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zhàn)國時期，楚國文學成就輝煌，主要表現(xiàn)在散文與詩歌。由于散文以《莊子》為代表，詩歌以屈原《離騷》及其他作品為代表，故兩家合謂，人稱“莊騷”（韓愈《昌黎集·進學解》：“下逮‘莊騷’，太史所錄?！标懹我嘤小伴]門猶得讀《莊》《騷》”詩句。）莊子作為一位博學的哲學家，不僅哲學、政治思想豐富多彩，而且文學藝術思想也很突出，甚至涉及到關于文學藝術的創(chuàng)作規(guī)律。他崇尚自然，對“竊國者為諸侯”（《莊子·月去篋》。）不滿，主張“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莊子·天下》。），以達到“無為而無不為”的境界，即能順乎“道”，消除人間一切的罪惡現(xiàn)象。他強調(diào)“圣人工乎天而拙乎人”（《莊子·庚桑楚》。，摒棄“人為”，贊美天然。他大聲疾呼：“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保ā肚f子·秋水》。）他借“庖丁解?！薄ⅰ敖蛉瞬僦邸钡裙适?，闡發(fā)了由“技”進入“道”、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進入“物化”境界，為后來文學藝術崇尚天然之美、創(chuàng)作應重意境等創(chuàng)作原則，奠定了思想基礎。
戰(zhàn)國時代諸子散文文辭生動，寫作技巧成熟，各具特色，而其中尤以《莊子》最為突出。《莊子》一書，千奇百怪，“寓言十九”，變幻瑰瑋，敘事以明理。如為了說明凡事順其自然，追求“素樸而民性得”的“至德之世”，在《馬蹄》篇中以馬為例，說馬以蹄踐霜踏雪，舉足能奔跑跳躍，這是馬的本性。伯樂則力加馴化，削蹄燒烙，使馬慘遭禍患，死亡大半，這樣“殘生損性”，就是破壞了事物的本性，也就不是“至德之世”。又如《徐無鬼》篇中，敘一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斫之，郢人鼻端之堊盡去而鼻不傷，宋元君聞之，要匠石也為自己試試，匠石說：“臣則嘗能斫之。雖然，臣之質(zhì)死久矣?！鼻f子以此說明自己失去了惠施，與匠石失去那位“郢人”一樣，知遇已不存在，就沒有交談的對象了，只能作抱憾終生、知音難遇之感。像這樣以寓言喻理的故事，比比皆是，無不逸趣橫生，耐人尋味不已。寓言既為喻理，所以它與譬喻手法是緊密相聯(lián)的。《莊子》一書，處處設譬，與寓言相映成趣，構(gòu)成全書一大特色。如在《應帝王》中以“渾沌”喻純真的萬民，以“鑿竅”喻擾民的政舉。在《駢拇》中以鴨、鶴之腿長短不一，若接長或鋸短，均會令其痛苦，比喻凡事應順乎自然，切不可“殘生損性”。其他如《則陽》中以蝸角觸蠻喻諸侯爭戰(zhàn)、《養(yǎng)生主》中以庖丁解牛喻養(yǎng)生之道、《天道》中以輪扁斫輪喻讀書之法等等，都貼切生動，意趣無窮。
《莊子》在語言藝術上也有它的獨特風格，如卮言、重言、寓言（《莊子·寓言》。張正明主編《楚文化志》說：“寓言是借敘外物以論本意，托他事以寓己言；重言是借古人之語以證本意，引長者之語以明己言；卮言是隨文生發(fā)以見本意，自然天成以衍己言。”并用，“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其言[氵光]洋自恣以適己”（《史記·老子莊子列傳》），想像怪異奇特，描繪細致入微，虛虛實實，千變?nèi)f化，層出不窮。在筆法上和《老子》一樣多用韻，使文章聲調(diào)鏗鏘，音韻和諧，充滿了詩歌味和節(jié)秦感。如《[月去]篋》：“故絕圣棄知，大盜乃止；?。〝S）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zhí)煜轮シ?，而民始可與論議?！庇秩纭短斓馈罚骸疤熳鸬乇埃衩髦灰?；春夏先秋冬后，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qū)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逼渌纭跺羞b游》、《德充符》等篇，無不全篇押韻，錯落有致，一氣呵成，流暢生動。
《莊子》不僅是一部哲學著作，也同時是一部有鮮明特色的散文著作。它思想奔放，文筆變化多端，具有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對后世文學影響很大。魯迅說：“其文則汪洋辟闔，儀態(tài)萬方，晚周諸子之作，莫能先也?！保ā遏斞溉返?卷，第270頁。）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楚國的詩歌源遠流長，至戰(zhàn)國中后期，大詩人屈原在楚國詩歌的基礎上，與哲學思想一樣，融南北夷夏之交，創(chuàng)造出一種新的騷體詩歌----楚辭?！俺o”一名，秦漢間已出現(xiàn)，至劉向收屈原及其后學宋玉等人的作品，編輯成集，從此，《楚辭》就成為楚國詩歌總集的名稱。東漢王逸為此作注，是迄今所見最早的楚辭注本----《楚辭章句》。由于《楚辭》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故宋人黃伯思說：“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離騷》是屈原的代表作品，全詩2400多字，是我國古典文學中最長的抒情詩。司馬遷說：“離騷者，猶離憂也?！保ā妒酚?middot;屈原列傳》。）班固解為遭憂，王逸解為別愁，說法雖不同，意思卻相通?！扒胖穑速x離騷”（《漢書·司馬遷傳》。）可見《離騷》大約是作者在楚懷王時期受讒被貶離郢都時所作。由于其時君昏臣奸，政治腐敗，國勢日頹，故詩人思前顧后，感慨萬分，一方面尖銳地抨擊了權(quán)貴的腐朽沒落和茍且偷安行為；另一方面又闡明自己的政治理想與抱負，表達了對祖國和人民的無限忠貞。全詩洋溢著詩人為崇高理想而奮斗的奉獻精神、真摯執(zhí)著的念祖愛國忠君戀鄉(xiāng)的愛國主義感情，也表現(xiàn)了不畏邪惡勢力、剛正不阿的高尚品格?！峨x騷》在藝術上也具有獨特的風格，主要表現(xiàn)在采用夸張手法與比興手法，是積極現(xiàn)實主義與浪漫主義高度結(jié)合的杰作。由于它開創(chuàng)了楚辭創(chuàng)作的新途徑，奠定了楚辭的歷史地位，故后人稱楚辭為“騷”，稱屈原詩歌為“屈騷”。從此，“風騷”（屈原的《離騷》和《詩經(jīng)》中的《國風》，系我國古代的重要作品，故“風騷”并稱，代表《詩經(jīng)》和《楚辭》。并行，對后代文學影響深遠。
《九章》包括屈原的九篇詩歌，即《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回風》。其內(nèi)容主要反映了作者兩次被放逐的經(jīng)歷、處境和苦悶悲憤的心情，表現(xiàn)了對祖國的無限熱愛和對腐朽沒落政治的極度痛恨。但題名非作者自定，而是后人輯錄在一起的。《九章》的思想內(nèi)容與《離騷》相近，但其文筆則比較樸素，多運用白描手法，感情熾烈，多直抒胸臆，具有強烈的感染力。此外，《遠游》、《卜居》、《漁父》亦表現(xiàn)了對祖國的無限眷戀之情和堅持真理、忠貞不屈之志。故其思想內(nèi)容與《離騷》、《九章》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否為屈原作品，歷來多有疑問，一般以為是熟知屈原身世的楚人所作。
《天問》是屈原又一首長詩，計370多句、1500多字。這里的“天”，不單指自然界，也包括人類社會。故其所問，涉及自然現(xiàn)象、神話傳說、歷史與現(xiàn)實諸多方面，充分體現(xiàn)了楚文化的兼收并蓄和博大精深的特點。通篇詰問，但問而不答，基本上為四言詩，但間或有五、六、七字一句，參差錯落，跌宕有致。
《九歌》本是古代的樂曲，在楚國早已流傳。屈原所作的這組詩歌是借用這一曲名。王逸認為，《九歌》作于沆、湘之間，這一帶民俗信鬼神，喜祭祀，祭祀時必奏樂歌舞以娛樂鬼神，屈原放逐江南時仿這種祭歌形式創(chuàng)作而成（近來多有學者認為屈原作于放逐之前，以供祭祀之用。）《九歌》包括《東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等十一篇。除末篇《禮魂》是送神曲外，其余每篇祭一神（聞一多、鄭振鐸等認為，首篇《東皇太一》為迎神曲。見黃壽棋、梅相生《楚辭全譯》注（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第1版）。
所祭鬼神，包括天神、 地祗和人鬼三類?！稘h書·地理志》說：“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惫是P下的《九歌》，是楚人崇尚巫術之風的直接反映，表現(xiàn)了楚國原始的巫術宗教活動長盛不衰?！毒鸥琛废胂褙S富，語言精美，充滿浪漫氣息，具有極強的藝術魅力。
另外，《招魂》、《大招》兩篇 作者是誰，說法不一。前者，司馬遷歸為屈原作品，王逸則認為宋玉所作。所招之魂，說法亦不一，除說宋玉招屈原魂外，還有屈原招楚懷王魂和屈原招自己生魂兩說。后者，有說作者是屈原，亦有說作者是景差。
招魂是楚國巫術宗教活動的一種形式?！墩谢辍废胂衿嫣?，鋪張豐富，內(nèi)容和形式結(jié)合得極其完美，是一篇富有浪漫主義色彩的作品。《大招》也是招魂詞，所招之魂，有說是屈原招自己生魂，有說是景差招屈原之魂。其結(jié)構(gòu)、寫法亦與《招魂》相似。
屈原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愛國詩人。他的詩篇光彩照人，開辟了詩人從集體歌唱到個人創(chuàng)作的新時代。他獨辟蹊徑，兼收并蓄，吸收民間詩歌形式，創(chuàng)造了句法參差靈活的新體裁。他廣泛地吸收了民間豐富的神話傳說，發(fā)展了積極的浪漫主義的創(chuàng)作方法。他承繼和發(fā)展了《詩經(jīng)》的比興手法，“寄情于物”、“托物以諷”，富有藝術感染力，所比之物也更具有美學價值。屈原無論從思想品格到創(chuàng)作方法，都對后世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司馬遷說：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史記·屈原列傳》。）
李白在《江中吟》吟道：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
魯迅在論及《詩經(jīng)》與《楚辭》時，稱后者：較之于《詩》，則其言甚長，其思甚幻，其文甚麗，其旨甚明，憑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儒文服膺詩教者，或訾而絀之，然其影響于后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漢文學史綱要》，見《魯迅全集》第9冊。）
司馬遷說：“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保ā妒酚?middot;屈原列傳》。）
宋玉，鄢（今湖北宜城）人，生卒年不詳，王逸說他是屈原的弟子。他深受屈原影響，是著名的楚辭作家，后人常以“屈宋”并稱。其作可信的是《九辯》（《漢書·藝文志》記載宋玉之賦十六篇，不可考?！豆盼脑贰份d有宋玉賦六篇，系偽作?！段倪x》載有宋玉作品五篇，亦有學者認為是后人假托之詞。現(xiàn)在流傳下來的《九辯》，則公認為宋玉所作。
《九辯》模仿《離騷》而作，是一首自敘性的長篇抒情詩。該詩情景交融，意境深化，情感凄涼。句法靈活自由，字數(shù)增加，加強了詩歌的節(jié)奏感。《九辯》的這一模仿《離騷》寫作，而又富有藝術創(chuàng)作特色，對后世文學亦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
唐勒、景差當也是屈原之后的楚辭作者。但他們生平不詳，作品也早已失傳了。前述《大招》一篇，是屈原作，抑或是景差作，王逸也說“疑不能明也”，作者是誰，難以確定。
荀子不僅是一位大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文學家?！盾髯印芬粫摾硗笍兀瑢哟吻逦?，行文精煉，辭采繽紛，論點明確，每篇都是深刻有力的論說文。但作為一位文學家，其真正具有文學性質(zhì)的作品則是《成相篇》和《賦篇》?！冻上嗥肥沁\用通俗文學形式來表達作者的政治見解的作品，表明作者已注重汲取民間文學的營養(yǎng)，借助民間喜聞樂見的曲調(diào)來傳播政治主張，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作出了有益的嘗試。《賦篇》則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篇以“賦”名篇的作品，成為后世賦體的直接源頭。荀子在楚國從事寫作，無疑廣泛地吸收楚國民歌的養(yǎng)料，這是荀子文學創(chuàng)作的一大特色。篇末附《[亻危]詩》二首，頗似屈原辭賦中的格調(diào)，具有較高的藝術造詣，故荀子與屈原被譽為辭賦之祖。
戰(zhàn)國時期，楚國藝術取得了光輝的成就，主要表現(xiàn)在音樂、舞蹈、繪畫與雕刻等方面。
據(jù)屈原《九歌》與《大招》等所載 ，楚國樂器種類齊全，有鐘、磬、鼓、瑟、竽、筆[竹/虎]]、排簫等。這些樂器在湖北、湖南、河南各地戰(zhàn)國楚墓出土的樂器實物得到了印證。
鐘（編鐘），出土完整的有三套，即湖北隨州擂鼓墩1號墓出土一套計65件（戰(zhàn)國早期）、擂鼓墩2號墓出土一套計36件（戰(zhàn)國中期）和河南信陽長臺關出土一套計13件（戰(zhàn)國中期）。其中最具有典型代表意義的，是中外聞名的擂鼓墩1號墓所出土的一套，即曾侯乙編鐘。
曾侯乙編鐘65件，除去楚王[今/酉]章B05A外，其余均可供演奏。這64件，包括鈕鐘19件，甬鐘45件。鐘的截面為合瓦形，如同諸夏，但與古代歐洲、印度的鐘截面作正圓形不同。合瓦形鐘，銑邊有棱，對聲振動起著制約作用，聲音衰減較快，所以能編列成組，作為旋律樂器使用。歐洲和印度的鐘，聲音衰減較慢，僅能作節(jié)奏樂器使用。這是中國古代（包括楚國）的鐘的特點，至今仍為人們所欣賞。
鐘與鐘鈞附件及鐘架上，均有銘文，共2800多字。銘文記錄了曾、楚和華夏各國律名、階名、變化音名的相互對應關系。每件鐘都標有音階名，只要準確敲擊，便能發(fā)出與銘文相符的樂音。它以姑洗律為基調(diào)（相當現(xiàn)代國際上通用的C大調(diào)），音域?qū)掃_五個半八度，中間三個半八度，十二個半音齊備，可以旋宮轉(zhuǎn)調(diào)，演秦多種樂曲，音色優(yōu)美和諧，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早具有十二個半音的樂器（《曾侯乙編鐘的復制研究》（湖北省博物館編，1984.9）。
磬（編磬）通常與編鐘并出，在曾、楚墓中均有出土，其中亦以擂鼓墩1號墓所出的一套為最好。原有32件，至今完好的只9件。編磬亦有銘文，現(xiàn)殘存的有600余字。鐘銘與磬銘內(nèi)容相通，為研究先秦樂律提供了極其珍貴的資料（張正明《楚文化史》。）鼓，是楚國民間祀神所用的主要樂器。如屈原《九歌》所載，巫合著鼓點，邊歌邊舞，以娛樂鬼神。荀子《成相篇》包括三首歌，每首開場的第一句“請成相”，就是請準備打鼓而歌唱的意思。故“相”即鼓，“相如鼓，可以手拍之”（朱師轍《答杜國庠論〈成相篇〉很象鳳陽花鼓詞書》（見《杜國庠先秦諸子的若干研究》，三聯(lián)書店，1955年版）。
實際上，在王室和貴族家室中，鼓也是重要的樂器?，F(xiàn)見于考古發(fā)掘資料，戰(zhàn)國時期各地楚墓出土的鼓很多，是繼鐘、磬之后最有特色的楚國樂器之一。鼓可分四類：懸鼓、手鼓、建鼓與鹿鼓（張正明《楚文化史》。）懸鼓中以虎座鳥（鳳）架最多，多見于江陵戰(zhàn)國楚墓中出土。它不僅是樂器，也同時是珍貴的藝術品。虎座立鳳，鼓懸兩鳳之間，鳳翹首昂望，虎匍伏在地，傾力負重，三者構(gòu)成和諧的立體形象美。
瑟，春秋中晚期，湖北當陽、長沙等地楚墓中就有出土，戰(zhàn)國時期，江陵雨臺山、拍馬山和當陽、鄂城、長沙、擂鼓墩1號墓都有出土。有23弦、24弦、25弦的不一。
竽，長沙瀏城橋、江陵天星觀和擂鼓墩1號墓等均有出土。分別為10管、12管、14管、18管不等。
[竹/虎]，僅見于擂鼓墩1號墓出土的2件，形狀似笛。
排簫（《九歌》中稱參差），早在春秋初，河南光山黃君墓就出土了排簫，現(xiàn)見于戰(zhàn)國時排簫，是擂鼓墩1號墓出土的2件，各有13管。
琴，楚人善操琴，《左傳》等有關古文獻均有記栽。見于戰(zhàn)國時考古發(fā)掘資料，有長沙五·郵3號墓出土的10弦琴1件，擂鼓墩1號墓出土了5弦琴和10弦琴各1件。
另據(jù)《呂氏春秋·慎大覽·貴因》載：“墨子見荊王，錦衣吹一笙，因也?！蹦颖緛砩袃€非樂，為投楚人所好，亦吹笙?！镀邍?middot;楚音樂》引《闞子》說：“楚笙冠中國。”楚國當有笙這種樂器。
從上述可見，戰(zhàn)國時期，楚國既有打擊樂器（鐘、磬、鼓），亦有吹奏樂器（竽、笙、[竹/虎]、排簫）和彈拔樂器（瑟、琴）等，可謂樂器齊全，洋洋大觀。今天湖北荊州博物館演出的“楚樂”，就是根據(jù)這些樂器，生動地顯示了古代楚國演奏的情況的。
楚國是南方的民族融合中心，所以在古代視樂為“圣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風移俗易”（《史記·樂書）。的氣氛中，楚國音樂亦表現(xiàn)出了民族性和融合性的特點?！段倪x·宋玉對楚王問》載：“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shù)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shù)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shù)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shù)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薄断吕锇腿恕樊敒槌恕腿穗s居地區(qū)所流行的通俗歌曲，人們演唱起來，簡直是載歌載舞，場面十分熱鬧。其余歌曲，由于難度較大，人們能演唱的也逐漸減少。這一記載，非常真實地反映了楚國這一音樂之邦，在音樂發(fā)展中，允許夷夏并存，雅俗共賞，從一個側(cè)面，展現(xiàn)了楚人的開闊胸懷和融夷夏為一體的開放精神。
楚國舞蹈源遠流長，見于《楚辭》等有關篇章和考古發(fā)掘資料，戰(zhàn)國時期，楚國舞蹈的發(fā)展情況更加明晰可見。首先，由于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在民間早已流行的巫舞，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和精神生活的豐富，更具藝術特色。屈原筆下的《九歌》等篇，就生動地反映了巫舞的各個方面。如在樂器伴秦上，前已指出，就有鐘、磬、鼓、竽、瑟、參差（排簫）、[竹/虎]]等多種，其中尤以鼓為主。如《九歌·禮魂》：“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闭f祭祀大典臨終時，鼓兒齊敲，頻頻舞蹈，情猶未了。鼓雖很突出，但在舞蹈中，鼓與其他樂器是同時敲擊與彈秦的，如《九歌·東君》：“[纟互]瑟兮交鼓，蕭鐘兮瑤 。鳴[竹/虎]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女夸]?！★w兮翠曾，展詩兮會舞?！睋苌獡艄模Q[竹/虎]吹竽，鐘聲不斷，“靈”（裝扮神靈的巫）就在眾多樂器伴奏下，翩翩起舞。又如《九歌·東皇太一》：“揚[木包]兮[扌附]鼓，疏緩節(jié)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惫穆曧?，竽瑟齊鳴，各種音調(diào)交匯。這里說的“五音”，即周制舊傳的我國古代五聲音階中的五個音級。可見民間巫舞是很講究樂器伴奏的，舞蹈的氣氛熱烈和諧，場面十分熱鬧。此外，巫舞除了講究音樂美外，還注重舞蹈者本身的裝扮。如《九歌》中有關篇章都記載了男覡女巫們整臉修容，身著華麗服裝，手執(zhí)鮮花，全身散發(fā)出經(jīng)沐浴后的芳香，場面既熱鬧又高雅的情況。在舞姿上，講究曲線律動之美，如《東皇太一》的“靈偃蹇兮姣服”、《云中君》的“靈連[足卷]兮既留”、《大司命》的“靈衣兮被被”等都反映了這種優(yōu)美舞姿的特點?！百儒俊?，翩躚起舞，輕盈而自若；“連[足卷]”，曲折波動，若云行回環(huán)狀；“衣兮被被”，舞者的衣服如被風吹的那樣，徐徐飄動，可見巫舞在人神交接的氛圍中，若神若人，飄忽不定，顯現(xiàn)了舞姿的典雅與優(yōu)美。其次，民間巫舞既是楚國舞蹈的源頭，所以楚國宮廷樂舞也充滿了民間舞蹈的氣息。在奴隸主專制下，樂舞作為一種程式化了的藝術，它同禮一樣，是受到嚴格限制的。春秋戰(zhàn)國間，隨著禮壞樂崩局面的出現(xiàn)，宮廷樂舞一方面向下擴展，另一方面又吸收民間樂舞，這樣，楚國樂舞就很難劃清民間樂舞和宮廷樂舞的區(qū)別了?，F(xiàn)在見到能反映楚國宮廷樂舞的，一般認為是《楚辭》中《招魂》與《大招》兩篇。從這兩篇看，楚國宮廷樂舞不同于民間樂舞的主要表現(xiàn)在場面要大得多，當然也就要豪華得多。如《招魂》所寫：“肴羞未通，女樂羅些。陳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fā)揚荷些?！薄氨灰路w，麗而不奇些。長發(fā)曼[髟/前]，艷陸離些。”“竽瑟狂會，[扌真]鳴鼓些。宮廷震驚，發(fā)激楚些?！薄洞笳小匪鶎懀骸岸私游?，投詩舞只。叩鐘調(diào)磬，娛人亂只?！绷硗猓捎陔S著各國各地文化交流的密切，楚國宮廷樂舞中也廣泛地吸收或引進了各國各地的樂舞，成為楚國樂舞的一大特點。如《招魂》所寫：“二八齊容，趙鄭舞些。”“吳[俞欠]蔡謳，奏大品些?！薄班嵭l(wèi)妖玩，來雜陳些。”《大招》所寫：“代奏鄭衛(wèi)，鳴竽張只。”各國各地樂舞同時表演，竟到了“四上競飛，極聲變只”（《大招》）的地步。盡管宮廷樂舞的規(guī)模超過民間巫舞，但它所具有巫舞的內(nèi)容與舞蹈形式則是基本相同的。再次，無論是民間的巫舞或?qū)m廷樂舞，它都特別講究舞蹈者線條美、律動美。如《招魂》、《大招》多處說到“[女夸]容修態(tài)”、“長發(fā)曼[髟/前]”、“豐肉嫩骨”、“容則秀雅”、“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長袖拂面”、“豐肉微骨，體便娟只”，可見楚人是追求修長細腰之美的，否則舞蹈起來，是不可能達到“偃蹇”、“連[足卷]”的效果的。關于這一點，從所見楚墓出土的文物亦可得到證實。如江陵望山2號墓出土的女俑，發(fā)髻垂肩，面容秀麗，腰細而系帶（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文物》1966年第5期）。江陵武昌義地6號墓出土的男俑，身材修長，眉清目秀江陵文物局《湖北江陵武昌義地楚墓》（《文物》，1989年第3期）。故從體形看，男女并無區(qū)別，都講究人的體形美。另從著名的《人物龍鳳帛畫》、《人物御龍帛畫》這兩幅帛畫，前者1949年2月出土于長沙陳家大山楚墓，后者1973年5月出土于長沙子彈庫1號楚墓。兩墓均為戰(zhàn)國中期。）看，也是如此。前者所繪一貴婦人寬袖細腰，長裙曳地；后者所繪一男子身材修長，博袍佩劍。1941年在長沙黃土嶺戰(zhàn)國楚墓出土的一件彩繪人物漆奩，共繪有11個舞女，其中二人長袖細腰，翩翩起舞，其余8人或靜坐小憩，或一旁觀賞，1人挽袖揮鞭，似在指揮，也全都長衣曳地，面清目秀，體態(tài)輕盈。這件漆奩生動地展現(xiàn)了楚國集體舞蹈的場面，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入戰(zhàn)國后，楚國的繪畫有很大的發(fā)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主要有帛畫、壁畫與漆畫等。
前面提及的《人物龍鳳帛畫》和《人物御龍帛畫》，是迄今所見我國古代最早的兩幅帛畫，是“早期國畫的雙璧”（張正明《楚文化史》。）《人物龍鳳帛畫》，長31厘米，寬22.5厘米。畫中一婦人側(cè)立，高髻細腰，寬袖長裙，雍容富貴，合掌作祈禱狀。婦人頭上，左前畫有一鳳，作飛翔狀；鳳對面畫有一龍，作騰升狀。對此畫，研究者甚多，故其立意，說法不一（郭沫若主婦人祈禱和平說，見《文史論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熊傳新認為是有關宓妃神話傳說的寫照，見《江漢論壇》（1981年第1期）；張正明認為龍鳳呈爭斗之狀，似有祈求善而美的鳳戰(zhàn)勝惡而丑的龍，保護墓主在冥府平安生活之意，見《楚文化史》。此外，還有其他說法。）《人物御龍帛畫》，長37.5厘米，寬28厘米。正中畫一男子，側(cè)立面左，高冠博袍，腰佩長劍，立于巨龍之背。龍昂首卷尾，宛如龍舟。龍左腹下畫有一條鯉魚，龍尾畫有一立鳥（似鶴）。男人頭上方還畫有華蓋一重。人、龍、魚均向左，以示前進方向，連華蓋上的纓絡也迎鳳飄動。整個畫面呈行進狀，充滿了動感。其立意，有的以為表示主人公在冥府仍可象在人世一樣逸樂（張正明主編《楚文化志》），有的則考證為主人公因水而死，其身份為巫劉信芳《關于子彈庫楚帛畫的幾個問題》（《楚文藝論集》，湖北美術出版社出版，1991年12月版）。此外，還有其他不同的解釋。
這兩幅帛畫，基本上運用白描手法，但也有地方使用平涂，人物則略施彩色。畫面布局精當，比例準確。線條流暢，想像豐富，表現(xiàn)了楚藝術譎怪莫測的獨特風格。
另外，江陵馬山1號墓亦出過一幅帛畫，因內(nèi)容無法辨認，故很少為人提及（湖北荊州博物館《江陵馬山1號楚墓》（文物出版社出版，1958年）。
楚國的壁畫，歷來以王逸《楚辭章句·天問》為據(jù)。王逸認為，屈原放逐，“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奇瑋譎詭，及古圣賢怪物行事”，故屈原《天問》中所問之事，當見于壁畫。江陵天星觀1號墓槨室的橫隔板上，繪有畫。另11幅彩繪壁畫，所繪為菱形、田字和云紋等幾何形紋樣，墓主為邸陽君（湖北荊州博物館《江陵天星觀1號楚墓》（《考古學報》1982年第1期）。由此可見，王逸說的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有壁畫，當是可信的。
楚國漆器業(yè)發(fā)達，所以楚人也善于在漆器上繪畫，成為我國古代獨特的藝術珍品棗漆畫。見于考古發(fā)掘資料，各地楚墓出土的漆畫很多，如1941年長沙黃土嶺出土了彩繪車馬人物花紋漆奩、1952年長沙顏家?guī)X出土了繪有圖案的漆奩、1957年信陽長臺關出土了繪有狩獵場面的漆瑟、1978年隨州擂鼓墩1號墓出土了繪有二十八宿圖案的漆箱和繪有人、物的鴛鴦形盒等。特別令人注目的是，1987年荊門包山2號墓出土的繪有眾多的人、物的漆奩，堪稱楚漆畫中的奇葩，在我國古代繪畫藝術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這幅漆畫，長87.4厘米、高5.2厘米，繪有26個人、4輛馬車、10匹馬、2頭豬、1條狗、7只雁和5棵柳樹。以黑漆為底色，兼采紅、黃、褐、綠諸色，運用線勾平涂等手法，使眾多的人、物組成一幅色彩富麗、和諧別致、生動活潑的富有立體感和動感的組合性畫面。其內(nèi)容，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如有“金秋郊游圖”、“春游圖”或“王孫親迎圖”、“出行·迎賓圖”等各種說法（參見郭德維《楚藝術人物形象特點試探》（《楚文藝論集》）。）
戰(zhàn)國時代諸子散文文辭生動，寫作技巧成熟，各具特色，而其中尤以《莊子》最為突出。《莊子》一書，千奇百怪，“寓言十九”，變幻瑰瑋，敘事以明理。如為了說明凡事順其自然，追求“素樸而民性得”的“至德之世”，在《馬蹄》篇中以馬為例，說馬以蹄踐霜踏雪，舉足能奔跑跳躍，這是馬的本性。伯樂則力加馴化，削蹄燒烙，使馬慘遭禍患，死亡大半，這樣“殘生損性”，就是破壞了事物的本性，也就不是“至德之世”。又如《徐無鬼》篇中，敘一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斫之，郢人鼻端之堊盡去而鼻不傷，宋元君聞之，要匠石也為自己試試，匠石說：“臣則嘗能斫之。雖然，臣之質(zhì)死久矣?！鼻f子以此說明自己失去了惠施，與匠石失去那位“郢人”一樣，知遇已不存在，就沒有交談的對象了，只能作抱憾終生、知音難遇之感。像這樣以寓言喻理的故事，比比皆是，無不逸趣橫生，耐人尋味不已。寓言既為喻理，所以它與譬喻手法是緊密相聯(lián)的。《莊子》一書，處處設譬，與寓言相映成趣，構(gòu)成全書一大特色。如在《應帝王》中以“渾沌”喻純真的萬民，以“鑿竅”喻擾民的政舉。在《駢拇》中以鴨、鶴之腿長短不一，若接長或鋸短，均會令其痛苦，比喻凡事應順乎自然，切不可“殘生損性”。其他如《則陽》中以蝸角觸蠻喻諸侯爭戰(zhàn)、《養(yǎng)生主》中以庖丁解牛喻養(yǎng)生之道、《天道》中以輪扁斫輪喻讀書之法等等，都貼切生動，意趣無窮。
《莊子》在語言藝術上也有它的獨特風格，如卮言、重言、寓言（《莊子·寓言》。張正明主編《楚文化志》說：“寓言是借敘外物以論本意，托他事以寓己言；重言是借古人之語以證本意，引長者之語以明己言；卮言是隨文生發(fā)以見本意，自然天成以衍己言。”并用，“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其言[氵光]洋自恣以適己”（《史記·老子莊子列傳》），想像怪異奇特，描繪細致入微，虛虛實實，千變?nèi)f化，層出不窮。在筆法上和《老子》一樣多用韻，使文章聲調(diào)鏗鏘，音韻和諧，充滿了詩歌味和節(jié)秦感。如《[月去]篋》：“故絕圣棄知，大盜乃止；?。〝S）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zhí)煜轮シ?，而民始可與論議?！庇秩纭短斓馈罚骸疤熳鸬乇埃衩髦灰?；春夏先秋冬后，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qū)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逼渌纭跺羞b游》、《德充符》等篇，無不全篇押韻，錯落有致，一氣呵成，流暢生動。
《莊子》不僅是一部哲學著作，也同時是一部有鮮明特色的散文著作。它思想奔放，文筆變化多端，具有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對后世文學影響很大。魯迅說：“其文則汪洋辟闔，儀態(tài)萬方，晚周諸子之作，莫能先也?！保ā遏斞溉返?卷，第270頁。）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楚國的詩歌源遠流長，至戰(zhàn)國中后期，大詩人屈原在楚國詩歌的基礎上，與哲學思想一樣，融南北夷夏之交，創(chuàng)造出一種新的騷體詩歌----楚辭?！俺o”一名，秦漢間已出現(xiàn)，至劉向收屈原及其后學宋玉等人的作品，編輯成集，從此，《楚辭》就成為楚國詩歌總集的名稱。東漢王逸為此作注，是迄今所見最早的楚辭注本----《楚辭章句》。由于《楚辭》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故宋人黃伯思說：“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離騷》是屈原的代表作品，全詩2400多字，是我國古典文學中最長的抒情詩。司馬遷說：“離騷者，猶離憂也?！保ā妒酚?middot;屈原列傳》。）班固解為遭憂，王逸解為別愁，說法雖不同，意思卻相通?！扒胖穑速x離騷”（《漢書·司馬遷傳》。）可見《離騷》大約是作者在楚懷王時期受讒被貶離郢都時所作。由于其時君昏臣奸，政治腐敗，國勢日頹，故詩人思前顧后，感慨萬分，一方面尖銳地抨擊了權(quán)貴的腐朽沒落和茍且偷安行為；另一方面又闡明自己的政治理想與抱負，表達了對祖國和人民的無限忠貞。全詩洋溢著詩人為崇高理想而奮斗的奉獻精神、真摯執(zhí)著的念祖愛國忠君戀鄉(xiāng)的愛國主義感情，也表現(xiàn)了不畏邪惡勢力、剛正不阿的高尚品格?！峨x騷》在藝術上也具有獨特的風格，主要表現(xiàn)在采用夸張手法與比興手法，是積極現(xiàn)實主義與浪漫主義高度結(jié)合的杰作。由于它開創(chuàng)了楚辭創(chuàng)作的新途徑，奠定了楚辭的歷史地位，故后人稱楚辭為“騷”，稱屈原詩歌為“屈騷”。從此，“風騷”（屈原的《離騷》和《詩經(jīng)》中的《國風》，系我國古代的重要作品，故“風騷”并稱，代表《詩經(jīng)》和《楚辭》。并行，對后代文學影響深遠。
《九章》包括屈原的九篇詩歌，即《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回風》。其內(nèi)容主要反映了作者兩次被放逐的經(jīng)歷、處境和苦悶悲憤的心情，表現(xiàn)了對祖國的無限熱愛和對腐朽沒落政治的極度痛恨。但題名非作者自定，而是后人輯錄在一起的。《九章》的思想內(nèi)容與《離騷》相近，但其文筆則比較樸素，多運用白描手法，感情熾烈，多直抒胸臆，具有強烈的感染力。此外，《遠游》、《卜居》、《漁父》亦表現(xiàn)了對祖國的無限眷戀之情和堅持真理、忠貞不屈之志。故其思想內(nèi)容與《離騷》、《九章》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否為屈原作品，歷來多有疑問，一般以為是熟知屈原身世的楚人所作。
《天問》是屈原又一首長詩，計370多句、1500多字。這里的“天”，不單指自然界，也包括人類社會。故其所問，涉及自然現(xiàn)象、神話傳說、歷史與現(xiàn)實諸多方面，充分體現(xiàn)了楚文化的兼收并蓄和博大精深的特點。通篇詰問，但問而不答，基本上為四言詩，但間或有五、六、七字一句，參差錯落，跌宕有致。
《九歌》本是古代的樂曲，在楚國早已流傳。屈原所作的這組詩歌是借用這一曲名。王逸認為，《九歌》作于沆、湘之間，這一帶民俗信鬼神，喜祭祀，祭祀時必奏樂歌舞以娛樂鬼神，屈原放逐江南時仿這種祭歌形式創(chuàng)作而成（近來多有學者認為屈原作于放逐之前，以供祭祀之用。）《九歌》包括《東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等十一篇。除末篇《禮魂》是送神曲外，其余每篇祭一神（聞一多、鄭振鐸等認為，首篇《東皇太一》為迎神曲。見黃壽棋、梅相生《楚辭全譯》注（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第1版）。
所祭鬼神，包括天神、 地祗和人鬼三類?！稘h書·地理志》說：“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惫是P下的《九歌》，是楚人崇尚巫術之風的直接反映，表現(xiàn)了楚國原始的巫術宗教活動長盛不衰?！毒鸥琛废胂褙S富，語言精美，充滿浪漫氣息，具有極強的藝術魅力。
另外，《招魂》、《大招》兩篇 作者是誰，說法不一。前者，司馬遷歸為屈原作品，王逸則認為宋玉所作。所招之魂，說法亦不一，除說宋玉招屈原魂外，還有屈原招楚懷王魂和屈原招自己生魂兩說。后者，有說作者是屈原，亦有說作者是景差。
招魂是楚國巫術宗教活動的一種形式?！墩谢辍废胂衿嫣?，鋪張豐富，內(nèi)容和形式結(jié)合得極其完美，是一篇富有浪漫主義色彩的作品。《大招》也是招魂詞，所招之魂，有說是屈原招自己生魂，有說是景差招屈原之魂。其結(jié)構(gòu)、寫法亦與《招魂》相似。
屈原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愛國詩人。他的詩篇光彩照人，開辟了詩人從集體歌唱到個人創(chuàng)作的新時代。他獨辟蹊徑，兼收并蓄，吸收民間詩歌形式，創(chuàng)造了句法參差靈活的新體裁。他廣泛地吸收了民間豐富的神話傳說，發(fā)展了積極的浪漫主義的創(chuàng)作方法。他承繼和發(fā)展了《詩經(jīng)》的比興手法，“寄情于物”、“托物以諷”，富有藝術感染力，所比之物也更具有美學價值。屈原無論從思想品格到創(chuàng)作方法，都對后世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司馬遷說：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史記·屈原列傳》。）
李白在《江中吟》吟道：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
魯迅在論及《詩經(jīng)》與《楚辭》時，稱后者：較之于《詩》，則其言甚長，其思甚幻，其文甚麗，其旨甚明，憑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儒文服膺詩教者，或訾而絀之，然其影響于后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漢文學史綱要》，見《魯迅全集》第9冊。）
司馬遷說：“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保ā妒酚?middot;屈原列傳》。）
宋玉，鄢（今湖北宜城）人，生卒年不詳，王逸說他是屈原的弟子。他深受屈原影響，是著名的楚辭作家，后人常以“屈宋”并稱。其作可信的是《九辯》（《漢書·藝文志》記載宋玉之賦十六篇，不可考?！豆盼脑贰份d有宋玉賦六篇，系偽作?！段倪x》載有宋玉作品五篇，亦有學者認為是后人假托之詞。現(xiàn)在流傳下來的《九辯》，則公認為宋玉所作。
《九辯》模仿《離騷》而作，是一首自敘性的長篇抒情詩。該詩情景交融，意境深化，情感凄涼。句法靈活自由，字數(shù)增加，加強了詩歌的節(jié)奏感。《九辯》的這一模仿《離騷》寫作，而又富有藝術創(chuàng)作特色，對后世文學亦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
唐勒、景差當也是屈原之后的楚辭作者。但他們生平不詳，作品也早已失傳了。前述《大招》一篇，是屈原作，抑或是景差作，王逸也說“疑不能明也”，作者是誰，難以確定。
荀子不僅是一位大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文學家?！盾髯印芬粫摾硗笍兀瑢哟吻逦?，行文精煉，辭采繽紛，論點明確，每篇都是深刻有力的論說文。但作為一位文學家，其真正具有文學性質(zhì)的作品則是《成相篇》和《賦篇》?！冻上嗥肥沁\用通俗文學形式來表達作者的政治見解的作品，表明作者已注重汲取民間文學的營養(yǎng)，借助民間喜聞樂見的曲調(diào)來傳播政治主張，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作出了有益的嘗試。《賦篇》則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篇以“賦”名篇的作品，成為后世賦體的直接源頭。荀子在楚國從事寫作，無疑廣泛地吸收楚國民歌的養(yǎng)料，這是荀子文學創(chuàng)作的一大特色。篇末附《[亻危]詩》二首，頗似屈原辭賦中的格調(diào)，具有較高的藝術造詣，故荀子與屈原被譽為辭賦之祖。
戰(zhàn)國時期，楚國藝術取得了光輝的成就，主要表現(xiàn)在音樂、舞蹈、繪畫與雕刻等方面。
據(jù)屈原《九歌》與《大招》等所載 ，楚國樂器種類齊全，有鐘、磬、鼓、瑟、竽、筆[竹/虎]]、排簫等。這些樂器在湖北、湖南、河南各地戰(zhàn)國楚墓出土的樂器實物得到了印證。
鐘（編鐘），出土完整的有三套，即湖北隨州擂鼓墩1號墓出土一套計65件（戰(zhàn)國早期）、擂鼓墩2號墓出土一套計36件（戰(zhàn)國中期）和河南信陽長臺關出土一套計13件（戰(zhàn)國中期）。其中最具有典型代表意義的，是中外聞名的擂鼓墩1號墓所出土的一套，即曾侯乙編鐘。
曾侯乙編鐘65件，除去楚王[今/酉]章B05A外，其余均可供演奏。這64件，包括鈕鐘19件，甬鐘45件。鐘的截面為合瓦形，如同諸夏，但與古代歐洲、印度的鐘截面作正圓形不同。合瓦形鐘，銑邊有棱，對聲振動起著制約作用，聲音衰減較快，所以能編列成組，作為旋律樂器使用。歐洲和印度的鐘，聲音衰減較慢，僅能作節(jié)奏樂器使用。這是中國古代（包括楚國）的鐘的特點，至今仍為人們所欣賞。
鐘與鐘鈞附件及鐘架上，均有銘文，共2800多字。銘文記錄了曾、楚和華夏各國律名、階名、變化音名的相互對應關系。每件鐘都標有音階名，只要準確敲擊，便能發(fā)出與銘文相符的樂音。它以姑洗律為基調(diào)（相當現(xiàn)代國際上通用的C大調(diào)），音域?qū)掃_五個半八度，中間三個半八度，十二個半音齊備，可以旋宮轉(zhuǎn)調(diào)，演秦多種樂曲，音色優(yōu)美和諧，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早具有十二個半音的樂器（《曾侯乙編鐘的復制研究》（湖北省博物館編，1984.9）。
磬（編磬）通常與編鐘并出，在曾、楚墓中均有出土，其中亦以擂鼓墩1號墓所出的一套為最好。原有32件，至今完好的只9件。編磬亦有銘文，現(xiàn)殘存的有600余字。鐘銘與磬銘內(nèi)容相通，為研究先秦樂律提供了極其珍貴的資料（張正明《楚文化史》。）鼓，是楚國民間祀神所用的主要樂器。如屈原《九歌》所載，巫合著鼓點，邊歌邊舞，以娛樂鬼神。荀子《成相篇》包括三首歌，每首開場的第一句“請成相”，就是請準備打鼓而歌唱的意思。故“相”即鼓，“相如鼓，可以手拍之”（朱師轍《答杜國庠論〈成相篇〉很象鳳陽花鼓詞書》（見《杜國庠先秦諸子的若干研究》，三聯(lián)書店，1955年版）。
實際上，在王室和貴族家室中，鼓也是重要的樂器?，F(xiàn)見于考古發(fā)掘資料，戰(zhàn)國時期各地楚墓出土的鼓很多，是繼鐘、磬之后最有特色的楚國樂器之一。鼓可分四類：懸鼓、手鼓、建鼓與鹿鼓（張正明《楚文化史》。）懸鼓中以虎座鳥（鳳）架最多，多見于江陵戰(zhàn)國楚墓中出土。它不僅是樂器，也同時是珍貴的藝術品。虎座立鳳，鼓懸兩鳳之間，鳳翹首昂望，虎匍伏在地，傾力負重，三者構(gòu)成和諧的立體形象美。
瑟，春秋中晚期，湖北當陽、長沙等地楚墓中就有出土，戰(zhàn)國時期，江陵雨臺山、拍馬山和當陽、鄂城、長沙、擂鼓墩1號墓都有出土。有23弦、24弦、25弦的不一。
竽，長沙瀏城橋、江陵天星觀和擂鼓墩1號墓等均有出土。分別為10管、12管、14管、18管不等。
[竹/虎]，僅見于擂鼓墩1號墓出土的2件，形狀似笛。
排簫（《九歌》中稱參差），早在春秋初，河南光山黃君墓就出土了排簫，現(xiàn)見于戰(zhàn)國時排簫，是擂鼓墩1號墓出土的2件，各有13管。
琴，楚人善操琴，《左傳》等有關古文獻均有記栽。見于戰(zhàn)國時考古發(fā)掘資料，有長沙五·郵3號墓出土的10弦琴1件，擂鼓墩1號墓出土了5弦琴和10弦琴各1件。
另據(jù)《呂氏春秋·慎大覽·貴因》載：“墨子見荊王，錦衣吹一笙，因也?！蹦颖緛砩袃€非樂，為投楚人所好，亦吹笙?！镀邍?middot;楚音樂》引《闞子》說：“楚笙冠中國。”楚國當有笙這種樂器。
從上述可見，戰(zhàn)國時期，楚國既有打擊樂器（鐘、磬、鼓），亦有吹奏樂器（竽、笙、[竹/虎]、排簫）和彈拔樂器（瑟、琴）等，可謂樂器齊全，洋洋大觀。今天湖北荊州博物館演出的“楚樂”，就是根據(jù)這些樂器，生動地顯示了古代楚國演奏的情況的。
楚國是南方的民族融合中心，所以在古代視樂為“圣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風移俗易”（《史記·樂書）。的氣氛中，楚國音樂亦表現(xiàn)出了民族性和融合性的特點?！段倪x·宋玉對楚王問》載：“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shù)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shù)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shù)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shù)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薄断吕锇腿恕樊敒槌恕腿穗s居地區(qū)所流行的通俗歌曲，人們演唱起來，簡直是載歌載舞，場面十分熱鬧。其余歌曲，由于難度較大，人們能演唱的也逐漸減少。這一記載，非常真實地反映了楚國這一音樂之邦，在音樂發(fā)展中，允許夷夏并存，雅俗共賞，從一個側(cè)面，展現(xiàn)了楚人的開闊胸懷和融夷夏為一體的開放精神。
楚國舞蹈源遠流長，見于《楚辭》等有關篇章和考古發(fā)掘資料，戰(zhàn)國時期，楚國舞蹈的發(fā)展情況更加明晰可見。首先，由于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在民間早已流行的巫舞，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和精神生活的豐富，更具藝術特色。屈原筆下的《九歌》等篇，就生動地反映了巫舞的各個方面。如在樂器伴秦上，前已指出，就有鐘、磬、鼓、竽、瑟、參差（排簫）、[竹/虎]]等多種，其中尤以鼓為主。如《九歌·禮魂》：“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闭f祭祀大典臨終時，鼓兒齊敲，頻頻舞蹈，情猶未了。鼓雖很突出，但在舞蹈中，鼓與其他樂器是同時敲擊與彈秦的，如《九歌·東君》：“[纟互]瑟兮交鼓，蕭鐘兮瑤 。鳴[竹/虎]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女夸]?！★w兮翠曾，展詩兮會舞?！睋苌獡艄模Q[竹/虎]吹竽，鐘聲不斷，“靈”（裝扮神靈的巫）就在眾多樂器伴奏下，翩翩起舞。又如《九歌·東皇太一》：“揚[木包]兮[扌附]鼓，疏緩節(jié)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惫穆曧?，竽瑟齊鳴，各種音調(diào)交匯。這里說的“五音”，即周制舊傳的我國古代五聲音階中的五個音級。可見民間巫舞是很講究樂器伴奏的，舞蹈的氣氛熱烈和諧，場面十分熱鬧。此外，巫舞除了講究音樂美外，還注重舞蹈者本身的裝扮。如《九歌》中有關篇章都記載了男覡女巫們整臉修容，身著華麗服裝，手執(zhí)鮮花，全身散發(fā)出經(jīng)沐浴后的芳香，場面既熱鬧又高雅的情況。在舞姿上，講究曲線律動之美，如《東皇太一》的“靈偃蹇兮姣服”、《云中君》的“靈連[足卷]兮既留”、《大司命》的“靈衣兮被被”等都反映了這種優(yōu)美舞姿的特點?！百儒俊?，翩躚起舞，輕盈而自若；“連[足卷]”，曲折波動，若云行回環(huán)狀；“衣兮被被”，舞者的衣服如被風吹的那樣，徐徐飄動，可見巫舞在人神交接的氛圍中，若神若人，飄忽不定，顯現(xiàn)了舞姿的典雅與優(yōu)美。其次，民間巫舞既是楚國舞蹈的源頭，所以楚國宮廷樂舞也充滿了民間舞蹈的氣息。在奴隸主專制下，樂舞作為一種程式化了的藝術，它同禮一樣，是受到嚴格限制的。春秋戰(zhàn)國間，隨著禮壞樂崩局面的出現(xiàn)，宮廷樂舞一方面向下擴展，另一方面又吸收民間樂舞，這樣，楚國樂舞就很難劃清民間樂舞和宮廷樂舞的區(qū)別了?，F(xiàn)在見到能反映楚國宮廷樂舞的，一般認為是《楚辭》中《招魂》與《大招》兩篇。從這兩篇看，楚國宮廷樂舞不同于民間樂舞的主要表現(xiàn)在場面要大得多，當然也就要豪華得多。如《招魂》所寫：“肴羞未通，女樂羅些。陳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fā)揚荷些?！薄氨灰路w，麗而不奇些。長發(fā)曼[髟/前]，艷陸離些。”“竽瑟狂會，[扌真]鳴鼓些。宮廷震驚，發(fā)激楚些?！薄洞笳小匪鶎懀骸岸私游?，投詩舞只。叩鐘調(diào)磬，娛人亂只?！绷硗猓捎陔S著各國各地文化交流的密切，楚國宮廷樂舞中也廣泛地吸收或引進了各國各地的樂舞，成為楚國樂舞的一大特點。如《招魂》所寫：“二八齊容，趙鄭舞些。”“吳[俞欠]蔡謳，奏大品些?！薄班嵭l(wèi)妖玩，來雜陳些。”《大招》所寫：“代奏鄭衛(wèi)，鳴竽張只。”各國各地樂舞同時表演，竟到了“四上競飛，極聲變只”（《大招》）的地步。盡管宮廷樂舞的規(guī)模超過民間巫舞，但它所具有巫舞的內(nèi)容與舞蹈形式則是基本相同的。再次，無論是民間的巫舞或?qū)m廷樂舞，它都特別講究舞蹈者線條美、律動美。如《招魂》、《大招》多處說到“[女夸]容修態(tài)”、“長發(fā)曼[髟/前]”、“豐肉嫩骨”、“容則秀雅”、“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長袖拂面”、“豐肉微骨，體便娟只”，可見楚人是追求修長細腰之美的，否則舞蹈起來，是不可能達到“偃蹇”、“連[足卷]”的效果的。關于這一點，從所見楚墓出土的文物亦可得到證實。如江陵望山2號墓出土的女俑，發(fā)髻垂肩，面容秀麗，腰細而系帶（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文物》1966年第5期）。江陵武昌義地6號墓出土的男俑，身材修長，眉清目秀江陵文物局《湖北江陵武昌義地楚墓》（《文物》，1989年第3期）。故從體形看，男女并無區(qū)別，都講究人的體形美。另從著名的《人物龍鳳帛畫》、《人物御龍帛畫》這兩幅帛畫，前者1949年2月出土于長沙陳家大山楚墓，后者1973年5月出土于長沙子彈庫1號楚墓。兩墓均為戰(zhàn)國中期。）看，也是如此。前者所繪一貴婦人寬袖細腰，長裙曳地；后者所繪一男子身材修長，博袍佩劍。1941年在長沙黃土嶺戰(zhàn)國楚墓出土的一件彩繪人物漆奩，共繪有11個舞女，其中二人長袖細腰，翩翩起舞，其余8人或靜坐小憩，或一旁觀賞，1人挽袖揮鞭，似在指揮，也全都長衣曳地，面清目秀，體態(tài)輕盈。這件漆奩生動地展現(xiàn)了楚國集體舞蹈的場面，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入戰(zhàn)國后，楚國的繪畫有很大的發(fā)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主要有帛畫、壁畫與漆畫等。
前面提及的《人物龍鳳帛畫》和《人物御龍帛畫》，是迄今所見我國古代最早的兩幅帛畫，是“早期國畫的雙璧”（張正明《楚文化史》。）《人物龍鳳帛畫》，長31厘米，寬22.5厘米。畫中一婦人側(cè)立，高髻細腰，寬袖長裙，雍容富貴，合掌作祈禱狀。婦人頭上，左前畫有一鳳，作飛翔狀；鳳對面畫有一龍，作騰升狀。對此畫，研究者甚多，故其立意，說法不一（郭沫若主婦人祈禱和平說，見《文史論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熊傳新認為是有關宓妃神話傳說的寫照，見《江漢論壇》（1981年第1期）；張正明認為龍鳳呈爭斗之狀，似有祈求善而美的鳳戰(zhàn)勝惡而丑的龍，保護墓主在冥府平安生活之意，見《楚文化史》。此外，還有其他說法。）《人物御龍帛畫》，長37.5厘米，寬28厘米。正中畫一男子，側(cè)立面左，高冠博袍，腰佩長劍，立于巨龍之背。龍昂首卷尾，宛如龍舟。龍左腹下畫有一條鯉魚，龍尾畫有一立鳥（似鶴）。男人頭上方還畫有華蓋一重。人、龍、魚均向左，以示前進方向，連華蓋上的纓絡也迎鳳飄動。整個畫面呈行進狀，充滿了動感。其立意，有的以為表示主人公在冥府仍可象在人世一樣逸樂（張正明主編《楚文化志》），有的則考證為主人公因水而死，其身份為巫劉信芳《關于子彈庫楚帛畫的幾個問題》（《楚文藝論集》，湖北美術出版社出版，1991年12月版）。此外，還有其他不同的解釋。
這兩幅帛畫，基本上運用白描手法，但也有地方使用平涂，人物則略施彩色。畫面布局精當，比例準確。線條流暢，想像豐富，表現(xiàn)了楚藝術譎怪莫測的獨特風格。
另外，江陵馬山1號墓亦出過一幅帛畫，因內(nèi)容無法辨認，故很少為人提及（湖北荊州博物館《江陵馬山1號楚墓》（文物出版社出版，1958年）。
楚國的壁畫，歷來以王逸《楚辭章句·天問》為據(jù)。王逸認為，屈原放逐，“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奇瑋譎詭，及古圣賢怪物行事”，故屈原《天問》中所問之事，當見于壁畫。江陵天星觀1號墓槨室的橫隔板上，繪有畫。另11幅彩繪壁畫，所繪為菱形、田字和云紋等幾何形紋樣，墓主為邸陽君（湖北荊州博物館《江陵天星觀1號楚墓》（《考古學報》1982年第1期）。由此可見，王逸說的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有壁畫，當是可信的。
楚國漆器業(yè)發(fā)達，所以楚人也善于在漆器上繪畫，成為我國古代獨特的藝術珍品棗漆畫。見于考古發(fā)掘資料，各地楚墓出土的漆畫很多，如1941年長沙黃土嶺出土了彩繪車馬人物花紋漆奩、1952年長沙顏家?guī)X出土了繪有圖案的漆奩、1957年信陽長臺關出土了繪有狩獵場面的漆瑟、1978年隨州擂鼓墩1號墓出土了繪有二十八宿圖案的漆箱和繪有人、物的鴛鴦形盒等。特別令人注目的是，1987年荊門包山2號墓出土的繪有眾多的人、物的漆奩，堪稱楚漆畫中的奇葩，在我國古代繪畫藝術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這幅漆畫，長87.4厘米、高5.2厘米，繪有26個人、4輛馬車、10匹馬、2頭豬、1條狗、7只雁和5棵柳樹。以黑漆為底色，兼采紅、黃、褐、綠諸色，運用線勾平涂等手法，使眾多的人、物組成一幅色彩富麗、和諧別致、生動活潑的富有立體感和動感的組合性畫面。其內(nèi)容，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如有“金秋郊游圖”、“春游圖”或“王孫親迎圖”、“出行·迎賓圖”等各種說法（參見郭德維《楚藝術人物形象特點試探》（《楚文藝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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