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過幾年的努力，《馬可·波羅游記》終于付梓出版了，這的確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蒙古以少數(shù)民族統(tǒng)一中國，并憑借自己輝煌的武功征服了歐亞大部分地區(qū)，世界史上還沒有第二個如此的帝國足以望其項背；而馬可·波羅作為第一個游歷中國及亞洲其它各國而又將其系統(tǒng)的介紹給西方和歐洲人，這也是毋庸置疑的。這兩個世界第一的碰撞而產(chǎn)生的《馬可·波羅游記》也因此成為了膾炙人口的“世界一大奇書”。此書不但是研究歷史者的燈塔，為人們對元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幅生動真實的社會經(jīng)濟生活畫卷，同時也成為了一部地理學的重要指南，馬里諾莎努托的一三二○年版的世界地圖中就有許多資料取自《馬可·波羅游記》中，就連著名航海家哥倫布也從本書中受到巨大的鼓舞和啟示，冒險西行從而發(fā)現(xiàn)了美洲大陸。正因如此，《馬可·波羅游記》自成書以來，共被譯成了幾十種語言，出現(xiàn)了一百四十多個抄本。
盡管如此，《馬可·波羅游記》作為一本跨國性的歷史、地理著作，也引起了人們眾多的爭議。不少學者對書中的矛盾和可疑之處提出了種種置疑，其中最主要、最關鍵的就是“馬可·波羅是否真的到過中國”。
首先，有學者認為馬可·波羅的書中有許多值得懷疑和難解之處；各種版本分歧頗大；人名、地名難以對證，似乎都是從波斯語言翻譯而來；而且旅行路線往來重復，難以考證。
其次，馬可·波羅在書中對中國的描寫可謂“掛一漏萬”。如對最具中國特色的文化產(chǎn)物——茶、漢字以及印刷術(shù)都沒有提到，婦女纏足、使用筷子也無一語論及；尤其是對舉世聞名的長城更是視而不見。這些都說明，這完全不是一個旅居中國十七年，而且自稱跑遍中國的人應有的見聞。
第三，《馬可·波羅游記》中很多地方充滿了可疑的統(tǒng)計資料；對蒙古皇族的家譜說得也是混淆不清，很不準確；對許多城市的描寫完全是公式化的，蒼白無力的語言，如居民是“偶像崇拜者”、“隸屬大汗”、“使用紙幣”等，把中國豐富多彩的景象變成了灰茫茫的一片。
最后，在中國浩如煙海的史料中，沒有查到一件可供考證的關于馬可·波羅的材料。
因此，許多學者認為《馬可·波羅游記》只不過是馬可·波羅根據(jù)波斯的導游手冊，以及到過中國地區(qū)的商旅的敘述，再加上記錄者魯思梯謙先生的生動想象力及天賦而創(chuàng)造的歷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克里空”（即所謂虛假報道）。
應該承認，馬可·波羅本人為了擴大影響、追逐名利，的確講述了不少與實際情況不太相符的事跡：如獻炮攻襄陽，任職揚州三年，同時對汗八里（北京）、蘇州、泉州等地的描述也與當時的實際情況稍有不同。但由此而推斷出馬可·波羅沒有到過中國，卻有待商榷。
在《馬可·波羅游記》中，馬可·波羅的確有一些夸張失實、記載錯誤、疏失遺漏、行文單調(diào)、路線不明之處。但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馬可·波羅是在身陷囹圄，手中既無資料，精神又受摧殘的環(huán)境下憑記憶而講述其故事的，因此難免有偏頗之處。再者，本書是一本“見聞”而非“旅行日記”，所以我們完全不必苛求作者必須按順序記錄事件。而且，馬可·波羅作為歐洲人，在中國接觸的主要是波斯人、蒙古人和色目人，而很少接觸作為“下等人”的漢人。因此，他在地名上使用波斯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能因此就說他的游記是根據(jù)波斯的導游手冊編寫的。
馬可·波羅在他的游記中沒有提到茶，這完全和他保持著國內(nèi)的習慣，不喝茶有關，再加上當時西域人大概也無飲茶的習慣。同樣由于馬可·波羅主要是和蒙古人、色目人等種族打交道，所以他也不必去識學漢學。同時馬可·波羅是以商人的面目出現(xiàn)在歷史中的，文化水平也不會很高，因此完全可能不去理會印刷術(shù)等文化學術(shù)方面的事情。至于長城則完全是因為歷史的原因，馬可·波羅在中國的時候，秦漢的長城已廢棄多年，破壞風化嚴重，殘存遺跡也無實用價值，馬可·波羅在他的游記中只字未提，也當不足為怪。誠然，馬可·波羅在他的游記中沒有提到的中國事物還很多，但正如某位學者所說的那樣：在西班牙巴塞羅那的檔案中，沒有哥倫布勝利進入該城的記載；在葡萄牙的國家檔案中也沒有阿美利加奉命航海的史料，難道我們能夠因此否定這些無可置疑的事實嗎？
關于馬可·波羅一家的歷史材料部分，楊志玖教授已在五十多前就給予了回答。這里由于篇幅所限，也就不再贅述了。
上述看法，只是本人的一些心得，權(quán)作拋磚引玉之用，望眾多有識之士能多提出獨特的見解，讓更多的人來了解這段歷史，這也正是我翻譯《馬可·波羅游記》的初衷之所在。
梁生智
一九九八年八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