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jié) 繼統(tǒng)問題上的紛爭和史可法的嚴重失策
大順軍的攻克北京和崇禎帝的自盡，標志著明王朝的覆亡。但是，淮河以南絕大部分地區(qū)仍然處于明政府管轄之下。當大順軍向北京進軍時，南方部分官員知道京師難保，已經(jīng)作了從海路迎接太子朱慈烺來南京監(jiān)國的準備。三月二十九日，即在北京失守十天之后，消息就傳到了江蘇淮安。四月初八日，淮安巡撫路振飛根據(jù)塘報向當?shù)毓偌澬剂司熓氐闹卮笞児?。①這里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淮安距留都南京不遠，南京六部等高級官員雖然很快得到了北京陷落的消息，卻由于對崇禎帝和他三個兒子的下落不明，不敢輕舉妄動，他們嚴密封鎖消息，“禁訛言”，內(nèi)心里卻焦急不安。“諸大老每集議事堂，惟相向攢眉，竟日無一語?；蜓鲆曃葜妨Q，咄嗟而已。間曰：‘事如不可知，將奈何？’竟以靴尖蹴地作嘆息聲，各各散走，以為常?！雹倭硪稽c是北京失陷的消息傳到淮安時，福王朱由崧②、潞王朱常淓③以及周王、恒王都因逃難泊居于淮安城西湖咀。④朱由崧和朱常淓也必然想到這一事件對自己的前途可能發(fā)生的影響。
南京在明朝初年是帝國的首都，永樂年間遷都北京以后，南京作為留都一直保留了六部、都察院等一整套與北京相對應的中央機構(gòu)。這種兩京制度的特點是：皇帝和內(nèi)閣大學士等決策人物都在北京，北京的六部等衙門是名副其實的中央權(quán)力機構(gòu)；南京各衙門多為虛銜，公務清閑，任職官員被稱為“吏隱”，但地位一般不低于北京相對應的衙門官員。在留都握有實權(quán)的是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南京守備太監(jiān)和提督南京軍務勛臣。
自從大順軍兵臨北京城下之日起，朝廷的一切政令無法發(fā)出，南京的高級官員大概在接到崇禎皇帝“命天下兵勤王”的詔書以后就再收不到邸報了。召兵緊急勤王和隨之而來的音信不通，使南京各衙門大臣、守備太監(jiān)、勛臣們越來越感到不安。四月初一日，以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領銜發(fā)布了“號召天下臣民起義勤王捐貲急事”的南都公檄，檄文中提到“南北之耗莫通，河山之險盡失”之類的“宗社危情”①，表明他們已經(jīng)籠罩在一種不祥的預感之中。四月初七日，史可法率兵渡江準備北上“勤王”；幾天之后，他誤信了一個不可靠的消息，寫信給南京詹事府詹事姜曰廣說，崇禎帝已乘舟由海道南下，太子也從間道得以逃出，南京的官員們信以為真，一個個喜形于色，奔走相告。②誰知第二天就傳來了朱由檢在三月十九日自盡于煤山的消息，這消息在四月十七日被從北京逃出來的原大學士魏炤乘證實。朝廷既已全部覆亡，作為留都的南京很自然地成了明朝半壁江山的政治中心。這里當政和在籍的大臣如雷轟頂，頓時亂成一團。對于他們來說，當務之急是立君。由于崇禎帝的三個兒子都被大順軍俘獲，未能逃出北京，在沒有直系皇位繼承人的情況下，南京及其附近地方的大臣、勛貴、太監(jiān)和擁兵自重的將帥就在擁立哪一位藩王的問題上展開了一場勾心斗角的爭執(zhí)。以血統(tǒng)親近而言，崇禎帝的祖父神宗朱翊鈞的子、孫還有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潤、桂王朱常瀛（瑞王朱常浩原封漢中，李自成軍入陜他逃至四川重慶，甲申六月被大西軍處死）；神宗兄弟的兒子則有潞王朱常淓。按照封建倫序觀念，自然應該首先考慮福王、桂王、惠王。而在福、桂、惠三王中朱由崧又處于優(yōu)先地位，這是因為：第一，三親藩中福藩（即老福王朱常洵）居長；第二，桂、惠二藩比崇禎帝高一輩，不如朱由崧援引“兄終弟及”（實際是弟終兄及）繼統(tǒng)更為適宜；第三，桂、惠二王在崇禎十六年（1643）張獻忠部進入湖南時逃往廣西，距南京較遠，福王卻近在淮安。福王朱由崧在倫序和地理上占了明顯的有利地位。在這里，我們應當特別注意東林—復社中一些骨干人士在繼統(tǒng)問題上所起的惡劣作用，他們的一些偏見深入人心，一直沿襲到現(xiàn)在。事實上，當時的有識之士都主張由福王朱由崧繼統(tǒng)，如淮撫路振飛“遺書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謂倫序當在福王，宜早定社稷主”①。劉城《上閣部史公書》中說：“自都門失守，大行皇帝兇問頻傳，雖所傳不一，大略頗同，公率先諸臣奉迎福藩殿下，臨蒞南京，此中外臣民之愿也?！毕挛恼f他見到的詔旨仍用監(jiān)國名義，“未有御極之意”，他極力主張應該“早上尊號”，理由是“倫序應在福藩，大寶之御無可遲滯之端”②。給事中李清、章正宸，進士鄭元勛等人也持相同態(tài)度。李清記載：“北都變聞，在籍錢宗伯謙益有迎潞王議。揚州鄭進士元勛密語予：‘予語里人解少司馬學龍曰：福從此始矣，神宗四十八年，德澤猶系人心，豈可舍孫立侄？況應立者不立，則誰不可立？萬一左良玉挾楚，鄭芝龍挾益，各挾天子以令諸侯，誰禁之者？且潞王既立，置福王于何地？死之耶？抑幽之耶？是動天下之兵也，不可。”接著又說章都諫正宸力主應“以福藩為國本”，“時草野聞立潞，皆不平；及（福）王監(jiān)國，人心乃定”①。然而，江南士紳中的一部分東林黨人卻從狹隘私利出發(fā)，強烈反對由福藩繼統(tǒng)，原因是朱由崧的祖母是備受神宗寵愛的鄭貴妃，從萬歷到天啟朝廷上圍繞著儲君問題展開的“妖書”、“梃擊”、“移宮”等轟動一時的案件都同鄭貴妃有關(guān)，何況正是由于東林黨人的力爭，神宗和鄭貴妃希望立福王朱常洵（即朱由崧的父親）為太子的圖謀才化為泡影。因此，他們擔心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重翻舊案，自己在政治上將會失勢。在籍禮部侍郎錢謙益當時被視為東林黨魁，他兩次從原籍常熟趕往南京，以“立賢”為名，到處游說，提議迎立潞王朱常淓。支持錢謙益的有南京兵部侍郎呂大器、南京戶部尚書高弘圖、右都御史張慎言、詹事府詹事姜曰廣等人。一度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首席大臣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是傾向于東林黨的人物，他內(nèi)心里對擁立福王有所顧忌，但又認為應該按倫序迎立神宗的子孫。
各種南明史籍在迎立問題上記載非?；靵y，原因是弘光既立，先前持異議者不免改口，局外人士又難免輕信風聞和自我揣測，弄出種種誤解。比較而言，最可靠的記載是直接參與其事的姜曰廣所著《過江七事》①。按姜氏記載，當時“江南北諸紳”（指錢謙益等熱衷于東林門戶之見的官紳）“群起擁潞王”。作為實權(quán)人物的史可法處于進退兩難的境地，他是東林黨人左光斗的得意門生，自然對擁戴福藩繼統(tǒng)心存疑慮，但又擔心舍親立疏將引起更大的政治風波。經(jīng)過反復考慮，他暗自決定前往浦口同鳳陽總督馬士英商量在桂王與福王之中選定一人。史、馬密商的結(jié)果是“以親以賢，惟桂乃可”②。至于惠王朱常潤不在議立之列是因為他迷信佛教，不懂世事。（朱常潤次年降清后給清廷的奏疏中說：“臣自髫年皈依釋教，性甘淡薄，只知焚祝，毫無外求。”①）第二天，史可法親自寫信給南京高級官員說明定策意見：“迎桂者何？以福、惠之有遺議也，乃舍而立桂也。其潞藩則仿古兵馬元帥之制暫借統(tǒng)兵馬?！雹谀暇┑墓偌潓τ谶@個折中方案比較滿意，由南京禮部準備乘輿法物前往廣西迎接桂王。就在這一關(guān)鍵時刻，馬士英由浦口回到鳳陽，突然得到報告守備鳳陽太監(jiān)盧九德勾結(jié)總兵高杰、黃得功、劉良佐決定擁立福王朱由崧。這里有幾點值得注意：一、盧九德在萬歷末年曾在宮中為老福王朱常洵服役，由他出面聯(lián)絡三鎮(zhèn)當出自朱由崧的幕后策劃。李清記載：“時王聞，懼不得立，書召南竄總兵高杰與黃得功、劉良佐協(xié)謀擁戴。劉澤清素狡，先附立潞議，至是以兵不敵，改計從杰等。”③二、高杰、黃得功、劉良佐的積極參與擁立顯然是為了攘取“定策之功”增強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三、史可法之所以要親赴浦口同馬士英會商，正是因為士英身為鳳陽總督，直接節(jié)制著高、黃、劉等總兵，借以取得軍隊支持。不料變生意外，馬士英眼看手下大將全部自行投向福藩，如果再遵守同史可法達成的協(xié)議，自己只會被駕空、被淘汰，權(quán)力的欲望使他顧不上什么信義，抓住時機向福王朱由崧表示效忠。史可法還蒙在鼓里，繼續(xù)寫信給馬士英申說朱由崧“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七不可立的理由。①馬士英既已改變初衷，參加擁立福王的行列，史可法的來信等于直接指斥行將即位的皇帝，把權(quán)力的劍柄交到了馬士英手里。馬士英立即以鳳陽總督和三鎮(zhèn)名義正式致書南京守備太監(jiān)韓贊周宣布擁立福王朱由崧。當南京各大臣被韓贊周邀請到家中傳閱馬士英的書信時，雖然不少人感到震驚，但是他們既無兵權(quán)，立桂、立潞的方案又已胎死腹中，失去了憑借，只好違心地表示同意。擁立潞王朱常淓的主要策劃人物錢謙益的表現(xiàn)就頗為典型：“錢謙益侍郎觸暑步至膠東（指高弘圖）第中，汗渴，解衣，連沃豆湯（指解暑之綠豆湯）三四甌。問所立？膠東曰：‘福藩?！粦?，即告別。膠東留之曰：‘天子毋容抗也?！X悟，仍坐定，遽令仆市烏帽，謂：‘我雖削籍，嘗經(jīng)赦矣，候駕龍江關(guān)?！雹跂|林黨魁的態(tài)度如此，其他原先追隨擁潞的人也可想而知了。①山東總兵劉澤清一度支持東林骨干擁立潞王，當他得知高杰、黃得功、劉良佐三鎮(zhèn)的動向后，自知兵力不敵，立即隨風轉(zhuǎn)舵加入了擁立福王的行列。四月末，福王繼統(tǒng)已成定局。
由于擁立定策問題對弘光一朝政局的影響極大，有必要作一點分析。前面說過，當時江南東林黨人在朝、在野的勢力很大，他們中間的骨干分子以“立賢”為名主張舍棄神宗嫡系子孫而擁立穆宗之孫潞王朱常淓，后來的事實證明朱常淓并不“賢”，他們的真正用意是排除福王以確保崇禎時期東林—復社黨人在政治上的操縱權(quán)，特別是如果潞王以較遠的宗支而被迎立，錢謙益等人有“定策”之功肯定可以飛黃騰達。一度處于權(quán)力中心的史可法優(yōu)柔寡斷，設想出擁立桂王的折中方案，以為桂、福二藩都是神宗嫡支，以桂抗?？梢詽M足東林黨人反對立福藩的愿望，又帶著這個方案親赴浦口同掌握實際兵權(quán)的鳳陽總督馬士英商量，自以為事出萬全。結(jié)果風云突變，無論他主張擁立的仍是神宗嫡系，在朱由崧眼中他始終是反對自己黃袍加身的重要人物。就當時情況來說，帝位候選人桂、惠二親藩離南京較遠，福、潞二藩近在淮安，史可法既然主張按照倫序迎立，就應該當機立斷，把顛沛潦倒之中的福王朱由崧接來南京繼統(tǒng)。這樣，朱由崧必將對他刮目相看，馬士英和四鎮(zhèn)也沒有可乘之機。當初私下醞釀立君人選時，史可法曾經(jīng)對姜曰廣說：“以齊桓之伯也，聽管仲則治；聽易牙、開方則亂。今吾輩之所立者，豈其不惟是聽，而又何患焉？”①這表明史可法知道落魄之中的福王只要爬上皇帝的寶座，享盡人間富貴就心滿意足，在這樣一個同“察察為明”的崇禎帝截然相反的庸主下，朝廷大政必然落在自己這幫“君子”手里，事情可以辦得很順當?？墒?，史可法的這句話一傳出去，“擁潞者聞之大嘩。以詢諸紳，又頗于福推惡?？煞ㄓ谑且懿谎砸印雹?。
古語說：“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笔房煞ǘ嗌儆悬c門戶之見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他的致命弱點是缺乏雄才大略，總想處處應付，八方妥貼，最后落得個事與愿違。張怡有一段話說得很有意思：“弘光皇帝以播遷之余，丁大亂之后，九廟之焰未息，萬姓之席未貼，雖臥薪枕鼓，不足示其殷憂；布衣帛冠，不足表其恭儉，而圣質(zhì)等于肉糜，皇衷習于市肆，臥深宮而枕宦者，愛比頑童；開后庭以待麗華，惟湛旨酒。李煜、孟昶合為一人；歸命、東昏將與同傳矣。然而治亂不關(guān)其意，故上每任人而不疑；賢才各極其材，故下亦任事而不忌。向使李綱、寇準之流為之相，韓、岳、宗澤之儔為之將。將相同心，不憂中制，中外一德，可彌外憂，即發(fā)兵誅不道，遠遜蕭王（指東漢光武帝劉秀），豈敷天同左袒，至出趙構(gòu)下哉！”③這話是頗有見地的。
在隨機應變上，史可法顯然不是馬士英的對手。當史可法在南京被擁潞、擁嫡各派人士弄得左右為難時，特約馬士英會商于浦口，推心置腹地談了各方面的紛爭和自己的折中意見，馬士英認為這是自己參與定策的重要機會，正如他后來所說：“立桂，史意也。予曰：亦佳，但須速耳?！雹偎踔猎谕房煞ㄟ_成協(xié)議后曾經(jīng)邀請南京各衙門官員赴浦口當面宣布這一決定，借以顯示自己是參與定策迎立桂王的第二號人物。誰知南京六部等大臣認為鳳陽總督不過是地方高級官僚，無權(quán)召集朝廷大臣開會。自感掃興的馬士英回到鳳陽，得知太監(jiān)盧九德同高杰、黃得功、劉良佐已決定擁立福王，開始是大吃一驚，然而他畢竟屢經(jīng)宦海浮沉，老于世故，看準了朱由崧要當皇帝已難阻止，有將帥統(tǒng)兵為后盾，有太監(jiān)在旁翊贊，不足之處正是缺少一員大臣。馬士英立即轉(zhuǎn)向，同高杰、黃得功、劉良佐、盧九德等人在鳳陽皇陵前立誓擁戴福王，成了定策第一文臣。為了取得在即將建立的南明朝廷首席大學士職位，他抓住史可法為擁立桂王而列舉福王七不可立的來信作為把柄，又針對南京等地東林黨人擁潞之聲甚囂塵上，帶領兵馬護送朱由崧直抵浦口，并且在立福已成定局的情況下發(fā)出表文聲稱：“聞南中有臣尚持異議，臣謹勒兵五萬，駐扎江干，以備非常，志危險也?！雹谶@一著棋實在厲害，南京最高文臣史可法知道自己上了大當，攻擊福王的書信落在馬士英手里，白紙黑字，有口難言，他除了滿腹悔恨地默默跟隨福王朱由崧由浦口乘船前往南京就任監(jiān)國以外，別無其他選擇了。弘光一朝黨爭的激化、武將的跋扈，最后導致覆亡，關(guān)鍵都是從這里引伸出來的。李清寫道：“使諸臣果以序迎，則上何至書召四鎮(zhèn)，士英與杰又何得居功？非錢謙益、呂大器誤之而何？”①錢謙益、呂大器固然是擁立潞王的主謀人物，但是真正一度擁有決策大權(quán)的是史可法②，他在這樣的重大問題上態(tài)度游移，沒有斷然決定擁立福王，致使朱由崧求助于鎮(zhèn)將，從此大權(quán)旁落，應當負主要責任。③
?、?滕一飛《淮城紀事》，見馮夢龍編《甲申紀事》，《玄覽堂叢書》影印本。
① 陳定生《書事七則》。
② 朱由崧是明神宗的孫子，老福王朱常洵的長子，生于萬歷三十五年（1607）七月十五日，是崇禎帝朱由檢的堂兄（朱由檢生于萬歷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朱常淓是神宗（朱翊鈞）的侄兒，其父老潞王（翊镠）原封河南衛(wèi)輝府。萬歷四十六年閏四月常淓襲封潞王，比朱由檢、朱由崧高一輩。
④ 上引《淮安紀事》。
?、?計六奇《明季南略》卷一，《南都公檄》條。
?、?陳定生在《書事七則·書甲申南中事》內(nèi)記載他親自往見姜曰廣，“姜公見余，握手喜曰：有一佳訊，昨史公書來，云：‘上已航海而南，東宮亦間道出矣。’出司馬札示余，余時喜不勝”。這一訛傳在李清《三垣筆記》中也有記載：“北都既陷，蔣輔德璟以致政抵高郵，云先帝已北來，有見之天津，與周后及內(nèi)官數(shù)十人俱裝飾一樣。且云郡邑不宜遽設龍亭哭臨?！笔Y德璟在北京失守前夕以大學士致仕南歸，史可法相信他的話自在意料當中。楊廷麟詩云：“可憐海上傳南狩，猶向延秋望六師?！保ā稐钪夜?jié)公遺集》卷四，《恭挽大行烈皇帝六首》）楊廷麟時在江西，可見這一消息傳布甚廣。
?、?歸莊《左柱國光祿大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路文貞公行狀》，見《歸莊集》卷八。
?、?劉城《嶧桐集》，文，卷七。
① 李清《三垣筆記》下，《弘光》。祁彪佳（時任蘇松巡按）在自己寫的日記中也描寫了五月初一日福王朱由崧到達南京時，“所過民家俱供香花，縱市人瞻仰，都人以紗燈數(shù)百盞來迎。生員、孝廉時有伏謁于道傍，人情歡豫”。次日，他在奏本中說：“昨者殿下駕入南都，士民歡悅，夾道擁觀，即此人情，可卜天意。”見《祁忠敏公日記·甲申日歷》。
?、?《過江七事》是弘光初任大學士的姜曰廣被排斥后記敘自己在南京的親身經(jīng)歷之作，史料價值很高。清代一些學者見到的傳抄本大概未署作者姓名，而陳定生（貞慧）著有《書事七則》，由于書名相似，誤掛于陳定生名下。謝國楨《晚明史籍考》、柳亞子《羿樓舊藏南明史料書目提要》（見《懷舊集》第一六八頁）承襲其訛；拙著《明末農(nóng)民戰(zhàn)爭史》第三四五頁亦寫作“陳貞慧：《過江七事》”。均誤。只要仔細研究這部書，不難確定作者只能是姜曰廣，其根據(jù)如下：一、陳定生一局外書生不可能知道其中委曲；二、書中所記過江七事全部以姜曰廣的言行為核心，不可能為陳定生或他人所作；三、最重要的證據(jù)是甲申十月從北京逃回南京的張鹿征（曾出任弘光朝錦衣衛(wèi)指揮使，清初改名張怡）著《羿聞續(xù)筆》卷一記：“南都初建，著數(shù)多舛，見姜公曰廣所記七事?！逼湎乱坝嬘ⅰ薄ⅰ俺帜姘浮?、“正糾參”、“裁鎮(zhèn)將”等均節(jié)取姜氏《過江七事》原文。以張怡當時的地位和他對明代史事的關(guān)心，不致弄錯作者。確定《過江七事》的著者為參與迎立并出任大學士的姜曰廣，才不致將該書視為僅據(jù)風聞的泛泛之作。參見張怡《白云道者自述》。
② 姜曰廣《過江七事》。
?、?順治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朱常潤奏本，見《順治錄疏》。
?、?姜曰廣《過江七事》。
③ 李清《南渡錄》卷一。
① 黃宗羲《弘光實錄鈔》卷一。談遷時為高弘圖幕客，在《棗林雜俎》仁集，《史相國督師》條記：“而史先柬士英，有福藩不忠不孝等語。士英意脅之。史求還故牘，終不相忘?！庇终f：“嘉善吳進士亮中云，見史相國手札，福世子荒淫酗酒，不曾讀書，云云。”彭士望曾在史可法幕中任職，也說：“史復馬書有不忠、不孝、不仁、不知之語?！币姟稅u躬堂詩鈔》卷十六，《山居感逝》詩。陳鼎《東林列傳》卷二十三《呂大器傳》云：呂大器時以兵部侍郎“兼署禮部，主潞議，不肯署，右都御史張慎言、詹事姜曰廣皆然之，方列福王不孝、不弟等六事貽可法及士英?！崩钋濉赌隙射洝肪硪挥洠骸澳隙贾T臣……方列王不孝不弟等七款貽漕督史可法，轉(zhuǎn)貽士英為立潞王。”同書卷四又記弘光元年二月行人司行人朱統(tǒng)漕攻擊姜曰廣語：“曰廣誣圣德有七不可。”按，史可法時任南京兵部尚書，不應稱之為“漕督”；“七不可立”福王的條款無論是誰歸納出來的，史可法贊同并致書馬士英當系事實。
?、?談遷《棗林雜俎》仁集，《異議》條。按，談遷曾任高弘圖幕客，所記當可信。
?、?南京兵部侍郎呂大器（史可法的副手）原來積極支持錢謙益擁立潞王，五月初三日福王朱由崧出任監(jiān)國，他“心怵前議，欲請后日即登極”，借以換取朱由崧的好感。見李清《南渡錄》卷一。
① 姜曰廣《過江七事》。
?、?姜曰廣《過江七事》。
?、?張怡《?聞續(xù)筆》卷四。
?、?姜曰廣《過江七事》。
?、?姜曰廣《過江七事》。祁彪佳時任蘇松巡按，在日記中記載，他四月二十九日“晤呂東川（兵部侍郎呂大器）于兵部火房。袖中出馬瑤草（士英字）書云：已傳諭將士奉福藩為三軍主，而諸大帥且勒兵江上，以備非常矣”。見《祁忠敏公日記》，《甲申日歷》，可相參證。
?、?李清《三垣筆記》下《弘光》。
?、?夏完淳《續(xù)幸存錄》《南都大略》中說：“南樞史可法實司擁立事?！?
?、?關(guān)于南京立君的爭執(zhí)，各書記載頗有差異。如談遷記：四月十四日史可法、張慎言、高弘圖、姜曰廣、呂大器等集議監(jiān)國，“高、張之意屬于雒陽（指福王，原封洛陽）；史頗不然之，意在衛(wèi)輝（指潞王，原封衛(wèi)輝府）?？直焙奈创_，逡巡未決”。至二十七日，“史尚書之手札至，意專衛(wèi)輝。尋又札云：雒陽、衛(wèi)輝并南下，當拈鬮孝陵之前，云云。亡何，總督鳳陽馬士英書來，奉福王發(fā)淮安，將及矣。即日守備南京太監(jiān)韓贊周出迎。二十九日，王舟泊燕子磯，諸公馳候”（《棗林雜俎》仁集《定策本末》條）。李清《南渡錄》卷一記：“時北都失守，毅宗慘崩，以倫以序應屬福王，而迎立潞王之議起?！瓡r以廢籍少宗伯兩入留都倡議者，錢謙益也。于是，兵部侍郎呂大器主謙益議甚力，而右都御史張慎言、詹事姜曰廣皆然之。丁憂山東僉事雷演祚、禮部郎中周鑣亦往來游說。獨逆案為民阮大鋮與鳳陽總督馬士英密，且心冀燃灰，書言不可?！秉S道周在《興元紀略》中說史可法、張慎言等“咸主清河（指潞王）”（見《黃漳浦集》卷三十二，雜著）。
大順軍的攻克北京和崇禎帝的自盡，標志著明王朝的覆亡。但是，淮河以南絕大部分地區(qū)仍然處于明政府管轄之下。當大順軍向北京進軍時，南方部分官員知道京師難保，已經(jīng)作了從海路迎接太子朱慈烺來南京監(jiān)國的準備。三月二十九日，即在北京失守十天之后，消息就傳到了江蘇淮安。四月初八日，淮安巡撫路振飛根據(jù)塘報向當?shù)毓偌澬剂司熓氐闹卮笞児?。①這里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淮安距留都南京不遠，南京六部等高級官員雖然很快得到了北京陷落的消息，卻由于對崇禎帝和他三個兒子的下落不明，不敢輕舉妄動，他們嚴密封鎖消息，“禁訛言”，內(nèi)心里卻焦急不安。“諸大老每集議事堂，惟相向攢眉，竟日無一語?；蜓鲆曃葜妨Q，咄嗟而已。間曰：‘事如不可知，將奈何？’竟以靴尖蹴地作嘆息聲，各各散走，以為常?！雹倭硪稽c是北京失陷的消息傳到淮安時，福王朱由崧②、潞王朱常淓③以及周王、恒王都因逃難泊居于淮安城西湖咀。④朱由崧和朱常淓也必然想到這一事件對自己的前途可能發(fā)生的影響。
南京在明朝初年是帝國的首都，永樂年間遷都北京以后，南京作為留都一直保留了六部、都察院等一整套與北京相對應的中央機構(gòu)。這種兩京制度的特點是：皇帝和內(nèi)閣大學士等決策人物都在北京，北京的六部等衙門是名副其實的中央權(quán)力機構(gòu)；南京各衙門多為虛銜，公務清閑，任職官員被稱為“吏隱”，但地位一般不低于北京相對應的衙門官員。在留都握有實權(quán)的是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南京守備太監(jiān)和提督南京軍務勛臣。
自從大順軍兵臨北京城下之日起，朝廷的一切政令無法發(fā)出，南京的高級官員大概在接到崇禎皇帝“命天下兵勤王”的詔書以后就再收不到邸報了。召兵緊急勤王和隨之而來的音信不通，使南京各衙門大臣、守備太監(jiān)、勛臣們越來越感到不安。四月初一日，以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領銜發(fā)布了“號召天下臣民起義勤王捐貲急事”的南都公檄，檄文中提到“南北之耗莫通，河山之險盡失”之類的“宗社危情”①，表明他們已經(jīng)籠罩在一種不祥的預感之中。四月初七日，史可法率兵渡江準備北上“勤王”；幾天之后，他誤信了一個不可靠的消息，寫信給南京詹事府詹事姜曰廣說，崇禎帝已乘舟由海道南下，太子也從間道得以逃出，南京的官員們信以為真，一個個喜形于色，奔走相告。②誰知第二天就傳來了朱由檢在三月十九日自盡于煤山的消息，這消息在四月十七日被從北京逃出來的原大學士魏炤乘證實。朝廷既已全部覆亡，作為留都的南京很自然地成了明朝半壁江山的政治中心。這里當政和在籍的大臣如雷轟頂，頓時亂成一團。對于他們來說，當務之急是立君。由于崇禎帝的三個兒子都被大順軍俘獲，未能逃出北京，在沒有直系皇位繼承人的情況下，南京及其附近地方的大臣、勛貴、太監(jiān)和擁兵自重的將帥就在擁立哪一位藩王的問題上展開了一場勾心斗角的爭執(zhí)。以血統(tǒng)親近而言，崇禎帝的祖父神宗朱翊鈞的子、孫還有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潤、桂王朱常瀛（瑞王朱常浩原封漢中，李自成軍入陜他逃至四川重慶，甲申六月被大西軍處死）；神宗兄弟的兒子則有潞王朱常淓。按照封建倫序觀念，自然應該首先考慮福王、桂王、惠王。而在福、桂、惠三王中朱由崧又處于優(yōu)先地位，這是因為：第一，三親藩中福藩（即老福王朱常洵）居長；第二，桂、惠二藩比崇禎帝高一輩，不如朱由崧援引“兄終弟及”（實際是弟終兄及）繼統(tǒng)更為適宜；第三，桂、惠二王在崇禎十六年（1643）張獻忠部進入湖南時逃往廣西，距南京較遠，福王卻近在淮安。福王朱由崧在倫序和地理上占了明顯的有利地位。在這里，我們應當特別注意東林—復社中一些骨干人士在繼統(tǒng)問題上所起的惡劣作用，他們的一些偏見深入人心，一直沿襲到現(xiàn)在。事實上，當時的有識之士都主張由福王朱由崧繼統(tǒng)，如淮撫路振飛“遺書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謂倫序當在福王，宜早定社稷主”①。劉城《上閣部史公書》中說：“自都門失守，大行皇帝兇問頻傳，雖所傳不一，大略頗同，公率先諸臣奉迎福藩殿下，臨蒞南京，此中外臣民之愿也?！毕挛恼f他見到的詔旨仍用監(jiān)國名義，“未有御極之意”，他極力主張應該“早上尊號”，理由是“倫序應在福藩，大寶之御無可遲滯之端”②。給事中李清、章正宸，進士鄭元勛等人也持相同態(tài)度。李清記載：“北都變聞，在籍錢宗伯謙益有迎潞王議。揚州鄭進士元勛密語予：‘予語里人解少司馬學龍曰：福從此始矣，神宗四十八年，德澤猶系人心，豈可舍孫立侄？況應立者不立，則誰不可立？萬一左良玉挾楚，鄭芝龍挾益，各挾天子以令諸侯，誰禁之者？且潞王既立，置福王于何地？死之耶？抑幽之耶？是動天下之兵也，不可。”接著又說章都諫正宸力主應“以福藩為國本”，“時草野聞立潞，皆不平；及（福）王監(jiān)國，人心乃定”①。然而，江南士紳中的一部分東林黨人卻從狹隘私利出發(fā)，強烈反對由福藩繼統(tǒng)，原因是朱由崧的祖母是備受神宗寵愛的鄭貴妃，從萬歷到天啟朝廷上圍繞著儲君問題展開的“妖書”、“梃擊”、“移宮”等轟動一時的案件都同鄭貴妃有關(guān)，何況正是由于東林黨人的力爭，神宗和鄭貴妃希望立福王朱常洵（即朱由崧的父親）為太子的圖謀才化為泡影。因此，他們擔心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重翻舊案，自己在政治上將會失勢。在籍禮部侍郎錢謙益當時被視為東林黨魁，他兩次從原籍常熟趕往南京，以“立賢”為名，到處游說，提議迎立潞王朱常淓。支持錢謙益的有南京兵部侍郎呂大器、南京戶部尚書高弘圖、右都御史張慎言、詹事府詹事姜曰廣等人。一度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首席大臣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是傾向于東林黨的人物，他內(nèi)心里對擁立福王有所顧忌，但又認為應該按倫序迎立神宗的子孫。
各種南明史籍在迎立問題上記載非?；靵y，原因是弘光既立，先前持異議者不免改口，局外人士又難免輕信風聞和自我揣測，弄出種種誤解。比較而言，最可靠的記載是直接參與其事的姜曰廣所著《過江七事》①。按姜氏記載，當時“江南北諸紳”（指錢謙益等熱衷于東林門戶之見的官紳）“群起擁潞王”。作為實權(quán)人物的史可法處于進退兩難的境地，他是東林黨人左光斗的得意門生，自然對擁戴福藩繼統(tǒng)心存疑慮，但又擔心舍親立疏將引起更大的政治風波。經(jīng)過反復考慮，他暗自決定前往浦口同鳳陽總督馬士英商量在桂王與福王之中選定一人。史、馬密商的結(jié)果是“以親以賢，惟桂乃可”②。至于惠王朱常潤不在議立之列是因為他迷信佛教，不懂世事。（朱常潤次年降清后給清廷的奏疏中說：“臣自髫年皈依釋教，性甘淡薄，只知焚祝，毫無外求。”①）第二天，史可法親自寫信給南京高級官員說明定策意見：“迎桂者何？以福、惠之有遺議也，乃舍而立桂也。其潞藩則仿古兵馬元帥之制暫借統(tǒng)兵馬?！雹谀暇┑墓偌潓τ谶@個折中方案比較滿意，由南京禮部準備乘輿法物前往廣西迎接桂王。就在這一關(guān)鍵時刻，馬士英由浦口回到鳳陽，突然得到報告守備鳳陽太監(jiān)盧九德勾結(jié)總兵高杰、黃得功、劉良佐決定擁立福王朱由崧。這里有幾點值得注意：一、盧九德在萬歷末年曾在宮中為老福王朱常洵服役，由他出面聯(lián)絡三鎮(zhèn)當出自朱由崧的幕后策劃。李清記載：“時王聞，懼不得立，書召南竄總兵高杰與黃得功、劉良佐協(xié)謀擁戴。劉澤清素狡，先附立潞議，至是以兵不敵，改計從杰等。”③二、高杰、黃得功、劉良佐的積極參與擁立顯然是為了攘取“定策之功”增強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三、史可法之所以要親赴浦口同馬士英會商，正是因為士英身為鳳陽總督，直接節(jié)制著高、黃、劉等總兵，借以取得軍隊支持。不料變生意外，馬士英眼看手下大將全部自行投向福藩，如果再遵守同史可法達成的協(xié)議，自己只會被駕空、被淘汰，權(quán)力的欲望使他顧不上什么信義，抓住時機向福王朱由崧表示效忠。史可法還蒙在鼓里，繼續(xù)寫信給馬士英申說朱由崧“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七不可立的理由。①馬士英既已改變初衷，參加擁立福王的行列，史可法的來信等于直接指斥行將即位的皇帝，把權(quán)力的劍柄交到了馬士英手里。馬士英立即以鳳陽總督和三鎮(zhèn)名義正式致書南京守備太監(jiān)韓贊周宣布擁立福王朱由崧。當南京各大臣被韓贊周邀請到家中傳閱馬士英的書信時，雖然不少人感到震驚，但是他們既無兵權(quán)，立桂、立潞的方案又已胎死腹中，失去了憑借，只好違心地表示同意。擁立潞王朱常淓的主要策劃人物錢謙益的表現(xiàn)就頗為典型：“錢謙益侍郎觸暑步至膠東（指高弘圖）第中，汗渴，解衣，連沃豆湯（指解暑之綠豆湯）三四甌。問所立？膠東曰：‘福藩?！粦?，即告別。膠東留之曰：‘天子毋容抗也?！X悟，仍坐定，遽令仆市烏帽，謂：‘我雖削籍，嘗經(jīng)赦矣，候駕龍江關(guān)?！雹跂|林黨魁的態(tài)度如此，其他原先追隨擁潞的人也可想而知了。①山東總兵劉澤清一度支持東林骨干擁立潞王，當他得知高杰、黃得功、劉良佐三鎮(zhèn)的動向后，自知兵力不敵，立即隨風轉(zhuǎn)舵加入了擁立福王的行列。四月末，福王繼統(tǒng)已成定局。
由于擁立定策問題對弘光一朝政局的影響極大，有必要作一點分析。前面說過，當時江南東林黨人在朝、在野的勢力很大，他們中間的骨干分子以“立賢”為名主張舍棄神宗嫡系子孫而擁立穆宗之孫潞王朱常淓，后來的事實證明朱常淓并不“賢”，他們的真正用意是排除福王以確保崇禎時期東林—復社黨人在政治上的操縱權(quán)，特別是如果潞王以較遠的宗支而被迎立，錢謙益等人有“定策”之功肯定可以飛黃騰達。一度處于權(quán)力中心的史可法優(yōu)柔寡斷，設想出擁立桂王的折中方案，以為桂、福二藩都是神宗嫡支，以桂抗?？梢詽M足東林黨人反對立福藩的愿望，又帶著這個方案親赴浦口同掌握實際兵權(quán)的鳳陽總督馬士英商量，自以為事出萬全。結(jié)果風云突變，無論他主張擁立的仍是神宗嫡系，在朱由崧眼中他始終是反對自己黃袍加身的重要人物。就當時情況來說，帝位候選人桂、惠二親藩離南京較遠，福、潞二藩近在淮安，史可法既然主張按照倫序迎立，就應該當機立斷，把顛沛潦倒之中的福王朱由崧接來南京繼統(tǒng)。這樣，朱由崧必將對他刮目相看，馬士英和四鎮(zhèn)也沒有可乘之機。當初私下醞釀立君人選時，史可法曾經(jīng)對姜曰廣說：“以齊桓之伯也，聽管仲則治；聽易牙、開方則亂。今吾輩之所立者，豈其不惟是聽，而又何患焉？”①這表明史可法知道落魄之中的福王只要爬上皇帝的寶座，享盡人間富貴就心滿意足，在這樣一個同“察察為明”的崇禎帝截然相反的庸主下，朝廷大政必然落在自己這幫“君子”手里，事情可以辦得很順當?？墒?，史可法的這句話一傳出去，“擁潞者聞之大嘩。以詢諸紳，又頗于福推惡?？煞ㄓ谑且懿谎砸印雹?。
古語說：“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笔房煞ǘ嗌儆悬c門戶之見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他的致命弱點是缺乏雄才大略，總想處處應付，八方妥貼，最后落得個事與愿違。張怡有一段話說得很有意思：“弘光皇帝以播遷之余，丁大亂之后，九廟之焰未息，萬姓之席未貼，雖臥薪枕鼓，不足示其殷憂；布衣帛冠，不足表其恭儉，而圣質(zhì)等于肉糜，皇衷習于市肆，臥深宮而枕宦者，愛比頑童；開后庭以待麗華，惟湛旨酒。李煜、孟昶合為一人；歸命、東昏將與同傳矣。然而治亂不關(guān)其意，故上每任人而不疑；賢才各極其材，故下亦任事而不忌。向使李綱、寇準之流為之相，韓、岳、宗澤之儔為之將。將相同心，不憂中制，中外一德，可彌外憂，即發(fā)兵誅不道，遠遜蕭王（指東漢光武帝劉秀），豈敷天同左袒，至出趙構(gòu)下哉！”③這話是頗有見地的。
在隨機應變上，史可法顯然不是馬士英的對手。當史可法在南京被擁潞、擁嫡各派人士弄得左右為難時，特約馬士英會商于浦口，推心置腹地談了各方面的紛爭和自己的折中意見，馬士英認為這是自己參與定策的重要機會，正如他后來所說：“立桂，史意也。予曰：亦佳，但須速耳?！雹偎踔猎谕房煞ㄟ_成協(xié)議后曾經(jīng)邀請南京各衙門官員赴浦口當面宣布這一決定，借以顯示自己是參與定策迎立桂王的第二號人物。誰知南京六部等大臣認為鳳陽總督不過是地方高級官僚，無權(quán)召集朝廷大臣開會。自感掃興的馬士英回到鳳陽，得知太監(jiān)盧九德同高杰、黃得功、劉良佐已決定擁立福王，開始是大吃一驚，然而他畢竟屢經(jīng)宦海浮沉，老于世故，看準了朱由崧要當皇帝已難阻止，有將帥統(tǒng)兵為后盾，有太監(jiān)在旁翊贊，不足之處正是缺少一員大臣。馬士英立即轉(zhuǎn)向，同高杰、黃得功、劉良佐、盧九德等人在鳳陽皇陵前立誓擁戴福王，成了定策第一文臣。為了取得在即將建立的南明朝廷首席大學士職位，他抓住史可法為擁立桂王而列舉福王七不可立的來信作為把柄，又針對南京等地東林黨人擁潞之聲甚囂塵上，帶領兵馬護送朱由崧直抵浦口，并且在立福已成定局的情況下發(fā)出表文聲稱：“聞南中有臣尚持異議，臣謹勒兵五萬，駐扎江干，以備非常，志危險也?！雹谶@一著棋實在厲害，南京最高文臣史可法知道自己上了大當，攻擊福王的書信落在馬士英手里，白紙黑字，有口難言，他除了滿腹悔恨地默默跟隨福王朱由崧由浦口乘船前往南京就任監(jiān)國以外，別無其他選擇了。弘光一朝黨爭的激化、武將的跋扈，最后導致覆亡，關(guān)鍵都是從這里引伸出來的。李清寫道：“使諸臣果以序迎，則上何至書召四鎮(zhèn)，士英與杰又何得居功？非錢謙益、呂大器誤之而何？”①錢謙益、呂大器固然是擁立潞王的主謀人物，但是真正一度擁有決策大權(quán)的是史可法②，他在這樣的重大問題上態(tài)度游移，沒有斷然決定擁立福王，致使朱由崧求助于鎮(zhèn)將，從此大權(quán)旁落，應當負主要責任。③
?、?滕一飛《淮城紀事》，見馮夢龍編《甲申紀事》，《玄覽堂叢書》影印本。
① 陳定生《書事七則》。
② 朱由崧是明神宗的孫子，老福王朱常洵的長子，生于萬歷三十五年（1607）七月十五日，是崇禎帝朱由檢的堂兄（朱由檢生于萬歷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朱常淓是神宗（朱翊鈞）的侄兒，其父老潞王（翊镠）原封河南衛(wèi)輝府。萬歷四十六年閏四月常淓襲封潞王，比朱由檢、朱由崧高一輩。
④ 上引《淮安紀事》。
?、?計六奇《明季南略》卷一，《南都公檄》條。
?、?陳定生在《書事七則·書甲申南中事》內(nèi)記載他親自往見姜曰廣，“姜公見余，握手喜曰：有一佳訊，昨史公書來，云：‘上已航海而南，東宮亦間道出矣。’出司馬札示余，余時喜不勝”。這一訛傳在李清《三垣筆記》中也有記載：“北都既陷，蔣輔德璟以致政抵高郵，云先帝已北來，有見之天津，與周后及內(nèi)官數(shù)十人俱裝飾一樣。且云郡邑不宜遽設龍亭哭臨?！笔Y德璟在北京失守前夕以大學士致仕南歸，史可法相信他的話自在意料當中。楊廷麟詩云：“可憐海上傳南狩，猶向延秋望六師?！保ā稐钪夜?jié)公遺集》卷四，《恭挽大行烈皇帝六首》）楊廷麟時在江西，可見這一消息傳布甚廣。
?、?歸莊《左柱國光祿大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路文貞公行狀》，見《歸莊集》卷八。
?、?劉城《嶧桐集》，文，卷七。
① 李清《三垣筆記》下，《弘光》。祁彪佳（時任蘇松巡按）在自己寫的日記中也描寫了五月初一日福王朱由崧到達南京時，“所過民家俱供香花，縱市人瞻仰，都人以紗燈數(shù)百盞來迎。生員、孝廉時有伏謁于道傍，人情歡豫”。次日，他在奏本中說：“昨者殿下駕入南都，士民歡悅，夾道擁觀，即此人情，可卜天意。”見《祁忠敏公日記·甲申日歷》。
?、?《過江七事》是弘光初任大學士的姜曰廣被排斥后記敘自己在南京的親身經(jīng)歷之作，史料價值很高。清代一些學者見到的傳抄本大概未署作者姓名，而陳定生（貞慧）著有《書事七則》，由于書名相似，誤掛于陳定生名下。謝國楨《晚明史籍考》、柳亞子《羿樓舊藏南明史料書目提要》（見《懷舊集》第一六八頁）承襲其訛；拙著《明末農(nóng)民戰(zhàn)爭史》第三四五頁亦寫作“陳貞慧：《過江七事》”。均誤。只要仔細研究這部書，不難確定作者只能是姜曰廣，其根據(jù)如下：一、陳定生一局外書生不可能知道其中委曲；二、書中所記過江七事全部以姜曰廣的言行為核心，不可能為陳定生或他人所作；三、最重要的證據(jù)是甲申十月從北京逃回南京的張鹿征（曾出任弘光朝錦衣衛(wèi)指揮使，清初改名張怡）著《羿聞續(xù)筆》卷一記：“南都初建，著數(shù)多舛，見姜公曰廣所記七事?！逼湎乱坝嬘ⅰ薄ⅰ俺帜姘浮?、“正糾參”、“裁鎮(zhèn)將”等均節(jié)取姜氏《過江七事》原文。以張怡當時的地位和他對明代史事的關(guān)心，不致弄錯作者。確定《過江七事》的著者為參與迎立并出任大學士的姜曰廣，才不致將該書視為僅據(jù)風聞的泛泛之作。參見張怡《白云道者自述》。
② 姜曰廣《過江七事》。
?、?順治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朱常潤奏本，見《順治錄疏》。
?、?姜曰廣《過江七事》。
③ 李清《南渡錄》卷一。
① 黃宗羲《弘光實錄鈔》卷一。談遷時為高弘圖幕客，在《棗林雜俎》仁集，《史相國督師》條記：“而史先柬士英，有福藩不忠不孝等語。士英意脅之。史求還故牘，終不相忘?！庇终f：“嘉善吳進士亮中云，見史相國手札，福世子荒淫酗酒，不曾讀書，云云。”彭士望曾在史可法幕中任職，也說：“史復馬書有不忠、不孝、不仁、不知之語?！币姟稅u躬堂詩鈔》卷十六，《山居感逝》詩。陳鼎《東林列傳》卷二十三《呂大器傳》云：呂大器時以兵部侍郎“兼署禮部，主潞議，不肯署，右都御史張慎言、詹事姜曰廣皆然之，方列福王不孝、不弟等六事貽可法及士英?！崩钋濉赌隙射洝肪硪挥洠骸澳隙贾T臣……方列王不孝不弟等七款貽漕督史可法，轉(zhuǎn)貽士英為立潞王。”同書卷四又記弘光元年二月行人司行人朱統(tǒng)漕攻擊姜曰廣語：“曰廣誣圣德有七不可。”按，史可法時任南京兵部尚書，不應稱之為“漕督”；“七不可立”福王的條款無論是誰歸納出來的，史可法贊同并致書馬士英當系事實。
?、?談遷《棗林雜俎》仁集，《異議》條。按，談遷曾任高弘圖幕客，所記當可信。
?、?南京兵部侍郎呂大器（史可法的副手）原來積極支持錢謙益擁立潞王，五月初三日福王朱由崧出任監(jiān)國，他“心怵前議，欲請后日即登極”，借以換取朱由崧的好感。見李清《南渡錄》卷一。
① 姜曰廣《過江七事》。
?、?姜曰廣《過江七事》。
?、?張怡《?聞續(xù)筆》卷四。
?、?姜曰廣《過江七事》。
?、?姜曰廣《過江七事》。祁彪佳時任蘇松巡按，在日記中記載，他四月二十九日“晤呂東川（兵部侍郎呂大器）于兵部火房。袖中出馬瑤草（士英字）書云：已傳諭將士奉福藩為三軍主，而諸大帥且勒兵江上，以備非常矣”。見《祁忠敏公日記》，《甲申日歷》，可相參證。
?、?李清《三垣筆記》下《弘光》。
?、?夏完淳《續(xù)幸存錄》《南都大略》中說：“南樞史可法實司擁立事?！?
?、?關(guān)于南京立君的爭執(zhí)，各書記載頗有差異。如談遷記：四月十四日史可法、張慎言、高弘圖、姜曰廣、呂大器等集議監(jiān)國，“高、張之意屬于雒陽（指福王，原封洛陽）；史頗不然之，意在衛(wèi)輝（指潞王，原封衛(wèi)輝府）?？直焙奈创_，逡巡未決”。至二十七日，“史尚書之手札至，意專衛(wèi)輝。尋又札云：雒陽、衛(wèi)輝并南下，當拈鬮孝陵之前，云云。亡何，總督鳳陽馬士英書來，奉福王發(fā)淮安，將及矣。即日守備南京太監(jiān)韓贊周出迎。二十九日，王舟泊燕子磯，諸公馳候”（《棗林雜俎》仁集《定策本末》條）。李清《南渡錄》卷一記：“時北都失守，毅宗慘崩，以倫以序應屬福王，而迎立潞王之議起?！瓡r以廢籍少宗伯兩入留都倡議者，錢謙益也。于是，兵部侍郎呂大器主謙益議甚力，而右都御史張慎言、詹事姜曰廣皆然之。丁憂山東僉事雷演祚、禮部郎中周鑣亦往來游說。獨逆案為民阮大鋮與鳳陽總督馬士英密，且心冀燃灰，書言不可?！秉S道周在《興元紀略》中說史可法、張慎言等“咸主清河（指潞王）”（見《黃漳浦集》卷三十二，雜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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