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明園雖以歐式建筑為點綴，各地教會雖建立教堂，然洋式建筑之風至清中葉猶未盛。自清末季，外侮凌夷，民氣沮喪，國人鄙視國粹，萬事以洋式為尚，其影響遂立即反映于建筑。凡公私營造，莫不趨向洋式。然在當時外人之執(zhí)營造業(yè)者率多匠商之流，對于其自身文化鮮有認識，曾經建筑藝術訓練者更乏其人。故清末洋式之輸入實先見其渣滓。然數十年間正式之建筑師亦漸創(chuàng)造于上海租界，洎乎后代，略有佳作。

　　清宣統(tǒng)間，建大理院于北京，規(guī)模宏大，為文藝復興式雖非精作，材料尤非佳選，然尚不失規(guī)矩準繩，可稱為我國政府近代從事營建之始。至如參謀本部，財政部等官署，皆約略同時者也。

　　民國初年，北京正陽門甕城之拆除，兩側增辟門洞，但保存箭樓，作為紀念建筑，由內務總長朱啟鈐主持其事，由瑞典建筑師史達克（Stark）設計監(jiān)工，頗費慎思，為市政上一新獻。

　　至國人留學歐美，歸國從事建筑業(yè)者，貝壽同實為之先驅，北京大陸銀行為其所設計。歐美同學會則就石達子廟重修改造，保留東方建筑之美者也。民國十一二年頃，關頌聲自美國歸來，組織基泰工程公司，建樹于津滬頗多。其后留學生中學習建筑者漸眾。然在此時，歐美建筑師之在華者已漸著意我國固有建筑之美德，而開始以中國建筑之部分應用于近代建筑，如北京協和醫(yī)學院，燕京大學，南京金陵大學，成都華西大學，皆其重要者也。然而此數處建筑中，頗呈露出其設計人對于我國建筑之缺乏了解，如協和醫(yī)學院與華西大學，僅以洋房而冠以中式屋頂而已。至如燕京大學，則頗能表現我國建筑之特征，其建筑師Murphy，以外人而臻此，亦堪稱道；然其所作南京陣亡將士紀念塔，則比例瘦弱，細節(jié)纖靡，而立塔地位未能選置高聳之處，而幽處山懷，亦其缺點也。

　　國民政府成立以競選方式征求孫中山陵墓圖樣，建于南京紫金山，中選人呂彥直，于山坡以石級前導，以達墓堂。墓堂前為祭堂，其后為墓室。祭堂四角挾以石墩，而屋頂及門部則為中國式。祭堂之后，墓室上作圓頂，為純粹西式作風。故中山陵墓雖西式成分較重，然實為近代國人設計以古代式樣應用于新建筑之嚆矢，適足以象征我民族復興之始也（第190圖）。

　　自此以后，南京新都建設中，創(chuàng)作頗多。范文照、趙深設計之鐵道部已表示對于中國建筑方法與精神有進一步之了解。楊廷寶之中央醫(yī)院與趙深之外交部，均以歐式體干，而綴以中國意趣之雕飾，能使和諧合用，為我國實用建筑別辟途徑。至若徐敬直、李惠伯之中央博物館，乃能以遼、宋形式，托身于現代結構，頗為簡單合理，亦中國現代化建筑中之重要實例也（第191圖）。

　　在現代式建筑方面，如李惠伯之南京農業(yè)試驗所，童寯之上海大戲院，梁思成之北京大學學生宿舍，均平素去雕飾，而純于立體及表面之比例、布置之權衡上發(fā)揮其圖案效果。陸謙受各地之中國銀行有其一貫之風格，謹嚴素雅，不陷俗套。

　　在市政設計方面，南京原有全部首都計劃，惜未能實行，而各部院各行其是，故各個建筑雖有其獨到之優(yōu)點，然就全市言，乃毫無聯系，漫無組織，不唯財力浩費，抑在行政效率上，亦因而受其影響，是可惜也。

　　上海市中心區(qū)董大酉設計，乃能在同一計劃之下逐步完成，雖規(guī)模較小于南京甚遠，然因能按部實現，故能呈現雄偉之氣概。使南京亦以整個計劃設施，則其氣概之雄偉又將何如？

　　在古建筑之修葺方面，劉敦楨、盧樹森之重修南京棲霞寺塔，實開我修理古建筑之新紀元。北京故都文物之整理，由基泰工程司楊廷寶與中國營造學社劉敦楨、梁思成等共負設計之責，曾修葺天壇、國子監(jiān)、玉泉山、各牌樓、五塔寺等處古建筑。計劃而未實現重修者如曲阜孔廟，曾一度擬修，由梁思成計劃。此外如杭州六和塔，趙縣大石橋，登封觀星臺，長安小雁塔等等，皆曾付托中國營造學社計劃，皆為戰(zhàn)事驟起，未克實現。梁思成、莫宗江設計之南昌滕王閣（第192圖）則為推想古代原狀重建之嘗試計劃也。

　　在中國建筑之研究上，朱啟鈐、周詒春于民國十七年創(chuàng)立中國營造學社，糾集同志，從事研究已十余年于茲。其研究之結果，將來無論在古物之保存上，或在新建筑之產生上，或均能于民族精神之表現有重大之影響也（第193—197圖）。

　　梁思成1944年于四川李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