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中國以土廣民眾,文化水準比較高的民族,但卻為局處一隅的后金的野蠻民族的所擊敗”。此論有失偏頗,清之取國于李自成,而非明,這是南明政府和清朝政府的共識。
明末年間曾流傳一首民謠。
“老天爺,你年紀大,耳又聾來眼又花。老天爺,你年紀大,你看不見人來聽不見話。殺人放火的享受榮華,吃素看經(jīng)的活活餓殺。殺人放火的享盡榮華,吃素看經(jīng)的活活餓殺。老天爺,你不會做天,你塌了罷!老天爺,你不會做天,你不會做天,你塌了罷!你塌了罷!你塌了罷!”
可見普通民眾對明朝政府怨毒之深。
清朝之所以能夠維持穩(wěn)定,絕非只靠殺戮。對于這一點,很多人下意識的忽略這點,只靠武力治理國家是行不通的,如元朝,如果推行殘酷的民族壓迫和暴政,就算是縱橫天下無敵的蒙古騎兵,也是迅速瓦解。
經(jīng)過幾十年的農(nóng)民戰(zhàn)爭和清朝的統(tǒng)一戰(zhàn)爭,全國土地荒蕪,人丁缺少,財政收支入不敷出。1661年,即順治十八年,全國人丁戶口只有一千九百多萬口,還不到明朝萬歷六年(1578年)的六千零六十九萬多口的三分之一;全國的田地只有五百二十六萬多頃。
天府之國四川“民無遺類,地盡拋荒”,“有土無人”;江西是“官雖設而無民可治,地已荒而無力可耕”;魚米之鄉(xiāng)的湖南“自岳而長,村不見一廬舍,路不見一行人”。
而康熙采取了積極的政治、經(jīng)濟改革,獎勵墾荒,輕徭薄賦,懲治貪污,并且興修水利,節(jié)約開支,1681年(康熙二十年)后,清朝的財政收入大為好轉(zhuǎn),1709年(康熙48年)后,戶部庫存銀由一千二百萬兩增至五千萬兩,到1722年(康熙61年),全國人丁增至兩千四百九十多萬口,田地增至七百三十五萬頃。1661年,順治年間,人口不過1億左右,到1791年,乾隆年間,人口數(shù)已經(jīng)上升到3億。社會出現(xiàn)了相對繁榮安定的局面,史稱康熙盛世。人口的迅速增長和清朝的政策有很大關系,康熙實行“滋生人口,永不加賦”之策。雍正推行“攤丁入畝”的稅賦改革,取消了千年來的人頭稅和丁役銀。這些都極大的鼓勵了中國民間人口的繁榮。
這樣的局面,是清朝政府積極的政策使然。清朝政府的改革已經(jīng)超過了張居正時期的成就,相對于明朝中后期一百多年的昏君、特務政治、黨爭,以及苛政來說,說前清“康熙盛世”并不為過。
表面上,明朝政府是在內(nèi)有李自成、張獻忠,外有女真的夾擊下最終滅亡,但是以后金區(qū)區(qū)數(shù)十萬人口,十來萬兵力,又或是在饑餓狀態(tài)下的幾乎毫無戰(zhàn)斗力的百萬流民,是沒有可能推翻一個只要稍微積極一點的明朝帝國。
如果沒有女真,也沒有李自成,明朝繼續(xù)這樣毫無活力,步履蹣跚的走下去,民眾也繼續(xù)對壓迫和恐怖無動于衷,冷漠而麻木的接受這一切,那么,中國的未來會怎么樣?
中國又能夠憑什么來改寫近代那么最屈辱的歷史呢?
明朝之滅亡,實屬咎由自取,明朝上至皇帝大臣,下至貧民百姓,都難辭其咎,明朝的命運操縱在他們手里,而他們做出了錯誤的選擇,或者容忍了不公正的對待,也就勢必遭到報應。
中國近代之衰落,現(xiàn)代之復興,未來之命運,都是同樣的道理。
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諫,今天我們所做的就決定了中國的未來,在一百年后,一千年后,后人會驚嘆我們勇氣和先見之明,還是會詛咒我們的怯懦和愚昧呢?
明末年間曾流傳一首民謠。
“老天爺,你年紀大,耳又聾來眼又花。老天爺,你年紀大,你看不見人來聽不見話。殺人放火的享受榮華,吃素看經(jīng)的活活餓殺。殺人放火的享盡榮華,吃素看經(jīng)的活活餓殺。老天爺,你不會做天,你塌了罷!老天爺,你不會做天,你不會做天,你塌了罷!你塌了罷!你塌了罷!”
可見普通民眾對明朝政府怨毒之深。
清朝之所以能夠維持穩(wěn)定,絕非只靠殺戮。對于這一點,很多人下意識的忽略這點,只靠武力治理國家是行不通的,如元朝,如果推行殘酷的民族壓迫和暴政,就算是縱橫天下無敵的蒙古騎兵,也是迅速瓦解。
經(jīng)過幾十年的農(nóng)民戰(zhàn)爭和清朝的統(tǒng)一戰(zhàn)爭,全國土地荒蕪,人丁缺少,財政收支入不敷出。1661年,即順治十八年,全國人丁戶口只有一千九百多萬口,還不到明朝萬歷六年(1578年)的六千零六十九萬多口的三分之一;全國的田地只有五百二十六萬多頃。
天府之國四川“民無遺類,地盡拋荒”,“有土無人”;江西是“官雖設而無民可治,地已荒而無力可耕”;魚米之鄉(xiāng)的湖南“自岳而長,村不見一廬舍,路不見一行人”。
而康熙采取了積極的政治、經(jīng)濟改革,獎勵墾荒,輕徭薄賦,懲治貪污,并且興修水利,節(jié)約開支,1681年(康熙二十年)后,清朝的財政收入大為好轉(zhuǎn),1709年(康熙48年)后,戶部庫存銀由一千二百萬兩增至五千萬兩,到1722年(康熙61年),全國人丁增至兩千四百九十多萬口,田地增至七百三十五萬頃。1661年,順治年間,人口不過1億左右,到1791年,乾隆年間,人口數(shù)已經(jīng)上升到3億。社會出現(xiàn)了相對繁榮安定的局面,史稱康熙盛世。人口的迅速增長和清朝的政策有很大關系,康熙實行“滋生人口,永不加賦”之策。雍正推行“攤丁入畝”的稅賦改革,取消了千年來的人頭稅和丁役銀。這些都極大的鼓勵了中國民間人口的繁榮。
這樣的局面,是清朝政府積極的政策使然。清朝政府的改革已經(jīng)超過了張居正時期的成就,相對于明朝中后期一百多年的昏君、特務政治、黨爭,以及苛政來說,說前清“康熙盛世”并不為過。
表面上,明朝政府是在內(nèi)有李自成、張獻忠,外有女真的夾擊下最終滅亡,但是以后金區(qū)區(qū)數(shù)十萬人口,十來萬兵力,又或是在饑餓狀態(tài)下的幾乎毫無戰(zhàn)斗力的百萬流民,是沒有可能推翻一個只要稍微積極一點的明朝帝國。
如果沒有女真,也沒有李自成,明朝繼續(xù)這樣毫無活力,步履蹣跚的走下去,民眾也繼續(xù)對壓迫和恐怖無動于衷,冷漠而麻木的接受這一切,那么,中國的未來會怎么樣?
中國又能夠憑什么來改寫近代那么最屈辱的歷史呢?
明朝之滅亡,實屬咎由自取,明朝上至皇帝大臣,下至貧民百姓,都難辭其咎,明朝的命運操縱在他們手里,而他們做出了錯誤的選擇,或者容忍了不公正的對待,也就勢必遭到報應。
中國近代之衰落,現(xiàn)代之復興,未來之命運,都是同樣的道理。
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諫,今天我們所做的就決定了中國的未來,在一百年后,一千年后,后人會驚嘆我們勇氣和先見之明,還是會詛咒我們的怯懦和愚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