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末周初楚人立國后，和中原各國一樣，經(jīng)歷過奴隸社會的形成和發(fā)展階段。春秋時期，由于社會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楚國社會性質(zhì)也開始發(fā)生了變化，出現(xiàn)了新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
楚國雖被華夏視為“蠻夷”之國，但在南北文化交流中，楚人仿照周制，在政治上，實行以王為首的奴隸主貴族專政；在經(jīng)濟上，推行奴隸社會土地國有制----井田制。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人類社會史的土地制度，都經(jīng)歷過氏族公社、共產(chǎn)制家庭公社和農(nóng)村公社這樣幾個階段。井田制就是農(nóng)村公社的具體表現(xiàn)形式。恩格斯說：如果你在某一地方看到有隴溝痕跡的小塊土地組成的棋盤狀耕地，那你就不必懷疑，這就是已經(jīng)消失的農(nóng)業(yè)公社的地產(chǎn)。（《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2頁。
這里說的“農(nóng)業(yè)公社”（“農(nóng)村公社”），就是我國夏商以來所出現(xiàn)的井田制。楚人由北而南，是從氏族制進入奴隸制的，也自然經(jīng)過農(nóng)村公社（井田制）階段。尤其是春秋時期，楚國在征服各地過程中，把占領(lǐng)地區(qū)的土地與居民分封給奴隸主貴族和卿大夫，這樣井田制就成為以王為首的各級奴隸主貴族奴役剝削奴隸和農(nóng)民的單位。王室和各級奴隸主貴族掌握的耕田通稱為“籍田”?！凹枰?，借民力以為之。天子田籍千畝，諸侯百畝”（《國語·周語上》注），是王室和各級奴隸主貴族奴役剝削奴隸集體勞動的一種方式，稱為“籍法”或“助法”。楚國地處江漢、江淮平原，實行井田制及其剝削方式，與中原各國基本上是一致的。公元前546年（楚康王十二年），楚司馬[艸為]掩“[廣/匕]（治）賦”（《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把土地劃分為九種，然后按“井衍沃”的標準分別攤派軍賦，可見楚國井田制確實是存在的?！蹲髠鲿{》說：“町、牧、井，楚國有之，今檢而整修之?！蓖瘯鴺I(yè)亦謂“井田之制，其有無久已紛紜，然左氏有‘井衍沃’之文，可證井田實有”（童書業(yè)《春秋左傳研究》。）楚國也存在“國”（“都”）和“野”（“鄙”）的區(qū)別?！秶Z·楚語上》說：“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眹侵付汲羌捌渲車貐^(qū)，除居住著各級奴隸主貴族及受他們奴役的各種工匠外，還散居著奴隸主階級的下層，這些奴隸主的各個階層，統(tǒng)稱為“國人”。國人享有一定的政治、經(jīng)濟權(quán)利，但也必須服兵役，出軍賦，執(zhí)干戈以衛(wèi)社稷，是奴隸主專政國家政治和軍事上的支柱。如楚康王即位五年，師徒不出，擔心“國人謂不谷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左傳·襄公十八年》），于是于公元前555年決定對鄭進行攻伐。又如公元前529年（楚靈王十二年），楚公子比等乘楚靈王在攻吳前線之機，發(fā)動政變，右尹子革勸楚靈王返回郢郊，“以聽國人”，楚靈王以為“眾怒不可犯”，不敢回去《左傳·昭公十三年》。）說明國人在關(guān)鍵時刻舉足輕重，是不可忽視的力量。野是指廣闊鄉(xiāng)村地區(qū)，居住著從事農(nóng)牧生產(chǎn)、受盡奴隸主貴族奴役剝削的廣大奴隸和平民，稱為“野人”、“鄙人”或“庶人”。如孫叔敖家境中落，未出任令尹之前就是“期思之鄙人”?？梢姵急蓪α⑹呛芡怀龅?，是井田制另一表現(xiàn)形式。國、野的尖銳對立，是階級對抗的產(chǎn)物，反映了楚國奴隸主貴族和廣大奴隸、庶民之間的深刻矛盾。
自春秋中期后，由于社會經(jīng)濟的迅速發(fā)展，特別是由于青銅農(nóng)具和鐵器的使用，大量的曠土隙地得到開墾，成為“廬田廡社”，貴族、卿大夫?qū)ν恋氐挠絹碓綇娏遥_要求賞賜或兼并，井田制也開始逐步瓦解。據(jù)《左傳·成公七年》載，楚莊王之弟子重以為在圍宋之役中有功，向楚莊王要求取申、呂兩邑作為賞田，楚莊王應(yīng)允。申公巫臣反對，說：“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背f王省悟，就沒有把申、呂兩邑賞賜給子重。及楚莊王卒、楚共王繼位后，子重就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申、呂早已成為楚國縣邑，土地直接由王室掌握，并直接向國家繳納軍賦，如賞給私人，國家就失去這一征收軍賦的基地。子重雖然沒有取得賞田，卻奪取了申公巫臣之族的私產(chǎn)，說明貴族、卿大夫之家的田產(chǎn)私有化程度已在加速加深。公元前571年（楚共王二十年），右司馬公子申“多受小國之賂，以逼子重、子辛”（《左傳·襄公二年》），結(jié)果被殺。這件事，《春秋》予以突出記載：“楚殺其大夫公子申?！惫由隀?quán)勢財欲膨脹，竟公然向小國索取賄賂。不久，令尹子辛又對小國求索無厭，貪婪無度，又被殺。上述要求賞田及“取其室”、“侵欲于小國”（《左傳·襄公三年》。，均發(fā)生在楚莊、共王時期，說明在楚國盛期，隨著社會生產(chǎn)力的提高和霸主地位的確立，楚國最高統(tǒng)治集團不僅權(quán)力相傾，其經(jīng)濟基礎(chǔ)----奴隸社會土地公有制（井田制）也開始動搖，一些貴族、卿大夫，不惜以一切手段來擴充自己的私產(chǎn)。
到楚康王時期，由于井田制危機日益突出，軍賦征收制度也更加紊亂，難以適應(yīng)爭霸需要，所以公元前548年（楚康王十二年），子木當上令尹不久，就要初任司馬的掩整治軍賦，規(guī)劃軍備。這是春秋時期一件大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對此作了詳細的記載：楚[艸/為]掩為司馬，子木使[廣/匕]賦，數(shù)甲兵。甲午，[艸/為]掩書土、田：度山林（度量山林之材），鳩藪澤（聚集藪澤之所出，以備征用），辨京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表淳鹵（標明鹽堿地），數(shù)疆潦（計算水淹之地），規(guī)偃豬（規(guī)劃計算陂池之所出），町原防（堤防間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為小井町），牧隰皋（水岸下濕，為芻牧之地），井衍沃（平美之地，如《周禮》制以為井田），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甲兵、徒兵、甲之數(shù)。
從此記載看，[艸/為]掩的任務(wù)是實地調(diào)查九種不同的田地，然后按井田的標準，計算出等級不同的數(shù)字，編入簿籍，以征收軍賦（包括車、徒兵及其武器裝備）?？梢奫艸/為]掩[廣/匕]賦，是楚國一次重大的軍賦整頓與改革，在我國歷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第一，國家征收軍賦的標準，是根據(jù)土地的區(qū)別，具有“相地而衰征”（《國語·齊語》。的性質(zhì)。從此，國、野嚴重對立的局面被沖破了，國人與庶人的差異逐步消失。第二，楚國在長期的征服過程中，多實行滅國為縣、或名為國實為縣政策，這就為全國[廣/匕]賦提供了客觀條件。奴隸主貴族與卿大夫的特權(quán)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對其私田或賞田，亦應(yīng)繳納軍賦，在政策上并無特殊。第三，整頓軍賦是在全國范圍內(nèi)進行的，征收數(shù)目以井田為標準，這就意味著楚國實行了井田制，而井田制這時亦已開始瓦解，“今檢而整修之”。 [艸/為]掩[廣/匕]賦效果怎樣，我們無從得知，但以井田為標準，只是一個征收等級與數(shù)字，而井田制本身則已名存實亡，故除了“井衍沃”外，其他八種土地只能因地制宜，按比例繳納。春秋中后期，楚國土地制度已非單一的公有制，而是公私并存，土地私有現(xiàn)象已日益普遍。
[艸/為]掩[廣/匕]賦是井田制瓦解的產(chǎn)物，實際上是承認田產(chǎn)私有的合法性。從此，貴族和卿大夫搶奪和兼并土地的現(xiàn)象也就愈演愈烈。如《左傳·昭公十三年》載，楚靈王在楚康王死后不久，任令尹時就殺大司馬[艸/為]掩，“而取其室”。即位后，又“奪[艸/為]居（[艸/為]掩之族）田”。接著，貪婪欲望越來越熾烈，竟奪子文之后斗韋龜、蔓成然之邑，“故[艸/為]氏之族及[艸/為]居、許圍、蔡[氵有]、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迫使他們不得不起來反抗楚靈王。楚靈王這種“不禮”行為，就是帶頭違背禮制，破壞公田制，兼并他人田宅，擴充自己財產(chǎn)。楚靈王尚且如此，其他各級貴族、卿大夫之搶奪兼并之風，當更盛行。
隨著井田制的崩潰和土地私有制的出現(xiàn)，階級關(guān)系也相應(yīng)發(fā)生了變化。一部分奴隸和平民自己墾荒種地，獲得了小塊土地的私有權(quán)，成為一家一戶為生產(chǎn)單位的個體經(jīng)濟和個體經(jīng)營的自耕農(nóng)。如《楚史[木壽]杌》（已佚?，F(xiàn)據(jù)中華書局出版發(fā)行的《叢書集成初編》（1985年北京新1版）所印本。）、《韓詩外傳》等所記傳聞，楚國其時已有人身自由的一般庶族地主和自耕農(nóng)。如《楚史杌》記楚莊王筑臺勞民傷財，有一個叫諸御已的，“違楚百里而耕”，挺身而出，前去諫阻楚莊王，臨走之前，把耕種任務(wù)交給“其耦”者，其身份很像一個自耕農(nóng)?！俄n詩外傳》還說有一個叫北郭先生的，很能干，楚莊王派人以赍金百斤去聘請他為“相”，他征求妻子的意見，妻子說：“夫子以織屨為食，食粥踩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jié)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北郭先生覺得有理，就沒有應(yīng)聘。這位北郭先生看來就是頗孕眾望的庶族地主。楚莊王時著名令尹孫叔敖，原來就是“期思之鄙人”，這位“鄙人”雖然是因為家庭中落而在“野”的，但他畢竟是自食其力的平民或“處士”（《史記·循吏列傳》。）孫叔敖后來患病，臨死前對兒子囑咐說：“為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砷L有者，其唯此也。”（《呂氏春秋·異寶》。）這位令尹還是要他的兒子耕于野，自食其力。楚平王時，伍子胥被迫奔吳，先也是“耕于野”（《左傳·昭公二十年》。）楚昭王時有一位所謂“楚狂”接輿，“躬耕以食”，不肯接受楚昭王邀請去“治河南”，于是“夫負釜[曾瓦]，妻藏織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韓詩外傳》），也是一位男耕女織的農(nóng)民或庶族地主。從以上零星的記載或傳聞來看，楚國自春秋中期后，國、野已逐步消失，自耕農(nóng)和庶族地主已上升為楚國社會重要的政治、經(jīng)濟力量。在此同時，一些奴隸主貴族和卿大夫，面臨井田制的崩潰和奴隸的逃亡，也被迫改變奴隸制的剝削方式，把土地劃分成小塊，招徠逃亡的奴隸和破產(chǎn)的平民耕種，從中收取地租。從此，新興的地主階級與農(nóng)民階級就在奴隸社會母體中孕育出來了，形成了一種新的封建生產(chǎn)關(guān)系。春秋中期后，隨著田產(chǎn)私有制的建立，楚國和中原各國一樣，“工商食官”的局面也開始打破了。從楚國春秋時期出現(xiàn)的大量器物看，手工業(yè)分工已很精細，除了官營的手工業(yè)作坊外，也已出現(xiàn)了以生產(chǎn)商品為目的的私營手工業(yè)和獨立個體手工業(yè)者。在此同時，私商也出現(xiàn)了?！妒酚?middot;循吏列傳》所記載的楚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結(jié)果“市亂，民莫安其業(yè)”、“百姓不便，皆去其業(yè)”的那些“民”或“百姓”，就是從事商品交換活動的私營商人，并非官商。楚國為了管理這些私商，還設(shè)有市令，市令之下又有賈師、胥師等官員，以征收市稅，保證市場井然有序。另據(jù)《說苑·貴德》記，孔子至楚時，有一個“獻魚者”因“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欲思棄之，不如獻之君子”，這位“獻魚者”就是一個既捕魚又賣魚的個體勞動者兼小商人。公元前506年吳人入郢，護衛(wèi)楚昭王出逃的屠羊說，則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小坐賈。楚人范蠡佐越王勾踐雪了會稽之恥后，乘扁舟，游江湖，十九年中“三致千金”，號稱“陶朱公”?？梢姵鹕田L氣之盛，像范蠡這樣的大政治家大思想家，當在越國大功告成后，即激流勇退，棄官經(jīng)商。
隨著奴隸制的瓦解和封建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產(chǎn)生，春秋中期后，楚國奴隸、平民起義和新興地主勢力參政奪權(quán)斗爭，也風起云涌，連綿不斷。
據(jù)《左傳·襄公二十二年》載，子馮因“國多寵而王弱”，不肯任令尹，楚康王只得任子南為令尹。但子南親信觀起，“未益祿而有馬數(shù)十乘”?！渡袝髠鳌氛f：“庶人木車單馬?！庇^起竟有馬數(shù)十乘，可見其勢熾盛，已非一般庶人，而是一位朝氣勃勃的新興地主階級代表，為楚國君臣所不容，“楚人患之，王將討焉”。結(jié)果子南被殺，觀起被車裂，徇于四境。這是春秋時期一件大事，故《春秋》特書：“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子南）?！弊幽纤篮?，楚康王又任[艸/為]子馮為令尹，[艸/為]子馮的身邊也有八個親信，“皆無祿而多馬”。 [艸/為]子馮的好友申叔豫在朝中竟不敢與他說話。[艸/為]子馮到申叔豫家問其原因，申叔豫說子南有親信，結(jié)果一個被殺，一個被車裂，難道還不引以為戒嗎！[艸/為]子馮頓時省悟，慌慌張張地親自駕車回家，辭退了那八個親信，楚康王才放心，[艸/為]子馮也才保住了性命?？梢娫诔低鯐r，新興地主階級勢力已很強大，并試圖躋進政治舞臺，使得楚王室和舊貴族對此惴惴不安，深以為患。楚康王死后，楚靈王在其篡位前后，肆無忌憚地搶奪他人田產(chǎn)，又無休止地發(fā)動對外戰(zhàn)爭和奴役各地人民，這樣就使得楚國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終匯成一股從上至下的反抗楚靈王斗爭的洪流。公元前530年（楚靈王十一年），當楚靈王駐軍于乾、國內(nèi)不穩(wěn)時，觀起的兒子觀從乘機鼓動上層貴族起來反叛。隨后他在前線宣布的“先歸復(fù)所，后者[鼻刂]”的政策，不僅對楚靈王身邊貴族大吏有利，而且也反映了自耕農(nóng)和庶族地主的利益，所以楚靈王很快眾叛親離，陷于孤立被動的境地。右尹子革勸他回郢郊，觀望國人態(tài)度，楚靈王深知國人早已怨聲載道，不敢回去，自縊身亡。這場斗爭，如從棄疾等王室及上層貴族來看，可說是一場陰謀奪權(quán)事件；如從國人或廣大平民、奴隸（包括楚靈王所統(tǒng)率的軍隊）來看，則是一場反抗楚靈王殘暴統(tǒng)治的斗爭。觀從代表庶族地主利益，積極鼓動各個階層起來推翻楚靈王的腐朽統(tǒng)治，是有進步意義的。從觀起到觀從，反映了庶族地主的興起，其政治代表，已開始進行參政或奪權(quán)的嘗試。
楚平王即位后，面對尖銳的階級斗爭和政治斗爭，被迫實行“息民”和“撫民”政策。但井田制的瓦解和統(tǒng)治階級的腐朽所引起的社會矛盾，是無法克服的，所以楚平王后期，楚國社會重又陷入混亂之中，“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zhuǎn)，忘寢與食”（《左傳·昭公十九年》），一場更大的風暴即將出現(xiàn)了。公元前506年（楚昭王十年），吳國利用楚國內(nèi)部矛盾重重、對外又欺凌小國、失信于他國的局面，對楚國發(fā)動了全面進攻，郢都很快淪陷，楚昭王倉促出逃，“涉睢，濟江，入于云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左傳·定公四年》。）楚昭王狼狽不堪，又倉皇奔鄖奔隨，在隨國的保護下，才幸免于難。楚國起義群眾（“盜”），聚集山林水澤，公開攻擊楚昭王，說明楚國人民，包括奴隸、平民已以武裝斗爭的形式，起來反抗楚王室的腐朽斗爭。
前已述及，公元前479年（楚惠王十年），在中原各國新興地主階級勢力進行長期斗爭并取得勝利的影響下，春秋末楚國也爆發(fā)了白公勝的奪權(quán)斗爭。這是自春秋中葉后，楚國奴隸制瓦解、新興封建生產(chǎn)關(guān)系出現(xiàn)的產(chǎn)物，是春秋時期各國新興地主勢力奪權(quán)斗爭的一個組成部分，絕非偶然的孤立的歷史事件。
楚國雖被華夏視為“蠻夷”之國，但在南北文化交流中，楚人仿照周制，在政治上，實行以王為首的奴隸主貴族專政；在經(jīng)濟上，推行奴隸社會土地國有制----井田制。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人類社會史的土地制度，都經(jīng)歷過氏族公社、共產(chǎn)制家庭公社和農(nóng)村公社這樣幾個階段。井田制就是農(nóng)村公社的具體表現(xiàn)形式。恩格斯說：如果你在某一地方看到有隴溝痕跡的小塊土地組成的棋盤狀耕地，那你就不必懷疑，這就是已經(jīng)消失的農(nóng)業(yè)公社的地產(chǎn)。（《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2頁。
這里說的“農(nóng)業(yè)公社”（“農(nóng)村公社”），就是我國夏商以來所出現(xiàn)的井田制。楚人由北而南，是從氏族制進入奴隸制的，也自然經(jīng)過農(nóng)村公社（井田制）階段。尤其是春秋時期，楚國在征服各地過程中，把占領(lǐng)地區(qū)的土地與居民分封給奴隸主貴族和卿大夫，這樣井田制就成為以王為首的各級奴隸主貴族奴役剝削奴隸和農(nóng)民的單位。王室和各級奴隸主貴族掌握的耕田通稱為“籍田”?！凹枰?，借民力以為之。天子田籍千畝，諸侯百畝”（《國語·周語上》注），是王室和各級奴隸主貴族奴役剝削奴隸集體勞動的一種方式，稱為“籍法”或“助法”。楚國地處江漢、江淮平原，實行井田制及其剝削方式，與中原各國基本上是一致的。公元前546年（楚康王十二年），楚司馬[艸為]掩“[廣/匕]（治）賦”（《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把土地劃分為九種，然后按“井衍沃”的標準分別攤派軍賦，可見楚國井田制確實是存在的?！蹲髠鲿{》說：“町、牧、井，楚國有之，今檢而整修之?！蓖瘯鴺I(yè)亦謂“井田之制，其有無久已紛紜，然左氏有‘井衍沃’之文，可證井田實有”（童書業(yè)《春秋左傳研究》。）楚國也存在“國”（“都”）和“野”（“鄙”）的區(qū)別?！秶Z·楚語上》說：“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眹侵付汲羌捌渲車貐^(qū)，除居住著各級奴隸主貴族及受他們奴役的各種工匠外，還散居著奴隸主階級的下層，這些奴隸主的各個階層，統(tǒng)稱為“國人”。國人享有一定的政治、經(jīng)濟權(quán)利，但也必須服兵役，出軍賦，執(zhí)干戈以衛(wèi)社稷，是奴隸主專政國家政治和軍事上的支柱。如楚康王即位五年，師徒不出，擔心“國人謂不谷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左傳·襄公十八年》），于是于公元前555年決定對鄭進行攻伐。又如公元前529年（楚靈王十二年），楚公子比等乘楚靈王在攻吳前線之機，發(fā)動政變，右尹子革勸楚靈王返回郢郊，“以聽國人”，楚靈王以為“眾怒不可犯”，不敢回去《左傳·昭公十三年》。）說明國人在關(guān)鍵時刻舉足輕重，是不可忽視的力量。野是指廣闊鄉(xiāng)村地區(qū)，居住著從事農(nóng)牧生產(chǎn)、受盡奴隸主貴族奴役剝削的廣大奴隸和平民，稱為“野人”、“鄙人”或“庶人”。如孫叔敖家境中落，未出任令尹之前就是“期思之鄙人”?？梢姵急蓪α⑹呛芡怀龅?，是井田制另一表現(xiàn)形式。國、野的尖銳對立，是階級對抗的產(chǎn)物，反映了楚國奴隸主貴族和廣大奴隸、庶民之間的深刻矛盾。
自春秋中期后，由于社會經(jīng)濟的迅速發(fā)展，特別是由于青銅農(nóng)具和鐵器的使用，大量的曠土隙地得到開墾，成為“廬田廡社”，貴族、卿大夫?qū)ν恋氐挠絹碓綇娏遥_要求賞賜或兼并，井田制也開始逐步瓦解。據(jù)《左傳·成公七年》載，楚莊王之弟子重以為在圍宋之役中有功，向楚莊王要求取申、呂兩邑作為賞田，楚莊王應(yīng)允。申公巫臣反對，說：“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背f王省悟，就沒有把申、呂兩邑賞賜給子重。及楚莊王卒、楚共王繼位后，子重就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申、呂早已成為楚國縣邑，土地直接由王室掌握，并直接向國家繳納軍賦，如賞給私人，國家就失去這一征收軍賦的基地。子重雖然沒有取得賞田，卻奪取了申公巫臣之族的私產(chǎn)，說明貴族、卿大夫之家的田產(chǎn)私有化程度已在加速加深。公元前571年（楚共王二十年），右司馬公子申“多受小國之賂，以逼子重、子辛”（《左傳·襄公二年》），結(jié)果被殺。這件事，《春秋》予以突出記載：“楚殺其大夫公子申?！惫由隀?quán)勢財欲膨脹，竟公然向小國索取賄賂。不久，令尹子辛又對小國求索無厭，貪婪無度，又被殺。上述要求賞田及“取其室”、“侵欲于小國”（《左傳·襄公三年》。，均發(fā)生在楚莊、共王時期，說明在楚國盛期，隨著社會生產(chǎn)力的提高和霸主地位的確立，楚國最高統(tǒng)治集團不僅權(quán)力相傾，其經(jīng)濟基礎(chǔ)----奴隸社會土地公有制（井田制）也開始動搖，一些貴族、卿大夫，不惜以一切手段來擴充自己的私產(chǎn)。
到楚康王時期，由于井田制危機日益突出，軍賦征收制度也更加紊亂，難以適應(yīng)爭霸需要，所以公元前548年（楚康王十二年），子木當上令尹不久，就要初任司馬的掩整治軍賦，規(guī)劃軍備。這是春秋時期一件大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對此作了詳細的記載：楚[艸/為]掩為司馬，子木使[廣/匕]賦，數(shù)甲兵。甲午，[艸/為]掩書土、田：度山林（度量山林之材），鳩藪澤（聚集藪澤之所出，以備征用），辨京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表淳鹵（標明鹽堿地），數(shù)疆潦（計算水淹之地），規(guī)偃豬（規(guī)劃計算陂池之所出），町原防（堤防間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為小井町），牧隰皋（水岸下濕，為芻牧之地），井衍沃（平美之地，如《周禮》制以為井田），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甲兵、徒兵、甲之數(shù)。
從此記載看，[艸/為]掩的任務(wù)是實地調(diào)查九種不同的田地，然后按井田的標準，計算出等級不同的數(shù)字，編入簿籍，以征收軍賦（包括車、徒兵及其武器裝備）?？梢奫艸/為]掩[廣/匕]賦，是楚國一次重大的軍賦整頓與改革，在我國歷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第一，國家征收軍賦的標準，是根據(jù)土地的區(qū)別，具有“相地而衰征”（《國語·齊語》。的性質(zhì)。從此，國、野嚴重對立的局面被沖破了，國人與庶人的差異逐步消失。第二，楚國在長期的征服過程中，多實行滅國為縣、或名為國實為縣政策，這就為全國[廣/匕]賦提供了客觀條件。奴隸主貴族與卿大夫的特權(quán)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對其私田或賞田，亦應(yīng)繳納軍賦，在政策上并無特殊。第三，整頓軍賦是在全國范圍內(nèi)進行的，征收數(shù)目以井田為標準，這就意味著楚國實行了井田制，而井田制這時亦已開始瓦解，“今檢而整修之”。 [艸/為]掩[廣/匕]賦效果怎樣，我們無從得知，但以井田為標準，只是一個征收等級與數(shù)字，而井田制本身則已名存實亡，故除了“井衍沃”外，其他八種土地只能因地制宜，按比例繳納。春秋中后期，楚國土地制度已非單一的公有制，而是公私并存，土地私有現(xiàn)象已日益普遍。
[艸/為]掩[廣/匕]賦是井田制瓦解的產(chǎn)物，實際上是承認田產(chǎn)私有的合法性。從此，貴族和卿大夫搶奪和兼并土地的現(xiàn)象也就愈演愈烈。如《左傳·昭公十三年》載，楚靈王在楚康王死后不久，任令尹時就殺大司馬[艸/為]掩，“而取其室”。即位后，又“奪[艸/為]居（[艸/為]掩之族）田”。接著，貪婪欲望越來越熾烈，竟奪子文之后斗韋龜、蔓成然之邑，“故[艸/為]氏之族及[艸/為]居、許圍、蔡[氵有]、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迫使他們不得不起來反抗楚靈王。楚靈王這種“不禮”行為，就是帶頭違背禮制，破壞公田制，兼并他人田宅，擴充自己財產(chǎn)。楚靈王尚且如此，其他各級貴族、卿大夫之搶奪兼并之風，當更盛行。
隨著井田制的崩潰和土地私有制的出現(xiàn)，階級關(guān)系也相應(yīng)發(fā)生了變化。一部分奴隸和平民自己墾荒種地，獲得了小塊土地的私有權(quán)，成為一家一戶為生產(chǎn)單位的個體經(jīng)濟和個體經(jīng)營的自耕農(nóng)。如《楚史[木壽]杌》（已佚?，F(xiàn)據(jù)中華書局出版發(fā)行的《叢書集成初編》（1985年北京新1版）所印本。）、《韓詩外傳》等所記傳聞，楚國其時已有人身自由的一般庶族地主和自耕農(nóng)。如《楚史杌》記楚莊王筑臺勞民傷財，有一個叫諸御已的，“違楚百里而耕”，挺身而出，前去諫阻楚莊王，臨走之前，把耕種任務(wù)交給“其耦”者，其身份很像一個自耕農(nóng)?！俄n詩外傳》還說有一個叫北郭先生的，很能干，楚莊王派人以赍金百斤去聘請他為“相”，他征求妻子的意見，妻子說：“夫子以織屨為食，食粥踩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jié)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北郭先生覺得有理，就沒有應(yīng)聘。這位北郭先生看來就是頗孕眾望的庶族地主。楚莊王時著名令尹孫叔敖，原來就是“期思之鄙人”，這位“鄙人”雖然是因為家庭中落而在“野”的，但他畢竟是自食其力的平民或“處士”（《史記·循吏列傳》。）孫叔敖后來患病，臨死前對兒子囑咐說：“為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砷L有者，其唯此也。”（《呂氏春秋·異寶》。）這位令尹還是要他的兒子耕于野，自食其力。楚平王時，伍子胥被迫奔吳，先也是“耕于野”（《左傳·昭公二十年》。）楚昭王時有一位所謂“楚狂”接輿，“躬耕以食”，不肯接受楚昭王邀請去“治河南”，于是“夫負釜[曾瓦]，妻藏織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韓詩外傳》），也是一位男耕女織的農(nóng)民或庶族地主。從以上零星的記載或傳聞來看，楚國自春秋中期后，國、野已逐步消失，自耕農(nóng)和庶族地主已上升為楚國社會重要的政治、經(jīng)濟力量。在此同時，一些奴隸主貴族和卿大夫，面臨井田制的崩潰和奴隸的逃亡，也被迫改變奴隸制的剝削方式，把土地劃分成小塊，招徠逃亡的奴隸和破產(chǎn)的平民耕種，從中收取地租。從此，新興的地主階級與農(nóng)民階級就在奴隸社會母體中孕育出來了，形成了一種新的封建生產(chǎn)關(guān)系。春秋中期后，隨著田產(chǎn)私有制的建立，楚國和中原各國一樣，“工商食官”的局面也開始打破了。從楚國春秋時期出現(xiàn)的大量器物看，手工業(yè)分工已很精細，除了官營的手工業(yè)作坊外，也已出現(xiàn)了以生產(chǎn)商品為目的的私營手工業(yè)和獨立個體手工業(yè)者。在此同時，私商也出現(xiàn)了?！妒酚?middot;循吏列傳》所記載的楚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結(jié)果“市亂，民莫安其業(yè)”、“百姓不便，皆去其業(yè)”的那些“民”或“百姓”，就是從事商品交換活動的私營商人，并非官商。楚國為了管理這些私商，還設(shè)有市令，市令之下又有賈師、胥師等官員，以征收市稅，保證市場井然有序。另據(jù)《說苑·貴德》記，孔子至楚時，有一個“獻魚者”因“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欲思棄之，不如獻之君子”，這位“獻魚者”就是一個既捕魚又賣魚的個體勞動者兼小商人。公元前506年吳人入郢，護衛(wèi)楚昭王出逃的屠羊說，則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小坐賈。楚人范蠡佐越王勾踐雪了會稽之恥后，乘扁舟，游江湖，十九年中“三致千金”，號稱“陶朱公”?？梢姵鹕田L氣之盛，像范蠡這樣的大政治家大思想家，當在越國大功告成后，即激流勇退，棄官經(jīng)商。
隨著奴隸制的瓦解和封建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產(chǎn)生，春秋中期后，楚國奴隸、平民起義和新興地主勢力參政奪權(quán)斗爭，也風起云涌，連綿不斷。
據(jù)《左傳·襄公二十二年》載，子馮因“國多寵而王弱”，不肯任令尹，楚康王只得任子南為令尹。但子南親信觀起，“未益祿而有馬數(shù)十乘”?！渡袝髠鳌氛f：“庶人木車單馬?！庇^起竟有馬數(shù)十乘，可見其勢熾盛，已非一般庶人，而是一位朝氣勃勃的新興地主階級代表，為楚國君臣所不容，“楚人患之，王將討焉”。結(jié)果子南被殺，觀起被車裂，徇于四境。這是春秋時期一件大事，故《春秋》特書：“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子南）?！弊幽纤篮?，楚康王又任[艸/為]子馮為令尹，[艸/為]子馮的身邊也有八個親信，“皆無祿而多馬”。 [艸/為]子馮的好友申叔豫在朝中竟不敢與他說話。[艸/為]子馮到申叔豫家問其原因，申叔豫說子南有親信，結(jié)果一個被殺，一個被車裂，難道還不引以為戒嗎！[艸/為]子馮頓時省悟，慌慌張張地親自駕車回家，辭退了那八個親信，楚康王才放心，[艸/為]子馮也才保住了性命?？梢娫诔低鯐r，新興地主階級勢力已很強大，并試圖躋進政治舞臺，使得楚王室和舊貴族對此惴惴不安，深以為患。楚康王死后，楚靈王在其篡位前后，肆無忌憚地搶奪他人田產(chǎn)，又無休止地發(fā)動對外戰(zhàn)爭和奴役各地人民，這樣就使得楚國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終匯成一股從上至下的反抗楚靈王斗爭的洪流。公元前530年（楚靈王十一年），當楚靈王駐軍于乾、國內(nèi)不穩(wěn)時，觀起的兒子觀從乘機鼓動上層貴族起來反叛。隨后他在前線宣布的“先歸復(fù)所，后者[鼻刂]”的政策，不僅對楚靈王身邊貴族大吏有利，而且也反映了自耕農(nóng)和庶族地主的利益，所以楚靈王很快眾叛親離，陷于孤立被動的境地。右尹子革勸他回郢郊，觀望國人態(tài)度，楚靈王深知國人早已怨聲載道，不敢回去，自縊身亡。這場斗爭，如從棄疾等王室及上層貴族來看，可說是一場陰謀奪權(quán)事件；如從國人或廣大平民、奴隸（包括楚靈王所統(tǒng)率的軍隊）來看，則是一場反抗楚靈王殘暴統(tǒng)治的斗爭。觀從代表庶族地主利益，積極鼓動各個階層起來推翻楚靈王的腐朽統(tǒng)治，是有進步意義的。從觀起到觀從，反映了庶族地主的興起，其政治代表，已開始進行參政或奪權(quán)的嘗試。
楚平王即位后，面對尖銳的階級斗爭和政治斗爭，被迫實行“息民”和“撫民”政策。但井田制的瓦解和統(tǒng)治階級的腐朽所引起的社會矛盾，是無法克服的，所以楚平王后期，楚國社會重又陷入混亂之中，“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zhuǎn)，忘寢與食”（《左傳·昭公十九年》），一場更大的風暴即將出現(xiàn)了。公元前506年（楚昭王十年），吳國利用楚國內(nèi)部矛盾重重、對外又欺凌小國、失信于他國的局面，對楚國發(fā)動了全面進攻，郢都很快淪陷，楚昭王倉促出逃，“涉睢，濟江，入于云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左傳·定公四年》。）楚昭王狼狽不堪，又倉皇奔鄖奔隨，在隨國的保護下，才幸免于難。楚國起義群眾（“盜”），聚集山林水澤，公開攻擊楚昭王，說明楚國人民，包括奴隸、平民已以武裝斗爭的形式，起來反抗楚王室的腐朽斗爭。
前已述及，公元前479年（楚惠王十年），在中原各國新興地主階級勢力進行長期斗爭并取得勝利的影響下，春秋末楚國也爆發(fā)了白公勝的奪權(quán)斗爭。這是自春秋中葉后，楚國奴隸制瓦解、新興封建生產(chǎn)關(guān)系出現(xiàn)的產(chǎn)物，是春秋時期各國新興地主勢力奪權(quán)斗爭的一個組成部分，絕非偶然的孤立的歷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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