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央集權制統(tǒng)治的加強 唐末五代以來，軍閥長期割據。宋太祖建國后，繼續(xù)統(tǒng)帥后周的禁軍，后周官員也都繼續(xù)任職。滅江南各國后，也仍然任用原有的大批官吏，并收編了各國的軍隊。為了防止割據勢力的復辟，宋王朝把軍事、政治大權，最大限度地集中到朝廷，以鞏固它的統(tǒng)治。

　　宋朝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國家制度，主要是兵制和官制，在太祖、太宗兩朝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

　　一、兵制 宋朝軍隊的主力，是朝廷直接統(tǒng)領的禁軍。唐初，設十二衛(wèi)，唐玄宗改設騎■（■音擴ku^），宿衛(wèi)京師。天寶以后，■騎虛弱，邊鎮(zhèn)兵強大，形成長時期的藩鎮(zhèn)割據。后周時，仍沿用禁軍制度，但軍士累朝相承，多已老弱，又驕橫不聽指揮，實際上已不可用。周世宗制定“兵務精不務多”的方針，命宋太祖統(tǒng)領禁軍，精銳者提升，老弱者除去。又召募各地壯士，選擇尤強者編入禁軍，加以訓練。禁軍由此成為一支強勁的軍隊。周世宗對外作戰(zhàn)，屢獲勝利，禁軍的整頓是有作用的。宋太祖在后周統(tǒng)領禁軍六年，依靠這支兵力推翻后周，建立宋朝。他深知掌握軍隊的重要，即位后從各方面加強禁軍的實力，集中掌握兵權，沉重地打擊了割據勢力。

　　選練——宋太祖即位的次年，九六一年，即著手加強禁軍，進一步揀汰老弱，補充精壯。這年五月，下令各州揀選勇壯兵士，升為禁軍。又除去禁軍中的老弱，設“剩員”處理。退兵下到諸郡，仍給兵俸。諸郡多用來看守倉庫。九六五年，又選強壯兵定為“兵樣”，分送各地。各地軍隊按兵樣選拔，送到京師充禁軍。此后多次派遣使臣到各地選擇精兵收補。禁軍聚集在京師，太祖親自教閱，加強訓練，并給以優(yōu)于外州的俸給。宋朝統(tǒng)一南方各國的過程中，也從各地的降卒中選擇精銳補入禁軍。軍中并制定“階級法”，使上下有制，不可侵犯。由于禁軍的不斷選練，宋朝極大地加強了中央直轄的兵力，削弱了地方的兵力。

　　地方的鎮(zhèn)兵，五代時駐守城廂，又稱“廂兵”。九六六年，宋太祖下令禁止將帥選取軍中精銳作牙兵（衙兵）。廂兵中的精銳，經多次選拔，全被收入中央的禁軍。留在地方的，不再訓練，只服雜役。廂兵實際上已成為不能作戰(zhàn)的役卒。后來司馬光曾評論說：選練禁軍后，“各地方鎮(zhèn)都自知兵力遠不是京師的敵手，誰也不敢再有異心”。這就是說，鎮(zhèn)兵力量遠比禁軍薄弱，沒有割據反抗的可能。唐末以來的軍閥割據勢力不能復辟了。

　　建置——太祖開寶（九六八——九七六年）時，有禁軍馬步兵十九萬三千（全國兵額三十七萬八千）；太宗至道（九九五——九九七年）時，禁軍馬步兵三十五萬八千（全國兵額六十六萬六千）。起初，禁軍都駐在京師，后來也部分地出守各地。太祖時以十萬駐京師，十萬派守外郡。戍守邊地重鎮(zhèn)或內郡要地者稱屯駐，隸屬于總管司者稱駐泊。此外，因糧價低廉暫留某地者稱就糧，人數不多。屯駐軍由兵馬鈐轄（鈐音潛qi2n）、都監(jiān)等統(tǒng)領，當地州官不得干預。派出的禁軍定期輪換，因而有所謂“出戍法”（或稱“更戍法”）。出戍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陜西、江南、淮南、兩浙、荊湖、川、峽、廣東等地的，三年一輪換。廣西等地，二年一輪換。陜西兵，半年一換。禁軍家屬妻子都在京師。據說更替出戍，可以使士兵“習勤苦，均勞逸”，免得留戀家室。短期在外地，也不會想反抗朝廷。禁軍軍官提升時，都調離原來的隊伍。統(tǒng)領駐泊、屯駐的禁軍的將官由朝廷任命，也不固定。從而造成“兵不識將，將不識兵”，“不使上下人情習熟”。宋太祖、太宗時期，在禁軍制度上，從各個方面消除唐末五代以來方鎮(zhèn)割據的積弊，形成“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將不得專其兵”的局面。禁軍將領也不能擁兵割據了。

　　 說：“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王小波提出的這一目標，立即獲得廣泛的響應。前來參加起義的群眾越來越多。起義軍攻占青城，轉戰(zhàn)邛州、蜀州各縣，進而攻打眉州的彭山。彭山縣令齊元振，曾被宋朝賜璽書（璽音喜x?。?br/>
　　獎諭為“清白”。其實這個所謂“清官”是把大量貪污剝削來的財物寄存在別處，與民為仇，早為群眾所痛恨。王小波打到彭山后，搜出齊元振的大批金帛，散發(fā)給貧民，并立即把齊元振處死。張詠《悼蜀》詩說：“害物黷貨輩（黷音獨d*），皆為白刃爍（音朔shu^）。”想見那些“害物黷貨”的地主豪紳，同齊元振一樣受到應得的懲處。起義軍的行動，使人心大快，由此在廣大農民群眾中建立起更為崇高的威信，參加起義的人更多了。本來此時農民戰(zhàn)爭爆發(fā)的時機已經成熟，這一地區(qū)又有著反抗斗爭的傳統(tǒng)，在王小波均貧富的號召下，起義軍不斷勝利發(fā)展。攻下彭山，已是一支萬余人的隊伍。

　　十二月，起義軍進攻江原縣。宋西川都巡檢使張玘（音啟q?。┏鰬?zhàn)。王小波在作戰(zhàn)中不幸額上中箭，仍帶箭奮戰(zhàn)，力斬張玘。起義軍在江原大勝。但此戰(zhàn)之后，王小波負傷過重，壯烈地犧牲了。王小波點燃了起義的烈火，開辟了戰(zhàn)斗的道路。起義群眾在王小波妻弟李順領導下，繼續(xù)頑強戰(zhàn)斗。農民起義的浪潮，更加洶涌澎湃地向前發(fā)展。

　　起義軍在江原獲勝后，更加強盛。在李順領導下，起義軍乘勝攻下蜀州，殺宋監(jiān)軍。攻下邛州，殺知州、通判。在新津江口，大敗宋乓，殺宋巡檢使。起義軍發(fā)展到數萬人，進取永康軍，奪得雙流、新津、溫江、郫縣等地。兵鋒所向，直指成都。

　　隨著起義的勝利發(fā)展，起義軍逐步建立起嚴格的軍事紀律。沈括《夢溪筆談》記述李順軍“號令嚴明”，又說起義軍“所至一無所犯”，即毫不侵犯民間利益，和宋軍在蜀地的四處劫掠，形成鮮明的對比。李順繼續(xù)貫徹并進一步發(fā)展了王小波平均貧富的主張，有領導地沒收地主土豪的財富，分散給貧民。沈括記載說，李順軍召集“鄉(xiāng)里富人大姓”，叫他們出具家中所有的財產糧食，除生活需用之外，“一切調發(fā)（沒收）”，分給當地貧苦的農民。當時蜀地饑荒嚴重，起義軍的正義行動獲得廣大農民群眾的熱烈擁護，“號令嚴明”也提高了作戰(zhàn)能力。淳化五年（九九四年）正月，李順軍進攻成都，不利，轉攻漢州、彭州。兩天之內接連攻下兩州，形成對成都的包圍。十天之后，起義軍攻下成都，宋知府郭載率殘部逃到梓州。農民軍入成都城，建號大蜀。李順稱大蜀王，立年號“應運”。大蜀設中書令、樞密使等職，各路起義軍分別設立統(tǒng)帥，號“大蜀雄軍”。李順隨即派遣各路軍四出攻打宋軍，劍關以南，巫峽以西，都為農民軍占領。農民軍發(fā)展到數十萬人，震動了整個宋朝。

　　宋朝兵權集中在朝廷，地方兵力薄弱。這就為農民起義的發(fā)展帶來了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方面是農民軍因地方官兵力弱，比較容易順利取勝，攻占州城；另一方面，宋朝因集中兵權，也得以隨時派出重兵，鎮(zhèn)壓起義。農民軍在起義獲勝后，又不得 不面對著強大的敵軍。九九四年初，宋太宗派親信宦官王繼恩為西川招安使，率領京師禁軍入川，鎮(zhèn)壓起義。王繼恩軍發(fā)，太宗得知失成都，又加派重兵分別向峽路和劍門進軍。峽路軍在廣安軍和渠州、果州一帶，遭到農民軍阻擊，不得前進。劍門棧路是宋軍入川的要道，原來只有疲兵上百人駐守。李順分遣農民軍數千北攻劍門，企圖截斷宋朝進軍的通路。農民軍至劍門作戰(zhàn)，正值成都撤出的宋軍到劍門，農民軍寡不敵眾，敗回成都。宋軍占有棧路，得以長驅入川，農民軍在軍事上失利了。

　　宋軍重兵壓境，農民軍沒有專力設防，而在集中兵力攻打梓州。梓州宋軍已有防守的準備，據城頑抗。農民軍二十萬以云梯、沖車攻城，不下。乘風縱火急攻，又不能下。圍城硬攻至八十余日，不能取勝。農民的兵力被牽制在梓州。宋軍卻自劍門一路急速挺進。劍門一路，農民軍兵勢單弱。四月，王繼恩軍由小劍門路入研口寨，農民軍五百人犧牲，宋軍過青強店，劍州被攻陷。五月，王繼恩軍攻綿州，綿州失陷，另派一支宋軍攻閬州。農民軍在老溪，依天險拒守，三千人犧牲。閬州失陷。宋軍別部攻巴州，農民軍五千戰(zhàn)敗，巴州失陷。王繼恩又分兵救梓州，農民軍敗退，損失極重。大蜀的成都處在敵軍的威脅之中。

　　成都從來是蜀中的要地，又是后蜀的都城。農民軍得成都，建大蜀，政治上處于極為有利的形勢。但從此不得不以十萬兵據守成都，軍事上由攻勢轉入了守勢。宋軍卻由守勢變成了攻勢。王繼恩軍得梓、綿兩州，集合兵力圍攻成都。李順率農民軍據城固守。宋太宗在三月間即下詔給王繼恩，說農民起義軍如再反抗，“即盡加殺戮，不得存留”。五月，王繼恩軍攻進成都，殘酷地鎮(zhèn)壓了起義者。農民軍三萬人英勇戰(zhàn)死。李順也壯烈犧牲了。大蜀的樞密使計詞、吳文賞和農民軍領袖衛(wèi)進、李俊、徐師中、吳利涉、彭榮等人被捕，英勇就義。大蜀農民軍遭到了失敗。

　　但是，民間還長久流傳說：李順并沒有死。有的說他已到湖北，有的說他在嶺南。民間的這些傳說使宋朝廷極為驚恐。二十三年后（一○一七年），廣州知州聽說有個貧民飲酒說王小波事，便把他捕送京城，說是抓到了“真李順”。樞密院也向朝廷祝賀。御史審問，原來這是廣州民李延志，曾在成都當過宋兵。只好把他黥面配軍了事。四十年后（景祐中），又有人告發(fā)李順在廣州。巡檢使臣捕來一個七十多歲的老翁，又說是“真李順”，把他處死，向朝廷報功。此后若干年內，宋朝的大臣們上疏言事，還往往以“恐李順之事再起”來向皇帝提出警告。這些事例從不同的方面說明：李順農民軍的起義活動，長久地給宋王朝帶來了恐懼，也長久地受到人民的懷念。起義領袖雖死猶生，因為他代表了廣大農民不屈不撓的戰(zhàn)斗意志。

　　李順犧牲，成都失陷，大蜀農民軍仍在繼續(xù)戰(zhàn)斗。成都郭門十里之外，就還有農民軍的據點。成都以西、以東和以南，還有農民軍幾十萬人，形成三面包圍。農民軍在張余等領導下，再一次掀起了戰(zhàn)斗的高潮。

　　宋軍集全力攻下成都，王繼恩以重兵留駐，又由攻勢轉成了守勢。大蜀農民軍領袖張余見宋朝孤軍無援，坐守成都，乘勢聚集農民軍各部，得數萬人。張余沒有去硬攻成都，而是向宋朝守衛(wèi)空虛的南部和東川各州進取。張余軍一舉攻下嘉州，進兵東南，攻下戎州、瀘州，沿江而上，連續(xù)攻下渝州、涪州（涪音浮f*）、忠州、萬州，北向攻下開州。東川要地都為農民軍所占有，聲勢大振。農民軍列陣西津口，進攻夔州。這時，宋太宗正加派白繼赟等領兵自峽路經夔州入川鎮(zhèn)壓起義。五月，白軍與夔州宋軍兩面夾攻。張余軍出乎意料，損失嚴重。農民軍二萬人在作戰(zhàn)中犧牲，戰(zhàn)船千余艘也被宋軍奪去?！独m(xù)通鑒長編》記載，農民軍的尸骸在江上漂流，長江流水都被鮮血染紅。張余軍西走，攻破云安軍。別部數千人攻打施州，不下。宋軍反攻云安，農民軍向西部退走。

　　夔州以西，成都以東，包括梁山、廣安軍、渠州、果州、遂州、合州、普州、資州等大片地區(qū)的農民軍，在成都陷后，仍然繼續(xù)堅持戰(zhàn)斗。白繼赟軍與原來自峽路進軍到此的宋軍，集中在這里鎮(zhèn)壓起義。宋軍攻廣安軍，農民軍萬人力戰(zhàn)，五千人戰(zhàn)死。梁山、廣安的起義據點被消滅。六月，農民軍二萬余人由張罕率領，在嘉陵江口抗擊宋軍，遭到失敗。宋軍攻陷合州。果、渠、普、資等州也相繼失陷。農民軍五萬人轉攻陵州，不下。張余率萬余人到遂州。宋指揮使張璘（音林lín）殺統(tǒng)帥王文壽，率領所部響應起義。宋兵至，張璘部下殺死張璘，叛變降宋，宋軍用為向導，進攻張余軍。張余敗走，退守嘉州。

　　嘉州以北，成都以南和以東，農民軍一直在據守各要地，形成對成都的包圍。王繼恩入成都后，整天在城中宴飲，搶掠民間財物，白天也關閉城門，不敢出戰(zhàn)。宋太宗又派宦官衛(wèi)紹欽持詔書去成都指揮軍事，督令王繼恩出兵。衛(wèi)紹欽軍與農民軍戰(zhàn)于學射山南，攻陷雙流等寨。農民軍損失數萬人。宋軍攻安國鎮(zhèn)，農民軍領袖馬太保戰(zhàn)死。自夔州進軍的宋楊瓊部，攻陷農民軍占據的蜀州和邛州。永康軍、永昌、導江、雙流、溫江、郫縣等地的農民軍相繼遭到鎮(zhèn)壓。大蜀中書令吳蘊在七月間領兵攻眉州不下，仍在眉州一帶繼續(xù)戰(zhàn)斗。十一月，宋軍來攻，吳蘊戰(zhàn)敗犧牲。張余軍在嘉州，成為無援的孤軍了。十二月，宋軍自眉州引兵攻嘉州，大蜀嘉州知州王文操背叛農民軍降宋。九九五年二月，張余被捕，壯烈犧牲。自成都失陷李順犧牲后，大蜀農民軍在張余、吳蘊等領導下，轉戰(zhàn)東西兩川，堅持斗爭十個月之久。只是在宋朝一再派出重兵后，才遭到鎮(zhèn)壓而失敗。農民軍號稱大蜀雄軍，作戰(zhàn)中表現的頑強精神，確是極為雄壯而英勇！

　　張余犧牲后，農民軍仍有一支隊伍隱蔽在山谷間，堅持抵抗。九九六年五月，在領袖王鸕鶿（音盧慈l*cí）領導下再次起義，攻打蜀、邛二州，被宋軍鎮(zhèn)壓。王鸕鶿部雖然沒有再能取得重大的進展，但代表了農民群眾不屈不撓、前仆后繼的堅強意志，是值得贊頌的。

　　自從九九三年初，王小波以“均貧富”號召起義，到張余在嘉州兵敗，前后兩年之間，西起蜀州，東至夔州，燃遍了起義的烈火。在宋朝建國后不久就爆發(fā)的這次規(guī)模宏大的農民戰(zhàn)爭，沉重地打擊了地主階級的黑暗統(tǒng)治，也為后來農民階級的斗爭開辟了先路。趙宋－朝，全國各地規(guī)模大小不等的農民起義，連綿不斷地興起，推動著歷史的前進。

　　 第二節(jié) 農業(yè)的發(fā)展和工商業(yè)的繁榮 九九七年，宋太宗病死。太子恒（真宗）即皇帝位。從這時到一○六八年神宗即位前，宋朝經歷了真宗（九九七——一○二二年在位）、仁宗（真宗子趙禎。一○二三——一○六三年在位）、英宗（濮王允讓子趙曙。一○六四——一○六七年在位）三個皇帝的統(tǒng)治。宋朝建國以來的這一百年間，農業(yè)、手工業(yè)和商業(yè)都有顯著的發(fā)展。

　　唐代中期是一個經濟繁榮的時期。壟斷著政治、經濟權利的門閥士族制和農奴性質的部曲制，日益成為社會生產力發(fā)展的嚴重障礙。中期以后，門閥士族制和貴族世襲占田的舊制逐步瓦解。擁兵割據的軍閥分享了門閥士族的部分權利。黃巢領導的農民戰(zhàn)爭掃蕩了門閥士族勢力和部曲制的殘余。宋朝統(tǒng)一了各個軍閥割據國后，在經濟領域中，地主購置田地剝削佃客的租佃制關系得到普遍的發(fā)展；在政治上軍事上，加強了中央集權制的統(tǒng)治。經濟關系和政治制度上出現的這些新變動，是歷史發(fā)展的必然結果，而這一變動的完成，又不能不反轉來為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開辟道路。

　　宋朝建國以來的一百年間，廣大農民群眾開墾了大量的農田，農業(yè)生產發(fā)展到一個新的水平。隨著租佃制關系的確立和農業(yè)的發(fā)展，工商業(yè)呈現出空前的繁榮。手工業(yè)者作出了許多新創(chuàng)造。指南針應用于航海，活字印刷術的發(fā)明，火藥火器的應用等等，都出現在北宋。適應著商業(yè)發(fā)達的需要，這時還發(fā)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工商業(yè)的繁榮，成為宋代社會經濟發(fā)展中一個明顯的新特點。

　　伴隨著經濟的發(fā)展，地主、商人中逐漸出現一批大地主、大商人。他們日益擴大土地占有，壟斷商業(yè)利益，成為社會生產力繼續(xù)發(fā)展的嚴重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