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jié)　楚黨和吳黨

　　明末黨爭劇烈，官僚士大夫往往結黨營私，爭權奪利，置國家利益于不顧，多次給民族帶來重大災難。如果說在弘光以前的東林、魏黨之爭表面上還以“君子”、“小人”為分野，到永歷時期就完全變成了爭奪朝廷權力的內(nèi)部傾軋。按錢秉鐙的說法：“先是，朝士有東西之分，自東粵來者，以反正功氣凌西人；而粵西隨駕至者，亦矜其發(fā)未剃以嗤東人。而東、西又各自為鎮(zhèn)。久之，遂分吳、楚兩局。主持吳局者，閣臣朱天麟、吏部侍郎吳貞毓、給事張孝起、李用楫，外則制輔堵胤錫也；而江右之王化澄、萬翱、雷德復，蜀中之程源、粵東之郭之奇實為之魁。主持楚局者，丁時魁、蒙正發(fā)、袁彭年，……陜西劉湘客、杭州金堡既與時魁等合，桂林留守瞿式耜亦每事關白，居然一體矣?！薄胺沧院稀V西隨駕至，出于督師（何騰蛟）、留守（瞿式耜）門者，大半歸楚。吳人謂楚東恃元胤、西恃留守；實則吳亦內(nèi)倚吉翔、外倚邦傅，特其蹤跡秘密，不似時魁等招搖人耳目耳。”其他人則“浮沉吳、楚之間，或無所依附”①。這種描述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完全正確。所謂“吳局”、楚局經(jīng)歷了一個對立、分化、轉(zhuǎn)合的過程。廣東反正以前，是瞿式耜等人同廣西南潯軍閥陳邦傅之間的矛盾；李成棟反正以后，開初是未曾降清的扈從諸臣同反正來歸的廣東文官武將之間的矛盾。由于李成棟反清歸明，永歷朝廷管轄區(qū)驟然擴大到廣東全省以上，永歷帝也移蹕肇慶，進入李成棟父子的控制區(qū)。朝廷為取悅成棟等人，在用人行政上“重反正，薄守節(jié)”②。甚至諱言是否曾經(jīng)剃頭降清：“近奉新功令，休稱兩鬢完（原注：時禁自陳保發(fā)歸朝之語）”。③以忠貞不二、扈駕有功自命的官僚對此頗有意見，留守桂林大學士瞿式耜竭力反對永歷帝移駐廣東，就是耽心朝廷權力落入“東勛”手里。朱由榔遷至廣東肇慶之后，瞿式耜憤憤不平，在1649年（永歷二年）九月的一封信中說：“吾之留守桂林，不止要照管東、西，通何督師之氣脈；亦為東邊用人行政，惟知奉承剃發(fā)之人，全不顧朝綱清議，太看不得。與之同流合污既不能，終日爭嚷又不耐，反不如身居局外，猶得清清白白做一人也。”④可見，瞿式耜原先對李成棟集團的得勢耿耿于懷，不久，何騰蛟兵敗身死，馬吉翔又極力拉攏李成棟，瞿式耜力單勢孤，才通過袁彭年、劉湘客、金堡等人同反正來歸的“東勛”結合起來，共同對付馬吉翔、陳邦傅等原廣西實權人物。爭奪朝廷權力的格局錯綜復雜，“吳”、“楚”的概念本來很不準確，既不是以同鄉(xiāng)親友聯(lián)結而成，也不是以反正、隨駕（即曾否降清剃發(fā)）劃分。

　　如果仔細剖析一下所謂吳、楚黨爭，不難發(fā)現(xiàn)它實際上是勛鎮(zhèn)（帶有地方割據(jù)色彩的軍閥）之間的矛盾在朝廷上的反映。簡單一點說，主要是廣西軍閥慶國公陳邦博同廣東軍閥李成棟，李元胤父子之間為爭奪朝廷權力的斗爭。瞿式耜是江蘇常熟人，按地域觀念應該算是吳人，為什么卻同“楚黨”聯(lián)為一體呢？這是因為他原任廣西巡撫，后來任留守桂林大學士，希望統(tǒng)攬廣西全省軍政，可是陳邦傅憑借實力以“居守”廣西的敕旨（他還行賄中書舍人把居守的詔敕寫成“世守”）為依據(jù)控制了廣西大部分地區(qū)。瞿式耜所能指揮的軍隊僅限于宣國公焦璉（原封新興侯）等部，行政權力也局促于桂林一隅之地。因此，他同陳邦傅在爭奪廣西權力上處處勾心斗角。李成棟以廣東全省和廣西梧州反正來附，被封為惠國公。陳邦傅在永歷朝廷處境危迫時曾經(jīng)向佟養(yǎng)甲、李成棟暗通款曲，有意投降清朝，這時卻以扈駕功邀封慶國公。李成棟知道他的底細，羞與為伍。于是，瞿式耜為首的勢力同反正來歸的“東勛”集團逐漸合拍，形成一個左右朝政的聯(lián)合陣線，即所謂楚黨。錢秉鐙在著作中曾披露其中內(nèi)幕：“初，金堡赴行在，將有建白，過桂林以示留守（瞿式耜）。留守令至肇，與劉湘客酌之。參疏八款，李成棟、陳邦傅、龐天壽、馬吉翔皆在所參。湘客削去其二，去李而用陳，去龐而用馬。封上，一時豐采赫然，補兵科給事中。當成棟未反正時，邦傅潛通降啟，心鄙之，及是爵位相等，甚恥與噲等為伍。得堡疏，大喜，故元胤交益密，實不知成棟初亦在參中也?！雹俳鸨ぴ诼∥涑⒅芯陀小案抑G”之名，永歷二年（順治五年，1648）十月他輾轉(zhuǎn)來到廣西桂林，對朝廷情況尚不了解，準備以尊主權為名疏參在外東、西二勛，在內(nèi)司禮監(jiān)太監(jiān)龐天壽、文安侯馬吉翔，借以一鳴驚人。疏稿呈瞿式耜審閱，瞿指示他到肇慶去同劉湘客商酌。經(jīng)過劉湘客提示，刪去李成棟、龐天壽的名字，變成專參西勛。十二月上本，“傳揭到李成棟，成棟嘆服。吉翔、邦傅亦成棟之所惡也。自是丁時魁等益與李元胤固結”②。由此可見，楚黨的幕后人物為瞿式耜和李元胤，稱之為楚黨是因為出頭露面的袁彭年、丁時魁、蒙正發(fā)都是湖廣人。

　　那末，以堵胤錫、陳邦傅、王化澄、朱天麟為后臺的“吳黨”是怎么回事呢？嚴格說，永歷朝廷內(nèi)并不存在吳黨。所謂的“吳黨”是楚黨把妨礙自己獨家攬權的勢力指派為結黨營私。堵胤錫、王化澄、朱天麟在永歷朝廷里是比較正直的大臣，他們同陳邦傅、馬吉翔并沒有什么瓜葛。問題是，陳邦傅在廣東反正以前足以同瞿式耜等人相抗衡，廣東反正以后力量平衡被打破，陳邦傅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先把李過（李赤心）、高一功（高必正）為首的忠貞營接進廣西南寧一帶安插，后來又拉攏云南的大西軍余部；而堵胤錫等人卻是從抗清大局著眼，主張南明朝廷應該聯(lián)合原大順軍和大西軍。盡管堵胤錫、王化澄、朱天麟等人和陳邦傅考慮問題的出發(fā)點天地懸隔，落實到具體事情上卻頗有類似之處。換句話說，“吳”、楚黨爭的內(nèi)涵原來是東、西軍閥的爭權，后來卻衍伸為對待原農(nóng)民軍的態(tài)度上的分歧。

　　在永歷朝廷大臣中，何騰蛟、瞿式耜聯(lián)為一體，竭力維護崇禎朝以來的“正統(tǒng)”觀念，歧視和排斥原農(nóng)民軍。在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的情況下，他們?nèi)匀槐３种鴺O深的階級偏見，妄圖憑借殘明的文武官紳勢力實現(xiàn)“中興”，這實際上是一條自取滅亡的道路。他們的這種政治態(tài)度在南明官紳中顯然有一定代表性。由于他們自己的軍事力量相當弱，不得不同反正來歸的文官武將互相勾結，形成所謂的楚黨。

　　然而，在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情況下，南明朝廷（從隆武政權開始）中一些有識之士看到了只有聯(lián)合原大順、大西農(nóng)民軍共同抗清才有復興的希望。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學士堵胤錫、朱天麟、王化澄等人。在南明歷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有兩位，一位是堵胤錫，另一位是張煌言。堵胤錫在永歷朝廷中一直遭到何騰蛟、瞿式耜等人的排擠，無法展布他的雄才大略，終于赍志以歿；張煌言偏處浙江、福建海隅，得不到實力派鄭成功的支持，空懷報國之志。歷史上常說“何代無才”，治世不能“借才于異代”，就南明而言又何嘗不是如此。在史書上，人們習慣于把史可法、何騰蛟、瞿式耜列為南明最堪稱贊的政治家，其實，他們不過是二、三流的人物，就政治眼光和魄力而言根本不能同堵胤錫、張煌言相提并論。同堵胤錫、張煌言類似能夠依據(jù)形勢的變化高瞻遠矚的還有張家玉、楊畏知、朱天麟、王化澄等人。正是由于這些人在統(tǒng)籌全局上同維護崇禎朝以來政治格局的某些官紳的見解有明顯差異，他們當中一部分任職永歷朝廷的人因此被說成是同“正統(tǒng)派”（即楚黨）相對立的所謂“吳黨”。

　　堵胤錫從隆武時期起就真心實意地聯(lián)合大順軍余部，負責改編和聯(lián)絡忠貞營，后來又力主聯(lián)合據(jù)守云南的大西軍，因此先后遭到何騰蛟、瞿式耜等“正人君子”的嫉恨。永歷三年（1649）秋，金堡上疏“劾其喪師失地，而結李赤心等為援，張筵宴孫可望使。且面責之曰：‘滇與忠貞，皆國仇也，厥罪滔天。公奈何獨與之呢？’胤錫失色，徐曰：‘我幸苦邊事，如君言，竟無功耶？’堡曰：‘勞則有之，功于何有？’”①上引堵胤錫臨終上疏，對五虎及其后臺瞿式耜、李元胤的把持朝政導致復興無望深表不滿，可見堵胤錫的備受排擠是因為政見分歧和反對延臣結黨營私。

　　朱天麟，崇禎元年進士，歷仕崇禎、隆武、永歷三朝，永歷二年（順治五年，1648）任東閣大學士。李成棟反正后，袁彭年等五虎弄權，上疏攻擊跟隨永歷帝播遷的大學士嚴起恒、權臣陳邦傅、馬吉翔、太監(jiān)龐天壽。永歷帝很不高興，由皇太后出面叫朱天麟擬嚴旨詰責。接著，又有金堡倚仗“東勛”兵力上疏劾奏陳邦傅無餉無兵，竊取勛爵。陳邦傅大怒，上疏反斥金堡任臨清州知州時曾經(jīng)投降大順，又請朝廷派金堡為自己的監(jiān)軍，“觀其十萬鐵騎”。朱天麟即票擬旨意道：“金堡辛苦何來，朕所未悉。所請監(jiān)軍即會議?！蓖蝺?nèi)閣大學士的嚴起恒早就想排擠朱天麟，暗中把這一票擬的旨意告知吏科給事中丁時魁。五虎得知消息，連夜約集給事中、御史十六人于正月十三日晨擁入行在宮門，聲稱“強臣箝結言官之口”，“吾等不做官矣”；“將公服袍帶擲棄庭中，小帽叉手，白衣冠聯(lián)袂去”。這時永歷帝正在穿堂召見太仆寺卿馬光，聽得外面一片喧嘩，嚇得“兩手振索，茶遂傾衣”。永歷帝心知五虎自恃有李成棟父子為靠山，才敢于大鬧朝堂，被迫于次日（十四日）特敕李元胤出面邀請參與鬧事的十六人仍入本衙門辦事。朱天麟即日解職，所票旨意改擬①。五虎垮臺以后，朱天麟于九月間再次入閣辦事。在聯(lián)合大西軍問題上，孫可望堅持封秦王，不愿改號，朱天麟說：“許之便。我勢日衰，彼力方壯，我以空名羈之，猶可號召以拒強敵，毋持迂議，自貽伊戚?！彼闹鲝埍粐榔鸷愕热司芙^。永歷六年（順治九年，1652）八月十八日朱天麟病卒于廣南府②。

　　王化澄，崇禎七年進士，參與定策擁立永歷帝，官至東閣大學士。在孫可望請封秦王時，他力排眾議，聲稱：“江楚潰敗，兩粵且不支，能制可望之不王乎？”主張真封秦王，與大西軍余部聯(lián)合抗清。這就觸犯了楚黨的大忌，被金堡等劾免。清軍占領廣西后，王化澄躲入山中，被清將馬蛟麟捕獲，誓死不降，于順治九年三月十八日遇難。關于他的為人，《南疆逸史》卷二十二《王化澄傳》中說“正色立朝，人賴以安”。而楚黨人士的著作卻對他極盡詆毀之能事，說他“貪庸誤國”。

　　總之，堵胤錫、朱天麟、王化澄等人無非是贊成聯(lián)合原農(nóng)民軍共同抗清，在政治見解上比較相似，就被編派為什么“吳黨”頭子。仔細研究現(xiàn)存材料，不僅找不到他們同陳邦傅、馬吉翔私下勾結的跡象，他們之間也沒有抱成一團，操縱朝政的事，根本談不上結黨營私。楚黨則是確實存在的，他們是明朝反動統(tǒng)治者的“正脈”，其特色是奉行既要抗“虜”，又要平“賊”的方針。正因為楚黨實質(zhì)上代表著崇禎以來明朝統(tǒng)治階級中的頑固勢力，在南明史籍中袒護楚黨的相當不少，也容易為清朝統(tǒng)治者所容納。在明、清統(tǒng)治集團眼中，大西、大順軍都是十惡不赦的“流寇”，只有在涉及李定國時才網(wǎng)開一面，因為他們認為李定國屬于“改邪歸正”之列。由于在各種南明史著中都讀到“吳”、楚黨爭，特別是持論者大抵頌揚楚黨，指斥本不存在的“吳黨”中的許多人物為“奸佞”，本書多費一點筆墨予以澄清就是必要的了。

　　① 錢秉鐙《所知錄》卷三。

　　② 錢秉鐙《藏山閣詩存》卷十《行朝集》，《端州雜詩》。

　　③ 同上，卷九《生還集》，《酬汪辰初》。

　?、?《瞿式耜集》卷三，書牘。

　?、?《所知錄》卷三。

　　② 《嶺表紀年》卷二。

　?、?溫睿臨《南疆逸史》卷二十八《金堡傳》。

　?、?《明季南略》卷十二《科道散朝》。參見《兩粵新書》。

　?、?《南疆逸史》卷二十二《朱天麟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