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洛陽的治安措施

　　洛陽和長安在唐代并稱東西兩京。李唐王朝以長安為京師，洛陽是東都，處于從屬的陪都地位。武則天為改唐建周，以洛陽為神都，成為京師，凌駕于長安之上。安史亂前，李唐武周諸帝，或不斷巡幸洛陽，或長期駐守洛陽，因此在洛陽實施著同長安一樣的治安制度。安史亂后，皇帝不再駐守洛陽，這些做法在洛陽雖然繼續(xù)實施，有的只不過體現(xiàn)出禮儀意義而已。以下一些記載可以具體說明這些情況。

　　《唐律疏議》卷7《衛(wèi)禁》解釋"奉敕夜開宮殿門"律時說："駕在大明、興慶宮及東都，進請鑰匙，依式各有時刻，違者并依此科罪。"表明東都宮殿的衛(wèi)禁，例同長安的大明宮和興慶宮。

　　《舊唐書》卷48《食貨志上》說："天下籍始造四本，京師及東京尚書省、戶部各貯一本。"戶籍制度具有治安意義，下節(jié)將論述，茲不贅。

　　《新唐書》卷48《百官志三》說：開元七年（719），監(jiān)察御史"分左右巡，糾察違失，左巡知京城內(nèi)，右巡知京城外，盡雍、洛二州之境"；開元二十五年（737），"以監(jiān)察御史檢校兩京館驛"。大歷十四年（779），"兩京以御史一人知館驛，號館驛使。"《唐會要》卷86《城郭》說：開元二十三年（735），唐玄宗敕令"兩京城皇城及諸門，并助鋪及京城守把捉兵之處，有城墻若門樓舍屋破壞須修理者，皆與所司相知，并量抽當處職掌衛(wèi)士，以漸修營"。

　　《資治通鑒》卷214載：同年，唐玄宗在東都五鳳樓前賜臣民宴飲，觀眾擁擠喧鬧，金吾衛(wèi)兵士棍棒亂下如雨，依然不能阻止?；鹿俑吡κ客扑]河南丞嚴安之果斷嚴厲，可由他出面維持秩序。他到場后，以手板畫地，說："犯此者死。"宴飲三天，無人敢逾越所畫界限。

　　蘇味道《正月十五夜》詩說："火樹銀花合，星橋鐵索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游伎皆秾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全唐詩》卷65）這首詩寫的是神龍元年（705）上元夜洛陽觀燈的情況：官府取消了夜禁，金吾衛(wèi)不再巡警，天津橋的鐵索也相應打開，聽任游人往來。詩中希望當夜的時光流逝得再慢一些，以便能夠盡興賞玩，是由于洛陽平素實行夜禁，這次的機會太難得。

　　李正封《洛陽清明日雨霽》詩說："酒綠河橋春，漏閑宮殿午。游人戀芳草，半犯嚴城鼓。"（《全唐詩》卷347）張籍《洛陽行》詩說："洛陽宮闕當中州，城上峨峨十二樓。翠華西去幾時返？梟巢乳鳥藏蟄燕。御門空鎖五十年，稅彼農(nóng)夫修玉殿。六街朝暮鼓冬冬，禁兵持戟守空宮。"（《全唐詩》卷382）反映出唐后期皇帝不再巡幸駐守洛陽時，洛陽依舊維修宮殿，嚴兵把守，以及城區(qū)由街鼓晨暮警眾的情況。

　　二、 東都留守的設置和選擇

　　東西兩京各設一套中央衙署，皇帝若外出時間較長，則置留守負責統(tǒng)領(lǐng)這套衙署，保障其正常運作，并視情況的緩急，定期或飛速向皇帝匯報工作。皇帝返回后，留守也就撤銷了。由于唐代皇帝絕大部分時間駐守長安，東都留守便大致成為常設職務，安史亂后更是這樣。東都留守既然負責統(tǒng)領(lǐng)洛陽這套中央衙署，自然代表中央在洛陽主持日常工作，至于洛陽地方工作，則由河南府尹以及所屬赤縣、畿縣的縣令主持。安史亂后東部不穩(wěn)，治安出現(xiàn)危機，因此，東都留守往往兼領(lǐng)防御使一職。元和三年（808），唐憲宗曾一度取消東都留守所兼使職，下詔說："承前東都留守無防御使名，往因權(quán)宜，遂有制置。俾從省便，以復舊章，其東都畿汝州都防御使及副使，宜停。"（《唐會要》卷67《留守》）但不久又恢復。唐憲宗所以想取消東都留守所兼防御使職，主要由于他以削平藩鎮(zhèn)為務，擔心東都留守兼領(lǐng)兵權(quán)后，也同朝廷作對。

　　東都留守一職通常任用文人，其基本條件要求兩點：一是忠誠可靠，便于駕馭；二是資深望重，臨事有威。貞元元年（785），唐德宗任命賈耽為東都留守、都畿汝州防御使，制文說："河洛舊都，時巡久曠，命以居守，俾之保綏。間以淮甸不寧，汝墳屢警，增置軍府，作蕃王畿。職任既分，威望非重，思有總制，一其典刑，爰資信臣，往乂東夏。……賈耽……分我憂寄，實惟其人。董制軍師，安集疲瘵，統(tǒng)御都邑，握持紀綱，懋昭厥猷，無替朕命。"（《全唐文》卷462，陸贄《賈耽東都留守制》）長慶二年（822），唐穆宗任命韓皋為東都留守，制文也是同樣的精神，說："國之都府，半在東州，未遑時巡，方委留鎮(zhèn)，非位望崇盛加以勛舊者，則不足以允僉屬而副重寄也。"（《全唐文》卷660，白居易《除韓皋東都留守制》）有時情況緊急，東都留守也會由武臣充任，韓皋之前的陳楚就是這種身份。當時，洛陽東面的汴州（治今河南省開封市）發(fā)生兵變，趕跑節(jié)度使李愿，擁立牙將李Jiè(上"宀"下"介")當節(jié)度使。唐穆宗立即任命了義武軍節(jié)度使陳楚為東都留守、判尚書省事、東畿汝防御使。"本朝故事，東都留守罕用武臣，今用楚，以李Jiè擾汴宋故也。"（《舊唐書》卷16《穆宗紀》）

　　東都留守的任命儀式相當隆重，衙門也相當有派頭。元和元年（806），唐憲宗批準東都留守等重要官員的除授，要入閣謝恩、面辭，"其馀官許于宣政南班拜訖便退"。（《舊唐書》卷14《憲宗紀上》）元和九年（814），呂元膺被任命為東都留守。"舊例，留守必賜旗甲，與方鎮(zhèn)略同。及元膺受任，竟無所賜。"這還是由于唐憲宗怕他像藩鎮(zhèn)一樣同朝廷作對這一心態(tài)作怪所致。但是，"朝論以東有寇虞，特用元膺，尤不當削其儀，以沮威望"。（《唐會要》卷67《留守》）令狐楚在大和三年（829）被唐文宗任命為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御使。姚合《和東都令狐留守相公》詩說："拜表出時傳七刻，排班衙日有三公。旌旗嚴重臨關(guān)外，寺府清深接禁中。"（《全唐詩》卷501）這是由于東都留守是第二號政治中心的首席官員，責任重大，對他的尊重不過意味著朝廷的自尊自重。

　　三、 臨制東夏、屏障長安

　　洛陽的治安功能體現(xiàn)為維系東方，屏障長安。唐玄宗看到長安和洛陽在創(chuàng)業(yè)和守成時期有不同的作用，認為："帝業(yè)初起，崤函乃金湯之地；天下大定，河雒為會同之府。"（《全唐文》卷20《幸東都制》）"三秦九雒，咸曰帝京，五載一巡，時為邦典。"（《全唐文》卷23《幸東都制》）因此，他在執(zhí)政前期，同初唐諸帝一樣，多次幸洛。后來，他厭煩巡幸之苦，開元二十四年（736）由洛陽回長安后，不再東幸洛陽。他主動放棄洛陽而僻居關(guān)中，也就不再觀風省俗維系東方了。這樣，無異于作繭自縛，自我限制，自我孤立。20年后，身兼范陽（駐今北京市）、河東（駐今山西省太原市）、平盧（駐今遼寧省朝陽市）三鎮(zhèn)節(jié)度使的安祿山，帶兵15萬，從范陽南下，發(fā)動叛亂。如果唐玄宗不曾放棄巡幸洛陽，按照當時的交通和通訊條件，當會較快得知叛亂消息，從而部署平叛活動。如果唐玄宗依然把洛陽作為控制東方的軍事堡壘來加以經(jīng)營，也不會讓幾個不識干戈的文人充當留守、中丞，守著一座缺乏兵力的空城，以至于叛軍不費力氣就占領(lǐng)了洛陽。接著，安祿山在洛陽即帝位，威脅長安，唐玄宗倉皇逃向四川成都，長安落入叛軍手中。可見，洛陽的失守，是長安失守、政權(quán)瓦解的先聲。安史亂后，藩鎮(zhèn)林立，皇帝不再巡幸洛陽，洛陽的治安作用益發(fā)明顯。元和八年（813）被任命為東都留守的權(quán)德輿，在給唐憲宗的奏狀中概括為"保安洛土"，"臨制東夏"。（《全唐文》卷487《留鎮(zhèn)將士加置二千人狀》、《請置防御軍狀》）朝廷相應地對洛陽加強了力量。

　　元和九年（814），洛陽南面的淮西藩鎮(zhèn)（駐蔡州，今河南省汝南縣）節(jié)度使吳少陽死，其子吳元濟隱瞞死訊，自總兵權(quán)，劫殺舞陽、葉城、魯山、襄城等地，不但嚴重地危害著社會治安，而且也威脅到東都的安全。已上任一年的東都留守權(quán)德輿，上疏指出事態(tài)的緊急程度，說："自舞陽劫殺以來，臣夙夜憂切。陽翟只隔襄城，便與郾城接界，寇盜侵軼，事資提防。"（《全唐文》卷487《請加置留鎮(zhèn)兵二千人狀》）又說："臣伏以都畿宮（按：原誤為'官'，據(jù)文意改）闕之重，四方水陸之中，密邇淮夷，兵數(shù)鮮少，安危之計，責在微臣，夙夜憂惶，逼擾是懼。"（《全唐文》卷487《留鎮(zhèn)將士加置二千人狀》）當時東都留守所管將士只有3895人，其中一部分駐守洛陽附近的偃師、陽翟（今禹州市）、登封、告成（在今登封境內(nèi)）等縣，留在洛陽城內(nèi)的不足兩千人，難以應付局面。因此，權(quán)德輿多次上疏，請求增置兩千兵士。

　　朝廷對吳元濟加以宣慰、警告，迄無成效，不得不考慮出兵平定。河北、山東地區(qū)的跋扈藩鎮(zhèn)，為了保住共同的特殊利益，就和淮西鎮(zhèn)勾結(jié)，極力阻撓朝廷用兵。他們派遣刺客到長安刺殺主戰(zhàn)派大臣武元衡、裴度，同時，還在洛陽焚毀了河陰轉(zhuǎn)運院的大量錢帛糧食，并與安史故將、嵩山僧圓凈策劃焚燒洛陽宮殿，肆行殺掠。東都留守呂元膺聞訊，組織兵力進行鎮(zhèn)壓。圓凈被捕，臨刑嘆道："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資治通鑒》卷239）這次一共鎮(zhèn)壓了數(shù)千人，為平定淮西叛亂奠定了基礎。

　　元和十二年（817），宰相裴度主持平定了淮西鎮(zhèn)。他篤信佛教，由于戰(zhàn)爭中殺傷過多，擔心受到報應，就作功德邀求佛教佑護，把因功所得的巨額賞賜用來重修了洛陽福先寺。（《太平廣記》卷244《皇甫湜》）淮西鎮(zhèn)的平定，對河北、山東的跋扈藩鎮(zhèn)造成極大震懾，他們紛紛上表朝廷，表示要輸稅獻地，納質(zhì)入朝?！顿Y治通鑒》卷241總結(jié)道："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zhèn)跋扈河南、北三十馀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洛陽臨制東夏的作用，于此得以體現(xiàn)。

　　但是，這一作用發(fā)揮到何種程度，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與朝廷自身權(quán)威的升降成正比。到了晚唐，腐朽的統(tǒng)治不僅使階級矛盾日趨激化，而且使官吏對朝廷產(chǎn)生了離心力。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劉允章，在《直諫書》中尖銳地指出：國有九破，民有八苦，統(tǒng)治危機已到極點，因而自稱"救國賤臣"，"冒死上諫"。（《全唐文》卷804）他在長安主持科舉取士，所出試題為《天下為家賦》，意含譏刺，被諫官駁奏。（《唐摭言》卷13）廣明元年（880），黃巢起義軍攻下洛陽，劉允章作為東都留守，率洛陽百官迎接起義軍。洛陽被起義軍占領(lǐng)，對長安的屏障作用再度喪失，長安旋被起義軍攻下。唐朝從此大傷元氣，雖然繼續(xù)維持了26年，但洛陽的失守已預示了它必將覆滅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