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小麥歉收的前景使得這種農產品免于被毀，但在種植玉米和養(yǎng)豬的地帶，兩美元一頭豬的災難性前景，加上第二年春天的玉米減產計劃，決定了600萬頭小豬和種母豬在劫難逃。農業(yè)部長亨利•A.

    華萊士寫道：“公眾不喜歡宰殺豬仔的想法，這是預先就知道的定論?！比A萊士從前是愛荷華州一份農業(yè)雜志的編輯，后來從共和主義皈依了新政。盡管他把毀滅農產品視為“對我們的文明所作的一個駭人聽聞的注釋”，并發(fā)誓絕不讓這樣的事情再次發(fā)生，但他還是感覺到了：令人絕望的形勢，為孤注一擲的療救措施提供充足的根據。新政參與者們認為，比起1930～1932年間“翻耕”掉數以百萬過剩工人的工業(yè)政策來，有更正當的理由為農業(yè)限產辯護。

    這次大屠殺產生了1億磅腌肉，是政府掏錢加工的，并通過聯邦剩余救濟公司分發(fā)給了失業(yè)家庭。同年秋天，該公司購買了1.6億蒲式耳小麥，被磨成面粉分配給被救濟者。1934年，在24個遭受旱災的州收購了700多萬頭牛。盡管被翻耕掉的棉花當然是不可恢復的，但聯邦政府庫存的棉花被加工成了褥子和衣服分發(fā)給了失業(yè)者。到1935年末，這家機構為了諸如此類的目的共花掉了3億美元。

    1939年5月，一個被稱做“食品券計劃”的項目，從紐約州的羅徹斯特市開始實施，到1940年末傳播到了100多座城市，該計劃旨在把過剩的水果、蔬菜、豬肉、黃油和雞蛋分配給貧困的消費者。接受救濟者每購買一張價值1美元的橙色券，就可以免費得到一張價值50美分的藍色券，可以憑后者（最終被政府贖回）到食品店換取眼下被指定為“剩余農產品”的商品。類似的“棉花券計劃”于1940年5月從孟菲斯市開始，一直只是地方性的。剩余農產品的這些五花八門的用途，往往被AAA的反對者所遺忘，而只是一味地批評它的財政補助和統一管理，以及它在1933年的破壞性割刈。

    時間和最高法院在1936年初的不利裁決，給AAA帶來了一些變化。有些農民（他們當中有一些偏遠林區(qū)的傳教士）堅信，作物控制就像生育控制一樣不道德，并把1934年的干旱看做是上帝對翻耕棉花的懲罰；但大多數人都嘲笑最高法院關于“州權”的爭論，他們問：市場、大風和洪水是否會尊重各州的邊界線呢。在兩位社會學家采樣的96個農業(yè)社群當中，司法廢除僅僅在其中的一個社群被“平靜地”對待。為了回應人們對土地的感情，國會在2月制定了“土壤保護和國內農作物種植分配法案”，取消了農產品加工稅（最高法院反對這一做法），把工作重點從減少農作物產量轉移到了土壤保持上來。農民如今因為減少種植消耗土壤的作物（像棉花、玉米、小麥、水稻和煙草）而獲得補償，改為種植豆類、草和綠肥作物。政府還希望他們遵循科學的修造梯田、耕作和施肥的方法。

    新的計劃僅僅是個立法上的權宜之計，當1937年帶來了更大的豐收并導致價格回落時，它的解決過剩問題的間接途徑被證明是不充分的。大多數農場經營者都指望總統能智勝司法部門。1937年初秋，緊接著他的“塞滿最高法院”的計劃失敗之后，羅斯福做了一次宣傳政見的巡回旅行，對玉米地帶和遠西地區(qū)的聽眾談論減少農作物產量的利益，水利灌溉，土壤保持，以及水力發(fā)電的價格。在戴著寬邊帽和太陽帽、身穿節(jié)日盛裝和牛仔褲的人群當中，一位觀察者聽到人們把羅斯福稱做“咱們的總統”、“自林肯以來最偉大的總統”。一位保守派報紙編輯憤憤不平地嘟囔道：“‘咱們的總統’這玩意兒在政治上倒是個新東西。有些農民和我認識的其他人想必認為羅斯福只屬于他們——沒準他們是對的?！?

    至于好處和選票之間的密切關系，此處的情形跟失業(yè)者那里并無不同。你能把關注農民與關注選票區(qū)別開來么？農業(yè)經濟學家約瑟夫•S.

    戴維斯提出了這種懷疑觀點，他寫道：

    盡管政府的動機是純潔的，但還是涉及到一種微妙形式的腐??；因為，當農民的收入越來越多地依賴于政治措施、越來越少地依賴于社會給他們的產品和服務所設定的經濟價值的時候，他們手里的選票便有效地受到了影響。

    1938年2月，總統和他的幕僚們終于從立法機關的帽子里拽出了那只期待已久的兔子。新的農業(yè)調整法回到了調控產量的老問題上，同時繼續(xù)保持給信徒的補償。國家對小麥、玉米、棉花、煙草和稻谷等農作物的播種面積的分配，設定在足夠供國內使用、出口和儲備的水平上。對這種分配的遵守是自愿的，但得到了很巧妙的鼓勵，因為那些超出個人配額種植莊稼的人沒有資格領取“平價補償”，也不能按照合作社成員所享受的優(yōu)惠利率得到商品貸款（以政府儲藏的剩余產品為基礎）。為了抑制市場上這五種農產品的過剩，在價格上升至（或高于）“平價”——換言之，就是這幾種農產品在1909～1914年常規(guī)時期的購買力——之前，銷售配額在所涉及生產者以三分之二的投票予以批準之后，被強加給所有農戶，違者將受到處罰。同樣重要的是，好年成所導致的剩余將不會被魯莽地堆到市場上，也不會被銷毀或過于浪費地用于救濟，而是儲藏起來，以應對短缺的日子。就這樣實現了華萊士部長夢寐以求的“常平倉”，它是一個穩(wěn)定供需平衡、把豐歲歉年等同起來的蓄水池。到1940年，大約有600萬農民與這一計劃合作。打那以后，為了滿足一個被戰(zhàn)爭蹂躪的世界的需求，這些儲備顯得越來越重要。