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唐初道先佛后政策下的佛教

　　1．唐初道先佛后政策下的佛教

　　唐高祖李淵是在群雄逐鹿的形勢下建立唐朝的，因而用了十年的時間平定各地的割據(jù)勢力。這期間，唐廷優(yōu)先考慮的問題是鞏固政權，完成統(tǒng)一，恢復經(jīng)濟，穩(wěn)定人心。

河南滎陽大海寺李淵還愿碑拓片

大海寺唐菩薩石雕頭像

　　李淵對佛教有一定的信仰。早在隋煬帝大業(yè)元年（605），他在鄭州（治今河南滎陽市汜水鎮(zhèn)）刺史任上，次子李世民患病，聽說當?shù)?quot;大海寺有雙王像，治病有驗，故就寺禮拜，其病乃除"。于是他在這所佛寺還愿，"造石彌勒像一鋪"，希望"家門大小，永寶長春，蠢動含生（六道眾生），咸登正覺"。（《金石萃編》卷四十《大海寺唐高祖造象記》）

　　唐朝建立以來，儒釋道三教并存，統(tǒng)治階級不斷討論如何對待它們。儒教并非宗教，而是政治倫理學說，用以經(jīng)邦濟世，協(xié)調社會關系，不管名義上排位幾何，實際上被統(tǒng)治階級奉為鎮(zhèn)國至寶。對于佛教和道教，統(tǒng)治者基于世俗利益的考慮，研究過裁減方案，并對佛教徒不斷予以檢校，但由于不具備取消宗教的社會條件，又需要加以利用，遂對它們排列名次。當時有道士說道教祖老子李耳是李唐皇室的圣祖，唐高祖為了神化自己的政權，十分樂意冒充這種血緣傳承關系。武德七年，前道士、太史令傅奕上表極言佛教的社會危害，請取締佛教，促使唐高祖下了廢除佛教的決心。武德八年，唐高祖對三教的名位排座次，宣布："老教、孔教，此土元基；釋教后興，宜崇客禮。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釋宗。"（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丙，《大正藏》卷五十二史傳部第2104號經(jīng)文）貞觀十一年（637），唐太宗又下了一道《令道士在僧前詔》，憤慨"殊俗（外國）之典，郁為眾妙之先；諸華之教，翻居一乘之后"。指出必須予以厘革："自今已后，齋供行立，至于稱謂，其道士、女冠（女道士）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之俗暢于九有（四面八方），尊祖之風貽諸萬葉（千秋萬代）。"（董誥、徐松等：《全唐文》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道先佛后作為基本國策，經(jīng)一再申明，處于難以動搖的地位。李唐皇室壓制佛教，是從社會的外部給佛教施加壓力，不可能長期奏效；而首崇道教，是狹隘的本位主義的體現(xiàn)。這必然引發(fā)佛教徒的斗爭和不滿。貞觀十五年，唐太宗親臨長安弘福寺，向五位大德做思想工作。他表白了自己的苦衷："比以老君是朕先宗，尊祖重親，有生之本，故令在前。……今李家據(jù)國，李老在前；若釋家治化，則釋門居上。"同時，他提醒僧人注意二教的實際處境，說："自有國以來，何處別造道觀？凡有功德，并歸寺家。國內(nèi)戰(zhàn)場之始，無不一心歸命于佛，今天下大定，唯置佛寺。"（《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丙）

河南登封少林寺李世民碑

　　當時河南的佛教，就反映了唐太宗所說的實際情況。這時，李唐帝室不得不利用佛教。武德三年（620），秦王李世民受詔率軍討伐割據(jù)東都洛陽僭稱天子的隋舊將王世充，經(jīng)過多次戰(zhàn)斗，次年完成任務。其間，嵩山少林寺僧眾協(xié)同唐軍作戰(zhàn)?！肚赝醺嫔倭炙轮鹘獭放独钍烂袷侨绾螤幦『凸膭钌姡越⒔y(tǒng)一戰(zhàn)線的。他說：我國家"護持正諦"，"化闡緇林（僧衣為緇色）"，"法師等并能深悟機變，早識妙因，克建嘉猷，同歸福地，擒彼兇孽，廓茲凈土。奉順輸忠之效，方著闕庭；證果修真之道，更宏像觀。……今東都危急，旦夕殄除，并宜勉終茂功，以垂令范"。（《金石萃編》卷四十一）僧眾與唐軍通力合作，立下戰(zhàn)功，獲得千段絹帛和40頃土地的賞賜，釋曇宗被唐朝授為大將軍，全寺僧眾為其部下，官爵不等。但僧眾謝絕官爵，只求出家。次年，李世民在滎陽擒獲農(nóng)民軍首領竇建德后，夜雨朦朧中見"東南云際，光焰射天"，"觀音菩薩，金身畢露"，于是便"頓首拜瞻"，并對諸將士說："乃者武事告成，天授神祐，厥功溥哉！"（《全唐文》卷一百四十六，陸元朗《敕建廣武山觀音寺碣》）他向父親鄭重其事地做了匯報，唐高祖遂敕令于滎陽廣武山建觀音寺。在頻繁的征戰(zhàn)中，敵我雙方死亡很多。貞觀三年十二月，唐太宗李世民下《于行陣所立七寺詔》，責成官府在太原起兵以來的重要戰(zhàn)場，為陣亡的義士和兇徒建置佛寺，以便"樹立福田，濟其營魄"；"望法鼓所震，變炎火于青蓮；清梵所聞，易苦海于甘露"。于是在今山西、陜西、河南、河北境內(nèi)立了七所佛寺，由朝臣撰文立碑。其中在今河南省地面，"破王世充于[洛陽]芒（邙）山，立昭覺寺；破竇建德于鄭州，立等慈寺"。（《廣弘明集》卷二十八上）

　　這時期的河南，還同全國一樣，執(zhí)行朝廷的佛教政策。唐太宗曾下達《佛遺教經(jīng)施行敕》，說《佛遺教經(jīng)》"勸誡弟子，甚為詳要，末俗緇素，并不崇奉"。因此，責成有司抄寫經(jīng)文，發(fā)給五品以上官員及包括河南在內(nèi)的各州刺史。"若見僧尼行業(yè)與經(jīng)文不同，宜公私勸勉，必使遵行。"（《全唐文》卷九）《佛遺教經(jīng)》強調"戒是正順解脫之本"，僧尼奉戒應毫不懈怠。比如闡述以戒破貪，經(jīng)文說："持凈戒者，不得販賣貿(mào)易，安置田宅，畜養(yǎng)人民、奴婢、畜生。一切種植及諸財寶，皆當遠離，如避火坑。……占相吉兇，仰觀星宿，推步盈虛，歷數(shù)算計，皆所不應。"經(jīng)文還闡述以定破瞋，提倡"忍之為德"，"能行忍者，乃可名為有力大人"；提醒疑惑、邪曲的心理狀態(tài)不符合佛教正道，因而"宜應質直其心"。此外，還有諸多注意事項。這些說法既是宗教倫理道德，又是社會行為規(guī)范。唐太宗敕文"緇素"并提，既針對僧尼，又包括俗人，要用《佛遺教經(jīng)》的條文要求、監(jiān)督佛教徒，防止違戒敗德，以求純潔佛教；同時也含有警戒五品以上官員和州刺史的用意，故而人手一卷。玄奘譯完《瑜伽師地論》，唐太宗讀后，推許佛教遠勝儒道九流，遂命秘書省組織抄寫玄奘剛譯出的佛教經(jīng)論，一式九份，頒發(fā)洛州、相州等九州，輾轉流通。唐太宗多年積疾，有憂生之慮，自遇玄奘后，留心佛法，健康狀況一度好轉。貞觀二十二年，他下《諸州寺度僧詔》，說自己老病纏身，"比加藥餌，猶未痊除，近日以來，方就平復，豈非福善所感，而致此休征耶？京城及天下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當時全國共有佛寺3716所，共度僧尼18500余人。"未此以前，天下寺廟遭隋季凋殘，緇僧將絕，蒙茲一度，并成徒眾。"（慧立、彥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七，北京：中華書局，2000）加上原有僧尼，時人道宣估計約略不超過七萬。道宣記載當時河南的寺院和僧人，《續(xù)高僧傳》卷十三有《唐汴州慧福寺釋功迥傳》、《唐汴州安業(yè)寺釋神照傳》、《唐東都天宮寺釋法護傳》，卷十五有《唐相州慈潤寺釋慧休傳》，卷二十二有《唐相州日光寺釋法礪傳》。同隋朝一樣，洛陽、相州、汴州在河南全境中，依然是佛教的重鎮(zhèn)。

　　2．法礪律師創(chuàng)立律宗相部宗

　　法礪（569-635），祖籍趙州（治今河北趙縣），家中長輩"因宦遂家于相焉"。他在相州，跟隨著名僧人靈裕法師學佛而剃度出家，后從靜洪律師學習《四分律》，又游方南北，學習《十誦律》等。后來，他從學于相州慈潤寺慧休，"慧休法師道聲遠被，見重世猷，贊擊神理，文義相接，故得符采相照，律觀高邈，休有功焉"。法礪于貞觀九年十月在相州日光寺去世，春秋67歲。他"前后講律四十馀遍，制《四分疏》十卷、《羯磨疏》三卷，《舍懺儀輕重敘》等，各施卷部，見重于時"。當時還有"衛(wèi)州道爍，律學所崇，業(yè)駕于礪，為時所重矣"。（《續(xù)高僧傳》卷二十二《唐相州日光寺釋法礪傳》）

　　法礪創(chuàng)立的相部宗，盛行于相州一帶，弟子中明導、曇光、道成最負盛名。同時，道宣在關中終南山創(chuàng)立南山宗，懷素在長安西太原寺創(chuàng)立東塔宗，連同相部宗并稱律下三宗。律宗不像天臺宗、三論宗、法相宗、華嚴宗等教派那樣研究諸多艱深的佛學理論，而是專門研究和傳持戒律的宗派，主要學說是戒體論，三家的理論分歧就在于對戒體到底是什么質地的東西說法不同。佛教認為一切諸戒分為戒法、戒體、戒行、戒相四科。戒法指佛制定的所有戒律。戒體指徒弟從師傅受戒時所產(chǎn)生而領受在心的法體，即防范杜絕身口意三業(yè)過失的心理功能。戒行指受戒者在戒體支配下出現(xiàn)的符合佛教規(guī)定的言論行動。戒相指受戒者因為戒體堅固、戒行徹底而表現(xiàn)出來的可作為楷模的相狀。關于戒體，佛教文獻舊譯作"無作"，新譯作"無表"。佛教把宇宙萬象即一切有為法分作四類：心法，指精神現(xiàn)象；心所法，指心的隨屬現(xiàn)象或作用；色法，指物質現(xiàn)象；不相應行法，指非精神非物質的東西。古來僧人多依據(jù)《成實論》，以"無作"為不相應法，即戒體既不是物質也不是精神，而是借物質、精神的差別而成立的有生滅變化的一切現(xiàn)象。法礪從武德元年（618）至武德九年，為《四分律》作疏十卷（舊疏），即依據(jù)《成實論》，因而相部宗對于戒體的理解，堅持傳統(tǒng)的說法。東塔宗懷素于咸亨元年（670）撰成《開四分律宗記》十卷（新章疏），依據(jù)根本說一切有部的《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俱舍論》，以"無表"為色法，即認為戒體是物質現(xiàn)象。南山宗道宣曾參加玄奘譯場的譯經(jīng)活動，受到法相宗的阿賴耶識種子說的影響，認為《四分律》通于大乘，以戒體為阿賴耶識種子，即認為戒體是精神。對于這個根本不存在的東西，三家聚訟紛紜，莫衷一是。宰相元載"篤重素公（懷素），崇其律教"（《宋高僧傳》卷十五《唐京師安國寺如凈傳》），影響到唐代宗。元載死后，唐代宗于大歷十三年（778）敕令長安14位臨壇大德在安國寺討論新舊二疏，修訂施行，由律僧如凈負責組織。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如凈奏二疏并行，可見三家的理論分歧沒能調和，相部宗依然流行。僧普愿即是例證，他是鄭州新鄭人，大歷十二年，到嵩山會善寺受具足戒，"習相部舊章"。（《宋高僧傳》卷十一《唐池州南泉院普愿傳》）

　　3．玄奘法師

玄奘

　　玄奘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代龍象。他于隋文帝開皇二十年（600）生于洛州緱氏縣（今偃師市緱氏鎮(zhèn)）陳河村，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在坊州宜君縣（今屬陜西銅川市）玉華宮去世。他少小隨二哥長捷法師在洛陽凈土寺誦讀佛經(jīng)，被隋朝官府特許度為小沙彌。后來，他離開洛陽，云游四方，"既遍謁眾師，備餐其說，詳考其義，各擅宗途，驗之圣典，亦隱顯有異，莫知適從，乃誓游西方，以問所惑"。（《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貞觀三年（629，采陳垣說），他從長安出發(fā)，冒著違抗朝廷禁止國人出蕃的禁令，悄悄西行。進入西域，在高昌王的幫助下，繞道西突厥王廷碎葉（今吉爾吉斯斯坦托克馬克），由西突厥護送，南下到達天竺。他游歷天竺各地，巡禮佛教勝跡，廣泛學習大小乘佛教。他長時間居住中天竺那爛陀寺，拜戒賢法師為師，學習大乘經(jīng)典和各種學問。他參與了幾次同佛教內(nèi)部不同派別和順世外道的論爭，都獲得勝利，被大乘人尊稱為大乘天，小乘人尊稱為解脫天。貞觀十九年（645）正月七日，他回到長安，帶回如來舍利150多粒，金檀佛像七軀，梵本經(jīng)論657部。河南鎮(zhèn)平縣菩提寺現(xiàn)藏梵文《楞嚴經(jīng)》貝葉經(jīng)，即是玄奘從天竺取來存放該寺的，共226頁，其中6頁殘缺，卷幅長49厘米，寬5厘米，封面封底為檀木制作，卷中有兩個圓孔作束，頁周以金粉涂刷防護。（鎮(zhèn)平網(wǎng)，https://zhenping.nynews.gov.cn/news）

貝葉經(jīng)《楞嚴經(jīng)》（河南鎮(zhèn)平縣菩提寺藏）

　　這時，唐太宗駐蹕洛陽，詔令接見他。他匆忙上路，二月初一在洛陽宮儀鸞殿受到唐太宗的接見，從早晨一直持續(xù)到暮色降臨。唐太宗發(fā)現(xiàn)他詞論典雅、風節(jié)貞峻，是公卿宰輔最佳人選，就動員他還俗從政，但他毫無興趣，堅決拒絕。唐太宗又邀請他同赴遼東戰(zhàn)場，去收回被高麗侵占的故土，他以"自度終無裨助行陣之效"和"兵戎戰(zhàn)斗，律制不得觀看"為由，又堅決拒絕。他們交談的主要內(nèi)容是這趟西游的經(jīng)歷，唐太宗"廣問彼事"，玄奘"記憶無遺，隨問酬對"。（《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六）唐太宗認為玄奘的游歷超過了西漢博望侯張騫通西域的鑿空之舉，所見所聞又是自司馬遷、班固以來史書所不曾詳細記載過的，因而當即指示他寫出來，把西部陌生的世界介紹給世人。次年，一部12卷的地理學名著《大唐西域記》在長安完成，并上呈唐太宗。這部書實際上不過是重復、深化了玄奘這次在洛陽的敘述，不過一是口頭表達，一是由弟子辯機筆錄的書面表達。在《大唐西域記》的序文中，玄奘把當時的人類社會分為四個人文區(qū)域。東方是唐朝統(tǒng)治區(qū)，為人主，其情況"國史詳焉"。西方是波斯（今伊朗）等善于經(jīng)商的國家，為寶主，北方是突厥等游牧政權，為馬主，二者的情況，"史誥備載"。只有南方是前人寡聞而自己親歷的佛教國家，為象主，由于"前古未詳"，因而自己"訪道遠游，請益之隙，存記風土"，并在此基礎上撰成該書。這符合結束了將近四個世紀的分裂而復歸于統(tǒng)一的隋唐時期，人們對于外部世界的好奇心理和友好相處的良好愿望。該書記載了138個國家和地區(qū)的情況，其中親歷110個，傳聞28個，使得當時中亞和印度各國的風土人情、物產(chǎn)風俗等情況不至于湮沒無聞，至今已有多種外文譯本，受到各國研究者的重視。

玄奘西游路線圖

　　玄奘家鄉(xiāng)東南的少林寺，遠離市廛，環(huán)境清幽。他希望在這里翻譯由天竺帶回的佛教典籍，未獲唐太宗允許，于是于三月初一從洛陽折回長安。顯慶二年（657）二月，唐高宗巡幸洛陽，玄奘奉詔陪同前往，被安置在洛陽西苑中的積翠宮翻譯。當年九月，他再次提出住進少林寺從事翻譯，以了此生，唐高宗不準。在唐太宗、唐高宗父子的支持下，玄奘在長安和洛陽日以繼夜地翻譯佛教典籍，譯出《大般若經(jīng)》、《解深密經(jīng)》、《瑜伽師地論》、《成唯識論》、《俱舍論》等等，一共76部1347卷，比竺法護、鳩摩羅什、真諦、義凈、不空幾位所譯的總數(shù)1222卷多出百余卷。他的譯文典雅、準確，為佛教界所推崇。他把精力用于翻譯佛教典籍、解答中外僧人的疑難問題以及應酬朝廷交往，因而無暇撰寫佛學論著。

　　玄奘為改變佛教排名最后的地位，在長安不懈地開展活動。其一，他尊重朝廷，不斷美化皇室，爭取國家對佛教的理解、親近和支持。其二，在他的請求下，唐太宗寫出《大唐三藏圣教序》，大力頌揚佛教，太子李治（唐高宗）寫出《述三藏圣教序》與之呼應。佛教界很珍重這兩份"領袖題詞"，作為最高規(guī)格的廣告加以利用。他在長安弘福寺譯經(jīng)時，僧人請示獲準，集前代書圣王羲之字跡將二序鐫刻為碑，藏于寺內(nèi)。稍后他移就長安慈恩寺任上座，又由右仆射褚遂良書寫刻碑，樹立于大雁塔側。其三，顯慶元年，他就唐高宗以世俗法律制裁僧人的敕令和佛道次序問題，一并陳奏"于國非便"。唐高宗答應廢止以世俗法律制裁僧人，"但佛道名位，先朝處分，事須平章（討論研究）"。（《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九）玄奘雖然及身未能最終使皇室調整佛道名位，但由于所做的種種努力，與社會實際狀況契合，畢竟為問題的解決鋪平了道路。在他去世十年后的上元元年（674），唐高宗下敕說："公私齋會及參集之處，道士、女冠（女道士）在東，僧、尼在西，不須更為先后。"（王溥：《唐會要》卷四十九《僧道立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景云二年（711），唐睿宗對佛道二教重新評估，一視同仁，下《令僧道并行制》說："釋及玄宗（道教），理均跡異，拯人救俗，教別功齊。……自今每緣法事集會，僧、尼、道士、女冠等，宜令齊行并進。"（《全唐文》卷十八，年代參見《舊唐書》卷七《睿宗紀》）先朝遺留下來的基本國策，被后繼皇帝分步驟矯正了。

　　玄奘的弟子中，窺基和圓測學業(yè)有成，并駕齊驅。窺基在長安創(chuàng)立了法相宗（唯識宗、慈恩宗）。圓測是新羅國（朝鮮）的王孫，來中國后追隨玄奘學習佛教。玄奘去世后，圓測應武則天之召，來洛陽參與于闐（以今新疆和田縣為中心的民族政權）僧實叉難陀在皇宮內(nèi)大遍空寺翻譯《華嚴經(jīng)》的工作。萬歲通天元年（696）七月二十二日，圓測在洛陽佛授記寺去世，后在龍門石窟東山的香山寺北谷火化起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