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將格雷視為早期的、典型的改革家。1764年，他出生在諾森伯蘭郡的法羅頓（Fallodon）一棟坐落于荒野和海洋之間的古老的鄉(xiāng)村房舍中，該地長期以來就是掠奪成性的蘇格蘭人和英國人上演戰(zhàn)爭的舞臺。在他的一位兄長去世后，格雷便成了其將軍父親的長子，其父由于曾經(jīng)在美國革命戰(zhàn)爭中服役而贏得了霍威克的格雷一世伯爵（first Earl Grey of Howick）的封號。年輕的查理斯·格雷似乎沉醉于早期度過的依山傍海的童年生活，但是這種生活并未持續(xù)太長時間。6歲時，他被送到馬里波恩（Marylebone）的一所四日制寄宿學校，在那里，他度過了三年的時光，健康狀況一直很糟糕，處境也極為悲慘。在他第一次出遠門時，他的保育員帶他到臺伯恩（Tyburn）行刑場去觀看一群犯偽造罪而被絞死的猶太人。當時為了看到整個場景，他被一個士兵高高地舉在頭頂上，他目睹的那死亡的慘狀再也沒有離開過他的腦海；在他的晚年，他總是會從噩夢一般的記憶中驚醒，滿身虛汗。

　　9歲時，他從馬里波恩畢業(yè)，然后去了伊頓公學。GM.特里維廉（GMTrevelyan）說：“就是在那里，他首次接觸到政治與時尚的廣闊天地，伊頓公學那時就是所有這一切的接待室?！北M管格雷在伊頓取得了一些社交和學術上的成就，但他在伊頓公學生活得顯然并不快樂。直到畢業(yè)后50年，他才第一次返回到母校，而且格雷并沒有把幾個兒子中的任何一個送到那里學習，因為他認為自己在那里沒有學到什么重要的東西。伊頓公學不但缺乏能夠讓孩子們對國家暴露出來的經(jīng)濟和社會問題有所了解的教師和課程，而且就連它所具有的上層社會的政治和時尚的教育也非常狹隘。從根本上說，伊頓公學對未來政治家的教育，就像JRM.巴特勒（JRM.Butler）所指出的，是著重于“如何在600位左右的紳士集聚一堂時贏得和保持他們的信心”的藝術，這意味著一種非常特殊類型的演講藝術，雄辯、完美和高傲，“迎合特權階層的榮譽感和責任心”。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Trinity）的生活讓格雷感到些許的快樂，在那里他既沒有學到更淵博的知識，也沒有理智上的突破，但至少那里有許多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朋友，這些朋友可能影響了他后來的一些觀念。隨后，他去法國、瑞士和意大利進行了傳統(tǒng)的大旅行（Grand Tour）。

　　1786年，當22歲的格雷還在其他國家游歷的時候，他就被選為諾森伯蘭郡的一名議員。按照當時的慣例，實際上是格雷的家人通過重金宴請一些選舉人，才為其謀到這一席位。年輕的格雷沒有受到強烈的政治信仰、綱領和個人承諾的妨礙，順暢地進入了議會。他順利地從布魯克斯（輝格黨人的俱樂部）到德文郡和其他一些大型的輝格黨機構(gòu)，直到進入查理斯·?？怂梗–harles Fox）的圈子里。輝格黨那時還是在舊的意義上的黨，即由一些議會領導者及副手們組成的流動團體，與鄉(xiāng)村貴族、鄉(xiāng)紳、上層貴族和城市商人們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在?？怂沟念I導下，他們在議會中遵循一種機會主義的結(jié)盟策略，以錯綜復雜的方式涉足宮廷政治；他們常常在面對反對派時犯錯誤，在政府機構(gòu)中也沒有表現(xiàn)出能夠贏得重要地位的潛能。亨利·艾丁頓（Henry Addington）注意到，格雷在形象、發(fā)言、教育背景和舉止上，看上去與議院的其他成員沒有什么不同；而其他人則看到的是另一個不同的人——雄心勃勃、機智雄辯、脾氣剛烈。這些都是他的特點，在不同的時間，他深深陷入政治泥潭，而后傷感地回到霍威克；他誠實高尚，卻又能以國家為由而扯謊；他在精神上是自由主義者，但在政黨觀點上卻頗為狹隘；他有時興奮而積極，有時卻懶散而缺乏自信；他有著一絲不茍的貴族式風格，同時卻又更加缺乏民主。格雷缺乏一種全面的哲學學說，或有理性根據(jù)的政治策略。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卻在其生活晚期，在一種最嚴峻的政治情境中——圍繞著1832年的大改革法案而展開的斗爭中，展現(xiàn)出了他對議會領導藝術的完美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