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裝箱運輸?shù)臍v史并不久遠(yuǎn)，但大量相對近期的原始資料已經(jīng)非常難以查找了。很多相關(guān)的企業(yè)記錄已經(jīng)滅失。紐約港務(wù)局（Port of New York Authority），也就是現(xiàn)在的紐約和新澤西港務(wù)局（Port Authority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對集裝箱運輸?shù)脑缙诎l(fā)展做出過巨大的貢獻(xiàn)，但該機構(gòu)的很多記錄毀于2001年9月11日發(fā)生在世界貿(mào)易中心（World Trade Center）的恐怖襲擊。本書的面世要感謝很多熱誠的檔案管理員和圖書管理員，是他們幫助我在研究者很少問津的那些館藏中找到了現(xiàn)存的材料；還要感謝很多原本沒有義務(wù)幫助我的個人，是他們徹底地翻查了自己的文件，為我找到了一些重要的記錄。

　　在20世紀(jì)90年代早期，當(dāng)我最初想到要寫寫馬爾科姆·麥克萊恩（Malcom McLean）時，北卡羅來納州檔案館（North Carolina State Archives）的喬治·史蒂文森（George Stevenson）就給我送來了一些很難找到的關(guān)于麥克萊恩家族的資料。當(dāng)我決定回顧更近期的集裝箱運輸時，紐約市檔案館（New York Municipal Archives）的肯尼斯·科布（Kenneth Cobb）、紐約拉瓜迪亞社區(qū)大學(xué)（LaGuardia Community College）拉瓜迪亞和瓦格納檔案館（LaGuardia and Wagner Archives）的道格·迪卡羅（Doug DiCarlo）以及位于特倫頓（Trenton）的新澤西州檔案館（New Jersey State Archives）的貝特·M·愛潑斯坦（Bette M. Epstein）向我伸出了援手，讓我完整地描述了集裝箱摧毀紐約港的來龍去脈。

　　有關(guān)國際碼頭工人協(xié)會（International Longshoremen's Association）的歷史資料的缺乏，對研究碼頭勞資關(guān)系的歷史來說是一個嚴(yán)重的障礙。在紐約大學(xué)（New York University）羅伯特·F·瓦格納勞工檔案館（Robert F. Wagner Labor Archives）工作的蓋爾·馬爾姆格林（Gail Malmgreen），幫助我在他們的珍貴館藏中找到了相關(guān)的檔案和口述歷史資料。帕特里夏·希歐內(nèi)（Patrizia Sione）和梅利莎·霍蘭（Melissa Holland）在康奈爾大學(xué)（Cornell University）勞資關(guān)系學(xué)院（School of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的卡瑟伍德圖書館（Catherwood Library）工作，他們幫助我在該館的基爾中心（Kheel Center）翻閱了弗農(nóng)·詹森（Vernon Jensen）的論文，其中包含了關(guān)于國際碼頭工人協(xié)會的大量細(xì)節(jié)。

　　軍事史不是我的專業(yè)領(lǐng)域，但我希望了解集裝箱運輸在越戰(zhàn)中的作用；我的努力得到了很多專家的指導(dǎo)。吉娜·?？怂梗℅ina Akers）和韋德·威科夫（Wade Wyckoff）在華盛頓（Washington）海軍歷史中心（Naval Historical Center）的軍事行動檔案分館（Operational Archives Branch）任職，他們?yōu)槲姨峁┝塑娛潞＿\局（Military Sea Transportation Service）的記錄以及美國海軍的大量口述歷史資料。讓妮娜·斯威夫特（Jeannine Swift）和里奇·博伊蘭（Rich Boylan）在馬里蘭州（Maryland）學(xué)院公園市（College Park）的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現(xiàn)代軍事檔案部（Modern Military Records Division）工作，他們竭盡全力地幫我找到了很少有人查閱的有關(guān)越戰(zhàn)時期后勤運輸?shù)馁Y料。威廉·莫伊（William Moye）在弗吉尼亞州（Virginia）貝爾沃堡市（Fort Belvoir）的美國陸軍物資司令部歷史辦公室（U.S. Army Materiel Command Historical Office）任職，他為我提供了小弗蘭克·S·貝森（Frank S. Besson Jr.）將軍的重要信息--正是弗蘭克將軍說服美國的武裝部隊接受了集裝箱運輸。

　　羅杰·霍羅威茨（Roger Horowitz）和克里斯托弗·T·拜爾（Christopher T. Baer）在特拉華州（Delaware）威爾明頓市（Wilmington）的哈格利博物館和圖書館（Hagley Museum and Library）工作，根據(jù)他們的提醒，我在賓夕法尼亞中央鐵路公司（Penn Central Railroad）的檔案中查到了一些我自己根本不會想到的文件。紐約城市大學(xué)研究中心（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Graduate Center）的貝絲·波斯納（Beth Posner）幫我找到了大量不引人注意的資料。我還利用了很多其他的資料來源，比如加州大學(xué)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的班克羅夫特圖書館（Bancroft Library）、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康奈爾大學(xué)的圖書館系統(tǒng)、紐約公共圖書館（New York Public Library）和西雅圖公共圖書館（Seattle Public Library）等等，在此我衷心地向這些單位的協(xié)助表示感謝。

　　對任何研究這一主題的研究者來說，美國商船學(xué)院（U.S. Merchant Marine Academy）的名譽教授阿瑟·多諾萬（Arthur Donovan）以及已故的安德魯·吉布森（Andrew Gibson）為史密森學(xué)會（Smithsonian）準(zhǔn)備的口述歷史資料都是一個重要的信息來源；多諾萬教授還為我尋找關(guān)于集裝箱標(biāo)準(zhǔn)的記錄給予了指點。奧克蘭港（Port of Oakland）的瑪里琳·桑迪弗（Marilyn Sandifur）、米多里·塔巴塔（Midori Tabata）、杰羅姆·巴特爾（Jerome Battle）和邁克·貝里茨霍夫（Mike Beritzhoff）實在太熱心了，他們帶著我轉(zhuǎn)遍了整個港口，讓我得到了站場管理的最新知識。我要特別感謝吉姆·多伊格（Jim Doig）和萊斯·哈蘭德爾（Les Harlander）--吉姆提供給我的材料（現(xiàn)存于新澤西州檔案館）是他為自己論述紐約港務(wù)局的一本權(quán)威書籍準(zhǔn)備的，而萊斯關(guān)于集裝箱標(biāo)準(zhǔn)談判的文件是本書第7章的主要資料來源。

　　有很多人審讀了本書的部分手稿，挑出了一些令人尷尬的錯誤，給我指出了其他的資料來源，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評論。我要特別感謝吉姆·多伊格、喬舒亞·弗里曼（Joshua Freeman）、文森特·格雷（Vincent Grey）、萊斯·哈蘭德爾、托馬斯·凱斯納（Thomas Kessner）、納爾遜·利希滕斯坦（Nelson Lichtenstein）、凱思琳·麥卡錫（Kathleen McCarthy）、布魯斯·納爾遜（Bruce Nelson）和朱迪思·斯坦（Judith Stein）。第5章的材料要獻(xiàn)給商業(yè)史學(xué)會（Business History Conference），他們的幾個成員為本書提供了深刻的見解和建議。第5章的部分內(nèi)容曾經(jīng)出現(xiàn)在《商業(yè)史評論》（Business History Review）上，其匿名評審人提出了非常有幫助的建議。另外，替普林斯頓大學(xué)出版社審閱本書手稿的評審人也為改善本書做了很多。我還要感謝我在普林斯頓出版社的編輯們：勞倫·勒普（Lauren Lepow）做了非常出色的編輯加工，而蒂姆·沙利文（Tim Sullivan）徹底接受了我對本書的構(gòu)想以及我認(rèn)為集裝箱確實改變了這個世界的信念。

　　200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