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天祥

　?。?24048，廣東湛江市，湛江師范學院歷史系）

　　唐代馬政的發(fā)展有兩個高峰期：一在太宗貞觀至高宗麟德年間，一在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在這兩個高峰期之間，則出現(xiàn)過一段為時約30年的低谷。這從唐人留下的第一手文獻中看得很清楚。張說《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jiān)牧頌德碑》說："大唐接周隋亂離之后，承天下征戰(zhàn)之弊，鳩括殘燼，僅得牝牡三千，從赤岸澤徙之隴右。始命太仆張萬歲葺其政焉。而奕代載德，纂修其緒，肇自貞觀，成于麟德。四十年間，馬至七十萬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設四十八監(jiān)以掌之。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幅員千里，猶為隘狹，更析八監(jiān)，布于河曲豐曠之野，乃能容之。于斯之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秦漢之盛，未始聞也。張氏中廢，馬官亂職，或夷狄外攻，或師圉內寇，垂拱之后，二十馀年，潛耗大半，所存蓋寡。……[開元]元年牧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匹。"（[清]徐松等：《全唐文》卷二二六。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382-2383頁。按：張說該文所說"河曲"，《新唐書o兵志》作"河西"，實誤；南宋王應麟《玉?！窂鸵u其誤。今人有釋"河曲"為"'河西九曲'，即今甘肅夏河縣南及青海省東北部"者<《天津師大學報》1983年4期《論唐代馬政與邊防的關系》文>，亦誤。此處之河曲，當指今陜西北部、寧夏黃河以東、內蒙古黃河以南的廣大地區(qū)，因地處黃河之南，史書中有時亦稱"河南"、"河南地"。又因河曲是唐初安置突厥降部的地方，突厥降部后來又在該地區(qū)發(fā)動叛亂，故《通鑒》、兩《唐書》言及河曲處甚多。別詳《舊書o王晙傳》、《通鑒》開元四年條等。又，高宗調露、永隆年間，突厥降部叛亂后，夏州群牧使安元壽奏言管區(qū)內一年多損失官牧馬18萬余匹，見《唐會要》卷七二，以及《唐六典》卷五"兵部o駕部郎中"條注云"鹽州使"統(tǒng)領八牧監(jiān)事，均可佐證張說頌文"河曲豐曠之野"的所在。其實，在張說頌文里面，還有"左驍衛(wèi)中郎將兼鹽州刺史、鹽州監(jiān)牧使張景遵"這樣的內證性文字。）

　　開元二十五年郄昂撰寫的《岐邠涇寧四州八馬坊頌碑》亦云："我有唐之新造國也，于赤岸澤僅得牝牡三千匹，命太仆張萬歲傍隴右訓字之。四十年間，孽息成七十萬六千匹。屬張氏替職，圉師敗官，馬之教駣，日失其序。逮開元初，唯得二十四萬匹，至十九年，復成四十四萬匹。今之盈縮，亦不甚過。"（《全唐文》卷三六一。第3670頁）

　　何以高宗后期以至整個武周時期，甚至包括皇祚短促的中宗、睿宗時期在內，唐代馬政的發(fā)展會出現(xiàn)這樣的逆轉？《新唐書o兵志》因襲郄昂頌文之說，亦以"萬歲失職，馬政頗廢"（[北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五○《兵志》。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338頁），即典掌非人為主因。今人唐長孺雖在《唐書兵志箋正》里指出過《兵志》之謬，認為張萬歲之后，夏州牧馬的大量死失，蓋"由于突厥之叛"，"此本意外之事，于張氏失職，統(tǒng)御非人無涉"。（唐長孺《唐書兵志箋正》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16頁）但受箋正這種特定體裁的限制，作者不可能在箋注中就此問題展開專題探討。這也就是說，盡管張說頌文對此時期馬政衰落原因有較多涉及，唐長孺先生的意見也有堅實的史實依據，但張說《頌文》和唐長孺《箋正》畢竟不是研究唐代馬政問題的專著專論，都只不過是點到為止而已。因此，對此時期馬政衰落的原因仍有做進一步具體分析深入探討的必要。

　　一

　　研讀史籍，知此時期馬政衰落的原因，實非緣于內附突厥部落叛亂一端，而整個河隴、河曲馬牧之地及其周邊戰(zhàn)爭狀態(tài)的長期存在，似應居其首位。眾所周知，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古代中原王朝的盛衰興亡和周邊游牧民族力量的盛衰消長總是息息相關，二者之間的連環(huán)性影響，陳寅恪早已指出過。探尋此時期馬政衰落的原因，二者之間的連環(huán)性影響也不能不注意。因為分布在農牧分界線邊緣地帶的河隴、河曲李唐皇家牧場，就處在唐王朝兩大勁敵即北邊的突厥和西南的吐蕃鉗形攻勢的夾擊包圍之中。欲說明其中的因果關系，就不能不從唐初馬牧的地域分布與突厥、吐蕃犬牙交錯的地理區(qū)位說起。

　　唐初皇家馬牧之地的分布，一如前揭張說頌文。其地理區(qū)位恰與古代最優(yōu)良的傳統(tǒng)畜牧基地大體重合，昔秦非子為周孝王牧馬的"千渭之間"，漢代牧師諸苑也多設在這里。惟《通典》卷二四"太仆卿"條注、《元和郡縣志》卷三"原州"條，謂貞觀中移馬牧于蘭、渭、原、秦四州，似與張說頌文州郡名稱不合，實則一也。考《舊唐書o地理志》，隋時的金城郡，即開元時的蘭州，管金城、狄道、廣武諸縣；隋時的隴西郡，即開元時的渭州，管襄武、隴西、鄣縣、渭源諸縣；隋時的平涼郡，即開元時的原州，管平高、平涼、百泉、蕭關諸縣；隋時的天水郡，即開元時的秦州，管上邽、成紀、清水、伏羌、隴城諸縣。張說頌文作為文人作品，習用州郡舊稱自無可非議。另據《元和志》卷三"原州"條記載，唐初監(jiān)牧地在"秦、渭二州之北，會州之南，蘭州狄道縣之西"，"東西約六百里，南北約四百里"。并"以原州刺史為都監(jiān)牧使，以管四使。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使在臨洮軍西二百二十里"。北使、東宮使則寄理原州城內。（[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59頁）這個范圍看來還不包括位于河曲地區(qū)的鹽、夏監(jiān)牧地。（另據《唐會要》卷七二、《冊府元龜》卷六二一永隆二年七月夏州群牧使安元壽奏言："從調露元年九月后至二月五日前，死失馬一十八萬四千九百匹"這條史料，張說所云析置八監(jiān)于河曲者，似又在夏州，不在鹽州?？贾T《舊唐書o地理志》，知夏州與鹽州，唐初皆為割據勢力梁師都的地盤，貞觀初平定梁師都，"復于鹽州舊城置鹽州及五原、興寧二縣，隸夏州都督府"。說明夏州與鹽州在歷史上有過隸屬關系；再者，《會要》、《元龜》所記為高宗永隆二年事，張說頌文所記為開元十三年事，前后相距四十五年，此期間河曲監(jiān)牧的隸屬關系抑或負責官員的稱謂當有變化，也可能河曲監(jiān)牧地先設于較邊遠的夏州，后又內移至鹽州。）其實，張說之文雖名為《隴右監(jiān)牧頌德碑》，但循名責實，則似稍有名實不副之嫌。因為其時監(jiān)牧的地域分布，早已超出了隴右道或隴山之西的范圍，不僅最初設立監(jiān)牧的州郡之一原州屬關內道而不屬隴右道，而且后來從原監(jiān)牧地析出的河曲八監(jiān)（在鹽、夏諸州，亦屬朔方地區(qū)），也不屬于隴右道而隸屬關內道，當然更不在隴山之西，而是遠在隴山的偏東北方。還有個別本屬關內道的州郡到開天時期又成了河西節(jié)度使管轄的地方，如會州。

　　橫跨河隴、朔方地區(qū)的有唐皇家馬牧之地及其與突厥、吐蕃占領區(qū)犬牙相臨的情勢，從玄宗朝為解決自高武以來的嚴重邊患問題而廣設邊鎮(zhèn)節(jié)度使的意圖即可看出。如《通鑒》卷二一五天寶元年正月條："河西節(jié)度，斷隔吐蕃、突厥，統(tǒng)赤水、大斗……八軍，……屯涼、肅、瓜、沙、會五州之境，治涼州，兵七萬三千人。""朔方節(jié)度，捍御突厥，統(tǒng)經略、豐安、定遠三軍，……屯靈、夏、豐三州之境，治靈州，兵六萬四千七百人。""隴右節(jié)度，備御吐蕃，統(tǒng)臨洮、河源……十軍，……屯鄯、廓、洮、河之境，治鄯州，兵七萬五千人。"至于部分監(jiān)牧所在的"河曲豐曠之野"，則更是唐初集中安置突厥降附部落的地方。貞觀初年，東突厥敗亡后，安置突厥降部"于朔方之地，自幽州至靈州"，置四州都督府（[后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一九四《突厥傳上》。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163頁），這其中就包括河曲在內。高宗"咸亨中，突厥有降者，皆處之豐、勝、靈、夏、朔、代六州"。（[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六。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6516頁）此六州中除代州外，余皆在河曲。再如調露元年在靈夏南境、夏州德靜縣以北設置的六胡州（魯、麗、塞、含、依、契六州），即后來的蘭池州督護府轄地，也是內附突厥的聚居之所。（《資治通鑒》卷二一二，開元九年四月條胡三省注。第6745頁）人所共知，河曲之外，即今內、外蒙古地區(qū)，原本就是突厥的故土。歷史經驗一再證明，如若突厥敗亡，"降者無異心，故得久安"；如其漠北殘部死灰復燃，形成氣候，日月滋久，必成大患，"虜牧南來"，內附降部"必為內應"，"必復叛去"，"實難制御"。（《資治通鑒》卷二一一。第6720-6721頁）永隆元年，突厥"迎頡利從兄之子阿史那伏念于夏州，將渡河立為可汗，諸部落復響應從之"（《舊唐書》卷一九四《突厥傳上》，第5166頁），就是例證?？芍回式祽艟拥睾忧?，其實是個具有潛在爆炸性危機的多事之區(qū)，此地的監(jiān)牧安全難有長久的保證。

　　其實，唐初突厥、吐蕃兩大勁敵的勢力也很強大，都有憑陵中原之志。尤其是突厥，"控弦百萬，北狄之盛，未之有也"，故其"高視陰山"（《舊唐書》卷一九四《突厥傳上》，第5163頁），深入內地，為患最烈。貞觀四年，唐王朝趁突厥內訌，眾叛親離，又"頻年大雪，六畜多死，國中大餒"之際（《舊唐書》卷一九四《突厥傳上》，第5163頁），命著名軍事家李靖統(tǒng)領大軍，犁庭掃穴，一舉蕩平。此后直至高宗調露元年突厥降部叛亂五十年間，塞北邊境晏然無事，烽煙不興。但自調露以后，其勢復熾，外攻內應，頻頻南犯，且愈演愈烈，監(jiān)牧馬匹也自然成為突厥搶掠的重要對象。高宗調露中突厥降部叛亂后，夏州一年多損失官牧馬18萬的事實就是最好的說明。（[北宋]王溥：《唐會要》卷七二。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第1302頁）這表明，高宗后期以降，河隴、朔方監(jiān)牧地的安全環(huán)境已不復存在。僅據《通鑒》、《舊書o突厥傳》統(tǒng)計，高宗調露以后迄玄宗開元以前，唐與突厥發(fā)生在河隴、朔方地區(qū)的戰(zhàn)事及突厥寇掠監(jiān)牧地及其周邊地區(qū)的事件約有：

　　再看吐蕃。初唐時節(jié)，吐蕃和唐王朝在西川地區(qū)也有過激烈的武裝沖突，但從貞觀唐蕃和親以后，雙方關系大體維持了四十年左右的和平。然自高宗咸亨元年薛仁貴征討吐蕃，兵敗大非川（青海湖之南）起，"吐蕃連歲寇邊"，"殺掠人吏"（《舊唐書》卷一九六《吐蕃傳上》，第5225頁），未有寧息。且彼時吐蕃地盤勢力比之唐初愈益擴張，"南臨天竺，西陷龜茲、疏勒等四鎮(zhèn)，北抵突厥。諸胡之盛，莫與為比"（《資治通鑒》卷二○二。北京：中華書局，1956，第6396頁），不僅成為唐王朝最強勁的對手，而且與其接壤的河隴監(jiān)牧地實已成為雙方對壘的前沿陣地。連有大軍屯駐的臨洮軍及其周邊地區(qū)，吐蕃鐵騎也敢頻頻進犯，而遠在臨洮軍西二百余里的皇家監(jiān)牧自當難逃厄運。彼時吐蕃對唐監(jiān)牧馬匹的覬覦，讀盛唐時期流傳于河隴邊塞地區(qū)、贊頌邊將哥舒翰英勇善戰(zhàn)，威震吐蕃的《哥舒歌》"至今窺牧馬，不敢過臨洮"]的詩句，亦不難知曉（有人釋"至今兩句，意謂胡騎所窺，不逾臨洮"；"牧馬，古也指胡騎的侵邊"[《唐詩三百首新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20頁]，完全是因襲舊說，罔顧歷史事實的臆解。其實，只要讀讀兩《唐書》，讀讀《哥舒翰傳》，史詩互證，自不難求得正解）。僅據《通鑒》、《舊書o吐蕃傳》統(tǒng)計，高宗咸亨以后迄玄宗開元之前，發(fā)生在河隴地區(qū)的唐蕃大戰(zhàn)和吐蕃寇掠河隴監(jiān)牧地及其周邊地區(qū)的事件約有：

　　以上大量事實表明，自高宗后期迄玄宗開元之前，干戈擾攘，邊患日深，河隴、朔方監(jiān)牧地受到了來自吐蕃、突厥南北兩大勁敵的巨大沖擊和破壞，安全環(huán)境和正常生產秩序不復再有，僅見之于記載的監(jiān)牧馬死失數(shù)即達20多萬匹，事態(tài)之嚴重可想而知。后來河隴、朔方監(jiān)牧地收縮內移，開元中在岐邠涇寧四州設立八馬坊，并將其中六坊設在天子腳下的京畿之地岐、邠二州，自應是鑒于河隴、朔方監(jiān)牧地嚴重外患長期不得消解而做出的迫不得已的選擇。

　　二

　　古代王朝大興馬政，當然首先都是為了滿足軍用征戰(zhàn)之需。唐王朝也不例外。因為自戰(zhàn)國騎戰(zhàn)取代車戰(zhàn)成為古代戰(zhàn)爭的主要形式以來，"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資治通鑒》卷二○二，第6388頁），早已成為人們的共識，尤其是追討游牧民族的鐵騎，更是這樣。因此，大凡出師征戰(zhàn)，都要征調監(jiān)牧馬匹充軍?！缎绿茣鴒兵志》："凡征伐而發(fā)牧馬，先盡精壯，不足則取其次"（《新唐書》卷五○，第1338頁）；《唐會要》卷72"諸監(jiān)馬印"條也有諸監(jiān)馬充"諸軍及充傳送驛者以'出'字印，并印右頰"（《唐會要》卷七二，第1305頁）的記載。《唐六典》卷17"太仆寺"條也有類似的說法。但是，如果過度地征戰(zhàn)，過度地消耗戰(zhàn)馬，必然會打破正常的供求關系，引起監(jiān)牧馬匹存欄數(shù)的大幅度銳減。雖然史書里缺乏這方面的數(shù)據記載，但根據此時期發(fā)生的一系列對外戰(zhàn)爭的記錄，尤其是多次大戰(zhàn)慘敗或全軍覆沒的記錄，似仍可推知其大略。

　　前面雖用表格形式列舉了此時期唐與突厥、吐蕃在河隴、朔方監(jiān)牧地及其周邊地區(qū)發(fā)生的一系列戰(zhàn)事及成敗結果，但實際上，高武時期的邊患和戰(zhàn)爭遠不止此，還有在西域地區(qū)和西突厥的沖突和戰(zhàn)爭，在今華北地區(qū)和突厥的多次沖突和戰(zhàn)爭，以及興兵攻打高麗、新羅的戰(zhàn)爭。更為嚴重的是武則天時期，位于東北方的奚、契丹強大起來，成為唐王朝的大患，發(fā)生過多次戰(zhàn)爭，且常常把數(shù)萬、數(shù)十萬唐軍打得落花流水，甚至全軍覆沒。最著者如萬歲通天元年，詔遣鷹揚將軍曹仁師、右金吾大將軍張玄遇、右武威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jié)等二十八將平定契丹叛亂，結果"官軍敗績，玄遇、仁節(jié)并為賊所擄"。（《舊唐書》卷八《則天本紀》，第125頁）次年三月，又命名將王孝杰和蘇宏暉等將兵18萬再征契丹，結果"王師敗績，孝杰沒于陣，宏暉棄甲而遁"（《舊唐書》卷八《則天本紀》，第126頁），全軍覆沒。后來蕃將李楷固奉武則天之命討其余部，也是"王師大敗"，楷固僅"脫身而還"。（呂思勉《隋唐五代史》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153頁）據《舊唐書》和《通鑒》等相關記載統(tǒng)計，自高宗調露元年到玄宗開元元年，除地方性的戰(zhàn)事之外，由朝廷直接組織派遣的大規(guī)模的出兵征戰(zhàn)就多達28次，大敗或全軍覆沒的戰(zhàn)役至少有11次之多，可謂損失慘重。如此頻繁的征戰(zhàn)，如此多的"敗績"，而又屢敗屢戰(zhàn)，必然會過度消耗各種資源，引發(fā)種種問題。這種狀況，在狄仁杰當年寫給武則天的奏疏中反映得很清楚："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zhèn)，東戍安東，調發(fā)日加，百姓虛弊。今關東饑謹，蜀漢逃亡，江淮已南，征求不息，人不復業(yè)，相率為盜。"（《資治通鑒》卷二○六，第6524頁）監(jiān)牧馬匹作為唐王朝最重要的軍用戰(zhàn)略資源，連年征戰(zhàn)，且屢敗屢戰(zhàn)，必然會過度"征求"、"調發(fā)"，而導致大幅度銳減。

　　三

　　如果從馬匹來源的角度，對唐初直至麟德年間和高武時期的情況做一對比分析，我們還可以發(fā)現(xiàn)此時期馬政衰落的另一個原因。

　　唐初國力強盛，萬邦朝宗，四海賓服，馬匹的來源十分廣泛。張說《頌德碑》謂唐馬政初興時"鴆括殘燼，僅得牝牡三千，從赤岸澤徙之隴右"云云，實指唐王朝從楊隋皇家監(jiān)牧繼承過來的馬匹數(shù)。此僅為唐初監(jiān)牧馬匹來源之一。《新唐書o兵志》撮取上引張說頌文文字，是正確的。惟中間又據《舊唐書o高祖本紀》等文獻增入所謂"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徙之隴右"云者，則完全錯誤。因為李淵太原起兵之時，派遣劉文靜北結突厥，除了要分化劉武周和突厥的關系以外，就是要獲得征戰(zhàn)急需的"胡馬"。其時成敗尚難逆料，那里還顧及得到日后創(chuàng)辦牧監(jiān)繁息戰(zhàn)馬的事情呢！其中緣由，溫大雅《大唐創(chuàng)業(yè)起居注》、《通鑒》卷184義寧元年條講得一清二楚。再說，從李淵太原起兵打天下到貞觀時期，十余年間歷經一系列大戰(zhàn)，當年從突厥得到的二千戰(zhàn)馬還能剩下幾匹？即使還殘存一些，恐怕不是繼續(xù)服役，就是因老病傷殘而報廢了?！侗尽吩谶@里增入"得突厥馬二千匹"，作為貞觀年間唐王朝發(fā)展馬政的家底，實在是不察之至。今人有論唐代馬政者，仍承用《兵志》誤說，故很有必要指出。據現(xiàn)有史料看，唐初馬匹的來源的確非常廣泛：

　　1．統(tǒng)一戰(zhàn)爭時期，從盤踞蓄馬地區(qū)的割據勢力手中取得馬匹。武德七年，平定了割據漁陽（今北京）"有馬數(shù)千匹"的高開道部（《資治通鑒》卷一八六，第5833頁）；在這前后，唐還削平了割據隴右的薛舉、薛仁杲部，割據河西（今甘肅武威、張掖地區(qū)）的李軌部，割據晉北的劉武周、苑君璋部，割據河曲朔方的梁師都部。這些地方均有良好的水草牧地，自古以來就以畜牧業(yè)發(fā)達著稱。從這些戰(zhàn)敗者手中繳獲馬匹應是情理中的事。后來唐王朝在這些地方設置監(jiān)牧，就地利用馬匹資源，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2．從與游牧民族的戰(zhàn)爭中繳獲馬匹。貞觀四年，李靖平東突厥，"獲雜畜數(shù)十萬"。（《資治通鑒》卷一九三，第6073頁）貞觀九年，李靖等平吐谷渾，"獲雜畜二十馀萬"。（《資治通鑒》卷一九四，第6113頁）貞觀十五年，李勣大破薛延陀于諾真水，"獲馬萬五千"，旋破突厥于五臺縣，"獲羊馬稱是"。（《舊唐書》卷三《太宗本紀》，第53-54頁）貞觀二十二年，王玄策擊帝伏那帝國，獲"牛馬二萬馀"。（《舊唐書》卷三《太宗本紀》，第61頁）永徽三年，梁建方等大破西突厥于牢山，"獲牛馬雜畜七萬"。（《舊唐書》卷四《高宗本紀》，第70頁）顯慶元年，程知節(jié)破西突厥賀魯部于榆幕谷，"獲駝馬牛羊萬計"。（《舊唐書》卷四《高宗本紀》，第76頁）顯慶三年，蘇定方平定西突厥沙缽羅可漢賀魯，"收其人畜前后四十余萬"。（《舊唐書》卷四《高宗本紀》，第78頁）

　　3．游牧民族貢獻唐王朝的馬匹。貞觀元年，西突厥統(tǒng)葉護可汗遣使請婚，獻"馬五千匹"。（《資治通鑒》卷一九二，第6046頁）貞觀十六年，薛延陀來請婚，"獻馬三千"。（《資治通鑒》卷一九六，第6177頁）貞觀十七年，薛延陀遣使來納幣，"獻馬五萬匹"。（《資治通鑒》卷一九七，第6199頁）

　　4．從與游牧民族的互市中得到馬匹。武德八年正月，"突厥、吐谷渾各請互市，詔皆許之"。（《資治通鑒》卷一九一，第5994頁）從歷史上看，中原王朝與游牧民族的互市貿易，素來以絹馬、茶馬貿易為主要內容。因此，唐王朝從互市貿易中獲得馬匹應無疑問。

　　以上諸項相加，唐初從各種渠道獲得的馬匹數(shù)量當是非常可觀的。這也應該是為什么有唐貞觀麟德時期馬政之盛創(chuàng)歷代之最的重要原因。反觀高武時期，情況就大為不同了，由于邊患嚴重，"互市"基本停止了；游牧民族貢獻馬匹的事大為減少了，僅有長安三年吐蕃"遣使獻馬千匹"（《舊唐書》卷一九六《吐蕃傳上》，第5226頁）、突厥默啜遣使"獻馬千匹"（《舊唐書》卷一九四《突厥傳上》，第5170頁）等極少的記載；從與游牧民族戰(zhàn)爭中繳獲馬匹的事情幾乎也沒有了。這和唐初多渠道、大批量獲得馬匹的情況相比，高武時期從外部世界獲得的馬匹極為有限，數(shù)量很少。這恐怕也是因邊患而導致此時期馬政衰敗，與麟德全盛輝煌不可比擬的原因之一。

　　結語

　　馬政的發(fā)展當然離不開水草豐美的牧場和有效的管理，但也很需要長期穩(wěn)定安寧的和平環(huán)境來保障，這對于處在與游牧民族接壤的唐代河隴朔方皇家監(jiān)牧來說，后者顯得尤為重要?？梢赃@樣說，唐代馬政在貞觀麟德年間之所以達到鼎盛，實在是各種有利因素際會遇合的結果：一是占有了古代最適宜畜牧的地區(qū)，并保持了牧地和牧地周邊長達四五十年的安寧局面，這就為皇家監(jiān)牧馬匹的繁衍生息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條件；二是唐初國力強盛，在國內統(tǒng)一戰(zhàn)爭和對外民族戰(zhàn)爭中取得了一連串的勝利，繳獲了很多馬匹；三是其它渠道馬匹的來源也很廣泛，如周邊游牧民族的貢獻及互市等；四是朝廷的重視，典選得人等因素。但至高武時期，這些有利因素大多不復存在，牧地西南的吐蕃強大起來，頻頻進犯河隴牧地；北邊的突厥，死灰復燃，屢屢南犯，不時殺掠監(jiān)牧卒吏馬匹，加上河曲降戶叛亂響應，監(jiān)牧地及其周邊安全環(huán)境的完全破壞，唐王朝軍隊又不能有效守土御邊，監(jiān)牧地正常的生產秩序長期不能恢復；其次，因與周邊諸游牧民族矛盾全面爆發(fā)不得不頻繁征戰(zhàn)，且又屢敗屢戰(zhàn)，這又導致了馬匹的過度消耗。這種被動局面的出現(xiàn)，當然又與此時期吐蕃、突厥、奚、契丹勢力的高漲強大，唐府兵制度的衰敗、軍隊戰(zhàn)斗力的削弱有關；再加上此時期馬政典掌非人，外部馬匹輸入的基本終止等因素的共同作用，遂造成高武時期監(jiān)牧馬匹大幅銳減而呈衰落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