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外國佛教徒旅居或游學中國者為數(shù)不少。他們來自新羅、日本、天竺和西域國家。其中開元三大士梵僧金剛智、善無畏、不空和下文即將提到的一位天竺僧，還當上了帝王的御用僧人。因為新羅和日本僧徒人數(shù)較多，而且有的長期僑居中國，唐朝政府曾經(jīng)制定過"新羅、日本僧人入朝學問，九年不還者，編諸籍"（《唐會要》卷49《僧籍》）的政策。在唐代，佛教已成為世界性的文化，中國是這個世界性文化的中心，其發(fā)達程度遠遠超過了佛教的發(fā)源地印度（天竺）。然而由于歷史的原因，來華的蕃僧中，一般地說，天竺和西域的僧人仍然是佛教的輸出者，而新羅、日本的僧人則是佛教的輸入者。

　　士大夫和蕃僧的關系，其內(nèi)容仍然分為宗教活動和世俗生活兩類。

　　宗教活動的內(nèi)容，主要體現(xiàn)在天竺或西域僧人來中土譯經(jīng)時，士大夫奉敕在譯場做潤色、繕寫、審訂工作方面。北天竺僧寶思惟、南天竺僧菩提流志、罽賓僧般若譯經(jīng)時，就有張齊賢、薛稷、徐彥伯、盧粲、徐堅、蘇晉、崔璩、陸象先、郭元振、張說、魏知古、歸登、孟簡、劉伯芻、蕭俛等人做上述工作。（《宋高僧傳》卷3，寶思惟、菩提流志、般若等傳）此外，天竺僧不空打算回國，于唐玄宗開元二十九年（741）到達南?？?，"采訪使劉巨鄰懇請灌頂，乃于法性寺相次度人百千萬眾"。（《宋高僧傳》卷1《唐京兆大興善寺不空傳》）士大夫中能參與這種宗教活動的，只有顯貴大僚和大手筆。

　　世俗生活的內(nèi)容，主要體現(xiàn)在士大夫和蕃僧的交游方面。他們平時往來，敘談友誼。在蕃僧歸國時，士大夫總是懷著依依惜別的心情，祝愿他們一路平安，前程遠大。

　　《法華經(jīng)》卷6《隋喜功德品》說："爾時佛告常精進菩薩摩訶薩：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法華經(jīng)》，若誦若讀若解說若書寫，是人當?shù)冒税傺酃Φ拢?hellip;…父母所生肉眼，見于三千大千世界內(nèi)外所有山林河海。"按照佛教的說法，同一日月所照的空間分為四大洲（四天下），東面為勝身洲（弗婆提），南面為贍部洲（閻浮提），西面為牛貨洲（瞿耶尼），北面為俱盧洲（郁單越）。四大洲以須彌山（妙高山）為中心，以鐵圍山為外部。須彌山高八萬四千由旬（一由旬為三十里，為古圣王一日運行的路程），日月旋轉(zhuǎn)僅在須彌山的中腰。山頂是帝釋天的處所。山上分為四方，每方八所，中間一所，總共三十三所，叫做三十三天，梵語稱為忉利天。四大洲僅僅是一個小世界的范圍。一千個小世界組成一個小千世界，一千個小千世界組成一個中千世界，一千個中千世界組成一個大千世界。由于一個大千世界包含著小千、中千、大千三個"千"，所以就叫做三千大千世界。一個三千大千世界包含著十萬萬個小世界，還僅僅是一個佛土的范圍。佛教的宏觀世界觀有著驚人的氣魄和想象力。既然"三千大千世界內(nèi)外所有山林河海"都處于佛的支配之下，偌大空間中極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國和外國，難道還有什么不同？姚合《寄紫閣無名頭陀（自新羅來）》詩指出："山海禪皆遍，華夷佛豈殊？"（《全唐詩》卷497）可見士大夫和蕃僧的交游，是國內(nèi)儒釋交游的繼續(xù)和擴展，佛教崇奉是他們思想的共鳴點。

　　在中國鍍過金的新羅、日本上層僧人，在中國和回國后，都會受到尊敬，得到優(yōu)惠。孫逖《送新羅法師還國》詩說："持缽何年至，傳燈是日歸。上卿揮別藻，中禁下禪衣。"（《全唐詩》卷118）僧貫休《送僧歸日本》詩指出："想到夷王禮，還為上寺迎。"自注說："有僧游日本，云：彼祗有三寺。上寺名兜率，國王供養(yǎng)；中寺名浮上，極品官人供養(yǎng)；下寺名祗上寺，風俗供養(yǎng)。有德行即漸遷上也。"（《全唐詩》卷831）又《送新羅僧歸本國》詩說："忘身求至教，求得卻東歸。……想得還鄉(xiāng)后，多應著紫衣。"（《全唐詩》卷832）那炙手可熱的架勢，并不稍遜于達官貴人。這也說明了士大夫與蕃僧交往的基礎是什么。

　　《全唐詩》收錄的士大夫和蕃僧交往的詩，作者有沈佺期、孫逖、錢起、耿湋、張籍、劉言史、劉禹錫、姚合、顧非熊、姚鵠、項斯、皮日休、陸龜蒙、張喬、方干、吳融、李洞、司空圖、韋莊諸人，從初唐到唐末，組成了一個系列。劉禹錫《贈日本僧智藏》詩，對智藏在華的生活有零星的介紹："浮杯萬里過滄溟，遍禮名山適性靈。深夜降龍?zhí)端?，新秋放鶴野田青。身無彼我那懷土，心會真如不讀經(jīng)。為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這樣）？"（《全唐詩》卷359）皮日休《庚寅歲十一月，新羅弘愿上人與本國同書請日休為靈鷲周禪師碑，將還，以詩送之》詩，表明士大夫與蕃僧之間還有文字交往活動。陸龜蒙《聞圓載上人挾儒書洎釋典歸日本國，更作一絕相送》詩寫道："九流三藏一時傾，萬軸光凌渤澥聲。從此遺編東去后，卻應荒外有書生。"（《全唐詩》卷629）可見一些蕃僧歸國時，不憚辛勞，攜帶大量儒書和漢文佛典，對增進兩國之間的了解，提高自己民族的文明程度，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會昌毀佛給了佛教以極大的打擊。但是，這樣的行政手段既不能消除人們的佛教信仰，也不能杜絕儒釋交往。當時，佛教徒的處境極為困難，蕃僧也不例外。篤信佛教的士大夫?qū)ι擞幸环N很自然的好感和同情心理，就自愿地承擔起保護蕃僧的責任。日本僧人圓仁在毀佛高潮中由長安回國，"大理卿中散大夫賜紫金魚袋楊敬之，曾任御史中丞，兼令專使來問何日出城，取何路去，兼賜團茶一串"。又"差人送書來云：'弟子書狀五通兼手書，付送前路州縣舊識官人處，但將此書通入，的有所益者'"。依靠這些書狀、書信，圓仁一路上受到照顧和保護。職方郎中賜緋魚袋楊魯士，也送圓仁一些衣服和絹帛，供他化裝俗人和蒙頭之需，還送"茶二斤，團茶一串，錢兩貫文，付前路書狀兩封"。東都崔太傅和鄭州長史、殿中監(jiān)察侍御史賜紫金魚袋辛文昱，都殷勤接待，贈送絹帛。辛文昱甚至對圓仁說："此國佛法即無也！佛法東流，自古所言，愿和尚努力，早建（達）本國，弘傳佛法。弟子多幸，頂謁多時，今日已（一）別，今生中應難得相見。和尚成佛之時，愿不舍弟子！"（日僧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4）

　　蕃僧中也有個別不法分子。唐末，一位通曉五天竺語言、精通大小乘的天竺三藏僧取道四川、云南回國，官府覺察到他形跡異常，把他拘囚在成都府，"具得所記朝廷次第文字，蓋曾入內(nèi)道場也。是知外國來廷者，安知非奸細乎？"（《北夢瑣言》逸文卷2，載《太平廣記》卷349）雖然沒有專門記載士大夫的所作所為，但是，不難設想，在負責審查、鑒定、處理這一間諜僧人的案件中，士大夫是做了具體工作的。不過，這種維持封建秩序的活動，有時竟鬧到神經(jīng)過敏的地步。唐玄宗時，日本僧人榮叡、普照、玄朗、玄法邀請揚州大明寺律僧鑒真到日本弘揚佛教，在辦好干糧準備前往天臺山國清寺的時候，因內(nèi)部矛盾被誣告為"造舟入海，與海賊連"。那時，臺州、溫州、明州一帶，所謂"海賊大動繁多"。淮南道采訪使班景倩立即派人收捉，榮叡四人被捕達四月之久，經(jīng)審查屬于誣告才放出。（《唐大和上東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