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又回到了花盆里種樹的困境。他發(fā)現，比將妻子、母親和一大幫親戚請出新東方更讓他頭疼的情況出現了。各“諸侯”的地盤雖然發(fā)展迅猛，卻缺乏整合，彼此明爭暗斗，互相攀比，互相擠軋，都希望自己的地盤成為新東方最主要的陣地，大家都在看著俞敏洪究竟會和誰形成聯盟。

改，是為了不斷進步；變，是期盼成為永恒。新東方需要第二次質變，需要進行現代企業(yè)轉型，從“分封制”走向“中央集權”。

這一次，俞敏洪面對的不是可以連哄帶騙的親戚，而是一幫比誰都難伺候、比誰都精明的“海龜”們。

中央集權的疑問

唯物主義哲學認為，整體與部分的關系并非簡單的相加相減，整體并不總是等于部分的總和，部分經過優(yōu)化而組合成為整體可以發(fā)揮出遠遠超過部分總和的力量，由量變引起質變。

歷史上的春秋戰(zhàn)國轉變到秦朝的統一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一個國家如此，一個企業(yè)也是如此。新東方的現代企業(yè)轉型，核心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要如何改革。

春秋戰(zhàn)國時代，隨著諸侯國勢力的壯大，周王朝已非實質上的統治者。盡管如此，各諸侯國依然定期朝覲，向周王進貢，名義上依然屬于周王朝，以維持表面的均衡。

新東方此時也是如此。幾位副校長只是虛職，名義上歸屬于俞敏洪的新東方學校，但實質上只是大家共享新東方的品牌而已。副校長并不涉足學校行政事務，在節(jié)慶晚會或是結業(yè)典禮上的現身，更類似于一種義務或回報，因為俞敏洪為他們提供了平臺，提供了獲取利益的渠道。

當新東方旗下的各諸侯國利益均衡被打破時，急速擴大的市場需求與新東方內部越來越混亂的“諸侯割據”已經無法通過淺層次的協調來解決，現代企業(yè)轉型即股份制改革勢在必行，否則，新東方將在一場場諸侯混戰(zhàn)中走向毀滅。

新東方的轉型痛苦而艱難。原先將家族人員請出新東方，尚且要得罪一幫親戚，惹得母親和妻子半年都不搭理俞敏洪；如今要請這幫精英們將原本看得見、摸得著的利益拱手交出，換來看不見摸不著的股份，更是難上加難。

2000年5月1日，新東方公司化改造正式啟動，注冊了由校長、副校長和一些名牌教師等11名股東組成的“東方人科技發(fā)展總公司”。大家原來占據的實實在在的地盤，現在變成了抽象的公司股權，大家開始慌了。

新東方學校在法律上規(guī)定為“私立公有”，也就是說，股東們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而原先地盤的所有權又放棄了，那么股東們手里那一紙“股東協議”究竟具有多少價值？

根據公司股權設計，俞敏洪占有絕對的控股地位，其余十位股東只能分享剩下的股權，俞敏洪成了“獨裁者”，是新東方的主人，而其余人等變成了俞敏洪的“雇工”。

新東方高層的天才們，學歷、知識和理論都是絕對過硬的，碰到管理就束手無策，不知如何入手。再有，這些天才們都接受了西方先進思想的熏陶，“民主”兩個字是最碰不得的，如今碰到“獨裁”，自然極不舒服。

其實俞敏洪一直都在“獨裁”，只是由于之前各位副校長都有自己一塊地盤，俞敏洪不參與他們的利益劃分，他們也不干涉學校的行政事務，井水不犯河水，大家自己做飯自己吃?？墒侨缃癫煌?，自己的鍋上繳了，大家在一個大鍋前吃飯，如果還是俞敏洪一個人“掌勺”，吃多吃少不由己，大家自然不愿意。

于是，俞敏洪的“獨裁”地位就像原來在舞臺的不起眼角落忽然被打上了聚光燈，顯得格外顯眼，矛盾自然也格外突出。

其實，表面上大家在爭權，實質上爭奪的是利益。各占山頭各自為王的時代結束之后，權力與利益緊緊相連，誰得到的股權多，誰的利益就可能比別人多。利益可以由規(guī)則來決定，但問題在于，新東方的利益分配規(guī)則在哪里？

10位副校長實行的是工資制，除了固定工資外，還有“分紅”。新東方沒上市，“紅”從哪里來？

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在了學校上面。有人說，按股權比例，把學校收入和預收款分了，股東們都把錢收到自己的口袋里，自然感覺安心；可是，新東方如果遇到緊急情況怎么辦？新東方的再生產資本從何而來？各地分校的費用由誰來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