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豪富的遷徙與官員的誅殺 農民戰(zhàn)爭中建立的明王朝，不僅需要與元朝王室繼續(xù)斗爭，而且還面臨著鞏固王朝內部統(tǒng)治的嚴重課題。

　　中國歷史上，農民戰(zhàn)爭曾經多次推倒舊王朝，但農民軍建立起來的新王朝，卻只有漢朝和明朝。漢高祖劉邦起義前是沛縣亭長，可算來自底層。明太祖朱元璋則是出身于真正的貧苦農民，由起義農民的領袖轉化為地主階級的首腦。一介貧苦農民成為一代開國皇帝，明太祖可謂千古一人。這種獨特的經歷，使他既對地主豪富懷有深刻的仇恨，又不能不嚴肅考慮新王朝能否鞏固以及如何鞏固的嚴重問題。他既擔心故元王朝的地主官員對他不服，又恐怕同起草昧的文臣武將對他不忠。在位期間，對地主豪富、開國將領和大小官員一再采取極為嚴厲的鎮(zhèn)壓措施，廣加殺戮。明太祖的專制統(tǒng)治顯得較前朝更為酷虐。新建的明王朝卻因而得以鞏固了。

　　 一、遷徙豪富 明太祖出身農民，深知地主豪富的橫行鄉(xiāng)里，操縱官府，是朝廷的一大威脅。特別是江南地區(qū)，元朝滅宋后，地主豪富的經濟勢力繼續(xù)發(fā)展，并進而在政治上左右地方官吏，元廷難以控馭。明太祖對劉基說：“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誠意伯文集》卷一）明太祖對地主豪富的猛政之一，就是強迫遷出本地。建國不久，即下令遷江南民十四萬戶到鳳陽。此后，一三九一年再遷天下富戶五千三百戶到南京。一三九七年，又強迫各地富戶一萬四千三百余戶遷到南京。明太祖定都南京后，以鳳陽為中都。京師與中都，都是朝廷直接統(tǒng)治的地區(qū)，擁有較強的統(tǒng)治力量。地主豪富遷徙到京畿地區(qū)，難以操縱官府為非作歹了。明太祖的這一猛政，為歷史上所罕見。他自稱是取法于漢高祖徙天下豪富于關中，是“事出當然，不得不爾”。（《明太祖實錄》卷二一○）貝瓊作《橫塘農詩序》說：“三吳巨姓，享農之利而不親其勞，數年之中，既盈而復，或死或徙，無一存者”（《清江貝先生文集》卷十九）說三吳大姓“無一存者”不免夸張，但江南地主豪富在明初遭到沉重的打擊，則是事實。元末江南土地兼并已極嚴重。明太祖迫令大批富戶遷離本地，是基于鞏固統(tǒng)治的需要，客觀上卻也多少有利于江南經濟的發(fā)展。

　　 二、開國將相的誅殺 明太祖建國后，為防范文武臣僚的背叛，于一三七二年頒布申誡群臣的《鐵榜文》。一三七五年編錄《資世通訓》，告誡臣僚，“勿欺、勿蔽”。一三八○年編《臣戒錄》，纂錄歷代諸侯王宗戚宦臣之屬，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的行事。一三八六年又頒發(fā)《志戒錄》，采漢唐宋為臣悖逆者凡百有余事，賜群臣及教官諸生講授，使知所鑒戒。明太祖一再以歷代悖逆之事告誡臣僚，表明他一直心存疑慮，對臣下防范甚嚴。而他的臣下，也在為了爭奪權位相互傾軋。一三六九年，明太祖起用攻克金陵時留用元代官員楊憲為中書省右丞，又進為左丞，以中書省參政高郵人汪廣洋為右丞。楊憲嗾使御史劉炳劾奏汪廣洋“奉母無狀”。汪廣洋被罷還鄉(xiāng)。中書左丞相李善長、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劉基等揭發(fā)楊憲奸謀。明太祖又處死楊憲、劉炳，召回汪廣洋。明太祖對文臣武將的誅殺，由此開始了。

　　胡惟庸案——濠州定遠人胡惟庸，在和州隨明太祖起事。明太祖建號吳元年（一三六七年），委為太常寺卿。明朝建國后一三七○年為中書省參知政事。一三七三年進拜左丞相。汪廣洋被貶黜后奉召還朝，為右丞相，平日飲酒自遣，依違其間，以求自保。胡惟庸因而得專相權，接納四方賄遺。朝中希圖升遷的官員或阿附于胡。明太祖認胡惟庸是擅權植黨，威脅到皇權的統(tǒng)治，決心除胡惟庸，奪回相權。一三七九年，御史中丞涂節(jié)迎合帝意，多方羅織罪狀，告胡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謀反。明太祖先將右相汪廣洋貶謫海南，十二月行至太平，馳送敕書斬首，敕中指責汪廣洋“前同楊憲在中書，憲奸惡萬狀，匿而不言。觀爾所為，君之利視之，君之禍亦視之。如此肆侮，法所難容，特追斬其首，用示柔奸?！保ā秶丁肪砹┖槲涫辏ㄒ蝗恕鹉辏┱拢魈嬗H自審訊胡惟庸案，斬胡惟庸、陳寧，誅其三族。又以涂節(jié)告發(fā)，必曾參予其事，也一并斬首。明太祖隨即撤消國初依元朝舊制設立的中書省，不再設丞相。六部直接統(tǒng)屬于皇帝。隨后又追查依附胡惟庸的官員和六部官屬。大小官員被處死者多至一萬五千余人（《國榷》卷七），朝野震動了。

　　李善長案——濠州定遠人李善長，《明史》本傳說他“少讀書，有智計，習法家言”。明太祖起義，在滁州禮聘為軍中掌書記，依用為謀士。此后，明太祖用人行政以至開國定制，都由李善長與儒臣謀議。建國后，一三七○年，明太祖大封功臣，以功勛大小封予公、侯、伯等爵號。封國公者六人，李善長位列第一，封韓國公，比之于漢蕭何。特授太師、中書左丞相，進而總中書省、都督府、御史臺，同議軍國大事，是朝中權位最尊的重臣。李善長弟李存義，取胡惟庸侄女為子媳。胡惟庸被殺后，一三八五年有人告發(fā)李存義也是胡惟庸一黨，明太祖詔免死，流放到崇明安置。一三九○年，明太祖又逮捕李存義父子，審訊胡惟庸與李善長的交誼。明太祖指斥李善長“知逆謀不發(fā)舉，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明史》卷一二七），賜死。李善長年已七十七，奉詔自縊死。妻女弟侄等家口七十余人被殺。此案又涉及列侯陸仲亨等封侯的功臣七人，都以胡惟庸黨的罪名處死。已死的侯爵多人，也追論其罪。明太祖命刑部將涉及此案治罪的都督以上至公侯二十人名氏，匯為奸黨錄昭示天下。工部郎中王國用上書為李善長申辯說“故太師李善長與陛下一死生，畢謀智，以得天下，為勛臣第一”，“現在說他輔佐胡惟庸，萬一成事，也不過是勛臣第一，并無重福，卻必有重禍。他現在已七十多歲，老邁不堪。平居安閑，忽然發(fā)生此事，臣不能不懷疑”。最后說：“善長已經不幸失刑。臣還愿陛下作戒于將來?！贝耸铻橹氖坑方饪N代為起草，傳誦一時。明太祖無辭以解，對王國用不加罪，但也并沒有“作戒于將來”。兩年之后，便又興起大獄。

　　藍玉案——藍玉也是濠州定遠人，是開國名將常遇春的內弟。明太祖起義過程中，屢立戰(zhàn)功。建國后，多次出兵與元室作戰(zhàn)，在捕魚兒海大獲全勝。明太祖把他比之于西漢名將衛(wèi)青。一三九二年，元降將月魯帖木兒在建昌起兵反。藍玉領兵平亂，擒月魯帖木兒父子，送京師處斬，進封太子太傅。這時開國諸將多已死去或告老。藍玉軍功顯赫，不免志得意滿，擅權行事，養(yǎng)家奴游獵，侵占民田。明太祖在一三八二年設錦衣親軍都指揮使司，護衛(wèi)皇室并偵察官員言行，通稱錦衣衛(wèi)。一三九三年初，錦衣衛(wèi)指揮蔣告發(fā)藍玉在私第蓄養(yǎng)家奴披甲，將有變。又拘審元將納哈出之子察罕，追訊蒙古降將與藍玉來往事。明太祖以謀反罪將藍玉處以磔刑（剮死），誅滅三族。察罕處死。受此案牽連的文武大臣以至將官兵士，被處死者近兩萬人（《國榷》卷十）。誅殺之廣甚至超過了胡惟庸案。清初谷應泰著《明史紀事本末》說胡、藍之案是明太祖“遂疑尾大之圖”“傅會難明之事”。清修《明史》，置胡惟庸于“奸臣傳”，藍玉仍入列傳，不入“奸臣”，表明編者對謀反案的懷疑。藍玉謀反，并無確證。宿將名臣，經此誅殺，所余無幾了。

　　功臣之死——明太祖先后興起胡、李、藍三大獄，文武臣僚被誅殺者近四萬人，在官員中造成極大的恐怖。大案而外，開國功臣或被明令處置，或被暗中毒害，多不得善終。

　　開國名將李文忠，是明太祖姐之子，年十二喪母，由明太祖收養(yǎng)，改姓朱氏。隨明太祖起義，轉戰(zhàn)浙東，屢立戰(zhàn)功，復姓李氏。明朝建國，曾從常遇春領兵攻上都。遇春死代領其兵。其后，為副將軍北征，一再獲勝，封曹國公。一三七七年，與李善長同議軍國重事，一三七九年平洮州番族還師，掌大都督兼領國子監(jiān)事。李文忠能武能文，家中多文客來往，曾勸太祖少誅殺，遠宦者。太祖不悅，盡殺李文忠家客。一三八三年，李文忠驚恐得病。明太祖派淮安侯華中前往監(jiān)護醫(yī)藥。次年三月中毒而死，年僅四十六歲。明太祖貶華中，又族誅醫(yī)者及侍婢六十余人。李文忠追封歧陽王。

　　傅友德在碭山隨劉福通起義，后在和州降明太祖，為軍中名將。國初封潁川侯。副徐達北征，敗擴廓，平夏國，征云南。一三八四年進封潁國公。一三八七年，與馮勝北征，降納哈出。一三九一年為征虜將軍，駐北平備邊，加太子太師。次年練軍山西、河南。定遠侯王弼隨明太祖起義，明朝建國后在傅友德軍中轉戰(zhàn)南北。一三九三年藍玉被殺，王弼對傅友德說，早晚要除掉我們了。明太祖?zhèn)芍瑢⒏涤训抡龠€。次年十一月借故切責。傅友德被迫自殺?！睹魇贰繁緜髡f是“賜死”。王弼也“賜死”。

　　宋國公馮勝，國初六國公之一。一三九二年加太子太師。徐達、李文忠死后，為第一名將。一三八七年為征虜大將軍，降納哈出軍還，因被告私匿良馬，娶蒙古女，收奪大將軍印。一三九二年，與傅友德同練兵山西河南。次年，藍玉誅后，同被召還。一三九五年二月，賜死。談遷《國榷》記馮勝自殺事說：“去傅友德之死才兩月，開邊之猛將盡矣”。

　　明太祖起兵，倚用浙東儒臣，參與謀議，首推劉基、宋濂。明太祖攻下金華禮聘劉基為謀士，常與密議，視為漢之張良。明朝建國后，劉基對明太祖說：“宋元寬縱失天下，今宜肅紀綱”（《明史》卷一二八）。一三七○年封誠意伯，賜歸老于鄉(xiāng)。劉基恐遭疑忌，不敢歸鄉(xiāng)，仍留住京師。洪武八年（一三七五年）正月得病，三月，明太祖遣使送歸青田故里。四月病逝，年六十五。胡惟庸案起，涂節(jié)告發(fā)胡惟庸送毒藥毒死劉基。明太祖問汪廣洋，汪廣洋說并無此事。明太祖責汪廣洋欺罔。《明史·胡惟庸傳》說劉基病中，胡惟庸曾與醫(yī)者送去毒藥，但又說這是受明太祖差遣，真相難明。劉基子璉在胡惟庸案中受牽連，被迫墮井自殺。

　　金華宋濂，元末薦授翰林編修。明太祖攻下金華，聘為經師。一三六九年，奉詔修《元史》，除翰林，后進為侍講、學士，承旨知制誥。教皇太子朱標讀書，先后十余年。明太祖密使人偵視宋濂行止，然后察問，宋濂俱以實對。一三七七年，年六十八致仕。一三八○年胡惟庸案起，宋濂孫宋慎因事牽連。明太祖處死宋慎，并連坐宋慎叔父宋璲（濂次子）處死?；屎蠹盎侍恿人五?，得免處死，流放四川茂州。一三八一年四月，濂行至夔州，自縊死。年七十三。（《國榷》卷七）

　　以上功臣都是與明太祖共同創(chuàng)業(yè)并身居太祖左右的一代名臣勇將，雖然死因或明或暗，但多不得善終。國公以下，爵封侯、伯的名臣，遭顯戮者至數十人?！睹魇贰蛡鳌氛f：“當時公侯諸宿將坐奸黨先后麗法，稀得免者，而和獨享壽考，以功名終”。湯和死于一三九五年，卒年七十。平居極為恭慎，遇太祖面責，即頓首謝罪。五十三歲進封信國公，知太祖不愿諸將久掌兵權，即請解官歸里，太祖大悅。死后追封東甌王。湯和“獨享壽考”，在武將中算是例外，在功臣中也是屈指可數。清代史學家趙翼說，明太祖“借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盡舉取天下之人而盡殺之，其殘忍實千古所未有?！保ā敦ザ吩洝肪砣┟魈嬖谖蝗?，以前所未有的猛政，刻意誅殺文武名臣，以確保新建的明朝和獨尊的皇室，明初統(tǒng)治集團的實力卻由此大為削弱了。

　　 三、處治貪污弊政 明太祖起義前即對元末貪官污吏的刻剝深為嫉恨，也深知官吏貪污橫行對朝廷統(tǒng)治的危害。他即位后即采取極為嚴厲的措施，懲治貪污。官吏貪污錢財，銀六十兩以上的，斬首，并且剝去人皮，實以稻草示眾。府、州、縣、衛(wèi)衙左的土地廟，作為剝人皮的場所，稱為“皮場廟”。官府公座兩旁，各懸掛一個填滿稻草的人皮袋，官吏到任上堂觸目驚心。又有挑筋、剁指、刖足、斷手、刑臏、鉤腸、去勢等酷刑。各級官吏因貪污治罪不下數萬人。一三七六年以前，發(fā)往鳳陽屯田的獲罪官吏，即達萬余人。明太祖為懲治貪污又興起兩次大獄。

　　空印案——元朝早在蒙古太宗時，即有所謂“御寶空紙”。在空白文書上預先鈐上皇帝御寶，由中書省臣填充發(fā)布，不必再經皇帝用印。各級地方官員也采用類似的辦法，由色目、漢人官員填充鈐有官印的文書，不必再經蒙古長官親自用印。相沿既久，習以為常。明初地方官吏沿用舊例，持這種所謂“空印文書”到戶部審核錢糧軍需，這自然為貪污作弊提供了便利。一三七六年，明太祖因考校錢糧冊書，察知此事，認為這是欺罔，將各級主印官員逮捕入獄。自戶部尚書至府縣守令等署印官長數百人以“抵欺”罪處死。副職以下官吏榜笞一百，流放戍邊。湖廣僉事鄭士利因兄士元涉及此案，上書訴冤說：“自立國之初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明史·鄭士利傳》）。明太祖命將鄭士利與鄭士元一起治罪，流放拘役（居作）。

　　盜糧案——一三八五年，明太祖查處戶部侍郎郭桓貪污案。查得郭桓應收浙西秋糧四百五十萬石入倉，實入糧鈔少收一百九十萬石。郭桓及浙西地方府縣官吏，通同作弊，受賄五十萬貫。明太祖興起大獄，追查六部及全國十二布政司。共查得偷漏及盜賣倉糧七百萬石，并隱漏稅糧及魚鹽等項稅課，共合糧二千四百余萬石（《大誥》）。此案除郭桓及戶部官員外，又涉及禮部尚書趙瑁、刑部尚書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麥志德等，并處死。全國各地官吏被處死刑及流刑（遷徙去鄉(xiāng)一千里）者至數萬人。各地豪富交通官府，隱漏稅糧者也都受到嚴厲處置，據說“民中豪以上皆破家”（《國榷》卷八），明太祖痛恨的豪富也由此又受到一次沉重的打擊。

　　明太祖嚴懲貪污，被治罪的各級官吏多至數萬，雖施政不免嚴酷，但元末官場積久的貪風，由此而得到抑制，作用還是積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