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建筑之原始，究起自何時，殆將永遠籠罩于史前之玄秘中。“上古穴居而野處，后世圣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1]。此固為后世之推測，然其所說穴居之習，固無疑義，直至今日，河南山西一帶居民，穴居仍極普遍。宮室與穴居可以同時并存，未必前后相替也。

　　殷商以前，史難置信，姑集所紀。黃帝（公元前27世紀頃？），“邑于涿鹿之阿。遷陟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wèi)”，當時顯然未有固定之城郭宮室[2]。至堯之時（公元前23世紀頃？），則“堂崇三尺，茅茨不剪”[見注2]，后世雖以此頌堯之儉德，實亦可解為當時技術(shù)之簡拙。至舜所居，則“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見注2]。舜“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初期之都市已開始形成。“禹卑宮室，致費于溝淢”[3]，則因?qū)m室已漸華侈，然后可以“卑”之。

　　至殷代末年（公元前12世紀頃），紂王廣作宮室，益廣囿苑，“南距朝歌，北據(jù)邯鄲及沙丘，皆為離宮別館”[4]。然周武王革命之后，已全部被毀?；幼猿r“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而傷之[5]。其后約三千年，乃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予以發(fā)掘，發(fā)現(xiàn)若干建筑遺址。其中有多數(shù)土筑殿基，上置大石卵柱礎(chǔ)，行列井然。柱礎(chǔ)之上，且有覆以銅櫍者。其中若干處之木柱之遺炭尚宛然存在，蓋兵亂中所焚毀也。除殿基外，尚有門屋，水溝等遺址在。其全部布置頗有條理[6]。后代中國建筑之若干特征，如階基上立木柱之構(gòu)架制，平面上以多數(shù)分座建筑組合為一院之布置，已可確考矣。

　　與殷末約略同時者，有周文王之祖父太王由原始穴居之情形下，遷至岐下，相量地畝，召命工官匠役，建作家室宗朝門庭，詠于《詩經(jīng)》[7]。

　　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在今長安之南?！对娊?jīng)》亦有賦此區(qū)域之建筑者[8]。

　　據(jù)《詩經(jīng)》所詠，得知陜西一帶當時之建筑乃以版筑為主要方法，然而屋頂之如翼，木柱之采用，庭院之平正，已成定法。豐鎬建筑雖已無存，然其遺址尚可考。

　　文王于營國筑室之余，且與民共臺池鳥獸之樂，作靈囿，內(nèi)有靈臺靈沼，為中國史傳中最古之公園[9]。

　　成王之時，周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10]。此為我國史籍中關(guān)于都市設(shè)計最古之實錄。

　　都市之制：天子都城“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jīng)九緯，經(jīng)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11]。蓋自三代以降，我國都市設(shè)計已采取方形城郭，正角交叉街道之方式。

　　[1]《易·系辭》。

　　[2]《史記·五帝本紀》。

　　[3]《史記·夏本紀》。[4]《史記·殷本紀》。[5]《史記·宋微子世家》。

　　[6]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安陽發(fā)掘報告》。

　　[7]《詩·大雅·文王之什》。

　　[8]《詩·小雅·祈父之什斯干篇》。

　　[9]《孟子·梁惠王上》。

　　[10]《史記·魯周公世家》。

　　[11]《周禮·考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