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xiāng)紳們的矛盾心理 就某種程度而言，所有鄉(xiāng)紳在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中都會得到好處。然而，在從特定階級利益角度考慮通過與新政府積極合作而維持法律和秩序的同時，這些鄉(xiāng)紳卻仍然還保持著他們忠于前朝的傳統(tǒng)，因為那個王朝使鄉(xiāng)紳處于很高的社會地位之上。②表達這種忠誠，并在同時解決社會利益和個人信仰之間的這種沖突，一個辦法就是獻出一個人的生命。因為江南是士大夫最為集中的地區(qū)，因此在1644年這里的自殺現(xiàn)象非常之多。③幾百名 當?shù)氐氖看蠓虍斅牭匠绲澔实鄣乃烙崟r，用投水、絕食、自焚、上吊等形式殉節(jié)。①這個省的地方志里的一份材料很有代表性：許琰，字玉重，長洲諸生。甲申聞闖賊變，大慟哀。詔至躍入胥江，家人馳救之，遂絕粒。遺詩云：忠魂誓向天門哭，立請神兵掃賊氛。②不時有這種情況：整整一個家庭都采用這種方式自殺了。一個親人自殺了，那么父親、兄弟或兒子的死亡，便又以新的悲痛刺激了其他家庭成員。他們不論是出于公或私的考慮，都會立即自殺。在一個事件中，13名家人都是在這種情況下自殺的。③經(jīng)常地，有一個立誓必死的家長安排這種自殺行為，有時是把全家人鎖在住宅中，然后放火把房子點著。在華亭的一個事件里，一個執(zhí)意要死的士大夫，讓16名家庭成員一個接一個跳進了家里的水井，最后他自己跳到這些尸體上，也死了。④集體自殺也發(fā)生在家庭以外。一個特別狂熱的文士可能會決定自殺，而他的榜樣又會鼓舞其他的人。當一個叫許王家的漳州年輕諸生聽到皇帝的死訊時，他穿上學子的服裝跳進了河里；其他人立即加以仿效。⑤有時士大夫也采取很平靜的死法。一個很知名的文人，聽到李自成占領(lǐng)了首都以后，便穿上他的儒服，從此不吃不喝；此后的日子里，朋友、親戚、同仁和學生們懷著敬意圍坐在這位莊重的老學者身邊，他一言不發(fā)，慢慢離開了人 間，①另外的人們則采取了更為沖動和更為壯觀的做法，跑到附近的孔廟，或莊嚴地焚燒他們的學人袍服，或在殿壁上寫下一首剖白忠貞的詩句，然后自殺而亡。②有記載的殉難者除極少的例外都是士大夫。③這種對滅亡了的王朝堅定不移的責任感，顯然是社會地位所賦予的義務(wù)，而不僅僅是一個個人良知的問題。④盡管這個時候有些人因為供養(yǎng)父母的考慮而沒有自殺，但是像這樣的自我犧牲，其道德意義是明確無誤的。另一方面，成為勤王者并投入武裝抗清活動，也是士大夫的一種政治和道義上的報恩之舉。因為這些忠君之士反抗中央統(tǒng)治，因此他們很容易被混淆成農(nóng)民起義軍。與此同時，他們還把各種無法無天的人吸收到隊伍中來了，士大夫本來是最怕這種人的。時間一長，這些忠君的文人發(fā)現(xiàn)，他們自己處在一群與之沒有共同價值觀念，也不能容忍其行為的人中間了。⑤清朝統(tǒng)治者顯然很喜歡強調(diào)忠君分子隊伍的社會成份烏七八糟，盡管這些官員完全知道強盜與義軍兩者之間的區(qū)別。⑥政府文 件照例把忠君義士稱做“土匪”或是“強盜”，清朝官吏常常指責義軍的士大夫領(lǐng)導(dǎo)人把命運交給了下層盜匪。忠君分子對此有過回答。一個出身官僚家庭的廣東學士馬應(yīng)房，在被捕后受到清朝的一個刑部官員的審問：“若父為太守，若為諸生，何敢作賊？”這位忠君之士曾經(jīng)幫助廣東的義軍領(lǐng)導(dǎo)人陳邦彥組織了一支土匪軍隊，他并不想否認他與一群亡命之徒有過聯(lián)系。①不僅如此，他還回答到：書生空拳，非藉彼事不集。獨不見文丞相招合峒蠻，岳武穆指揮楊么軍乎？②這個時代確實需要像馬應(yīng)房這樣的人：即擅長駕馭指揮那些市井無賴和雇傭軍的熱誠的文人。③有時，這樣的人出現(xiàn)在失意者之中。比如，1645年6月在浙江北部嘉興抗清力量的領(lǐng)導(dǎo)人就是 一個叫做張叔菴的未得朝廷任用的諸生。他嗜酒性烈，在清軍占領(lǐng)之前，一直是許多為谷物和財產(chǎn)權(quán)而械斗的“鄉(xiāng)黨”首領(lǐng)。張叔菴生性暴烈，甚至威脅到了他周圍的那些人；但是在他的地方武裝被打敗以后，他沒有逃避逮捕而赴死遇難，因此他一直受到人們的稱贊。①即使是在包括了各地各種隊伍的鄉(xiāng)村抵抗力量高層領(lǐng)導(dǎo)人中，也仍然需要這樣的人，他的學識的力量足以協(xié)調(diào)各個獨立文人集團，其體魄膂力又足以震懾那些下層分子，把他們召納為部屬。比如，1646年廣東抵抗力量的一個關(guān)鍵人物是明代的舉人和前閣部侍郎黎遂球。記載廣東忠義之士的材料屢屢提到一個又一個由黎遂球推薦任職的人。他本人是這個省四個享有盛名的文人團體的成員：南園詩社，集中在駱賓王周圍的番禹區(qū)文人團體，文社和白云山詩社。②就像黎遂球把許多不同的文人團體集中在一起以保衛(wèi)唐王一樣，他親自從廣東海盜中為蘇觀生在江西南部的防線招募了一支援軍。1646年10月6日贛州失陷時，他和這些人一起戰(zhàn)死在那里。③實際上，對于一個“領(lǐng)導(dǎo)”著一個抵抗運動的忠君文人來說，他常常會突然發(fā)現(xiàn)他招募到的士兵實際上不過是一些脫離了百姓生活的，因無以為生而鋌而走險的罪犯。④太湖地區(qū)的忠君之士要求楊廷樞加入他們的起義時，他問他們怎樣得到給養(yǎng)，他們回答說“取自百姓”。楊廷樞說：那樣的話，你們就是強盜，那還有什么正義可言？⑤在這兩個不同的事例中，我們看到了這些士大夫?qū)ψ钊菀准尤肭谕踹\動的這一類人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因為“文人赤手空拳”，只能靠忠誠和正義的信念去指導(dǎo)這種與下層人的聯(lián)盟。而在另一方面，這些文人很快就失望地發(fā)現(xiàn)，這些近乎于罪犯和強盜的人蔑視那些有教養(yǎng)的學人，以及他們所珍視的社會良知①，因為他們不是為了忠君的信仰。因此，作為農(nóng)民保護人的士大夫的理想化的責任，使他們在原則上不愿與那些無法無天的人結(jié)為聯(lián)盟，他們總是把這種人看成是定居的農(nóng)耕社會中靠搶劫為生的強盜。而且因為許多地方鄉(xiāng)紳強烈地感受到了這種責任，因此，他們很容易響應(yīng)新政府的呼吁，以避免把自己及其舉措與一種匪盜橫行的狀況聯(lián)系起來。②當然，這些士大夫同時也懂得農(nóng)民制造社會動亂的能力，特別是在江南這樣的地區(qū)，由于不斷地社會分化，社會上下層之間存在著彼此沖突的可能。③ ② 宮崎市定：《明代蘇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眾》，第29頁。明代那些堅持正統(tǒng)信仰的人（如沈煉），相信君臣關(guān)系類似于天地的自然差異，這加強了對君主的忠誠。沈煉：《青霞集》第二五○卷，第8—10頁。特殊的隱士忠君行為，特別是在宋代思想家對“忠”極力推崇之后的這種行為，參見莫特：《元代儒生的隱退思想》，第209—212、234—235頁；羅夫·特勞澤特爾：《中國民族主義的先聲——宋代的愛國主義》；張其昀：《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忠臣》，第26—27頁。 ③ 如果現(xiàn)代的數(shù)字統(tǒng)計可以為憑的話，那么大致來講，中國男子并不比其他大多數(shù)地區(qū)的男子更容易自殺。20世紀臺灣的男子自殺率實際上低于美國、德國、日本和瑞典。另一方面，臺灣婦女自殺率與男子大致相同，這與其他國家的情況相反，因為那些國家男子自殺率常常是女人的三到四倍（見馬杰里·沃爾夫：《中國婦女與自殺》，第117頁“表”）。根據(jù)這種定性的材料進行判斷，有地位的中國人（像明清紳士）的自殺率在世界上肯定屬于自殺率最高的社會集團。 ① 參見黃之雋等：《江南通志》第一一七卷，第10頁，第一三五卷，第17、29、30頁，第一五四卷，第19、24頁，第一五八卷，第21頁；以及張其濬：《全椒縣志》，第704頁；黃宗羲：《南雷文定》第五卷，第4頁。 ② 黃之雋等：《江南通志》第一五三卷，第16頁。 ③ 同上書第一五三卷，第20頁。 ④ 同上書第一五三卷，第20頁。 ⑤ 同上書第一五三卷，第17頁。 ① 黃之雋：《江南通志》第一五四卷，第8頁。 ② 同上書第一五三卷，第17頁；第一四五卷，第5頁。 ③ 有個樵夫殉難的故事，見上書第一五三卷，第16頁，當李自成攻占北京時，當?shù)匾粋€準備殉節(jié)的地方小吏，對朋友說：“吾雖布衣，獨非本朝臣子乎？”見上書第一五五卷，第20頁。 ④ 北京陷落時江南紳士自殺的人數(shù)，多于南京政權(quán)垮臺時自殺的人數(shù)。關(guān)于后者的一些例子，見黃之雋：《江南通志》第一五三卷，第16、10—21頁；第一五四卷，第3頁。這時江南也有大量隱士的事跡。同上書，第一五四卷，第19頁；第一五七卷，第11頁；第一六三卷，第43頁；第一六五卷，第45頁；第一六八卷，第10、27頁。 ⑤ 南園嘯客：《平吳事略》，第114頁。肖爾：《中國明代最后的朝廷》，第61—62頁。對士大夫既想保護平民又擔心階級沖突的這種矛盾的深入分析，見宮崎市定：《明代蘇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眾》，第27—28頁。 ⑥ 1646年后政府要求地方官員在出現(xiàn)社會秩序混亂時要做出詳細的調(diào)查報告。這種報告的主要內(nèi)容之一就是要確定是不是出現(xiàn)了“激變”，因為由此就可以把忠明起義與沒有政治意義的純粹盜匪活動區(qū)別開來。例證可見《明清史料》甲編第二本，引自謝國楨編：《清初農(nóng)民起義資料輯錄》，第122頁。 ① 陳邦彥在廣東三角洲地區(qū)制定了一項特殊的民軍條例，他要求3/5的兵士和全部軍官要由外地人擔任，目的在于防止當?shù)厝藸帄Z民軍職位。肖爾：《最后的朝廷》，第63頁。 ② 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錄》第十卷，第359頁。前唐王內(nèi)閣大學士蘇觀生的廣東忠明政權(quán)，起用了聲名狼藉的“四姓”，這些海盜家族在廣東兵部里把無辜受害的過路人的腸子懸掛起來，以作消遣。黃宗羲：《興朝錄》錄二，第2頁；又見肖爾，《最后的朝廷》，第27頁。蘇觀生之傳見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錄》第九卷，第328頁；彭人杰：《東莞縣志》第二十八卷，第19—21頁；汪宗衍：《天然和尚年譜》第六十二卷，第16—18頁。晚明人推崇岳飛，在16世紀以前他還沒有受到如此歌頌。見劉：《岳飛和中國忠君傳統(tǒng)》，第295頁。關(guān)于這些海盜，見莊延齡：《滿洲的海戰(zhàn)》，第278頁；鮑爾弗：《英國統(tǒng)治之前的香港》，第460—462頁。 ③ 如閻爾梅給史可法的信所指出的一樣（見第七章），在16世紀和17世紀，那種懲惡除冤、見義勇為的“俠”的理想復(fù)活了。（《論語·為政》：“見義不為，非勇也?！保ξ渌嚾找鏉夂竦呐d趣與之相伴隨。比如說，孫臨（方以智的內(nèi)弟）就是一個技藝高超的弓箭手和騎手，他懂得兵法，背負箭囊，身穿短襖，代替了以前長長的學士服裝。彼得森：《苦果》，第85—88頁。這些慷慨激昂的義士的想法與王陽明心學的泰州學派有關(guān)。反對偶像崇拜的李贄，贊美過在海戰(zhàn)中108位戰(zhàn)士的英雄行為，他寫道：事君與交友，忠義為本。其無此德者，雖生猶死，其文華美者，終將亡佚。歐文：《中國小說的演變》，第186頁。 ① 查繼佐：《國壽錄》，第73頁。 ② 陳伯陶：《勝朝粵東遺民錄》第一卷，第1、10—15頁。 ③ 黃宗羲：《行朝錄》第六卷，第2頁。 ④ 麥克莫蘭：《愛國者和激進派》，第145—146頁。 ⑤ 鄧爾麟：《達官貴人》，第34—35頁。楊廷樞是侯峒曾的侄子。太湖的忠明武裝開始用農(nóng)民平均主義要求的方法來招收貧苦農(nóng)民時，蘇州的士大夫們就立刻指責他們是“湖寇”。見宮崎市定：《明代蘇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眾》，第29—31頁。 ① 陳子龍：《陳忠裕全集》“年譜”下，第4頁。 ② 宮崎市定：《明代蘇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眾》，第9頁。 ③ 西村數(shù)余：《明代的奴仆》，第43頁。郭松義曾經(jīng)認為，盡管經(jīng)歷了1644—1645年農(nóng)奴和佃戶的起義，江南地主都不太愿意接受清廷的統(tǒng)治以換取對他們的支持，因為他們并沒有直接面對北方那種急風暴雨般的農(nóng)民大起義。他還指出，江南鄉(xiāng)紳們低估了清軍的力量，這部分地因為他們一直相信那些“文人義士”的宏論，那些人更多地把南京政權(quán)的陷落歸罪于馬士英的短視，而不是敵人所向披靡的力量。郭松義：《江南地主階級與清初中央的矛盾及其發(fā)展和變化》，第122—124頁。還可參見福格爾譯的《順治年間的山東》第一部，第24頁；宮崎市定：《明代蘇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眾》，第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