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人與南人 謝升的信送到了北京。它與清廷盡量爭取北人的迅速歸順的明確政策一拍即合。早在1644年6月16日，遼東邊民祖可法、張存仁就向多爾袞闡明了這樣做的必要。他們指出，要保證政權的財政充裕，就要掃清山東的交通線，以使谷物運輸通暢；也要確保山西的交通線，這樣商人才能安全通行，從而為政府提供至關重要的稅金。①如果王朝采取了以大赦來“招撫”百姓的政策，那么它的財政需要就會得到滿足；否則，他們很快就會面臨一場財政危機。多爾袞回答說：“卿所言極是”。金之俊和曹溶也向多爾袞擔保，有所選擇的大赦的貫徹，避免殘酷的滅絕性手段，能夠贏得各地百姓的支持，并因此而解決盜匪問題。多爾袞對他們二人也大加鼓勵。②攝政王不久就頒布了一道命令，要求行政官員們從速查清那些業(yè)已退隱的才德優(yōu)異之士，以供征召任用。③首先響應多爾袞之征召地方歸順者之命令的，是山東新任巡撫王鰲永，當時他還身兼戶部侍郎的榮銜。④他也是山東人，因而 極力鼓動本地文人歸順新朝。1644年8月13日，他提交了一份有39位山東名流的初步名單，其中包括謝升、謝啟光以及其他一些鄉(xiāng)紳武裝的領導人。①幾天后，即8月21日，曾經(jīng)接受過李自成任命，如今正式擔任吏部侍郎的北直隸官僚沈惟炳，表示大致贊成王鰲永的推薦名單。與張存仁、祖可法一樣，沈惟炳也強調迅速撫平北方各省的重要性。因此，他建議朝廷特別作出努力，對北直隸、山東、河南和山西四省的前明官員加以任命。那里的地方顯貴如果擔任了本省的領導，地方的平定就會容易得多。②為此，沈惟炳自己又擬定了一份分省編列的、有36人在內的名單（參見下表）。他的名單總計包括16名山東人士，6名直隸人士，9名山西人，5名河南人。在那些山東人中，有7人是王鰲永已經(jīng)推薦了的。其他官員此時也提交了另外一些名單。兵部侍郎劉余祐的名單中，包括3名山東人，3名北直隸人，陜西、河南與山西各1人。③巴哈那與石廷柱都推薦了前明兵部侍郎、 1634年進士李化熙，此人在李自成攻占北京時，帶兵回到了山東。在此時，他把部屬名冊呈交給了清朝將領。④沈惟炳所薦官員姓名 明官職省籍張鳳翔 兵部侍郎山東1，5房可壯 副都御史山東1，4張忻刑 部尚書山東1，2左懋第 吏科給事中山東成勇 南京御史山東葉廷秀 兵部主事、尚書山東高有聞 尚寶司少卿山東1左懋泰 吏部員外郎山東1李化熙 總督山東1，4沈迅 兵科給事中山東毛九華 御史山東黃宗昌 御史山東郝綱 分守道丞山東1任濬 巡撫山東4楊士聰 諭德山東耿章光 兵部員外郎山東孫昌齡 吏部郎中北直隸續(xù)表姓名 明官職省籍馮杰 給事中北直隸韓四維 諭德北直隸戴名說 給事中北直隸王家禎 兵部侍郎北直隸李春蓁 御史北直隸張三謨 大理寺卿山西王守履 工部郎中山西張煊 御史山西4張鵬云 巡撫山西陰潤 吏科給事中山西張希夏 禮科給事中山西李化龍 戶科給事中山西張第元 太常寺少卿山西陳奇瑜 總督山西練國事 巡撫河南鄭二陽 巡撫河南李政修 副使河南丁啟睿 總督河南丁魁楚 總督河南資料來源：朱希祖等編《順治元年內外官署奏疏》，第19—21頁。1.這些人也出現(xiàn)在王鰲永所薦官員表中（見前表）。2.先降李自成，后降清的明朝文官。3.在北京分別降于多爾袞的明朝文官。4.在地方上投降，接受大赦，或在順治帝進京后被推薦的明朝文官。5.北京陷落后，其領土被占時投降的明朝文官。 多爾袞對大多數(shù)推薦都接受了。李化熙被任命為兵部侍郎，后來在1647年被擢為刑部尚書。①孫之獬被任命為禮部侍郎。②謝啟光為戶部侍郎。③任濬也被任命為戶部侍郎，不久升為刑部尚書。④8月24日，謝升受詔陛見，被召入本內三院為宏文院大學士，由此又遷至吏部尚書。⑤多爾袞還采納了王鰲永“寬免”該省賦稅的建議，以此作為對整個山東地主集團的獎勵。在1645年，多爾袞又同意了孫之獬的在較長時間內減輕賦稅負擔的請求。⑥在多爾袞進入北京的三個月內，吏部的漢人尚書、侍郎都由山東人擔任了。山東人遞相引薦，以求得朝廷注意。這個省份的名流在京城的影響更加明顯了。而且，山東人在科舉中成績優(yōu)異，就像早些年間的北人那樣。1644年和1645年，進士的名額都增加了。 這立刻擴大了獲取高官的機會；而名額的分配，主要限于那些束手歸順的地區(qū)，如北直隸、山東和山西。①。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中，在定期的科舉考試中南人一直保持穩(wěn)定的成功；而如今中舉者北人占了優(yōu)勢，這看來要歸之于其他特別因素，這可能包括以犧牲南方文人為代價而優(yōu)寵北人這一有意識的政策。當多爾袞進京后不久就任命馮銓為禮部尚書時，人們對這一政策存在與否的疑問就不證自明了。馮銓是魏忠賢的黨徒，當時最有爭議的人物之一。②1629年，在清流的壓力下，馮銓被迫引退。如同我們所看到的，他在崇禎朝恢復舊職與聲譽的努力屢遭挫折。③因而， 1644年6月18日他就任禮部尚書時，便引起了不小的震動。④多爾袞無疑在努力保護這位曾在家鄉(xiāng)率兵自衛(wèi)的河北重要鄉(xiāng)紳的職務，但他任命了這樣一位有爭議的人物——這肯定要引起清流文人的憤怒，其原因卻依然是一個謎?？梢钥隙?，馮銓精通王朝禮儀，多爾袞后來命令他為清朝的宮廷禮儀與祭祠活動選定音樂。但也頗有這種可能，通過任命他為禮部尚書，多爾袞向其朝臣強調了他曾屢次申說的這一態(tài)度：晚明的黨爭已告結束，一切都已成為過去。由 于毫無偏袒地任命了一位公認的東林黨人的敵人，攝政王大大地拓寬了政權的擁護者的范圍。50000454_0329_0①但不幸的是，無論在政府內外，大多數(shù)文人都不這么看待馮銓的任命。東林或復社的成員與黨人，不能忘記馮銓是臭名昭著的《三朝要典》的編纂者之一。②并且，他們中的那些南人，不能不產(chǎn)生這樣的聯(lián)想：任命這樣一位以敵視江南文士著稱的人，與把南人從高級要職中排擠出去的既定政策有關。③而且，作為禮部尚書，馮銓很容易在科舉考試中發(fā)揮重要作用。這種作用首先就將體現(xiàn)于1646年的那次科舉考試之中。確實，多爾袞命令馮銓主持了這年的科舉，在373名進士中，北人的進士就有365名，占98％。狀元是一位山東學者，第二三名則是北直隸人④（見下表）。這些北人進士占了這么高的比例，或許是理當如此，因為長江流域的動亂使許多有資格參加考試者缺席未至。但許多南人也可能認為，是馮銓的監(jiān)考才使許多南人落第了。⑤1646年各省進士統(tǒng)計資料來源：L.D.凱斯勒《康熙與清朝統(tǒng)治的鞏固》，第180—181頁。 正是由于上層官僚與中舉名單中籍貫比例的這種重大變化，在攝政王多爾袞執(zhí)政的頭幾年中，“南人”與“北人”的區(qū)別變得極為明顯了，而省份的區(qū)別則已不為人注意了。同時，南人與北人的競爭，也取代了曾經(jīng)引起官僚黨爭的“清流”與“濁流”的沖突。例如，浙江海寧名門的后裔、有名的降人陳之遴，在當時就這樣說過：“南北各親其親，各友其友”。①中央政府中的大部分降人，集中在戶部、吏部和兵部這三個部門之中。這說明，擅長于財政、選官與軍政的官員，比那些嫻于禮儀、音樂與文學的文士更樂于接受新王朝的統(tǒng)治。①在這伙漢人合作者之中，過去兼有文武職位的官員，約有一半人獲得了比過去更高的官位，另一半人也保住了舊日官職。但是，在文職的投順者之中，便只有1/4獲得了更高官位，這些人主要是兵部的官僚。在另外兩個重要部門——吏部與戶部中，文職的投順者或只保留了原位，或官位還有所降低。②多爾袞任命了這些官員，同時又沒有削弱他對中上層官僚的控制，這是因為，他從東北帶來了一大批老練能干的漢官。這伙遼東降人被稱為“舊人”。就是他們，再加上滿族將領們，最早擔任了各部的尚書、侍郎。③然而，官僚體制的要津、各司郎中，是從滿人入京后歸順的“新人”中選任的。在此之下，中央的低級部門與地方政府中的下級官吏，幾乎都是清朝占領該地后隨即就投順了的那種人。帝國官僚機器的行政職員如此迅速地轉而效忠新主，大大促進了清朝早期征服的鞏固。但從長遠來看，這也給新政權帶來了更 大的麻煩。盡人皆知，在那些下層官僚身上，集中了古代政權的眾多弊端劣跡。你只要隨便指出一位吏員，那他就準是一名貪贓枉法之徒。因此，從清廷的統(tǒng)治剛剛建立之時起，它就不斷地發(fā)出布告敕令，要嚴懲那些為非作歹的“衙蠹”與惡吏。① ① 當滿軍一進抵北京，多爾袞就讓山西商人做了官商，隸屬于內務府。韋慶遠、吳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興衰》，第2頁；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第282頁。 ② 《貳臣傳》第六卷，第17—21頁。關于多爾袞與兩位大臣之間的對話，參見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第282頁。 ③ 朱等編：《順治元年內外官署奏疏》，第32頁。1649年又頒布了同樣的法令。呂元：《翰林院》，第59頁。 ④ 當左懋第的使團經(jīng)過山東時，他們發(fā)現(xiàn)，山東省已完全為王鰲永和方大猷所控制。根據(jù)他們所述，王、方二人深為百姓痛恨，“眾唾其臉?！标惡榉叮骸侗笔辜o略》，第120頁。 ① 王的奏折中有這39個人的名字，參見朱等編：《順治元年內外官署奏疏》，第32—34頁。《清實錄》也記載，王推薦了前明大學士謝升和其他40余人?！妒雷鎸嶄洝返诹?，第67—68頁。王還另外推薦了其他一些山東人。1643年，山東進士之一張端，拋棄了李自成的官職，經(jīng)山東巡撫向多爾袞推薦，成為宏文院的一名檢討（張的父親張忻也曾供職于大順政權，1645年由佟養(yǎng)性推薦為清朝天津巡撫）。1646年，任江南鄉(xiāng)試主考官；后來又入秘書院為侍講；此后又做了國史院侍讀；最后升為大學士?！顿E臣傳》第十二卷，第14—15頁。張端作為一名主考官列入了法式善著的《清秘述聞》之中。 ② 朱等編：《順治元年內外官署奏疏》，第19頁（此書為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編，朱希祖作序——譯者）。 ③ 同上書，第1頁。 ④ 《貳臣傳》第五卷，第21—24頁。李化熙（1634年進士）是山東士紳領袖之一，崇禎時曾為天津兵備道、四川巡撫、陜西總督。1644年初，李以兵部右侍郎總督三邊。在李自成攻陷平陽后，李化熙意識到都城危在旦夕，因此他率領部眾回到山東，就食于家鄉(xiāng)。1644年9月，在滿人決意留在北京已確然無疑時，李速遣游擊吳伸上書歸降。他除了得到過巴哈那和石廷柱的推薦外，還得到了清天津總督佟養(yǎng)性的支持。同上書第五卷，第21—24頁。巴哈那的推薦日期記為1644年8月18日，見《世祖實錄》第六卷，第70頁。石廷柱早在1622年就降清了。1639年成為漢旗的成員，不再是佟養(yǎng)性的部將了。他和巴哈那都曾受命“平定山東”。石作為駙馬擁有固山額真的稱號，見《世祖實錄》第十一卷，第127頁。 ① 《貳臣傳》第九卷，第24—27頁。 ② 《貳臣傳》第九卷，第21頁。 ③ 《貳臣傳》第六卷，第32—33頁。 ④ 任濬（山東1624年進士）曾任明朝右僉都御史。劉余祐向多爾袞引薦了他。在為戶部右侍郎時，任濬提出了幾項改進財政管理的重要建議；為刑部尚書時，主持修訂了一個重要法典?！皾M漢堂官專領其事，慎選司員一一商榷，疑難者請旨裁定。罪例可更者，一準于律；不可更者，即載入律條，著為令”。1644年多爾袞諭示刑部在量刑時宜依據(jù)明朝法律定奪。但是，明朝法律中有些條款與滿人的慣例不一致，因此，又命令各有司分別為滿漢開列律條，再將其意見送至刑部加以統(tǒng)籌；司法審判與訴訟程序都是滿漢有別的。任濬也為《會典》的修改提出了意見。這樣，通過不斷的調整過程，才將明朝會典的條例納入了清廷的政法活動之中。1646年農歷五月，滿語本《大清律》也告完成。見《貳臣傳》第五卷，第33—34頁。關于協(xié)調滿漢法律的諭旨，參見1645年3月11日詔令，《世祖實錄》第十四卷，第160頁。至于司法審判及訴訟程序，見1646年2月12日諭旨。同上書第二十二卷，第270頁；又見徐道鄰：《中國法制史論略》，第106頁。 ⑤ 多爾袞的旨令附于王鰲永的內閣抄本中，參見朱等編：《順治元年內外官署奏疏》，第34頁；張其昀編：《清史》第一卷，第34頁。 ⑥ 《世祖實錄》第六卷，第71頁。此令頒布于1644年8月20日?！顿E臣傳》第九卷，第26頁。 ① 清人一進京，即宣布恢復科舉考試。同時，奉天府學政推薦了一批進士，以供直接任用，結果把那些求官的進士們網(wǎng)羅一空。然而，應當指出的是，這一渠道很快就變得狹隘起來。1644年9月10日，有人建議遼東地區(qū)應該參加定期的科舉；1645年初，一位禮部官員極力提倡漢滿官員的兒子都應依例在國子監(jiān)一起學習。這些措施獲得了批準，同時，還為滿、蒙、漢旗人特別規(guī)定了鄉(xiāng)試員額，并增加了一些進士員額以使眾多的舉人們能按比例地分享。《世祖實錄》第七卷，第82頁；《清史列傳》第七十九卷，第23—24頁；何炳棣：《中華帝國中的進身之階》，第111—115頁；鄭克晟：《多爾袞對滿族封建化的貢獻》，第9頁。 ② 多爾袞親自邀請馮銓參加新政府。張其昀編：《清史》第二四六卷，第378頁；張怡：《搜聞續(xù)筆》第一卷，第8頁。 ③ 馮也是一位有名的古董收藏家，引退時期他在北直隸積累了大量的田地。馬米茲：《魏忠賢：對明末內廷宦官和黨爭的重新評價》，第245—246頁。 ④ 張其昀編：《清史》第一卷，第33頁。 ① 《貳臣傳》第九卷，第29頁；恒慕義；《清代名人傳略》，第240—241頁。 ② 馮銓極其清楚地意識到，他容易因曾為閹黨而備受譴責。他進入清廷的內三院后，獲得了接近國史館的可能。據(jù)說，他秘密地將《明實錄》中不利于自己的部分刪改了。傅吾康：《明史資料介紹》，第18頁。 ③ 盡管這個法令頒布的準確時間不得而知，但在1645年后，蘇州、常州、鎮(zhèn)江、松江、杭州、嘉興和湖州的當?shù)厥咳瞬荒茉诰┏菗碛懈吖賲s是事實；只是到了1660年6月這項法令才被正式取消了。奧克斯南：《馬背上的統(tǒng)治》，第103頁。 ④ 朱希祖等編：《順治元年內外官署奏疏》“前言”，第1頁。 ⑤ 1645年為江南秀才舉行了鄉(xiāng)試，考官為劉肇國（湖廣人）和陳可拱（北直隸人），試題選得很穩(wěn)妥。第一題是“其養(yǎng)民也”，取于《論語·公冶長》：“子謂子產(chǎn)：‘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yǎng)民也惠，其使民也義’?！钡诙}是“君子而時”，取于《禮記·中庸》：“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狈ㄊ缴疲骸肚迕厥雎劇返谝痪恚?頁。行己也恭，事上也敬，這種責任倫理顯然是王朝當時的要求。 ① 朱等編：《順治元年內外官署奏疏》“前言”，第1頁。在16世紀和19世紀之間，海寧陳氏家族共出了208名舉人、進士和三名大學士。參見《清代名人傳略》，第906頁。滿族入侵本身也許促進了這種地區(qū)差別。各個征服王朝一向都是喜歡北人甚于南人。例如，在拓跋氏的王朝后，北南之間的敵意變得愈益顯著了。從此以后，北人俗稱南人為“島夷”；而南人則稱北人為“索虜”，因為農奴常將其頭發(fā)纏成辮子。芮沃壽：《隋朝》，第28頁。據(jù)陳洪范在1644年10月所稱，特別是北京的北方籍的降清官員總是閉門不出，由于害怕被斥為明朝叛臣而不敢與南人有任何聯(lián)系。陳洪范：《北使紀略》，第120頁。 ① 軍官的才能或許更受朝廷欣賞。這里所說的長于政務者與長于禮儀者兩類人之間的區(qū)別，乃是根據(jù)《周禮》中的“六藝”劃分的，即射、御、數(shù)為一類；禮、樂、書為另一類。 ② 關于官階的變動，參見孫甄陶：《清史述論》，第16—21頁。 ③ 談遷在《北游錄》第375頁中對舉人有過描述。1644年，所有的參將都普遷為侍郎。然而，其中許多正在京城之外作戰(zhàn)，其職銜不過是一種榮譽。但是，早在1638年皇太極任命的滿漢參政們實際上掌握著各部以及都察院與理藩院的實權。因而，內三院的大學士絕大多數(shù)是漢人和漢軍旗人，而新的官僚體制中的上層官位則是由滿人與漢軍旗人所占據(jù)。在省級官僚中，漢軍旗人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在1646年，任命了八名巡撫，其中三名是普通漢人，五名是漢軍旗人；在1644年至1645年任命的九名總兵中，有三名是普通漢人，六名是漢軍旗人。奧克斯南：《馬背上的統(tǒng)治》，第32—33、42—43、93頁。 ① 《世祖實錄》第六卷，第69—70頁。多爾袞對“衙蠹”的痛恨可以與明太祖對吏胥的猜忌相比擬，雖然不如他那么酷烈。史墨的《朱元璋反對貪官污吏的經(jīng)驗教訓》對此論述甚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