刊為止；1910年又增印了兩期。它的編輯部改組了幾次，報紙一直對各種各樣的觀點都開放。特別在1905至1907年期間，其他報刊也很活躍，雖然《民報》辦的時間最長，也吸引著更多知名的革命黨人給他寫稿，但它從不是運動中唯一的聲音。［6］ 這些報刊彼此之間也有很多聯(lián)系，例如相互轉載文章，相互宣傳文章的要旨等，但大多數(shù)情況還是各走各的道路。有些出版物采取了與同盟會政策針鋒相對的立場，其中最著名的有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紀》雜志和在東京發(fā)行的《天義報》；前者宣傳克魯泡特金和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后者宣傳自己的種種無階級、無國家的社會的觀點以及關于維護女權的論點。除此之外有一種革命刊物重在宣傳排滿和保存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有一種著重介紹外國的思想，有一種則注意宣傳保衛(wèi)中國邊境使之不受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犯。
可是在1905年時，主旨是統(tǒng)一和民族主義。學生們和孫中山都對他們國家的前途有一種高度的緊迫感。西方和日本是他們用以衡量中國進步的標準，比起西方和日本來，中國青年為國家的落后感到羞愧難當?，F(xiàn)在，1905年8月13日孫中山在東京的學生群眾集會上告訴學生們說，中國甚至可能進步得比日本更快。
在中國學生看來，日本的速度是令人目眩神移的；現(xiàn)在親聆中國革命領袖說中國可以進步得甚至更快，這使他們象觸電似地震動。孫中山告訴他們，中國得天獨厚地有許多有利條件綜合在一起：有令人崇敬的歷史遺產(chǎn)，有無與倫比的人力和物質資源，有日本和美國可資借鑒，有日本朋友和象他本人那樣的一些中國領袖——他們懂得日本和西方因而在借鑒時知道如何取舍。據(jù)他的觀察，日本的現(xiàn)代化是由一小批人指導的。幸虧有一批留學生正在獲得建設新中國所需要的知識，所以他們的國家馬上會得到與日本一樣的領導者。只要中國的革命者保持團結，沒有辦不到的事情。他們能夠創(chuàng)建最現(xiàn)代化和最有效率的政府，就象他們能夠制造出最現(xiàn)代化和最有效率的機車那樣容易。他們能夠應用亨利·喬治的原則使他們的經(jīng)濟現(xiàn)代化。他們能夠擺脫外國的統(tǒng)治而獲致完全的主權，其辦法是建立一個共和國，以此向外國人證明中國是強大的、堅定的和進步的。
孫中山所強調的主題——統(tǒng)一、主權和國家強盛——是很適合學生們的胃口的。他們接受他，主要是因為他懂得外國人的威脅，不僅知道怎樣去消除它，而且知道怎樣把它變成對中國革命的支持。他滿懷信心地說出了學生們所感到的特殊使命感，他說：“每一件事都能被有決心的人安排好。常人所不懂者，一定會被〔這些〕人介紹明白……如果我們能在一種變革中打動人們的心，文明就會立刻來到，不出十年則‘獨立’必將深入人心。”［7］
孫中山呼吁學生們要起而領導一場救國的十字軍運動。這個呼吁是未來革命領袖們在以后數(shù)十年內(nèi)要一再發(fā)出而學生們要不斷聽取的呼聲。在這種情況下，它使運動的其他目的大大地相形見絀，甚至與其他目的發(fā)生了沖突。例如，同盟會誓詞中所說的共和政制和平均地權這樣一些目標，相當于三民主義中的第二、三項，即民權主義和社會主義（中文即民生主義）。三民主義中的民粹主義和平權主義與學生們的習慣和感情完全對立，而且也許是與他們的上層階級的出身背道而馳的。雖然他們被民主和社會正義的新思想所強烈地吸引著，但他們甚至更強烈地向往民族主義，這或許是因為民族主義既能喚起愛國主義的新感情，又能喚起團結一致和文化優(yōu)越感的以往的意識吧。
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第二、三項所得到的支持，要比第一項（民族主義）少得多。誠然，孫中山本人無論怎樣喜歡把他的三民主義同自由、平等、博愛，以及同民有、民治、民享相提并論，卻顯然有一種超人論的色彩；和學生們一樣，他之重視人民參政卻不如他之重視強有力的領導。另外，他和學生們一樣的是，他把民主和社會正義的理想擺在迅速改變中國成為富強國家的目標之下。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目的，對人民權利、制約與平衡以及聯(lián)邦制，中國的革命志士并沒有漠然置之。但是，他們之所以珍視民主更多地是由于它似乎能與國家的強大聯(lián)系起來。最強大的國家是民主制國家，而且最快地富強起來的國家美國就是個共和制國家。民主共和政制主要是能借以建成一個強盛中國的手段。社會正義同樣也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而以手段成分居多：中國人相信，社會主義意味著要終止貧富懸殊，終止特權的存在，但它也意味著全國的統(tǒng)一。當?shù)诙虻谌齻€主義可能危及第一個主義的實現(xiàn)時，第二或第三個主義應該讓路，或者放松要求。例如，有幾次“平均地權”被悄悄地收了起來，以便安撫地主集團或其他人等，因為他們的支持這時被認為是“國民革命”之所需。［8］
中國人在擬定這些觀點時一方面著眼于外國的威脅，同樣也注視著外國的楷模。在1911年以前約十年間的中國精神生活中，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外國的影響。中國人對外國生活懷著好奇心理并且傾向于采用外國思想，這種情緒自從1860年前后已在慢慢增長，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以后又加速發(fā)展了，而在1905年以后達到了近乎發(fā)狂的程度。有時中國青年在狂熱地學習西方和日本的時候，忽視了把他們的所學應用于中國的問題。革命的作者們更注意土耳其、波蘭和葡萄牙的愛國運動，而不大注意廣州和上海的愛國運動。當他們熱烈地討論民主和社會正義的時候，通常是用外國思想家們的名詞——這些名詞更適用于外國的問題，而不是中國的問題。例如，他們主要根據(jù)德國的政治理論和日本的實際來討論立憲政制。他們寫到俄國的革命黨人，寫到他們使用恐怖和政治暗殺的問題，但很少提及俄國和中國之間的區(qū)別，以及他們自己和俄國革命人士之間的區(qū)別。他們勁頭十足地討論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其志趣在于用以解釋西方的思想和政治問題（如英國工黨的前途），而不是討論怎樣發(fā)展中國的社會主義的問題。偶然有一位作者探究對中國來說是極關重要的問題，例如土地國有化問題、土地政策與稅收政策之間的關系問題，但就是這類討論也往往旨在反映西方問題，而不是反映中國問題。例如，這些問題大部分產(chǎn)生于對國家社會主義是否可取的探討中，而且中國的社會主義者是把它們當作德國的和日本的政治問題來加以討論的。
中國人不僅僅是羨慕別人的模仿者。他們看到了西方生活有許多可資批判的東西，他們也預見到工業(yè)化國家孕育著嚴重的經(jīng)濟和社會危機。他們以令人嘆為觀止的手法把馬克思的話顛倒過來，預言中國社會比工業(yè)化國家更容易建立社會主義，因為在工業(yè)化國家中階級分化是太明顯了。因此，他們勾畫出一幅比較和平地過渡到適中形式的中國社會主義的圖景。有些人——最著名的是孫中山——也提出修改西方的民主實踐的問題，如果中國也要實現(xiàn)共和政體，這是勢在必行的。但總的說來，他們?nèi)允菬o批判地吸收外國的觀點，囫圇吞棗，而不經(jīng)過充分的咀嚼。這就引起了知識上的消化不良，這樣，當他們建立新的政府的時機到來時，它又轉而造成了政治規(guī)劃不周和執(zhí)行不當?shù)那闆r。
中國的革命黨人感到與“進步的”外國人有手足之情。鑒于他們自認為是民主派、社會主義者以及民族主義者，所以他們感到自己是全世界先鋒力量的一部分。這就是他們?yōu)槭裁慈绱说刈⒁馔鈬锩耸康囊粋€原因。關于共和制和社會主義正在席卷全世界的信念，使中國人對這兩個主義大感興趣；中國人認為它們是最新的和最“先進的”思想，它們會給國家的強大、政治的統(tǒng)一和秩序以及社會福利準備條件。在他們尋求新的和進步的東西的時候，中國知識分子往往抱住一個觀點又舍棄一個觀點，或者把那些很難共存的觀點兼容并收在一起。他們的思想意識把他們的個性弄得嚴重分裂，其中主要的矛盾是對外國人的難以言喻的態(tài)度。他們對外國革命者有親切感，可是他們也妒忌外國的富強；他們反對西方的和日本的帝國主義，但他們又同時向西方和日本求助。這種進退維谷的狀態(tài)淵源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部分統(tǒng)治，它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了革命運動及其意識形態(tài)的不穩(wěn)定性。在革命人物中間，有的掉隊了，有的變節(jié)了，有的改信別的思想了，并且在自己隊伍中間出現(xiàn)了爭吵。章炳麟對共和制的價值及其是否適合中國國情表示異議；主張社會主義的人爭論國有化應該實行到什么程度；無政府主義者攻擊一切形式的有組織的權威；《民報》則悉心推敲在涉及多數(shù)人意見與“普遍民意”時的少數(shù)人和個人的權利問題。到了1907年，這些意見分歧爆發(fā)為宗派主義和公開的爭吵?？墒牵幸粋€重大的、政治方面多于思想意識方面的問題仍對同盟會的思想意識有影響。孫中山被章炳麟等人指控從日本人方面接受了一筆巨款，另外他又因忽視中國同志和偏袒日本支持者而受到指責。另外一個問題主要也是章炳麟挑起來的，而且明白無誤地涉及一人政治問題，即革命是否過于洋化而有損于中國自己的文化和傳統(tǒng)。同盟會從來沒有用一個聲音講話，而從1907年起它的宗旨是不和諧的，主要分歧之點是關于中國與外部世界之間的關系的問題。
應該從同盟會意識形態(tài)上的狂熱、活躍、成長、混亂和政見分歧這樣一個背景，來看待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間的爭論。這場辯論主要是1905至1907年在梁啟超的《新民報》和在《民報》上展開的。1907年10月以后當梁啟超的報紙停刊以后，論戰(zhàn)在中國國內(nèi)和國外的出版物上繼續(xù)進行，但其爭論點已不那么集中，其方式不那么系統(tǒng)了。
梁啟超為清廷大力引進立憲政府而積極地作辯護，同時他激勵北京更快地走向比它的維新所企圖達到的更扎實的民主。他以更強烈的筆觸嚴厲地抨擊革命黨人，但是他的攻擊題目是經(jīng)過挑選的。梁啟超在民主和人民主權、國力、工業(yè)化和社會主義等等問題上的觀點，很接近許多革命派人士的觀點；在這些問題上他們通常只爭論細節(jié)或方法，而不是爭論根本目標和價值。1905—1907年辯論的關鍵問題是，不首先推翻滿人能不能達到這些目標；這些目標能不能很快地達到；反滿革命會不會招致——或防止——外國人的干預和接管。雖然他們也辯論不同的社會主義形式的問題和中國應該實行立憲君主制或實現(xiàn)共和制的問題，但他們討論這些問題就不如爭論應否容忍滿人繼續(xù)統(tǒng)治的問題那么火氣大了。
梁啟超的根本立場是，反滿革命是危險的和不必要的。說它危險，是因為它可能引起混亂，勢必招致外國的干涉。說它不必要，是因為滿人已經(jīng)開始進行的改良本身會逐漸消除他們的專制統(tǒng)治于無形。梁啟超這些看法的基礎是他對中國能否取得很快的根本改變抱著極端悲觀的態(tài)度。他是一個敏感而變化莫測的人物，受到當代動亂的猛烈沖擊，所以他不能始終如一地堅持這些看法，但這些是他信念中最執(zhí)著的一部分，在1905—1907年期間他頑強地為它們戰(zhàn)斗著。
革命黨人的觀點則認為，國事已經(jīng)混亂不堪，而且外國勢力已出現(xiàn)在中國，這一切都得由滿人負責。正是這些本身就是異族統(tǒng)治者的滿人，他們縱容了列強進入中國，而且又沒有能力把它們趕出去。的確，清廷已經(jīng)默許西方對中國的統(tǒng)治，以便維護它的寶座。中國之所以喪失了它從前在世界上的煊赫地位，不是墨守傳統(tǒng)、或者人口過多、或者任何歷史事件之過，而是清政府喪師失地的結果。因此，革命黨人責怪入侵的帝國主義列強少于責怪中國的那些不能大力抵抗入侵者的人?！睹駡蟆返淖髡邆儤O力縮小外國的侵略性，一方面用來駁斥梁啟超，一方面用來支持革命者的論點，即盡管列強由于中國軟弱和清廷的姑息而獲得好處，但它們現(xiàn)在也會歡迎北京有一個穩(wěn)定而進步的政府。
梁啟超猛烈攻擊說，外國的統(tǒng)治已迫在眉睫，因為他堅持列強貪婪成性，會迫不及待地利用機會瓜分中國。他甚至反對爭取獲致外國資本。孫中山則堅決認為，西方和日本的援助在努力推翻滿人的時候就可取得，從而把中國推向前進。他無休止地想方設法要弄到這種援助，他一直深信，如果沒有外國人的幫忙，中國革命是不可能勝利的。支持他的人，象《民報》的主要執(zhí)筆者胡漢民，都是捍衛(wèi)孫中山的觀點的，所以同盟會公開呼吁外國給予援助。
清政府在排外運動中曾于1900年促使秘密會社“殺盡洋人”，現(xiàn)在仍在起勁地強調“恢復國權”。它的維新派擁護者們認為，它的努力即使還不充分，但也比革命黨人的姑息政策可取。的確，當1908年的事件使民族感情需要集中起來反對日本時，革命黨人并未帶頭。相反，一只日本船為革命黨人運送走私槍支，政府對它的拘留卻得到了群眾熱烈的支持。雖然許多人對政府未能堅持抗拒帝國主義而感到憤怒，但至少在1909年以前他們寧愿敦促它多做點事，而不是想到去推翻它。
同盟會的一些發(fā)言人堅決認為，推翻滿人的統(tǒng)治是有效地抗御帝國主義和建設一個現(xiàn)代國家所必不可少的第一步。希夫林敏銳地注意到，當時革命的民族主義由反帝暫時轉向反滿，主要是在策略上轉移了重點：“不是年輕的民族主義者忘記了他們的反帝冤仇，而是他們感到?jīng)]有希望贏得這場沖突，因此他們在對外關系方面安于表現(xiàn)出克制的態(tài)度?！保?］ 還得補充一點，革命黨人不愿直接攻擊外國列強，這并不妨礙他們間接地宣傳反帝論點；當他們發(fā)誓要結束滿人統(tǒng)治時，他們也保證要恢復漢人統(tǒng)治下的中國。
在火熱的意識形態(tài)爭論中，排滿思潮沸沸揚揚，掩蓋了其他問題?！睹駡蟆沸Q：“所謂惡劣之〔滿人〕政府，謂以惡劣之民族而篡據(jù)我政府，其為惡也根源于種性，無可剪除，無可增飾，不指一二端之弊政而云然?！保?0］ 這樣喧囂的種族主義喊聲可能主要只是一個宣傳策略口號，而不是意識形態(tài)的原則，但是它創(chuàng)造了一種辱罵和仇恨的氣氛，使得講道理的討論受到干擾。因此可笑的是，當知識分子在革命中越來越起重要的作用時，理性反而被感情所壓倒。一位學生后來在總結1905年前后他們那一代聽到各種主張作何反應時寫道：“當我們從梁啟超那里獲得精神食糧時，我們從孫中山先生及其同情者那里得到感情上的營養(yǎng)。一般說來，當決定性時刻到來時，感情導致行動；當這一時刻在中國到來時，孫先生這位夢想家兼實干家在對擁護憲制政體〔即立憲君主制〕的新式文人的論戰(zhàn)中贏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保?1］ 革命黨人重視的是要贏得這場辯論，不大重視解決有關共和政體、土地政策和外國人在中國現(xiàn)代化中的作用等棘手問題，所以他們得不償失：打贏了意識形態(tài)上的一場小遭遇戰(zhàn)，卻丟掉了爭取對新中國的領導權。后來，當清廷已倒而排滿思想已達目的時，他們就再也沒有什么東西可以提供給國家了。合起來看是個笑話，在1911年以前忽視了他們的共同目標、利害關系和價值而且彼此視同切齒之仇的改良派和革命派，即將在 1911—1912年攜手并肩地推翻清廷。因此，這些辯論表明了1911年以前對反清運動是多么沒有準備。
1905—1908年的思想戰(zhàn)線大辯論令人奇怪地脫離了中國的生活。辯論的內(nèi)容不但忽視了百分之八十住在農(nóng)村的人口，而且也脫離了城市新興的運動。除了經(jīng)常發(fā)生的、有時還是規(guī)模巨大的排外示威之外，還有許多從事形形色色改革的組織，其中有些組織從純粹地方性的活動發(fā)展成為省一級的、甚至全國規(guī)模的運動。這些運動包括從禁賭、禁煙、禁纏足運動等常見的改革計劃，到組織學聯(lián)、勞工聯(lián)合、鐵路建設和公共工程等。在所有這些活動中，有從未在公共生活中一顯身手的人們——特別是婦女、青年和商人——開始參加。1905—1908年革命運動領袖們的觀點幾乎沒有涉及這些可能的支持者所關心的事情。革命領袖們關于政治和經(jīng)濟問題的想法同排外的示威者和社會改革者的行動相去甚遠：后兩種人的喊聲越來越高，要求清廷應該快些采取更果斷的行動。只是在革命知識分子指責清廷的改良辦法主要是為了加強滿人政府的騙術時，他們才能與群眾的抗議活動取得了有效的聯(lián)系。一方面是革命黨人揚言要致力于民族主義、民主與社會福利，一方面是公眾越來越要求國家的尊嚴、自治和社會改革，但這二者之間存在的可能的結合并未得到加強。沒有建立任何組織紐帶。如果說有什么聯(lián)系，那只是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已經(jīng)同意了的觀點上的聯(lián)系。梁啟超及其《民報》上的反對者所爭辯的東西，同廣州自治商會和南昌自治協(xié)會這些活躍的組織沒有多大關系。甚至同盟會會員自己辦的地方團體，例如江西省的九江讀書會和贛州學社，也把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拉在一起進行非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合作。對江西省的革命運動加以研究之后發(fā)現(xiàn)，這兩派在東京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它們的分歧在江西就不明顯了。［12］
在中國，那些積極推動實實在在的變革和那些不這樣做的人之間的分歧，卻是更為重要的。在推動變革方面，革命派和改良派都做了同樣的貢獻。他們的辯論在上層知識界中傳布了新觀念和發(fā)展了一套新語匯。觀點集中在國家的團結統(tǒng)一問題上，公民權、平等、權利、代議制、國有化和公共輿論等等概念豐富了語言詞匯。這些詞的意思和含義還需要充分地加以界說和消化，但在1911年以前的十年間它們是整整一代人共同創(chuàng)造的精神產(chǎn)品。1905—1908年的大辯論差不多使所有傳統(tǒng)觀點和思想家受到冷落（只有幾個除外），使整個一代新知識分子顯露了頭角。他們的著作滿足了對急劇變革的日益增長的要求。1910年以后，當清廷終于證明它無力滿足這種要求時，革命和共和制思想便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了。
革命策略和秘密會社
同盟會幾乎沒有改變1905年以前已經(jīng)失敗的策略。它依然深深地依靠秘密會社來補充其兵員，并且希望在象廣東那樣的單獨一個省發(fā)動武裝起義，以推動全國的革命。
軍事勝利后隨之而來的將是建立共和國的三個階段。隨著每個縣在清統(tǒng)治下被解放出來，將實施軍事管制法。最多在三年之內(nèi)，貪污、不公正、行政不當以及象纏足等有害的舊風俗的“積弊”都要被消滅。隨后將廢除軍事管制法，并在每個地方實施臨時憲法。在以后六年實施這些臨時憲法的時期，地方自治的權力將轉給每個縣的人民，而軍政府則仍管理全國的政務。最后一步是實施全國憲法和進行全國選舉，最后，軍事管制法將被取消，由憲法產(chǎn)生的共和政府將治理國家。
學者們頌揚孫中山樹立了“中國近代政治革命的中心思想，其內(nèi)容是由一個臨時政府實施訓政，以訓練政治上麻木的中國人民，使之最后參加立憲民主政制”。［13］ 但是，如果說孫中山創(chuàng)立了訓政的思想，其他許多人則接受了這個思想的基本前提。梁啟超也堅持，中國人民還沒有作好治理自己的準備。他號召應有一個在清朝監(jiān)管下的“開明的專制主義”的過渡時期。本質的區(qū)別并不是訓政的觀念，而是究竟由誰來充當訓政者。孫中山的主要貢獻是建立臨時政府的思想。沒有人能說清楚民主制導師的資格是什么，也不能說清楚如何去取得這種資格。知識分子簡單地認為他們最有條件在中國走向民主制的過渡期中進行管理。孫中山主張迅速但有步驟地向立憲政府過渡，這個觀念深為與梁啟超打筆墨官司的同盟會會員所依賴。兩個主要論戰(zhàn)者汪精衛(wèi)和胡漢民認為訓政是對梁啟超論點的答復，因為梁啟超認為革命會導致由一個軍事鐵腕人物控制的獨裁制。
孫中山的軍事戰(zhàn)略證明是難以執(zhí)行的。同盟會沒有自身的內(nèi)地根據(jù)地，只能對國內(nèi)事態(tài)作出反應而不能采取主動行動。它與行動的地方相隔太遠，而且其內(nèi)地的盟友在它對他們進行支援和補給之前，力量太弱，因而不能堅持戰(zhàn)斗。如在1907年春季，在廣東西南遭受政府沉重壓力的農(nóng)民造反者派兩名代表到孫中山那里要求援助。經(jīng)過助手的調查后，孫中山派黃興和一個姓王的三合會領袖去監(jiān)督這次行動。王某到9月初才組成一支農(nóng)民和秘密會社成員的大隊伍，并且安排它與兩支叛軍合作。王某很快奪取了一座重要城市，并繼續(xù)前往攻打府城所在地，而黃興在這時也已在設法打入府城的守軍。但當黃興的計謀未成時，他們內(nèi)外協(xié)同攻擊的企圖失敗了。王某隨即離去，臨時組織一次單獨的行動，這次行動使他的兵力從五百人增加到三四千人；但戰(zhàn)斗持續(xù)了幾天后，他彈藥告罄，不得不撤退。孫中山的總部因在離戰(zhàn)斗現(xiàn)場二百英里的河內(nèi)，他不能向其戰(zhàn)斗人員提供給養(yǎng)和增援。廣東西南的起義在開始后約四個月就全部歸于失敗。在1906至1908年之間，至少有五次起義，也許多達十二次以上，都以同樣的原因失敗了。
原因究竟何在？很明顯，連綿不斷的崎嶇地形給孫中山從外部支援的策略造成了巨大的障礙，單是地理條件就使他的策略不能實行。但在日本、香港、河內(nèi)和上海的革命者與他們在中國的潛在的盟友和支持者之間，不只存在著距離、高山、敵軍和警察的障礙，還存在著非常大的社會距離。同盟會的成員雖然比以往的任何組織更加復雜，但仍基本上由知識分子組成。要組織一次全國性的革命，他們必須逾越階級的界線。孫中山的策略是把秘密會社當作橋梁。但是秘密會社難以負此重任。
在某些方面，革命派和秘密會社是天然盟友。兩者都被宣布為亡命之徒，都由進不了傳統(tǒng)社會等級的人組成，都憎恨外國人的統(tǒng)治。
同盟會之與秘密會社合作，主要是為了接近對當局不滿的、有叛逆精神的和最具有潛在革命力量的農(nóng)民。在此方針下，十九世紀已經(jīng)普遍出現(xiàn)的農(nóng)民起義在二十世紀的頭十年更有所發(fā)展。大部分起義開始時只是地方問題占主要地位的小運動，但缺糧、通貨膨脹和高稅額（常常是為興辦新學堂等改革而支付）成了許許多多地方上的問題，因而也幾乎成為全國性的問題。因此，地方性的叛亂可以發(fā)展成為更廣泛的運動。只有擁有地方組織和有一定數(shù)量農(nóng)民參加的秘密會社才得天獨厚地處于直接指導這類運動的地位。尋求秘密會社為盟友的革命派，“是在尋找接近地方勢力的捷徑”。［14］ 他們沒有想出獲取民眾支持的其他手段。秘密會社并不是一種理想的手段，但也不是毫無希望的手段。它們在二十世紀的頭十年發(fā)展到農(nóng)村，并且在各方面表現(xiàn)出具有日益加強的內(nèi)聚力。至少在1906年，它們是中國境內(nèi)最活躍和最強大的反政府力量。
到1906年，起義在華中和華南全面爆發(fā)。其中一次是1906年12月沿湖南江西兩省交界處的起義，它的規(guī)模如此之大，以致必須從四個省份派軍隊去進行鎮(zhèn)壓。礦工和其他工人也參加了方圓約八百平方英里的萍瀏醴地區(qū)（即江西的萍鄉(xiāng)和湖南的瀏陽和醴陵）的農(nóng)民隊伍，起義者的目標是各種各樣的。在江西，有幾個革命學生在不知道東京有同盟會總部的情況下，企圖網(wǎng)羅知識分子和秘密會社成員于一個組織，來發(fā)動一次群眾運動。在兩省交界的湖南一側，革命派卷入的程度較輕。經(jīng)濟要求是整個運動的中心，但在其他方面目標就不那樣一致了。在江西，滿洲人被攻擊，因為他們向洋人獻媚。在湖南，有一些象“滅清護洋”和“鏟富濟貧”的老口號。有一個自稱“新中華大帝國南部起義恢復軍”的集團有著明顯的傳統(tǒng)，另一個集團卻號稱“中華共和國政府”，它許諾給予自由和平均地權。［15］ 各地起義仍由地方領導，主要由地方問題引起；學生仍不能與秘密會社建立持久的關系。
同盟會約用了兩年時間致力于加強它與秘密會社的關系，并通過它們?nèi)ゼ訌娕c中國人民的關系。但是迄無成效。爆發(fā)了無數(shù)次起義，只有少數(shù)是由同盟會指導的，較多的起義由秘密會社領導，但絕大多數(shù)起義則沒有明確的上級組織。江西的經(jīng)驗是典型的。雖然在1911年前的十年中，經(jīng)濟苦難的加深造成了饑饉、盜匪和大量涌現(xiàn)的起義，但革命派根本不能把他們的運動與農(nóng)民聯(lián)系起來。相反，農(nóng)民的不滿找到了反抗的傳統(tǒng)形式。在浙江，農(nóng)民起義“幾乎總是完全脫離革命運動的”。［16］
學生激進分子所以不能與秘密會社結成同盟，并通過它們與群眾結成同盟，原因并不簡單地在于階級偏見。馬克思主義學者們證實，不論是學生中的激進分子或是秘密會社，都不代表某個單獨的階級或某種單一的觀點。［17］ 有些秘密會社并不是一貫反滿的，也不是一貫排外或反帝的，有的由小紳士、商人、地主或官員領導。的確，在解釋秘密會社與知識分子不能在一起有效地活動時，學術界的意見著重指出，秘密會社的虛弱與知識分子的清高態(tài)度至少是同樣重要的原因。［18］
秘密會社和革命派既代表著廣泛的社會背景和社會分歧，也有著共同利益。問題是它（他）們都不代表群眾。
這時期的激進知識分子要求擁有特殊身分，因為他們受過國外的教育。他們贊成由“有大決斷的人”對老百姓進行“訓導”，這本身就是他們有此要求的明證；但很少革命派深入群眾。大部分人留在國外大城市，當他們在中國時，就麇集在大通商口岸的外國租界。不象傳統(tǒng)的上層紳士那樣，現(xiàn)代的知識分子在農(nóng)村和縣城沒有根據(jù)地。他們可能比傳統(tǒng)的知識分子更加脫離群眾。例如，紳士經(jīng)常與秘密會社發(fā)生關系，這說明傳統(tǒng)的社會精英與平民建立關系時困難要比近代社會精英少，因為后者發(fā)現(xiàn)自己與城市商人、華僑和外國人的共同點多于與中國農(nóng)民或游民的共同點。傳統(tǒng)和近代、農(nóng)村和城市之間的界線正在變得比紳士精英和群眾之間的界線更加分明。
這種情況可從廣州地區(qū)得到證明，對四川、湖南、河北、江西、上海和浙江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在廣州三角洲，革命出現(xiàn)了兩個運動；一個涌現(xiàn)在農(nóng)村，其根源基本上是自發(fā)的和傳統(tǒng)性質的；另一個則是大城鎮(zhèn)的秘密會社。例如，三合會把它的活動限制在集市中心及其周圍，并不擴大到農(nóng)村的農(nóng)民那里。“民軍”首先在農(nóng)村地區(qū)、村落和小城鎮(zhèn)組成。它們最初的形式是民團、氏族武裝和村社自衛(wèi)團。它們逐漸地合并成更大的部隊，并與官軍交戰(zhàn)。當它們超越農(nóng)村和集鎮(zhèn)而向較大的城市中心發(fā)展時（因此容易被動員起來搞超過地方性的大目標），秘密會社提供了進行組織、聯(lián)絡和協(xié)調的必要手段。最后，有些“民軍”終于與同盟會接觸，并且在廣州（也許還在其他重要城市）與它合作。但到那個時候，許多農(nóng)村青年已經(jīng)回轉家鄉(xiāng)了。［19］
總之，在廣東省，伴隨著革命運動的是農(nóng)村的嚴重動亂，而革命派與這種動亂只能建立暫時的、松散的、脆弱的和一般來說是最低限度的聯(lián)系。在有些情況下，這些聯(lián)系是由前往偏僻地區(qū)發(fā)展新組織的革命派，或是由到城市參加現(xiàn)有組織的農(nóng)村青年建立的，但秘密會社提供的聯(lián)系則要多得多。同盟會提不出能吸引農(nóng)民的堅定的土地政策。的確，它贊成的是農(nóng)民不愿意資助的那種現(xiàn)代化綱領。它還缺乏組織能力，以使它所能搜集到的有限的意識形態(tài)吸引力發(fā)揮最大的效用。因此，革命派從來未能充分利用秘密會社已經(jīng)創(chuàng)造的接近群眾的機會，也從來未能找到一個比秘密會社更好的中間人。它更不能直接與群眾聯(lián)系。
當革命派真與一個秘密會社聯(lián)系上了時，他們又往往不能與普通會員接觸。在運動初期，參加孫中山的興中會并積極參與最初幾次暴動的秘密會社會員與其說是一般會員，不如說是會黨領袖，這些人“受過教育，相當富?！薄＃?0］ 在浙江，與革命派緊密地在一起活動的兩個秘密會社都由小紳士領導，其中一個會社甚至發(fā)行了一種報紙。蘭金的說法相當恰切：在諸如此類事例中可以看出，革命派對待群眾，“與其說象對待信徒，不如說象對待軍隊”。③
象紳士階層多少世紀以來已經(jīng)做過的那樣，紳士和革命派這時都設法為自己的目的而去利用秘密會社。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是1907年（約在4月）成立于東京的共進會，其目的是要團結長江中游一大片地區(qū)的秘密會社。它代表了同盟會中人數(shù)相當多的一個抗議派，一方面反對孫中山把力量集中在華南，一方面也反對共進會領袖們認為的那種過分關心理論和知識分子影響太大的現(xiàn)象。該會最初的成員中大約有九十名同盟會會員，其內(nèi)部組織則仿效同盟會。創(chuàng)辦人是強烈反滿的，對同盟會綱領中的其他部分則不很熱心，特別是對它的土地政策更不熱心。共進會會章采用了同盟會的前三點，但把第四點“平均地權”改成“平均人權”——這個明顯例子說明同盟會的思想意識為什么不能流入內(nèi)地和被群眾所接受。該會的領袖們聲稱，“地權”之所以被改為“人權”，是因為“人權”對秘密會社成員更有吸引力。但農(nóng)民則發(fā)現(xiàn)“人權”二字神秘莫測。一個參加者的回憶說：“共進會放棄了‘平均地權’的主張，終于使它無力去發(fā)動廣大的農(nóng)民群眾。”［21］
這一改變，更多地想討好地主，而不是為了吸引農(nóng)民。許多共進會領袖出身地主家庭，他們對“人權”不象對哪怕是意義含糊的“地權”那樣感到不舒服。此外，他們心目中的“人權”與同盟會知識分子理解的“人權”意義不同。例如，共進會江西分會采納了儒家的準則：“‘平均人權’指的是按照傳統(tǒng)公認的社會規(guī)范確定的正確行為?！保?2］
因此，共和革命派想挖掘在中國的潛力來進行民眾起義的努力，并沒有使它與一般民眾建立牢固的關系。共和派還發(fā)現(xiàn)，他們必須與紳耆妥協(xié)，后者對革命則有他們自己的看法。共進會是第一個明顯的暗示，它表明了哪一類組織后來會發(fā)展成為一個范圍廣大的嘗試，以把反滿的共和革命與保存?zhèn)鹘y(tǒng)的社會、經(jīng)濟秩序結合起來。
到1908年初，同盟會已經(jīng)花去了它的大部分精力。大約在一年中，它一次又一次地發(fā)動或參加了起義——根據(jù)不同的說法，總共至少五次，也許多達八次；但沒有任何明顯的成就。政府在鎮(zhèn)壓這些起義時不很費勁。沒有一次有希望觸發(fā)革命派夢寐以求的連鎖反應。隨著失敗的升級，同盟會會員內(nèi)部發(fā)生了爭吵。曾經(jīng)在1905年被掩蓋的分歧這時把團結的門面搞得粉碎。在敵視孫中山的新編輯的主持下，《民報》發(fā)表了批評共和主義的文章，論調也很悲觀。同時，清政府又取得了革命派在1905—1906年已經(jīng)奪走的主動權，逐步增加對外國當局的壓力，要求它們?nèi)【喕蛳拗聘锩稍谌毡?、香港、印度支那、上海公共租界和其他外國庇護所的活動。在國內(nèi)，它鎮(zhèn)壓持不同政見的人。革命活動仍在繼續(xù)，但協(xié)同行動變得更加困難了。學生、秘密會社、老的革命知識分子和反滿的紳士在以后的兩年中各行其是，直到1910年才開始組成新的隊伍。同時，在1907年被逐出日本和在1908年1月被逐出河內(nèi)的孫中山在新加坡避難。從那里，他又恢復旅行，去訪問全世界的華僑界，這時他仍在繼續(xù)實施十三年前自己已經(jīng)制訂的策略。
?。?］ 同盟會的英文公章是The China Federal Association.見馬里烏斯·詹森：《日本人和孫中山》，第119頁插圖。革命家們經(jīng)過考慮并最后決定在組織名稱上不用“排滿”或“革命”字樣；見馮自由：《記中國同盟會》，載《革命文獻》，2（1953年）第148頁。可是，詹森書中的文獻表明，孫中山有時也用“革命”一詞。
［2］ 朱和中：《歐洲同盟會紀實》，載《革命文獻》，2（1953年）第257頁。
?。?］ 引自K.S.劉：《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43—44頁。
?。?］ 1905—1906年的同盟會會員名，可見之于《革命文獻》，2（1953年）第158—217頁。研究同盟會最徹底的著作是鄭冼秀蘭（音）的《1905—1912年同盟會的組織、領導和財政狀況》（華盛頓大學博士論文，1962年）及張玉法的《清季的革命團體》（第301—462頁）。又可注意李大齡（音）：《辛亥革命的基礎：同盟會歷史記錄》。
?。?］ 例如，見馬丁·伯納爾：《1907年以前的中國社會主義思想》，第136—138、152—160頁。伯納爾關于中國早期社會主義思想的解釋，在許多方面不同于我們在這一章里的觀點。
?。?］ 參照伯納爾對《民報》及其不同階段的評價（見其前引著作，第68—73、107—197、 217—223頁）。關于《民報》的歷史，包括它的目錄和作者筆名在內(nèi)，有一本無可估量的指南性文章，即曼華（湯增璧）的《同盟會時代民報始末記》，載《革命文獻》，2（1953年）第218—238頁；此文也載于《辛亥革命》，第2冊第438—459頁。又見邁克爾·加斯特：《中國知識分子與辛亥革命》，第3、4及第6章。
?。?］ 引自希夫林：《孫中山之謎》，載《革命中的中國》，第465頁。
?。?］ 最清楚不過的例子是同盟會的一個分會，即所謂的中部總會（詳見本章下文），它明白地把它的目標限制在兩個主義上，即推翻滿清政府和建立民主立憲政治制度。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編：《武昌首義》，第2輯第1冊第5頁。
?。?］ 希夫林：《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第298—299頁。
?。?0］ 胡漢民：《民報之六大主義》，載《民報》（1906年4月）8。
?。?1］ 蔣夢麟：《蔣夢麟自傳》，第53頁。
?。?2］ 塞繆爾·庫珀：《辛亥革命前后的江西》（密執(zhí)安大學博士論文，1973年），第95—96頁。
?。?3］ 鄧嗣禹和費正清：《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第226頁。
［14］ 蘭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第129頁。
［15］ 見周錫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62—63頁，書中還指出這個宣言是學生寫的，“實際上抄自”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參閱劉易斯：《辛亥革命的前奏》，第185—196頁；庫珀：《辛亥革命前后的江西》，第78—93頁。
?。?6］ 蘭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第192頁。
［17］ 李文海：《辛亥革命與會黨》，載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lián)合會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論文集》，第170—171、180頁。
?。?8］ 李文海：《辛亥革命與會黨》，載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lián)合會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論文集》，第171—177、182—184頁。又見陳志讓：《〈彭公案〉中的秘密會社》，載《亞洲研究雜志》，卷32第4期（1976年8月）第807—822頁；盧斯特：《秘密會社、民間運動與辛亥革命》，載《中國的民間運動與秘密會社，1840—1950年》，第166頁；蘭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第134—139頁。
?。?9］ 謝文孫：《1911年的惠州革命》，載《中國的民間運動和秘密會社，1840—1950年》（第145—164頁）；以及《1911年廣州三角洲的農(nóng)民起義和各級集市的關系》，載埃爾文和施堅雅合編：《兩個世界中間的中國城市》，第119—141頁。
?。?0］ 鮑羅克：《略論秘密會社在孫中山共和運動中的早期作用》，第138—139頁。
?。?1］ 吳玉章：《辛亥革命》，第98頁。關于共進會情況更詳細的討論，見馮兆基：《清末的共進會》，載《東方研究雜志》，卷11第2期（1973年）第193—206頁；以及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第529—540、617—656頁。
?。?2］ 庫珀：《辛亥革命前后的江西》，第99—100頁。
在中國人和其他亞洲人看來，日本瞬息之間已變成了一個現(xiàn)代化國家和世界強國。它令人注目地改變了國際關系（特別是亞洲的國際關系），因此它贏得了全世界的欽仰。清廷看到日本人在取得這些舉世矚目的成就的同時，實行了立憲和創(chuàng)建了議會，但卻沒有完全摒棄他們的傳統(tǒng)。的確有理由相信，日本人之得以加強國家團結是因為復蘇了代表國家的古代天皇制度。北京對研究日本的立憲政體非常感興趣，準備如法炮制。
革命黨人則從日本的經(jīng)驗中學到了更多的東西。亞洲人可以戰(zhàn)勝西洋人，贏得他們的尊敬，甚至可以激勵他們奮起革命。革命黨人現(xiàn)在對外部世界充滿了好奇心，中國學生到處尋找思想和資料。他們意識到世界上有一股新潮流，并且從俄國、波蘭、土耳其和許多其他地方以及日本找到了證據(jù)。給學生們印象最深的是其他民族的戰(zhàn)斗性，特別是日本人的尚武精神。（同樣地，梁啟超對日本團結性的觀察促使他發(fā)出了要注意“公德”的號召。）看來，強烈的舉國一致的共同意識可以彌補缺少自然資源之不足，也可以彌補現(xiàn)代化起步晚的缺點。中國學生感到，國民萬眾一心地投身于國家目標的精神恰恰是中國國民所缺少的，而沒有這種精神，中國就仍然會是比它更加統(tǒng)一的國家的刀俎之肉。團結又恰恰是他們自己運動所缺乏的東西。他們受到新的希望和信心的鼓舞，再一次走向聯(lián)合。1905年8月，經(jīng)過十年零星的和不協(xié)作的行動之后，運動的各個山頭都聯(lián)合組成一個單一的反清組織——中國同盟會。［1］ 它變成了在以后兩三年間使革命派被認為是真正奪權對手的工具。
同盟會所代表的企圖是，首先聯(lián)合學生組織，其次再把它們團結到孫中山及其追隨者周圍。雖然這一點成就是有限的和暫時的，但它是革命運動中令人注目的前所未有的大統(tǒng)一。該組織成立的頭一年內(nèi)約有一千人入會，大多數(shù)是來自學生團體。創(chuàng)建人希望進一步發(fā)展到第三階段，即實現(xiàn)全國性反清聯(lián)合，但沒有成功。聯(lián)合從一開始就是脆弱的，到1907年就開始破裂了。同盟會在1908年實際上停止了活動。雖然它在1910 年重新恢復起來，但在1911年各地起義推翻清王朝時，同盟會會員不足一萬人。在該組織活動的高潮時，它可能有更多的會員，而且它肯定還有許多的同情者，但是甚至一位革命領袖也估計說，大多數(shù)在日本的學生都是擁護君主立憲政體的。
1905年建立的同盟會把革命運動帶到一個新階段，但同盟會此時與其說是推進的力量，不如說是一個象征。對于一個運動來說它是一個傘形組織，這把傘容納不下這個過于多樣和過于廣泛的運動。當一個廣泛的反清聯(lián)合在1911年迅速成為事實時，同盟會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還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部分。但是，至少在1905—1908年期間，它是革命者的武器、錢財和思想的主要來源，它也是清廷進行反擊和外國人感興趣的重要目標。不論是友方或敵方，經(jīng)常都把同盟會直指為“革命黨”。
一個新的革命戰(zhàn)線的形成
在日本的中國學生開始承認需要實行更大聯(lián)合的時候，孫中山已經(jīng)在檀香山和美國的華人社會游歷。在尋求秘密會社支持的過程中，他甚至在1904年參加了美國的三合會分會。他籌措的錢只夠開銷旅行費用。他受到中國基督教徒和西方人士——特別是傳教士——的鼓舞，但大多數(shù)華僑傾向康梁的保皇會，不那么贊助孫中山和其他革命者。
1905年初，孫中山原已渺茫的希望突然又有了實現(xiàn)的可能。他在返回日本的路途中會見了在歐洲的中國學生。經(jīng)過與他們的激烈辯論之后孫中山承認，他過去忽視了學生，過于信任秘密會黨了。他公開表示他已被說服：學生——特別是滲入新軍中去的學生——可以扭轉形勢而有利于革命。學生和孫中山同意要組織一個新的革命政黨，學生和秘密會黨在其中處于半斤八兩的地位。由于孫中山改變了對學生的態(tài)度，一位興高采烈的學生說：我們興奮地給東京寫了一封信報告這件事情，要求我們每一個同志在孫中山到達日本時熱烈地加入他的組織。［2］ 至于孫中山，他的興奮情緒可能因這一事實而減弱了：他在歐洲五個半月期間所吸收的六十名學生，在他離去時紛紛退出了組織，只剩下了十四人。
在日本的留學生中間雖有尖銳的分歧，但很少人強烈反對追隨孫中山來實現(xiàn)大聯(lián)合的思想。盡管孫中山屢遭失利，他仍享有任何個別領袖應有的最高威信。孫中山的主要本錢是他精通外國的情形。當學生們擔憂外國可能要對一場革命進行干預的時候，他們要尋找一位能使他們的革命運動為外國人所接受的領袖。孫中山所受的西方教育以及他的廣泛經(jīng)驗和聯(lián)系（特別是在西方和日本的聯(lián)系），是其他革命者所不能望其項背的。外國領袖們認真地看待孫中山，密切地注視著他的業(yè)跡，有些人偶爾還破格地要見他一面。他沒有象康梁那樣受到美國總統(tǒng)和國務卿的接見，但他和他的兩位政敵康梁一樣引人注目，他們是被排除在慈禧太后七十壽誕（ 1904年）之際滿人實行的大赦之外的僅有的幾個“叛逆”。因此，他是中國三名天字第一號的公敵之一，而且他在三人中是唯一的倡言無忌的革命者。他為人正直無私，全心全意獻身于共和政制和現(xiàn)代化，這種種都是沒有疑問的。在華僑中間籌集款項方面，沒有任何其他革命者有他這樣大的能耐。學生們在中國內(nèi)地比孫中山有更多的聯(lián)系，但1904年起事的失敗表明他們還做得不夠。必須在國外做大量工作，而國外的工作又必須與中國大陸的工作相配合。孫中山同秘密會黨的聯(lián)系可能補充國內(nèi)學生組織之不足?？偟恼f來，他是能夠指望把一個高度分散而廣闊的運動聯(lián)合起來追隨他的唯一人物。（有一位學生說過一句有趣的話，即孫中山的鼎鼎大名足以分散視力，使人們不去注意那些真正干革命工作的革命者。［3］ 現(xiàn)在還不能肯定有多少人持這種看法：把孫中山看成是船頭裝飾像和避雷針的混合物。）
孫中山在1905年7月19日在日本登陸，他發(fā)現(xiàn)他的日本朋友們（見第六章）已經(jīng)與黃興、宋教仁、陳天華及華興會的其他湖南領袖們建立了密切的聯(lián)系?？墒牵瑺幷撊匀淮嬖?，而且因為別的組織將要被囊括進這個聯(lián)盟之中，所以談判變得復雜了?；镜臓幷撌?，孫中山主張小規(guī)模而嚴密的組織，學生們卻主張建立其基礎更廣泛而比較松散的組織。這個有爭議問題的部分內(nèi)容是，象華興會等原來的舊團體是否還要在同盟會之外獨立地繼續(xù)存在。另一部分內(nèi)容是會黨和新軍將起什么作用，以及它們與知識分子將維持什么關系。象他在歐洲與學生們討論時所說的那樣，孫中山仍然強調會黨所具有的革命潛力和他與它們保持聯(lián)系的意義。宋教仁等學生領袖則認為，知識分子乃是革命陣線內(nèi)最重要的集團。孫中山同意會黨需要由學生領導，否則只會使革命瀕于毀滅，但他堅持，學生的領導權只有通過會黨的力量才能實現(xiàn)。可是，學生似乎同意他們在歐洲的朋友們的意見；后者相信，知識分子應該集中力量在新軍中搞策反工作，因為新軍中的許多軍官曾留學日本，并且是同情革命的。孫中山再一次承認他被說服。最后達成了這樣的協(xié)議，即不論是會黨或新軍對革命都是重要的，但這種妥協(xié)并不嚴格地指導政策。雖然革命黨人想對會黨和新軍二者都做工作，但1905年以后的幾年中會黨仍繼續(xù)給反清運動提供人力。只是在會黨舉事幾經(jīng)失敗之后，新軍才大大地受到了革命黨人的注意。
孫中山和學生們還辯論權力應該怎樣構成和分配的問題。最后，孫中山滿足于落得個“總理”頭銜和集權領袖制的門面，同盟會則采納了復雜的正式結構，以美國政府為模式。為了搞一套聯(lián)邦制，使之互相制約和平衡而又有分權，孫中山及其同志們甚至創(chuàng)立了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門，但這只是象征他們忠于現(xiàn)代的共和政制而已。在這種民主結構和密謀行為的奇怪結合中，西方形式不過是門面裝飾。那些職能部門馬上變成了各省的支部和其他派別及小組。
除了一個省外，各省在同盟會中都有代表，已知最初大約四分之三的會員是日本留學生。約有一百名會員——其中許多人是學生——都是在國外入會的。所以同盟會很不同于孫中山的第一個革命團體；那第一個團體絕大多數(shù)是廣東人（其中逾半數(shù)住在國外），而且最大的職業(yè)成分是商人（42％）和手工業(yè)者（18％）。在同盟會的會員中，廣東人仍比其他省的人多，但湖南緊列第二，這兩省共占會員總人數(shù)的三分之一。另外兩個大隊伍是湖北人和四川人；其余會員分屬其他十三個省籍，其中五個省只有十名或不足十名會員。［4］
從現(xiàn)有的會員花名冊來看，它可能夸大了學生在同盟會中占優(yōu)勢的程度。在同盟會存在的七年內(nèi)學生會員是它的骨干分子，而且也是它最大的組成部分，但同盟會實質上是一個聯(lián)合組織，其中沒有一種成分——甚至也沒有哪一個省的學生組織——是占統(tǒng)治地位的。至少比起初期的中國革命團體來說，它的品類的龐雜，還不只是由于它所代表的省份比較廣泛。學生組織中包括蔡元培、吳稚暉、章炳麟和劉師培等年歲較大的知識分子，他們許多人有國學修養(yǎng)，甚至還擁有傳統(tǒng)的功名。他們代表著極其紛紜繁雜的思想，有時彼此嚴重地形成對立。有些人，例如吳稚暉和章炳麟之間，還有很深的個人宿怨。有些人對孫中山抱猜疑態(tài)度，有些人又對他很親近。有些人與秘密會黨的頭頭緊密合作，有些人卻與西洋人和日本人密切協(xié)作，還有些人則主要與學生配合工作。各省同鄉(xiāng)會兼?zhèn)淞诉@些分歧，會員中間大部分出自上層社會的人也是如此，從這方面來說同盟會也決不是一個和諧一致的組織。比如孫中山的追隨者中間主要是海外華僑，他們大多數(shù)是小業(yè)主，也包括某些大企業(yè)家和各式各樣的勞動人民。他們許多人和中國國內(nèi)有聯(lián)系，特別是在會黨中間有聯(lián)系。孫中山的追隨者比起學生及其同盟者來雖然人數(shù)很少，但卻有舉足輕重之勢。同盟會的經(jīng)費來源主要是孫中山籌集的款項，特別是他從華僑中間籌集的款項。這一點使孫中山的追隨者的發(fā)言有了分量，他的個人影響也因華僑的財政支持而得到加強。除了許多小的捐助者外，還有幾位富戶也捐助了巨款：其中有些人是孫中山的朋友，有些人是學生們的親戚或朋友，還有些人是不屬于任何派系的。但重要的問題是它沒有統(tǒng)一的指揮和嚴格的紀律。這個聯(lián)合中的各個團體雖然經(jīng)常合作，但它們并不能融為一體。每個小團體都有它的門戶之見。因此，學生人數(shù)雖多，但并不表明他們掌握了同盟會的實權。
意識形態(tài)與“革命-改良的辯論”
1905年革命黨人實現(xiàn)的團結雖然還很不完全，很不穩(wěn)定，但它已達成了這個運動十年來空前未有的程度，它的粘合劑是意識形態(tài)，但這只是說，革命黨人在意識形態(tài)中的分歧多少比在其他方面少一些而已。在共和革命運動中還沒有一個被廣泛接受的主義。勿寧說，一個活躍而強烈的思想酵素是他們都公認滿人無能，天命當改。在這個問題上大家詢謀僉同，但當涉及共和政制、土地、其他經(jīng)濟政策、社會變革和一些更具體的政策問題時，革命運動中的意見又形成互相鑿枘之勢了。
一方面是意見的一致在日益擴大，一方面是思想的交鋒也愈演愈烈，這二者都有助于使我們了解共和革命運動的性質及其在中國近代史中的地位。意見日漸一致的人士包括許多所謂“改良派”及革命黨人。雖然雙方爭持激烈，甚至有些不懷好意，但他們之間的交鋒表明，他們在不少方面有共同見地，甚至還有一些令人矚目的共同設想。這些思想交鋒也顯示了革命黨人之間的分歧，其嚴重程度也不下于梁啟超和孫中山之間的分歧。辯論的雙方，特別是革命黨人方面（因為梁啟超在1905年僅三十二歲，他實際上是單槍匹馬作為辯論的一方），提出了極不相同的見解，這些見解在激烈的爭論漩渦中又往往變得更加形同冰炭。不論哪一方。確實可以說也許是不論哪一個人，都沒有始終一貫的立場。相反，這個時期的思想家們由于近乎發(fā)狂地要尋求、吸收、博采和運用新觀點，他們的特點是高度折衷主義的、自相矛盾的、模棱兩可和變化無常的。雖然如此，從1905至1911年雜亂無章的著作中還是出現(xiàn)了這樣一些思想，其力量足以開展近代中國知識界的革命，其內(nèi)聚性足以為政治和社會革命提供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基礎。
革命意識形態(tài)的主要輪廓是孫中山提出來的。孫中山作為一位思想家來說可能缺乏深度，但他在觀察別人的情緒、調和他自己和別人的思想以及生動簡明地表達自己意見等方面的能力，往往能補自己思想之不足。由于孫中山不耐心搞枝枝節(jié)節(jié)的問題，同時又陷于種種復雜的事務之中，更因為他把絕大部分精力放在籌款和搞革命的實際工作方面，所以他便把詳盡闡述革命思想體系的工作交給別人去做。他們填充著他的思想輪廓，還加進了他們自己的意見，這樣其中有些人便遠遠超過了他。自然，也有人從一開始就部分地或全部地反對孫中山的思想框框。同樣地，整個運動因發(fā)展了很大一批人員和組織而使孫中山難以掌握，運動的各種思想也超過了三民主義的內(nèi)容?？墒?，孫中山在不斷的失敗和挫折中仍能重獲運動的主導地位，而且在以下幾個方面——即在革命運動的排滿主義或共和思想方面，在它的戰(zhàn)略或戰(zhàn)術（特別是它的密謀方式）方面，以及在它力求調和又要反對外國統(tǒng)治又要尋求外國幫助及支持這二者之間的矛盾方面——處處明顯地留下了他個人的烙印。孫中山的社會和經(jīng)濟政策的思想是最招物議，也最少被共和派陣營所接受的，但即使在這方面他的影響仍然是巨大的。不管是同情者還是批評者，哪怕他們各持己見互不相下，但仍然要圍繞著孫中山所說的和所想的內(nèi)容來爭辯，仍然要討論他提出過的問題，仍然要使用他創(chuàng)造出來的術語。［5］
革命思想的精髓表現(xiàn)在孫中山所擬定并為同盟會全體會員所接受的誓詞中：“驅除撻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從1905年起，由于數(shù)十位作者在發(fā)行于全世界的報刊和小冊子上的勞動，這副空骨骼架子就變得有血有肉了。東京仍然是中心，稿件則紛紛來自香港、新加坡、巴黎、舊金山、溫哥華、檀香山，以及當清朝控制稍松時的中國國內(nèi)地方。最重要的出版物是同盟會的機關刊物《民報》。它在1905年11月創(chuàng)刊于東京，共發(fā)行了二十四期，直到三年以后被迫停刊為止；1910年又增印了兩期。它的編輯部改組了幾次，報紙一直對各種各樣的觀點都開放。特別在1905至1907年期間，其他報刊也很活躍，雖然《民報》辦的時間最長，也吸引著更多知名的革命黨人給他寫稿，但它從不是運動中唯一的聲音。［6］ 這些報刊彼此之間也有很多聯(lián)系，例如相互轉載文章，相互宣傳文章的要旨等，但大多數(shù)情況還是各走各的道路。有些出版物采取了與同盟會政策針鋒相對的立場，其中最著名的有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紀》雜志和在東京發(fā)行的《天義報》；前者宣傳克魯泡特金和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后者宣傳自己的種種無階級、無國家的社會的觀點以及關于維護女權的論點。除此之外有一種革命刊物重在宣傳排滿和保存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有一種著重介紹外國的思想，有一種則注意宣傳保衛(wèi)中國邊境使之不受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犯。
可是在1905年時，主旨是統(tǒng)一和民族主義。學生們和孫中山都對他們國家的前途有一種高度的緊迫感。西方和日本是他們用以衡量中國進步的標準，比起西方和日本來，中國青年為國家的落后感到羞愧難當?，F(xiàn)在，1905年8月13日孫中山在東京的學生群眾集會上告訴學生們說，中國甚至可能進步得比日本更快。
在中國學生看來，日本的速度是令人目眩神移的；現(xiàn)在親聆中國革命領袖說中國可以進步得甚至更快，這使他們象觸電似地震動。孫中山告訴他們，中國得天獨厚地有許多有利條件綜合在一起：有令人崇敬的歷史遺產(chǎn)，有無與倫比的人力和物質資源，有日本和美國可資借鑒，有日本朋友和象他本人那樣的一些中國領袖——他們懂得日本和西方因而在借鑒時知道如何取舍。據(jù)他的觀察，日本的現(xiàn)代化是由一小批人指導的。幸虧有一批留學生正在獲得建設新中國所需要的知識，所以他們的國家馬上會得到與日本一樣的領導者。只要中國的革命者保持團結，沒有辦不到的事情。他們能夠創(chuàng)建最現(xiàn)代化和最有效率的政府，就象他們能夠制造出最現(xiàn)代化和最有效率的機車那樣容易。他們能夠應用亨利·喬治的原則使他們的經(jīng)濟現(xiàn)代化。他們能夠擺脫外國的統(tǒng)治而獲致完全的主權，其辦法是建立一個共和國，以此向外國人證明中國是強大的、堅定的和進步的。
孫中山所強調的主題——統(tǒng)一、主權和國家強盛——是很適合學生們的胃口的。他們接受他，主要是因為他懂得外國人的威脅，不僅知道怎樣去消除它，而且知道怎樣把它變成對中國革命的支持。他滿懷信心地說出了學生們所感到的特殊使命感，他說：“每一件事都能被有決心的人安排好。常人所不懂者，一定會被〔這些〕人介紹明白……如果我們能在一種變革中打動人們的心，文明就會立刻來到，不出十年則‘獨立’必將深入人心。”［7］
孫中山呼吁學生們要起而領導一場救國的十字軍運動。這個呼吁是未來革命領袖們在以后數(shù)十年內(nèi)要一再發(fā)出而學生們要不斷聽取的呼聲。在這種情況下，它使運動的其他目的大大地相形見絀，甚至與其他目的發(fā)生了沖突。例如，同盟會誓詞中所說的共和政制和平均地權這樣一些目標，相當于三民主義中的第二、三項，即民權主義和社會主義（中文即民生主義）。三民主義中的民粹主義和平權主義與學生們的習慣和感情完全對立，而且也許是與他們的上層階級的出身背道而馳的。雖然他們被民主和社會正義的新思想所強烈地吸引著，但他們甚至更強烈地向往民族主義，這或許是因為民族主義既能喚起愛國主義的新感情，又能喚起團結一致和文化優(yōu)越感的以往的意識吧。
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第二、三項所得到的支持，要比第一項（民族主義）少得多。誠然，孫中山本人無論怎樣喜歡把他的三民主義同自由、平等、博愛，以及同民有、民治、民享相提并論，卻顯然有一種超人論的色彩；和學生們一樣，他之重視人民參政卻不如他之重視強有力的領導。另外，他和學生們一樣的是，他把民主和社會正義的理想擺在迅速改變中國成為富強國家的目標之下。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目的，對人民權利、制約與平衡以及聯(lián)邦制，中國的革命志士并沒有漠然置之。但是，他們之所以珍視民主更多地是由于它似乎能與國家的強大聯(lián)系起來。最強大的國家是民主制國家，而且最快地富強起來的國家美國就是個共和制國家。民主共和政制主要是能借以建成一個強盛中國的手段。社會正義同樣也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而以手段成分居多：中國人相信，社會主義意味著要終止貧富懸殊，終止特權的存在，但它也意味著全國的統(tǒng)一。當?shù)诙虻谌齻€主義可能危及第一個主義的實現(xiàn)時，第二或第三個主義應該讓路，或者放松要求。例如，有幾次“平均地權”被悄悄地收了起來，以便安撫地主集團或其他人等，因為他們的支持這時被認為是“國民革命”之所需。［8］
中國人在擬定這些觀點時一方面著眼于外國的威脅，同樣也注視著外國的楷模。在1911年以前約十年間的中國精神生活中，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外國的影響。中國人對外國生活懷著好奇心理并且傾向于采用外國思想，這種情緒自從1860年前后已在慢慢增長，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以后又加速發(fā)展了，而在1905年以后達到了近乎發(fā)狂的程度。有時中國青年在狂熱地學習西方和日本的時候，忽視了把他們的所學應用于中國的問題。革命的作者們更注意土耳其、波蘭和葡萄牙的愛國運動，而不大注意廣州和上海的愛國運動。當他們熱烈地討論民主和社會正義的時候，通常是用外國思想家們的名詞——這些名詞更適用于外國的問題，而不是中國的問題。例如，他們主要根據(jù)德國的政治理論和日本的實際來討論立憲政制。他們寫到俄國的革命黨人，寫到他們使用恐怖和政治暗殺的問題，但很少提及俄國和中國之間的區(qū)別，以及他們自己和俄國革命人士之間的區(qū)別。他們勁頭十足地討論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其志趣在于用以解釋西方的思想和政治問題（如英國工黨的前途），而不是討論怎樣發(fā)展中國的社會主義的問題。偶然有一位作者探究對中國來說是極關重要的問題，例如土地國有化問題、土地政策與稅收政策之間的關系問題，但就是這類討論也往往旨在反映西方問題，而不是反映中國問題。例如，這些問題大部分產(chǎn)生于對國家社會主義是否可取的探討中，而且中國的社會主義者是把它們當作德國的和日本的政治問題來加以討論的。
中國人不僅僅是羨慕別人的模仿者。他們看到了西方生活有許多可資批判的東西，他們也預見到工業(yè)化國家孕育著嚴重的經(jīng)濟和社會危機。他們以令人嘆為觀止的手法把馬克思的話顛倒過來，預言中國社會比工業(yè)化國家更容易建立社會主義，因為在工業(yè)化國家中階級分化是太明顯了。因此，他們勾畫出一幅比較和平地過渡到適中形式的中國社會主義的圖景。有些人——最著名的是孫中山——也提出修改西方的民主實踐的問題，如果中國也要實現(xiàn)共和政體，這是勢在必行的。但總的說來，他們?nèi)允菬o批判地吸收外國的觀點，囫圇吞棗，而不經(jīng)過充分的咀嚼。這就引起了知識上的消化不良，這樣，當他們建立新的政府的時機到來時，它又轉而造成了政治規(guī)劃不周和執(zhí)行不當?shù)那闆r。
中國的革命黨人感到與“進步的”外國人有手足之情。鑒于他們自認為是民主派、社會主義者以及民族主義者，所以他們感到自己是全世界先鋒力量的一部分。這就是他們?yōu)槭裁慈绱说刈⒁馔鈬锩耸康囊粋€原因。關于共和制和社會主義正在席卷全世界的信念，使中國人對這兩個主義大感興趣；中國人認為它們是最新的和最“先進的”思想，它們會給國家的強大、政治的統(tǒng)一和秩序以及社會福利準備條件。在他們尋求新的和進步的東西的時候，中國知識分子往往抱住一個觀點又舍棄一個觀點，或者把那些很難共存的觀點兼容并收在一起。他們的思想意識把他們的個性弄得嚴重分裂，其中主要的矛盾是對外國人的難以言喻的態(tài)度。他們對外國革命者有親切感，可是他們也妒忌外國的富強；他們反對西方的和日本的帝國主義，但他們又同時向西方和日本求助。這種進退維谷的狀態(tài)淵源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部分統(tǒng)治，它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了革命運動及其意識形態(tài)的不穩(wěn)定性。在革命人物中間，有的掉隊了，有的變節(jié)了，有的改信別的思想了，并且在自己隊伍中間出現(xiàn)了爭吵。章炳麟對共和制的價值及其是否適合中國國情表示異議；主張社會主義的人爭論國有化應該實行到什么程度；無政府主義者攻擊一切形式的有組織的權威；《民報》則悉心推敲在涉及多數(shù)人意見與“普遍民意”時的少數(shù)人和個人的權利問題。到了1907年，這些意見分歧爆發(fā)為宗派主義和公開的爭吵?？墒牵幸粋€重大的、政治方面多于思想意識方面的問題仍對同盟會的思想意識有影響。孫中山被章炳麟等人指控從日本人方面接受了一筆巨款，另外他又因忽視中國同志和偏袒日本支持者而受到指責。另外一個問題主要也是章炳麟挑起來的，而且明白無誤地涉及一人政治問題，即革命是否過于洋化而有損于中國自己的文化和傳統(tǒng)。同盟會從來沒有用一個聲音講話，而從1907年起它的宗旨是不和諧的，主要分歧之點是關于中國與外部世界之間的關系的問題。
應該從同盟會意識形態(tài)上的狂熱、活躍、成長、混亂和政見分歧這樣一個背景，來看待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間的爭論。這場辯論主要是1905至1907年在梁啟超的《新民報》和在《民報》上展開的。1907年10月以后當梁啟超的報紙停刊以后，論戰(zhàn)在中國國內(nèi)和國外的出版物上繼續(xù)進行，但其爭論點已不那么集中，其方式不那么系統(tǒng)了。
梁啟超為清廷大力引進立憲政府而積極地作辯護，同時他激勵北京更快地走向比它的維新所企圖達到的更扎實的民主。他以更強烈的筆觸嚴厲地抨擊革命黨人，但是他的攻擊題目是經(jīng)過挑選的。梁啟超在民主和人民主權、國力、工業(yè)化和社會主義等等問題上的觀點，很接近許多革命派人士的觀點；在這些問題上他們通常只爭論細節(jié)或方法，而不是爭論根本目標和價值。1905—1907年辯論的關鍵問題是，不首先推翻滿人能不能達到這些目標；這些目標能不能很快地達到；反滿革命會不會招致——或防止——外國人的干預和接管。雖然他們也辯論不同的社會主義形式的問題和中國應該實行立憲君主制或實現(xiàn)共和制的問題，但他們討論這些問題就不如爭論應否容忍滿人繼續(xù)統(tǒng)治的問題那么火氣大了。
梁啟超的根本立場是，反滿革命是危險的和不必要的。說它危險，是因為它可能引起混亂，勢必招致外國的干涉。說它不必要，是因為滿人已經(jīng)開始進行的改良本身會逐漸消除他們的專制統(tǒng)治于無形。梁啟超這些看法的基礎是他對中國能否取得很快的根本改變抱著極端悲觀的態(tài)度。他是一個敏感而變化莫測的人物，受到當代動亂的猛烈沖擊，所以他不能始終如一地堅持這些看法，但這些是他信念中最執(zhí)著的一部分，在1905—1907年期間他頑強地為它們戰(zhàn)斗著。
革命黨人的觀點則認為，國事已經(jīng)混亂不堪，而且外國勢力已出現(xiàn)在中國，這一切都得由滿人負責。正是這些本身就是異族統(tǒng)治者的滿人，他們縱容了列強進入中國，而且又沒有能力把它們趕出去。的確，清廷已經(jīng)默許西方對中國的統(tǒng)治，以便維護它的寶座。中國之所以喪失了它從前在世界上的煊赫地位，不是墨守傳統(tǒng)、或者人口過多、或者任何歷史事件之過，而是清政府喪師失地的結果。因此，革命黨人責怪入侵的帝國主義列強少于責怪中國的那些不能大力抵抗入侵者的人?！睹駡蟆返淖髡邆儤O力縮小外國的侵略性，一方面用來駁斥梁啟超，一方面用來支持革命者的論點，即盡管列強由于中國軟弱和清廷的姑息而獲得好處，但它們現(xiàn)在也會歡迎北京有一個穩(wěn)定而進步的政府。
梁啟超猛烈攻擊說，外國的統(tǒng)治已迫在眉睫，因為他堅持列強貪婪成性，會迫不及待地利用機會瓜分中國。他甚至反對爭取獲致外國資本。孫中山則堅決認為，西方和日本的援助在努力推翻滿人的時候就可取得，從而把中國推向前進。他無休止地想方設法要弄到這種援助，他一直深信，如果沒有外國人的幫忙，中國革命是不可能勝利的。支持他的人，象《民報》的主要執(zhí)筆者胡漢民，都是捍衛(wèi)孫中山的觀點的，所以同盟會公開呼吁外國給予援助。
清政府在排外運動中曾于1900年促使秘密會社“殺盡洋人”，現(xiàn)在仍在起勁地強調“恢復國權”。它的維新派擁護者們認為，它的努力即使還不充分，但也比革命黨人的姑息政策可取。的確，當1908年的事件使民族感情需要集中起來反對日本時，革命黨人并未帶頭。相反，一只日本船為革命黨人運送走私槍支，政府對它的拘留卻得到了群眾熱烈的支持。雖然許多人對政府未能堅持抗拒帝國主義而感到憤怒，但至少在1909年以前他們寧愿敦促它多做點事，而不是想到去推翻它。
同盟會的一些發(fā)言人堅決認為，推翻滿人的統(tǒng)治是有效地抗御帝國主義和建設一個現(xiàn)代國家所必不可少的第一步。希夫林敏銳地注意到，當時革命的民族主義由反帝暫時轉向反滿，主要是在策略上轉移了重點：“不是年輕的民族主義者忘記了他們的反帝冤仇，而是他們感到?jīng)]有希望贏得這場沖突，因此他們在對外關系方面安于表現(xiàn)出克制的態(tài)度?！保?］ 還得補充一點，革命黨人不愿直接攻擊外國列強，這并不妨礙他們間接地宣傳反帝論點；當他們發(fā)誓要結束滿人統(tǒng)治時，他們也保證要恢復漢人統(tǒng)治下的中國。
在火熱的意識形態(tài)爭論中，排滿思潮沸沸揚揚，掩蓋了其他問題?！睹駡蟆沸Q：“所謂惡劣之〔滿人〕政府，謂以惡劣之民族而篡據(jù)我政府，其為惡也根源于種性，無可剪除，無可增飾，不指一二端之弊政而云然?！保?0］ 這樣喧囂的種族主義喊聲可能主要只是一個宣傳策略口號，而不是意識形態(tài)的原則，但是它創(chuàng)造了一種辱罵和仇恨的氣氛，使得講道理的討論受到干擾。因此可笑的是，當知識分子在革命中越來越起重要的作用時，理性反而被感情所壓倒。一位學生后來在總結1905年前后他們那一代聽到各種主張作何反應時寫道：“當我們從梁啟超那里獲得精神食糧時，我們從孫中山先生及其同情者那里得到感情上的營養(yǎng)。一般說來，當決定性時刻到來時，感情導致行動；當這一時刻在中國到來時，孫先生這位夢想家兼實干家在對擁護憲制政體〔即立憲君主制〕的新式文人的論戰(zhàn)中贏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保?1］ 革命黨人重視的是要贏得這場辯論，不大重視解決有關共和政體、土地政策和外國人在中國現(xiàn)代化中的作用等棘手問題，所以他們得不償失：打贏了意識形態(tài)上的一場小遭遇戰(zhàn)，卻丟掉了爭取對新中國的領導權。后來，當清廷已倒而排滿思想已達目的時，他們就再也沒有什么東西可以提供給國家了。合起來看是個笑話，在1911年以前忽視了他們的共同目標、利害關系和價值而且彼此視同切齒之仇的改良派和革命派，即將在 1911—1912年攜手并肩地推翻清廷。因此，這些辯論表明了1911年以前對反清運動是多么沒有準備。
1905—1908年的思想戰(zhàn)線大辯論令人奇怪地脫離了中國的生活。辯論的內(nèi)容不但忽視了百分之八十住在農(nóng)村的人口，而且也脫離了城市新興的運動。除了經(jīng)常發(fā)生的、有時還是規(guī)模巨大的排外示威之外，還有許多從事形形色色改革的組織，其中有些組織從純粹地方性的活動發(fā)展成為省一級的、甚至全國規(guī)模的運動。這些運動包括從禁賭、禁煙、禁纏足運動等常見的改革計劃，到組織學聯(lián)、勞工聯(lián)合、鐵路建設和公共工程等。在所有這些活動中，有從未在公共生活中一顯身手的人們——特別是婦女、青年和商人——開始參加。1905—1908年革命運動領袖們的觀點幾乎沒有涉及這些可能的支持者所關心的事情。革命領袖們關于政治和經(jīng)濟問題的想法同排外的示威者和社會改革者的行動相去甚遠：后兩種人的喊聲越來越高，要求清廷應該快些采取更果斷的行動。只是在革命知識分子指責清廷的改良辦法主要是為了加強滿人政府的騙術時，他們才能與群眾的抗議活動取得了有效的聯(lián)系。一方面是革命黨人揚言要致力于民族主義、民主與社會福利，一方面是公眾越來越要求國家的尊嚴、自治和社會改革，但這二者之間存在的可能的結合并未得到加強。沒有建立任何組織紐帶。如果說有什么聯(lián)系，那只是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已經(jīng)同意了的觀點上的聯(lián)系。梁啟超及其《民報》上的反對者所爭辯的東西，同廣州自治商會和南昌自治協(xié)會這些活躍的組織沒有多大關系。甚至同盟會會員自己辦的地方團體，例如江西省的九江讀書會和贛州學社，也把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拉在一起進行非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合作。對江西省的革命運動加以研究之后發(fā)現(xiàn)，這兩派在東京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它們的分歧在江西就不明顯了。［12］
在中國，那些積極推動實實在在的變革和那些不這樣做的人之間的分歧，卻是更為重要的。在推動變革方面，革命派和改良派都做了同樣的貢獻。他們的辯論在上層知識界中傳布了新觀念和發(fā)展了一套新語匯。觀點集中在國家的團結統(tǒng)一問題上，公民權、平等、權利、代議制、國有化和公共輿論等等概念豐富了語言詞匯。這些詞的意思和含義還需要充分地加以界說和消化，但在1911年以前的十年間它們是整整一代人共同創(chuàng)造的精神產(chǎn)品。1905—1908年的大辯論差不多使所有傳統(tǒng)觀點和思想家受到冷落（只有幾個除外），使整個一代新知識分子顯露了頭角。他們的著作滿足了對急劇變革的日益增長的要求。1910年以后，當清廷終于證明它無力滿足這種要求時，革命和共和制思想便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了。
革命策略和秘密會社
同盟會幾乎沒有改變1905年以前已經(jīng)失敗的策略。它依然深深地依靠秘密會社來補充其兵員，并且希望在象廣東那樣的單獨一個省發(fā)動武裝起義，以推動全國的革命。
軍事勝利后隨之而來的將是建立共和國的三個階段。隨著每個縣在清統(tǒng)治下被解放出來，將實施軍事管制法。最多在三年之內(nèi)，貪污、不公正、行政不當以及象纏足等有害的舊風俗的“積弊”都要被消滅。隨后將廢除軍事管制法，并在每個地方實施臨時憲法。在以后六年實施這些臨時憲法的時期，地方自治的權力將轉給每個縣的人民，而軍政府則仍管理全國的政務。最后一步是實施全國憲法和進行全國選舉，最后，軍事管制法將被取消，由憲法產(chǎn)生的共和政府將治理國家。
學者們頌揚孫中山樹立了“中國近代政治革命的中心思想，其內(nèi)容是由一個臨時政府實施訓政，以訓練政治上麻木的中國人民，使之最后參加立憲民主政制”。［13］ 但是，如果說孫中山創(chuàng)立了訓政的思想，其他許多人則接受了這個思想的基本前提。梁啟超也堅持，中國人民還沒有作好治理自己的準備。他號召應有一個在清朝監(jiān)管下的“開明的專制主義”的過渡時期。本質的區(qū)別并不是訓政的觀念，而是究竟由誰來充當訓政者。孫中山的主要貢獻是建立臨時政府的思想。沒有人能說清楚民主制導師的資格是什么，也不能說清楚如何去取得這種資格。知識分子簡單地認為他們最有條件在中國走向民主制的過渡期中進行管理。孫中山主張迅速但有步驟地向立憲政府過渡，這個觀念深為與梁啟超打筆墨官司的同盟會會員所依賴。兩個主要論戰(zhàn)者汪精衛(wèi)和胡漢民認為訓政是對梁啟超論點的答復，因為梁啟超認為革命會導致由一個軍事鐵腕人物控制的獨裁制。
孫中山的軍事戰(zhàn)略證明是難以執(zhí)行的。同盟會沒有自身的內(nèi)地根據(jù)地，只能對國內(nèi)事態(tài)作出反應而不能采取主動行動。它與行動的地方相隔太遠，而且其內(nèi)地的盟友在它對他們進行支援和補給之前，力量太弱，因而不能堅持戰(zhàn)斗。如在1907年春季，在廣東西南遭受政府沉重壓力的農(nóng)民造反者派兩名代表到孫中山那里要求援助。經(jīng)過助手的調查后，孫中山派黃興和一個姓王的三合會領袖去監(jiān)督這次行動。王某到9月初才組成一支農(nóng)民和秘密會社成員的大隊伍，并且安排它與兩支叛軍合作。王某很快奪取了一座重要城市，并繼續(xù)前往攻打府城所在地，而黃興在這時也已在設法打入府城的守軍。但當黃興的計謀未成時，他們內(nèi)外協(xié)同攻擊的企圖失敗了。王某隨即離去，臨時組織一次單獨的行動，這次行動使他的兵力從五百人增加到三四千人；但戰(zhàn)斗持續(xù)了幾天后，他彈藥告罄，不得不撤退。孫中山的總部因在離戰(zhàn)斗現(xiàn)場二百英里的河內(nèi)，他不能向其戰(zhàn)斗人員提供給養(yǎng)和增援。廣東西南的起義在開始后約四個月就全部歸于失敗。在1906至1908年之間，至少有五次起義，也許多達十二次以上，都以同樣的原因失敗了。
原因究竟何在？很明顯，連綿不斷的崎嶇地形給孫中山從外部支援的策略造成了巨大的障礙，單是地理條件就使他的策略不能實行。但在日本、香港、河內(nèi)和上海的革命者與他們在中國的潛在的盟友和支持者之間，不只存在著距離、高山、敵軍和警察的障礙，還存在著非常大的社會距離。同盟會的成員雖然比以往的任何組織更加復雜，但仍基本上由知識分子組成。要組織一次全國性的革命，他們必須逾越階級的界線。孫中山的策略是把秘密會社當作橋梁。但是秘密會社難以負此重任。
在某些方面，革命派和秘密會社是天然盟友。兩者都被宣布為亡命之徒，都由進不了傳統(tǒng)社會等級的人組成，都憎恨外國人的統(tǒng)治。
同盟會之與秘密會社合作，主要是為了接近對當局不滿的、有叛逆精神的和最具有潛在革命力量的農(nóng)民。在此方針下，十九世紀已經(jīng)普遍出現(xiàn)的農(nóng)民起義在二十世紀的頭十年更有所發(fā)展。大部分起義開始時只是地方問題占主要地位的小運動，但缺糧、通貨膨脹和高稅額（常常是為興辦新學堂等改革而支付）成了許許多多地方上的問題，因而也幾乎成為全國性的問題。因此，地方性的叛亂可以發(fā)展成為更廣泛的運動。只有擁有地方組織和有一定數(shù)量農(nóng)民參加的秘密會社才得天獨厚地處于直接指導這類運動的地位。尋求秘密會社為盟友的革命派，“是在尋找接近地方勢力的捷徑”。［14］ 他們沒有想出獲取民眾支持的其他手段。秘密會社并不是一種理想的手段，但也不是毫無希望的手段。它們在二十世紀的頭十年發(fā)展到農(nóng)村，并且在各方面表現(xiàn)出具有日益加強的內(nèi)聚力。至少在1906年，它們是中國境內(nèi)最活躍和最強大的反政府力量。
到1906年，起義在華中和華南全面爆發(fā)。其中一次是1906年12月沿湖南江西兩省交界處的起義，它的規(guī)模如此之大，以致必須從四個省份派軍隊去進行鎮(zhèn)壓。礦工和其他工人也參加了方圓約八百平方英里的萍瀏醴地區(qū)（即江西的萍鄉(xiāng)和湖南的瀏陽和醴陵）的農(nóng)民隊伍，起義者的目標是各種各樣的。在江西，有幾個革命學生在不知道東京有同盟會總部的情況下，企圖網(wǎng)羅知識分子和秘密會社成員于一個組織，來發(fā)動一次群眾運動。在兩省交界的湖南一側，革命派卷入的程度較輕。經(jīng)濟要求是整個運動的中心，但在其他方面目標就不那樣一致了。在江西，滿洲人被攻擊，因為他們向洋人獻媚。在湖南，有一些象“滅清護洋”和“鏟富濟貧”的老口號。有一個自稱“新中華大帝國南部起義恢復軍”的集團有著明顯的傳統(tǒng)，另一個集團卻號稱“中華共和國政府”，它許諾給予自由和平均地權。［15］ 各地起義仍由地方領導，主要由地方問題引起；學生仍不能與秘密會社建立持久的關系。
同盟會約用了兩年時間致力于加強它與秘密會社的關系，并通過它們?nèi)ゼ訌娕c中國人民的關系。但是迄無成效。爆發(fā)了無數(shù)次起義，只有少數(shù)是由同盟會指導的，較多的起義由秘密會社領導，但絕大多數(shù)起義則沒有明確的上級組織。江西的經(jīng)驗是典型的。雖然在1911年前的十年中，經(jīng)濟苦難的加深造成了饑饉、盜匪和大量涌現(xiàn)的起義，但革命派根本不能把他們的運動與農(nóng)民聯(lián)系起來。相反，農(nóng)民的不滿找到了反抗的傳統(tǒng)形式。在浙江，農(nóng)民起義“幾乎總是完全脫離革命運動的”。［16］
學生激進分子所以不能與秘密會社結成同盟，并通過它們與群眾結成同盟，原因并不簡單地在于階級偏見。馬克思主義學者們證實，不論是學生中的激進分子或是秘密會社，都不代表某個單獨的階級或某種單一的觀點。［17］ 有些秘密會社并不是一貫反滿的，也不是一貫排外或反帝的，有的由小紳士、商人、地主或官員領導。的確，在解釋秘密會社與知識分子不能在一起有效地活動時，學術界的意見著重指出，秘密會社的虛弱與知識分子的清高態(tài)度至少是同樣重要的原因。［18］
秘密會社和革命派既代表著廣泛的社會背景和社會分歧，也有著共同利益。問題是它（他）們都不代表群眾。
這時期的激進知識分子要求擁有特殊身分，因為他們受過國外的教育。他們贊成由“有大決斷的人”對老百姓進行“訓導”，這本身就是他們有此要求的明證；但很少革命派深入群眾。大部分人留在國外大城市，當他們在中國時，就麇集在大通商口岸的外國租界。不象傳統(tǒng)的上層紳士那樣，現(xiàn)代的知識分子在農(nóng)村和縣城沒有根據(jù)地。他們可能比傳統(tǒng)的知識分子更加脫離群眾。例如，紳士經(jīng)常與秘密會社發(fā)生關系，這說明傳統(tǒng)的社會精英與平民建立關系時困難要比近代社會精英少，因為后者發(fā)現(xiàn)自己與城市商人、華僑和外國人的共同點多于與中國農(nóng)民或游民的共同點。傳統(tǒng)和近代、農(nóng)村和城市之間的界線正在變得比紳士精英和群眾之間的界線更加分明。
這種情況可從廣州地區(qū)得到證明，對四川、湖南、河北、江西、上海和浙江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在廣州三角洲，革命出現(xiàn)了兩個運動；一個涌現(xiàn)在農(nóng)村，其根源基本上是自發(fā)的和傳統(tǒng)性質的；另一個則是大城鎮(zhèn)的秘密會社。例如，三合會把它的活動限制在集市中心及其周圍，并不擴大到農(nóng)村的農(nóng)民那里。“民軍”首先在農(nóng)村地區(qū)、村落和小城鎮(zhèn)組成。它們最初的形式是民團、氏族武裝和村社自衛(wèi)團。它們逐漸地合并成更大的部隊，并與官軍交戰(zhàn)。當它們超越農(nóng)村和集鎮(zhèn)而向較大的城市中心發(fā)展時（因此容易被動員起來搞超過地方性的大目標），秘密會社提供了進行組織、聯(lián)絡和協(xié)調的必要手段。最后，有些“民軍”終于與同盟會接觸，并且在廣州（也許還在其他重要城市）與它合作。但到那個時候，許多農(nóng)村青年已經(jīng)回轉家鄉(xiāng)了。［19］
總之，在廣東省，伴隨著革命運動的是農(nóng)村的嚴重動亂，而革命派與這種動亂只能建立暫時的、松散的、脆弱的和一般來說是最低限度的聯(lián)系。在有些情況下，這些聯(lián)系是由前往偏僻地區(qū)發(fā)展新組織的革命派，或是由到城市參加現(xiàn)有組織的農(nóng)村青年建立的，但秘密會社提供的聯(lián)系則要多得多。同盟會提不出能吸引農(nóng)民的堅定的土地政策。的確，它贊成的是農(nóng)民不愿意資助的那種現(xiàn)代化綱領。它還缺乏組織能力，以使它所能搜集到的有限的意識形態(tài)吸引力發(fā)揮最大的效用。因此，革命派從來未能充分利用秘密會社已經(jīng)創(chuàng)造的接近群眾的機會，也從來未能找到一個比秘密會社更好的中間人。它更不能直接與群眾聯(lián)系。
當革命派真與一個秘密會社聯(lián)系上了時，他們又往往不能與普通會員接觸。在運動初期，參加孫中山的興中會并積極參與最初幾次暴動的秘密會社會員與其說是一般會員，不如說是會黨領袖，這些人“受過教育，相當富?！薄＃?0］ 在浙江，與革命派緊密地在一起活動的兩個秘密會社都由小紳士領導，其中一個會社甚至發(fā)行了一種報紙。蘭金的說法相當恰切：在諸如此類事例中可以看出，革命派對待群眾，“與其說象對待信徒，不如說象對待軍隊”。③
象紳士階層多少世紀以來已經(jīng)做過的那樣，紳士和革命派這時都設法為自己的目的而去利用秘密會社。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是1907年（約在4月）成立于東京的共進會，其目的是要團結長江中游一大片地區(qū)的秘密會社。它代表了同盟會中人數(shù)相當多的一個抗議派，一方面反對孫中山把力量集中在華南，一方面也反對共進會領袖們認為的那種過分關心理論和知識分子影響太大的現(xiàn)象。該會最初的成員中大約有九十名同盟會會員，其內(nèi)部組織則仿效同盟會。創(chuàng)辦人是強烈反滿的，對同盟會綱領中的其他部分則不很熱心，特別是對它的土地政策更不熱心。共進會會章采用了同盟會的前三點，但把第四點“平均地權”改成“平均人權”——這個明顯例子說明同盟會的思想意識為什么不能流入內(nèi)地和被群眾所接受。該會的領袖們聲稱，“地權”之所以被改為“人權”，是因為“人權”對秘密會社成員更有吸引力。但農(nóng)民則發(fā)現(xiàn)“人權”二字神秘莫測。一個參加者的回憶說：“共進會放棄了‘平均地權’的主張，終于使它無力去發(fā)動廣大的農(nóng)民群眾。”［21］
這一改變，更多地想討好地主，而不是為了吸引農(nóng)民。許多共進會領袖出身地主家庭，他們對“人權”不象對哪怕是意義含糊的“地權”那樣感到不舒服。此外，他們心目中的“人權”與同盟會知識分子理解的“人權”意義不同。例如，共進會江西分會采納了儒家的準則：“‘平均人權’指的是按照傳統(tǒng)公認的社會規(guī)范確定的正確行為?！保?2］
因此，共和革命派想挖掘在中國的潛力來進行民眾起義的努力，并沒有使它與一般民眾建立牢固的關系。共和派還發(fā)現(xiàn)，他們必須與紳耆妥協(xié)，后者對革命則有他們自己的看法。共進會是第一個明顯的暗示，它表明了哪一類組織后來會發(fā)展成為一個范圍廣大的嘗試，以把反滿的共和革命與保存?zhèn)鹘y(tǒng)的社會、經(jīng)濟秩序結合起來。
到1908年初，同盟會已經(jīng)花去了它的大部分精力。大約在一年中，它一次又一次地發(fā)動或參加了起義——根據(jù)不同的說法，總共至少五次，也許多達八次；但沒有任何明顯的成就。政府在鎮(zhèn)壓這些起義時不很費勁。沒有一次有希望觸發(fā)革命派夢寐以求的連鎖反應。隨著失敗的升級，同盟會會員內(nèi)部發(fā)生了爭吵。曾經(jīng)在1905年被掩蓋的分歧這時把團結的門面搞得粉碎。在敵視孫中山的新編輯的主持下，《民報》發(fā)表了批評共和主義的文章，論調也很悲觀。同時，清政府又取得了革命派在1905—1906年已經(jīng)奪走的主動權，逐步增加對外國當局的壓力，要求它們?nèi)【喕蛳拗聘锩稍谌毡?、香港、印度支那、上海公共租界和其他外國庇護所的活動。在國內(nèi)，它鎮(zhèn)壓持不同政見的人。革命活動仍在繼續(xù)，但協(xié)同行動變得更加困難了。學生、秘密會社、老的革命知識分子和反滿的紳士在以后的兩年中各行其是，直到1910年才開始組成新的隊伍。同時，在1907年被逐出日本和在1908年1月被逐出河內(nèi)的孫中山在新加坡避難。從那里，他又恢復旅行，去訪問全世界的華僑界，這時他仍在繼續(xù)實施十三年前自己已經(jīng)制訂的策略。
?。?］ 同盟會的英文公章是The China Federal Association.見馬里烏斯·詹森：《日本人和孫中山》，第119頁插圖。革命家們經(jīng)過考慮并最后決定在組織名稱上不用“排滿”或“革命”字樣；見馮自由：《記中國同盟會》，載《革命文獻》，2（1953年）第148頁。可是，詹森書中的文獻表明，孫中山有時也用“革命”一詞。
［2］ 朱和中：《歐洲同盟會紀實》，載《革命文獻》，2（1953年）第257頁。
?。?］ 引自K.S.劉：《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43—44頁。
?。?］ 1905—1906年的同盟會會員名，可見之于《革命文獻》，2（1953年）第158—217頁。研究同盟會最徹底的著作是鄭冼秀蘭（音）的《1905—1912年同盟會的組織、領導和財政狀況》（華盛頓大學博士論文，1962年）及張玉法的《清季的革命團體》（第301—462頁）。又可注意李大齡（音）：《辛亥革命的基礎：同盟會歷史記錄》。
?。?］ 例如，見馬丁·伯納爾：《1907年以前的中國社會主義思想》，第136—138、152—160頁。伯納爾關于中國早期社會主義思想的解釋，在許多方面不同于我們在這一章里的觀點。
?。?］ 參照伯納爾對《民報》及其不同階段的評價（見其前引著作，第68—73、107—197、 217—223頁）。關于《民報》的歷史，包括它的目錄和作者筆名在內(nèi)，有一本無可估量的指南性文章，即曼華（湯增璧）的《同盟會時代民報始末記》，載《革命文獻》，2（1953年）第218—238頁；此文也載于《辛亥革命》，第2冊第438—459頁。又見邁克爾·加斯特：《中國知識分子與辛亥革命》，第3、4及第6章。
?。?］ 引自希夫林：《孫中山之謎》，載《革命中的中國》，第465頁。
?。?］ 最清楚不過的例子是同盟會的一個分會，即所謂的中部總會（詳見本章下文），它明白地把它的目標限制在兩個主義上，即推翻滿清政府和建立民主立憲政治制度。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編：《武昌首義》，第2輯第1冊第5頁。
?。?］ 希夫林：《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第298—299頁。
?。?0］ 胡漢民：《民報之六大主義》，載《民報》（1906年4月）8。
?。?1］ 蔣夢麟：《蔣夢麟自傳》，第53頁。
?。?2］ 塞繆爾·庫珀：《辛亥革命前后的江西》（密執(zhí)安大學博士論文，1973年），第95—96頁。
?。?3］ 鄧嗣禹和費正清：《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第226頁。
［14］ 蘭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第129頁。
［15］ 見周錫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62—63頁，書中還指出這個宣言是學生寫的，“實際上抄自”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參閱劉易斯：《辛亥革命的前奏》，第185—196頁；庫珀：《辛亥革命前后的江西》，第78—93頁。
?。?6］ 蘭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第192頁。
［17］ 李文海：《辛亥革命與會黨》，載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lián)合會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論文集》，第170—171、180頁。
?。?8］ 李文海：《辛亥革命與會黨》，載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lián)合會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論文集》，第171—177、182—184頁。又見陳志讓：《〈彭公案〉中的秘密會社》，載《亞洲研究雜志》，卷32第4期（1976年8月）第807—822頁；盧斯特：《秘密會社、民間運動與辛亥革命》，載《中國的民間運動與秘密會社，1840—1950年》，第166頁；蘭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第134—139頁。
?。?9］ 謝文孫：《1911年的惠州革命》，載《中國的民間運動和秘密會社，1840—1950年》（第145—164頁）；以及《1911年廣州三角洲的農(nóng)民起義和各級集市的關系》，載埃爾文和施堅雅合編：《兩個世界中間的中國城市》，第119—141頁。
?。?0］ 鮑羅克：《略論秘密會社在孫中山共和運動中的早期作用》，第138—139頁。
?。?1］ 吳玉章：《辛亥革命》，第98頁。關于共進會情況更詳細的討論，見馮兆基：《清末的共進會》，載《東方研究雜志》，卷11第2期（1973年）第193—206頁；以及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第529—540、617—656頁。
?。?2］ 庫珀：《辛亥革命前后的江西》，第99—1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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