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初，儒釋道三教并存。儒教不是宗教，而是政治倫理學說，用以經(jīng)邦濟世，協(xié)調(diào)社會關(guān)系，不管名義上排位幾何，實際上被統(tǒng)治階級奉為鎮(zhèn)國至寶。為神話李唐政權(quán)，皇室奉道教祖老子李耳為自己的始祖，道教為血親宗教。于是，三教順序排定為道先、儒次、佛后，成為基本國策。玄奘從印度回國后，為爭取佛教同道教的平等地位，從三個方面開展活動。其一，尊重朝廷，美化皇室，爭取國家對佛教的理解、親近和支持。其二，誘皇室入彀中，迫使其發(fā)表弘揚佛教的言論，部署發(fā)展佛教的活動，制造轟動效應。其三，直接提出調(diào)整佛道名位的要求。當時實際情況是，無論是民間百姓，還是中央和地方官吏，都十分崇信佛教；皇室要超度亡靈、追崇福業(yè)和樹立功德，都不可能利用只講個人長生不老和羽化登仙的道教來做這些事，只能利用具有業(yè)報輪回和普渡眾生說法的佛教。玄奘雖然及身未能最終使皇室調(diào)整佛道名位，但由于所作努力與現(xiàn)實狀況契合，故而為問題的解決鋪平了道路。在他圓寂后，幾代帝王分步驟矯正道先佛后的國策，使佛教取得了同道教平等的地位。

　　一

　　唐初儒釋道三教并存，但地位并不平等。儒教并非宗教，而是政治倫理學說，用以經(jīng)邦濟世，協(xié)調(diào)社會關(guān)系，不管名義上排位幾何，實際上被統(tǒng)治階級奉為鎮(zhèn)國至寶。貞觀二年（628），唐太宗李世民論及三教，認為梁武帝父子"惟好釋氏、老氏之教"，反而國破家亡，"足為鑒戒"；明確表示："朕今所好者，惟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為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貞觀政要》卷6《慎所好》）對于佛教和道教這兩種宗教勢力，統(tǒng)治者基于世俗利益的考慮，研究過沙汰方案，并對佛教徒不斷予以檢校，但由于不具備取消宗教的社會條件，又需要加以利用，遂對它們排列名次。武德三年（620），唐高祖李淵去道教圣地樓觀（在陜西省周至縣）設(shè)醮祈福，道士岐平定（原名暉）對他說：道教祖老子李耳是皇室的圣祖，垂佑后裔，使之戰(zhàn)無不勝。高祖為了神化李唐政權(quán)，十分樂意承認這種血緣傳承關(guān)系，于是改稱樓觀為宗圣觀。同年，晉州（治今山西省臨汾市）樵夫吉善行奏稱在浮山縣羊角山見到一位著素衣騎白馬的老叟，自稱是皇室始祖太上老君。高祖于是改稱浮山縣為神山縣，羊角山為龍角山，山上修興唐觀，內(nèi)塑太上老君像。武德八年（625），高祖到國學釋奠，宣布三教的名位是：道先、儒次、佛后。貞觀十一年（637），太宗又下了一道《令道士在僧前詔》，憤慨"殊俗（外國）之典，郁為眾妙之先；諸華之教，翻居一乘之后"。指出必須予以厘革："自今已后，齋供行立，至于稱謂，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全唐文》卷6）道先佛后作為基本國策，經(jīng)一再申明，處于難以動搖的地位。

　　佛道二教之間，斗爭經(jīng)久不息，積怨甚深。道教確定為皇室的血親宗教后，有恃無恐，主動出擊，更使佛道之爭火上澆油。武德四年（621），前道士、太史令傅奕上表高祖，請廢除佛教，極言佛教的社會危害，并謾罵佛教為"禿丁邪戒"、"妖胡浪語"。（《廣弘明集》卷11）佛教徒為了保住自己的生存空間，被迫反擊。次年，釋法琳上啟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企圖爭取皇室的理解和支持，并撰寫《對傅奕廢佛僧事》（即《破邪論》）上呈朝廷。武德九年（626），李仲卿、劉進喜二道士分別寫了《十異九迷論》、《顯正論》攻擊佛教，法琳又著《辯正論》予以還擊。僧人慧乘、普應以及居士李師政等，密切配合法琳，對道士口誅筆伐。

　　太宗貞觀十一年道先佛后詔令頒布后，僧人法常等數(shù)百人赴朝堂陳述意見，請求取消成命，未被采納，道士益發(fā)受到鼓舞。貞觀十三年（639），道士秦世英向太宗告密，說法琳《辯正論》誣蔑皇室始祖，太宗向法琳問罪。法琳冒著大不敬的風險，說皇室出自代北鮮卑族，是陰山貴種，其姓氏達闍達譯作唐言為李氏。而李耳屬于隴西李氏，其父姓名為韓虔（與寒蹇諧音），字元卑（天字第一號卑賤貨），是個獨眼、跛足、無耳的乞丐，終生娶不起妻子，72歲時與鄰里老婢私通，在李子樹下生出李耳，始以李氏為姓。法琳說皇室"棄北代而認隴西"，是拿黃金換同等重量的黃銅，綢緞?chuàng)Q同等長度的粗布，蠢人干蠢事。太宗大怒，宣布處以死刑，七天后執(zhí)行，看他念七天觀音菩薩是否能刀杖不傷。屆時法琳說："七天以來，惟念陛下，未念觀音"。陛下"子育群品（庶民百姓）"，就是當今人間的觀音。"陛下若順忠順正，琳則不損一毛；陛下若刑濫無辜，琳有伏尸之痛。"（《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卷下）太宗于是把他改判為流刑，他在赴四川流所途中病故。此后，佛道之爭轉(zhuǎn)入低潮。

　　釋玄奘于貞觀三年（629，采陳垣說）西行求法，貞觀十九年（645）正月才回到長安。在接近國門之際，他在于闐（今新疆和田）修表，托高昌（今新疆吐魯番）人隨商侶入朝，上呈太宗。傳記說他"少停"于闐，是由于"前為渡河失經(jīng)，到此更使人往屈支、疏勒訪本，及為于闐王留連，未獲即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5）實際上是他在等待朝廷表態(tài)，因而所謂"少停"，居然長達七八個月之久。太宗貞觀年間佛教的處境，他孑身在國外，不甚了解；但高祖武德年間的情況，他置身其中，應該心中有數(shù)。何況當初他是冒犯國家"禁約百姓不許出蕃"（《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1）的法令私自出國的，一路上曾遭到官府的通緝和追截，回國之際難免心有余悸。因此，他在表文中一則對自己的"冒越憲章，私往天竺"表示慚懼；二則把西行求法這一佛事活動說成是國事活動，是"宣皇風之德澤，發(fā)殊俗之欽思"。太宗下敕，說對他歸國"歡喜無量，可即速來與朕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5）他心中一塊石頭才落了地，匆匆踏上返途。

　　歷史從此把玄奘推到了前沿，他不得不和皇室打交道，不得不接觸敏感的佛道名位問題，并為改變佛教地位付出努力。

　　二

　　玄奘為改變佛教地位，不懈地開展活動。他在內(nèi)心深處根本看不起道教，太宗命他將《老子》譯為梵文，頒布印度，他勉強從事。當?shù)朗總兩险堅紫?，要他把《老子》一書的序文也譯出來時，他堅決辭絕，說："其言鄙陋，將恐西聞異國，有愧鄉(xiāng)邦，……恐彼以為笑林。"（《續(xù)高僧傳》卷4《玄奘傳》）然而綜觀他的全部活動，他沒有把這一態(tài)度帶進來，非分地奢望去壓倒道教，而只是爭取佛教同道教的平等地位，因而及身取得一些成效，并為身后佛教地位的改變開拓出道路。他所開展的活動可分為三個方面，這里分別加以論述。

　　其一是尊重朝廷，美化皇室，爭取國家對佛教的理解、親近和支持。

　　太宗詔令在洛陽宮接見玄奘。玄奘回長安半月，立即赴洛陽。太宗問他"山川阻遠，方俗異心"，如何戰(zhàn)勝困難，西行求法？他完全歸功于太宗，說："奘聞乘疾風者造天池而非遠，御龍舟者涉江波而不難。自陛下握乾符、清四海，德籠九域，仁被八區(qū)，淳風扇炎景之南，圣威鎮(zhèn)蔥山之外，所以戎夷君長每見云翔之鳥自東來者，猶疑發(fā)于上國，斂躬而敬之，況玄奘圓首方足，親承育化者也。既賴天威，故得往還無難。"太宗夸他"詞論典雅，風節(jié)貞峻"，遠遠超過十六國時期被國君稱為"神器"的釋道安。（《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6）首次見面，玄奘亮相很成功，縮短了國家同佛教的距離。他一再表示"畢身行道，以報國恩"，"為國"翻譯佛典，甚至要求國家派兵把守自己譯經(jīng)所在寺院，"以防諸過"。玄奘這樣自覺地置身于國家的統(tǒng)轄、管束之下，以消除嫌疑，太宗非常放心，高興地說："師此意可謂保身之言也。"（《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6）

　　此后，無論是上書還是謁見，玄奘一直沿著這條奉承討好皇室的路子組織言辭，多是空洞浮泛的套話。但貞觀二十二年（648）的一次面諛不同，具體而全面。他吹捧太宗是罕見的"上智之君"，同中庸之君大相徑庭，根本不需要借助于賢能宰臣的輔佐，"一人紀綱，萬事自得其緒"。他列舉例證加以發(fā)明，說：

　　陛下經(jīng)緯八紘之略，驅(qū)駕英豪之才，克定禍亂之功，崇闡雍熙之業(yè)，聰明文思之德，體元合極之姿，皆天之所授，無假于人，其義一也。敦本棄末，尚仁尚禮，移澆風于季俗，反淳政于上皇，賦遵薄制，刑用輕典，九州四海稟識懷生，俱沐恩波，咸遂安樂，此又圣心圣化，無假于人，其義二也。至道旁通，深仁遠洽，東逾日域，西邁昆丘，南盡炎洲，北窮玄塞，雕蹄鼻飲之俗，卉服左衽之人，莫不候風瞻雨，稽顙屈膝，獻珍貢寶，充委夷邸，此又天威所感，無假于人，其義三也。獫狁為患，其來自久，……陛下御圖，一征斯殄，傾巢倒穴，無復孑遺。瀚海、燕然之域，其入提封；單于弓騎之人，俱充臣妾。……有道斯得，無假于人，其義四也。高麗小蕃，失禮上國。隋帝總天下之師，三自征伐，攻城無傷半堞，掠卒不獲一人，虛喪六軍，狼狽而反。陛下暫行，將數(shù)萬騎，摧駐蹕之強陣，破遼、蓋之堅城，振振凱旋，俘馘三十萬眾。用兵御將，其道不殊，隋以之亡，唐以之得，故知由主，無假于人，其義五也。又如天地交泰，日月光華，和氣氤氳，慶云紛郁，四靈見質(zhì)，一角呈奇，白狼、白狐、朱鸞、朱草，昭彰雜沓，無量億千，不能遍舉，皆是應德而至，無假于人。（《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6）

　　玄奘這番話嚴重失實。前二例務虛，講的是總體評價和內(nèi)政方略，針對性不強；后三例務實，講的是具體事情，在在皆成問題。第三例曲解世界民族格局，歸美于太宗的"天威"，充滿著大國沙文主義的情調(diào)。特別成問題的是，玄奘稍后上表，又歌頌太宗"廣列代之區(qū)域，……遂使給園精舍，并入提封"。（《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6）實際情況有兩個方面，一是玄奘在印度向戒日王介紹過中國的情況，"戒日及僧各遣中使赍諸經(jīng)寶遠獻東夏，是則天竺信命自奘而通"。使者西返時，太宗"敕王玄策等二十馀人隨往大夏，并贈綾帛千有馀段，王及僧等，數(shù)各有差"。（《續(xù)高僧傳》卷4《玄奘傳》）這不過是中印雙方平等的通使聘問關(guān)系而已。二是貞觀二十年（646）王玄策率領(lǐng)從騎三十人再次出使天竺摩伽陀國，其王尸羅逸多已死，其臣阿羅那順自立，發(fā)兵攻打唐使團，俘獲全部王玄策的從騎，并搶劫諸國貢物。王玄策征集泥婆羅（尼泊爾）、吐蕃士兵八千余人，打敗摩伽陀軍，擒獲阿羅那順，后來送往長安。其間，東天竺王尸鳩摩送三萬牛馬犒軍，迦沒路王獻上地圖。這是唐朝同天竺個別國家的間接戰(zhàn)爭，目的在于自衛(wèi)，根本不在掠奪土地或建立藩屬關(guān)系，天竺何曾入了中國的"提封"？第四例完全排除了李靖等統(tǒng)帥具體指揮消滅東突厥戰(zhàn)爭的功勞，反倒把坐在"金鑾殿"上的太宗說成是"一征斯殄"。第五例把太宗深感慚愧的"吾以天下之眾困于小夷"（《資治通鑒》卷198貞觀二十年二月條），說成全勝凱旋，這本是玄奘回國后剛剛發(fā)生的事，更見得有意諱飾。其余所謂"不能遍舉"的事例，根本與"無假于人"不沾邊。由此可見到玄奘為人的一個側(cè)面：便佞、乖巧、圓滑。

　　太宗時期進諫形成風氣。魏徵經(jīng)常批評太宗，太宗氣急敗壞，甚至揚言要"殺卻此田舍漢"。（《大唐新語》卷1《規(guī)諫》）貞觀十三年（639），魏徵見太宗拒諫奢縱，上疏批評他在十個方面漸不克終。經(jīng)久不衰的批逆鱗使太宗十分難堪，時人觀察到的情況是："南衙群臣面折廷諍，陛下常不舉首，……雖貴為天子，復何聊乎？"（《大唐新語》卷9《諛佞》）然而太宗在走下坡路的晚年，卻聽到玄奘一片令人肉麻的阿諛奉承聲，其"甚悅"自是可想而知的情況，于是當場表示："今日已后，亦當助師弘道。"（《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6）玄奘的目的達到了。

　　其二是誘皇室入彀中，迫使其發(fā)表弘揚佛教的言論，部署發(fā)展佛教的行動，制造轟動效應。

　　玄奘既然奉敕為國翻譯佛典，遇事便向皇室匯報。貞觀二十年（646），他將所譯五部經(jīng)論上呈朝廷，懇請?zhí)?quot;曲垂神翰，題制一序"。（《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6）太宗這年宣布自己"至于佛教，非意所遵，雖有國之常經(jīng)，固弊俗之虛術(shù)"。（《舊唐書》卷63《蕭瑀傳》）因此，他借口"學淺心拙，在物猶迷，況佛教幽微，豈能仰測"（《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6），拒絕為玄奘撰寫經(jīng)序。玄奘再上表，說："圣教玄遠，非圣藻何以序其源"，請求太宗賜序，以便"鷲嶺微言，假神筆而弘遠；雞園奧典，托英詞而宣暢"。（《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6）太宗只好答應下來。兩年后，玄奘向太宗匯報自己剛剛譯就的100卷《瑜伽師地論》，太宗問起大意，玄奘一一奉答，逗引起太宗的興趣。太宗讀后，就三教加以比較，說："朕觀佛經(jīng)譬猶瞻天俯海，莫測高深。……朕比以軍國務殷，不及委尋佛教，而今觀之，宗源杳曠，靡知涯際。其儒道九流之典比之，猶汀瀅之池方溟渤耳。而世云三教齊致，此妄談也。"（《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6）這意味著制定三教次序政策的認識基礎(chǔ)受到了挑戰(zhàn)，出現(xiàn)了危機。太宗立即詔令抄寫玄奘新譯經(jīng)論，一式九份，頒發(fā)九州，輾轉(zhuǎn)流通。接著，太宗撰寫了《大唐三藏圣教序》，頌揚佛教"弘濟萬品，典御十方。……大之則彌于宇宙，細之則攝于毫厘。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微言廣被，拯含類于三途；遺訓遐宣，導群生于十地"。因而祝愿"茲經(jīng)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廣弘明集》卷22）就這樣，玄奘把太宗這位道先佛后政策的制定者一步步誘入自己的圈套中，使他改變對佛教的態(tài)度，進而頌揚佛教，發(fā)展佛教。

　　為了保持效果的延續(xù)性，玄奘又把注意力轉(zhuǎn)向太宗的子孫。當太子李治響應其父經(jīng)序而寫出《述三藏圣教序》后，玄奘立即上啟致謝，頌揚太子："發(fā)揮睿藻，再述天文，贊美大乘，莊嚴實相。珠回玉轉(zhuǎn)，霞爛錦舒，將日月而聯(lián)華，與咸英而合韻。"（《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7）

　　皇室的態(tài)度起著導向作用，為佛教的生存和發(fā)展開辟了道路。參與玄奘譯場的釋道宣評介道："自爾朝宰英達咸申擊贊，釋宗弘盛，氣接成陰。"（《續(xù)高僧傳》卷4《玄奘傳》）玄奘的弟子彥悰評論道："自二圣序文出后，王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歡詠德音，內(nèi)外揄揚，未及浹辰而周六合。慈云再蔭，慧日重明，歸依之徒，波回霧委。所謂上之化下猶風靡草，其斯之謂乎！如來所以法付國王，良為此也。"（《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7）因此，佛教界很珍重這兩份"領(lǐng)袖題詞"，作為最高規(guī)格的廣告加以利用。玄奘在弘福寺譯經(jīng)時，僧人請示獲準，集前代書圣王羲之字跡將二序鐫刻為碑，藏于寺內(nèi)。稍后玄奘移就慈恩寺任上座，又由右仆射褚遂良書寫刻碑，樹立于大雁塔側(cè)。

　　唐高宗李治繼位后，玄奘同皇室的關(guān)系更加密切，讓皇室支持佛教的要求更加直率迫切。顯慶元年（656）正月，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來慈恩寺行香，玄奘請二公向高宗匯報，請派大臣參與譯經(jīng)潤色，請高宗為寺撰文建碑。高宗一一允諾，所撰碑文有"朕逖覽湘史，詳觀道藝，福崇永劫者，其唯釋教歟！"以及自己"虔誠八正，肅志雙林"等句。（《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8）玄奘得隴望蜀，詣闕上表，提出"碑是圣文，其書亦望神筆"。高宗未答應，玄奘再次上表祈請，終于使高宗就范。四月，高宗親自撰擬書寫的石碑制成，玄奘率僧尼至芳林門候迎。官府組織龐大的太常九部樂和京師地面的長安、萬年二縣音聲隊伍，以莊嚴的音樂送碑入寺。幢蓋、寶帳、幡華，次第前行，從芳林門到慈恩寺，"三十里間爛然盈滿"。高宗登上安福樓觀看，十分喜悅。"京都士女觀者百馀萬人。"碑立在寺中，每天有數(shù)千人前來觀摩，三品以上的文武官員上表請求摹印拓片。玄奘制造出了抬高佛教的轟動效應，高興萬分，總結(jié)道："柰苑微言，假天詞而更顯；竹林開士，托神筆而彌尊。……像教東漸，年垂六百，弘闡之盛，未若于茲。"（《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9）

　　半年后，皇后武則天難產(chǎn)，祈求佛教保佑，提出所生孩子將歸依三寶，請玄奘屆時為孩子授戒。玄奘啟奏她必定平安，順利生下一個男嬰。接著，玄奘又上表祝賀，說見到一只赤雀飛止于顯慶殿御帳座內(nèi)。自己告訴赤雀："皇后在孕，未遂分誕，玄奘深懷憂懼，愿乞平安。若如所祈，為陳喜相。"果然見赤雀"示平安之儀，了然解人意"。這是"皇帝皇后德通神明"，"故使羽族呈祥"。男嬰生下后，皇室不違所許，由玄奘收為徒兒，號為"佛光王"。玄奘從此在皇室中找到了代理人，不斷上表，歌頌皇室為："殫四海之資，不足比此檀行（施舍）"；欣慰"如來之有嗣"，定會"紹隆像化，闡播玄風，再秀禪林，重暉覺苑"。（《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9）佛光王雖然由玄奘剃發(fā)、護持，但一直未正式出家為僧。玄奘逝世后，他當了皇帝（唐中宗），果然崇尚佛教，"造寺不止"，"度人不休"。（《舊唐書》卷101《辛替否傳》）

　　其三是直接提出調(diào)整佛道名位的要求。

　　關(guān)于調(diào)整佛道名位問題，玄奘傳記說："法師還國來已頻內(nèi)奏，許有商量，未果而文帝升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9）玄奘回國后不足四年半，到貞觀二十三年（649）五月，太宗逝世。這一時期太宗對佛教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臨死前尚同玄奘"談玄論道，問因果報應"。太宗"深信納"，多次攘袂感嘆："朕共師相逢晚，不得廣興佛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7）但道先佛后政策是由其父制定又經(jīng)自己重申的，不必因自己對佛教有所信仰及同玄奘關(guān)系密切而輕易更改，落下出爾反爾之名。因此，"許有商量"，不過是推詞而已，即使太宗未很快去世，也不可能著手更改，何況他已看到太子同玄奘的親密關(guān)系，問題可以留給后人解決。

　　永徽六年（655），高宗下敕說："道士、僧等犯罪，情難知者，可同俗法推勘。"玄奘一直病重，擔心不久人世，須抓緊解決佛道名位問題，遂于顯慶元年迎慈恩寺碑后乘大好形勢的東風，就高宗這道敕令和佛道次序問題一并陳奏"于國非便"。高宗答應廢止以世俗法律制裁僧人，"但佛道名位，先朝處分，事須平章"。（《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9）問題再次擱淺。

　　玄奘及身未能最終使皇室調(diào)整佛道名位，但由于做出種種努力，畢竟為問題的解決鋪平了道路。在他去世10年后的上元元年（674），高宗下敕說："公私齋會及參集之處，道士、女冠在東，僧、尼在西，不須更為先后。"（《唐會要》卷49《僧道立位》）景云二年（711），唐睿宗對佛道二教重新評估，一視同仁，下《令僧道并行制》說："釋及玄宗（道教），理均跡異，拯人救俗，教別功齊。……自今每緣法事集會，僧、尼、道士、女冠等，宜令齊行并進。"（《全唐文》卷18，年代參見《舊唐書》卷7《睿宗紀》）先朝遺留下來的基本國策，被后繼皇帝分步驟矯正了。

　　三

　　研究玄奘對唐廷調(diào)整佛道名位所起的作用，不能不一并考察當時的社會條件。

　　太宗《令道士在僧前詔》披露當時朝野對佛教的崇尚歸信情況是："洎乎近世，崇信滋深。人覬當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真諦（佛教）而爭歸。始波涌于閭里，終風靡于朝廷。"（《全唐文》卷6）這里提供一些具體事例加以說明。

　　先看"閭里"。玄奘歸國抵長安，數(shù)十萬民眾自動迎候，列隊二十多里，喧鬧擁擠，致使玄奘無法前行。"京都五日四民廢業(yè)，七眾歸承。"（《續(xù)高僧傳》卷4《玄奘傳》）

　　再看"朝廷"。當時朝中袞袞諸公普遍崇佛。傅奕上廢除佛教的奏章，"高祖付群臣詳議，唯太仆卿張道源稱奕奏合理"。（《舊唐書》卷79《傅奕傳》）反對者有開國元勛裴寂，說高祖"昔創(chuàng)義師，志憑三寶，云安九五，誓啟玄門（佛教）"；而今卻要"毀廢佛僧"，"理不可也"。（《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卷下）中書令蕭瑀甚至當場和傅奕吵起來。他佞佛至深，"專心釋氏，嘗修梵行，每見沙門大德，嘗與之論難及苦空，思之所涉，必諧微旨"。（《冊府元龜》卷821《總錄部·崇釋教》）他曾采集十多家注解，融合自己的見解，為《法華經(jīng)》撰疏。其兄蕭璟任太府卿，一生誦讀《法華經(jīng)》一萬多遍。蕭氏家族有將近20位男女出家。

　　再看地方官吏。賈敦頤、李道裕、杜正倫、蕭銳四位州刺史由各自治所來京朝集，乘便相邀參拜玄奘，"請受菩薩戒"，度為在家居士。他們致函玄奘，表示"順教生信，隨緣悟解，頂禮歸依"。（《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7）

　　最后，看看皇室是如何需要和利用佛教的。其一，超度亡靈。唐朝以武裝斗爭的方式建立和鞏固政權(quán)，敵我雙方死亡很多。貞觀三年（629）十二月一日，太宗詔令在太原起兵以來的重點戰(zhàn)場，為雙方陣亡者建造佛寺，以便"樹立福田，濟其營魄"；"望法鼓所震，變炎火于青蓮；清梵所聞，易苦海于甘露"。（《廣弘明集》卷28上）于是在今山西、陜西、河南、河北境內(nèi)立了七所佛寺。其二，追崇福業(yè)。即以安置玄奘譯經(jīng)的兩所皇家佛寺來說，分別是太宗、高宗為各自先母太穆皇后、文德皇后追福所立，用意在于思念母恩、追福報德，故以弘福、慈恩命名。其三，樹立功德。太宗說自己久經(jīng)沙場，病魔纏身，"比加藥餌，猶未痊除，近日以來方就平復，豈非福善所感而致此休征耶？"（《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7）他下詔度僧弘法，以樹立功德。于是弘福寺度僧50人，京師及天下各州，每寺各度五人。那么，皇室何以不用所崇尚的道教來做這些事呢？這是因為道教只講個人的長生不老和羽化登仙，缺乏佛教業(yè)報輪回、普渡眾生的說法，不可能代替佛教。

　　以上這些社會條件，表明了佛教生命力的強盛，或者說體現(xiàn)了社會對于佛教的需要程度和佛教對于社會的適應程度。因此，皇室壓制佛教是從社會的外部給佛教施加壓力，不可能長期奏效。而皇室首崇道教，是狹隘的本位主義的體現(xiàn)，太宗《令道士在僧前詔》將其目的明白交待出來："庶敦本之俗暢于九有，尊祖之風貽諸萬葉。"（《全唐文》卷6）處分法琳后，佛教界的不滿變?yōu)樯顚哟蔚那榫w。貞觀十五年（641），太宗親臨弘福寺，向五位大德做思想工作。他表白了自己的苦衷："比以老君是朕先宗，尊祖重親，有生之本，故令在前。……今李家據(jù)國，李老在前；若釋家治化，則釋門居上。"同時，他提醒僧人注意二教的實際處境，說："自有國以來，何處別造道觀？凡有功德，并歸寺家。國內(nèi)戰(zhàn)場之始，無不一心歸命于佛，今天下大定，唯置佛寺。"（《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丙）這表明皇室的宗教政策與客觀實際之間存在著距離。玄奘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從事改變佛教地位的活動的，由于與現(xiàn)實狀況契合，所以才能取得一些成效。

　　（原載《洛陽師專學報》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