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平

　　(100037，北京市，首都師范大學歷史系)

　　關于武則天的宗教信仰問題，歷來頗受學界的關注，傳統(tǒng)觀點多認為武則天佞佛抑道，對此已經(jīng)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提出了不同看法。從泰山保留下來的歷代帝王行道的碑刻來看，武則天對道教是頗為迷信的。她不但親臨泰山參加了封禪大典，而且還9次派遣道士赴泰山行道，是唐代奉祀泰山最勤的統(tǒng)治者。這些活動除帶有濃厚的宗教信仰的色彩外，還具有強烈的政治意味，這對于我們更好地理解武則天的宗教信仰頗有裨益。

　　一

　　泰山為五岳之尊，歷代帝王都非常重視泰山封禪和行道活動，留下來了大量的石刻碑記。在陳垣先生主持編集的《道家金石略》中，收錄了有關唐代諸帝派遣使者前往東岳泰山行道祈?；顒拥谋?，約有21件，分別為高宗朝2件，武周朝7件，中宗朝3件、睿宗朝2件、玄宗朝3件、代宗朝2件、德宗朝2件。（陳垣《道家金石略》唐部分。文物出版社，1988）其中高宗、武周朝的9次泰山行道活動，明顯都與武則天有關，其頻度大大高于唐代道教鼎盛時期的玄宗時代。為了更好地分析這9件與武則天有關的泰山道教石刻，茲列表如下：

　　從這9次泰山行道的碑刻記載來看，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朝廷所派遣使者的身份。其中主要是道士，他們大都屬于皇室御用道士，有的還是道教中的頭面人物，在當時的宗教界具有很大的影響。

　　如主持顯慶六年（661）行道活動的東岳先生郭行真，是當時著名的道教徒，隸屬于西華觀道士。參加這次行道活動的還有同行弟子陳蘭茂、杜知古、馬知止等人。關于郭行真其人，據(jù)唐人劉肅《大唐新語》卷二"極諫第三"載："始，則天以權變多智，高宗將排群議而立之。及得志，威福并作，高宗舉動，必為掣肘。高宗不勝其忿。時有道士郭行真出入宮掖，為則天行厭勝之術。內(nèi)侍王伏勝奏之。高宗大怒，密召上官儀廢之，因奏：'天后專恣，海內(nèi)失望，請廢黜以順天心。'高宗即令儀草詔，左右馳告則天，遽訴。詔草猶在，高宗恐其怨懟，待之如初，且告之曰：'此并上官儀教我。'則天遂誅儀及伏勝等，并賜太子忠死。自是政歸武后，天子拱手而已，竟移龜鼎焉。"（此事在《新唐書》卷七六《后妃上·則天武皇后傳》和《資治通鑒》卷二○一高宗麟德元年中也有相同的記載，應該都是根據(jù)《大唐新語》的這則記載。）

　　所謂"厭勝之術"，是模仿所忌恨者制成小人，書其姓名，釘其身心，咒其速死的一種巫術。郭行真能夠自由出入宮掖，并利用道術為武則天的政治活動服務，可見他與武則天有非常密切的關系。后來，這個在當時具有很大影響的道教徒竟然棄道歸佛，在當時的宗教界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就在他棄道歸佛之后不久，又發(fā)生了道士杜乂于萬歲通天元年（696）上表乞為僧人的事件。（[宋]贊寧《宋高僧傳》卷十七《玄嶷傳》。中華書局，1987年，414頁）成為轟動當時宗教界的大事。

　　主持儀鳳三年行道活動的葉法善，是唐代大名鼎鼎的道教徒。新、舊《唐書》都有他的傳，另外還有唐玄宗御制的《葉法善碑》。唐代關于他的傳說也很多。葉法善（616-702），字道元，一字太素，祖籍南陽葉縣人，后遷居處州括蒼。據(jù)唐人薛用弱《集異記》補編《葉法善》條稱："四代修道，皆以陰功密行及劾召之術救物濟人"；《舊唐書》卷一九一《方伎·葉法善傳》也稱："自曾祖三代為道士，皆有攝養(yǎng)占卜之術。"從有關記載來看，其祖乾昱、曾祖道興、祖國重、父慧明，下及法善（[唐]李邕《唐有道先生葉國重墓碑》。見陳垣《道家金石略》唐部分，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04-105頁），法善侄仲容（[唐]薛用弱《集異記》補編《葉法善》。中華書局，1980年，第18頁），以及其后人葉朗清、葉惠光、葉仙靈、葉修然、葉齊真、葉招福、葉招善、葉思庭、葉待賢、葉待正、葉庭芝、葉萬春、葉光超等都是道士（《宣陽觀鐘銘》，見陳垣《道家金石略》唐部分。文物出版社，1988年，161-162頁），是一個典型的道士世家。葉法善道術高明，在當時頗有名氣，曾參與唐代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的政治斗爭，得到李唐皇室的寵信。據(jù)《舊唐書·葉法善傳》載："法善少傳符箓，尤能厭劾鬼神。顯慶中（656-661），高宗聞其名，征詣京師，將加爵位，固辭不受。求為道士，因留在內(nèi)道場，供待甚厚。時高宗令廣征諸方道術之士，合煉黃白。法善上言：'金丹難就，徒費財物，有虧政理，請覈其真?zhèn)巍?帝然其言，因令法善試之，由是乃出九十馀人，因一切罷之。法善又嘗于東都凌空觀設壇醮祭，城中士女競往觀之，俄頃數(shù)十人自投火中，觀者大驚，救之而免。法善曰：'此皆魅病，為吾法所攝耳。'問之果然。法善悉為禁劾，其病乃愈。法善自高宗、則天、中宗歷五十年，常往來山中，數(shù)召入禁中，盡禮問道。然排擠佛法，議者或譏其向背。以其術高，終莫之測。睿宗即位，稱法善有冥助之力，先天二年（713），拜鴻臚卿，封越國公，仍舊為道士，止于京師之景龍觀，又贈其父為歙州刺史。當時尊寵，莫與為比。"開元八年（720），葉法善卒，玄宗特下詔悼念，并追贈越州都督。后來唐玄宗、肅宗還曾撰有《葉法善像贊》予以追念。直到宋代，葉法善還受到統(tǒng)治者的尊崇，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正月，封致虛見素法師，宣和二年（1120）六月，又加封靈虛見素真人。

　　雖然儀鳳行道碑并沒有明確說明這次活動與武則天有關，但從有關記載來看，從顯慶五年（660）開始，唐高宗有意識地讓武則天參與朝政；到麟德元年（664），"政無大小，皆與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以至"中外謂之'二圣'"。（《資治通鑒》卷二○○。中華書局，1956年，6343頁）像派遣葉法善于泰山行道這樣的大事，武則天是不會不知道的。另據(jù)《太平廣記》卷二十六《葉法善》條載："則天征[葉法善]至神都，請于諸名岳投奠龍壁。"儀鳳泰山行道，大概就是其中之一。

　　主持圣歷元年行道活動的大桓觀主桓道彥，也是當時京城著名道徒。他和朝士來往密切，著名儒生、朝廷大臣王紹宗就和他關系密切，王紹宗之兄隱居中岳的太和先生王玄宗臨終之際，桓道彥在側，聆聽了遺囑。（王紹宗《大唐中岳隱居太和先生瑯耶王征君臨終口授銘并序》，見周紹良主編《唐代墓志匯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44頁）高宗、武周、中宗時期，佛道斗爭劇烈、。在當時的佛道之爭中，桓道彥是一位頗為引人注目的活躍分子。他除了主持了圣歷泰山行道活動外，還在神龍元年（705），中宗詔僧道定奪《化胡成佛經(jīng)》真?zhèn)螘r，據(jù)理力爭。當時，和尚道士盛集內(nèi)殿，互作辯論，爭執(zhí)難下。同年九月十四日，中宗下令："仰所在官吏廢此偽經(jīng)，刻石于洛京白馬寺，以示將來。"洛京大恒道觀主桓道彥等上表固執(zhí)。（《宋高僧傳》卷十七《法明傳》，415-416頁。書中寫作桓彥道，《佛祖通載》作桓道彥。另據(jù)泰山行道碑《岱岳觀碑（五）》及《王征君臨終口授》當作桓道彥。）洛陽大恒道觀是當時的一座著名的國立官道觀，經(jīng)常為皇室服務，除了圣歷行道外，還參預了長安四年十一月、中宗神龍元年、玄宗開元十九年（731）的泰山行道活動。

　　另外，像主持了天授行道的金臺觀主中岳先生馬元貞、主持了萬歲通天二年行道的東明觀三洞道士孫文俊、主持了久視二年行道的東都青元觀主麻慈力、主持了長安元年行道的金臺觀主趙敬，以及主持了長安四年九月行道的內(nèi)供奉、襄州神武縣云表觀主玄都大洞叁景弟子、中岳先生周玄度，金州西城縣玄宮觀道士梁悟玄等，也都是當時著名的道士。他們所在的道觀，也都是當時著名的國立官道觀。其中金臺觀參預了兩次泰山行道活動，是一座頗為引人注目的道觀；云表觀主周玄度的身份還是內(nèi)供奉，也是可以自由出入宮廷的御用道士；最可值得注意是，在久視二年和長安元年的行道活動中，還出現(xiàn)了一類"侍者道士"麻宏信、劉守貞、王懷亮等，關于侍者道士，不見他書記載，大概也是能夠自由出入宮掖、侍奉帝后、為皇室服務的御用道士。（參閱拙著《唐代道士獲贈俗職、封爵及紫衣、師號考》?！段墨I》2000年第3期）

　　除了由道士主持行道活動外，還有宦官和地方官員參與此事。宦官一般是由中央派遣隨道士一同前往的，比較重要的行道活動一般都派宦官一同前往。如天授行道，因大周革命，派內(nèi)品官楊君尚、歐陽智琮一同前往；長安四年十一月行道，派承議郎行宮闈令劉德慈、郤□□等一同前往，目的都是為了鄭重其事。而地方官參與協(xié)辦此事，則是為了從人才、物力和財力方面予以充分的保證。這些地方官都臨時加以專檢校、專當官、祗承官、專管官等差遣，專辦齋醮、造像、勒石等事宜。

　　二

　　從這9次泰山行道的活動內(nèi)容來看，可以清楚地反映出皇室行道的一定儀規(guī)和程式，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

　　1．齋醮。唐代是道教齋醮制度漸趨成熟和完善的重要時期。所謂"齋"即齋戒；"醮"為醮法，是以供養(yǎng)來通神的法術，通常齋醮并行。據(jù)《無上黃箓大齋立成儀》卷十六說："燒香行道，懺罪謝愆，則謂之齋；延真降圣，祈恩請福，則謂之醮。齋醮儀軌，不得而同。"（《道藏》第9冊第478頁）齋法講究嚴修，醮儀要求竭誠。"齋以謝咎，醮以度厄。"這就是所謂"齋有法，醮有儀"（《中都十方大天長觀普天大醮感應碑》。見《道藏》第19冊第720頁），各有一套科儀格式。據(jù)《隋書》卷三十《經(jīng)籍志》四解釋："其潔齋之法，有黃箓、玉箓、金箓、涂炭等齋。為壇三成，每成皆置綿蕝，以為限域。傍各開門，皆有法象。齋者亦有人數(shù)之限，以次入于綿蕝之中，魚貫面縛，陳說愆咎，告白神祗，晝夜不息，或一二七日而止。其齋數(shù)之外有人者，并在綿蕝之外，謂之齋客，但拜謝而已，不面縛焉。而又有諸消災度厄之法，依陰陽五行數(shù)術，推人年命書之，如章奏之儀，并具贄幣，燒香陳讀。云奏上天曹，請為除厄，謂之上章。夜中，于星辰之下，陳設酒脯麥餌幣物，歷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為書如上章之儀以奏之，名之為醮。"由此可見，齋法與醮儀，都是道教的祭祀儀式，僅功用不同而已。道教崇敬神仙，注重祭祀祈禱，建齋設醮。到隋唐時期，齋醮儀軌逐漸發(fā)展成為道教常行的科儀。

　　唐代是道教發(fā)展的鼎盛時期，道教齋醮活動亦日趨盛行。唐玄宗御敕編撰的《唐六典》將道教齋醮科儀列為國家祀典，其記齋醮科儀內(nèi)容為："齋有七名：其一曰金箓大齋，調和陰陽，消災伏害，為帝王國主延祚降福。其二曰黃箓齋，并為一切拔度先祖。其三曰明真齋，學者自齋，齋先緣。其四曰三元齋，正月十五日天官為上元，七月十五日地官為中元，十月十五日水官為下元，皆法身自懺愆罪焉。其五曰八節(jié)齋，修生求仙之法。其六曰涂炭齋，通濟一切急難。其七曰自然齋，普為一切祈福。"（《大唐六典》卷四。三秦出版社，1991年，第101-102頁）

　　唐代帝后崇信齋醮祈福禳災的功效，為求自身的福壽和國家的太平，對齋醮活動頗為重視。號稱五岳之尊的泰山，歷來被認為是吉祥之地，是神的化身，它能知天意、占吉兇，因而歷代帝王不是親自登臨，就是經(jīng)常派遣使者祭告，祈求泰山神靈賜福，以永保江山社稷的穩(wěn)固。唐代帝王也非常重視泰山行道，尤其是高宗、武則天統(tǒng)治時期，泰山齋醮活動更加頻繁。

　　唐代帝后泰山齋醮，始于高宗、武后時期。高宗顯慶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敕使東岳先生郭行真，弟子陳蘭茂、杜知古、馬知止，奉為皇帝、皇后七日行道，"此為泰山設醮之始"。（[清]王昶編《金石萃編》卷五三，中國書店，1985年）之后武則天更是頻繁地派遣使者前往泰山齋醮祈禱。

　　唐代皇室泰山行道最重視金箓齋。長安元年，于太山靈壇修金錄（箓）寶齋三日三夜，又□觀側靈場之所設五岳一百廿槃醮禮，金龍玉璧并投山；長安四年十一月，建金箓大齋四十九日，行道設醮，奏表投龍薦璧。金箓齋的主要功能是祈禳，祈求神真保佑帝王，安民鎮(zhèn)國。據(jù)唐末道士杜光庭所撰的《金箓齋啟壇儀·序事》說："金箓為國主帝王鎮(zhèn)安社稷，保佑生靈，上消天災，下禳地禍，制御劫運，寧肅山川，摧伏妖魔，蕩除兇穢。"（《道藏》第9冊第67頁）所以，凡三元日和皇帝誕日，要例行金箓大齋，為國祈禱。據(jù)張澤洪先生研究："凡出現(xiàn)五星失度，四氣變常，二象不寧，兩曜孛蝕，天傾地震，川竭山崩，水旱為災，螟蝗害稼，疫毒流布，兵革四興，猛鷙侵凌，水火漂灼，冬雷夏雪，彗勃呈妖等自然變異，都要到名山洞府，古跡水鄉(xiāng)，精備信儀，按遵科典，修金箓寶齋，拜天謝過，以禳卻氛邪，解銷災變。唐代的金箓齋辭皆為皇帝、諸王公主、文武職僚懺罪祈福，祝愿宗廟安寧、帝圖遐遠，圣躬萬壽，四海和平。而金箓齋的投簡儀，是上啟天地水三官，祈禳皇帝邦基磬固，國壽天齊，動植沾恩，華夷蒙潤。祈求上天普降甘露，使毒癘屏消，吉祥蕃委，一切含生，并登道岸。"（張澤洪《道教齋醮科儀研究》。巴蜀書社，1999年，第245頁）

　　圣歷行道，也設金箓寶齋河圖大醮，漆日行道，兩度投龍，儀式有加。關于河圖醮，還見于儀鳳行道，修齋設河圖大醮，作功德十二夜。所謂河圖醮，雖未詳其壇位儀式，但在劉宋太極太虛真人《洞玄靈寶道學科儀》卷下《醮請品》中即有此醮之記載，大約在南北朝時道教的醮請法門已有五帝醮、七星醮、六甲醮、三師醮、五岳醮、三皇醮、三一醮、河圖醮、居宅醮、三五醮等等名目，前四醮是請?zhí)焐?，后六醮是請地神。設金箓寶齋河圖大醮，齋醮并行，告天謝地，這是唐代泰山行道常見的一種儀式。

　　此外，長安四年九月行道，自于名山大川投龍璧，修無上高元金玄玉清九轉金房度命齋叁日叁夜行道，陳設醮禮。據(jù)《金箓大齋啟盟儀》載："齋法見于道家者，凡二十有七品，其源出于靈寶，一曰太真齋，二曰上清齋，三曰大洞齋，四曰金房齋，此四齋者，不假人為，與天為徒，所謂內(nèi)齋者也。"此齋大約就是金房齋的一種，屬于道教內(nèi)齋。

　　2．投龍。唐代道教齋醮中，還有一項投龍儀式，以告謝天地。投龍儀式是將寫有消罪愿望的文簡和玉璧、金龍、金鈕，用青絲捆扎，舉行醮儀后，投入名山大川、岳瀆水府，作為升度之信，以奏告三元。投龍儀式多用于國家齋醮，以祈求保安宗社。投龍地點多在道教的洞天福地。杜光庭在《天壇王屋山圣跡序》中說："國家保安宗社，金箓籍文，設羅天之醮，投金龍玉簡于天下名山洞府。"（[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九三一。中華書局，1983年，第9703頁）道教的投龍儀式源于天、地、水三官信仰，劉宋時已初步形成投龍祭祀儀式。到唐代，祭天、地、水的投龍儀式，已成為國家齋醮祭祀大典。唐代有祭五岳、四鎮(zhèn)、四海、四瀆之制，道教認為五岳皆有洞府，是投龍的最佳之處，所以規(guī)模最大的投龍儀式常在五岳舉行，其中尤以泰山投龍活動最為頻繁，也最為隆重。

　　唐代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齋醮投龍儀式是在武則天統(tǒng)治時期。天授二年，武則天以大周革命，敕命金臺觀主馬元貞往五岳四瀆投龍，作功德。馬元貞等在東岳泰山舉行章醮投龍，作功德十二晝夜；之后，順便謁孔夫子廟，題石記之；又作功德于淮瀆，為國章醮、投龍；次年，又于濟瀆廟中行道，設齋醮、投龍、作功德。此外，圣歷行道，更是兩度投龍，儀式有加。另外，久視二年（701）正月，派遣東都都青元觀主麻慈力，內(nèi)赍龍璧、御詞、繒帛及香等物，往泰山齋醮投龍；長安元年十二月，也舉行了金龍玉璧的投山儀式；長安四年玖月敕令，于名山大川投龍璧，泰山齋醮投龍也在其中。長安四年十一月行道，設醮，奏表投龍薦璧。這些活動都曾勒石題名，傳諸后世。

　　現(xiàn)存河南省博物館的投龍金簡實物，1982年5月發(fā)現(xiàn)于河南登封中岳嵩山峻極峰北側，是武則天命道士胡超投于嵩山的。金簡長36.3cm,重247g,雙鉤鐫刻投龍文63字,內(nèi)容是："上言：大周國主武曌，好樂真道，長生神仙，謹詣中岳嵩高山門，投金簡一通，乞三官九府除武曌罪名 太歲庚子七月甲申朔七日甲寅小使臣胡昭(超)稽首再拜謹奏。"（《河南日報》1982年11月20日，陳垣《道家金石略》唐部分，93頁）

　　這通金簡的發(fā)現(xiàn)，為我們研究武則天時期派遣道士于天下名山大川齋醮投龍的活動，提供了生動的實物資料。

　　3．造像、寫經(jīng)。關于造像與寫經(jīng)，饒宗頤先生曾有論述："唐時道士建醮，必造元始天尊像并壁畫，敬書《本際經(jīng)》、《度人經(jīng)》，習以為常。"（饒宗頤《吳縣玄妙觀石礎書跡》，《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74年2月第45本第2分）從武則天派遣道士泰山行道的活動來看，此論斷頗有見地。如：

　　顯慶行道，造素（塑）像一軀、二真人夾侍。

　　儀鳳行道，敬造壁畫、元始天尊、萬福天尊象兩鋪。

　　天授行道，于岱岳觀造元始天尊像一鋪、并二真人夾侍；于濟瀆廟以□彩造元始天尊并夾侍二仙。

　　萬歲通天行道，造石天尊像壹軀、并二真夾侍。

　　圣歷行道，用齋醮物奉為天冊金輪圣神皇帝敬造等身老君像壹軀、并二真人夾侍。

　　長安元年行道，又□鎮(zhèn)彩紗繒敬造東方玉寶皇上天尊一鋪，并二真人仙童玉女等夾侍，□□□□供養(yǎng)。

　　長安四年行道，以本命鎮(zhèn)彩物奉為皇帝敬造石玉寶皇上天尊一鋪十事，并壁畫天尊一鋪廿二事，敬書本際經(jīng)一部，度生經(jīng)千卷，以茲功德，奉福圣躬。

　　從以上這些記載來看，武則天時泰山造像，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壁畫；一類是雕塑，雕塑又可分塑像和雕像，塑像一般為泥塑彩繪，雕像一般為石雕彩繪。凡造像少者止一軀，多則謂之一鋪。造像形象形式多樣，有：元始天尊、萬福天尊、老君像、東方玉寶皇上天尊、玉寶皇上天尊（與前者大概是同一類）、真人、仙童、玉女等。

　　寫經(jīng)僅見于長安四年十一月行道。所書《本際經(jīng)》，是唐代道教的一部重要經(jīng)書，由隋及初唐道士劉進喜、李仲卿等所造作，此經(jīng)吸收了佛教與玄學的思想，反映了南北道教各系傳承的交融與大一統(tǒng)局面，大大提高了道教的理論思維水平。從近代敦煌石窟所發(fā)現(xiàn)的《本際經(jīng)》寫本來看，卷帙甚多，累計已達106件，約占敦煌道書卷子的1/4，其中就有武則天時書寫的。（姜伯勤《〈本際經(jīng)〉與敦煌道教》、《論敦煌本〈本際經(jīng)〉的道性論》，《敦煌藝術宗教與禮樂文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度生經(jīng)》，大約就是《度人經(jīng)》。《度人經(jīng)》，原名《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jīng)》，后來又名《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jīng)》，簡稱《度人經(jīng)》，該經(jīng)為靈寶經(jīng)系之首經(jīng)，大約形成于魏晉南北朝時期。后來被奉為道教首經(jīng)、萬宗之宗。（李養(yǎng)正《道教概說》。中華書局，1989年，第351-354頁）唐代規(guī)定："諸色人中有情愿入道者，但能暗記《老子經(jīng)》及《度人經(jīng)》，灼然精熟者，即任入道。"（《唐會要》卷五十《尊崇道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016頁）可見入道的標準之一就是必須精通《度人經(jīng)》。該經(jīng)以尊崇元始天尊為至高無上之神，宣揚"仙道貴生，無量度人"之旨，據(jù)說："聞之者神襟明暢，飄然有飛躍騰凌之意；聽之則神和于內(nèi)，氣逸于外?？梢灾碌?，可以延齡。……故能保制劫運，召役鬼神，招真集靈，通神達妙，無所不能。萬魔睹之以摧伏，百神仰之以朝宗。"（杜光庭《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jīng)序》?！度莆摹肪砭湃腥A書局，1983年，第9707頁）教人們皆當齊心修齋，六時行香，誦念道經(jīng)，以求降福消災，登真成仙，所以受到唐人的重視。

　　4．刻石記錄。當齋醮、投龍、造像、寫經(jīng)等一系列行道活動完畢后，一般都要勒石紀功。內(nèi)容有：行道時間、行道目的、祥瑞、主持行道者和參與行道者，等等。正是這些行道石刻碑記，為我們研究武則天時期泰山行道活動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三

　　武則天之所以如此頻繁地派遣使者赴泰山行道，主要是出于兩個目的：一是武周革命；二是長生延壽。從這9次泰山行道活動的內(nèi)空來看，可以清楚地反映出高宗、武則天統(tǒng)治時期政壇的新動向。

　　顯慶行道反映了武則天在政壇上逐漸崛起的歷史事實。唐代帝后泰山行道活動始于高宗顯慶六年二月，就在這月宣布改元為龍朔，所以也稱為龍朔元年。顯慶行道的背景正好反映了武則天從政壇上逐漸崛起的過程。武則天永徽六年（655）被立為皇后，顯慶五年，"冬，十月，上（唐高宗）初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胡三省甚至認為："后移唐祚，至是而勢成。"（《資治通鑒》卷二○○高宗顯慶五年十月條，6322頁）就在次年的二月，高宗、武后就派遣道士郭行真赴泰山為皇帝、皇后行道。這里把高宗與武后并列，是頗為值得注意的一個現(xiàn)象?？疾焯拼酆筇┥叫械辣洠挥兄凶诔羞^這種情況，而中宗朝之所以會出現(xiàn)類似情況，是與韋后在當時政壇上的物殊地位有關的。聯(lián)系到郭行真乃武則天所寵信的道士這樣一個角色，這就有理由使我們認為這次泰山行道活動，實際上反映了武后在政治上的地位正在崛起并逐漸得到鞏固這樣一個歷史事實。

　　就在顯慶行道以后不久，武則天又建議泰山封禪。封禪大典是一個王朝規(guī)格最高、規(guī)模最宏大、用人最多，最能展現(xiàn)皇帝治國安邦輝煌業(yè)績的一次至高無上、代表國家面貌和皇帝德能的聲勢浩大的慶典活動。封禪活動并不是所有皇帝都能舉辦的典禮，在此之前，也才不過有十多個皇帝登封泰山。唐太宗一生都想舉辦封禪，但由于初唐承大亂之后，百廢待興，條件一直不具備，也就始終未能成行。而就在武則天輔佐唐高宗治理國家以后不久，就出現(xiàn)了國泰民安，五谷豐登的祥和局面。麟德二年（665），"是歲大稔，米斗五錢，麰麥不列市"。（《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中華書局，1975年，第87頁）就在這年的冬十月，武則天向唐高宗提議請封禪，高宗馬上同意了武后的建議，立即發(fā)車駕東封。次年正月，"車駕至泰山頓，是日親祀昊天上帝于封祀壇，以高祖、太宗配饗。己巳，帝升山行封禪之禮。庚午，禪于社首，祭皇地祇，以太穆太皇太后、文德皇太后配饗；皇后（武則天）為亞獻"。（《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89頁）泰山封禪歷來是不準婦女參加的。而武則天參加封禪大典，在首開婦女參加封禪大典先河的同時，也向百官群臣和九州四夷以及所有臣服的屬國君主展示了自己杰出的政治才能。這為她后來順利登上皇帝寶座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天授行道反映了武則天革唐命、建立大周政權、正式登上皇帝寶座的歷史事件。垂拱四年（688）五月，獲"寶圖"于洛水，以為天授，稱之曰"天授圣圖"，武后加尊號為"圣母神皇"，又親自告謝昊天上帝。天授元年（690）改唐為周，武則天正式稱帝，上尊號為圣神皇帝。次年二月，武則天就派遣道士馬元貞攜弟子楊景初、郭希玄，以及內(nèi)品官楊君尚、歐陽智琮等往"五岳四瀆投龍，作功德"，告謝天地。在泰山，章醮投龍，作功德一十二日夜，又敕造石元始天尊像一鋪，并二真人夾侍。此后，馬元貞又謁孔子廟，還在淮河、濟水等地行道，祥瑞頻現(xiàn)，日抱戴、重暉、五色祥云、仙鶴回翔、天花舞空等，勒石紀銘，留下了記載。

　　武則天晚年的泰山行道次數(shù)明顯增加。武周朝泰山行道活動總共才7次，除了天授行道告大周革命成功外，其余6次都在697年以后，其中就有701年2次，704年也是2次。這6次泰山行道活動，除了因為武則天晚年身體健康狀況每況愈下，追求長生神仙，祈福延壽的動機日愈強烈之外，其實敏銳的歷史學家已經(jīng)覺察到："697年后，在官僚中，道教傾向已經(jīng)加強這樣一種時代氣氛。"（[韓國]任大熙《武后政權與山南、劍南--關于則天武后的僧侶招聘》，載《新韓學報》第22卷，1986）這種氣氛，是與武則天晚年在考慮接班人的人選問題上，日益傾向于還政于李唐的政壇新動向有關的。

　　武則天晚年，隨著年齡日愈增高，迷信道教金丹術、幻想長生不老之心日愈強烈。饒宗熙先生就曾指出："后（指武則天）末年多病，改事道教，冀求長生。"（饒宗熙《從石刻論武后之宗教信仰》，《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5卷3期，1974）她曾遣使召道士司馬承禎，是聞其有服餌之法；令道士葉法善采藥并遍禱名山，是由于他會煉金丹；召道士張果，是因為時人傳其有長年秘術；命方士武什方赴嶺南采藥煉丹，是其自言能合長年藥；以蒲輪征隱居豫章西山的道士胡惠超（這個胡惠超就是曾為武則天于中岳嵩山投龍章醮的那位道士胡超。據(jù)《朝野僉載》卷五載："周圣歷（698-700）年中，洪州有胡超僧出家學道，隱白鶴山，微有道術，自云數(shù)百歲。則天使合長生藥，所費巨萬，三年乃成。自進藥于三陽宮，則天服之，以為神妙，望與彭祖同壽，改元為久視元年（700）。放超還山，賞賜甚厚。服藥之后三年而則天崩。"），也是基于此。張易之、張昌宗兄弟受到晚年武則天的寵信的奧妙之一，也在于他們投其迷信羽化成仙之好，為她煉丹。（李斌城《武則天與道教》，見《武則天與文水》。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09頁）我們看到在這6次泰山行道碑中，盡是"永奉圣躬"、"伏愿我皇萬福，寶業(yè)恒隆"、"以茲功德，奉福圣躬"等祝福語；另外，像用齋醮物為武則天造等身老君像、用本命鎮(zhèn)彩物為武則天造天尊像、抄《本際經(jīng)》、《度生經(jīng)》等等，都是武則天為了祈求長生神仙而采取的一些舉動。

　　至于道教氣氛日愈加強，這是因為李唐王朝追認道教教主太上老君為祖，尊為"太上玄元皇帝"，宣布道教為本家宗教，同時道教對于李唐王朝來說是具有皇權象征意義的。但武則天改唐為周時，曾有意識地貶抑道教，如宣布取消老君"太上玄元皇帝"的尊號，頒布佛教因開革命之階而升于道教之上的政策，等等。而在697年以后，為了調和李、武矛盾和平衡佛、道之爭，在宣布道、佛齊重政策的同時，傾向于道教色彩的時代氣氛愈來愈濃厚。

　　總之，從泰山道教石刻可以看出武則天是頗為迷信道教的。她一生9次派遣道士赴泰山行道，不但是唐代奉祀泰山最勤的統(tǒng)治者，而且還曾親臨泰山參加了泰山封禪大典，打破了歷代封禪不準婦女參加的陳規(guī)，表現(xiàn)了極大的勇氣與反傳統(tǒng)精神。她巧妙地利用泰山行道為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服務，同時還利用泰山行道來祈求長生神仙。她是中國歷史上在泰山留下最多歷史痕跡的統(tǒng)治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