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簡史》的主體部分是用過去時寫就的。這樣做，是因為這個領域已經(jīng)到了擁有歷史的地步。它不處于學科方法與普遍真理的無休無止的現(xiàn)在時中。每一章都始于探究差異的文化研究，共有六種。鑒于每種文化研究各有特質(zhì)，把虛假的線性歷史的一致性強加于它，是不明智的。

　　文化研究的研究對象因時而變，并呈現(xiàn)出不同的形態(tài)。至于呈現(xiàn)何種形態(tài)，取決于誰在研究它，為什么研究它。這不僅事關下列事務，即要確定在一般情形下和在特定情形下，文化各自用來表達什么意思，這還事關分析議程(analytical agenda)。比如，分析議程已由階級轉(zhuǎn)向性別，再由性別轉(zhuǎn)向裔族性〔5〕和后殖民問題。盡管如此，連續(xù)性和模型業(yè)已形成。文化研究必然是諸學科性的(interdisciplinary)研究領域。它廣泛地借鑒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借鑒人類學、文本理論、社會-政治理論和媒介研究，也從歷史、地理、視覺藝術、表演藝術那里獲益良多。心理學更多扮演對手和征兆的角色，不怎么被當成有益的解釋框架來使用。

　　文化研究有責任反思自己的知識生產(chǎn)模式(mode of intellectual production)，也不會向文化研究的從業(yè)者宣稱自己是純潔的和透明的。它專門研究邊緣和邊界，既包括話語性的，也包括社會性的。此外，它還專門研究自身的知識性、學術性的身份、方法和著作。自我反思已經(jīng)深化到了這樣的地步，它永遠不愿接受任何種類的學科權威。沒有任何正統(tǒng)學說不容置疑，文化研究不允許任何形式的標準化，包括：

　　 文化的定義； 作為一個研究領域，文化研究的范圍； 適宜于完成其任務的方法； 文化研究自身的歷史。

　　本書還會展示與這些問題相關的正在進行的討論，而不會提供最后的權威文本。

　　對權威文本，特別是對有關它自身的權威文本，文化研究沒有興趣。圍繞著與文化研究史密切相關的一種書寫文類，形成了否定修辭(rhetoric of disavowal)。即使在講故事時，作者們(霍格特、霍爾、威廉斯)也會宣稱，很尋常的歷史都有一點神話的痕跡。他們在描述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重要地位的同時，將之去中心化。他們抱怨，文化研究充滿了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的以英語為母語者的偏見，同時又主要引用這些資源。這種怪異行為無助于學生了解文化研究的來龍去脈，但它又是無法避免的，因為文化研究是一個批判性的事業(yè)，而不是一個學科性的事業(yè)。任何正統(tǒng)學說，特別是就其自身的實踐而論，都是可疑的。或許這可以用來解釋，何以文化研究會相對較好地擁有了自身的歷史，何以出版商依然有興趣出版更多的著作，包括本書。相鄰的領域，如媒介與傳播研究，似乎都對自己的出身并不怎么焦慮。

　　盡管對自己感到焦慮，文化研究還是從下列行動中汲取了力量：它堅決反對在自己的實踐領域內(nèi)歸化某些霸權立場，盡管在不斷拒絕某些霸權立場的過程中，必然地建立了關切、個性和出版的等級體系。通過拒絕學科性的正統(tǒng)學說，文化研究一直對源于邊緣的革新大開方便之門，這也與它對差異和邊緣性為時已久的興趣一脈相承。這同樣有助于保存下列想法：就其較長時期的目標而論，文化研究肯定并非全然學術性的。文化研究有志于介入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有志于確立研究對象和學科方法。

　　另一股力量在于，作為更加廣泛的文化批評(cultural criticism)的一部分，文化研究借助于形形色色的修辭計策(rhetorical ploys)，進入了分析世界(analytical world)。這些修辭計策是用以揭示或破壞分析者的言說立場的。在文化研究自己的闡述里，它從來就沒有對普遍主義做過任何妥協(xié)：根本不存在這樣的權威立場，文化研究可以站在這個立場上俯瞰、命令和評價自己或他人的存在。正如霍米·巴巴所言(Bhabha, 1998：29)，它的出版物總是"裝飾著論戰(zhàn)舞臺上的小道具"。

　　但這種不確定性(indeterminacy)也有其不利的一面，這既表現(xiàn)在知識方面，也表現(xiàn)在實用方面。在知識方面，文化研究是如此的雜亂無章，以至于很難說清楚，它究竟是什么，目的地又在何方。任何人都可以參與，許多人躋身其中，結(jié)果使某些人感到不適，因為在這些人眼中是必不可少的事情，卻難入另一些人的法眼。但是，因為文化研究拒絕使其學科形式專業(yè)化，它沒有任何制度性手段，來處置借文化研究之名進行的惡劣實踐、惡劣信仰和惡劣政治。

　　于是文化研究開始步履蹣跚地規(guī)劃其實用機制，管理自己的事務，推動實現(xiàn)自己的目標。佩爾·亞拉蘇塔立(Pertti Alasuutari)、喬克·赫米斯、安·格雷(Ann Gray)加上我，一直想創(chuàng)建一個國際性的"文化研究協(xié)會"(ACS)。但無論怎樣殫精竭慮，結(jié)果都只能證明，要想在任何事情上達成共識，是多么的困難重重。對這整個想法的批判是由拉里·格羅斯伯格(Larry Grossberg)發(fā)起的，在他看來，基于美式模型的學術協(xié)會的幽靈開始顯現(xiàn)。他不想讓文化研究也去建立ICA、APA或MLA〔6〕那樣的大型霸權組織。這場論爭吵吵嚷嚷地進行了好多年，電子郵件跨越了若干大洋，還吵到了一年召開兩次的"處于十字路口的文化研究"的討論會上。這兩次會議，一次是在芬蘭西南部城市坦佩雷(Tampere)召開的，一次是英國的伯明翰召開的。在某些人看來，此舉的目的只是建立聯(lián)絡網(wǎng)絡，或許購買期刊還能打打折扣；在某些人看來，此舉的目的是使文化研究屈從居于統(tǒng)治地位的機構(gòu)和商業(yè)出版人；在某些人看來，這是一個機會，可以利用它插手公共辯論；在某些人看來，它又散發(fā)著職業(yè)主義〔7〕和機會主義的臭味；在某些人看來，這是告訴其他國家的人們，這是一種好方式，可以告訴他們，在他們國家之外正在發(fā)生著什么；在某些人看來，它是另一個歐美(和澳大利亞)式的巧取豪奪。將其團團圍困的是必須如此(must be)而非能夠如此(can do)的口水修辭，于是它苦苦掙扎在本應振翅高飛之地，不得不再拖上幾年，于2002年在坦佩雷召開的"處于十字路口的文化研究"討論會上，以改良后的形式粉墨登場。饒是如此，協(xié)會的結(jié)構(gòu)更具意識形態(tài)上的代表性，而非實用上的有效性，因為在分配地區(qū)代表名額時，依據(jù)的是某些人認為國際地圖理應如此布局的這種想法，而不是不同地域的文化研究的實際力量的地貌，從而給拉丁美洲分配了過多的代表名額，給文化研究如日中天的澳大拉西亞〔8〕分配了太少的代表名額。

　　但也有制度上的收獲。英國有一個專門判斷全英大學研究實力的機構(gòu)，名為RAE〔9〕。文化研究在RAE的一個專家小組分別于1992年、1996年和2001年進行的評估中，三度浮出水面。由菲力普·施萊辛格(Philip Schlesinger)擔任主席的第65專家小組一直致力于傳播與文化研究，盡管這個領域的許多資深人士，包括在該專家小組中擔任評估人員的人士，都把自己的研究歸于其他領域(一般歸于社會學)。結(jié)果，得之流而失之源。伯明翰大學的"文化研究與社會學系"是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C)的繼承者，它在2001年的RAE中獲得了"3A"，算是中等分數(shù)。盡管獲得了完美的教學分數(shù)，盡管大學生有很高的需求，伯明翰大學還是迅速將其關閉。大勢已去，這個決定是在2002年于坦佩雷召開的"處于十字路口的文化研究"的開幕式上宣布的，這令國際學界暈頭轉(zhuǎn)向。剛剛組建的文化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Cultural Studies)的首個行動就是向這一決定發(fā)起抗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